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棉棉』 唐代吴兴姚氏家族与文学研究

姚波

学交游活动亦呈现出 这样的阶段性。 就初盛唐来看， 与姚氏有过文学交游的仅有张九龄、 张说、 苏颋、 苏绾、 萧颖士等人， 共有交游诗作约 二十三首。 而到了 中 晚唐， 因 为姚合的出 现， 使得吴兴姚氏的文学交游进入了 高潮。 就姚合一人来看， 与其交游的诗人就有五十多 人， 存交游诗约 三百六十九首， 远远超过初盛唐时期所有吴兴姚氏文人的交游诗歌数量。 另 有姚伦、 姚係、 姚康、 姚岩杰、 姚南仲 、 姚潜、 姚安之等， 有交游诗十五首。 所以 ， 在唐代， 吴兴姚氏诗人的文学交游主要集中在中晚唐， 呈现出 一定的阶段性和集中性。


其二， 吴兴姚氏的文学交游场域广阔 。 初盛唐时期， 吴兴姚氏家族中 ， 姚思廉为“ 十八学士” 之一， 姚璹、 姚崇都为宰相， 所以 姚氏文人主要以 宫廷为交游场所。 如姚崇就经常参加朝廷的一些唱和活动， 现存五首应制诗， 当 时的参与者包括武后、 李旦、 李峤、 武三思、 苏颋、 崔融、 沈佺期等数十人， 可见其影响力。 而到了 中 唐之后， 由 于社会稳定、 科举取士制度的完善等原因 ， 越来越多 的唐代士人认识到文学的重要性， 开始创作诗歌和撰写文章。 姚氏家族亦呈现出 如此态势。 所以 ， 文人的交游场域也从宫廷之中 ， 逐渐下移并扩大到县邑 、 山 林、 亭 台 、 楼阁 、 寺庙 、 府宅 等地方。 创 作 形 式也 变得更为灵 活多样， 由 君臣或同 僚间 应制 奉和， 逐渐演变为送别、 寄赠、 和答、 酬谢。 如姚係《 秋夕 会友》 、 《 五老峰大明 观赠隐者》 、 《 京西遇旧 识兼送往陇西》 ， 姚合《 和座主相公雨中 作》 、 《 和友人新居园上》 、 《 答友人招游》 ， 韦应物《 送姚孙还河中 》 ， 白 居易 《 送姚杭州 赴任， 因 思旧 游二首》 ， 郑巢《 送姚郎中 罢郡游越》 、 《 秋日 陪姚郎中 登郡中 南亭》 ， 顾非熊《 送杭州 姚员 外》 、 《 行经褒城寄兴元姚从事》 ， 朱庆馀《 与贾岛 、 顾非熊、 无可上人宿万年姚少府宅》等。 进入中 晚唐， 随着交游场域的扩大， 姚氏文人诗歌所表现的内 容也变得更为丰富， 既有四 季景色， 又有南北风光； 既有寄赠唱答之作， 又有宴饮酬唱之作 。 这些诗歌逐渐摆脱了 宫 廷诗歌的 诸多 限 制 ， 开始 热 情地表达对亲友的 思念、 感激和勉励， 送别场面的刻画和情感的表达也更为丰富、 细腻。


其三， 吴兴姚氏的 文学交游逐渐回 归 文学本位。 在唐代前期， 姚思廉、 姚璹、 姚珽、 姚崇、 姚发等人皆为朝官， 故其创作多 有浓郁的政治气息。 文学对于他们来说， 并不是抒发个人情感和意趣的手段， 而是颂赞朝廷、 联络援引 的工具。 唐代前期的姚氏文人， 入主中 枢， 经常参与以 皇帝为核心的唱和活动，所以 其诗主 要以 应制 诗为主 。 此外 ， 尊 贵 的 政治 地位也 让他们 成为 百 官 的 焦点， 所以当姚崇赋诗一首① 时，群臣便纷纷迎合。 张九龄《和姚令公从幸温汤喜

