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强』充满激情的一生——怀念父亲姚继鸣

姚波

充满激情的一生——怀念父亲姚继鸣

姚强

原载：广东党史2003/1

    我的父亲姚继鸣是老北京人，也是一位老革命者，1901年(清光绪26年),出生在北京城南姚家坟村。我的曾祖父曾在朝廷做过官，到我爷爷时家业衰败。但还拿着朝廷的俸禄，每月三两银子，每年四石大米。还有十几亩地，十几间房子，生活还能过得去。父亲十几岁时,也就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钱粮随之取消。打那时起，便靠典当土地为生。到父亲十四、五岁时，家里便一无所有。自幼过着坎坷生活的父亲，总有一股追求新鲜事物的激情。
    革命从剪辫子开始国民政府成立后，明令废除女人缠足，男人剪掉辫子。父亲不顾家人的反对，率先把辫子剪掉了。剪之前，他还到照相馆对着辫子照了张相片。为此他兴奋了好几天。我十几岁时，为了弄清家史，曾问过父亲：“咱家是旗人吗?”父亲脱口而出：“老爷出门还骑马，你骑(旗)人!”接着告诉我：“过去咱家属于满清正黄汉军旗人，也就是汉族的旗人。”这么一说我才明白。


从学徒工到军事指挥员
    父亲是很有特性的人，他既有北京人的机敏、幽默，又有革命人的正直、勇敢。父亲14岁那年，离开了姚家坟，迈出了他在人生道路上重要的一步。我爷爷托人把他送到北京同昌印刷局，当排字工。说是跟师父学排字，实际上先得给师父当仆人，给师父、师娘做饭、洗衣服、打洗脚水……。性格倔强的父亲质问师父：“我是来做工，还是来当奴隶?”结果遭到师父的一顿毒打。从此便离开了同昌，到燕京印书局当了排字工。当时李大钊主编的进步书刊都在这里印刷。在排字中，他开始接触一些崭新的理念，如劳工神圣、反对剥削、不劳动者不得食……。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激发起他追求真理的热情。他毅然离开北京，到青岛去半工半读，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这时，他与母亲李玉盈相识、结婚。两年后回到北京，将母亲送回老家姚家坟，便又回到北京燕京印书局做工，这时他已逐渐成熟。当震撼全国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他挺身而出，领导印刷工人罢工、游行，声讨当局镇压工人、学生的暴行。当工人、学生运动屡遭失败后，父亲陷人了迷茫，但他的爱国激情丝毫未减。1924年，父亲得知当时国民革命军开办的河南军官学校招生，他毅然报名投考并被录取。


    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学习尚未期满，北伐战争爆发，父亲被调人樊仲秀部队，开赴武胜关，截击吴佩孚部队，迎接北伐军北上。在部队中，由于父亲勇敢善战，一年内由见习排长升至连长、营长等职。他不仅能打仗，而且爱看书，思想活跃。当军中反动势力嚣张时，父亲便以“思想左倾”被关押。幸好当时的团长原系河南军校的校长，对父亲比较赏识，但又不得不处理，只好以批准“请长假回家”为名，进行了“清洗"。父亲回到北京后，看到爷爷双目失明，奶奶卧床不起，母亲带着不到4岁的我姐姐国芳(参加革命后改名姚明),生活穷困不堪，父亲再次陷入迷茫之中。不过经过多年的战斗洗礼，在他心目中已树立起革命的偶像——中国工农红军。父亲决定再次离开北京去找红军。于是，他安排了家人的生活后，直奔武汉。这时国共两党已分裂，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他无法找到中共党组织，在武汉漂泊了半年。1929年，冯玉祥、阎锡山发动反蒋战争，父亲奔赴河南，找到反蒋部队第八方面军军长邓宝珊(全国解放后曾任陕西省长),被任命为副师长，后任干部学校教育长。当时在校任职的还有河南军校的同学张经武(解放后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西藏工委书记、统战部副部长等职)。在这一时期，父亲不仅接触了进步思想，还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如杨虎城将军的部下南汉宸(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申伯纯(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秘书长)以及邢肇棠(解放后曾任河南省长)等人。父亲与他们的结交，对他革命思想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0年，冯、阎反蒋战争失败，父亲所在部队全部瓦解。他再度回到北京，这时他领到一笔军饷，手里有了点钱，便把我母亲和姐姐接到城里。在和平门里的绒线胡同租了一套四合院，把家安顿下来。没过多久，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父亲受到极大震动。用他自己的话说：“爱国的人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大好山河',我再也不能在北京住下去了"。他毅然再次离开北京，到西安找他在北伐军时的老上司邓宝珊，要求重返军队、参加抗日。邓宝珊很器重他，任命他为军官学校教育长，在工作中，结识了南汉宸、葛纪云等共产党人，并来往密切，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被列入黑名单，1934年不得不离开西北，再次回到故乡北京。这时的父亲因几经挫折，有些心灰意冷，干脆过起了赋闲生活。父亲在西安的朋友崔先生，在北京按院胡同有一所四合院，让我们搬去住，也是为他照料一下房子。这时已有了我和弟弟姚坚。我们全家五口就在父亲回京不久迁入这所典型的四合院—-按院胡同17号。在这儿，母亲生了三弟姚立，这时的父亲可以说是子女满堂，生活乐得其所。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只记得那时的父亲很凶，动辄便对我们几个孩子发威。现在明白了，那时的父亲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内心苦闷、压抑而无处释放。


