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波』北宋武将姚兕姚麟研究

姚波

北宋武将姚兕姚麟研究

作者：张波  导师：陈峰

原载：西北大学 硕士论文 2016年

姚波原文录出

摘要：姚兕、姚麟是北宋中后期在宋夏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边将,兄弟二人出身于西北地方豪强之家,受当地强悍尚武民风的熏陶,其祖父姚福进“以挽强名于秦陇间”,后修筑姚氏堡抵御夏州党项。其父姚宝直接参与宋夏战争,在定川砦之战中为国捐躯。姚兕、姚麟因父亲战死而荫补武职,获得晋身之阶。二人走上从军道路后,在宋夏战场上并立军功,以军功得到升迁,逐步从地方走向中央。之后姚氏子弟继起为将,形成了北宋中后期较有影响力的武将家族。姚兕、姚麟在姚氏家族成员中成就最为突出,在家族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二姚在对夏战争中崛起并带动了家族的发展,姚氏家族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荫...


目录：
绪论7-11
一、选题背景7
二、研究回顾7-10
三、章节安排10-11
第一章 姚兕、姚麟的身世背景11-19
第一节 “以挽强名于秦陇间”——二姚之祖11-15
第二节 “好学知书,长于骑射”——二姚之父15-16
第三节 “西北饶武夫”——强武之境16-19
第二章 姚兕、姚麟事迹考述19-31
第一节 受荫补,继武从军19-20
第二节 战沙场,显扬宋夏20-27
第三节 掌禁旅,步入庙堂27-31
第三章 姚氏将门的发展与北宋中后期武将家族的特点31-41
第一节 姚氏子弟继起为将31-33
第二节 影响姚氏家族发展的因素33-36
第三节 北宋中后期武将家族的特点——以姚氏、种氏为例36-41
结语41-43
参考文献43-47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47-49
致谢49




摘要
姚兕、姚麟是北宋中后期在宋夏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边将，兄弟二人出身于西北地方豪强之家，受当地强悍尚武民风的熏陶，其祖父姚福进“以挽强名于秦陇间”，后修筑姚氏堡抵御夏州党项。其父姚宝直接参与宋夏战争，在定川柴之战中为国捐躯。姚兕、姚麟因父亲战死而荫补武职，获得晋身之阶。二人走上从军道路后，在宋夏战场上并立军功，以军功得到升迁，逐步从地方走向中央。之后姚氏子弟继起为将，形成了北宋中后期较有影响力的武将家族。姚兕、姚麟在姚氏家族成员中成就最为突出，在家族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二姚在对夏战争中崛起并带动了家族的发展，姚氏家族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荫补是其发展的条件，军功则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姚兕、姚麟及家族成员的军功主要在对夏战争中取得，这就受到北宋中后期对夏政策的影响。宋神宗即位后北宋对西夏由军事防御战略转变为军事进攻战略，北宋对夏政策的转变，使得姚兕、姚麟这样的边将能在对夏战争中施展自身的军事才能，建立功业。姚氏家族与北宋其他武将家族比较，特点在于姚氏是从地方豪强发展而来，以军功立家的家族。从姚兕、姚麟的个人奋斗历程及姚氏家族的发展过程可以探析北宋中后期武将的成长历程、武将家族的发展。
关键词:北宋，武将，姚兕，姚麟

绪论

一、选题背景
    姚兕，字武之，生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姚麟，字君瑞，生于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姚兕、姚麟兄弟生逢宋夏战争，二人在宋夏战场上并立军功，以军功得到升迁。姚兕、姚麟之后，姚氏子弟姚雄、姚古、姚平仲继起为将，姚氏诸将皆以军功显达于世，形成了北宋中后期较有影响力的武将家族。
    姚兕、姚麟兄弟二人因父亲姚宝在定川砦之战中战死而荫补武职，依靠在宋夏战争中建立军功，逐步获得升迁，姚兕、姚麟个人的奋斗历程，也是姚氏家族从地方走向中央的过程。在姚氏家族的发展过程中，姚兕、姚麟兄弟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们继承了父祖的事业，继续奋战于宋夏战场，同时也为家族后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姚兕、姚麟时期，姚氏家族完成了从地方豪强到高级将领的转变。
    姚氏家族在宋代众多的武将家族之中，虽然不至于耀眼，但其间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姚兕、姚麟及其家族所代表的，是北宋中后期在宋夏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武将，姚氏家族的特殊之处在于是从地方豪强转化而来，并以军功立家的武将家族。本文选择姚兕、姚麟为研究对象，探讨二姚及其家族成员的功业事迹，分析影响姚氏家族发展的主要因素，不仅可以对姚兕、姚麟作出较为全面的评价，还可以借其观测北宋中后期武将的奋斗历程、当时环境之下武将家族的形成过程、武将家族的特点等问题。


二、研究回顾
关于宋代武将的研究，无论是武将个案还是武将群体方面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邓广铭先生的《岳飞传》(增订本)①于1983年出版、王曾瑜先生也在1983年发表《岳飞新传》②，推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宋代武将研究。曾瑞龙先生的《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③作为研究种氏将门的开山之作，是这一时期武将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文章讨论了种世衡、种谔、种谊、种师道、种师中等三代种氏家
①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王曾瑜:《岳飞新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③曾瑞龙:《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此书是作者写于1984年的硕士论文，在2010年由中华书局（香港）出版。

族成员如何建立边功，形成将门的过程，分析了种氏将门延续三代的原因，并借之审视北宋武将及其家族的活动状况以及当时的文武关系，全书内容详实、史料丰富、讨论精湛，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专著①。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关于宋代武将的研究多集中于个案研究，其中代表性的论著有：柳立言先生的《宋初一个武将家族的兴起——真定曹氏》②详细考述曹氏将门的开创基业者曹彬、继承父业的曹璨和青出于蓝者曹玮的主要功业事迹，还论述了曹氏家族的姻亲关系和财富问题，最后将曹氏与同时期的武将作了对比。杨倩描先生的《吴家将——吴琛吴磷吴挺吴曦合传》③讨论了南宋吴氏军事集团的形成、发展及衰落的过程，着重论述吴氏的军功事迹。李裕民先生的《折氏家族研究》④指出折氏是宋代唯一长期世袭知州的家族，文章上篇分六个阶段探讨折氏家族兴起、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下篇论述了折氏传袭府州知州的特点、宋廷对折氏的政策以及折氏的经济、家风、婚姻、丧葬问题⑤。
    进入二十一世纪，宋代武将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对于武将群体的研究，业师陈峰先生的《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⑥一书首次全面对北宋的武将群体进行了探究，第一章《北宋武将群体的主要构成》区分了北宋武将群体的构成和类别，指出北宋武将群体包括武将世家、军班行伍、潜邸亲随、外戚成员、文人文官从军、武举选拔、宦官、蕃将、吏人、宗室等等，其中武将世家、军班行伍、潜邸亲随、外戚成员四类武将，是北宋各个时期武将群体中的主要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也最大。第二章《北宋武将群体主要类别的作为》对构成北宋武将群体主要类别的武将世家、军班行伍、潜邸亲随、外戚成员四类出身的武将，分别加以考察和评述。在此基础上，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北宋武将在中央和地方军事体系中的任职情况和地位变迁、武将的整体素质、北宋“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形成及其影响、统治者的驭将之策等方面的问题。

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关于宋代武将研究的主要论著还有：龚延明:《岳飞》，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何冠环:《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北宋统治阶层的社会流动现象新探》，《食货月刊》复刊第十六卷第3、4期，1986年;汤开建:《北宋御边名将——曹玮》，《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张其凡:《庸将负盛名——略论曹彬》，载于邓广铭、徐规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等。
②柳立言:《宋初一个武将家族的兴起——真定曹氏》，《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年。
③杨倩描:《吴家将——吴珍吴磷吴挺吴曦合传》，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④李裕民:《折氏家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关于宋代武将研究的主要论著还有:杨倩描:《南宋郭氏军事集团述论》，《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顾吉辰:《宋代名将曲端事迹考述》，《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李华瑞:《北宋抗金名将王禀事迹述评》，《中州学刊》，1995年第2期;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宋代武将家族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穆紫:《杨家将传》，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高路加:《声威显赫的北宋“高家将”》，《广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等。
⑥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除了武将群体的研究,武将个案研究仍然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如王善军先生在《宋代世家大族：个案与综合之研究》①之《个案四:武功与外戚的结合——真定曹氏》中，从曹氏的发展与世系、曹彬及曹氏家族的武功、曹氏家族与皇室的联姻、荫补为官以及经济地位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对真定曹氏进行了全面的探究。何冠环先生的《北宋武将研究》②综合了武将群体和武将个案研究，是书由十二篇论文组成，前四篇以宏观角度关注宋初三朝的武将群体，包括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宋太祖朝的武将党争、宋太祖朝的武将党争和宋太祖朝的外戚武将，从整体上探讨论了宋初武将群体的社会流动情况、武将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外戚武将等问题。后八篇论文采取微观的角度，以个案形式探讨不同类型的武将，包括将门世家子弟、科举出身的儒将以及行伍出身、潜邸出身、外戚出身的武将。何冠环先生的另一部著作《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③以北宋前期的外戚将门潞州上党李氏为研究对象，考述了李氏将门三代主要人物李处耘、李继隆、李继和、李昭亮的生平事迹、功业成就和李氏家族的婚姻关系，从李氏家族成员的宦海起伏探究北宋对外戚将领的控制利用手段，并通过阐述李氏外戚将门发展到李昭亮这一代时盛极而衰的情况，印证了“富贵不过三代”的传统说法④。
    目前学界对北宋武将的个案研究和群体研究已有较多成果，但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姚兕、姚麟兄弟二人，由于他们并不像曹彬、狄青那样事迹突出、位列执政，加上史书记载有限，学界对其仅有少量的关注，与姚兕、姚麟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业师陈峰先生在《北宋“将门”现象探析~─对中国古代将门的断代史剖析》和《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写到姚氏从姚宝算起到姚平仲，在北宋中后期四世为将的情况，其中姚兕在神宗朝历鄜延路总管等，累迁东上閤门使、通州团练使，姚麟在宋徽宗朝迁至殿前都指挥使；此外，关于姚兕、姚麟的一些事迹，还散见于其他研究论著中，如曾瑞龙先生在《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一书中论述种谊洮州之战始末时，写到姚兕和种谊擒获鬼章之事;李华瑞先生在《宋夏关系史》⑤一书中写到宋夏第二次灵州之战时，姚麟与刘昌祚、高遵裕从北路进军之事;范学辉先生在《论北宋三衙管军选任标准的前后


①王善军:《宋代世家大族:个案与综合之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后论文，2003年。
②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
③何冠环:《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13年。
④2000年以来关于宋代武将研究的主要论著还有:陈峰、张明:《从名将狄青的境遇看北宋中叶武将的境况》，《中州学刊》，2000 年第4期;陈峰:《北宋武将群体素质的整体考察》，《文史哲》，2001年第Ⅰ期;陈峰:《宋初名将郭进事迹述评》，《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刘学峰:《北宋高琼家族初探》，《巢湖师院学报》，2003年第1期;陈峰:《北宋“将门”现象探析——对中国古代将门的断代史剖析》，《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胡坤:《近代贵盛，鲜有其比——三代外戚武将宋倔事迹考论》，《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二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罗家祥:《北宋晚期的政局演变与武将命运——以王厚军事活动为例》，《学术研究》，2011年第11期;汤开建:《论曹玮——兼谈宋真宗时期的西北御边政策》，《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等。
⑤李华瑞:《宋夏关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变化》一文中提到姚麟担任三衙管军之事，姚麟在哲宗朝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步军殿前都虞候、步军马军殿前副都指挥使，徽宗即位后升殿前都指挥使;在《论北宋三衙管军制度的演变》①一文中提到哲宗朝三衙管军缺员，姚麟由殿前都虞候升作步军副都指挥使之事。
    从上述研究现状中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关于姚兕、姚麟的研究还很薄弱，研究成果集中于对其部分事迹的简单介绍，史料运用不够充分，论述不深入，有关姚兕、姚麟的身世背景、功业事迹、性格特征、人际关系及姚氏家族的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有待于从整体上进行归纳和把握。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姚兕、姚麟所处的背景与环境，以姚兕、姚麟的的生平及仕宦经历为线索，对姚兕、姚麟及姚氏家族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

三、章节安排

本文共分三章对姚兕、姚麟进行讨论:
第一章“姚兕、姚麟的身世背景”:本章以苏颂所记《陇干姚将军神道碑铭》为主，辅以其他散见之史料，对姚兕、姚麟的先世情况进行梳理。在梳理姚兕、姚麟先世情况的同时，讨论姚氏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问题。
第二章“姚兕、姚麟事迹考述”:本章在全面收集与姚兕、姚麟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史料进行整理分析，考述姚兕、姚麟地位变迁的过程，二人经历从荫补武职获得晋身之阶开始、以军功在宋夏战争中崛起、并逐步从地方走向中央的发展历程。
第三章“姚氏将门的发展与北宋中后期武将家族的特点”:本章在前两章的基础上，考察姚氏子弟继起为将的情况，分析姚兕、姚麟在姚氏家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影响姚氏家族发展的因素，将姚氏家族与同时期的种氏家族作比较，凸显姚氏家族的特点，并从姚氏、种氏的发展探析北宋中后期武将家族的特点。


