姚全岱（1922～1949），字岱峰，山东省泗水县人。1945年在村小学任教，开始从事革命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7月被派遣到中茶公司三界茶场，担任军代表，负责茶场工作。9月5日，突遭土匪袭击，不幸与茶场8名职工一起被俘，为保护职工的生命安全，承认自己是茶场负责人，次日，在绍兴县王坛村附近惨遭枪杀，并被剖胸挖心，壮烈牺牲，年仅27岁。
1922年，姚全岱出生在山东省泗水县金庄镇南临泗村一个农民家庭，家有奶奶、父母、弟妹6人，两间草房，两亩薄地，常年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父亲是个憨厚勤快的农民，一年到头除了在自家地里辛勤劳作外，经常外出做雇工挣钱，以维持全家生计。母亲是位吃苦耐劳、开朗正直、宽厚贤惠而又倔强的妇女，为一家人的生活忙里忙外，饱尝艰辛。父母虽目不识丁，但深明大义，教育子女要忠诚正直，光明磊落。姚全岱从小体贴父母，帮着干家务，照顾年幼的弟妹，为父母分忧。在他四五岁时，有次母亲得了伤寒高烧不退，父亲为给母亲治病外出打工赚钱，他就当起小大人照顾母亲。艰难困苦的生活，把他的性格磨练得越来越坚强。
因缴不起学费，姚全岱没法上学，一直跟着父母劳作。16岁那年，姚全岱不便与家人挤在两间茅屋里，便到堂伯家里借宿。堂伯家的生活条件好，请了先生教堂兄读书，姚全岱一有空，就站在旁边偷听，并把先生讲过的内容默记在心。有一次先生发现了他，便向他提问，不料他竟能把授过的课文背诵下来，先生便让他和堂兄一起听课。由此，他跟着这位启蒙老师学习了不少文化知识。
时隔不久，堂伯家里的先生走了。父母对他寄予厚望，便省吃俭用，卖了一部分地，凑足学费，把他送到村私塾读了3年书。他勤奋好学，资质聪慧，逐渐成为村里最知书明理、能写会算的文化人。村里有红白喜事就找他记账，分家的清单、买卖的契约、过年的春联也都请他代笔，贫苦农民都很敬重他。
1938年1月，日军侵占了泗水县城，泗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45年2月，山东军区为“克复山东第十个县城”，发起泗水城战役并取得胜利，收复了11个日伪据点，光复了37个村庄、560平方公里国土，南临泗村列在其中。姚全岱经乡亲们推荐，人民政府招聘，担任了本村的小学教师。8月，泗水全境收复后，姚全岱家分到7亩土地、一块宅基地以及牲畜和农具，政治上、经济上都翻了身。他开始不断接触党的干部，看党的报刊，接受党的教育，迅速茁壮成长起来。他竭尽全力向孩子们传授文化知识，灌输革命思想。同时，他还积极协助乡村政权，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各项革命活动。他不仅教妻子识字打算盘，还动员妻子组织村里的妇女一起学文化，帮助妻子带头成立了儿童团、妇救会。在他的引导下，他的母亲也行动起来，就连他的婶娘也担任了村妇女会长。他白天上课，晚上参加党的活动，并负责附近几个村庄的工作。1946年，姚全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城关区任财政管理员，继任区粮库主任，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从没出过差错。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以30万兵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泗水党政军民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全力以赴投入抗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斗争。1947年3月24日，国民党侵占泗水县城。姚全岱随军撤至渤海，后又被秘密派遣回泗水，隐蔽在南山地区，坚持游击斗争。1948年6月1日，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第七纵队第六十三团收复了泗水县城。接着，人民解放军又包围了曲阜、兖州城内的敌军，泗水成了距前线最近的后方。
1948年秋，为支援前线，泗水县委、县政府成立支前委员会（后改称指挥部），并在境内迅速建立兵站。姚全岱响应号召，投身到更艰苦的“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物有物”的战勤工作，他调任玉沟兵站站长。玉沟兵站是为了避开敌机轰炸而新设的，是临滋公路（327国道）沿线最大的兵站。开始建站时一无所有，姚全岱和战友们通过宣传和发动群众，建起了18间仓房，并置办了所需用具。支前指挥部计划各兵站从所属村庄筹集小米和面粉200万斤，马草、马料20多万斤。姚全岱和战友们即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筹集军粮，组织群众碾米、磨面、做军鞋，为淮海战役作准备。