①《全唐文》 及补编资料中未找到对应的诗， 疑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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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苏颋《扈从温泉奉和姚令公喜雪》、苏绾《奉和姚令公驾幸温汤喜雪应制》等诗皆为此而作。中唐以降，这种多以宴饮、游乐为主进行应制、唱和的现象还有留存，如长庆中，姚康以试左武卫仓曹参军佐段文昌幕，为西川观察推官，其现存的两首交游诗，也均与段文昌有关。在姚合仕途逐渐通顺时，一个以姚合、贾岛为中心，颇具规模的中 晚唐诗人的文人团体也逐渐形成。由此可以看出，姚氏文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对其交游影响非常之大。随着文学交游对象的增多，交游场域的扩大、姚氏文人的创作形式、创作内容变得愈加丰富、多样，所作诗文逐渐摆脱宫廷气息， 回归文学本位，多描写自然景色，表达友朋之情，抒发个人意趣和志向。


第三节 唐代吴兴姚氏的文学交游意义
吴兴姚氏文人的交游对个人、家族，乃至唐代文学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学交游不仅可以刺激文人的创作欲望，提高创作水平，还能提升家族地位。此外，文学交游所创作的大量诗歌，也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同时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便利。


首先，文学交游对于个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文学交游可以刺激姚氏文人的创作欲望，使其更为主动地关注文学动态、结识名流，积极融入到文学群体之中参与创作活动。文人间的相互切磋交流，使其自身文学水平得到了提高。


唐代吴兴姚氏文人的交游活动，从宫廷到地方再到名山大川 ， 缘由 不一， 形式多 样， 这些交游活动无疑为他们提供了 更多 的创作机会和创作题材， 激发了创作灵感。如前文所举，武后在游嵩山石淙时，采用七言赋诗，众人则皆依循此体而作。此外，在具体唱和过程中，有时还会进行分韵和限韵，以增加交游的趣味和难度。由此可见， 文学交游对诗歌以及对文人自身素养的要求都非常高，文人为赢得个人以及家族声誉，必定会更为主动、更为积极地进行诗歌创作实践。纵观吴兴姚氏的交游之作，名篇佳作虽然相对较少，但不可否认，姚氏成员能频繁地参加这类交游活动，较之一般文人，文学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长期的创作实践，也使得姚氏文人水平不断提高，从而提升了家族文学地位，推动了唐代文坛的发展。


其次，吴兴姚氏文人对律诗的发展有一定作用。律诗的成熟与宫廷诗歌有密切关系。初盛唐时期， 宫廷诗歌兴盛， 宫廷诗人创作的大量律诗多符合严格的格律要求。姚氏文人亦擅长创作律诗，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律诗的发展，如姚崇的《奉和圣制龙池篇》为典型的七言律诗。 崔日用、张九龄、蔡孚、卢怀慎、裴漼、于季子等人亦与姚崇相同，进行了七言诗的创作。再如久视元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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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游览石淙山，写下了一首七言律诗《游石淙诗》，抒发出自己登基以来善于施政，使得国泰民安的愉悦心情。同时要求参与交游的其他大臣“各题四韵，咸赋七言”①。杨敬述、阎朝隐、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薛曜、狄仁杰、姚崇等人作《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应和。这样的举动极大地推动了七律的成熟与定型，而姚崇作为其中的参与者，其功劳不言而喻。其他吴兴姚氏文人，如姚合、姚岩杰、姚赞亦有七言律诗存世。其中姚合一人就写了六十六首。另外，姚氏文人对五律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吴兴姚氏文人姚崇、姚发、姚合、姚伦、姚係、姚康、姚岩杰等人创作采用之诗体绝大部分都以五言为主，姚合尤以五律见长。由此分析可以发现，吴兴姚氏文人对律诗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这种意义已经超脱了个人范围，进而影响近体诗以及古代文学的成熟和发展。


再次，吴兴姚氏文人性情高雅，好游山水，多创作山水诗，推动了山水诗的发展。山水诗始于晋宋，以谢灵运为宗，在唐代，尤其是王维时期发展迅速。其实在武后中宗时，因为频繁的游览活动，姚崇等宫廷文人已经在积极地创作山水诗歌，只是因为是应制之作，所以还无法摆脱朝廷的严肃气息。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回归文学本位，一方面，他们受谢灵运等人影响，非常注重对山水景物的描摹，另一方面，他们努力尝试着打破原有的写景范式，在描绘景物的基础上，融情于景，抒发个人情怀，提高诗歌艺术性，也为盛唐山水诗歌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姚崇的《秋夜望月》、《夜渡江》历来评价颇高，可以视为其转型之作。另有姚係《荆山独往》、《五老峰大明观赠隐者》、《古别离》，姚合《山中述怀》、《忆山》、《山居寄友人》等也是较为优秀的山水诗作，推动了中国山水诗歌的发展。