①范学辉:《论北宋三衙管军选任标准的前后变化》，《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论北宋三衙管军制度的演变》，《东岳论丛》，2006年第5期。

第一章姚兕、姚麟的身世背景

    姚兕、姚麟兄弟二人起身于行伍之间，生逢宋夏战争，后皆以军功位至显达，是北宋中后期较有影响力的武将。对于姚氏兄弟，元朝史臣曾有如下评语:“姚氏世用武奋，兕与弟麟并有威名，关中号‘二姚’”①。从这句评语可以看出，元朝史臣认为姚兕与姚麟兄弟之所以“并有威名”，且在关中地区号为“二姚”，与其先世的“世用武奋”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欲探究姚兕、姚麟的功业，似当从二人的身世背景入手，以求追本溯源，更加贴近历史之真实。
    有关姚兕、姚麟先世的史料，留存至今的并不多，据笔者所见，最主要的要数苏颂应姚兕、姚麟兄弟所请，为兄弟二人之父姚宝所撰写的《陇干姚将军神道碑铭》②。现以苏颂所撰写的神道碑为主，辅以其他散见之史料，对姚兕、姚麟兄弟二人先世的情况作一简单的梳理，并在梳理的过程中讨论姚氏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问题。


第一节“以挽强名于秦陇间”——二姚之祖
    据《陇干姚将军神道碑铭》记载，姚兕、姚麟兄弟“家世五原人”，其祖父“讳某，少以武健称，其挽强中远，盖有绝于人者，故乡里皆以硬弓目之。”关于姚兕、姚麟祖父的情况，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有一段与之极其类似的记载:“姚福进者，兕、麟之祖也，德顺军人，以挽强名于秦陇间，至今西人谓其族为姚硬弓家。”③从这两段记载来看，《陇干姚将军神道碑铭》并未写明姚兕、姚麟祖父的名字，《老学庵笔记》则明确写出其名为姚福进，对于其乡里的记载，二者也有所不同。关于五原与德顺军的关系，姑且在后面讨论，此处先来考察姚兕、姚麟祖父的名字。
    苏颂在撰写姚宝的神道碑时有一段很明确的话来叙说此碑的撰写缘起:
时予适与英州同使临潢，每接绪谈，必及先世，因得详其本末，遂揭辞于螭石云。④
    这里所说的“英州”系指姚麟，苏颂撰写此碑时姚麟时为西上閤门使、英州刺史，故以


①脱脱等:《宋史》卷三四九《姚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065页。
②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五四《陇干姚将军神道碑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26-827页。
③陆游著，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6页。
④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五四《陇干姚将军神道碑铭》，第826页。

英州代指姚麟。临潢是辽之上京，所谓“同使临潢”是指神宗熙宁十年（1077）八月己丑苏颂为辽主生辰国信使，而姚麟为副使，一同使辽之事①。显然，苏颂给我们透露出的信息是，两人在使辽的过程中时有攀谈，每次谈话姚麟“必及先世”，而苏颂也自信地声称，对于二姚的先世“详其本末”。如果真如苏颂所言“详其本末”，且相关信息得自于姚麟，苏颂是没有理由不知道二姚祖父之名的。如果苏颂不是因为出于尊敬而写下“讳某”二字，必然是因为姚麟也不知道其祖父的名字。这种情况虽然有违人情和常理，但未必不会发生，不过可疑的是，根据姚麟的系衔，我们不难推断出苏颂撰写此神道碑约在神宗元丰（1078-1085）年间，而陆游撰写《老学庵笔记》至早也应在孝示浮熙(1174-1189）末年②，其间前后相差近一百年，何以百年前作为姚氏子孙的姚麟不知其祖父之名，反倒是百年之后与姚氏家族并不相干的陆游却明确地写下了“姚福进”三字呢?
    从陆游所记“至今西人谓其族为姚硬弓家”来看，陆游知晓二姚祖父的名字似乎是来自于“西人”。显然，在陆游生活的年代，“西人”所居之地早已沦为“虏境”，是金朝的统治范围，那么陆游是如何听到“西人”说辞的呢？结合陆游的履历，我们知道陆游曾在乾道五年（1169）被任命为夔州通判，并于次年到任，且在乾道八年被四川宣抚使王炎辟为宣抚司干办公事，直至淳熙五年（1178）方离蜀东归③。据此，再结合南宋初年的政治形势，可以知道蜀地是陕西诸路溃兵的主要结集地之一，陆游很有可能是在蜀期间听到一些“西人”的讲述的。如果这一推论不误，那么陆游的记载便有相当的可信性。同时，也可说明二姚的这位“以武健称”的祖父不仅在世之时就知名于当地，甚至到南宋孝宗时期，亦有名于当时。可这样一来，反倒证明姚麟不可能不知道其祖父的名字，或者真如之前所论，苏颂之所以写下“讳某”二字是出于尊敬，其名有待二姚正式刻石之际再行刊布其上。
    以上通过对二姚祖父之名的考证，不仅能约略证明其祖父名为姚福进，还能据此看到姚福进至少在他所生活的年代至南宋孝宗时期一直都保持着一定的知名度，而这个知名度的获得，自然是来自于苏颂和陆游所记之“挽强中远，盖有绝于人者”、“以挽强名于秦陇间”，也就是说姚福进膂力惊人，能拉硬弓，在秦陇一带极其有名。
    下面我们来考察五原与德顺军的关系。五原，在今宁夏固原。德顺军，据《续资治


①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八四，熙宁十年八月己丑条载:“秘书监、集贤院学士苏颂为辽主生辰国信使，西上閤门使、英州刺史姚麟副之。”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二版，第6952页。
②参见《老学庵笔记》点校前言，第1页。
③参见于北山:《陆游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5-177页。

通鉴长编》载:“建渭州笼竿城为德顺军”①﹔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载:“德顺军，旧笼竿城也”②;《元丰九域志》卷三德顺军条载:“庆历三年，以渭州陇竿城置军”③.《宋会要辑稿》载:“庆历三年正月二十三日，以渭州平凉县地笼竿城为德顺军”④;《宋史》载:“德顺军，同下州。庆历三年，即渭州陇干城建为军”⑤。以上是几部史籍关于德顺军置军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德顺军是于庆历三年所置，而于何地设置，却出现“笼竿城”、“陇竿城”以及“陇干城”三种称谓，这几者之间有何区别呢﹖有的学者认为它们是指同一个地方⑥。笔者认同前人的观点，无论是“笼竿城”、“陇竿城”还是“陇干城”，作为同音异体的地名，应当是指同一个地方，位于渭州。五原与德顺军都在今宁夏固原地区，陆游记姚福进为德顺军人是比较概括的记载，而苏颂记姚福进为五原人则是比较具体的记载。
    姚福进膂力惊人，能拉硬弓，在五原当地很有威名,“羌戎与相遇，輙惴憟不敢校。”⑦此处的“羌戎”，所指为何?宋太祖建立北宋王朝时，夏州李氏在党项羌中较有威望，李彝兴（原名李彝殷，避太祖父赵弘殷讳改“殷”为“兴”)为定难军节度使，掌控夏州地区。乾德五年(967)，李彝兴卒，其子光睿（后避宋太宗赵光义讳改“光”为“克”)继位。太平兴国三年(978)，光睿卒，其子继筠立。太平兴国五年，李继筠卒，其弟李继捧立。这一时期内宋朝西部边界呈现相对稳定的局面，直到太平兴国七年李继捧率族人入朝，其族弟李继迁表示反对，开始公开反叛宋王朝，遂成为宋的西部边患。李继迁采取联辽反宋的策略，于雍熙三年(986）向契丹称臣，契丹授其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⑧，并将义成公主许给他。李继迁不断“侵盗边境”⑨，边民饱受战乱之苦。根据五原的位置及姚福进生活的时代推测，“羌戎”很可能是指李继迁所带领的反叛宋廷之夏州党项。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李继迁因中凉州吐蕃六谷族首领潘罗支的诈降之计，身


①《长编》卷一三九，庆历三年正月辛卯，第3342页。
②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八“边防"，“陕西路”，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26册，第530页。
③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德顺军”，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7页。
④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点校《宋会要辑稿》方域五之四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377页。
⑤《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第2158页。
⑥如鲁人勇在《北宋三军城故址考》(《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中认为陇竿城、陇竿城、陇干城是指同一个地方﹔祝士林在《德顺军（州）陇干城的历史演变》(《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中认为笼竿城与陇干城是指一地;魏柏书在《德顺军考辨》(《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中认为笼竿城，又作陇干城、陇竿城;汤开建在《论曹玮——兼谈宋真宗时期的西北御边政策》(《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中认为笼竿，又作陇干。
⑦《苏魏公文集》卷五四《陇干姚将军神道碑铭》，第826页。
⑧脱脱等:《辽史》卷十一《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9页。
⑨《长编》卷二九，端拱元年五月辛西，第653页。

中流矢而亡，其子德明继承了他的统治。德明刚立，根基不稳①，于是决定归附宋朝，而这实际上是养精蓄锐，力图日后东山再起之举。作为宋朝镇守西北边境的统帅人物，知镇戎军曹玮对德明归宋一事有着清醒的认识:“继迁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国有西顾之忧。今国危子弱，不即捕灭，后更为强盛，不可制。愿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阙下，复河西为郡县，此其时也。”②曹玮认为李继迁死，德明新立,正是消灭夏州政权的大好机会，否则日后德明势力坐大，将不可遏制。然而宋廷为求安稳，并未采纳曹玮的建议，宋夏双方于景德二年订立和约。曹玮对德明的势力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为加强西北边州对夏的防御能力，曹玮提议在陕西缘边以授田免租的方式召募边民为弓箭手，弓箭手作为民兵组织，负有巩固边防之责。③结合碑铭中所载的曹玮召姚福进语曰:“若知六盘山西良田万顷，久陷虏疆，若能以力开拓归中原，则世为边圉，将不亦善乎!”④可以看出:姚福进不仅能拉硬弓，而且在五原当地很有名望，从而受到曹玮的召见，姚福进因此很可能是被招募为弓箭手了。而以曹玮之尊，竟然接见姚福进，足以见姚福进在五原并非等闲之辈，同时，这也说明姚福进抵抗李继迁的行为是受到曹玮赞赏的。
    在曹玮的建议下，姚福进“于是发私财募五原子弟千馀人，大城陇干，遂辟其西境四十里，筑垒其傍，土人谓之姚氏堡。”⑤能够“发私财募五原子弟千余人”，亦证明了姚福进在五原的显赫地位。而此处提到的“大城陇干”之事，通过查阅史料，笔者看到：笼竿原为川名，大中祥符四年（1011)，泾原钤辖曹玮言:“陇山外笼竿川熟户蕃部以闲田输官，请於要害地方立堡寨，募弓箭手居之。”⑥大中祥符七年，“曹玮言筑陇山外笼竿城毕”⑦。史料明确记载了笼竿城是曹玮主持修建，而碑铭似乎将修建笼竿城之事记到了姚福进身上。我们知道碑铭为了显耀所记之人的功绩，往往会有夸大事实的成分，因此姚福进可能修筑了“姚氏堡”，而把修建笼竿城之事归于姚福进则有夸大其功绩的成分。


①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八，景德二年春正月条:“德明嗣职期年，未膺封册，蕃族多怀观望。行军司马赵保宁言:‘国家疆域虽廓，自西凉扰乱，先王被害，蕃众惊疑。若不假北朝威令慑之，恐人心未易靖也。'”《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34册，第356页。
②《宋史》卷二五八《曹玮传》，第8985页。
③参见《长编》卷六O，景德二年五月癸丑条:“知镇戎军曹玮言:‘军境川原夷旷，便於骑战，非中国之利。请自陇山而东，缘古长城凿堑以为限。’从之。又言:‘边民应募为弓箭手者，皆习障塞蹊隧，解羌人语，耐寒苦，有警可参正兵为前锋，而官未尝与器械资粮，难贵其死力。请给以境内闲田，永蠲其租，春秋耕敛，出兵而护作之。'"，第1137—1138页。
④《苏魏公文集》卷五四《陇干姚将军神道碑铭》，第826页。
⑤《苏魏公文集》卷五四《陇干姚将军神道碑铭》，第826页。
⑥《长编》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九月丁丑，第1734页。
⑦《长编》卷八三，大中祥符七年十二月戊辰，第1906页。

    碑铭还说到姚福进的举动受到曹玮嘉奖，被任命为“四寨民兵巡检”，这里所说的“四寨”，据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载，是指“渭州笼竿、羊牧隆城、静边、德胜四寨”，“初，曹玮开山外地，置笼竿等四寨，募弓箭手，给田使耕战自守。”①根据以上记载，大致可以推测姚福进被招募为弓箭手，任笼竿等四寨的民兵巡检。姚福进的功劳为朝廷所知，但可惜的是，未等到朝廷封赏他就去世了②。
    通过以上对姚福进事迹的考述，大致可以勾画出姚福进的形象:其膂力惊人，能拉硬弓，在秦陇一带很有名望。曹玮任镇戎军知军时，姚福进被招募为弓箭手，修筑了姚氏堡，并被任命为笼竿等四寨的民兵巡检。可以说，姚福进为加强宋王朝的西北边防作出了贡献，而从姚福进开始，姚氏也开始从地方豪强转变为受北宋政府控制的抵御夏州党项的地方武力。

