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萧规曹随”与“开元盛世”

姚波

唐朝的“萧规曹随”与“开元盛世”

赵映林

（一）

    “萧规曹随”典出于《史记》一书。《史记》记载：刘邦称帝后，大封功臣，那些出身草莽、没有什么文化、却在刀光剑影中出生入死、提着脑袋造反闹革命，为刘邦打下诺大一座江山的伙伴们虽说个个封侯拜将，然而名列功臣第一的却是文人——为刘邦镇守后方，提供粮饷兵源的萧何！这一下炸锅了，以军功最多的曹参为首的武将们群情激愤：萧何凭什么名列功臣第一？刘邦对他手下这批开国武将说了一段颇有见地的话，他说：“猎狗只有追擒野兽的功能，而猎人却能指挥猎狗。你们只不过是擒杀野兽有功的猎狗（功狗），只有萧何才称得上是猎人（功人）。”武将们这才不说话了。曹参不满萧何为第一功臣，可萧何不计较。萧何临死前，汉惠帝问他：“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萧何不抱成见，不泄私愤，推荐了曹参，而且表示如若用曹参为相，“死不恨矣！”表现了一代名相宽宏大度、一切以国家大局为重的胸怀。萧何死后，曹参做了宰相，依照萧何生前制定的政策实行。《史记·曹相国世家》：“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故汉代杨雄在《解嘲》中说：“夫萧规曹随，留侯画策。”曹参忠实执行萧何的既定政策，继续对百姓采取休养生息政权，缓和社会矛盾，西汉国力日益强盛大，经济蒸蒸日上，为随后的“文景之治”奠定了良好基础。因而“萧规曹随”赢得了百姓的赞颂：“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浄，民以宁一。”意即萧何制定政策法令，整齐画一，执法公平，曹参代替了他，坚守不改，大家平平静静，人民得以安息。
    唐朝的“萧规曹随”是指姚崇确立的施政纲领，继任的宰相宋璟也是忠实地执行，不做随意更改。从而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唐朝初期实行的是集体宰相制度，宰相少则七八人，多时十七八位。但从唐玄宗时期开始，改变了唐初的集体宰相制度，虽然宰相仍有2——3位，但其中必有一位是“首辅”，掌控实权，为真宰相。其余一二名宰相只是协助“首辅”工作，或分管一至两个部门。姚崇是唐玄宗时的第一位“首辅”，之后接任姚崇任“首辅”的是宋璟，姚、宋二人之间的关系，颇似汉初之“萧规曹随”。举凡姚崇制定的政策，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宋璟决不轻易更改。