最后，吴兴姚氏文人交游的诗歌亦是一条历史轨迹，清晰地记录了唐代文人的生活方式，为后人研究唐代，尤其是研究唐代士大夫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从其现存交游诗可看，所涉及的文学活动上至帝王卿相、文人贤士的筵宴、游览、集会，下至亲朋好友的离别祝福、交往谈趣，这些内容引发的情感也是多种多样的。结合历史背景，细细品读其诗，可以充分看到唐代身份不一的文士们的生活面貌，从而体会他们丰富、细腻的情感。譬如，宫廷宴饮的应制唱和之诗，多描绘富丽的景象和奢侈的生活，或歌功颂德，表现盛世之气象，或借古讽今，夹杂匡主之谏语；再如文人雅士齐聚一堂，或自由宴集，或登临山水，或赏花戏草，有怡然之情，有浓浓情思，当然也可能有秋花凋萎、岁月流逝的惆怅与遗憾。又如至亲好友游宦他乡，失意遭贬，甚至避乱流寓，面对江河残柳，借景抒情，或表达自己的依依惜别之情，或寄托自己真挚的祝福。无论是哪一方面，它们都是非常珍贵的史料，对于了解唐代社会现实、还原唐诗创作真实历史场景，以及了解唐代文士生活与情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①（清）董诰《全唐文·夏日游石淙诗序》卷九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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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唐代吴兴姚氏家族文学的影响及评价

有唐一代，吴兴姚氏家族位列高门，人才辈出，成绩斐然，尤以文学与政治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姚氏父子以散文体撰梁、陈二史，兼具史笔与文笔，对古文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姚崇历仕五朝，三次拜相，其为人品格、政治功绩颇受瞩目，唐代小说多有记载，后人亦有评说，对文坛影响极大。诗人姚合，与贾岛同时，是晚唐体诗人中唯一与贾岛并驾齐驱的领军人物，文学地位之高，足见影响之深远。


第一节姚察、姚思廉父子的史笔与文笔
自古以来，历史与文学就是密不可分的，这与中国史书本身兼具文学表征有很大关系。刘知几有言：“历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①通常所谓史笔，即叙事的笔法或技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文笔。李建华先生亦认为，史笔与文笔虽然不同，但史家多用散文修史②，故史书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姚察、姚思廉父子文史才学兼备，所撰《梁书》和《陈书》虽为史书，但均以散文记事，包含一定的文学因素。
一、《梁书》、《陈书》的语言特点
魏晋南北朝以来，不仅是文学作品，史书也都沾染上骈俪的习气。而《梁书》和《陈书》却受骈文影响较少，如赵翼所言：“《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炉锤……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③在天下人言及古文运动，皆推崇韩柳的时代，赵翼却能看到《梁书》在“行文”上与别的六朝正史有异，而且认定姚察父子为“古文运动”先驱，可谓慧眼识人，极具见地。


《梁书》、《陈书》用散文创作，形式自由，已显古文之风貌。这在《梁书》、《陈书》的人物传记中有突出表现，如《梁书》卷一七《张齐传》记录了张齐在益部讨伐蛮獠，与士兵“同其勤苦”④的一段经历。文段一扫骈偶文风，叙议结合，语言简洁流畅，颇具古风。


姚氏父子不仅在叙事时，使用散文体，即使是文末的论、赞部分，仍坚持用散文体运笔。如《梁书》卷九“史臣曰”：若夫义重于生，前典垂诰，斯盖先哲之所贵也。故《孟子》称：生者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得，宁舍生而取义。至如张嵊二三子之

①（唐）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5页。
②李建华《论唐代史学发展与古文运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③（清）赵翼，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6页。
④（唐）姚思廉《梁书》卷一七《张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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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捐躯殉节，赴死如归，英风劲气，笼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①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梁书》卷八、卷一七、卷四二、卷五二，《陈书》卷二二、卷二五、卷二七、卷三〇、卷三四等，其中一些近似于论、赞形式的文体，虽未明确标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或“史臣曰”，但基本还是散体形式。