第二节“好学知书，长于骑射”——二姚之父
    姚兕、姚麟的父亲姚宝，碑铭记之“好学知书，长于骑射，以骁勇继父任”。姚氏是五原当地的豪强之家，姚福进以能挽硬弓闻名，姚宝在姚福进的教导下，不仅“长于骑射”，还“好学知书”，生长于尚武的社会环境中，姚宝擅长骑射是自然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而“好学知书”则是比较难能可贵的。姚宝“以骁勇继父任”，所继任的应为民兵巡检一职。
    姚宝生活的时代，已到了宋仁宗时期。此时党项在赵德明统治下，已具有一定规模。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十月，赵德明卒，其子元昊嗣位，元昊野心勃勃，多次发动对宋的军事进攻，并于宝元元年（1038）十月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元昊对宋夏边境地区进行侵扰，自然受到宋朝边将的抵抗。姚宝在宋夏战场上“前后降党留生羌，破烟景云等番部，功力居最。守将连章荐其材武”，因而姚宝在便殿受到仁宗皇帝召见,并“擢左侍禁，陇干都巡检”。姚宝受到皇帝召见，对姚氏家族来说，是莫大的荣誉，也算是弥补了其父未等到朝廷封赏就去世的遗憾。而皇帝亲自召见一个在宋夏战争中屡次立功的将领，也显示了宋廷对西北边防的重视。陇干城是北宋抵御西夏的一个军事要塞，姚宝不仅升任陇干都巡检，还受到仁宗皇帝的召见，更加激励他在宋夏战争中奋勇杀敌。
    姚宝前后参与对夏大小三十余战，皆冲锋陷阵，亲友劝他“宜稍居殿后，以奇谋破


①陈均编，许沛藻、顾吉辰等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一二，庆历三年春正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60页。
②参见《苏魏公文集》卷五四《陇干姚将军神道碑铭》，第826页。

敌，足以邀美利”。姚宝谓之曰:“凡被坚执锐者，望敌闻声，便当奋击，何暇自营顾虑，而以驱命为计乎！苟不负国家，虽死寇仇，吾得其所矣。”①姚宝能有这样的认识，与其生长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处在宋夏边境地区，面对夏人的侵扰，奋起抵抗是有识之士应当做的，“好学知书”的姚宝站在国家的高度上来考虑问题，认为对夏作战不仅是保卫家乡的需要，更是利于国家之举，在国家大义面前，个人的得失何需过多计较。诚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姚宝在战场上往往身先士卒，奋不顾身，最终，庆历二年（1042),在与西夏的定川砦之战中，宋军受到元昊伏击，姚宝随泾原路副总管葛怀敏等人一同战死，为国捐躯。
    关于姚宝，还有一个问题引起笔者的注意，《宋史·葛怀敏传》记载定川砦之战战殁者中有“笼竿城巡检姚奭”，《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记之为“笼竿城巡检姚奭”、“笼竿城弓箭手巡检、右侍禁姚奭”②，这里的“姚奭”为何人？从其系衔及在定川砦之战战死之事来看，似乎与姚宝是同一个人。史料记作“姚宝”是与姚兕、姚麟相关之时，记作“姚奭”则是与定川柴之战相关时。从史料的史源来看，《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属于官方记载，其记载定川砦之战的史料来源于战报或者奏折，而苏颂的《陇干姚将军神道碑铭》关于姚宝的记载，相关信息是从姚麟处得知，按常理来说，姚麟应当不会记错其父的名字。而姚宝作为笼竿城巡检，在定川薯之战中并非主要将领，在记战殁者的名字时，姚宝之名很有可能是被错写为“姚奭”了。


第三节“西北饶武夫”——强武之境
    姚氏家族生活的五原一带，处于宋夏边缘地带，该地区“大抵夸尚气势，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者好斗轻死”,“被边之地，以鞍马、射猎为事，其人劲悍而质木。”③民众善于骑射，民风强悍尚武，民风的形成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地势西北高，东南下。地高而寒，其民体厚而力强，气刚而志果。地下而温，其民体薄而力弱，气柔而志回。故西北之兵能辛苦有成功，而东南之士少所立。”④自然环境的不同导致各地民风有所差异，民风的差异则在民众所从事的职业上有所体现，“东南多文士，西北饶武夫，风声气俗，


①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五四《陇干姚将军神道碑铭》，第827页。
②参见《宋史》卷二八九《葛怀敏传》，第9703页;《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十月癸巳，第 3302页;《长编》卷一三八，庆历二年十月癸丑，第3314页。
③《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第2170页。
④李觏:《李觏集》卷一七《强兵策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6—157页。

从古则然”①，“秦凉则西北之隅，凡此皆负险之国，负险则人之生也武，此又其土风之必然者”②，“自昔论衣冠礼乐，必归之东南；而选将募兵，必取之西北者。”③秦陇一带历来多出名将，如战国时秦国名将武安君白起、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战争中立有大功的王翦、秦朝大将蒙恬、三国时期的马超、唐朝大将李靖、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等皆出自该地区。
    秦陇一带处于北宋对夏作战的前线，频繁的战事以及边陲生活的锤炼，造就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姚兕、姚麟兄弟即为其中之一。而在宋室南渡之后，来自秦陇的武将则构成了南宋武将群体的重要力量，对此，宋人李心传有所记载:“渡江后将帅，韩世忠，绥德军人。曲端，镇戎军人。吴琛、吴磷、郭浩，德顺军人。张俊、刘绮、王燮，秦州人。杨惟忠、李显忠，环州人。王渊，阶州人。马广，熙州人。杨政，泾州人。皆西人也。”④南宋名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吴玲、吴磷等都来自秦陇地区，这些来自秦陇地区的武将在南宋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秦陇地区武将的涌现，正是当地强悍尚武民风的典型反映。
    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从苏颂《陇干姚将车神道碑铭》所记姚福进“少以武健称，其挽强中远，盖有绝于人者，故乡里皆以硬弓目之”⑤和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记姚福进“以挽强名于秦陇间，至今西人谓其族为姚硬弓家”⑥来看，姚福进因能挽硬弓而在秦陇一带极其有名，生长于强悍尚武的外境下，姚氏一族不仅姚福进能挽硬弓，姚兕、姚麟的父亲姚宝也“长于骑射”，姚兕、姚麟兄弟在骑射上亦有突出表现，姚兕在觐见神宗时，“试以骑射，屡中的”⑦，姚麟“亦善射，为殿帅十年，伴射常蒙奖赐”⑧。从姚福进被乡里“以硬弓目之”开始，姚氏一族“姚硬弓家”的称号直到南宋孝宗时期都广为流传，这与当地强悍尚武的民风是有很大关系的。
    综上所述，笔者以苏颂所记《陇干姚将军神道碑铭》为主，辅以其他散见之史料，对姚兕、姚麟先世的情况作了简单的梳理，从而也了解了姚兕、姚麟的身世背景。姚氏居于宋夏边缘地带，在当地强悍尚武民风的熏陶下，姚兕、姚麟的祖父姚福进“少以武健称”，膂力惊人，能挽硬弓，家中积蓄颇丰，在五原当地很有名望，后来他响应镇戎军知军曹玮的号召，修筑姚氏堡，为北宋防御夏州党项做出了贡献，姚氏也实现了从地方豪强到受北宋政府控制的抵御夏州党项的地方武力的转变。姚兕、姚麟的父亲姚宝更是直接参与了对夏战争，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最终在定川砦之战中为国捐躯。姚氏所处的社会环境、姚福进与姚宝的所作所为对姚兕、姚麟及其家族后人走向宋夏战场，建立功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①黄公度:《知稼翁集》卷下《送郑少齐赴官严州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9册，第602页。
②陈藻:《乐轩集》卷七《地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2册，第94页。
③吴泳:《鹤林集》卷三三《江淮兵策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6册，第324页。
④李心传著，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二《渡江后名将皆西北人》，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87页。
⑤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五四《陇干姚将军神道碑铭》，第826页。
⑥陆游著，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五，第66页。
⑦《宋史》卷三四九《姚兕传》，第11057页。
⑧朱彧著，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3页。

姚波

第二章  姚兕、姚麟事迹考述

    姚兕、姚麟出生于武将之家，受强悍尚武民风的熏陶，在祖父姚福进及父亲姚宝的影响下，兄弟二人走上从军道路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二人的名字“兕”和“麟”并不寻常，“兕”为犀牛，“麟”为麒麟，以这两个字为名，有其文化含义，反映了姚家的期望，当然，姚兕、姚麟兄弟也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他们走上从军道路，通过在宋夏战场上奋勇杀敌，建立军功，一步步获得升迁。


第一节  受荫补，继武从军
    姚宝在定川砦之战中战死时，姚兕时年十五岁，姚麟则更小，只有五岁，姚兕、姚麟因父亲战死而荫补获得武职，姚兕荫补为右班殿直，姚麟荫补为三班借职。
    北宋时期，科举制得到很大发展，朝廷非常重视通过科举制选拔文官，对武举则不太重视。科举是选拔文官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途径，荫补的影响相对较小。选拔武将的途径与选拔文臣的途径有所不同，武将子弟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及受教育不多等原因，通过科举入仕者并不多，于是荫补便成为选拔武将和武官的重要途径。苗书梅先生曾指出:宋代“在荫补入仕的官僚队伍中，武官始终占大多数”，“荫补为官者中，武官为文臣的6至8倍”①。
    对于武官子弟的荫补，宋代有明确而详细的制度规定:“诸卫大将军、内诸司使、枢密院诸房副承旨子，三班奉职；期亲，借职；余属，为下班殿侍。诸卫将军、内诸司副使、枢密分房副承旨子，为三班借职。”②高级将领在荫补方面享有特权，其子弟往往能够优先迁转，更容易获得发展机会。而对众多的普通武将而言，虽不似高级将领那样享有优先迁转子弟的特权，但荫补制度同样对其具有鼓励作用。尤其是在战争中死难的中下级武将，其子弟一般都能获得荫补武职的机会。③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环庆部署司言∶没于行阵将校之子孙，或录二人至三人，自今非战胜而没者请止录一人，从之。”④可知在一般情况下，阵亡将领可荫补子孙二至三人，而环庆部署司建议今后对战

①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2页。
②《宋史》卷一五九《选举五》，第3726页。
③参见陈峰:《北宋“将门”现象探析——对中国古代将门的断代史剖析》，《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④《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六月乙未，第3279页。

胜和战败两种情况加以区别对待：战胜而阵亡的将领可荫补子孙二至三人，战败而阵亡的将领，只能荫补一人。这遭到韩琦的坚决反对，他上书朝廷说:“将士临阵，皆图胜捷，力有不敌，战败而死。人命至重，岂以胜负为言？国家唯追崇虚名，存录孤子，所以劝诱来者，使之效命。今边臣读此条贯，往往伤叹，以谓一死报国，更分胜负，恐非朝廷激励之术。兼前记所载，亦无此例。若果更分胜负，则伤中并孝赠，亦合作两等支赐，理实未便，乞并如旧制施行。”①韩琦认为“人命至重”，对阵亡将士不能以胜负区别对待，应按原来的制度施行，无论是战胜而亡还是战败而亡，都可荫补其子孙二至三人，朝廷“从之”。
    宋代将领在战争中以身殉职，其子弟荫补为官，属于“殁于王事”恩荫的一种。宋代“殁于王事”恩荫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依据死亡官员亲属关系的远近来确定荫补。通常情况下，这类恩荫多荫补死者的子孙②。这种荫补政策的实施，对普通的中下级武将无疑是具有激励作用的，激励将士在战场上赴汤蹈火，如果不幸遇难，朝廷会照顾其后代。
    姚兕、姚麟之父姚宝原为陇干巡检，只是一个普通的下级武将，因在定川砦之战中以身殉职，姚兕、姚麟才得以荫补武职，虽然姚兕荫补的右班殿直和姚麟荫补的三班借职官阶很低，但毕竟属于有品的武官官阶，姚兕、姚麟也因此获得了晋身之阶。而姚宝在定川砦之战中战死，对尚处于年幼之际的姚兕、姚麟来说是莫大的刺激。幼年失父，使得二姚与一般人相比，有着更加强烈的复仇意识，“凡图画器用，皆刻‘仇雠未报’字”③。在个人情感上，姚兕、姚麟对西夏可以说是身负着国仇家恨，这激励着兄弟二人走上从军道路，继承父祖的抗夏事业。

