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刚』十六国时代苻、姚部族集团的历史变迁……

姚波

人从征。又，姚氏与石虎的对话，多赖史官为体现其“性狷直”而原语照录，内中辞旨恳切、话语谆谆，为石虎所担忧之处后来都已应验，可以窥见其人与石氏政权合作之实况。按姚氏之前与后赵君主石勒、石虎的交流，见有两处。一为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东晋苏峻之乱的主谋之一豫州刺史祖约战败北奔石勒。史谓：“勒礼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约残贼晋朝，逼杀太后，不忠于主，而陛下宠之，臣恐奸乱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后竟诛约。”①二为石虎执政不久，即废石勒之子石弘自立（334年），“弋仲称疾不贺。季龙累召之，乃赴，正色谓季龙曰：‘奈何把臂受托而反夺之乎！’季龙惮其强正而不之责”②。姚弋仲本人的参政意识其实非常强烈，史称：“（弋仲）性清俭鲠直，不修威仪，屡献谠言，无所回避，季龙甚重之。朝之大议，靡不参决，公卿亦惮而推下之。”③这就与苻洪对石氏的“称疾不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在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石虎急招姚弋仲入见，表明了对后者的信重。从这个意义上看，石氏与苻洪及其枋头集团之间可谓利用多于合作，与姚弋仲滠头集团则是合作之情更多于利用之心。但是，由于仍要借助枋头集团的力量，仅凭一纸诏令

大概难以让素存心结的苻洪率军平叛。《资治通鉴》同记此事时，称：“以燕王斌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统冠军大将军姚弋仲、车骑将军蒲洪等讨之。”④其中，石斌的都督号误衍一“督”字，姚弋仲既然入见石虎时已“于坐授使持节、侍中、征西大将军”，则此时不应仍书旧将军号。惟有苻（蒲）洪忽然被记为“车骑将军”，之前未见此授，当不是误书，而有其来源。检《太平御览》卷一百二十一《偏霸部》有关苻洪的记录：

太宁元年（按：石虎年号，349年），进位侍中、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进封本国略阳郡公。⑤

按此处官封《资治通鉴》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年）条较《太平御览》于“车骑大将军”前少“侍中”二字，但在“雍州刺史”前多“都督雍秦州诸军事”八字，二者互补，可资参证⑥。《十六国春秋·前秦录》亦谓：“梁犊之乱，虎遣洪以车骑将军从燕王石斌讨之，遂平梁犊。进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诸军事、雍州刺史，改封本国略阳郡公。”⑦可见，石、苻之间虽然未必得以面见，但石虎以作为重号将军的“车骑将军”号授予此前与姚弋仲同为“冠军大将军”的苻洪，比之姚氏的“征西大将军”更属超授。且在平叛之后，苻氏名义上也获得了侍中一职，车骑复加“大”字，地位更形尊隆。在爵位方面，苻洪十一年前因征段辽之勋已获西平郡公之封，此时改封其为桑梓本乡的略阳郡公，荣宠之意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前引姚弋仲平叛后从襄平县公“进封西平郡公”，正是因为此时苻洪封地已由西平郡转为略阳郡，姚氏虽曰升进，实质上是跟随着苻洪的上升阶次亦步亦趋了。然而，石虎对姚弋仲“以功加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待遇，却是苻洪乃至其他权臣所没有的。此遇汉晋之间，多为名望或权力极重的臣僚所得。检核史籍，见有前汉之萧何，后汉之梁冀、董卓、曹操，曹魏之曹真、曹爽、司马懿、司马师。其中除萧何、曹真以外，都是臣强君弱之际所授，与石虎时代的政治语境颇不相类。笔者认为，石虎末年对苻洪、姚弋仲的权力授予，充满着宏观上足以相敌、微观上又高低错落的观感，不能排除是有意以此对枋头、滠头两大集团加以控驭的政治手段。

