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宗族认同的重构——以浦市姚氏宗族为中心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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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下了一些人际关系， 谭老师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我们的“中间人” 。 但如果能与江东村主任同行， 那便更方便了不少。 乘船次数多了， 慢慢地也和渡工们熟悉了起来。 在江东村， 我感受到村民们的热情、 淳朴， 也感受到他们生活的不易。


四、 研究意义


理论方面：
1、 亲属与继嗣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心， 宗族组织作为普遍存在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父系群体， 有其特殊性。 从不同角度开展对中国宗族的研究， 可以丰富人类学学科的相关理论观点。


2、 在传统社会中， 宗族组织在经济、 政治、 文化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发展到现代社会依然作为基层社会的一种非正式组织， 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因此， 对宗族的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各个时代基层社会结构与家庭经济模式的了解。


3、 对传统宗族遗留的外在符号， 如祠堂、 牌位与仪式等的解读， 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人的意识观念。


实际方面：
1、 无论承认与否， 宗族意识或外在或潜在的存在于农村地区， 个人在行动或心理上从属于血缘认同， 但同时他们也是政府治下的民众， 因此， 对宗族的研究可以为地方政府的治理提供指导与帮助， 以达到两者的平衡。


2、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宗族都在制度上或者观念上对其族人进行一定的约束与管理。 通过对宗族的研究观察， 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宗族治下民众的行为， 并了解其运行模式， 以把握行动规律。


3、 传统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宗族建筑、 相关物及历史事件， 是进行历史文化研究的可靠资料， 同时， 地方可以将其转化为具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 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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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当代宗族认同重构的环境与背景

第一节 田野点简介

一、 江东村与浦市

    江东村， 现属于湖南省辰溪县孝坪镇辖区。 江东村位于孝坪镇西部， 东与高桥村、 皂角坪村相连， 南与三村村接壤， 西、 北面与泸溪县沿江水交界。 该地气候为亚热带季风气候， 夏季高温多雨， 冬季温和少雨 ； 地形总体属于山地丘陵，但沿江地带地形较为平坦， 多被用于建房与种菜， 也是该村主要的居民聚居地带；江东村沿沅江而建， 处于沅江中游段。 沅江是湖南省的第二大河流， 它不仅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水源， 也为他们创造了一种谋生手段， 如撑船。 务农也是重要生计之一， 主要是妇女与老人。 该村共 13 个村民小组， 256 户， 约 1200 人， 耕地共计 865 亩， 其中水田 700 亩， 旱地 165 亩。 不过， 从平时村里的状况来看， 大部分的青壮年都以外出务工为最主要的谋生方式。


    江东村有悠久的历史， 且是浦市历史不可或缺的部分。 江东村与浦市古镇隔江相望， 两地没有修建桥梁， 铁皮船是来往于两地的唯一交通方式。 民国之前，江东村与浦市地区同属于沅陵县管辖。 沅陵县志记载， “民国元年， 浦市正街及屈望、 甲腊坪、 红土溪、 铁柱潭等地划归泸溪县， 沅陵县西南部与泸溪县以沅水为界”① ， 自此， 浦市地区与江东地区在行政区划上相分离。 辰溪县志记载“1953年 1 月 24 日， 沅陵县第五区（今孝坪镇、 船溪乡板桥乡、 田湾镇及方田乡大部）划入， 为辰溪县第八区（今田湾区） ”② 。 此后， 江东村地区一直为辰溪县管辖。


    我之所以将之叫做“浦市江东” ， 也正是出于历史延续上的考虑。宋朝时， 江东村驻有辰州府通判衙署。 谭教授在调研中发现江东村残存着众多由红砂岩砌成的遗址， 猜测该地曾有一古城。 据乾隆年间编撰的《辰州府志》第十卷《廨署考》 记载： “溪洞巡检署， 在县南六十里浦市。 宋绍兴初， 通判杨抗于此立火楼， 鸣鼓为号， 镇压蛮夷。 洪武初， 以火楼地创置巡检署。 ……康熙十五年十二月 ， 署毁于火， 地为沅民所侵。 ”③ 宋朝辰州通判杨抗在浦市峨眉湾