第二节战沙场，显扬宋夏
    姚兕、姚麟走上宋夏战场，除个人因素外，还受到北宋中后期对夏政策的影响。北宋真宗、仁宗、英宗时期，对西夏采取的是军事防御战略，北宋处于守势，抵御西夏的进攻，宋夏边界在这个时期内基本保持稳定。这种形势在宋神宗即位之后开始改变。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崩，太子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神宗即位之时还不到二十岁，血气方刚，锐意进取，力图有为。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以期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共同主导下，北宋对西夏的

①《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六月乙未，第3279页。
②参见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17、355页。
③《宋史》卷三四九《姚兕传》，第11057 页。


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军事防御战略变为军事进攻战略。史载:“大抵宋有天下三百余年，繇建隆初讫治平末，一百四年，州郡沿革无大增损。熙宁始务辟土，而种谔先取绥州，韩绛继取银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谢景温取徽、诚，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广源，最后李宪取兰州，沈括取葭芦、米脂、浮图、安疆等砦。”①神宗雄心勃勃，一改之前北宋对西夏的守势，开始积极经略西北。“神宗始用师于西方，历哲宗、徽宗，逐渐夺取横山之地，又旁取熙河、湟、鄯以制之。”②这是南宋人李心传对神宗及之后北宋制夏政策的概括，从中可以看出宋神宗经略西北的战略思想是：一面夺取西夏东面的横山之地，断西夏右臂；另一面西取熙河、湟、鄯地区，阻断西夏与吐蕃的联合，进而压制西夏。
    宋神宗时对夏政策的转变以及神宗对宋夏战争的高度关注，为姚兕、姚麟之类的边将提供了展示自身才华的机会，使他们能在宋夏战场上充分施展才能，建功立业,逐步获得升迁。


一、姚兕在对夏战争中的表现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七月，“夏人举国入寇，环庆堡障皆被围”③，姚兕时任庆州荔原堡东路巡检，正驻扎于荔原堡，他领兵占据险要的地方，并在山上遍布兵力，“使贼不得散掠境内”④，同时伺机派出奇兵攻打夏军，使其稍稍退却。夏军有强悍的首领“临阵甚武”，姚兕“前射中其目，斩首还”⑤，使得宋军全军欢呼。次日，夏军增派兵力前来攻打，攻势很猛，在这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姚兕“乘马而射，凡三百馀发,皆应弦而毙，指裂流血，而射不已。”并派遣其子姚雄率领精壮的骑兵出击，他自己则“执旗从城上麾之”⑥。在姚兕的坚守下，夏军估计不能攻破荔原堡，于是退而攻打大顺城。姚兕赶往大顺城救援，“转斗三日，凡斩级数千，卒全二城。”⑦此役，姚兕临危不乱，应对有方，懂得运用谋略，因功受到朝廷封赏，进为文思副使。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二月，西夏围攻绥州啰兀城。啰兀城告急，陕西宣抚使韩绛急命庆州出兵牵制，然而庆州兵未出关，广锐都虞候吴逵拥兵为乱，“大噪纵掠，斩关而出，其众二千”⑧，企图占据庆州城。知庆州王广渊亟召柔远寨北路都巡检林广守


①《宋史》卷八五《地理一》，第2095页。
②李心传著，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西夏扣关》，第846页。
③王稱:《东都事略》卷一O四《姚兕传》，第888页。
④《长编》卷二一六，熙宁三年十月丙寅，第5254—5255页。
⑤《宋史》卷三四九《姚兕传》，第11057页。
⑥王稱:《东都事略》卷一O四《姚兕传》，第888页。
⑦《宋史》卷三四九《姚兕传》，第11058页。
⑧《长编》卷二二O，熙宁四年二月庚辰，第5361页。


南城，而姚兕作为荔原堡东路都巡检，则以亲兵守西门，使叛军“不得入，乃散保耀之石门山”，姚兕在追上叛军之后，并没有处罚他们，而是对其“谕以大义”，叛军“感泣罗拜，誓不复为乱”。林广对叛军就不似姚兕这般宽容了，“皆斩之”①。姚兕对叛军晓以大义，而不是像林广那样冷酷无情，一味地惩处，显然，姚兕的处置方式更近人情。
    姚兕因镇守荔原堡，解大顺城之围有功，以及对庆州叛军处置得当，声明远扬，甚至还传到了京城，连神宗都“闻其名”，召其入殿觐见，“试以骑射”。神宗之所以会召见姚兕，不仅是因为姚兕确实有功，更重要的因素是神宗对宋夏战争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姚兕自然不会错过如此难得的面圣机会，“屡中的”，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能，被赐予银枪、袍带，并迁为泾原路都监②。姚兕的高超箭艺，可以说是承自于以“挽强名于秦陇间”的祖父，他的表现也不负“姚硬弓家”③的称号。在姚宝被仁宗召见之后，姚兕也受到神宗的召见，这对姚氏一族来说，可谓是莫大的荣誉与肯定。从一名普通将领到路级都监，姚兕步入了宋军的中级将官行列。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朝廷以熙州为中心，成立包括河州(治所在今甘肃临夏)、岷州（治所在今甘肃岷县)、洮州（治所在今甘肃临潭）以及通远军等地在内的熙河路，任命王韶为龙图阁待制、熙河路都总管、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主持开拓西部边疆事务。熙河路的成立，是宋神宗经略西北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开拓熙河地区，其目的是以此来控制吐蕃等蕃族，从而借助其力量来压制西夏。但在吐蕃首领董氈看来，宋廷对熙河的开拓，无异于兼并战争，直接威胁到了他的统治，于是吐蕃转而联合西夏，共同抗宋，并为边患。
    熙宁七年(1074)，董氈派部将鬼章率军攻打河州一带，知河州景思立不堪忍受鬼章的骚扰，贸然率军出击，结果兵败踏白城，景思立及以下许多将士阵亡。随后，鬼章又指挥大军围攻河州城。宋军大多数将领都建议直接赶往河州解围，姚兕则提议先攻打陇宗城，他说:“解围之法，当攻其所必救。”姚兕的建议被主帅王韶采纳，宋军在踏白城以西大破敌军，此役姚兕表现出了善于观察形势，懂得运用谋略的一面，他也以功累迁皇城使，位列诸司正使之首，并由泾原路都监进为泾原路钤辖④。
    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国势处于上升状态且有扩张意识的交趾侵扰宋朝，为应对这一突发形势，北宋政府组建行营组织机构，命宣徽南院使郭逵为安南行营马步军都

①《长编》卷二二O，熙宁四年二月庚辰，第5362页。
②《宋史》卷三四九《姚兕传》，第11057页。
③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第66页。
④《宋史》卷三四九《姚兕传》，第11057页。


总管、经略招讨使，姚兕作为泾原路钤辖，与熙河路钤辖李浩、秦凤路都监张之谏、鄜延路都监曲珍等人同为副将，从广州、福建、陕西、河东等地募兵，征讨交趾①。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十一日，郭逵率领大军进入交趾境内，在决里隘与交趾展开激战，宋军获胜②。二十一日，郭逵师次富良江（今红河)，姚兕与诸位将领率精兵击之，交趾大败，其首领李乾德上表乞降③，之后交趾不敢再轻易挑衅宋廷。战后姚兕以功领皇城使、雅州刺史④。
    宋哲宗即位后，姚兕继续受到重用，磨勘转东上閤门使，进入横行的叙迁序列，并升为熙河路副总管，皇帝敕曰:“尔以勇气，闻于西垂，奋身稠人，致位通显。夫论功而赏，虽如丘山，不以为重；考绩而迁，差之毫厘，有不能得。国有常典，朕弗敢私。勉勤厥官，以靖疆场。可。”⑤从此敕令中可以看出，经过多年征战，姚兕累立军功，在西陲地区已有相当的名望，他也因功受到哲宗的嘉奖。
    哲宗元祐元年(1086)，青唐吐蕃首领董氈卒，其养子阿里骨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阿里骨带领属下部族发动叛乱，并与西夏结成同盟，在西线发动攻势，企图割据熙河地区。“遣人鬻马汉界，结属羌为内应”，“自熙河五郡，秦、渭、文、龙、阶、成等州，及镇戎军、德顺军两军”⑥等纷纷响应，连续攻克西陲的许多城寨，并在哲宗元祐二年(1087）四月举兵攻打洮州（治所在今甘肃临潭)，大败官军，占领了包括洮州在内的广大地区。
    在西部边防形势极度恶化的情况下，元祐二年（1087）六月，朝廷派时任军器监丞的游师雄奔赴前线处理军务。游师雄来到熙河地区后，积极谋划对叛乱者的反击，与诸位将领商议作战计划。知岷州（治所在今甘肃岷县）种谊通过财物收买了吐蕃将领鬼章的部下卦斯敦什宁，了解了鬼章的动向，在得知鬼章率领万人进驻洮州城后，种谊立即送信告知游师雄，请求“以熙河蕃汉及通远军蕃兵五将合本州军马，直趋洮州”来围攻对方。游师雄采纳了种谊的建议，但经略使刘舜卿观望不前。与此同时，“夏国主乾顺尽召十二监军兵屯会州天都山西南”，国母梁太后亲自率军，且驻于青唐城的阿里骨也“发河北兵十万，由讲珠城桥渡河，围河州，又发廓州兵五万馀人，与夏人会熙州城东王家平。”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游师雄整整说服了三天，畏惧向前的刘舜卿才“不

①《长编》卷二七二，熙宁九年正月庚午，第6659页。
②《长编》卷二七九，熙宁九年十二月癸巳，第6832页。
③《长编》卷二七九，熙宁九年十二月癸卯，第6844页。
④王稱:《东都事略》卷一O四《姚兕传》，第889页。
⑤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集》卷二七《姚兕磨勘转东上閤门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75页。
⑥《长编》卷四O二，元祐二年六月甲申，第9778页。


得已从之”①。
    姚兕与种谊合兵出讨鬼章，兵分两路，“姚兕将而左，种谊将而右”②，于八月十五日出师。姚兕率军开往洮河以西，在十六日攻破六逋宗城，“百里间焚荡无孑遗，斩首千馀级。”十七日，攻打讲珠城，双方激烈相杀，姚兕夜遣骁将纵火焚毁了黄河上的桥梁，以此断绝青唐西援军的通道，“羌十馀万奄至，旌旗铠仗互数十里，至桥不得渡，望风而溃。”十八日晚，种谊率军到达洮州，适逢大雨，在大雨浓雾的掩护下，官军一鼓作气攻破洮州城，“擒鬼章及其大首领九人，斩馘数千，获牛羊、器甲数万计”③，取得了一次空前的大捷。西夏军与阿里骨的援军闻此消息后匆忙撤退，危急的形势得到缓解。战后，鬼章被押送往开封，宋哲宗在崇政殿举行了隆重的受俘仪式。
    鬼章可谓是诸蕃之中最具军事才能的将领之一，宋军擒得鬼章，这一战绩在士林中受到大加宣扬，如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说到:“擒鬼章之功，盖多得一时名臣文士歌咏，因大流播。”④可以说，姚兕在这次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声名大振，他也由东上閤门使迁为四方馆使，领果州防御使。
    元祐二年（1087）九月十四日，朝廷赐予姚兕银合茶药，皇帝敕曰:“卿以武略过人，忠义思报。焚荡敌境，宣明国威。特示宠颁，以观来效。”⑤敕令说明姚兕作为忠义武将，“武略过人”，在宋夏战场上征战，“焚荡敌境”，宣扬国威，因而受到哲宗的嘉奖。元祐四年，姚兕由熙河路副总管徙环庆路总管⑥。


二、姚麟在对夏战争中的表现
    作为姚兕之弟，姚麟“事兄兕尽礼”，而当姚兕在宋夏战场上奋勇杀敌，建功立业之时，姚麟也不甘落后，兄弟二人“并立功，声盖一时云”⑦。熙宁七年（1074)，姚兕解河州之围时，姚麟也在军中，他在中箭之后仍忍痛出击,“笑语自若”⑧。战后，姚兕、姚麟“并迁皇城使”⑨，位列诸司正使之首。
    自设立熙河路之后，北宋基本控制了熙河地区的蕃部，使得吐蕃首领董氈感受到了威胁，他令大将鬼章和冷鸡朴经略洮西地区，以求收复故地，鬼章和冷鸡朴遂成为威胁

①《长编》卷四O四，元祐二年八月戊戌，第9841页。
②《宋史》卷三三二《游师雄传》，第10689页。
③《长编》卷四O四，元祐二年八月戊戌,第9841页。
④蔡絛著，冯惠民、沈锡麟点校:《铁围山丛谈》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页。
⑤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四一《内制口宣》，《赐熙河路副总管姚兕等银合茶药口宣》，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02页。
⑥《长编》卷四二四，元祐四年三月丁亥，第10253页。
⑦王稱:《东都事略》卷一O四《姚麟传》，第891页。
⑧《宋史》卷三四九《姚麟传》，第11058页。
⑨《长编》卷二五四，熙宁七年七月甲辰，第6221页。


