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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人生起伏对西北革命领袖人物谢子长、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王秉祥、闫红彦等我平时注意收集他们的有关资料，以示怀念，以飨读者，从中会明白事物变化因果、人与人之间情感交错变化的反复无常性，做人是有天理法则的。天道人道是不可逆转的。有个别人事变化是天意，多数是人为。 高岗的大事年表高岗，男，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高家沟。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贫苦农民家庭。他早在1926年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建国的时候高岗在党内已成为东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3年调中央工作; 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 1954年2月17日，第一次自杀未遂;1954年8月17日自杀成功。 1955年3月毛泽东主持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高岗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据了解其1954年8月17日高岗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中共中央认为高岗犯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罪，年仅49岁的高岗最终选择了自杀。西北王倒下。
1949年6月，高岗（右）与刘少奇（中）、王稼祥在莫斯科合影。年 简1922年考入横山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受共产党员活动的影响，组织学生自治会，曾任学生会主席，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学校开除学籍。被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收入该校就读。 1927年1月由时任国民革命军西安军事政治队大队长的吴岱峰介绍，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说1926年入党)。6月和横山党支部取得联系，举办农动通俗讲习所，成立农民协会等。 1928年秋到佳县、吴堡一带组织群众抗粮抗捐。不久调肤施县开展地下工作。1929年被派往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任学兵队党的特别支部副书记。 1930年1月至5月任冯玉祥部骑兵第4师中共特别支部副书记。 1932年2月起任红军陕甘游击队交通员，后升任第2大队政治委员。 1933年8月至11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 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1934年6月至8月任红26军第42师政治委员。 1934年1月至5月任第2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5月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5年2月至9月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同年5月起)。10月在陕北红军十五军团肃反时被捕，后被中央派人释放，11月底中组部对高岗和刘志丹等人平反。 1936年1月被派到内蒙古三边地区。6月至10月任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0月任中共陕甘省委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2月任书记。 1937年5月至1941年10月 1937年5月至9月任陕甘宁特区委员会执行委员，同年8月至1938年4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 1937年8月至1942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1941年1月起)。 1938年5月至1940年9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书记。 1938年11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 193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委员。同月至1945年8月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议长。 1939年冬至1941年8月任陕北公学董事会成员。 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 1941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 1941年5月至1945年9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1941年6月至10月、1943年5月起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 1941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1941年9月至1943年4月任民族学院院长。 1941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干部审查委员会委员。 1942年6月 1942年6月起和任弼时一起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同月起任西北局财经委员会成员。 1943至1944年5月 1943至1945年7月，高岗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 1943年至1945年9月任代理政治委员。 1943年5月至1944年2月任西北党校校长。 1943年12月起任西北局友军工作核心组主要负责人。 1944年5月 1944年5月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参加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 1945年4月至6月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主任率团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作关于争取中间分子、生产、作风问题的发言，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后奉命赴东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 1945年11月至1952年11月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 1946年5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秘书长(1946年6月起)， 1946年8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代理书记。 1946年6月至1947年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1948年1月至8月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同年6月至1949年3月任中央军委东北分会委员。 1948年6月兼任东北局办公厅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9月起）。 1949年4月兼任财经委员会主任。 1948年8月至1949年6月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任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948年11月起）。 1949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同年6月至1954年9月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0年11月至1954年4月任党委书记。 