①湖南省沅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沅陵县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3(2)
②湖南省沅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沅陵县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3(2)
③乾隆《辰州府志》 卷十《廨署考》 . [清] 席绍葆， 谢鸣谦修纂.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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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过火楼。 至明朝， 此军事据点就成为了溪洞巡检署的驻地。 如果仅仅理解辰州府志记载的字面意思， 则很容易被误导， 即， 宋朝辰州通判杨抗在浦市峨眉湾设置过火楼， 到明朝， 此火楼成为溪洞巡检署的驻地。 据此， 我们很可能就下结论认为辰州通判杨抗也驻扎在浦市峨眉湾。 至此， 谭教授认为， 此火楼仅为杨抗的前线， 身为通判， 他不会冒险与士兵一起驻在前线。 而这座火楼则是专门用来关注敌情变化的。 而他们“鸣鼓” 通知的就是浦市河对岸的总部。 因此， 他推断杨抗的驻地在江东村， 而不在浦市峨眉湾。


    江东不但有官衙， 还有繁荣的商业。 关于这一区域发展重心的变迁， 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 即“先有浦口， 再有浦溪， 后有浦市” 。 浦口就位于现在的江东村， 随后迁到了浦溪， 浦溪因为面积小， 无法满足商业的需求， 最终迁移到了现今的浦市。


    浦市真正的兴盛要从明朝算起。 浦市商业繁荣之盛得益于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这一历史事件。 明朝永乐皇帝继位伊始（1403） ， 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奏称，燕京北平是皇帝“龙兴之地” ， 应当效仿明太祖对凤阳的做法， 立为陪都。 明成祖于是大力擢升燕京北平府的地位， 以北平为北京， 改北平府为顺天府， 称为“行在” 。 同时开始迁发人民以充实北京 ； 被强令迁入北京的有各地流民、 江南富户和山西商人、 百姓等。 永乐四年， 明成祖朱棣下诏兴建北京皇宫和城垣。


    皇宫的修复需要大量的木材， 高品质的大楠木成为了建造宫殿的首选。 当时产大楠木的地方主要有湖广、 四川、 贵州， 特别是这三个省交界的武陵山区， 产量最大， 质量最高。 而湖广楠木主要出在辰州府， 贵州的楠木出在沅水上游的清水江一带， 事实上， 贵州的楠木运输也要经过辰州府。 所以当时的辰州府汇集了天下很多楠木商人。 由于楠木十分珍贵， 不久之后， 楠木被朝廷宣布为皇木， 与楠木相关的词都用皇木代替。 楠木商在当时得到的标准称呼应该是“皇木商” 。


    “皇木商” 是当时最具声望的一个商人群体。 一方面， 浦市水运交通发达， 码头条件好， 便于木材装排作业； 二是浦市地方大、 供给方便， 又没有官府衙门的干预。 据当时史料记载， 每个皇木商平均带领的工人在 200 人左右。 这是很大的队伍， 住在官府驻地很容易弄出麻烦。 因此， 当时辰州府主要的皇木商大多都居住于浦市。


    以木材市场为龙头， 带动浦市本土其它产业同步兴起， 迅速托起浦市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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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况。 虽然具体年代还有待考， 但浦市冶铁历史之悠久是确切的。 文献记载， 浦市盛产的毛铁资源非常丰富， 冶铁高炉林立， 到了夜晚， 炉火与船灯映红了浦市江面。 至今江西会馆码头沿河以下， 存留的铁渣比比皆是， 证明昔日冶铁业规模有多庞大。 当地的白蜡、 桐油、 朱砂、 蓝靛等等特产都是当时全国范围内需求量非常大的物资。 白蜡是夜晚所不能或缺的照明工具 ； 桐油是房屋与船舶制造都必不可少的防腐材料 ； 在色彩有限的过去， 朱砂与蓝靛都是服装印染等行业的重要原料， 尤其是皇宫庙宇所需要极具象征意义的大红色就必须要朱砂。 浦市一带生产朱砂， 当时统称为辰砂。 这座万商云集的地方， 可以说是七十二行， 行行出富豪。 截止乾隆末年， 在前后 400 年间， 浦市以 4 万人口的城市规模、 每年800 万两银子的商品交易额， 而拥有中国大西南的经济王者地位。 浦市街头巷尾依然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 一个包袱一把伞， 来到浦市当老板。 财富宝地也造就了不少商业传奇。 比如明末清初的吉李两大富豪； 清代中期出现的瞿唐康杨四大财主； 民国的姚少安等。 江东地区存有八大古码头与众多的古宅院， 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江东的繁华与富庶， 记录着江东辉煌的商业历史。 姚氏宗族即是立足于这样的时代环境发展壮大的， 据了解， 现三公之后传之二十余世， 遍布全国各地，主要聚集在湘鄂渝川黔滇桂七省市， 族人有三四十万之多。


