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莉』龙门石窟姚崇家族窟研究

姚波

龙门石窟姚崇家族窟研究

陈莉

（龙门石窟研究院，河南洛阳471023）

原载：中国民族博览

【摘要】唐代名相晚崇之母刘氏与姚氏家族成员，于武同年问在龙门石窟西山南端共同出资营造了大型家族窟极南洞，以此作为家族成员还愿、祈福等佛事活动的场所。姚氏家族窟的开凿不但是家族佛教信仰的升华，还彰显了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同时通过对姚氏家族窟的深入分析，进一步印证了佛教吸收和融合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后越来越世俗化的趋势。


【关键词】龙门石窟；唐代名相；姚崇家族；极南洞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198（2022）02-202-03
【本文著录格式】陈莉.龙门石窟姚崇家族窟研究［J］.中国民族博览，2022,01（02）：202-204.


    龙门石窟现存窟龛2345个，出资开窟造像的功徳主有皇室、官吏、高僧、社团和平民百姓等，基本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造像目的大致相同，总体来说就是求来世成佛，现世祈福免灾。在龙门石窟众多窟龛中有一类家族窟，即由家族成员共同营造的佛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家族窟是位于龙门西山南端的极南洞，此洞窟为唐代名相姚崇之母刘氏偕姚氏家族成员共同出资营造。


一、洞有概况
（一）形制
    此窟为前庭后室窟形，前庭为宽约5,5米的长方形，上顶檐部崩塌，西壁开一圆拱形窟门，窟门两边各立一力士（见图1）。后室呈长方形，高约4米，宽约4米，进深约5米，穹窿顶，窟内三壁环坛，坛上造像组合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及二护法狮。

（二）造像特点

图1窟外全景

    洞窟主尊为倚坐的弥勒佛，着通肩袈裟，足踏双莲台，倚坐于束腰方座上，神态安祥，左手抚膝，右侧身体及手臂残损（见图2）主尊两侧为二弟子，伽叶头部缺失，双手抱拳于胸前，身形动作上给人以虔诚稳重的感觉。阿难头部亦失，双手迭握于腹前，腰部侧扭，身姿略有些女性化。弟子外侧为两菩萨，衣饰体态略为相似，衣饰精致，小腹微凸，身躯呈S状，唐代的菩萨更具女性特点，似以当时的貴族妇女为蓝本而雕刻。南北壁两天王像衣饰身形大致相同，身着铠甲，下系战裙，着战靴，一手插腰，一手托举重石，足踩夜叉，神态威严。最外侧靠近窟门口的地方是两个护法狮，北壁的已残毁，南壁头部残失，蹲坐于台座上。窟顶浅浮雕刻一复层八瓣莲花，周围线刻六身飞天，飞天体态雍容饱满，身姿婀娜，横空飞翔。在三面环坛的坛基上,共刻有12身伎乐人，有持乐器演奏的乐伎，也有翩翩起舞的舞伎。外庭窟门两侧的力士，均赤膊袒胸，下着短裙，肌肉健硕，立于山石之上，形象刚毅威猛。
    极南洞内的造像雕刻技艺精湛，艺术水平高超，极具盛唐时期华美写实风格特点，窟内的造像组合，营造出了一个美好的弥勒净土世界。