宋廷统治熙河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为稳定熙河地区的局势，熙宁九年(1076)，宋廷任命内侍李宪为秦凤、熙河路计议措置边事，继王韶之后主持开拓熙河事宜。熙宁十年(1077)，李宪攻打冷鸡朴，宋军分前、左、右、中军进军，各军置将、副将，前军将姚麟、副将孙咸宁，左军将种谔、副将杨万，右军将韩存宝、副将李浩、夏元象，中军将王君万、副将张若讷。姚麟领兵作为先锋开路，他面对的是十余万兵锋锐利的敌军，但姚麟并没有退缩，他对副手说到:“贼众我寡，将迎击之。且以临大军之声必济。”并且派兵疾驰告诉李宪进军，继而让人放言“姚公已破贼。”众人听闻后欢欣鼓舞，姚麟估计李宪所率之军快赶到了，便鼓足士气出战，双方战得正酣之时，“大军沓至”，大破敌军，敌军溃败而逃，冷鸡朴被李浩的部下擒获。此役，姚麟展现了非凡的勇气与过人的胆识，还懂得运用谋略，显示出成为一名优秀武将的潜质。战后，李宪上奏功状，朝廷按功行赏，姚麟因功由皇城使转为西上閤门使、英州刺史①，后转东上閤门使。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四月，关于西夏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矛盾，夏国主秉常与其母梁太后不和的消息传到宋廷，陕西沿边诸路率臣种谔、苗授、俞充等人皆认为这是兴兵讨伐西夏的好时机，其建议被神宗采纳。八月，宋军分熙河、鄜延、麟府、环庆、泾原五路大军从东北、西北、北路三个方向进军西夏②。时任东上閤门使、英州刺史的姚麟以泾原副总管的身份和泾原路总管刘昌祚从北路进军，受环庆路经略使高遵裕节制。高遵裕由环州北上，刘昌祚、姚麟沿葫芦河北上，约定在灵州城下会集，然后攻城。刘昌祚和姚麟率领泾原路蕃汉兵五万行至距夏境堪哥平（今宁夏海原县东南地区)十五里处的磨脐隘口（今宁夏海原县城东南）时，受到扼守磨脐隘口的三万余西夏军阻击。诸将认为磨脐隘口易守难攻，应绕道韦州与高遵裕部会合。但刘昌祚不同意，他说:“遇贼不击，枉道自全，是谓无次。且为客利速战，古今所闻，公等去此，自度能免乎?”在他看来，应当尽力夺取关隘，这是获胜的关键。于是排兵布阵，“牌手当前，神臂弓次之，弩又次之，选锋马在后”，渡葫芦河夺隘，并用优于熙河之役三倍的赏赐来鼓舞将士立功。宋军与西夏统军国母之弟梁大王战，“自午至申，贼小却，我军乘之，贼遂大败，追奔二十里。”磨脐隘之役宋军“斩获大首领岨罗卧沙、监军使梁格嵬等十五级，小首领二百十九级，擒首领统军侄吃多理等二十二人，斩二千四百六十级”，自是泾原路宋军通行无所阻碍③，可以说姚麟在此役立下大功。

①王稱:《东都事略》卷一O四《姚麟传》，第890页。
②参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140页。
③《长编》卷三一七，元丰四年十月乙丑，第7677页。

    刘昌祚和姚麟率领泾原路军于十月二十九日抵达灵州城下，刘昌祚顾虑到环庆路主帅高遵裕还未到达，贸然攻城恐会令两路军生嫌隙，让高遵裕认为他要抢功，于是按甲等候高遵裕。而高遵裕竟听信刘昌祚已攻下灵州的传言，还上表宣称是他派刘昌祚攻打灵州的。十一月一日，高遵裕至灵州以南的南平州，受到西夏军阻击，才知道刘昌祚攻下灵州是谣传。他令泾原兵前来救援，刘昌祚于是让姚麟留守驻地，自己前去救援高遵裕。而高遵裕原本就嫉妒刘昌祚先到达灵州，对其怀有成见，因此刘昌祚拜见时，高遵裕态度十分傲慢，“坐帐外移时不见”。当问及攻城之计时，刘昌祚说到:“畴昔即欲取之，以幕府在后，故止，城不足拔也。”接着向高遵裕汇报经历磨脐隘之役，西夏余军现囤聚于灵州城东三十里处的东关镇，如果先攻打东关镇，歼灭灵州城外围的援军，则灵州成为孤城，自能攻下。然而高遵裕害怕刘昌祚抢功，并不把刘昌祚的合理建议放在眼里，一心只想争夺头功，甚至还要让刘昌祚把泾原兵权交付给姚麟，姚麟不敢承受，高遵裕才作罢①。
    十一月三日，高遵裕率环庆军抵达灵州城，与泾原军会合。高遵裕以为灵州城“朝夕可拔”，不想让刘昌祚分他的功劳，只让刘昌祚巡逻营寨。刘昌祚忍气吞声，将所获粮草马甲交给高遵裕，但高遵裕仍不满意②。而后高遵裕率军攻灵州城，围城十八日而不能克。十一月十八日，西夏军展开反击，决开黄河七级渠以灌宋军，又断绝宋军的粮草供应，结果宋军遭受重创，溃死者众多。面临如此不利的处境，高遵裕只好接受部将种诊的建议，班师还朝③。此役，姚麟所率的泾原军“入为前，出为殿，战常为最”④,却因上司高遵裕好大喜功，刚愎自用，最终导致战败，姚麟、刘昌祚也受牵连而成为败军之将。此外，宋军东北、西北两路进军也无功而还，五路伐夏终以失败告终。
    元丰四年（1081）十二月，高遵裕、刘昌祚、姚麟等人因灵州之战战败受到责罚，高遵裕降为西上閤门使、知坊州，刘昌祚、姚麟降为永兴军路钤辖⑤。其实，战败原因并不能归到刘昌祚和姚麟身上，刘昌祚认为“灵武不克，实受制，非战之罪”，实际上是指他们受到了高遵裕的牵制。姚麟则说:“首至灵武，昌祚之功。城不能取，皆臣之罪。”姚麟把功劳记给他人，而把责任担在自己身上，此举受到赞赏⑥。宋廷也知道战败之过不能归于刘昌祚和姚麟，于是复任刘昌祚和姚麟为泾原路钤辖⑦。

①《长编》卷三一九，元丰四年十一月癸未，第7770页。
②《长编》卷三一九，元丰四年十一月乙酉，第7704页。
③《长编》卷三二O，元丰四年十一月辛丑，第7720页
④王稱:《东都事略》卷一〇四《姚麟传》，第890页。
⑤《长编》卷三二一，元丰四年十二月丁卯，第7744页。
⑥王稱:《东都事略》卷一O四《姚麟传》，第890页。
⑦《长编》卷三二二，元丰五年正月甲辰，第7765页。

    姚麟复任皇城使、泾原路钤辖后，于元丰五年（1082）二月受到李宪的举荐:“姚麟久更边任，兼有材武，乞除熙河兰会路钤辖，于兰州驻扎。如知兰州李浩赴制置司，即令麟权知兰州。”①在李宪的举荐下，姚麟改任熙河兰会路钤辖，元丰五年七月又改知镇戎军②。元丰七年（1084）四月，姚麟迁为四方馆使、荣州团练使、泾原路总管③。


第三节  掌禁旅，步入庙堂
    宋朝五路伐夏失败之后，西夏更加肆无忌惮地侵扰宋夏边境，其将领仁多峣丁“最为凶黠”④。元丰七年（1084）十月，仁多峣丁率兵攻打泾原路的静边寨，泾原路经略使卢秉派彭孙、郭振领兵埋伏于静边寨周围，并遣姚麟连夜赶往静边寨，姚麟在半夜到达静边寨，黎明时分，夏军抵达静边，未曾料到宋军已先到且设好埋伏，“彭孙等遽击之，众大溃，斩获甚众，仁多峣丁死于阵。”⑤这场胜仗算是北宋在这一时期对夏作战所取得的难得的胜果，彭孙斩杀仁多峣丁，更是打击了西夏的士气，姚麟虽不似彭孙那样立有突出的战功，到底也是有功之将。战后彭孙升为泾原路钤辖，郭振升泾原路都监，姚麟受到何种封赏呢?《宋史·姚麟传》记载:“经略使卢秉上其功状，赐金帛六百。”⑥王稱的《东都事略·姚麟传》紧接着此次战役记载姚麟“召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⑦，《宋史·姚麟传》则记载姚麟是在“元祐初，擢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⑧，两书中关于姚麟何时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的记载有所不同,再来看《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
诏姚麟罚铜八斤，以殿前司言，步军司擅勾抽捧日指挥人救父故也。(《孙升集》有劾姚麟章，今附此。升言:“十一月四日朝旨，姚麟罚铜八斤，放王道依旧收管。臣访闻初晋用，於内臣阎士良处送酒并封状与姚麟，麟遂违法放停上件伪造黄纸签符配军王道事状甚明，盖两日之内，亲判放停，若非徇情，岂故违法？臣愚窃以受赇枉法，遇赦不除，慢令肆情，主兵所戒，事防其微，渐不可长。姚麟掌据侍卫，出入禁庭，而交通内臣，不遵诏令，如放停配军王道止一事尔，臣偶察知而有按据可以照验者，则其他从可知矣。若朝廷止令罚金，依旧共职，则何以杜绝奸私，严

①《长编》卷三二三，元丰五年二月癸亥，第7783页。
②《长编》卷三二八，元丰五年七月壬寅，第7906页。
③《长编》卷三四五，元丰七年四月甲申，第8275页。
④《长编》卷三四一，元丰六年十二月癸酉，第8207页。
⑤《长编》卷三五O，元丰七年十一月戊戌，第8381页。
⑥《宋史》卷三四九《姚麟传》，第11059页。
⑦王稱:《东都事略》卷一O四《姚麟传》，第890页。
⑧《宋史》卷三四九《姚麟传》，第11059页。

肃军政?伏望圣慈详察，出自圣断，早赐指挥，罢麟职任，以戒废法慢令之臣。”贴黄:“武夫悍卒屈情驯伏者，畏陛下之法尔。管军之臣徇情挟私，慢令废法，曾无忌惮，止於罚金，则将何所不至也!”)①
    这是元祐二年（1087）五月乙亥条的记载，史料说姚麟因徇情违法，受到“罚铜八斤”的处罚，但监察御史孙升认为处罚太轻，应当“严肃军政”，罢免姚麟的职任。这条史料虽没有明确提及姚麟的官职，但说到姚麟“掌据侍卫，出入禁庭”，是“管军之臣”，从这可以看出:至少在元祐二年，姚麟已在宋廷中央禁军任职，所任为何职呢?《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三年七月丙辰条载:“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威州团练使兼权马步军司姚麟为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②。再结合《东都事略·姚麟传》和《宋史·姚麟传》的记载来看，姚麟应当先是担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接着升任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元祐三年七月，又升为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
    元祐四年（1089)，姚麟迁为殿前都虞候。元祐五年九月，“权管勾步军司刘斌为秦凤路副都总管”，姚麟以殿前都虞候权管勾马军司兼权管勾步军司③。这反映了宋哲宗朝三衙管军缺员的情况，其实在北宋前期，三衙将帅就存在空缺的情况，但这种现象在宋仁宗朝以后更加突出，宋初偶尔使用的“权”三衙某司公事之职常常出现，此外又有“权管勾”、“勾当”三衙某司公事等代理性职务。④哲宗朝三衙管军缺员的情况也很严重，以至于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刘斌权管勾步军司，殿前都虞候姚麟权管勾马军司，而在刘斌外出任秦凤路副都总管之后，姚麟又兼权管勾步军司。
    元祐七年（1092）二月，因步军副都指挥使刘舜卿卒，枢密院拟奏补阙。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上言:“祖宗以来，三帅不曾阙两人，盖殿帅若阙，难为从下便超补。今姚麟是殿前都虞候，合升作步军副都指挥使，又刘斌本以不才令出，今不得已，却欲召入，令与麟相兼管。”垂帘听政的高太后认为“管军须是有边功，众人所服方可。”王岩叟对曰:“臣等所迁即此等人。陛下如此重名器甚善，然合用者亦须迤逦进之，令就近缓急方得使。若大段疏远，亦难应用。”太皇太后曰:“须要择人。”对曰:“非敢超跃，亦止欲循次稍进耳!”⑤
    这里高太后提到三衙管军的选任条件是“须是有边功，众人所服方可”。自宋神宗以来，北宋“确立了以‘边功卓著’作为选拔管军最主要的标准，并将其上升为‘非有

①《长编》卷四O一，元祐二年五月乙亥，第9770页。
②《长编》卷四一二，元祐三年七月丙辰，第10027页。
③《长编》卷四四八，元祐五年九月丁卯，第10767页。
④参见陈蜂:《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第167页。
⑤《长编》卷四七O，元祐七年二月丁卯，第11225页。