石虎的政治用心，还可以从梁犊之乱后任苻洪于雍州的决定中细绎。前引《资治通鉴》等史料

①《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第2960页。

②《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第2960页。《资治通鉴》卷95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年）十一月条作：“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称疾不贺，虎屡召之，乃至。正色谓虎曰：‘弋仲常谓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托而返夺之邪？’虎曰：‘吾岂乐此哉！顾海阳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耳。’心虽不平，然察其诚实，亦不之罪。”第2998页。

③《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第2960页。

④《资治通鉴》卷98，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年）正月条，第3086页。

⑤《太平御览》卷121《偏霸部五》“前秦符洪”条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第585页下栏。

⑥参见《资治通鉴》卷98，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年）正月条，第3087页。

⑦崔鸿撰，屠乔孙、项琳之辑补：《十六国春秋》卷33《前秦录·苻洪》，史部第15册，第552页上栏。

姚波

此时以洪为“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诸军事、雍州刺史”。此任在永和五年正月，正值石虎病重，四月，石虎即死。回顾苻、姚部众之所以要被迁徙关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陇上多豪，秦风猛劲，道隆后服，道洿先叛”。石虎却在此时以苻氏都督秦雍、将军开府，无疑下了一步非常大的险棋。这种行为在石虎死后果然受到了石赵继任者的抵制：

武兴公闵言于（石）遵曰：“蒲洪，人杰也；今以洪镇关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复国家之有。此虽先帝临终之命，然陛下践祚，自宜改图。”遵从之，罢洪都督，余如前制。①

苻洪的反应则是：“洪怒，归枋头，遣使来降。”②所降者为东晋。此时赵国政治的紊乱也已逐渐显露，引起了“秦、雍流民相帅西归，路由枋头，共推蒲洪为主，众至十余万。洪子健在邺，斩关出奔枋头”③。从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形势变化可以看出，由于南方的枋头与邺城相距不远，石虎可能已经察觉到自己身没后，一旦有变，苻洪集团占据这一战略要地，将难以制约，严重者更可以威胁到后赵统治的存续。现在因平梁犊之功，爵之以本乡、官之以本土，苻氏显然不可能带领整个枋头集团迁徙赴任，即便授以开府征辟僚属的权力，也不过连及苻氐上层的少量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势必造成枋头集团的领袖力量西赴关陇任职、作为集团基础的部众则仍滞留在关东生活的现象。这对邺城一带中心区域的潜在威胁实际上是减小而不是扩大的。石虎此举，虽然不能说没有风险（如存在失去关西地区的可能），但比较后来石遵撤销前诏、苻洪即率部公开叛离石氏的历史进程，可谓有防微杜渐之察。

然而，石虎之后的石赵是一个乱世。石遵本人即是通过杀死石虎所立的石世而即位的，不久石遵势力内部的冉（石）闵等人谋叛杀遵，以石鉴为帝。此后，镇襄国的石祗又东连各地方势力讨伐冉闵，史称其时“石琨奔据冀州，抚军张沈屯滏口，张贺度据石渎，建义段勤据黎阳，宁南杨群屯桑壁，刘国据阳城，段龛据陈留，姚弋仲据混桥，苻洪据枋头，众各数万”④。在这种情况下，苻洪集团的自立进程反而显得不那么抢眼，得以隐没在乱世混战的滚滚尘埃中。

观察石赵末年的乱世，枋头、滠头集团的动向仍然颇有可注意之处。一方面，二者均未马上离开关东，而是选择了参与时局。另一方面，它们在动机与行事上却又体现出完全不同的特质。在苻洪率部最先脱离石赵不久，当政者石鉴曾再度下诏任命他都督关西：

鉴惧洪之逼，欲以计遣之，乃以洪为都督关中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雍州牧、领秦州刺史。洪会官属，议应受与不；主簿程朴请且与赵连和，如列国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为天子邪，而云列国乎！”引朴斩之。⑤

