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说。其一为《资治通鉴》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九月条: 秦、陇悉平。氐王蒲洪、羌酋姚戈仲俱降于虎,虎表洪监六夷军事,弋仲为六夷左都督。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州。① 文中以苻(蒲)洪、姚弋仲“俱降于虎”,有所不当,前文引及《晋书》等资料已表明史家更倾向苻洪为降、姚弋仲为附。《通鉴》是通史性的编年大作,对这类具体细节概括言之,亦未可过责。但后文在拜授苻、姚封号后径称“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州”,表明徙民非常迅速,在当年、月汉赵败灭后就已施行,显得较为可疑。 第二说为石勒死后,石虎专权,引起分镇关中、洛阳的宗室石生、石朗发动叛乱。石生等旋即败亡,石虎遂将氐、羌之众迁往关东。《苻洪载记》谓:“季龙灭石生……以洪为龙骧将军、流人都督,处于枋头。”②《姚弋仲载记》:“勒既死,季龙执权,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杰于关东。”③《魏书·羌姚苌传》:“烈帝之五年,弋仲率部众随石虎迁于清河之滠头。”④烈帝即拓跋先祖翳槐,烈帝五年当公元333年。对此,《通鉴》晋成帝咸和八年(333年)十月条总结为: 徙秦、雍民及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以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使居枋头;以羌帅姚弋仲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使帅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⑤ 比照前文,四年之间石虎竟然均以苻洪、姚弋仲为徙民领袖,两次大规模地同样迁徙十多万氐、羌部众于关东,显然难以令人遽信。笔者按,这应是《通鉴》对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史料的泛化处理造成的疏失。综合参考《晋书》苻、姚载记,真实的徙民应当仅有一次,发生在石虎之世,而非石勒末期。有关这个判断,尚有作为旁证的第三说。《十六国春秋·前秦录·苻坚上》: 赵建武(335-348年)中,(苻)洪从石虎徙邺,家于永贵里。⑥ 此事实际上出于苻坚的家庭记忆,应比宏观的政治记录更为可信。惟此句《晋书·苻坚载记》 作“祖洪,从石季龙徙邺,家于永贵里”⑦,缺“赵建武中”四字,遂成孤证。但如以石虎建武元年计,去第二说之徙民时间不过两年,二者发生的政治背景仍然是一致的,可以证明第一说为非。自此,石虎徙民的时间已可确定在公元333年讨平石生叛乱以后。其徙民的原因,根据史料又有二说。其一为姚弋仲在石虎灭前赵时建言“宜徙陇上豪强,虚其心腹,以实畿甸”,被石虎纳用,已见前文所引。但实际上石赵政权当时仅授予姚弋仲六夷左都督、苻洪监六夷诸军事的官号,并未见有实际行动。促使石虎将徙民计划由想法转变为实际行动的,是氐酋苻洪。对这一过程,《通鉴》尚存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冬,十月,(石)生、(石)朗皆举兵以讨丞相虎;生自称秦州刺史,遣使来降。氐帅蒲洪自称雍州刺史,西附张骏……虎留太子邃守襄国,将步骑七万攻朗于金墉;金墉溃,获朗,刖而斩之;进向长安……生麾下斩生以降……虎分命诸将屯汧、陇,遣将军麻秋讨蒲洪。洪帅户二万降于虎,虎迎拜洪光烈将军、护氐校尉。洪至长安,说虎徙关中豪杰及氐、羌以实东方,曰:“诸氐皆洪家部曲,洪帅以从,谁敢违者!”虎从之,徙秦、雍民及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以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使居枋头;以羌帅姚弋仲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使帅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⑧ 综合这一段史料来看,苻洪“劝说”石虎的经历颇为微妙,甚至显得有些戏剧化。苻氏盖因自 ①《资治通鉴》卷94,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九月条,第2971页。 ②《晋书》卷112《苻洪载记》,第2867页。 ③《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第2960页。 ④《魏书》卷95《羌姚苌传》,第2081页。 ⑤《资治通鉴》卷95,晋成帝咸和八年(333年)十月条,第2989页。 ⑥崔鸿撰,屠乔孙、项琳之辑补:《十六国春秋》卷36《前秦录·苻坚上》,史部第15册,第566页下栏。 ⑦《晋书》卷113《苻坚载记》,第2883页。 ⑧《资治通鉴》卷95,晋成帝咸和八年(333年)十月条,第2988-29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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