姚氏父子不仅多用散体行文，其文笔文风亦是简洁劲爽，质朴平和，具有很强的写人与叙事能力，深得史汉笔意，“直欲远追班、马”②，如在刻画人物外貌时，姚氏父子多是寥寥数语，简单勾勒，而尽现人物之全貌。萧统“美姿貌，善举止”③，萧纲“方颊丰下，须鬓如画”④，王茂“身长八尺，洁白美容观”⑤，同为美男子，却各有风度，可谓字简而意深。

姚氏父子还善于用凝练的语言，表现纷乱错杂的战事，如《梁书》卷一二《韦睿传》曰：四年，王师北伐，诏睿都督众军。睿遣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攻魏小岘城，未能拔。睿巡行围栅，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睿欲击之，诸将皆曰：“向本轻来，未有战备，徐还授甲，乃可进耳。”睿曰：“不然。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无故出入于外，必其骁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众犹迟疑，睿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乃进兵。士皆殊死战，魏军果败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⑥

片段仅一百六十一字，精简明晰地交代了梁朝初年，北伐元魏“小岘城之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又较为突出地描述了韦睿面对突发情况时，如何迅敏抓住战机，准确做出判断，果断指挥军队的生动情节。整个战争的描绘，详略有致，情节跌宕起伏，将梁军骁勇善战的场面描绘得淋漓尽致。

二书中关于此种类型的描写还有很多，陈霸先在冶城抗击北齐的“冶城之战”⑦，篇幅虽不足百字，却充分展现了战场的全貌，生动地描绘了陈霸先火攻时强大的气势，北齐兵溃败时的狼狈模样，以及百姓“夹淮观战，呼声震天地”⑧的沸腾而壮观的场面，可谓劲气锐笔，极具震撼力。再如昌义之在钟离城

①（唐）姚思廉《梁书》卷九《王茂·曹景宗·柳庆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4页。

②（清）赵翼，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6页。

③（唐）姚思廉《梁书》卷八《昭明太子》，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66页。

④（唐）姚思廉《梁书》卷四《简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9页。

⑤（唐）姚思廉《梁书》卷九《王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5页。

⑥（唐）姚思廉《梁书》卷一二《韦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21—222页。

⑦（唐）姚思廉《陈书》卷一《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页。

⑧（唐）姚思廉《陈书》卷一《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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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抗击魏军的“钟离之战”①。作者重点描绘了敌军“以车载土填堑”②、“冲车撞城墙”③、“以土迮之”④的凶残，而梁军的应战聊聊数语，“每弯弓所向，莫不应弦而倒。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者万计，魏军死者与城平”⑤，整个战争的描绘仅百余字，却将此次出色的防城战展露无遗。

二书中不仅以上诸事，梁与北魏合肥之战、武兴之战、益州之战、洛阳之战、涡阳之战、邵阳之战，梁与西魏成都之战，与北齐的莫府山之战，陈代吴明彻的秦郡之战，陈霸先平定叛乱的交州之战等皆是质朴明畅，真切动人。正如赵翼所说：“《梁书》则多以古文行之如《韦睿传》叙合肥等处之功，《昌义之传》叙，《康绚传》叙淮堰之作，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⑥。赵翼在《陔余丛考》称其“叙事之简严完善，则李延寿不能过。”⑦

姚氏父子善用“今语”，语言晓畅。本文所谓“今语”，类似于“俚语”，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非正式的语言，与书面语言形式有很大不同，主要包括民谣、俗语等。刘知几在《史通》中对“今语”不尚文辞，颇有微词⑧，然而，适当使用“今语”，可以让语言更加明白通畅。

