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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历史光辉的一页 ——姚兴的改革与后秦的强盛 刘亚红 刘芳 原载《羌文化与凤县》
五胡(鲜卑、匈奴、羯、氐、羌等族当时被称为胡族)十六国时期(西晋王朝灭亡前后在北方地区主要建立的政权:成汉、二赵——汉——前赵、后赵;三秦——前秦、后秦、西秦;四燕——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五凉——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夏等政权)的北中国,由少数民族政权管辖长达100多年(若从304年匈奴人刘渊起兵建汉国至439年鲜卑族后魏灭北凉,前后计136年)。这些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大都进行了程度不等的以汉化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革。其中以氐族苻坚的前秦和羌族姚兴的后秦改革最为突出,其效果也为史家所称道。本文只就后秦姚兴的改革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后秦政权是383年涨水之战后,384年由羌人姚苌所建,至417年被东晋攻灭,享国67年。
姚兴字子略,姚苌之长子,前秦苻坚时为太子舍人。姚苌在马牧起兵,姚兴冒险逃离前秦长安投奔已称王的父亲姚苌,被姚苌立为皇太子。姚苌死,姚兴继位为后秦国君。姚兴主政锐意改革。
姚兴改革,以前赵石勒、前燕慕容雋、前秦苻坚改革为基础并从中吸取改革和治国的经验教训,诸如羯人石勒引用张宾、鲜卑人前燕用裴嶷、封裕,氐人苻坚用王猛等汉族士人为谋主,争取尽可能多的汉族士人,尤其是中下级士族的支持,使政权有基础,改革治国有人才。提倡经学,设立太学,用了考试和举荐相结合的办法选拔人才,充实各级政权。同时加强礼仪道德教化,建立制度。如后赵石勒造《辛亥制度》共5000字,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各有所责。删减律令,摘其要者,加强法制。以张宾为大执法,总揽朝政,张阳为门臣祭酒,专管胡人狱讼。又令州郡检核户口,隶定租赋,使有定制,保证财赋收入。令州郡劝课农桑,同时中央派员巡视地方,以督促农桑与经济发展。前燕安抚流民,恢复汉魏时用官私牛耕田分成比例。同时吸取后赵、冉魏、前秦贪婪腐败,穷奢极欲,民族仇杀,穷兵黩武,争权夺利而失败的教训,从而使改革符合后秦实际而有成效。
姚兴改革比后赵、前燕、前秦改革具备更有利的社会条件。东汉、三国、魏、晋以来,以中原为根本的汉族政权或以其腐败衰弱无力掌控;或以内部争权夺利无暇顾及;或以互相征伐对“五胡”加以“援引”,造成“五胡”内徙的有利时机。“五胡”等少数民族,对以中原为中心的北部、西部内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发达的农耕经济,优秀的传统文化等则是向往已久,自然乐意内徙。原汉族政权洽下的民众,则因战乱驱迫大批流亡北部、西部边境,甚至东北;或因政治黑暗、苛剥过甚而到边疆或少数民族地区谋生。历时既久造成了胡汉民族错杂居住和在地域上的不可分割性,血缘的融通性,经济的一体性(畜牧向农耕转化),文化的融合性((汉文化为主体同时兼容胡文化),政治的趋同性(封建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发展。而前赵石勒、前燕慕容雋、前秦苻坚的改革则加速了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化,牧民向农民的转化,牧主向封建地主的转化,从而为后秦姚兴以汉化为核心、以封建化为目标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姚兴具有良好的主持改革大计的素质。首先,他是精研“经籍”,汉化程度甚深的羌人领袖。少时,不仅自己苦读、博览群书,研习“经籍”,而且结交了一批深谙中国传统文化或汉化较深,通晓“经籍”的汉、胡士人,如中舍人梁喜、太子洗马范勗等人一起“讲读经籍”。即使打仗,也“不以兵难废业”。其次,他不仅博通经史,而且能运用于实际,所以“及镇长安,甚有威惠”。“时人感化之”,不仅为他的钻研精神,而且为他的为国为民谋利益所感化。他在前秦苻坚时虽不是辅政大臣,但毕竟是太子舍人,亲历过前秦的改革。这就使他能把对改革的理性思考和实践经验与后秦实际结合起来。姚兴其人讲究策略,处事稳健,这是他改革取得成效的第三个主观因素。