    江东村是三公后裔族人的发迹地。 目前为止， 江东村 1200 左右的人口中，姚姓约占百分之八十， 其中又以良能公后裔最多。 三公奉命从江西南昌迁居沅陵，之后良能公辗转抵达江东地区定居。 之后， 子孙繁衍， 宗族势力不断壮大， 经过长时期的发展与迁徙， 族人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 主要集中于六省一市（湘鄂渝川黔滇桂） 。 江东地区遗留下了许多姚氏宗族的象征， 如沙堆角的姚氏宗祠与族谱、 中溪村瓦庄的祖墓等。 因此， 这一地区在姚氏人的心中具有圣地般的意义。


    本文正是试图通过以姚氏宗祠为中心的宗族外化物的重建为切入点去探讨姚氏宗族的认同重构。 姚氏宗祠位于东村沙洲上， 姚氏祖墓位于中溪村瓦庄， 而姚大爷又提供了一本手抄族谱， 因此， 我将田野地点定在了江东村。




二、 宗祠简介


    宗祠即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的建筑物。 据考， 早在夏商周时期， 就已经有宗庙的存在了。 发展至战国， 宗庙则专门用作对历代帝王的祭祀， 而帝王之外的各阶级宗族仅能把祭祀各先祖的场所称作“祠堂” 。 唐宋时期， 上层官僚与士大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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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将其祠堂改称为家庙。 到明代中后期以前， 建立祠堂是贵族的特权， 庶人只能“祭于寝” ， 因此， 那时的祠堂数量并不多。 “一套堪称完善的汉人宗族祠堂系统， 是明朝中后期才得以出现的， 在清朝初期的一固定下来。 ”① 除皇家仍然沿用宗庙这一称呼， 其他各阶层都用祠堂一词。 嘉靖十五年， 礼部尚书夏言上《献末议清明诏以推恩臣民用全典礼疏》 ， 建议皇上下诏许可天下臣民在冬至日祭祀始祖， “伏惟皇上推广因心之孝， 诏令天下臣民， 许如程子所议， 冬至祭厥初生民之始祖， 立春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至先祖， 皆设两位于其席， 但不许立庙以逾分”② 。 随着封建贵族势力的衰落， 庶人也有了自建祠堂的权利。 清代祠堂广泛兴建， 常常是“每一村落， 聚族而居， 不杂他姓其间， 社则有屋， 宗则有祠。③


从其存在年代来说， 姚氏宗祠是文物遗迹， 对其始建年代笔者第二章中作了推测。 姚氏宗祠基本完成了修建工作。 以前宗祠前是一座围墙， 围墙中间开一道拱门； 现已新建了高大的牌楼， 楹柱上盘着两条巨龙， 外形壮观。 牌楼上写着姚氏宗祠四个大字， 中门门框上书写着对联： 祖德仁爱天地鉴， 宗恩忠孝日月 铭，横批国泰族兴。 姚氏宗祠为砖木结构， 穿斗式架构， 柱子撑起了整座祠堂。 宗祠屋顶呈阶梯上升， 形制为悬山式。 除茶房与牌楼为全新外， 其他倒塌部分都已按原貌复修。

（姚氏宗祠内景图）

①冯尔康. 中国宗族史[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②冯尔康. 中国宗族史[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③程庭《若庵集》 卷五《春帆纪程. 入新安界》 ， 《四库存目 丛书子部补编》 第 8 册， 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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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氏宗祠内部布局。 姚氏宗祠面阔三间， 进深分为三厅， 每厅又进深三间。祠堂侧面全长 41 米， 正面宽 19.8 米， 后面宽 13.5 米。 祠堂两侧建有高大的马头墙。 祠堂左边附有茶房， 茶房呈长方形， 正面长约 10.45 米， 侧面约 13.42 米。