“今语”的典型形式是使用当时的口语。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在《梁书》、《陈书》中加入“今语”，不仅能使其从骈文的呆板和沉闷中解脱出来，也能与其他六朝文史之书有所区别。二书都引用了民谣和俗语来品评人物，评述史实。如《梁书》卷二八叙及夏侯亶及夏侯夔兄弟二人，勤于耕种灌溉，在岁末获得大丰收后，便布施恩惠。此举深得民心，故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频有夏侯；前兄后弟，布政优优。”⑨再如《陈书》卷二一载，张种性格恬静，为人处世皆有风范，“颇具宰相之风”⑩，故时人为之语曰：“宋称敷、演，梁则卷、充。清虚学尚，种有其风。”11又如《梁书》卷一六“时称之曰”12、卷一八“北方童谣曰”13、卷二〇“戏为诗曰”14、卷二二“民为之歌

①（唐）姚思廉《梁书》卷一八《昌义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94页。

②（唐）姚思廉《梁书》卷一八《昌义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94页。

③（唐）姚思廉《梁书》卷一八《昌义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94页。

④（唐）姚思廉《梁书》卷一八《昌义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94页。

⑤（唐）姚思廉《梁书》卷一八《昌义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94页。

⑥（清）赵翼，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6页。

⑦（清）赵翼《陔余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0页。

⑧（唐）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3页。

⑨（唐）姚思廉《梁书》卷二八《夏侯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22页。

⑩（唐）姚思廉《陈书》卷二七《张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80页。

11（唐）姚思廉《陈书》卷二七《张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80页。

12（唐）姚思廉《梁书》卷一六《张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70页。

13（唐）姚思廉《梁书》卷一八《康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91页。

14（唐）姚思廉《梁书》卷二〇《陈伯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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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①、卷二六“时称之曰”②、卷二七“民作歌曰”③、“民又歌曰”④、卷三二“洛阳童谣曰”⑤、卷三三“时人为之语”⑥、卷三七“世人为之语”⑦、卷五〇“时人语曰”⑧、“世人语曰”⑨、卷五三“百姓为之谣曰”⑩、卷五六“童谣曰”11等，使得原本典重的史书，富有生气，更有爽利流美之致。

在人物谈话中，口语的运用使得二书的语言更通俗直朴。如卷五六载，一次水战中，当侯景听到其大将侯子鉴大败的消息时，“大惧涕下，覆面引衾以卧，良久而起，叹曰：‘误杀乃公’”12。“乃公”即“你老子”，此二字形象地刻画了侯景性格之粗鲁，也表达出了侯景情感之悲愤。书中亦有“阿爷”13、“吴儿”14、“城内是谁”15、“是王将军”16等语夹杂其中，真实质朴，非常符合“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17的要求。

初唐姚氏父子以“古文”修史，自觉摒弃六朝文体骈化之风，力求文字简洁，文风质实，文史之笔兼具。如李建华先生所言：“唐代史学与古文运动关系密切，在骈文独尊的初唐时期，由于史学的繁荣，古文在史传中得到延续”18。姚氏父子的叙事之笔劲挺而流美，为古文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姚氏父子对古文运动的影响

姚氏父子不仅身体力行地创作古文，还在其史论中表达了自己的创作主张，尤其推扬“有骨气”、“典而速”的文风。如姚氏父子在梁、陈二史中，对刘之遴“多学古体”19，萧纪“属辞不好轻华，甚有骨气”20，蔡景历“不尚雕靡，而长于叙事”21，褚玠“词义典实，不好艳靡”22多有赞誉。另有南朝史学家、文学家裴子野“为文典而速”23，“其制作多法古”24，对骈文重藻饰颇

①（唐）姚思廉《梁书》卷二二《太祖五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54页。

②（唐）姚思廉《梁书》卷二六《陆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98页。

③（唐）姚思廉《梁书》卷二七《陆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10页。

④（唐）姚思廉《梁书》卷二七《陆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10页。

⑤（唐）姚思廉《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62页。

⑥（唐）姚思廉《梁书》卷三三《王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84页。

⑦（唐）姚思廉《梁书》卷三七《谢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29页。

⑧（唐）姚思廉《梁书》卷五〇《何思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14页。

⑨（唐）姚思廉《梁书》卷五〇《何思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14页。

⑩（唐）姚思廉《梁书》卷五三《良吏·丘仲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71页。

11（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六《侯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62页。

12（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六《侯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61页。

13（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六《侯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60页。