图2 后室

二、功德主姚崇家族
    整个极南洞气势宏伟，造像规划有序，如此规模的洞窟，定不是平民百姓所能开凿的，关于此窟的信息，前庭南壁的造像碑上残存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考释依据。此碑录文最为全面的是姚学谋、杨超杰的考补文［1］:
“(前缺)力阐定能仁拯授运慈舟于菩海，明慧炬于/(缺)银青光禄大夫幽嶲二州都督长沙县公姚意之妻也。龙朔年中/(缺）居于伊阙南之别业也夫人时入洛城，路由此地/(缺)子孙■■■始，愿男女长大皆于班秩即于此壁敬造一/(缺)二尚书同鸾台凤阁三品上柱国梁县/(缺)夫不幸早亡女八娘吴兴县君夫李行止任/(缺)令女十娘河东郡君夫陈正观任中/(缺)潞州司兵参军镜■任泽州陵川县/(缺)县令睿同任卫州司兵参军爱同任/(缺)弈任兖州功曹参军弇任宋州参/(缺)任弈任雍州砾阳县丞异任/(缺）曾孙广任左羽林军中/(缺)李氏■珪妻■南周氏彝妻陇西/(缺)祷力同沐荣庆今各抽赀俸/(缺）子子孙孙常保安乐释迦之／(缺）物是不非冀后代子孙他年眷属登此/(缺）簪裙钗错大慈何报高龛/(缺)之后裔登此幽阁■祠■善心/(缺)[东海]徐峤之书。”
    从碑文内容可知极南洞的功德主,是姚崇、姚母及姚氏家族成员［2］。据相关史料分析，该窟完工时间约在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之前，那时，姚母刘氏已年近八旬(据《姚懿墓志》内容可知，姚母卒于景龙二年(公元708年)，作为当时姚家地位最为尊贵的长者，她组织了这场重要的家族佛事活动，家族中参与开窟造像的成员包括了她的儿女、女婿、孙子、外孙、曾孙及眷属。
    姚崇家族是一个大家族，作为家族的核心人物的姚崇(公元651—721年)，字符之，唐陕州硖石人(今三门峡市），曾任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兵部尚书等，一生经历五朝，三居相位，与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称唐朝四大贤相。近年来，随着姚崇家族成员的碑志资料的陆续出土，姚崇及其家族的成员关系及入仕情况也越来越清晰。据《姚懿墓志》记载，姚崇的高祖姚宣业曾任南朝陈征东将军，列秩二品，曾祖姚安仁曾任隋青州、汾州二州刺史，祖父姚祥曾任隋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父亲姚懿亦曾于唐初任嶲州都督、读州刺史等职，并移居洛阳，成为洛阳姚氏的始祖。由此可知，姚崇的父亲、祖父、曾祖和高祖均系五品以上高官。
    唐代的荫任制度规定五品以上的官有恩荫子孙的权利，先天的政治社会出身显著影响后天的政治社会地位。这点在姚崇及兄弟子侄身上就体现得颇为明显，在出土的《姚懿玄堂记》中，姚崇自称为“第十子兵部尚书兼紫微令梁国公”，可知姚崇为姚懿第十子，除了曾任宗正少卿的胞弟姚元景，他还有九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已知的有姚德敏(曾任官朝散大夫、徐州萧县令)、姚德素(曾任潭、廓二州司马)、姚元素(曾任皇朝散大夫、潭州别驾）［3］,其余尚无资料。姚崇有三子，长子姚彝，开元初任光禄少卿；次子姚异，任坊州刺史；少子姚弈，开元末任礼部侍郎、尚书右丞。姚彝的儿子姚闳,曾任侍御史。
    根据以上碑志资料，从门第角度看，姚崇家族在唐代属新士族阶层，特别是他任宰职之后，对其家族整体政治待遇产生了积极作用，姚氏家族也走向了更为兴盛的时期。


三、姚崇家族的佛教信仰
    唐代是佛教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姚崇所处时代的帝王都大力支持佛教，广建佛寺、普度僧尼，在此背景下，王公贵族、士大夫普遍信仰佛教，平民百姓也大兴崇佛、信佛之风。
    姚母笃信佛教，根据极南洞造像碑文可知，龙朔年中(公元661—663年）姚母“居于伊阙之别业”，曾路经龙门，许下心愿“感男女长大，皆于班秩，即于此壁，敬造一[窟]..…”可见她对佛教信仰之虔诚。作为忠臣孝子，姚崇对于佛教也同样信奉，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姚崇参加官僚集团为武则天祈福活动，在长安光宅寺七宝台造七宝台弥勒三尊(见图三），据《姚元之造像记》铭文，供养者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凤阁侍郎兼检校相王府长史姚元之”,通过造像表达了他对武周政权的拥戴，并同时为武则天与自已母亲祈福。
    姚元景也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参与了官僚集团在长安光宅寺的造像活动，为武后祈福造弥勒像龛(见图四），据《姚元景造像铭》铭文可知供养者“朝散大夫、行司农寺丞姚元景”。姚崇兄弟的这两次造像活动，表明了他们对佛教的信仰，同时这种信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有一定关系。姚崇家族成员能积极参加极南洞的开凿活动，也说明了他们整个家族对佛教的崇奉之意。

图3姚元之造弥勒三尊（现仅存主尊,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

图4姚元景造弥勒三尊像(现存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四、家族窟的营造对于姚氏家族的意义
    家族窟是以家族成员为主体营造的洞窟，家族成员通过修窟造像来做功德，表达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同时为亡者、现世亲人和后世子孙祈福。从极南洞的形制和造像布局来看，窟洞虽开凿在半山腰处，但外庭宽阔，洞窟内除了一铺九尊像造像，主室和外庭还开凿有几处布局有序的小龛，且均无造像题记，似为姚氏家族的成员在主窟完工后陆续开凿的。前庭南壁上的螭首功德碑记载着姚母及家族成员的功德铭记，证实了此窟确为姚氏家族窟。
    极南洞开窟造像的时间是武周时期，完工时间约为公元705年。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姚崇升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位居宰辅，这个时期姚母的儿孙皆已成材，特别是姚崇仕途亨通给家族带来了莫大的荣耀，年事已高的姚母召集家族成员在龙门开窟还愿，既是对先祖亡者的祭祀追荐，也是对现世亲人的护佑与祈愿。极南洞的营造对整个姚氏家族来说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程，家族成员共同出资来完成，可世代相承，不但为后世子孙营造了一个礼佛祭祖的场所，也增强了整个家族内部的凝聚力。
    姚氏家族窟的开凿，不仅展示了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也表现出了其紧随当时统治者的政治倾向。极南洞窟内主佛为倚坐的弥勒佛，而弥勒佛造像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契合。武则天建立周朝前，曾命薛怀义等造《大云经疏》制造舆论,“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4］以“则天是弥勒佛身”下生人间标榜她执政的合法性。武则天充分利用了民间的弥勒信仰达到了称帝的目的，所以武周时期，她通过政权的力量大力扶持佛教，弥勒下生信仰广在民间泛传播，龙门石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以弥勒下生作为主题的大窟。在这期间姚氏家族在龙门开凿以倚坐弥勒佛为主佛的洞窟，也是顺应武周政权下的佛教潮流，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这种政治意识对姚氏家族的维护、发展起着很关键的作用。