1949年8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至1950年8月）。 1949年10月至1954年8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51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副主席。 1949年10月至1952年8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1952年8月至1954年4月任东北局第一书记， 1953年1月至1954年2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952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1953年至1954年 1953年调中央工作；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 1954年2月17日，第一次自杀未遂；1954年8月17日自杀成功。 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有关事件 高饶事件高饶事件的实质是他们(高岗饶漱石等人)试图把刘少奇和周恩来从中共的第二和第三的位置上拉下来。主要的目标是刘少奇。”1955年官方对此事件做结论时，称之为“阴谋活动”和为加强个人权力而进行的“无原则”活动。 背 景“五马进京”1952年高岗调任中央计划委员会任主席，1953年赴京。在高岗前后调京的还有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随之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而所谓“一马”即指高岗，可想其受倚重之势。作为中共根据地出身的干部，高岗对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势力不满。 高与毛的私下谈话高岗夺权的关键因素是他对毛泽东态度的估计，“毛泽东在1953年初期与高岗的几次私下谈话中表示了这种(主要是经济建设和发展农业合作社方面)不满。不管毛主席的意图是什么，高岗把这看成是一种信任他的信号和反对刘和周的机会”。 经 过1953年在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和饶漱石等人意图拉拢一些人对抗刘少奇、周恩来。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周恩来发言暗指批评高岗“独立王国”。2月17日高岗用手枪自杀未遂。1954年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8月17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葬于北京万安公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高岗的墓碑被砸烂半截。 1955年3月因高饶反党集团事件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升迁之谜按照1937年5月15日制定的《特区党选举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特区党委每一年半改选一次”。党中央在1938年4月决定改组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任命高岗为书记，张邦英负责组织工作，王若飞负责宣传、统战工作。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是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下的党在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构，负责整个边区党的工作。边区委员会书记职务之重要，不言而喻。 高岗能步步升迁，主要源于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第一，高岗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 通过上文的叙述读者已经清楚，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是刘志丹和谢子长，其次就是高岗、阎红彦、王泰吉、杨森等人。就资历而言，深于高岗的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去世，同于高岗的阎红彦、王泰吉、杨森也非亡即走。曾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的王泰吉，毕业于黄埔军校，是渭华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933年7月率领骑兵团近2000人在耀县起义，极大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对于壮大西北红军和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了重大作用。1934年1月初，他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经党组织同意后，他于农历正月初二秘密从师部出发，但行至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旧友--当地民团团长马云从出卖，于1934年3月3日在西安英勇就义。曾于1934年1月接替高岗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的杨森，与高岗同时进入中山军事学校，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后四十二师正式成立时，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杨森任师党委书记。1934年5月南梁寨子湾会议后，杨森任四十二师师长，高岗复任政委。红十五军团组建后，四十二师改编为七十八师，杨森仍然任师长。1936年东征战役开始后，杨森任红三十军参谋长，不幸在奉命掩护东征主力红军回师陕北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成为红军东征期间继刘志丹、杨琪之后光荣献身的第三位红军高级将领。阎红彦1925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于1933年初因“左”倾错误的排挤被迫离开陕甘游击队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后被派往河北工作，1934年10月又到苏联，一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回到陕北。 这样一种无法预料的复杂局面，历史地将高岗这位幸存者推到了台前，使其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 第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照顾山头政策”的需要。 高岗虽然在客观上具备了西北根据地代言人的条件，但能否升迁还要取决于中共中央政策调整这个大的环境。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几次讲到了实行“照顾山头”政策的必要性，也几次检讨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没有重视陕北地方干部的失误。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毛泽东首先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然后，毛泽东极富哲理地说：“一定要认识山头，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毛泽东还在口头政治报告中专门以西北根据地为例，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当地干部的问题，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不好。”“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的。”“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 高岗等人搞起了西北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又成为中国革命的“两点”(即落脚点和出发点)。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认这个账，并因此给予了特殊的关照，这才是高岗能够逐步升迁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粗中有细的性格与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 生长于黄土高坡的高岗虽然具有西北人的耿直和东北人的豪爽，但并非如有些人所言，只是一介没有文化的武夫。