14（唐）姚思廉《梁书》卷四六《胡僧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40页。

15（唐）姚思廉《梁书》卷四五《王僧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25页。

16（唐）姚思廉《梁书》卷四五《王僧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25页。

17（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42页。

18李建华《论唐代史学发展与古文运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19（唐）姚思廉《梁书》卷四〇《刘之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74页。

20（唐）姚思廉《梁书》卷五五《萧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25页。

21（唐）姚思廉《陈书》卷一六《蔡景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28页。

22（唐）姚思廉《陈书》卷四三《褚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60页。

23（唐）姚思廉《梁书》卷三〇《裴子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43页。

24（唐）姚思廉《梁书》卷三〇《裴子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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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满。裴子野大胆实践，将沈约《宋书》删繁就简成仅二十卷的《宋略》。《梁书》亦评其曰：“叙事评论多善。”①沈约慨叹“吾弗逮也”②。

姚氏父子在推崇质实文风的同时，对轻艳、浮泛的文风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如简文帝萧纲作文“时以轻华为累”③，作诗则“伤于轻艳”④。江总之文亦“伤于浮艳”⑤，“多有侧篇”⑥，为君子不取的小道。

姚氏父子尚质实、轻艳靡的文学主张对陈子昂，乃至后世古文学家均具有重要启示。陈子昂批判六朝以来“彩丽竞繁”⑦浮华艳丽的文风，而提倡“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⑧的疏朗文风，与姚氏父子所推崇的文风一脉相承。萧颖士亦是古文运动的先驱，为文尚俭，注重文章的教化功能，如其所言：“其道末者其文杂，其才浅者其意烦。”⑨梁肃文章古朴，师法古文家孤独及，注重礼乐道德，提倡文章的社会功能。亦有李华、元结、柳冕等人也有相同的文学主张，把复古宗经作为文章创作和评价的宗旨和准则，引领了唐代文学发展的新方向。而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等人，则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革新文学形式以及文学内容，明确“文以载道”的为文目的，积极创作，将古文运动推向高潮。

唐代以来，热衷古文创作而不喜形式、文辞的文学主张，与姚氏父子的理论和实践一脉相承。除梁、陈二史以外，姚氏父子的散文也是文风质朴，形式自由，如姚察的《乞终丧表》、《遗命》以及姚思廉的《止足论》。《遗命》是姚察的临终遗嘱，交代了琐碎的身后事，内容无多大意义，但颇具古风，聂石樵先生对其文风、句法颇多赞誉，认为“这种文体对唐古文运动之勃兴产生了重大意义”⑩。

第二节姚崇对唐代文坛的影响及评价

唐代初期，诗歌发展缓慢，而在唐玄宗即位不久便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此时文坛异常繁荣，不仅有年轻诗人李白、王维、高适等活跃于文坛，年长一些的张说、张九龄等人也厚积薄发，达到了其创作的顶峰。不可否认，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初唐四杰、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刘希夷等人有密切关系。但姚崇等

①（唐）姚思廉《梁书》卷三〇《裴子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42页。

②（唐）姚思廉《梁书》卷三〇《裴子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42页。

③（唐）姚思廉《梁书》卷四《简文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9页。

④（唐）姚思廉《梁书》卷四《简文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9页。

⑤（唐）姚思廉《陈书》卷二七《江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47页。

⑥（唐）姚思廉《陈书》卷二七《江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47页。

⑦（唐）陈子昂《陈子昂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页。

⑧（唐）陈子昂《陈子昂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页。

⑨（清）董诰《全唐文·为陈正卿进续尚书表》卷三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68页。

⑩聂石樵《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61页。

姚波

人身为朝廷重臣，为营造稳定的社会氛围，提供宽松的创作环境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吏治”的同时，姚崇仍能积极参与创作，影响了众多文人能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代诗歌的繁荣。