兵站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敌我拉锯战反反复复，加上国民党、还乡团的洗劫，群众储藏的粮食少之又少，况且泗水境内还有国民党军队残余200多人，配有“汤姆式”长枪和手枪，昼伏夜出、三三两两活动在北至风仙山的苗、宋、滕、徐家庄一带，南至磕篓铺，东至泉林的南陈、大厂、杨家庄山区，搞反动宣传，煽动群众，威胁当地干部不许为共产党筹集军粮，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姚全岱和战友们白天带着枪支弹药和干粮，步行到各村筹粮，召集妇救会、姊妹团，布置碾米、磨面、做军鞋的任务。夜晚回到兵站，无论多迟也要点上小油灯把一天完成的任务记在账簿上，还亲自带领民兵站岗护仓。11月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上级支前委员会要求泗水县组织2500名支前民工和大量的小车、挑子、担架，并在20天内完成任务。这时，第一批小米、面粉已经开始陆续运出，对口支援正在围歼杜聿明兵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野三纵，上级要求必须在10天内将这些小米、白面运往徐州东的碾庄，各兵站站长必须亲赴前线。姚全岱事事跑在前头，从不叫苦叫累，天冷又逢雨雪，他的手脚长满冻疮，身上又生了疥疮，战友们劝他休息几天先去治病，但他还是坚持到任务完成。
自从调入兵站后，姚全岱从没睡过整夜觉。淮海战役期间，他带领战友们共征调粮食270多万斤、马草45万余斤,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组织民工运输粮秣并圆满完成任务。为此，他荣获一等功。
淮海战役结束正逢春节，姚全岱已经整整3年没回家过年了，虽然工作的地点离他家只有两华里路，但他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1948年12月25日，华东局贯彻中央《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精神，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指出“准备一万五千干部规定完全由山东来负责。”接着山东将抽调随军南下接管政权的1.5万名干部名额逐级分解到各解放区。姚全岱积极响应号召，告别年老体弱的母亲、怀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下，随代书记李建、代县长张一彭踏上了南下的征程，在华东局党校进行集中整训。其间，姚全岱学习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批准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的指示》《入城守则》等文件，为顺利接管新区各项工作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根据指示，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实行军队编制，下辖4个支队，鲁中南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一支队，姚全岱被编在第一支队第四大队。这个大队配备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地委专署的领导班子，大队长刘剑，政委汪星，副大队长周林，粮食局长杨俊达，姚全岱是这支干部队伍中的普通一员。队员一律穿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除政策理论学习外，还进行打背包、列队、急行军、传问口令、防空袭、警戒方法等军事训练，开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军容军纪等纪律教育。
集训一个月后，姚全岱随部队继续南下，在高邮住下后，进行第二次整训，认真学习《城市接管工作学习提纲》《入城纪律十二条》《城市生活常识》等，提高了接管城市的工作能力。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成功。5月3日杭州解放，上级根据情况调整原定接管计划，姚全岱所在的第四大队由原来接管上海改为接管杭州。5月4日部队立即起程，5月7日从湖州坐船到达杭州。
到杭州后，遵照上级指示，姚全岱被分到农改所。农改所的军代表是杨俊达，所里有几十位工作人员，其中一部分是南下干部，一部分是地下党员，一部分是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他们遵照上级指示，根据工作需要，分头接管全省各地所属单位。
开始时，姚全岱他们只接管杭州市的几个单位，中央实验茶场即三界茶场原本属省直管，后来开展剿匪反霸，上级命令三界茶场由实业厅负责接管。因三界茶场地处嵊县、绍兴、上虞三县交界处，国民党残余武装势力尚未肃清，土匪还猖獗横行，交通又不便，再加上农改所人手少，所以军代表杨俊达迟迟没有派人前往。1949年7月，副厅长刘剑提出三界茶场很重要，应尽早派人接管，杨俊达才决定成立接管三界茶场军管小组，任命姚全岱为军管小组的军代表，并指派地下党员吴士勋、大学生许继川为军管小组成员。
时值盛夏，姚全岱和两名战友冒着酷暑，长途跋涉120公里抵达三界茶场，并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他首先找场里的一些留用人员调查了解情况，接着便召开骨干人员和全体职工会议，宣传贯彻党的政策，研究、制定工作计划，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着手整顿组织、恢复生产，很快使茶场工作步入正轨。他白天工作、学习、开会，晚上亲自值班、布置、检查岗哨，以防土匪的破坏袭击，确保茶场的安全。