祠堂内部中间为过道， 分为前厅、 中厅与后厅， 厅与厅隔有天井。 进入大门即是庭院， 门厅台基高 0.9 米， 从庭院上六级台阶到达门厅。 门厅左次间 3.56 米， 右次间 3.59 米， 明间 4.63 米， 通开间 11.79 米； 门厅进深为 3.8 米， 也就是左右木房的侧面长度。 前厅塌毁最为严重， 因此前厅基本为重建的新建筑。 前厅两侧有附有两座小房子， 原建筑也有， 现在重建了。 其类似于古时祠堂建筑中的塾， 即门内东西两侧的屋子， 又称内塾， 用作给宗族内的儿童读书。 但在访问中， 他们说是给管理祠堂的人住的。 前厅到中厅建有附有屋顶的过道， 过道将天井分为左右两个小天井。 过道宽 6.3 米， 从过道上三级阶梯到中厅， 中厅台基高 0.45 米。


中厅亦为三进三开间结构， 左次间 3.2 米， 明间 5.2 米， 右次间 3.25 米， 进深为，1.33、 3.95、 1.38， 通进深 6.66 米。 中厅基本结构保持原样， 右墙面上写着孝悌忠信四个大字， 悌字下墙面镶嵌续派碑记石碑， 碑高 1.8 米， 宽 0.85 米， 碑面腐坏严重； 信字下墙面镶嵌一块重刊碑， 碑高 1.7 米， 宽 0.9 米， 保存尚好； 左墙面书写礼义廉耻四个大字， 礼字下墙面镶嵌一块石碑， 保存尚好； 厅内还放置着一块断碑。 两侧墙面都有陈旧的粉刷痕迹， 原来在文革时期墙面的字和石碑都被白石灰覆盖， 现在经过了工人清理才能看见。 究其原因， 墙面上的字所代表的是传统儒家观念， 而儒家观念是封建王朝的主导思想， 这与新中国倡导的新价值观念不符， 因此， 在文革反四旧的形势下就被遮盖了起来。 由中厅上三级台阶到后厅， 台基高 0.68 米， 后厅也为三进三开间结构， 左次间 3.2 米， 明间 5.2 米， 右次间 3.25 米； 进深 1.66、 4.3、 1.48， 通进深 7.44 米。 后厅基本结构也保持了原样， 只是墙面上的文字同样经过了粉刷、 遮盖。 后厅后墙正中摆放着以台岸， 上
面供奉着三位开基祖的牌位， 自右向左为良德公与黄氏， 良能公与杨氏， 良珊公与张氏； 后墙面上正中位置挂有湖南辰州姚氏宗祖世系的简介， 其上贴有姚氏师祖舜帝姚重华的圣像， 这幅舜帝圣像张贴于 2015 年清明祭祖时， 是由湖南姚氏宗亲联谊会赠送的。 在简介之上的墙面上写了一行大红字， 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 ， 位于祖先牌位与宗族简介之上， 这也是文革时期的遗留。 左墙面上书写了五联文字， 其下为工人们的临时卧室， 右墙面相应也有五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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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其上都覆盖白石灰， 具体内容有待察看。


第二节 当代宗族认同重构的相关背景


个人与集体的行为总是会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与制约。 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宗族现象， 从古代的兴起至近代的衰落再到当代的复兴很好的反映了时代对它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 时代环境可能并不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但它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强大。 针对于宗族复兴的现象， 笔者从政治、 经济与精神追求等方面交代了其时代背景。


一、 政策环境宽松


之所以将政策因素放在首位， 是因为考虑到根据地时期与建国初期国家对宗族现象进行强有力干扰的事实。 如， 1930 年 5 月 ，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暂行法》 ； 同年 6 月 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推行《苏维埃土地法》 ， 两者均明确规定:在暴力推翻豪绅地主阶级政权后,凡属豪绅、 地主、 祠堂、 庙宇、会社等私人和团体占有的田地、 山林、 池塘、 房屋,一律无偿没收。 1931 年， 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法》 ， 规定:“一切祠堂庙宇及其他公共土地,苏维埃政府必须力求无条件的交给农民。 ”