他虽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读过高小，上过中学，进过军校，受教育的经历也可谓不少。高岗确实有过赤臂冲杀、抡砖砸敌的举动，但他也善于察言观色，揣摩领导人的旨意。与高岗共事多年的贾拓夫就曾经评价过高岗粗中有细，或者说是先粗后细的性格特点，他说：“1930年至1933年，我在陕西省委工作期间，高岗搞兵运工作。当初对高的印象，一方面听人说高岗很勇敢，从外表上也能看得出来，人是凶凶的；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1942年边区党的高干会，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证明高岗’代表’了正确路线。我当时感到：’不错啊，高岗还是粗中有细的。’” 不过，高岗在工作中也确实有平易近人、善于与百姓沟通的特点。因此，在陕甘宁边区一直有较高的威信。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高岗虽然没有当选为书记，但他在选举中却得票最高。 高岗后来给人们留下了敢说敢干、雷厉风行，但说话粗俗、办事鲁莽的印象，所以经常被称为“二杆子”。但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的那个年代，高岗的文化程度并不算低，况且高岗的性情外露，又极善言谈，加之土生土长的高岗非常熟悉陕北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所以讲起话来很有煽动力，极易打动听众。仅举两例。 1944年3月5日，高岗在延安纪念三八节集会上发表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不是做妇女工作的专家，也不是妇女，要我讲话我就讲不出来。白主任(指陕甘宁边区妇联会主任白茵)讲得很好，因为她是妇女专家，是妇救会主任。我乱讲一气，有不对的地方，大家把它改掉。在去年开过这样一个会，我也讲过话，说的是怎样喂猪，怎样纺织，还不是那一套。……不过经过去年一年努力之后，今年是新的气象。就在这个礼堂里边，可以看得很清楚，每一个同志的手中都拿着一个毛衣，拿着一个针，挑来挑去。那一个同志手中拿着鞋帮子，锥来锥去。去年开会时，这种现象就很少。那个同志用毛团子在那里捻毛线，在去年这个现象就是很少。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过去思想没有搞通，现在因为脑子搞通了，手也搞通了，手中拿着一个毛衣、一个鞋帮子、一个毛团子。这因为大家对生产有了认识。白主任讲得很好，思想改变了，手也改变了。从前说我这个手是写政治报告的，写大纲的，是政治家、演讲家。现在说我的手是捻毛线、织毛衣的，纳鞋帮子的。在思想上搞通了，行动就会一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把什么东西不要了？把什么东西否定了？把什么办法否定了？就是说有一种一般号召--我们男女要平等呀！我们女子要解放呀！我们反对封建压迫呀！我们反对贫困呀！我们养娃娃，都要养活，把男女搞得肥肥胖胖。这个话对不对？很对，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能不能说天天在这个礼堂里喊，肥肥胖胖呀！男女平等呀！反对贫困呀！反对封建压迫呀！天天这样喊，天天这样讲，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天天这样开会，天天这样号召，天天这样讲，我也讲，大家也讲，这样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还达不到。如果你天天那样讲，没有做，那还是贫困。在纬华毛纺厂有一个女人，是从米脂逃下来的，是米脂一个什么富人的媳妇，过去是做官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一个媳妇和李景波结婚了，一个跑到延安和一个老百姓结婚了。你说反对贫困，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结果怎样解决呢？她去纺毛，她一年纺了十八石小米，这样就把贫困解决了，可以吃得肥肥的胖胖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从前妇女工作中有那样一套作风，那样一套理论，那样一个派头，下去的时候拿一个包包，到了农村去老百姓怎样讲？老百姓说二流子又来了(笑声)。大家不大赞成，因为她们去了讲的是，看你老公是那样，婆婆是那样，要离婚。这样一鼓动，我们想一想，如果他是一个工人，是一个雇工，没有二百洋、一百石粮食、几个牛、几间房子，家庭生活差不多，她就不来。那些贫农雇农，一年不洗脸，手上的死肉很厚，肮里肮脏，胡子也不剃，也不是用烟锅子抽烟，也不刷牙，看见他土里土气的，看见就不爱。好几年搞了一个老婆，现在又被搞走了，怎么办？这个方向就搞得不对。女人要解放呀！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呀！你这样一下，把一部分贫农雇农的老婆搞得没有了，做一辈子光棍，一辈子没有老婆，那就不叫压迫？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使得贫农雇农的经济生活向上发展，使他们也会刷牙，也会穿好衣服，那就把问题解决了。②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汇集》(1944年)，1993年编(内部出版)，第37-38、60、62页。 以上这段是高岗讲如何做妇女工作。下面这段话是高岗1944年4月3日在中央党校第五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主要讲如何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高岗说：“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与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风，到底怎样学呢？毛主席经常向我们说的就是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但是，人做事情是相当顽固的，很不容易就了解了这句话，也很不容易就接受了这句话，所以我们大家就得要下决心来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风。”“比如吧，我们组织变工队，毛主席在那里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我们说，对！要组织起来。怎样组织起来呢？好，于是开个会我们也来个号召动员。但是，这并不等于解决了组织起来的问题。组织起来的实际问题却在这里：比如十八个全劳动力，十八个牛，组织在一块，我只有两垧包谷，组织起来就发生大家土地太分散不集中的困难了；或者，我的牛没力气，你的牛力壮，组织在一块套着耕地，没两天我的牛累坏了；遇着天下雨，大家都要犁地，可是前十天给你犁，后十八天才给我犁，但是，轮到犁我的地时，天旱把地全晒干了；或者有人说：’我过去同他打过官司的，我们两人关系不好。’因此不愿组织在一块。像这些具体的问题怎么办呢？组织起来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呀！所以说，在组织起来这个号召下，它的本身就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困难和新的现象。倘若我们不在这些新的事物发生中间去摸索，让事情听其自然而然地去做，靠组织起来这个口号、这句话去解决组织起来的问题，结果是什么也没解决，什么也没组织。一切客观事物，光靠自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定要靠人，靠人去了解，去行动，然后问题才有办法。" 高岗是1938年4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陕甘宁边区书记的。1939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作为边区书记，高岗在大会上做了《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总结报告。 在这个分三部分、近两万字的报告中，高岗论述了边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共产党保卫边区的任务，总结了陕甘宁边区两年半以来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论述了边区党的建设。 这篇报告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以高岗的名义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载于1941年5月15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128期。