嵊县解放初期的社会秩序还不稳定，国民党残余势力仍频繁出没，猖狂活动。正当姚全岱和他的战友依靠全场职工将茶场的工作和生产整顿、恢复得井然有序时，遭到了国民党地方散兵裘鸿初部的袭击。
1949年9月5日上午11时许，匪首裘鸿初率领五六十名匪徒，携带两挺机枪，数十支步枪、驳壳枪，突然包围了三界茶场，用机枪封锁茶场通往外界的两条要道后冲进茶场内。此时，姚全岱正在开会，忽听职工来报土匪来了，他镇定自若地叫大家不要慌，考虑到茶场只有他和吴士勋两把手枪，职工都是留用人员，缺乏战斗力，难以对抗带着武器的众多土匪，于是他命令许继川带领全体职工立即疏散隐蔽，自己和吴士勋分头从两个角门出去阻击，掩护职工，保卫茶场。
姚全岱刚从角门冲出，就遭到躲在门旁的匪徒偷袭，不幸被捕。接着匪徒冲进职工宿舍，见人就抓，见东西就抢。不一会，房内的物品被抢劫一空，唐章瑞、吕樟见、彭喜盛、寿家驹、金道微、朱宝奎、杨福山及妻子等8名职工被抓。匪徒将姚全岱和8名职工用绳索捆绑起来，并把他们连成一串，押着他们抄小路向蒋镇方向逃窜。行至沈塘村，匪徒嫌女人累赘，放了杨福山的妻子。一路上，匪徒对他们拳打脚踢，辱骂不休，姚全岱强忍着匪徒的折磨，暗自设法解救职工。当匪徒再次凶残地打骂、威逼职工们时，姚全岱再也不能忍受了，他对匪徒说：“他们7人都是留用的旧职人员，把他们放回去，我是接管茶场的军代表，场里的一切事宜由我负责。”匪徒即狠猛地用枪托、棍棒把他打得满身青肿。下午1时左右，来到蒋镇回乡庙，匪徒向当地保长派了饭，假惺惺地给7名职工松了绑，让他们自己吃饭，对姚全岱则一不松绑，二不给饭吃，用饥饿来折磨他。
傍晚时分，到达绍兴的上王村，匪徒将姚全岱单独关在一间屋里，不容他有片刻的喘息便进行“审讯”，用皮鞭抽、辣椒水灌，还坐“老虎凳”——把他紧紧地捆在长凳上，在他脚后跟不断垫砖，直到姚全岱昏迷过去，匪徒又用冷水浇顶把他激醒。半夜时分，匪徒押着他们经双江溪到达绍兴的王坛村。9月6日上午10时左右，匪徒又对姚全岱和职工们进行“审问”，妄图获得线索，直到下午3时，仍一无所获。匪徒只好把他们押解到所谓的“司令部”，将7名职工关押在厢房里，将姚全岱绑在廊柱上，不给他吃也不让他睡，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企图迫使他屈服。
天黑后，匪首裘鸿初带着十多个荷枪实弹的匪徒来到姚全岱跟前，以“给你做大队长”来诱逼他投降，遭到断然拒绝。于是裘鸿初用燃红的烟头不断地朝姚全岱的身上烫，还命令匪徒对姚全岱拳打、脚踢、枪托砸。面对匪徒的软硬兼施，姚全岱始终坚强如钢，毫不动摇。匪首用尽伎俩，眼看从姚全岱身上得不到什么，便下令拉出去枪毙。匪徒把姚全岱从后门拖了出去。约过半小时，传来了一阵沉闷的枪声，姚全岱壮烈牺牲。7名职工于9月7日中午被放回。
据现场目睹的王坛村群众说，姚全岱在临刑前视死如归，毫不屈服。匪首竟将姚全岱的胸膛剖开，挖出心脏，做了酒肴。真是惨绝人寰！10月底，穷凶极恶的匪首裘鸿初在诸暨被人民解放军活捉，押回嵊县后就地正法。
12月，三界区人民政府会同三界茶场派员到绍兴王坛寻找姚全岱烈士遗骸，在当地知情群众的指引下，从战壕里寻获，入殓后运回茶场。在茶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后，由茶场干部职工代表和受保护的7名职工将姚全岱灵柩护送到杭州，当夜举行由省实业厅全体干部、茶场干部职工代表及获救工人约200多人参加的追悼大会。灵柩是黑色的五寸大板棺木，板头上书写着“别有天地”四个金色大字，灵柩上覆盖着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实业厅全体同志敬挽的挽联：“万恶匪特杀我同志誓报血仇慰英烈”“为民先锋因公捐躯永留勋绩在人间”，会场中摆满了大白花。追悼会结束后，烈士灵柩交由烈属运回故乡安葬。
在姚全岱烈士牺牲50周年时，原国务委员张劲夫专门题词：“姚全岱烈士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的伟大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1949年12月，为纪念英烈姚全岱，三界茶场筹集经费建立了全岱图书室。1950年9月，在姚全岱烈士殉难一周年之际，三界茶厂（场）举行了纪念活动，在茶厂（场）内建起了三棱形的烈士纪念碑，正面篆刻着“姚全岱烈士纪念碑”八个大字，侧面篆刻着碑文，碑文内容(标点系笔者注)如下：
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股匪裘鸿初包围茶场，绑去接管组长姚同志及职工八人。次日，烈士在绍兴黄檀村惨遭剖摘，视死如归，精神感召。余者生还。是年底，由三界区政府会同本场寻获忠骸，棺殓后交烈属运回山东省泗水县原籍。缅怀烈士，矢志忠贞，临难不苟，义薄云天，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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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7-13 10: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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