走出迷茫找到归宿
    父亲这段在北京的生活，看起来过得潇洒。他买了一辆源亮的摩托车，经常和车友成群结队去郊游。去北海滑冰，到中山公园打网球。其实这些都不过是他内心痛苦的掩饰。在悠闲的背后，他苦苦地寻找在北京的地下组织，并且力所能及地进行一些援助。就在这时，张经武(当时任红军军事联络官)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到北京，进行统战工作。他作为父亲的好朋友、老同学，诚请父亲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父亲高兴极了，一切苦恼烟消云散。他对张经武说：“你先在我家住，我陪你玩一玩"。于是他骑着摩托车带着张经武游遍京城。有一天回到家时，只见张经武头缠绷带，原来是撞到电线杆上了，大概是太激动了。1936年双十二事变时，南汉宸正在西安，在张经武的协助下，与南汉宸取得了联系，决定由南汉宸沟通关系，护送父亲去延安。父亲这次告别北京，与此前几次离京的心情截然不同，他很兴奋。因为他终于找到了革命人生的归宿。父亲到西安后，经南汉宸介绍，由前总参谋长叶剑英派人送父亲到延安。到延安后，先进入红军大学(抗大前身)学习。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父亲终于从一位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
    1937年“七七”事变，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父亲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国民党军队做统战工作。毛泽东亲笔写信给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派姚继鸣到孙殿英部队工作。孙是父亲的老上司，对父亲既熟悉又存有戒心。他任命父亲为教导大队军政总教官，同时派人监视父亲。不久，由于暴露，父亲被撤职，回到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在山西黎城会见了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八路军总部左权副参谋长，并向他们汇报了工作。随后，父亲被任命为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参谋长，后改为抗大六分校，任教育长兼训练部长。当时的环境很残酷。学校的军政训练，是在全校师生的反扫荡战斗的间隙进行的。父亲既是战斗指挥员又是军政训练的教官。他以威严的军人姿态、严谨的训练作风，得到师生的敬佩，那时，还没有军衔，但他却有一个尽人皆知的绰号“姚上校"。
战斗在特殊的抗日战场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敌我相持阶段，根据斗争需要，八路军总部决定选派一位德才兼备的高级干部，打人敌区，开展战略军事情报工作。当时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得知姚继鸣是一位身经百战、阅历丰富、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便令情报科长林一(离休前任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对派遣工作提出具体方案。林一在向左权汇报中说：“在抗日根据地，很难找到姚继鸣这样条件的人，他是最好的人选。”左权果断做出决定，派遣姚继鸣赴敌战区北平。最后为父亲饯行的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他与父亲交谈了两个小时。1942年7月，父亲在警卫员兼交通员陈志新(化名王顺)的随从下，离开总部所在地山西辽县麻田镇，在骑兵小分队的护送下，直奔敌人的心脏——北平。
    阔别6年的父亲，又回到了我们母子身边。父亲在回京前已将姐姐姚明安排去了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当时家中只有母亲和我们三兄弟。父亲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情报站。不久，在西四北大街太平仓，出现了一家干鲜果品店，牌匾上写着“谦祥号”三个大字。父亲就是本店的“掌柜的”,王顺(陈志新)管帐、进货。另外还雇了一位伙计，生意还挺火。“谦祥号”开张后，父亲便以他老北京人的优势，通过社会关系打入敌人内部，收集情报。首先取得联系的是一门远房亲威，父亲表姐的大儿子李岐山(后更名为李明),是地质学家，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七七”事变前夕回国，任北京师范大学地质系主任、教授。1943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在日本时与李岐山相识，并很器重他的才华。王上任后，便任命他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外事局局长兼中日实业公司监事。表哥虽侨居日本多年，但很重亲情，他对我父亲的身世有所了解，对他的这位表舅很尊重。父亲则常以舅舅的身份启发他的爱国思想，终于成为父亲可信赖的助手。通过他，获取了大量的重要情报，受到了八路军总部首长和情报部门的表彰。在“谦祥号”还有一位常客，他身着军装，佩戴少校军衔，名叫张鸣华。他也是父亲的重要内线，张鸣华的妹妹张毓松，是我姐姐姚明的同学。在一次与父亲的谈话中，张毓松提到了他的二哥张鸣华。说他二哥曾在日本留学，做过教师后来当了伪治安军第三集团的营长。父亲以他敏捷的思维当即表示要见见这位营长。不久，张鸣华来到“谦祥号”,父亲果然看到了一脸书生气的伪军军官。经过多次接触，张鸣华对父亲很敬佩，表示愿为抗日做些工作。后来，他便经常出人“谦祥号",不断送来伪军内部的一些情报。同时，他还在他营内安插了我军的情报人员。
    “谦祥号”开张一年多，由于我军情报人员进进出出，引起了日伪特务的注意，经常被盯梢、骚扰，不得不关门。为建立新的据点，不久，父亲终于在东城骑河楼一家私人医院找到了自己人。院长姓郑，是一位有爱国思想的医学博士，是八路军太行军区四分区情报站长李新农的亲戚。父亲与郑院长接上关系后，便经常佯装病人住在这家医院，躺在病床上就把事办了。后来又陆续在城内外发展了几个据点，在北平形成一个情报网。
    父亲这次奉命回京，不到两年，工作进展很顺利，除了他经常用生动的语言教育家人，感染亲友外，最重要的是北京这块热土，一百年来不断遭受外来侵略者的侵犯、蹂躏，而刚直不屈的北京人，从来没有屈服过。60岁以上的北京人不会忘记吃混合面的历史，对日本鬼子没有不恨的。那时候，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是给八路军办事没有不乐意的。当时除了按院胡同十七号，还有老家姚家坟姚养田伯父家，南杨庄杨荣山姑父家，都是情报人员的避难所和交换情报的站点，就连经常下乡送信的老邮差、花市邮政局的穆松龄先生，也成了“编外”交通员。还有一位我家的女佣人，40岁左右，没有文化，非常朴实，和我们一家相处很好，在一次伪军警察包围我家时，父亲、母亲和我都已逃到乡下，家中只有姚坚、姚立两个小孩和这位大婶。特务、警察冲进屋里，把她和孩子都拉出来，让大婶跪在院子中间，问姚家的人都哪儿去了，大婶回答就三个字：“不知道!”气急败坏的特务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她始终紧紧护着两个孩子，一声不吭。此后，按院胡同十七号被围禁了十几天，大婶不顾生命危险，照顾着两个孩子，直到解禁。至今，想起这位普通的北京妇女，我都肃然起敬。
    父亲从1942年到1946年，在北平(先是日军占领区，后是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秘密工作4年多。在与敌人周旋中，没有被捕过。这与我的母亲李玉盈机智勇敢作掩护是分不开的。母亲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为父亲通风报信，敌人抓不到父亲，就对母亲下手。一次，母亲刚从乡下回来，就被敌人抓走，关进东四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在狱中母亲毫无畏惧，跟敌人兜圈子，敌人一无所获。后来表哥李岐山出面救出了母亲。那时凡是在北平情报站工作的同志们，都把我母亲当作亲人，碰到困难，遇到危险，母亲就是他们的保护伞。申伯纯的女儿申小丛和她的丈夫李成，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李成被捕入狱，申小丛正在怀孕，这时母亲毫不犹豫把小丛接到家中，小丛生下了一男一女双胞胎，更忙坏了母亲，当时还有我的表姐杨润英，不仅照顾小丛做月子，还要帮助给两个孩子喂奶，并且冒着危险把体弱多病的男孩李安收养下来，直到孩子5岁，全国解放后，才由李成、申小丛接到广州。抗战胜利后，母亲凭着她对共产党的敬仰和信赖，毅然送别了两个只有十四、十五岁的儿子姚强和姚坚到解放区。由于年幼的小弟姚立还在家中，她冒着危险回到北平。母亲从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成为一位革命的妈妈，也是和父亲的感染和教育分不开的。