（二）

    姚崇（651——721年），唐陕州硖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人，一生三次入相，首次入相是在武则天时期。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女皇帝，很重视人才，颇有点贞观遗风。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入侵河北，形势危急。武则天让朝臣上书，提应对策略。武则天在阅读群臣上书中，发现姚崇对问题剖析周密，论理精到，惊奇之下，破格提升姚崇为夏官（兵部）侍郎。姚崇自此跻身朝廷重臣。但姚崇并不因受到武则天赏识器重，就一味“唯上”。例如，他对武则天鼓励告密，重用酷吏，滥施刑罚，杀戮无辜，始终不满。姚崇尖锐指出：重用酷吏残害无辜，其祸“甚于汉之党锢。”对姚崇批评她的这些做法，武则天还是颇有肚量，不但不怪罪，反而高兴地说：“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言，甚合朕心。”赏赐姚崇白银1000两。两年后（698），武则天任命姚崇以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姚崇成为武则天后期的宰相，辅佐武则天处理军政事务，受到信任。
    长安四年（704），姚崇在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中伤蛊惑下，姚崇被武则天外放灵武道任行军大总管，后又改任灵武道安抚大使。
    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与姚崇密谋策划，联合桓彦范、崔玄暐、敬晖、袁恕己，趁武则天病重之际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武则天，拥戴唐中宗复辟。姚崇因定策有功，封为梁县侯，食邑200户。然而，中宗是个昏庸无能的皇帝，无法控制局势，朝政为武三思和韦后专断，皇帝成为傀儡。韦后与安乐公主欲学武则天，临朝称制，母女二人合谋毒死了中宗，朝中大权尽落其手。相王李旦的儿子李隆基见势不妙，先下手为强，突然发动宫廷政变。一举消灭了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李旦在儿子李隆基和妹妹太平公主的支持下，恢复帝位，这就是唐睿宗。李旦复位，遂立李隆基为太子。
    景云元年（710）唐睿宗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二次入相。但睿宗与其兄中宗一样，也是一个昏庸无能之君。其妹太平公主因助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而权势膨胀，睿宗对她是言听计从，由此引发了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的矛盾。李隆基地位受到挤压，姚崇与宋璟秘密上疏睿宗，请求把宋王、豳王外放，太平公主与附马安置洛阳，收回岐王、薛王统领的羽林军。不料此事为太平公主所知，遭到公主一派势力的强烈反弹。当时七个宰相，有四个是太平公主同党。糊涂的睿宗在太平公主的压力下，将姚、宋二人外放地方任刺史。先天元年（712）睿宗让位李隆基，是为唐玄宗。先天二年太平公主准备于七月四日发动政变，不料为玄宗侦知，于三日出动羽林军一举消灭了太平公主的党羽，接着赐死太平公主。七月三日事件后，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太平公主势力被铲除后，唐玄宗任命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三次做了宰相（任“首辅” ）。姚崇针对中宗以来的弊政，向玄宗提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十条建议：不以严刑峻法威慑臣下；不追求边功；法律面前不论亲疏，违者应予法治；禁止宦官干预政事；杜绝一切苛捐杂税；皇亲国戚不担任中央要职；君主对大臣应待之以礼；鼓励直言进谏者；杜绝营造佛寺道观；接受外戚干政的教训。
    唐玄宗接受了的姚崇建议，自此以后，“军国之务，咸访于崇”。正是唐玄宗对姚崇的信任，凡是姚崇所行军政大事，“玄宗悉从之，而天下大理。”“开元盛世”能够出现，在朝廷大臣中首推姚崇。
    姚崇小儿子姚弈去世，请假十余天，另一宰相卢怀慎手忙脚乱，积压了政事，就去玄宗处自我检讨。玄宗却安慰他：“我以天下事委托于姚崇，你坐镇就行了。”姚崇假满上班，迅速将积压下来的事务处理完毕。故《旧唐书·姚崇传》称赞他说：“（姚）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对此，卢怀慎颇有自知之明。他与姚崇搭伴为相时，“自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其实，卢怀慎并不是唯唯诺诺的庸才之辈。他出身于进士，虽处理政务不及姚崇干练，却能常和姚崇一道，建议惩治违法犯罪的皇亲勋戚，建议量才授官，妥善处置功臣……。许多重大决策不但有卢怀慎的一份贡献，而且身体力行，积极推动落实，使姚崇省了不少心。姚崇为了使边境安定，反对守边武将轻易用兵少数民族。卢怀慎坚决贯彻这一政策。开元四年春，陇右节度使郭虔瓘上奏朝廷，家奴石良才八人立有战功，请求授予游击将军。玄宗当时同意了。卢怀慎却坚决反对，认为这个口子一开，边将都会效法，这是“实乱纲纪，不可许。”迫使玄宗收回成命。一个“救时之相”果断决策，一个“伴食宰相”积极推行，一刚一柔，互相协调，减少了议政执行过程中的磨擦，相得益彰。卢怀慎有一个很突出的长项，那就是他善于识别人才，这个恰恰是姚崇的短项。他曾荐太常卿马怀素为皇帝身边侍读。临终之际，遗表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并一一分析他们的长处，希望唐玄宗“渐加进用”。而且他的廉洁自律更是举世公认，史载“（卢）怀慎清俭，不营产业，器用服饰，无金玉绮文之丽”，“家无余蓄，妻子匮乏。”卢怀慎去世时，竟无钱下葬。他的清廉当时就为同僚所赞，说他“忠清直道，终始不亏”。一辈子如此，始终如一，令人敬佩。