① 在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
的法令指导下， 各苏区相继出台了没收宗族祠堂与族产的具体措施或方案。 这些法令的实施使得宗族制度和势力遭受极其严重的打击， 甚至被消灭。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共中央继续在新解放区推行土地改革。 1950 年 6 月 中央政府通过且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 其中第 3 条规定:“征收祠堂、庙宇、 寺院、 教堂、 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


② 。 宗族土地的被
没收， 从根本上动摇和瓦解了宗族制度。 在那个革命与政治话语极其强大的时代，一切其他力量皆无法与之抗衡。


这些时期正是党建立和巩固新政权的时期， 因此宣传新的思想， 并有力打击与旧政权相关的因素成为必要。 宗族组织被认为是君主专制社会中的基层社会组织， 地主们则是披着宗族的外衣以压榨农民的剥削者。 因此， 在土地改革中， 宗


① 傅建成. 20 世纪上半页农村族田问题及中共政策分析[J]. 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
报. 2000(8) .
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Z] . 19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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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组织中的长老们人会被批判或批斗， 其物则会被毁坏， 以表明其落后性。

    经过土地改革与文化大革命洗礼， 宗族的组织体制与外在符号已基本被摧毁， 人们脑海里的宗族观念也被阶级观念所取代或者被后者压制。 1978 年之后，党中央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 始以发展经济为重点， 民众在经历了动荡与饥饿之后， 渴望抓住这一难得的契机， 于是， 在此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下， 民众都投入到了生计的奔波之中， 虽然政府并没有明文规定或强调限制宗族组织的建设， 但囿于财力与时间因素， 并没有多少人涉及到宗族的重建之中。 九十年代之后， 随着财富的积累与时间的富余， 乡村地区修复祠堂的风气开始普遍起来。1996年 4 月 12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封建宗族迷信活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通告》 ， 明令禁止修族谱、 建祠堂等宗族活动。 这是自 1978年以来， 全国范围内对农村宗族活动明确表示禁止的第一个省份。 但在实际中，对此的控制却非常松弛， 乡村地区祠堂、 祖墓等的重建依旧在进行。 据我所知，1998 年姚氏祠堂进行过一次重建； 曾同在江东村的陈氏家族祠堂前两年在辰溪完成了重建， 它们并未遭遇到来自政府部门的阻力。

    从以上可以看出， 党和国家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方针， 因而影响宗族现象的变化。 大体上看， 建国至今， 对待宗族事物的态度是逐渐宽松的。

二、 经济条件改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因素在宗族复建中是不可或缺的。 自鸦片战争始， 频繁的战乱、 改革与革命活动使国民经济走向了崩溃。 以湖南地区为例，“解放前， 湖南农村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广大农村过着‘糠菜半年粮’ 的日子，饥寒交迫”① 。 “1957 年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 80.93 元。 1958 年以后， 农村经济长期停滞徘徊， 至 1978 年， 农村平均纯收入 142.56 元”② 。 1987 年辰溪县农民平均每人全年生活消费支出构成中“生活消费总支出为 376 元， 生活消费品支出达 354 元， 非商品支出仅 22 元”③ 可见， 在新中国在建立之初， 国民经济基础薄弱， 人民生活非常困苦， 加之自然灾害的侵袭， 这一时期的民众只求满足家庭温饱， 甚至到 1987 年也只够生活必需品的满足， 因而必然不可能投入资金进行宗族的复建。 五十年代后期， 中国农村地区开始了人民公社化， 原宗族社区的

①湖南省统计局编. 湖南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1989(1)

②湖南省统计局编. 湖南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1989(1)