一、姚崇与盛唐诗坛

姚崇三朝为相，在辅助帝王治理国家的同时，也为诗人们提供了开放自由的创作环境。姚崇为官以刚正清廉著称，多有忠义之行。玄宗即位初期，为革除弊政，姚崇勇言直谏“十事要说”，为“开元盛世”的到来提供了纲领。玄宗不仅重用姚崇，并给予极高的礼遇，如《次柳氏旧闻》所言“其他宰臣，优宠莫及”①。范祖禹非常感概，认为正是这样的君臣之遇，使得“开元之治”得以实现②。在这样开明的政策及环境下，朝臣敢于进谏，诗人们更是心胸开阔，情绪饱满，对个人和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为唐诗高潮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姚崇积极参与宫廷唱和，极大地刺激了诗人们的创作热情。姚崇治国，虽与张说、张九龄等人的“文治”不同，但在文学上亦有建树。据《全唐诗》收录，姚崇的《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故洛阳城侍宴应制》、《春日洛阳城侍宴》、《奉和圣制龙池篇》、《奉使蒲州返辔奉答圣制》均为应制诗。一方面，可以看出姚崇积极参与创作。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当时宫廷诗歌发展十分兴盛。朝廷帝王及大臣工诗善文，堪称表率，使得唐代诗坛欣欣向荣，充满生机。此外，唐代宫廷诗歌并未形成垄断的局面（如齐梁时期），这让宫廷以外广大的诗人看到希望、受到鼓舞，自信心亦空前高涨。据载，当时朝廷之外形成了文学圈子和文人团体。《旧唐书》卷九五：“(李)范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与阎朝隐、刘庭琦、张谔、郑繇篇题唱和，又多聚书画古迹，为时所称。”③《旧唐书·韦安石传》附《韦陟传》：“才名之士王维、崔颢、卢象等，常与陟唱和游处。广平宋公见陟，叹曰：‘盛德遗范，尽在是矣’。”④以岐王李范为中心的文学圈子和韦陟的诗人小团体，使得一大批诗人有了良好的创作条件。数年后，张说、张九龄等人对诗人的礼遇亦让唐诗达到“声律风骨始备”⑤的境界，最终形成了“盛唐气象”。

姚崇胸怀宽广，对“狂傲”文人亦能容忍。王翰“恃才不羁，喜纵酒，枥

①（唐）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②范祖禹评此事曰：“人君劳于求贤，逸于任人。古者畴咨佥谐，然后用之，苟得其人则任而勿疑，乃可以责成功，明皇既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开元之治，不亦宜哉？”（宋）范祖禹《唐鉴》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宋本，第110-111页。

③（五代）刘昫《旧唐书》卷九五《惠文太子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16页。

④（五代）刘昫《旧唐书》卷九二《韦安石传附韦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58页。

⑤（唐）元结，殷璠等选《河岳英灵集》，《唐人选唐诗》(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40页。

姚波

多名马，家蓄妓乐”①，“发言立意，自比王侯。日聚英杰，纵禽击鼓为欢”②，王泠然“气质豪爽，当言，无所回忌”③，姚崇对此皆持宽容态度，这让他们少了很多顾忌，终成“济世之器”④。

在当时，真正享誉诗坛的诗人还未完全成熟，如杜甫、岑参还处于幼年时期，李白、王维、高适正处青少年时期，刚刚开始诗歌创作。孟浩然虽然年龄较长，但此时仍处于“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⑤的阶段。然而宽松的社会环境，充足的物质基础、丰富的精神财富，以及大批优秀诗人的储备，已经向世人昭示着盛唐诗歌的美好未来。

二、唐代小说中的姚崇形象分析

姚崇执政期间，政治功绩卓著，颇受赞誉。如元稹《连昌宫词》在叙述玄宗以来的兴衰历程的同时，也热情地歌颂了敢于直谏、治国有功的姚崇。此时，姚崇已逝世百年有余。千百年来，民间百姓以各种形式怀念姚崇。仅唐代来说，除去前文的正史记载，唐人亦把姚崇的生活轶事记录在了各类小说中，可见其对当时文坛就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些小说离姚崇的生活时代不远，大部分还是可信的，有补史书之功。