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宜布无条件投降。为了集中力量开展对敌工作，迎接抗战的胜利，党中央决定八路军总部的北平情报站与晋察冀中央局在北平的地下组织合并，由城工部部长刘仁统一领导，父亲仍为平津两地情报站的负责人，与城工部派遣的崔月黎(化名李大夫，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卫生部部长)共同领导北平的地下工作。这时形势剧变，北平城内原来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活跃起来。街头贴满了两党的布告等宜传品，都宣称要收复北平。中共方面任命宋劭文为北平市市长、郭天民为北平卫戍区司令员。他们在《告北平市民书》中，要求北平各界积极配合八路军进城接受日军投降。在这紧要关头，父亲兴奋激动的心情不言而喻，他出生人死搏斗在敌人心脏，为的就是这一天。这时晋察冀野战军已兵临城下，地下组织也做好了里应外合的准备。父亲当机立断做出一个勇敢抉择，他要亲自会见大汉奸、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经城工部批准，由表哥李岐山和表嫂沈兰以他们的特殊身份进行了周密安排。在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的一间房间内，父亲极为秘密地与王荫泰进行了会晤。会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这是共产党第一次以胜利者的身份与北平的日伪政权头目直接交锋。会晤达成了三点协议：一、王荫泰以原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身份，召集驻北平国内外新闻机构特派员出席的记者招待会，宣布华北伪政权待命投降。二、由八路军委派一名代表进驻原华北政务委员会。联络洽谈伪军投降事宜。三、此次会晤后，有关联络任务由原华北政务委员会外务局副局长李殿臣负责。后因形势突变，我军未能收复北平。这个历史事实是鲜为人知的。而作为父亲在抗日生涯中的一次壮举，已载入史册。表哥李岐山因此暴露了身份，为了安全，父亲将他送到了解放区，改名李明，成为一位高级技术干部。
    日本投降后，父亲继续留在北平，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进行党的地下工作。这时环境更加险恶，工作更加困难，而且身份已经暴露。1946年5月，父亲被调回解放区。工作由李成(解放后曾任北京公安分局局长、广州市纪委书记等职)接替。父亲4年多的地下工作生涯就此结束。1988年，中共中央调查部，为充实我党在白区工作的史实，委任林一负责，由申小丛等人参加，收集整理了姚继鸣在北平情报站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原总参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军旅作家赵勇田，曾在姚继鸣领导下从事过北平的情报工作。他以真实的历史事实、朴实生动的文笔著书《虎穴英雄传》(1994年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再版)演绎了十位在抗日战争时期隐蔽斗争的英雄人物。其中“游子省亲，险中度日”一章中，详细记述了父亲的这段历史。