③湖南省统计局编. 湖南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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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被划归入不同的生产队， 生产队在国家的政策指导下从事生产， 以劳动成果支援国家的建设， 农民手中并没有经济积累。 改革开放之后， 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人们开始从生产中积累财富。 到九十年代， 国家经济日益发展， 社会流动加强，人们能在各行各业中工作， 生活水平极大提高， 部分家庭手中都拥有一部分积蓄，尤其是涌现出了一些经济强人。 在丧失了族田作为宗族经济基础之后， 祠堂的复修必然要依赖各族人的经济支持， 而经济的发展与居民收入的提高为此的实现提供了条件，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某些宗族成员谋求经济上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姚氏宗祠占地面积近 1200 平方米， 其中建筑面积约 700 平方米， 可谓规模庞大。 偌大一栋宗祠的修复， 也可想见当时的姚家确是出了许多富贵人士， 有着相当强的经济实力。 据 1998 年的姚氏宗族修复委员会修缮资料显示， 当时预计需花费近 6 万元。 但最终因财务问题， 只得进行简单的修葺， 祠堂也并未获得很好的利用与保护。 据了解， 此次祠堂的修缮需要花费近两百万的资金， 还不包括修缮祖墓、 族谱等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 此类祠堂的修缮工作非常需要族内经济强人的资助， 仅靠普通族人的捐赠是很难完成的。 在如今经济状况改善的情况下，姚氏宗族内并不缺少经济强人， 普通族人亦积极的参与捐献。 可见， 祠堂修复等工程耗资是巨大的， 如果没有姚氏族人长期的资金支持， 这些工作必然寸步难行。


三、 精神追求回归


    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类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 分别为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 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传统宗族除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衰落外， 人们的需求也左右着它的变化即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内国家的贫穷状况使得人们只能停留在追求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满足的层次。 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九十年代，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至此， 中国经济获得极大成就，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生理与安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


    在生理与安全需求得到基本的满足之后， 人们便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社交、 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 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之一即是东中西部发展的不平衡， 这必然促使经济落后地区人员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 乡村地区人员向城市地区流动。


    湘西地区当时亦属于贫困地区， 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 原本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的族人， 不得不融入流动的大潮之中， 流向城市。 流动中固然获得了更好的经济收入， 但都市生活是快节奏与陌生化的， 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建立在地缘或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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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基础上， 在人情方面显然不如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 背井离乡的族人不仅无法获得实际的帮助与精神支持， 久而久之， 内心会感到空虚， 渴望认同与归属。 传统时期的宗族不仅能为族人提供实际的支持， 还能在精神方面提供依托。


    在外有所成就的人们渴望在宗族中实现社交、 尊重及自我实现的需求， 而当今宗族的复兴必然要从宗族外化物开始， 保留下来的姚氏宗祠等物恰好提供了一个切入口。 因此， 在积累以一定的积蓄后， 很多人就愿意出资资助祠堂等的修复，以在精神与心理上获得一定的满足。 正如钱杭先生指出的， “历史感、 归属感，道德感、 责任感， 关系到宗族存在的根本理由， 在某种意义上， 这也就是汉人与宗族之间那不解之缘的真正纽带”① 。 除此之外， 部分在外事业有成的人， 渴望获得更高的需求满足。 “衣锦还乡” “荣归故里” 等观念提醒外出的人不能忘记家乡， 在功成名就的时候， 就要返回家乡， 为家乡做贡献。 宗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聚居在一地的， 多数乡村的居民全部或大多数人为某一宗族成员， 因此为家乡做贡献也就是为宗族做贡献。 相应的， 成功人士返回家乡， 积极的为家族或家乡做贡献， 可以获得一定的声望与地位。 这也是现在许多成功人士寻根问祖、 积极参与宗祠等修复的原因之一。


四、 网络的普及化


  个人电脑与智能手机的出现及普及为社会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提供了新平台，宗族事务亦深受影响。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 人类开始了以原子能、 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与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从 1980 年开始， 微型计算机迅速发展， 以全球互联网络为标志的信息高速公路正在缩短人类交往的距离。 ”② 中国在这一方面较西方国家起步较晚， 但发展较为迅速。 至2015 年， 网络已经渗入到了大部分乡村地区。 “截至 2015 年 12 月 ， 我国网民规模达 6.88 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 50.3%； 农村网民占比 28.4%， 规模达 1.95 亿”③ 智能手机及新型通讯软件的使用， 极大改变了人们交往的方式。 第一款智能手机于 2001 年推出， 至 2007 年， 智能手机开始进入“快速变化和发展时期”④ ，也就说 2007 年后智能手机开始普及。 至 2013 年，“中国智能手机普及率达 66%”

①钱杭. 中国宗族史入门研究[M]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②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 世界近代现代史(第二版) [M]. 河南省：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6)
③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 2015(1)
④中商情报网. 全球智能手机发展历程回顾(http: //www. askci. com) . 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