边功，不得为三衙’的制度化高度，具有法律效力，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管军主要由实战经验丰富和军事才能优秀的将领担任。”①高太后认为担任三衙管军之人“须是有边功”，这与“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的制度要求是一致的。姚麟符合任三衙管军的要求，因而在枢密院的奏请下，姚麟由殿前都虞候升为步军副都指挥使。
    绍圣二年（1095）九月，姚麟被授予节钺，为武康军节度使，可谓达到了武将之极致地位。绍圣三年，宋廷本打算令姚麟出知渭州，“安焘请留之”，曾布说到:“臣尝访麟御边之策及熙河疆域，俱不能知。愿加敕儆，使之尽力。”此外，韩忠彦也说到:“奏对语言，非所以责此辈。”在安焘、曾布和韩忠彦的请求下，“哲宗乃留麟不遣”。之后姚麟还升为殿前副都指挥使②。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病逝，在曾布等人的支持下，宋神宗第十一子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徽宗即位后，姚麟由殿前副都指挥使、武康军节度使升任殿前指挥使、建雄军节度使、检校司空。从敕令“姚麟器质刚毅，术略深沉，驰塞外之雄名，禀山西之劲气”、“特授检校司空，充殿前都指挥使，建雄军节度使”③中可以看出姚麟可谓颇得徽宗的信任，他对徽宗应当有拥戴之功，才能在徽宗即位后便升任殿前都指挥使。
    当姚麟在中央执掌禁旅时，姚兕也获得过出任三衙管军的机会。元祐五年（1090)九月，宋廷除授三衙管军，宰相吕大防、尚书右丞许将等三省、枢密院长官商议拟定张利一、张守约二人为备选人，但朝堂之上实际掌握朝政大权的高太后却表示“闻王文郁有边功，好作军职”，并谕及“姚兕亦闻忠实可用”④，这反映高太后虽然没有明确否定三省、枢密院的拟定，但显然张利一、张守约并不是令她满意的人选。朝议结束之后，吕大防等人仍然坚持原议，而尚书右丞许将看出了高太后的用意，为迎合其意向，他非但没有在三省、枢密院任用张利一、张守约的文书上签字，反而另行上书进拟王文郁为三衙管军。最终，三省、枢密院任用张利一、张守约为三衙管军的拟议被搁置。此次除授三衙管军之事，实际上反映了哲宗尚未亲政之前，三衙管军的任命掌握在垂帘听政的高太后手中。虽然姚兕并非三衙管军的最终人选，但从“姚兕亦闻忠实可用”这句话也可以看出以姚兕的资历，是能够担任三衙管军之职的。虽然没能担任三衙管军之职，但

①参见范学辉:《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文史哲》，2005年第3期。
②《宋史》卷三四九《姚麟传》，第11059页。
③(佚名）编:《宋大诏令集》卷一〇二《殿前副都指挥使姚麟移镇升使制》，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7页。
④《长编》卷四五O，元祐五年十一月壬辰，第10807页。

之后姚兕从四方馆使、果州防御使升为了通州团练使①。元祐六年，姚兕由环庆路总管徙泾原路②，后又移鄜延路③。
    绍圣元年（1094）十二月，姚兕卒于鄜延总管，年六十七，赠忠州防御使④。姚兕卒后，哲宗为其御书碑额，曰“世济忠武”⑤。御赐碑额是宋代褒奖卒葬官员的特殊方式，御赐碑额的官员大多为功勋卓著之臣，御赐碑额一定程度表明碑主与皇帝之间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关系。据肖红兵统计，宋哲宗共为十四人御赐碑额，分别是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王珪、赵抃、韩绛、蔡挺、赵概、孙固、元绛、李端愿、冯京、张昇和姚兕，在这十四人中，只有姚兕是武将，其他人则为宰相或者执政。而在宋代御赐碑额的碑主中，武将共有十二人，除姚兕外，还包括李继隆、赵隆、折可适、高琼、高继勋、狄青、张俊、韩世忠、刘韐、吴磷、杨存中⑥。姚兕作为武将，能与司马光、富弼等宰执大臣和李继隆、高琼等名将相提并论，同在御赐者之列，无疑显示了北宋朝廷对其身份、地位及功勋业绩的褒奖。
    崇宁四年（1105)，姚麟去世，年六十八，徽宗“诣其第临奠，赠开府仪同三司”⑦。临奠是宋代皇帝祭奠官员的一种特殊方式，官员卒葬后皇帝是否会亲临祭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和情感，同时也表明了卒葬官员与皇帝的亲疏关系⑧。从姚麟卒后，徽宗亲自前往临奠可以看出，姚麟与徽宗之间是较为亲密的君臣关系，这也显示了徽宗对姚麟的特殊恩礼。
    通过对姚兕、姚麟主要事迹的考述,可以看到兄弟二人的发展历程与地位变迁过程。二姚因父亲战死而荫补武职，获得晋身之阶，走上从军道路后，在宋夏战场上并立军功，逐步以军功得到升迁。姚兕、姚麟个人的奋斗历程，也是姚氏家族从地方走向中央的过程。姚氏将门在姚兕、姚麟时崛起，二人在家族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继承了父祖的抗夏事业，同时也为家族后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①《长编》卷四五O，元祐五年十一月庚午，第10812页。
②《长编》卷四五四，元祐六年正月辛未，第10883页。
③王稱:《东都事略》卷一O四《姚兕传》，第889页。
④《宋会要辑稿》仪制十一之二八，第2547页。
⑤王明清著，燕永成整理:《挥廛后录》卷七《本朝先正御书碑额与御书阁名》，《全宋笔记》第六编第一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172页。
⑥参见肖红兵:《宋代御赐神道碑额考述——以文献所见六十余人碑额为中心》，《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5期。
⑦《宋史》卷三四九《姚麟传》，第11059页。
⑧参见肖红兵:《宋代官员卒葬制度研究:以哀荣与终饰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姚波

第三章  姚氏将门的发展与北宋中后期武将家族的特点

    北宋中期以后，许多原来的将门之家逐渐衰落下去，在宋夏战争中又产生了一群新的边将，姚兕、姚麟兄弟便是其中之一。姚氏将门在姚兕、姚麟这一代崛起，之后姚氏子弟又有姚雄、姚古、姚平仲继起为将，形成了北宋中后期较有影响力的武将家族。


第一节  姚氏子弟继起为将


    姚雄，姚兕之子，字毅夫，少年时代就有勇有谋，十八岁即辅佐父亲征战沙场，荔原堡之战时也立下战功。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渭帅章楶筑城平夏，西夏发兵数十万来围攻，姚雄带领熙河兵策应，双方鏖战，姚雄肩上中箭后仍坚持作战，大破敌军，“斩首三千级，俘虏数万。”攻下城后，姚雄擢为东上閤门使、秦州刺史。第二年，西夏又来攻打平夏城，士气很盛，在城几乎守不住的情况下，姚雄与其弟姚古合兵攻退敌军，战后姚雄徙知会州，领熙河钤辖①。
    哲宗元符二年(1099)，王赡谋取青唐，宋改青唐为鄯州，邈川为湟州，由王赡任知州，然而王赡统驭无方，引起已降服的吐蕃叛乱，其首领聚兵围困湟州、鄯州，并请西夏出兵相助。西夏发兵十万来攻，宋廷急令熙河兰会路驰援。姚雄从河州、苗履从从兰州率部前往增援王赡，始解围。之后王赡说兰溪宗有遗寇，应当悉数荡平。姚雄认为不宜急切发兵，敌人可能会有埋伏。苗履不听姚雄的劝谏，随即发兵，姚雄命部下严整装备在后方待阵。正如姚雄所料，敌军设有埋伏，苗履遇到伏兵后退还，受到敌军追击，姚雄“整众迎击，破之，献馘二千。”在这场战役中，种朴战殁，王赡军陷敌中，而姚雄自鄯州到湟州，四战都获胜，战功突出。宋哲宗派遣使者持诏慰问，迁姚雄为知河州兼洮西沿边安抚使。姚雄在河州修筑安乡关，“夹河立堡，以护浮梁，通湟水漕运，商旅负贩入湟者，始络绎于道。”②
    在姚雄、苗履率军解除鄯州、湟州之围后，朝中便有了弃守鄯、湟之争。到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朝议继续争论。此时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反对开拓进筑的主张占据上风，许多人认为应当放弃湟州地区，姚雄也认为可以放弃，于是朝廷将湟州赐给

①《宋史》卷三四九《姚雄传》，第11059-11060页。
②《宋史》卷三四九《姚雄传》，第11060页。


赵怀德，徙姚雄知熙州，进华州观察使。徽宗皇位逐渐巩固后，开始绍述神宗遗志，力主开边进筑。蔡京任相后，投徽宗之所好，用王厚收复河湟失地，并追究当时弃地之罪，姚雄因此遭到贬斥，官职被罢，居住于光州，后又贬金州。姚雄毕竟是个将才，后来被复起为权经略熙河、安辑复新边使。“知沧州，加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复为熙州，迁安德军节度观察留后、步军副都指挥使，拜武康军节度使”，授节钺。史载:“熙河十八年间更十六帅，唯雄三至，凡六年。”后以检校司空、奉宁军节度使致仕。姚雄去世后，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武宪①。
    姚古，姚雄之弟，“亦以边功，官累熙河经略。”宋钦宗靖康元年（ 1126)，金兵进逼京城，姚古与秦凤经略种师中及折彦质、折可求等率军赴开封勤王。双方议和后，金退兵，宋廷命姚古与种师中、折彦质、范琼等率兵护送之。而后金兵首领粘罕攻打隆德府，姚古被任命为河东制置便，领兵援助太原，种师中为副使，领兵援助中山、河间诸郡。粘罕围攻太原，太原城内外不相通。姚古进兵收复了隆德府、威胜，扼守南北关，在与金人的战斗中互有胜负。太原之围未解，朝廷诏姚古与种师中互为椅角，种师中进驻平定军，乘胜收复了寿阳、榆次等县，并与姚古及张灝约定，两军齐进，但姚古与张灝却失期不至。种师中在回榆次的途中，被金军打败，阵亡。金军继续进兵迎战姚古，战于盘陀，姚古兵败，退守隆德。姚古屯驻于威胜军，其帐下统制官焦安节虚传金军将至，动摇军心，又劝姚古逃走，姚古听信其言，临阵退却。之后焦安节被李纲斩于琼林苑，而姚古也被贬为节度副使、安置广州②。
    姚平仲，幼孤，被姚古收养，早年间在西北担任将领，受到关中豪杰推崇，被称为“小太尉”③。靖康元年（1126)，金将斡离不率兵进逼开封，姚平仲与其父姚古、种师道、种师中、折彦质、折可求等率军赴开封勤王。种师道与姚平仲率先到达，宋钦宗任命种师道为同知枢密院、宣抚京畿、河北、河东，姚平仲出任种师道麾下都统制。种师道反对冒进，主张等其弟种师中和姚古所率之师到达后，再合兵与金兵进行决战，而“种氏、姚氏素为山西巨室，两家子弟各不相下。”姚平仲“恐功独归种氏，忌之”，志得气满，急于邀功，提出速战之策，想要夜劫金军将领斡离不的营寨。此策符合宋钦宗速战的心意，被采纳。二月一日，姚平仲率领精兵夜劫金寨，结果由于出击的军事机密提前泄露，金军设有埋伏，宋军一败涂地，姚平仲因害怕受到责罚而弃军逃走④°，逃往蜀地


①《宋史》卷三四九《姚雄传》，第11060页。
②《宋史》卷三四九《姚古传》，第11061页。
③陆游:《渭南文集》卷二三《姚平仲小传》，《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47册，第208页。
④《宋史》卷三四九《姚兕传》，第11061页。

大山之上，“得岩穴以居”，“朝廷数下诏物色求之，弗得也”①。
    从姚福进算起到姚平仲，姚氏可称得上北宋中后期较有影响力的武将家族。姚福进与姚宝为姚兕、姚麟及其家族后人的发展打下基础，姚兕、姚麟兄弟二人在姚氏家族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正是在姚兕、姚麟时期，姚氏家族从地方走向了中央，从地方豪强上升到高级武将之家，之后姚雄、姚古多立边功，延续了家族的发展，而随着姚平仲因劫寨之战失败逃亡，姚氏家族也衰落下去。


第二节  影响姚氏家族发展的因素
    姚氏是北宋中后期在宋夏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武将家族，姚氏家族能够持续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荫补制度是其发展的条件，军功是助推其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姚氏的军功主要是在对夏战争中取得的，这就受到北宋中后期对夏政策的影响。
    姚福进与姚宝为姚氏家族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从姚福进开始，姚氏实现了从地方豪强到受北宋政府控制的抵御夏州党项的地方武力的转变。姚宝直接参与对夏战争，在定川砦之战中为国捐躯，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姚兕荫补为右班殿直，姚麟荫补为三班借职，可以说，荫补是姚氏家族发展的条件，姚兕、姚麟因荫补武职而获得晋身之阶，在这之后姚氏将门才逐渐显达。
    虽然姚兕、姚麟是因其父战死而荫补获得武职，但应当看到，姚氏家族能够维持家门之盛，主要依靠的是军功。宋代奖励军功，武将可以凭借军功获得升迁。凡是在作战中斩获敌人首级、英勇杀敌、冲锋陷阵、退敌解围、身负重伤以及运粮、守城、筑城守险等立有功劳者均列为军功②。因军功升官，可称为“转官”，转官共分五等:“七资为第一等，五资为第二等，三资为第三等，二资为第四等，一资为第五等。”③宋仁宗庆历年间平定贝州王则变乱，“兵官各以功次迁"，“都虞候至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为五等。第一等一百六十人，转五资；第二等三百人，转四资；第三等三百人，转三资；第四等六百人，转二资；第五等一千八百人，转一资。其余赐缗钱有差。”④这是宋仁宗时的转官等级，是对立功者升迁的具体规定。奖励军功的制度对在役军人无疑是具有鼓励作用的，促使其通过建立军功来获得升迁。