五、相关问题
(一）姚氏家族窟的家庙性质探讨
    家庙是一个家族祭祀祖先的场所。唐代的家庙制度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才可依据品级建家庙，《旧唐书·王珪传》中载：“如侍中王珪通贵渐久,而不营私庙，四时烝尝，犹祭于寝。坐为法司所劾。太宗优容，弗之改革遣也，帝为立庙，以愧其心……”［5］法司以王珪久在五品以上，竞不立庙而在自己家里祭祀，故提出纠劾，最后是太宗出钱给他建造了家庙。由此可推知，唐代五品以上的官员立庙是有严格规定的，达到品级的官员不依品级立庙是违制的。根据史料记载，从贞观到玄宗年间，魏征、王珪、张柬之和崔沔等名臣高官均立有家庙［6］，姚崇在其家族营造极南洞的时候已位居宰铺，已经拥有立家庙的资格，并且根据当时的礼制，不立家庙还会受到纠劾。极南洞的营造是姚氏家族奉佛还愿的功德之举，同时此举也为家族成员提供了一个祭祀先祖、为家族祈福的场所，佛窟成了事佛与事亲并重的世俗家族窟，由此看来，家庙的作用在家族窟中得以体现，这样不仅不违制，还减少了建造家庙的庞大开支。笔者认为，同敦煌世家大族所营造的许多大型家窟起着家庙作用一样，姚氏家族的家族窟也极有可能兼具着家庙的功能。

(二）龙门石窟其他家族造像情况
    龙门石窟从北魏到唐代所营建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窟龛，除了为帝王营建的皇家窟，还有官吏、僧人和邑社等所造功德窟及众信徒共同开凿的公共窟。判断一个洞窟的性质是以洞窟造像碑内容为依据的，一些洞窟的功德碑因风化或被后人凿刻的小龛所覆盖，碑文已失，难以判断该窟性质，故目前可知的家族窟极少(以家庭为单位所造的小龛不计在内)。龙门石窟1609窟、1674窟、950窟等根据造像题记内容应为家族窟，但其家族内涵的延伸或建造规模均略逊于极南洞。营造于北魏的皇甫公窟据功德碑残存铭记及窟内的造像内容，可推知是胡太后、孝明帝与皇甫家族共同所建［7］。开凿该窟的不仅有皇甫家族，帝王也参与其中，使其也带有了皇家窟的色彩。武周时期开凿的1674窟，其造像碑文中“郭玄奭及合家眷属等■■■……”,明确了洞窟的功德主是郭玄奭合家，但从题记中也能看出其参与营造的家族成员规模较小。950窟“明豫州家功德”从题铭看应为家族所营造，但也仅有题铭，没有更详细的题记。相比而言，姚氏家族窟具备更多的家族窟的因素，其在龙门石窟的营造为我们研究唐代家族的佛教信仰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意义非凡。


六、小结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在其传播过程中，从最初坚持自己超越世俗世界的宗教理念到逐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合，逐渐中国化。龙门石窟的家族造像把这种世俗化表现的更为明显。姚崇家族成员共同进行营造佛窟的佛事活动，就是将家族“孝”与“忠”的伦理关系带入佛事活动，家族成员的祈愿表现出了浓重的世俗气氛，使佛教活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通过对龙门石窟唐代名相姚崇家族窟的研究，不但可以对石窟艺术进行深入了解，还可以对营造这类家族窟背后的中华文化、社会文化和家族传承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姚学谋，杨超杰,《龙门石窟极南洞新考》[J].《石窟寺研究》,2010,(1):74-75.
[2]姚学谋，杨超杰,《龙门石窟极南洞新考》[J］.《石窟寺研究》，2010，（1):75-7.
[3]刘艳萍.《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陕郡姚氏”订补[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7):45-47.
[4]刘昫等,《旧唐书》卷183《外威列传·薛怀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4741-4742,
[5]刘昫等.《旧唐书》卷70《王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2530-2532.
[6]甘怀真.(唐代家庙礼制研究》[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 97-100.
[7]顾彦芳.《皇甫公窟三壁龛像及礼佛图考释》[J].《敦煌研究》，2001，（4):84-91.
作者简介:陈莉(1971-)，女，山西临猗，本科，中级，馆员，研究方向为文博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