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高岗继续当选为党委书记。（本文摘自《高岗传》，戴茂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高岗自杀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带血的信交通员将高岗授意送走的两封信拿了过来。赵家梁、董文彬和李力群一看信封上有血，感到情况不对，决定把信拆开看看。打开一看，给刘少奇的信正是昨晚写的致毛泽东的信，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落款是高岗，日期是2月17日。 毛泽东的决心1953年12月15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胡乔木列席。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则谦虚地表示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赞成轮流。但高岗说：“轮流吧，搞轮流好。” 高岗的言行使毛泽东认识到解决高岗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延。据杨尚昆回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他休假期间是否由刘少奇主持工作，实际上是“有意亲自u2018测试u2019一下”高岗的态度。因为毛主席不在北京时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这已是近几年的惯例。高岗却表示反对，主张由几个书记u2018轮流坐庄u2019。这一试，果然使他露了底”。 但高岗显然并不知道毛泽东是在“有意亲自u2018测试u2019一下”自己，此时他仍天真地认为会有很多人和他站在一起。在此之前，高岗确实得到了一批重要人物的支持。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与中共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了彭德怀同志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候六个大区，他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西北是彭德怀同志。华北是高所反对的。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这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又转过来进行试探，说把恩来同志推上来好不好？我说：恩来同志我很熟悉，但两个人比较，还是少奇同志合适。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后来陈云同志去做林彪的工作，林彪说受了高岗的骗；我去做彭德怀同志的工作，他说：我相信你。高岗确实是搞谈判、搞交易。还有苏联人的关系。苏联有个顾问在东北。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也确实抓住了少奇同志的一些小辫子、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例如土改时搬石头、反五大领袖；天津讲话，还是有缺点错误。报刊上好几篇文章都说，天津讲话没错误。高岗夸大事实，但少奇同志确有讲得不妥当的地方，起码语言不准确。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 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向与会者点出了高岗问题的严重性。他不同凡响地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竟然会在以“我”为首的司令部之外，出现另一个司令部，问题何其严重？岂能坐视不问？ 没有当面检讨的机会中共中央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在高岗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高岗自以为有毛泽东的欣赏，有一批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便摩拳擦掌，四处活动，欲把刘少奇拉下来。甚至在毛泽东已经察觉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之后，他仍然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继续搞非组织活动。但是，毛泽东在12月24日会议上抛出的“两个司令部”的论断太严厉、太明确了。虽然毛泽东的论述大大出乎高岗的预料，打得高岗晕头转向，但毛泽东对于自己的极端不满，高岗终于明白了。 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高岗的情绪就开始低落。他上班开会时很少发言，下班回家后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处设法打听有关消息。进入1954年，毛泽东也确实加快了解决高饶问题的步伐。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谈中，暗示中国共产党内将要出现大的问题，而且说问题的性质是“有人要打倒我” 在毛泽东向苏联人吹风之前，刘少奇已经根据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提议，组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派人送往杭州，请毛泽东审定。 毛泽东极为重视，亲自修改，并决心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定。对于即将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虽然不打算回京参加，但他对于会议议程以及刘少奇在会上报告的内容，都做了详细认真的交代，甚至一些比较细微的环节，都做了精心的布置。 四处打探消息的高岗乱了阵脚。思前想后，高岗决定亲自向毛泽东检讨。于是，高岗于1月19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想到杭州向毛泽东当面检讨的愿望。高岗还同时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要杨尚昆派专人将他致毛泽东的信送杭州呈毛泽东。 杨尚昆接到高岗的信后，首先将信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阅后找来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协商对高岗信的处理办法。 协商中大家提出了四种处理方案：一是让高岗去杭州与主席面谈，但结果是不好处理； 二是请主席回来，结果是同样不好处理； 三是由主席指定书记处成员与高岗谈话，结果还是不好处理； 四是由主席指定刘少奇与周恩来与高岗谈话，邓小平可以参加，但陈云以不参加为好。这种方法可能较为妥当。 会议最后决定，如果毛主席同意第四方案，就请主席电告刘少奇，高岗不必来杭，由主席委托人与其交谈。 毛泽东果然采纳了第四种方案高岗见到毛泽东不愿面谈的电报后十分沮丧，也更加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但此时的高岗尚未绝望，认为自己如果有个姿态也许能够过关。于是，他分别找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做了一定程度的检讨和解释。 1月25日和2月5日，刘少奇按照事先与毛泽东的商定，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两次找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帮助。曾经与高岗长期在一起共事的张闻天也来高岗处对其进行帮助。 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因在休假期间没有出席会议。 在全会上，刘少奇受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的第三部分说：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作为他们代理人的危险。 刘少奇严厉地指出：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 高岗和饶漱石在会上都做了检讨发言。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做了结论，并就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参加七届四中全会的同志在发言中，从不同角度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做了揭发和批判。