石鉴的“以计遣之”，本质上不过是其父临终前策略的故伎重施。且此时赵国内乱，石鉴不得不彻底放弃前朝对枋头集团予以控制的打算，准备将其势力尽数遣回关陇。讽刺的是，形势的发展使苻洪在此时反而并不急着还乡，而是处在观望状态。苻氏对属官的发怒诛斩，一方面是其自视甚高的表现，另一方面即暴露了其人准备凭借集团力量就地起事，以全面继承石赵政治遗产的企图。与之相对的，姚弋仲的逗留，更多地是由于希图维护石赵的既有政治秩序，以利于滠头集团本身利益的延续。氐、羌二酋之间微妙难猜的政治行为与各自表面上的平静自处，最终被姚弋仲所打破。姚氏在政治地位上虽然因为与石氏联系密切，在石赵文献记录中位次通常居苻洪之前，但其实力之不如枋头集团当亦是事实。石赵政权日渐衰乱，渐启关东流人的思归之念，姚氏遂决

①《资治通鉴》卷98，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年）五月条，第3091页。《晋书·苻洪载记》与此有关的文句为：“以洪为龙骧将军、流人都督，处于枋头。累有战功，封西平郡公……冉闵言于季龙曰：‘苻洪雄果，其诸子并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龙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闵又以为言，遵乃去洪都督，余如前。”第2867-2868页。如此则苻洪所去之“都督”便为十六年前所得之“流人（民）都督”，显然难以凭信，盖因《载记》删削过甚所致，此处特为表出。

②《资治通鉴》卷98，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年）五月条，第3091-3092页。

③《资治通鉴》卷98，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年）十一月条，第3098页。

④《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第2792页。

⑤《资治通鉴》卷98，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年）十一月条，第3098页。

姚波

定抢先攻击枋头。《太平御览·偏霸部》记有一事：


时姚弋仲亦图据关中，恐洪先之，遣子襄率众五万来伐洪，洪逆击败之。①


《资治通鉴》书此事并称：“洪迎击，破之，斩获三万余级。”②姚弋仲滠头集团的部众，据前史向来都在“数万”左右，此次得以遣其子姚襄率五万兵力与苻氐作战，可以窥知是一次悉众而出的决战。但不仅战败，且多达三万人被杀，这对滠头集团的军事力量乃至政治影响力而言，不啻是一次难以修复的创伤。这次战败后，史载滠头集团所部的出动兵力，再未达到五万之数。此后两年时间里，姚弋仲除遣姚襄以二万八千骑协助石祗围攻冉闵之外③，期间经历石祗败亡、赵国破灭，乃至
苻氐入关建立前秦，再无任何应对行动，直至其人去世。关于姚弋仲晚年的情状，《晋书》载记称：


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诸子曰：“吾本以晋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乃遣使请降。永和七年（351年），拜弋仲使持节、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单于，封高陵郡公。八年（352年），卒，时年七十三。④


姚弋仲遗令诸子降晋，内中固然有个人的政治立场和性格取向的因素起作用，但根本原因恐亦在于枋头一役的惨败，使其部众无力与自辽东南下的鲜卑慕容部在河北争衡，同时亦只能坐视苻氐的枋头武力攻取关中。如果再不从名义上依附于威胁较小的东晋，则其势力在北方有被直接吞灭的可能。也正基于这一现实，姚弋仲诸子姚襄、姚苌等此后不得不自河北南下，转而在中原、江淮地带长期逗留，依违于东晋、前秦之间，叛降不定。此后数年并在东晋势力的压迫下选择西还关陇，最终被前秦武力击溃，成为其附从。


苻洪战胜姚羌后，曾志得意满。史言：“洪谓博士胡文曰：‘孤率众十万，居形胜之地，冉闵、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数中，孤取天下，有易于汉祖。’”⑤此后苻氏又击败石赵旧将麻秋，并给其军职以为所用。但麻秋不久鸩杀苻洪，导致苻氐雄心勃勃的统一北方计划戛然中止。史言：“洪将死，谓（子苻）健曰：‘所以未入关者，言中州可指时而定。今见困竖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办。关中形胜，吾亡后便可鼓行而西。’言终而死，年六十六。”⑥苻健承其遗意，此后始率众进据关陇，前秦国家的历史大幕就此展开。