①陆游:《渭南文集》卷二三《姚平仲小传》，第208页。
②参见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第78页。
③参见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1页。
④《长编》卷一六二，庆历八年闰正月戊申，第3907页。

    就姚氏家族的实际情况而言，姚兕、姚麟是依靠荫补获得晋身之阶，之后能逐渐升迁，凭借的是在对夏战争中取得的军功。能够取得军功，与他们自身的条件也有很大关系。从军事才能和军事素质上看，姚兕、姚麟都具备成为一名优秀武将的条件。二人箭术都很高超，姚兕在觐见神宗时，“试以骑射，屡中的”①，姚麟“亦善射，为殿帅十年，伴射常蒙奖赐”②，可以说，二人的箭术是承自于膂力惊人，能挽硬弓的祖父，无愧于其姚硬弓家的称谓。姚兕、姚麟在战场上往往能够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们不仅骁勇善战，还善于运用谋略，姚兕“力学兵法，老不废书”③，姚麟“喜司马兵法，为将沈毅多奇策”④。姚麟还以治军严明著称，“为将沈毅持重，不少纵舍。宿卫士尝犯法，诏释之，麟杖之于庭而后请拒诏之罪，故所至肃然。”⑤
    姚氏家族在姚兕、姚麟这一辈崛起并获得较大发展，之后在姚古、姚雄的努力下，维持了家门的发展，但姚古、姚雄并不是通过荫补来延续家族的，主要靠的也是征战沙场，建立军功，尽管他们取得的军功并不像父辈那样卓越。到了姚平仲时，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走上从军道路自然是其必然选择。早年在西北为将时，姚平仲也取得了一些军功，但他的军事才能比不上先辈，加上性格上的自满、急切，导致劫寨之战的失败，之后姚氏家族便衰落了。
    姚氏家族能够持续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家族成员取得的军功，而从他们的主要事迹中可以看出，其军功主要是在对夏战争中取得的。姚氏家族活跃的主要时期是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时期，也就是北宋中后期，因而这个时期北宋对西夏的政策对姚氏家族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宋神宗即位后，北宋对西夏由军事防御战略转变为军事进攻战略，确立了东取横山、西拓熙河两个战略目标。而元丰四年（1081）到元丰六年（1083）间，北宋两次大规模的讨夏战争的惨败，使神宗受到沉重打击，从此忧心积虑，于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带着巨大的遗恨离世。哲宗即位，时年尚幼，由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吕公著等反变法派，废斥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在元祐更化时期，反变法派一反宋神宗的积极开拓政策，转而对西夏妥协退让，西夏不断侵扰边界。直到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决心绍述神宗遗志，改元祐九年(1094）为绍圣元年，重新起用变法派。在对西夏的政策上，整饬元祐以来弛懈的边备，恢复神宗时期的拓边政策。绍


①《宋史》卷三四九《姚兕传》，第11057页。
②朱彧著，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卷三，第43页。
③《宋史》卷三四九《姚兕传》，第11057页。
④王稱:《东都事略》卷一O四《姚麟传》，第891页。
⑤《宋史》卷三四九《姚麟传》，第11058页。

圣元符年间，北宋的拓边政策延续了神宗时期经略西北的政策：在东取横山之时，又对河湟地区展开攻势。从绍圣三年（1096）八月，宋军在鄜延一线抵挡住西夏的大规模进攻，十月，钟传与王文郁进筑安西城，孙路进筑安疆寨，打响北宋开边进筑的战斗开始，到元符二年（1099）底，西夏遣使求和，宋夏重新划定边界为止，北宋以全胜的战绩完成了绍圣元符年间的拓边活动”①。
    宋徽宗即位后，随着皇位的逐渐巩固，在政治意图上开始绍述神宗遗志，力主拓边。崇宁元年（1102)，蔡京官至宰相，其为人善变，为巩固自身的地位，刻意迎合徽宗，积极主张开边。于崇宁二年(1103）正月，任命王韶之子王厚知河州，兼洮西沿边安抚司公事，专管招纳鄯州、湟州等地蕃族事宜。在进攻鄯、湟地区的同时，宋军也在兰州和横山地区向西夏开拓。崇宁五年（ 1106)，宋廷接受西夏的议和请求，徽宗时期的西拓活动暂告一段落。从崇宁五年(1106）到政和三年(1113)，宋夏之间保持了一段相对和平的局面。但西夏国主乾顺对西边疆界久不划定感到忧虑。在划定疆界的请求被宋拒绝后，乾顺开始筑城，以求进取。自宋哲宗绍圣拓边以来，西夏军力呈衰落趋势，北宋在对夏作战中占有优势，因而对西夏的进攻一般都采取强硬政策。乾顺巩城，徽宗即命童贯为陕西、河西、河东经略使讨伐之。从政和四年（1114）到宣和元年（(1119)，宋夏相互为筑城争地展开多次激战，双方互有胜负，但从总体上看，北宋略占上风。到宣和元年（1119）六月，西夏再次请求议和，北宋向西的拓边活动结束。②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北宋对西夏的政策从宋神宗即位后开始改变，由之前的军事防御战略转变为军事进攻战略，宋神宗经略西北的战略思想大致被哲宗、徽宗继承，在这个时期，北宋展开了一系列拓边活动。姚氏家族成员活跃的主要时期，正是北宋对西夏的政策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时期，可以说，北宋对西夏的政策对姚氏家族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正因为北宋对夏政策的转变，姚氏诸将才有用武之地，其才能才得以在对夏战争中施展，通过建立军功促进家族的发展，保持家门的兴盛。而在宋徽宗中期以后，金崛起并发展强大，开始南下攻宋。宋钦宗靖康元年(1226)，金军进逼开封，陕西五路之师赴京勤王，姚古、姚平仲也在其中。当姚古因临阵退却被贬，姚平仲夜劫金寨失败弃军而逃时，姚氏家族的盛势也不复存在了。
    姚氏家族的发展，除主要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之外，其他因素对其也有一定影响。宋人有如下记载:


①参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75 页。
②参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81页。

姚雄初为将，以女议定一寨主之子。无何，寨主物故，妻及子皆沦落。后雄以边帅赴阙奏计，呼一妪浣衣，喜其有士人家风，问所从来。妪云:“昔良人官守边寨，有将姚其姓者，许以女归妾子。今夫既丧，无以自存，子方货饼饵以自给”姚曰:“尔向记姚形容否?”妪曰:“流落困苦，不复省记。”姚曰:“雄是也。女自许归之后，不与他族，日望婿来，岂以父之存没为问耶?”妪泣下，气咽不语者久之。因留妪，并呼其子，易以新衣。俱载还镇，遂毕其礼。①
    这条史料写到：姚雄早年为将时，曾将女儿许配给一个守边寨的寨主之子，后来寨主去世，家道中落，寨主的妻子以为人洗衣、儿子以卖饼来维持生计。一次，姚雄碰巧遇到寨主妻子，在了解其来历后，姚雄如约将女儿嫁给了寨主之子。这反映了姚雄重情义的一面，同时也说明姚氏与其他武将有联姻关系。北宋时期武将之间相互联姻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如:曹彬之子曹玮娶潘美之女;曹玮之女嫁与王超之子王德基;王超之子王德用娶节度使宋延渥之女；王超之女嫁与大将葛霸之子葛怀敏等。曹彬、王超家族能够保持鼎盛，与其同高级将领联姻有一定关系②。联姻使得武将相互联系起来，产生相互支持的作用，因而姚氏与其他武将的联姻对其家族的延续也起到一定作用。


第三节  北宋中后期武将家族的特点——以姚氏、种氏为例
    北宋中后期重要的武将家族，除姚氏家族外，还有种氏家族、折氏家族等，其中，“种氏、姚氏素为山西巨室，两家子弟各不相下。”③姚氏与种氏同为北宋中后期较有影响的武将家族，都在对夏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讨伐吐蕃大将鬼章的战争中，姚兕与种谊合兵出击；在北宋末年抗金勤王的战争中，两家也有交集，现将二者做一简单对比，并通过姚氏与种氏的比较探讨北宋中后期武将家族的特点。
    种氏家族的先人种放原本隐居于终南山，很有名望，在宋真宗时被召至京师，备受礼遇。在叔父种放的恩荫下，种世衡晋身仕途，成为宋仁宗朝的御夏名将，其主要事迹有修筑青涧城和细腰城，招抚羌人，离间元昊君臣等。种世衡死时任环庆路兵马钤辖，只能算是中级武将。其子以父荫补为官，继承了种世衡的事业，在御夏战场上屡立战功。
    其中，种古、种谔、种诊“皆有将材，关中号曰‘三种’”。种古历任西京左藏库副使、泾原路都监、知原州、西上閤门副使及环庆、永兴军路钤辖等。种谔“以父任累官左藏


①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三《姚雄召故寨主子毕亲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80页
②参见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第31页。
③《宋史》卷三四九《姚兕传》，第11061页。


库副使，延帅陆诜荐知青涧城”，历任鄜延钤辖、东上閤门使、文州刺史、知泾州，徙鄜延副总管，迁凤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幼子种谊“倜傥有气节，喜读书。莅军整严，令一下，死不敢避；遇敌，度不胜不出，故每战未尝负败。”历任熙河副将、西上閤门使、康州刺史、东上閤门使、保州团练使。种氏家族第三代成员继续奋战在御夏战场上，种朴“以父任右班殿直”，历任皇城使、昌州刺史、熙河兰会钤辖兼知河州、安抚洮西沿边公事，后来战死。种师中历任知环、滨、邠州、庆阳府、秦州、侍卫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房州观察使、奉宁军承宣使。种师道“以荫补三班奉职”，历任知德顺军、忠州刺史、泾原都钤辖、知西安州、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应道军承宣使等。靖康元年（1126)，金军南下进逼开封，种师道、种师中和姚古、姚平仲、折彦质、折可求等率军赴开封勤王，种师道出任同知枢密院、京畿两河宣抚使，种师中任河东路制置副使，成为北宋抗金的中坚力量①。
    种氏将门在种世衡时崛起，种世衡受种放的恩荫，补为将作监主簿，历任文官，做到大理寺丞，因修筑青涧城有功而被改任为内殿承制，即从文官转为武官，由此开创了种氏将门。种世衡算是名副其实的儒将，与之相比，姚兕、姚麟虽然一且担仕的定此以，但他们注重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也具有一些儒将的风范。
    史载姚兕“力学兵法，老不废书，尤喜颜真卿翰墨，曰:‘吾慕其人耳。’”②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姚兕作为武将，不仅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奋勇杀敌，还勤学兵法，老不废书，这表明姚兕虽出自武将之家，但并非只懂得行兵作战，他敬重颜真卿的为人，喜爱颜真卿的翰墨，重视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这在宋代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的武将中显得尤为难得。姚兕在对待庆州叛军时，不是像林广那样冷酷无情，一味地惩处，而是对叛军晓以大义，使叛军不再生乱。姚兕能够以更近人情的方式来处置此事，与其为人处世的态度与方式有关，而其为人处世的态度与方式，则受到自身文化修养的影响。姚兕能较好地处理与同僚的关系，与文臣，他注重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本身就是向文臣靠拢的表现，而宋军擒得鬼章的战绩在士林中受到大加宣扬一事，则表明姚兕作为擒获鬼章的主要将领，其功绩是受到文臣士大夫的赞扬的；与武将，无论是在镇守荔原堡，解大顺城之围，还是在征讨交趾，擒获鬼章之战中，姚兕都能与同行的将领齐心协力，并肩作战，因此，姚兕与同时期的文臣武将之间呈现出较为和谐的关系。
    姚麟“风貌瑰特，美鬚髯，不妄笑语。喜司马兵法，为将沈毅多奇策，有功不自矜


①《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传附古、谔、谊、朴、师道、师中》，第10741—10755页。
②《宋史》卷三四九《姚兕传》，第11057页。