虽然这些发言没有公开点名批评高岗和饶漱石，很多人在发言中也做了自我检讨，但对于从做完检讨后就一直默默坐在会场上静听的高岗而言，每个人的发言都犹如一支支利剑，直插心中。也许到这时为止，高岗才真的感到大势已去了。 最后的结局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严重问题。并决定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 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从2月15日下午到25日下午，共开了7次，有43人发言。曾经与高岗长期共事的陈云做了重要发言。在发言中，他揭发批判了高岗反对刘少奇、企图当党中央副主席的言行：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高岗的个人主义野心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没有个人主义的根子，不会一下子就爆发出这样的问题。高岗现在应当脱掉自己华丽的外衣，重新做人。 在15日和16日的座谈会上，高岗对与会者的揭发批判也进行了一些辩解，然而，不管高岗作何辩解，他在座谈会上都是极端孤立的。参加完16日的座谈会后，高岗回到了东交民巷8号。他草草地吃了一点晚饭，便将秘书赵家梁叫到了自己的卧室。 高岗神情严肃地对秘书说：给你一个政治任务，你要拿党性来保证，绝不能传出去。 然后，由他口授，秘书速记，起草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密信。信中既有高岗的个人检讨，也有对一些问题的辩解，还有他与别人在一起议论刘少奇等的情况汇报。高岗在赵家梁抄写完致毛泽东的信离开卧室后，先是把致毛泽东的信放到了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下了刘少奇收。然后，又自己动笔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的信。 书写完这两封信后，已经临近午夜，一直郁闷不乐的高岗显得有些兴奋。他又把妻子李力群叫到自己的身边，述说座谈会上许多人都揭发他反对刘少奇、反对周恩来，说自己即使真的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也不会傻到同时伸开两个拳头打人，并表示要给毛主席写信，要找毛主席面谈。 第二天高岗起得很晚，在洗完脸刮胡子时，不慎将脸划破了一个小口子。对于这点小伤口并不在意的高岗用手抹了一下脸上的血迹，顺势就将手上的鲜血在昨晚刚刚写完的信封上擦了一下。上午，他先是叫来了交通员，让其把两封信直接送给刘少奇和周恩来。然后，又喊来了警卫员，让警卫员把自己佩带的手枪交给了他。 警卫员虽然不得不把手枪交给高岗，但感到平时并不带枪的高岗突然要枪，有些蹊跷，立即打电话将高岗要枪的反常行为向卫士长和秘书赵家梁、董文彬以及高岗的妻子李力群做了汇报。正在国家计委开会的赵家梁接电话后立即赶回东交民巷8号，与董文彬、李力群紧急磋商。 赵家梁回来后，交通员也将高岗授意送走的两封信拿了过来。赵家梁、董文彬和李力群一看信封上有血，感到情况不对，决定把信拆开看看。打开一看，给刘少奇的信正是昨晚写的致毛泽东的信，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落款是高岗，日期是2月17日。给周恩来的信主要是拜托周恩来在他不在时照顾他的妻子儿女。 看了信后，赵家梁、李力群、董文彬才知道高岗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便决定先稳住高岗，采取软的办法，争取把枪要下来。 于是，赵家梁来到高岗所在的客厅，一边哭着一边对高岗说：我犯了错误，打开了你给中央领导的信，请你原谅。但你不能这样想不开。李力群也上来边痛哭边劝说。看着痛哭流涕劝说自己的妻子和部下，神情黯然的高岗挥了挥手说：“好吧！不了！不了！把信烧掉吧。” 见高岗似乎已经回心转意，李力群和董文彬急忙找来火柴将信点燃。但就在此时，坐在沙发上的高岗突然用右手从裤袋里掏出手枪，举向头部。当时和高岗同坐在沙发上的赵家梁见状，急忙挥起右手向高岗握枪的手击去。就在赵家梁的右手与高岗的右手接触的一刹那，枪声响了，子弹打在了客厅右侧的墙上，手枪也应声掉在了地下。高岗见开枪不中，急忙去抢被击落在地的手枪，赵家梁也死死地抱住高岗，不让他拿到手枪。然而，赵家梁这位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秀才哪里是行伍出身的高岗的对手，身高力壮的高岗很快就把赵家梁压在了身下，并拿到了手枪。好在这时被刚才的枪声吓呆了的李力群、董文彬以及警卫们都冲了过来，夺下了高岗握在手里的枪，才使高岗这次真枪实弹的自杀未遂。 中央书记处得到这一消息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报告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岗的紧急处置办法，决定立即对高岗实施管教，让其停职反省。 高岗于2月17日自杀未遂后，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只是在当天停开，18日、19日、20日继续举行。21日是星期日，休会一天，22日、23日、25日，又开了三天。在这八个半天的座谈会上，共有43人发言，揭发批判了高岗以及饶漱石的“罪行”。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做了总结发言，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为高岗的错误定了性。 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3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这个《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的材料。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回忆高饶问题被揭露以后，毛泽东一直还想挽救他们。毛泽东让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找高岗谈话，想让他回陕北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但是话还没来得及谈，就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的事。我把这事报告毛泽东时，从他的表情看，他对此事感到厌恶。他说：“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随他去！”从此彻底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 自杀不成功，又被管教，高岗的情绪极度低落。特别是看到周总理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后，高岗的情绪波动很大。但是，在昔日的战友及管教人员的耐心开导下，高岗开始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错误。 4月3日，高岗给周总理并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保证：过去犯过的可耻的叛党自杀行为决不再犯，也决不会杀人，决不逃跑。在中央决定管教期间，我一定坚决服从，遵守一切管教措施。 中央对被管教期间的高岗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他在老实交待的基础上，写出深刻的反省材料。管教组的成员可以帮助他，为他代笔，但他自己一定要认真反省，如实交待。在整个4月间，高岗基本上就是在东郊民巷8号写反省材料。 4月28日，高岗的交待材料《我的反省》终于写出。此时已变得比较谨慎的高岗决定还是在送交中央审查之前，先让老战友习仲勋看看，征求征求老战友的意见。于是，29日，他让秘书赵家梁将《我的反省》送到习仲勋处。 习仲勋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的参加人之一，他非常清楚在座谈会上很多人的发言都说高饶问题的要害是“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因此，看完《我的反省》后，习仲勋立即派人将《我的反省》送回，并打电话给赵家梁说：要害问题，只字未提。 高岗听赵家梁传达完习仲勋的意见后，情绪激动，几近失控。他用双手左右拍打着自己的脑袋说：送走，送走，就这样了。 不过，在秘书的劝说下，高岗逐渐冷静下来，对秘书说：“那就写上吧。”于是，赵家梁提笔在《我的反省》上加写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然而，第二天早上，赵家梁见高岗又把“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句话中的“国家”二字勾掉了。赵家梁不解，向高岗询问，高岗则解释说：“我已经是国家副主席，还要当什么国家主席？