苻、姚在石虎晚年的梁犊之乱与随后石赵内乱中的表现，可谓充满了政治博弈与戏剧性的历史张力。石虎以高官重爵对苻洪的拉拢促使其最终从征平叛，临终前对苻洪出镇秦雍的任命却因后代君臣未能领会其深意，而导致苻氐力量的叛离，并加剧了石赵的政治混乱形势。相应地，姚弋仲在梁犊之乱中对石虎的谆谆告诫和诸石内乱时代的拥兵助力，足以表明姚羌部众与石氏政权合作之深固。二者一由于吞并之志，一缘出保国之心，长期逗留关东而不返。石氏的衰亡促使姚弋仲开始谋划西归的后路，在袭击苻洪惨败后，姚羌的政治生命必然要长期处于蛰伏自存的状态，这在客观上深远影响了此后两大集团的政治行为，乃至氐、羌二秦的建立进程。而苻洪统一北方的雄图，也因麻秋鸩毒事件的偶然出现而功亏一篑，遂使苻健等人转而以稳妥的方法进据关中，完成了前秦国家的初期塑造。


余论
苻氐、姚羌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初生与发展历程，除了石虎中期的出征段辽事件外，绝大多

①《太平御览》卷121《偏霸部五》“前秦符洪”条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第585页下栏。
②《资治通鉴》卷98，晋穆帝永和六年（350年）闰正月条，第3102页。
③参见《资治通鉴》卷99，晋穆帝永和七年（351年）二月、三月条，第3112-3115页。
④《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第2961页。
⑤《晋书》卷112《苻洪载记》，第2868页。
⑥《晋书》卷112《苻洪载记》，第2868页。

姚波

数都与叛乱的历史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为便于作横向对比与纵向长程观察，笔者制表如下：

姚波

余 论
苻氐、姚羌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初生与发展历程，除了石虎中期的出征段辽事件外，绝大多数都与叛乱的历史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为便于作横向对比与纵向长程观察，笔者制表如下：