伐。持军纪律明，下乐为之用。事兄兕尽礼，兄弟并立功，声盖一时云。”①作为姚兕之弟，姚麟在兄长的影响下，也能较好地处理与同僚的关系。
    神宗熙宁十年（1077)八月己丑，时任西上閤门使、英州刺史的姚麟与秘书监、集贤院学士苏颂一同使辽，为辽主生辰国信使，姚麟为副使②。两人在使辽的过程中时有攀谈，而每次谈话姚麟“必及先世”，以此为契机，之后姚兕、姚麟兄弟便请苏颂为其父亲姚宝撰写了神道碑铭，即《陇干姚将军神道碑铭》。对于此次使辽之事，苏颂还有诗赠与姚麟:“曾到临潢已十龄，今朝复忝建旜行。正当朔地百年运，又过秦王万里城。尽日据鞍消髀肉，通宵闻柝厌风声。自非充国图方略，但致金缯慰远甿。”③此外，张舜民《画墁录》记载:“熙宁中，苏子容使虏，姚麟为副，曰:‘盍载些小团茶乎?’子容曰:‘此乃供上之物，俦敢与虏人。’”④经历一同使辽之事，姚麟与苏颂应当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在此基础上，苏颂才会应二姚的请求，为姚宝撰写神道碑铭，而苏颂也写诗记下了此次使辽之事。
    姚麟与文臣交好还表现在另两件事上:元祐七年(1092）二月，因步军副都指挥使刘舜卿卒，枢密院拟奏补阙，姚麟受到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的举荐，由殿前都虞候升为步军副都指挥使；绍圣三年(1096)，宋廷本打算令姚麟出知渭州，在安焘、曾布和韩忠彦的请求下，“哲宗乃留麟不遣”⑤。
    姚麟尚文，史料中记载了一件与之相关的趣事，宋人赵令畤《侯鳍录》载:“鲁直戏东坡曰:‘昔王右军字为换鹅书。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许换羊肉十数斤，可名二丈书为换羊书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圣节制撰纷冗，宗儒日作数简，以图报书，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谓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⑥这条史料写到黄庭坚与苏轼戏说昔日有王羲之以字换鹅传为美谈，而今韩宗儒非常贪吃,每次得到苏轼的字帖后，都要拿去与殿帅姚麟交换十数斤羊肉，这可称为“换羊书”。
    关于此事，史料中还有多条记载，宋人潘自牧《记纂渊海》载:“鲁直戏东坡曰:‘昔王右军字为换鹅字。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换羊肉数斤，可名二丈书为换羊书矣。’公在翰苑，以生辰制撰纷冗，宗儒作简，以图报书，来人督索甚急。公


①王稱:《东都事略》卷一〇四《姚麟传》，第891页。
②《长编》卷二八四，熙宁十年八月己丑，第6952页。
③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一三《向忝使辽于今十稔再过古北感事言怀奉呈同事闇使》，第169页。
④张舜民:《画墁录》，《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一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11页。
⑤《宋史》卷三四九《姚麟传》，第11059页。
⑥赵令畤著，孔.凡礼点校:《侯鳍录》卷一《东坡戏韩宗儒》，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51页。

笑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①;宋人曾慥《类说》载:“鲁直戏东坡曰:‘昔王右军字为换鹅字。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许换羊肉数斤，可名二丈书为换羊书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制撰纷冗，宗儒日作数简，以图报书，来人督索甚急。公笑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②;此外，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载:“鲁直戏东坡曰:‘昔右军书为换鹅字。近日，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家换羊肉数斤，可名公书为换羊书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制撰纷冗，宗儒继作简，以图报书，来人督索甚急。公笑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③；明人孙鑛《书画跋跋》载:“韩宗儒每得坡一帖，即于殿帅姚麟家换羊肉十数斤”④;清人王士祯《居易录》载:“坡公与殿帅姚麟相谑云，传语本官，今日断屠。故人戏以坡书为换羊书”⑤。
    以上关于姚麟换羊书一事的史料有从宋至清多条记载，其中最早的当属宋人赵令畴的《侯鲭录》，其他史料的记载与《侯鲭录》大同小异，有区别的地方在于换羊肉的数量，《侯鲭录》、孙鑛的《书画跋跋》记载为“十数斤”，潘自牧的《记纂渊海》、曾慥的《类说》、彭大翼的《山堂肆考》记载为“数斤”，赵令畴的《侯鲭录》是最早记载此事的史料，从所记内容来看，其他史料很有可能是传抄于《侯鲭录》，在传抄的过程中可能把“十数斤”写成了“数斤”，因此，《侯鲭录》“十数斤”的记载更为可信。其实，无论是“十数斤”还是“数斤”，都表明了姚麟以羊肉换苏轼字的事实，且从宋至清都有史料记载，也证明了姚麟换羊书与王羲之换鹅书一样，是流传甚广的。史料中还透露出一条信息，姚麟是在当“殿帅”的时候换羊书，亦证明了姚麟位至显达后，更加注重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加强与文臣的联系。在地方任上时，姚麟就与苏颂交好，在中央执掌禁旅后，姚麟也积极向文臣靠拢，在姚麟从地方走向中央的过程中，与文臣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对他的个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与文臣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姚麟与同时期武将的关系也能处理得当。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宋军五路伐夏，时任东上閤门使、英州刺史的姚麟以泾原副总管的身份和泾原路总管刘昌祚从北路进军，受环庆路经略使高遵裕节制。姚麟和刘昌祚协同作战，取得磨脐隘之役的大捷。高遵裕与刘昌祚生嫌隙后，让刘昌祚把泾原兵权交付给姚麟，姚麟不予接受，实为保持中立之举。在因战败受到责罚时，姚麟把功劳记给他人，而把责任担在自己身上。以上种种做法，都是姚麟妥善处理同僚关系的表现。

①潘自牧:《记纂渊海》卷六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32册，第38页。
②曾慥:《类说》卷一五《换羊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73册，第260页。
③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一九《换羊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76册，第349页。
④孙鑛:《书画跋跋》续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6册，第127页。
⑤干士祯:《居易录》卷二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9册，第619页。

    姚氏家族与种氏家族相比，种氏是由文人转化而成的将门，姚氏则是从地方豪强发展起来的将门，他们的共同点有：荫补制度是其家族发展的条件，姚兕、姚麟因父亲战死而荫补武职，种世衡、种古、种谔、种谊、种朴、种师道也都是以荫补晋身仕途；姚氏与种氏都长期奋战在御夏战场上，在对夏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建立军功来使家族获得持续发展；金兵南下，姚氏与种氏都率军赴开封勤王。不同之处在于：从家族取得的成就上来看，姚氏家族要逊于种氏家族，这与姚氏家族培养的武将人数比种氏家族少有关，另一方面姚氏家族到了姚古、姚平仲时期，其军事才能不如先辈，也比不上种师道、种师中，虽然姚氏、种氏都率军勤王，但两家表现大不相同，姚古失期不至导致种师中战败而亡，还临阵退却，姚平仲急功近利，夜劫金寨失败，之后姚氏家族便衰落了。而种氏此时是北宋抗金的中坚力量，为抗金事业鞠躬尽瘁，最终种师中战死沙场，种师道病死于任上，之后种氏家族也衰落了。
    北宋中后期随着宋夏战争的进行，北宋对西夏的政策在宋神宗即位后由军事防御转为积极进取，可以说，北宋对夏政策的转变，为姚氏、种氏这样的边将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姚氏、种氏可以算是北宋中后期武将家族的代表，从其发展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武将的奋斗历程、武将家族的特点。荫补仍是这个时期武将家族发展的条件，姚氏、种氏家族成员多通过荫补走上仕途。但由于宋朝不像前朝那样存在固定的门阀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家门功勋而不经过战场上的实际锻炼，虽然能够一时显达，但要保持长久的兴盛便很难。随着其作为武将的能力逐渐退化，荫补资格也逐渐下降，其后裔就很难保持重要的官职，难免被排挤出武将行列。对于姚氏和种氏来说，荫补只是其家族发展的一个条件，意义在于使其子弟获得晋身之阶。在宋夏战争的大背景下，军功则是助推这一时期武将家族发展的主要因素，姚氏、种氏能够数世为将，保持家门的兴盛，主要依靠的是在宋夏战争中取得的军功。姚氏、种氏主要依靠军功获得发展，这与北宋其他著名的武将家族有所不同，如曹彬、高琼家族，是在军功和外戚身份的相互支撑下维持了将门的兴盛，折氏家族在北宋的武将家族中是个特例，作为蕃将家族中的突出代表，长期世袭府州知州。此外，还应看到，在北宋长期实行“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影响下，文臣备受礼遇，武将则常常受到文臣的排挤和压制，武将想要建功立业显得非常艰难，这就是姚氏、种氏的生存环境，就姚氏和种氏的实际情况而言，种氏将门的开创者种世衡是由文官转为武官，种氏诸将大都文武兼修，姚氏家族崛起的关键人物姚兕、姚麟虽然一直担任武职，但他们注重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向文靠拢，能较为妥善地处理与同时期文臣武将的关系，这对其自身及家族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结语
    姚兕、姚麟出身于西北地方豪强之家，起身于行伍之间，在宋夏战争中以军功获得升迁，位至显达，其后代也有以战功而显赫当时者，形成了北宋中后期较有影响力的武将家族。姚氏一族世代居于宋夏边缘地带，受当地强悍尚武民风的熏陶，姚兕、姚麟的祖父姚福进膂力惊人，能拉硬弓，在秦陇一带很有声望。曹玮任镇戎军知军时，姚福进被招募为弓箭手，修筑姚氏堡抵御夏州党项，从姚福进开始，姚氏从地方豪强转变为受北宋政府控制的抵御夏州党项的地方武力。姚兕、姚麟的父亲姚宝直接参与了对夏战争，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最终在定川砦之战中为国捐躯。姚宝的战死，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姚兕荫补为右班殿直，姚麟荫补为三班借职，获得晋身之阶。
    在父祖的影响及当地尚武民风的熏陶下，姚兕、姚麟善于骑射，具备成为武将的良好素质，兄弟二人走上从军道路，在宋夏战场上奋勇杀敌，建功立业，一步步从地方走向中央。姚氏家族在姚兕、姚麟这一代时崛起并获得较大发展，姚兕、姚麟在家族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姚氏家族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荫补制度是条件，军功则是助推姚氏家族发展的主要因素，姚兕、姚麟及家族成员的军功主要在对夏战争中取得，这就与北宋中后期的对夏政策有很大关系。宋神宗即位后，北宋对西夏由军事防御战略转变为军事进攻战略，北宋对夏政策的转变使姚兕、姚麟这样的边将能有用武之地，在对夏战争中施展自身的军事才能，建立功业，无论是在东取横山，与西夏发生正面冲突，还是在西拓熙河，通过开拓熙河来控制吐蕃等蕃族，从而借助其力量来压制西夏的战略实施过程中，姚兕、姚麟兄弟都有所作为，凭借军功得到升迁。姚兕、姚麟作为北宋中后期在宋夏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边将的代表，从姚兕、姚麟的成长历程及姚氏家族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北宋中后期武将的奋斗历程、武将家族的特点。
    姚氏家族是从地方豪强发展起来的，以军功立家的武将家族，这是姚氏家族区别于北宋其他武将家族的地方。姚福进与姚宝为家族后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姚兕、姚麟在宋夏战中崛起并带动家族的发展，之后姚雄、姚古也以军功维持了姚氏家族的发展，而随着姚平仲因劫寨之战失败而逃，姚氏家族也衰落下去。

姚波

参考文献
按作者姓名音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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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论著
(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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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陈振:《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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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龚延明编著:《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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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
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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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罗家祥:《北宋晚期的政局演变与武将命运——以王厚军事活动为例》，《学术研究》，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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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汤开建:《北宋御边名将——曹玮》，《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 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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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肖红兵:《宋代御赐神道碑额考述——以文献所见六十余人碑额为中心》,《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5期。
[92]杨倩描:《南宋郭氏军事集团述论》《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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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祝士林:《德顺军（州）陇干城的历史演变》，《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学位论文
[95】逯海燕:《北宋仁宗时期对夏政策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96]籍勇:《宋代士兵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97]贾明杰:《宋初名将李继隆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98]马运法:《北宋武将王德用家族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99]肖红兵:《宋代官员卒葬制度研究：以哀荣与终饰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100]沈琛狰:《北宋神宗朝对西北的经略——以战略决策与信息决策为中心》，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101]唐敏:《北宋熙河路历史地理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102]王赛:《北宋张耆家族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03]王善军:《宋代世家大族:个案与综合之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后论文，2003年。
[104]杨文:《北宋经略河湟民族政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05】张瑾:《北宋吕氏官僚家族问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张波:《北宋武将姚兕事迹述评》，《华夏文化》，2015年第4期。

致谢

    光阴荏苒，时光飞逝，转眼间在西大已经度过快七年的时光了。我在二零零九年九月进入西大历史学基地班，入学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而今研究生已临近毕业，真要感叹时光的易逝。
    在此，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硕士导师陈峰老师，几年来，老师不仅给我们传授专业上的知识，还教予我们为人做事的道理。非常感谢老师在颈椎不适的情况下还为我修改论文，对我悉心指导。
    感谢胡坤老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的指导与帮助，从论文的选题到写作老师都给了我非常多的建议，参加老师组织的讨论会也令我获益良多。感谢历史学院各位老师的教诲，你们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待人和蔼可亲，是我的良师益友。
    感谢我在本科及研究生期间的各位舍友、同学、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你们的陪伴、你们在学习及生活上给予我的帮助，我会一直记在心里，与你们在一起的时光是那么美好。
    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家人，你们总是给予我最温暖的关怀，因为你们的支持鼓励与包容，我才能一步步走到今天。你们的身体健康，是我最大的心愿。
    谢谢你们!因为有你们，在西大的时光，将成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记忆！

张波

2016年5月于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