就这样送走吧。” 8月16日，是高岗开枪自杀未遂的半周年。这天晚间，高岗显得特别兴奋，与妻子李力群唠得很晚。身体疲倦的李力群与高岗说完话后，便与小女儿一道，在高岗的房间睡下了。 据当天晚间值班的警卫回忆，17日凌晨3时20分，高岗出来要水喝，警卫员给他倒了一杯温开水。早上8点多钟，李力群起床后开始梳洗，见高岗仍未起床，便让小女儿喊爸爸起来。一会儿，女儿告诉她说：“爸爸不理我。”李力群急忙跑过去看，才知大事不好，急忙喊来了秘书和警卫。大家赶紧向医院和有关部门打电话汇报。9时30分左右，北京医院的医生们来到了现场，并立即在高岗的床上开始抢救。 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医生抢救到上午10时17分，宣布高岗已经死亡。 晚10时多，医生向大家宣读了检验结果： “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至此，49岁的高岗走完了曲折的人生历程。 对高岗的纪念2009年8月29日赶在建国60周年庆典前，高岗铜像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高家沟的高岗故居前揭幕，以纪念其诞辰104周年。这尊由当地民间组织筹划、私人捐资铸造的半身铜像，是其去世50余年后的首次“面世”。 2009年10月23日，高岗的生平记录片首映仪式在高岗同志的故乡横山县上映。 高岗墓位于北京市万安公墓，地处玉泉山下，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寺，这里远离市嚣，人迹罕至，十分幽静。解放前，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息之地。当时周总理让在墓碑上只刻姓名，生卒都不刻写，但不知何原因最终成了无字碑。直到2005年在高岗百年之际，经批准，才在墓碑上刻上高岗的名字。 2015年10月25日上午由黄土情联谊会主办的《纪念开国元勋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北京）座谈会》在北京万寿庄宾馆大礼堂举行。座谈会最后，高岗之子高燕生致辞。 对高岗的评价毛泽东对高岗的评价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那篇著名讲话中，提到并且称赞了高岗。他说，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接着，毛泽东同志比较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长处和短处：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1953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勾掉了高岗的名字，把后面这句话改为“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多了”。 1954年2月28日，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的发言提纲，并亲笔作了一些修改。提纲中有一段话是：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这段话中的“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和“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 李维汉对高岗的评价1981年，李维汉在一个座谈会上说：“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个人民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 王首道对高岗的评价1982年，王首道在一个会议上说：“高岗在陕北同刘志丹等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有功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一度要把他们抓起来当作右派，后来我们给他们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岗是很感激的。但以后，高岗极端个人主义发展，走上了反党和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高岗传》一书对高岗的评价戴茂林，赵晓光在《高岗传》一书中评价高岗一生有五大功绩： 1.参与创建了西北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2.抗日战争时期连任三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 3.国共内战中共成功夺取东北立下功劳；新中国建国初主持东北的建设； 4.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后勤保障。
高岗与第二任妻子李力群出生日期，1920年12月。逝世日期，2020年4月6日。性别，女，李力群，国籍，中国。民族，汉族。籍贯江苏宿迁县。出生地，江苏省睢宁县。
晚年李立群李力群（1920年12月-2020年4月6日），（革命战士）女，江苏宿迁县人，汉族，高岗妻子。1937年12月参加革命，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教育部原学生管理司顾问。 2020年4月6日21时37分，李力群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高岗第一任妻子杨芝芳。第二任妻子李力群。 李力群1920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睢宁县 。 1938年5月，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0月起，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秘书处秘书，延安县柳林区委宣传科科长、区委委员。 1947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松江省委妇女部部长秘书，东北第一育才小学校校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妇委委员、东北妇联执行委员、东北总工会执行委员。 1953年4月起，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教育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调配局、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学生管理司工作。 1971年12月起，先后在北京图书馆、教育部学生管理司工作，曾任教育部学生管理司办公室主任、顾问。 1983年8月，离休 。 2020年4月6日21时37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家庭情况 1940年，时年19岁的李力群与高岗缔结良缘，成为夫妻。 高岗三儿子高燕生和夫人丁丽合影还原真实的高岗
2018-11-08 07:0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刘景巍 原题《用最新史料解开历史疑云 实事求是写《高岗传》 高岗是党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为他做传，有三难：收集资料难，论证评价难，出版发表难。作者在党的实事求是原则指导下，历时15年，写出了国内首部高岗传—— 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克服“三难”，写出国内第一部《高岗传》高岗，这位中共党史上的特殊人物，因其人生经历传奇、曲折复杂而始终吸引着史学家和公众的眼球。他曾被称为“西北王”、“东北王”，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总后勤官”、新中国开国之初的六位国家副主席之一；他也是党内第一个以“反党联盟”罪名被开除出党，最终自杀身亡的国家领导人。 多年来学者们对高岗及“高饶事件”的研究在逐渐深入。但是，由于相关资料的收集难度很大，更由于高岗及“高饶事件”如何评价极其复杂，所以虽经学者们的努力，在高岗及“高饶事件”的研究中有了一些论文及著述，但是，研究的成果大多是局部的、个案的、片段的，甚至有些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系统研究、客观阐述高岗及高饶问题的专著在此之前仍是空白。 近日，由戴茂林、赵晓光撰写，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岗传》填补了研究空白。这部书既是国内第一部公开出版的《高岗传》，同时也是党史人物研究领域中一部开辟草莱的成功之作。 