表5.1姚崇故事在唐小说中的记录情况
小说名称	作者	题目	主要人物	主要情节
《大唐新语》	刘肃	《耽玩坟史》⑥	姚崇	姚崇年少时不爱读书。后因接触大量经籍而发奋学习，终以文章著名。
		《荐举宰相》⑦	姚崇、张柬之	姚崇多次举荐张柬之，使其于八十岁时登上宰相高位，后与桓彦范等人共同诛杀“二张”，恢复社稷。
		《拥储造贬》⑧	睿宗、张说、姚崇、宋璟	睿宗听术士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故请大臣们献计。张说认为这必是谗人设计，若使太子监国则灾难不生。姚崇、宋璟等人皆表示赞同。但此举惹怒了太平公主。后姚、宋二人因“离间骨肉”罪名被贬。
		《君臣知遇》⑨	玄宗、姚崇	玄宗与姚崇谈论狩猎之事，得知其少为猎师，后因张憬藏的预言而折节读书，以至将相。玄宗大悦，不仅与姚崇分享猎物，军国之务也都与之共同探讨，从而实现天下大治。
		《敬奇探疾》①	姚崇、成敬奇	成敬奇才智过人，与姚崇有姻亲关系。但姚崇因其探病时过于谄媚而断绝了交往。
		《老不拟当》②	姚崇、直令史③	姚崇为紫微令，应在宫中值夜班。但他以年事已高，不依其请。给事看了该批文后不再勉强。
		《成都论将》④	玄宗、裴士淹、房琯、姚崇、宋璟、张九龄、李林甫	玄宗因安禄山叛乱来到成都，期间因房琯为将一事，与裴士淹历评诸将。玄宗高度肯定了姚崇和张九龄，而对房琯、宋璟、李林甫等人给予了否定态度。
《明皇杂录》	郑处诲	《绣岭宫避暑》⑤	姚崇、玄宗、高力士	玄宗等人东巡洛阳至绣岭宫，因天气炎热，欲找地方避暑。姚崇穿着葛布单衫，在树荫下避暑。玄宗感慨效仿之。
		《死姚崇犹赚活张说》	姚崇、张说	姚崇和张说同为宰辅，但二人积怨很深。姚崇怕死后，家族招来祸患，遂在临死前根据张说的性格特点，对其子做了一番嘱咐。儿子们依计而行，张说果然中计。
《开天传信记》	郑綮	《姚崇谏治蝗》	玄宗、姚崇	开元初，山东蝗灾严重。玄宗认为蝗灾乃天灾，是不施恩德的结果。如果捕蝗便是“伤义”。但姚崇据理谏言，大力灭蝗。成效显著，百姓不甚饥饿。
《朝野佥载》	张鷟	《品题朝士》	魏光乘、姚崇	左拾遗魏光乘喜欢评论人物。姚崇因身材高大，走路匆匆，被称为“追蛇的长腿鹳”。
《次柳氏旧闻》	李德裕	《序进郎吏》	玄宗、姚崇、高力士	姚崇奏请郎官的任免，玄宗不答，再三奏请，仍不应。高力士因此事进谏，玄宗答：大事当一起共决。任免郎吏这种小事，姚崇应该自己做决定。高力士转述之，崇且解且喜。
		《不私子过》⑥	姚崇、玄宗、魏知古	魏知古因不满姚崇对他的排挤，把其子的请托之事告知玄宗。姚崇并未私子之过，玄宗十分赞赏，欲罢魏知古官职。姚崇极力劝谏，玄宗作罢，贬为工部尚书。
《龙城录》	柳宗元	《明皇梦姚宋当为相》	李隆基、李撝	李隆基梦二龙一符与“姚崇宋璟”四字。后请申王李撝解梦，曰：“崇、璟当为辅相。”

①（元） 辛文房撰， 舒宝璋校注《唐才子传》 卷一，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40 页。
②（元） 辛文房撰， 舒宝璋校注《唐才子传》 卷一，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40 页。
③（元） 辛文房撰， 舒宝璋校注《唐才子传》 卷一，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49 页。
④（元） 辛文房撰， 舒宝璋校注《唐才子传》 卷一，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49 页。
⑤（唐） 孟浩然著， 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 卷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112 页。
⑥题目为选编者所加。
⑦题目为选编者所加。
⑧题目为选编者所加。
⑨题目为选编者所加。

此外，在《封氏闻见记》、《唐国史补》、《续前定录》、《松窗杂录》、《资暇集》、《云仙杂记》等笔记中也有少量关于姚崇故事的记载。梳理上述小说发现，关于姚崇的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①题目为选编者所加。

②题目为选编者所加。

③掌管值夜班的令史。

④题目为选编者所加。

⑤题目为选编者所加。

⑥题目为选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