概括言之，苻、姚初起，即因为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二酋与十六国割据势力首次产生联络，又源于刘曜臣属的秦州刺史陈安之叛。此后，乘刘曜新败于中原，苻洪得以率部叛离、西保陇山，地位进一步上升为氐主。在石赵势力介入陇上后不久，镇关中的石生因石虎擅权而发动叛乱，苻氐再次叛离。作为上述叛乱行为的反馈，石虎击灭石生的同时，开始将庞大的关东徙民计划付诸实施，枋头、滠头集团就此形成。枋头、滠头集团从征段辽一役虽然看似与叛乱无涉，但从征过程中的巨大成功，使枋头集团包括苻洪在内的大量人物短时间内获得了政治地位的跃升，从而引起后赵统治层的猜忌与图谋杀害，并导致苻洪长期退居枋头与称疾不朝。与此同时，羌酋姚弋仲则借助与石氏更为稳定的政治合作关系，成功依靠政治仕履的积累再度取得了与苻洪对等的政治地位。而在石虎末年，因夺位之争引起的梁犊之乱，声势浩大、一度危及后赵的统治，石虎对苻洪、姚弋仲各施以不同的政治权略，终使其合力率部平叛。事后基于复杂背景下对苻洪的高官殊赏，也为石赵末年枋头集团的叛离埋下了隐线。赵末诸石内乱，苻洪、姚弋仲因各怀政治心事而长期逗留关东未返。姚弋仲率先发难造成的惨败，导致姚羌势力的中衰，此后其部南下中原、江淮之间，流移不定，被迫西还关陇时终被前秦势力击败。而苻洪欲拟就地征服关东、继而统一北方的雄图也因麻秋鸩毒的发生而不果，其子苻健遂改变意图，西行入关，终于开启了前秦国家的政治进程。从中可以看出，聚焦于“叛乱”这一十六国背景下的关键因素，往往能够发现其勾连着此前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并引起此后继发的各种政治趋向。通过以叛乱史为线索的考察，本文获得以下三点主要发现：
其一，基于关东时代苻氐枋头集团的强盛以及前秦、后秦建立的先后次序，史界历来多以为“苻强姚弱”是苻氐、姚羌部落集团自初生时即一以贯之的特征。而实际上二集团间的政治、军事实力与地位的对比起始无疑是“姚强苻弱”，在此后经历汉赵统治的多年时间里亦复如是。苻洪的发迹，始于石氏政权东迁关陇民户时对其部落集团的大量人口配给，以至于迁徙过程中其人的都督号也由“监六夷诸军事”转变为“流民都督”。换言之，枋头集团的出现，方是“苻强姚弱”这一习惯上的认知模式产生的始源。然而，在政治形式上，姚弋仲及其所掌控之滠头集团由于与石氏具有更为纯粹的依从、合作关系，其政治地位实质上依然长期高于苻氐。这从《晋书·载记》以及《十六国春秋》的后赵相关史料里，苻、姚同时出现时，均以姚氏居前的记录方式亦可以清楚地窥知。
因此，不论是“苻强姚弱”抑或“姚强苻弱”，其历史实际是伴随着时间的不断变化，氐、羌二集团与前赵、后赵等政权由于政治互动而呈现出复杂的实力消长曲线。如果单就一个时期或一个方面来观察苻姚集团的强弱，恐怕就易失之于粗率与片面。
其次，苻氐、姚羌部落集团与石赵的平行政治关联，除罗新的前述论文有所涉及外，史界几无专门的关注。苻、姚集团在历史上留下的行动线索，如果不能因循着它们的政治人格以及与石赵的深层互动关系进行剖析，就无法探查到其中的真实隐情。实际上，苻氐集团自依附后赵之始，即出于被迫。而姚羌集团的投附则更多地出于自主选择。因此，当前者在参与后赵政权的军事行动中大放异彩时，旋即引起长期的猜忌和双方政治阴谋的暗流涌动。石虎末年的梁犊之乱，苻洪之所以仍旧听从石氏的召唤，原因除了石虎的余威外，更重要者在于内中的高官重爵之赏。但随着石虎之死以及轻微的政治罅隙，苻氐集团不出意外地选择叛离后赵，自谋新路。另一方面，姚羌集团在后赵初期原有的实力与地位优势虽然一度丧失，但凭借苻、石互忌的契机与姚弋仲对后赵政治的积极介入，终于得以在后来依靠仕履重获显位，再度赢得了与苻氐集团平起平坐的政治局面。姚羌集团在石赵政治网络中的固有性格，也因此沿着石氏末年的内乱延续下来。在风雨飘摇的诸石之乱中，姚弋仲不仅接受了石祗“右丞相、亲赵王，待以殊礼”的任命①，还在攻击枋头一役的惨败后勉力支援过石祗，虽然再不能挽危澜于既倒，但一定程度上确实延缓了赵国灭亡的进程。
其三，对于前、后秦建立次序的探讨，学界亦乏更具体的剖判。罗新认为苻氏、姚氏的社会发展程度决定了前、后秦建立的先后，这在宏观上自然是不错的。然而，苻氐东迁之前的社会发展程度已经高于姚羌，却并未表现出强于后者的实力，说明这种优势仍旧需要偶然的历史契机。后赵关东之迁的政治安排客观上遽然增强了苻洪集团的政治军事实力，石赵末年流民西归时、枋头优越的交通地理环境又使苻氏再一次吸纳了大量的依附人口。而这些情况的出现，皆非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姚弋仲在赵末对苻洪所发动的枋头决战，以惨败而告终，可以视为“苻强姚弱”政治地位的最终固化。正因为此战的告败，姚羌实力大损，滠头羌部被迫南下，辗转流移、居无定所，几乎处于难以自保的生存窘境，这不仅影响到两大集团入关的先后，且为后来姚氏在关中长期依附于苻氏的历史现实埋下了伏笔。
总而言之，苻、姚部族集团在长时段历史中形成、交争与变迁的历程，充斥着强弱状况的交互以及因外界接触而产生的多重变革。通过一系列叛乱事件的线索进行勾连考探，苻氐、姚羌部落集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位置，以及它们最终的发展道路由此得以透过原来的轮廓，显露出更为清晰的样貌。

①参见《资治通鉴》卷98，晋穆帝永和六年（350年）三月条，第3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