这部传记洋洋50余万言，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扎实丰富的资料为基础，运用现代史学研究的方法，系统客观地记述了高岗的传奇人生。作者将高岗49年的人生历程分三个时期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崛起于西北、闪烁在东北、骤然陨落在红墙内。 高岗出生在陕北横山县，1926年在榆林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追随刘志丹、谢子长参加革命，搞兵运、建游击队、创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刘、谢相继牺牲以及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高岗逐渐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三届边区参议会议长等，被称为“西北星辰”、“西北人民的领袖”。 解放战争开始后，他来到东北。刚刚40岁的高岗担任了北满军区司令，成功进行了根据地的创建和剿匪，打开了东北工作的新局面。半年后，他就任东北局副书记，在黑土地上掀起了土改的暴风骤雨。在林彪、罗荣桓率军入关后，他主政东北，领导恢复东北经济建设，率先开展“三反”运动，多次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身兼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人称“东北王”。同时，他还当选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并出席开国大典。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作为战争前沿的东北地区的首脑，他成为抗美援朝中志愿军的“后勤官”，彭德怀在接受朝鲜政府授给他的勋章时曾说：“这枚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即高岗）”。 研究高岗，绕不开“高饶事件”，也因为“高饶事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对高岗研究的基础资料收集查阅变得很困难。作者在后记中也感叹说：“为高岗做传，是件难事。收集资料难，论证评价难，出版发表难。”正因为有这“三难”，作者的写作历时长达15年之久。作者走访了许多当事人、知情者、老同志以及相关的专家学者，如高岗家乡高家沟村70岁以上的老人、高岗就读过的中学的校友、长期与他共事的战友及同志，以及高岗妻子及亲属、高岗的秘书等等；参考的书目多达近百种，参考的资料既有相关人员的文集、年谱、传记、回忆录、档案资料，也有专家的研究著述、报刊资料和访谈材料，考察的足迹遍布西北、东北和北京。用功之深，可以管窥。可以说，没有党的实事求是原则，没有作者的艰辛劳动，这部著作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用最新史料解开一些历史疑云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特别是由于作者史料工作扎实有力，因而在解开一些历史疑云和有争议问题的研究上，作者就能游刃有余，说服有力了。如“高饶事件”后，有的老同志在1955年召开的关于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提出高岗在攻打临镇的战斗中“逃脱”。真相如何呢？作者在横山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保存的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的创始人之一高朗亭的回忆资料里，发现了高岗的“踪迹”。1932年上半年，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连续取得重大胜利，但在攻打临镇的战斗中，阎红彦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率领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由于敌人进攻猛烈，高岗率部未能守住东山，带领十余人撤出了战斗。那么，高岗撤出战斗（即所谓“逃脱”）后干了什么呢？资料记录高岗带领19个撤出战斗的人在找大部队，途中碰到了九支队的高朗亭部，高岗动员他们一道去找刘志丹的大部队，于是两路人马合编为一个大队三个中队，从临镇以南向庆阳地区宁县盘客方向转移。 再如，1949年6月至7月高岗同刘少奇、王稼祥出访苏联，围绕着高岗的这次苏联之行，后来产生了不少“故事”：有人说高岗挟洋自重，讨好苏联，斯大林也特别欣赏高岗，把他特殊化；有人说高岗向斯大林建议宣布东北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把国土拱手让给外人；也有人说高岗在苏联公开顶撞刘少奇，刘少奇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才将高岗提前召回国。而这些“故事”在坊间广为流传。那么作者如何看待、评述上述这些“故事”呢？作者据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斯大林与中国》一书作者，俄罗斯历史学家、现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A·M·列多夫斯基在书中公布的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的六份文件，结合苏方公布的材料和我国的有关文献，清晰解答了有关“故事”真相。这次苏联之行，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所以这次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冠以“东北商务代表团”的名义（按照斯大林的提议并经中共中央同意）。在双方已经达成了贷款协议，高岗出访苏联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而即将召开的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尚有一系列重要事宜需要高岗回来协商时，中共中央决定高岗先期回国，刘少奇继续留在苏联商谈两党之间的其他问题。按照事先的商定，在高岗回国的第二天，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东北商务代表团”出访莫斯科的报道。报道中说：“不久前，高岗先生率领东北民主政权代表团从东北来到莫斯科，商谈商务问题。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同一天，《人民日报》以《东北人民政府商业代表团赴苏谈判达成通商协定》为题，也做了报道：“中国东北人民民主政府以高岗为首的商业代表团，日前已从东北到达莫斯科，举行了有关通商问题的谈判。 由于顺利商谈的结果，获得了东北与苏联之间相互交换商品的协定。……代表团已于7月30日从莫斯科动身返国。”高岗的这次出访只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负责人是刘少奇，可最后在媒体上露面的确实是高岗。不过，此时的这种安排并不是因为高岗有多么特殊。当时以高岗的名义发布消息完全是因为中苏两国外交政策的需要，也是中苏两党协商一致的结果。 “高饶事件”有极深刻的历史教训，即如何建立党内民主的协商机制，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党内不同的意见分歧。 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高岗的定性是“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如何为这样一个人物做传，如何评价围绕人物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说是研究中的难题。这就需要研究者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正视历史。 《高岗传》的写作，必然要谈“高饶事件”。学界普遍认为“高饶事件”是中共执政以后党内高层第一次政治斗争，在当时和后来都发生过很大影响。中共中央对此事最早的定性是“高饶反党联盟”，“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将这次事件作为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一。20世纪80年代作的历史问题决议中，“联盟”和“路线斗争”的定性都改了。对高、饶的定性是“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实际上回到了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结论。对于高岗及“高饶事件”的评价，过去国内的出版物多是一边倒的批判。只有国防大学林蕴晖教授的研究有突破，对“高饶事件”做了不同的解读。 读《高岗传》可以发现，作者是把传主放到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中进行了考察，把他的人生轨迹分为三个时期，从而把一个在黄土高坡上迅速升起，在黑土地上耀眼闪烁，又在红墙内骤然陨落的政治明星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做了全景描述。对这一时期围绕着高岗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也运用新发掘的资料重新做了系统的考证和中肯的评述。作者通过近年来披露的新史料，结合作者的研究和访谈，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为读者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