（三）

    宋璟（663——737年）邢州南和（今属河北）人，一生两次入相。首次入相是睿宗景云元年（710）秋，与姚崇同朝为相，开始了两人间的第一次合作。太平公主权盛时，姚、宋二人同被罢相。玄宗时，姚崇为“首辅”。开元四年（716）闰十二月，姚崇罢相，荐宋璟接替自己为“首辅”，得到唐玄宗批准。
    宋璟为相，务在择人，量才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在识人这一点上，他与卢怀慎很接近。不但看到其人的长处，也能看到其人的短项，所以，宋璟往往能把最合适的人安排在最适合的们置上，使得人尽其才。在使用人这一点上，宋璟又有点像唐太宗——“用人如用器”。例如，他看到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有才略，善广词，但在思想和性格上又不太合乎正统，“若全引进，则咎悔必至，若长弃捐，则才用可惜。”宋璟根据这二人的特点长处，分别让他俩担任渝州刺史和硖州刺史。
    宋璟为相，处事对人，没有亲疏之分，秉公办事，敢于直言，一片公心。其堂叔宋元超，在吏部选拔官员时，特别说明自己是宰相宋璟的叔父，希望得到关照。宋璟知道此事后，专门给吏部去函，说宋元超既然表明了与自己的关系，就不应任官。吏部最后遵循了他的意见，把宋元超除名。对皇亲故旧宋璟也是一样，歧山县令王仁琛，是唐玄宗继位前的藩邸故吏，玄宗为照顾旧属，特下敕令授五品官职。宋璟认为此举不当，上疏谏阻，请求要由吏部考核，按制度办理。玄宗只好收回成命，听从宋璟意见。
    姚崇执政顺乎潮流，违背潮流，皆随机应变，从不墨守成规，懂得变通之道。他对唐玄宗说：“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适权者”也就是说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潮流，有时要违反潮流而适合权宜之计。在任相的三年多时间里，他选贤任能、奖励清廉、精简机构、厉行节俭、裁减冗员、惩治贪污、爱护百姓，赢得了唐玄宗信任。
宋璟执政风格与姚崇那种不拘一格随机应变作风迥然不同，他是“守法持正”，按法制律令行事，对姚崇为相时的施政措施实践证明是正确、行之有效的，宋璟决不随意变更。他的说法是：“情既无穷，故为之制度，不因人以动摇，不变法以爱憎。”如姚崇任相之初就提出“不追求边功”。因此，宋璟对镇守边境的将领的一举一动十分注意，防止边将制造事端邀功请赏，即使要给褒赏时也非常谨慎，避免引发攀比之风与连锁反映。突厥可汗默啜自恃强大，常以强凌弱，终引发突厥内乱，开元四年（716）默啜被突厥九族拔曳固所杀，入蕃使节郝灵荃得到了默啜首级后回到京师，自以为立了大功，必得重赏。但宋璟担心由此引起“好事者竞生心侥幸”，助长守边将领因求功而生事，故意抑制奖赏，一年后才授予郝灵荃右卫郎将。所以，那一时期，边境虽也常有事，但在宋璟主事下，基本上只是进行自卫，防止入侵，没有采取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后来的历史证明了当时宋璟坚持姚崇的这一政策，既保证了边陲地区的安宁，又有效堵塞了可能的野心家，是有政治远见的举措。故《新唐书》修撰者称赞说：“（姚）崇劝天子不求边功，（宋）璟不肯赏边臣，而天宝之乱（指安史之乱），卒悼其害，可谓先见矣。”
    姚崇重视抑止外戚，宋璟予以坚持。开元七年，王皇后父亲王仁皎去世，王皇后兄长王守一是附马都尉，请求玄宗同意为其父建造一座高五丈一尺的坟墓，玄宗同意了。朝中大臣都觉得有违礼制，可没有人敢于上奏反对。唯有宋璟和同朝宰相苏頲上疏，指出厚葬与否，是俭和奢的大事：“俭，德之恭；侈，恶之大也”，超越礼制，厚葬不可取，认为革除厚葬才是至孝正道。唐玄宗接受了劝谏。
    宋璟为相，敢于犯颜直谏，有唐太宗时魏徵的遗韵，故唐玄宗有时也不得不曲从之。开元五年，宋璟随玄宗去东都洛阳巡幸，经过崤谷（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山高路窄，车马拥塞，难以行进。唐玄宗大发雷霆，要罢免河南尹李朝隐和负责旅途事务的知顿使王怡。宋璟进谏说，若是加罪二臣，沿途官员就会因此征调大量民役，抢修道路，岂不是增加百姓负担，使民受害。唐玄宗这才不再追究这两名官员。宋璟刚直不阿的品质的确感动了玄宗。在一次御宴上，唐玄宗特地赐给宋璟一双金筷子。并对宋璟说，所赐金筷子，不是赐给你金，而是赐给你筷子，表彰你的“直”。宋璟的耿直无私，赢得了朝廷上下的尊重。同僚们说他是“有脚阳春”，意即宋璟所到之处，犹如阳春煦物一样。开元年间，姚崇任“首辅”三年两个半月，宋璟任“首辅”三年一个月，二人合计六年三个多月，然而这六年多的时间，却是开元之治的开创时期，能否奠基尤为重要。姚崇有强烈的变革精神和灵活应变的能力，处事理政干练。宋璟“萧规曹随”，守法持正，按既定方针办，以刚直不阿的精神推进治理。“故唐史臣称（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二人相得益彰，共同为“开元盛世”夯实了基础。

主要引用文献：
（1）《史记·萧相国世家》
（2）《史记·曹相国世家》
（3）王吉林《君相之间——唐代宰相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2009年第四次印刷。
（4）《大唐新语》卷三“公直”第五，卷九“谀佞”，中华书局1984年第一版，1997年第二次印刷
（5）《新唐书·姚崇传》
（6）《旧唐书·姚崇传》
（7）《新唐书·玄宗本纪》
（8）《新唐书·宋璟传》
（9）《旧唐书·宋璟传》
（10）《资治通鉴》卷210、卷211、卷212
（11）《旧唐书·卢怀慎传》
（12）《开元天宝遗事》卷一、卷四

作者：赵映林  江苏省工运研究所研究员 教授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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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姚学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