为解放全中国而战斗
    1946年5月，父亲安全回到解放区邯郸。这时国共两党的和谈已经破裂，内战一触即发。7月，父亲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参谋长，在王近山司令员的指挥下，转战冀鲁豫、豫皖苏，两渡黄河后，又挺进大别山，一路战斗，一路凯歌。父亲是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军人，作为纵队参谋长，经常亲临最前线，直接指挥战斗。他率领的部队代号叫“姚官屯"。在战斗中，还出现过一次戏剧性的巧遇：父亲率部攻打河南汤阴县城，这里的守军司令正是父亲的“老上司”孙殿英。部队攻占汤阴后，孙殿英化装混在俘虏中企图逃跑，父亲立即通知部队，一定要活捉孙殿英。孙的脸上有麻子。外号叫“孙大麻子"。父亲命令战士对俘虏中的麻子要严格查对，此招很灵。孙殿英很快被查出，父亲亲自到俘虏营，见到孙殿英彬彬有礼地问道：“孙司令还认识我吗?”孙抬头一看惊呆了，父亲说：“孙司令委屈一下，我派人送你到后方”。孙殿英垂头丧气，一扫往日的威风。
    1947年，我军开始战略反攻。父亲参加了淮海战役，任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长，兼管后勤工作。从此便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49年，刘邓大军胜利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这时父亲担任二野后勤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部队进军大西南，解放了重庆。一野与二野在重庆会合，合并成立了西南军区。父亲被任命为军区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运输部长。在这一任期内最引为自豪的，就是他亲自组织和指挥了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部队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原行进，空气稀薄，人烟稀少，没有道路，全靠强大的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工作。父亲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为解放西藏出了力、立了功。
全身心地投入国家建设
    1953年，父亲离开了军队，调任西南行政区建筑工程管理总局任局长兼党委书记。1954年调到北京，任中央建筑工程部安装总局局长。从此涉足建筑业。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时虽已50多岁，但他为了变外行为内行，不顾高血压等病缠身，仍改孜不倦地读书，向工程技术人员学习。那时没有电脑，他每天晚上戴着老花镜学习计算尺的使用，他不顾医生的劝告，带病随中国建筑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回国后积极推广苏联的先进经验。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过去的革命斗争就是为了今天的建设”,“你们必须学会科学技术，否则将一事无成"。几十年前的这些教诲，至今仍铭刻在心并以之教育着我们的子女。
    1957年元旦，机关举行新年晚会，父亲带病与干部职工见面，由于过于兴奋，突发脑溢血，送往北京医院时已失语失明，抢救无效，于1957年元月4日不幸逝世，享年56岁。
    父亲的葬礼在北京永祥寺举行(当时还没有八宝山礼堂),周总理等领导人送了花圈，薄一波、申伯纯等同志前往吊唁。在京的亲朋好友以及机关干部职工一百多人为他送行。他给人们留下的是一位老北京人的革命故事。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