1953年五一节，毛泽东、刘少奇、高岗(右二)等在天安门城楼从作者的论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高饶事件”中的两次关键会议，即1953年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无论是高岗在财经会议上的“指桑骂槐”，还是饶漱石“震动”组织部，其矛头都是指向刘少奇的。这两次会议通常被学者视为“高饶事件”的起点。然而，通过书中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高岗与刘少奇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也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而且，分歧发生在1950年春至1951年初，双方接连在富农问题、互助合作问题、工会问题上发生争论，毛泽东在争论过程中基本上是赞成高岗的意见的。所以高岗在东北局内部也说了一些贬低刘少奇的话。1952年11月，高岗奉调进京，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此时的高岗同时担任着三个“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可见中央对他的重视。之后发生“新税制风波”，毛泽东的不满溢于言表，他不但对新税制的实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且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负责的政务院，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并且在组织上对中央政府进行了重大改组。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重新作了分工，周恩来主要负责对外工作，又把政务院二十个部中的八个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工作一直是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负责的。显然，中央的决定和政府工作的重新分工是对周恩来工作的批评和对他工作范围的削弱，而高岗却进一步受到信任和重用，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因此，当时由高岗负责的国家计委，有“经济内阁”之称。高岗更进一步受到毛泽东的欣赏。 然而，权力是把双刃剑。高岗在财经会议期间，会下鼓动一些同志“放炮”，目的除了要整薄一波，更有“指责刘少奇的意思”，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财经会议的结论讲话中，强调了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既是对薄一波等的批评，也是对高岗的警告。可是，高岗不仅没有重视党内的统一领导问题，反而散布了一些不利于党的团结、违背组织原则的言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并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结局。 “高饶事件”是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的。这个教训就是如何建立党内民主的协商机制，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党内不同的意见分歧。前车之鉴，读史者不得不深思。 让历史事实来说话，把一个政治人物的传记写得引人入胜，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政治人物的传记，很难摆脱板着面孔述说、流水账式叙述的窠臼。然而，此书不然。翻开这部传记，“引子”从一个老人的寿宴说起将读者带入历史，让你欲知详情；文采飞扬的叙述让你读起来欲罢不能；高岗一生的传奇经历以及引发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让你欲知究竟；几十幅珍贵照片让你仿佛回到那逝去的历史时空。作者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创新。不仅娴熟地运用了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言必有据，史论结合，而且还注意吸收当今史学研究的新观念，更注重史料运用，让历史事实来说话。引导读者站在历史的宏观大背景下诠释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把一个政治人物的传记写得如此引人入胜，确实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作者为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副编审，《高岗传》责编李力群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提示：李力群是高岗第二任妻子。 1962年出版的《刘志丹》，本是为纪念陕北领导人刘志丹而写的一本小说，因为“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和“夸大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被批判是为高岗翻案。在西北工作和曾在西北工作过的一万多名干部被整，数万个家庭受到牵连。“那时‘文革’已经开始，”李力群说，“革命群众冲进我们家进行批斗，占了四合院的东、南、西三面房子，我们一家六口挤到北面两三间房子里。”李力群说。住在牛街的那段时日，李力群一次次被传去写揭发材料。批斗彭德怀，要李力群揭发彭德怀与高岗阴谋夺权；批斗习仲勋，要李力群揭发习仲勋与高岗阴谋篡位；“林彪事件”发生后，仍要李力群揭发林彪与高岗背后埋藏的更大阴谋。在外面揭发别人，回家还要挨革命群众批斗，李力群再也支持不住了，她不再是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人了。李力群无奈地说：“不停地被审查，不停地揭发，叫我这样写，叫我那样写，许多都是不实之词，不写就回不了家，见不了孩子。”李力群说，“其实他们都明白，谁制造阴谋还会让我一介女子知道，我知道了那还叫什么阴谋？”但她必须说出她不知道的阴谋。对那段梦魇般的经历，对因为她而遭到打击的人，李力群止不住哽咽，那是深深的忏悔。 周恩来没有忘记李力群的一家回忆起不堪回首的往事，李力群说，“从江苏的老家出来，是为了追求解放，追求自由，在干校改造的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却是回自己的老家，一辈子平平安地过下去，不再过那种动荡不安的日子。”不幸的李力群又是幸福的。1971年，在“四人帮”横行，自己也不保的情况下，周恩来没有忘记李力群的一家，毛泽东也指示将李力群作为保护对象。就这样，李力群和几个子女陆续返回北京。李力群先后被任命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从那以后，每逢重大节日，李力群都会受邀出席国宴，享受登天安门观礼的高规格待遇。 李力群对毛泽东、周恩来心存感激李力群的二子三女，由于怕受父亲牵连，都改随母亲的姓，孩子都大了，牛街的两三间房子显然已经住不下李力群和她的子女，周恩来将她从安徽接回北京，亲自挑选王府井一处闹中取静的四合院给他们一家居住，连李力群用的都是一个假户名。李力群希望能到图书馆工作，一边看书一边学习，周恩来同意了。没想到只上了十来天班，毛泽东知道了情况，说不行，他说李力群在东北是有影响的人（李力群在东北的影响，是1948年她协助张闻天、徐特立一起创办了东北第一育才学校并担任首任校长），一定让她回到教育部。并指示中央组织部，李力群的孩子无论考取哪个大学，都不能因为他们的身份而影响入学。李力群说，没有主席和总理，她还真不知他们一家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时至今日，李力群仍对毛泽东、周恩来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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