姚兴改革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是:
一、确定改革、治国的根本大政
姚兴依其父姚苌遗言,确定后秦治国大政为十六个字,即:“抚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这是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对君主以德治国或为政以德提出的基本要求。具体为用仁爱精神团结王室贵族以为政权核心,然后团结羌人各级当权者,最后视所有羌人平民为同族“骨肉”,建立后秦政权的“根基”,用礼强化以王权为核心的等级和名分,强调君主要以身作则,用礼的精神和规范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对臣下要宽惠,以取得臣下对国家、对君主的无比忠诚。用国君待人接物讲诚信、信义,树立国家、国君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信誉。不断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使之深切感受到国家、君主的“恩德”,获得他们的广泛支持和拥戴,租、赋、兵、徭有保证,国家根基才稳固。
二.任用深谙“经籍”,有文韬武略的士人,褒奖清廉,严惩贪恶
《晋书·载记第十六》:姚苌“至长安,召太尉姚旻、尚书左仆射尹纬、右仆射姚晃、尚书狄伯支等人,受遗辅政。苌谓兴曰:‘有毁此诸人者,慎勿受之。’”姚兴即位,谨遵遗训,不搞一朝天子一朝臣,使用人政策具有相对稳定性。又对叔父姚绪、姚硕德及姚崇委以重任,从而使后秦政权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核心。梁州刺史王尚功绩卓著深得当地人爱戴及同僚好评,但也有过错,姚兴准备撤换,经激烈争议,反复考量,姚兴终于采纳了不“吹毛求疵,忘功记过”的正确意见,对其信任有加。贵族广平公姚弼包庇劫掠百姓,横行不法者,且本人有结党营私、图谋不轨之恶行,经群臣多次抗争,姚兴终于将其处死。姚兴还设咨议堂,遇有军国大事反复商讨,择善决断。
三、劝课农桑,发展经济
姚兴称帝,下令境内,凡平民因战乱、灾荒自卖为奴者,悉数放免为良人,既缩小了农民奴隶化,又增加了劳动力,并且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又令士兵复员,归复农业。灭掉前秦,杀苻登,疏散其大批部众,使“归复农业”。鲜卑薛勃复叛,姚崇伐而执之,大收其士马而还,安置其从事农业。镇南将军仇池公鲜卑越质诘,率户三万,归降姚兴,被安置在成纪(天水)从事生产。灭前秦后,徙阴密三万户于长安,分大营户为四,置四军以领之,既有效防止其反叛,又增加了劳动力以充实腹心地区。
四、约法省禁,谨慎判案
法令条文删繁取要。在都城长安,设律学(法律学校)征召各郡县没有任职的吏员来律学就读,择其优送郡县任狱讼官。下令郡县凡有疑难案子,可报送中央最高狱讼官廷尉审判。有时姚兴还亲自审判疑案。从法律条文的修订到明法人才的培养,狱讼官的选用,案件的审判有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依法治国有了实效。
五、尊崇周(公)孔(子),提倡儒学
姚兴不仅本人尊崇周公、孔子,酷好并精研“经籍”(主要是儒学),而且把儒学作为“经国家,定社稷”的重要工具,在全国大力提倡。在长安设太学,广招生徒。延请通晓“经籍”的姜龛等人做教授,仅长安一地就有生徒1万多人,学成之后,按照“学而优则仕”的原则,选拔到各级官府。国家有了得心应手的治国人才,人民按“经籍”训育做顺民,传统文化得以传承,这是姚兴乐意得到的。
六、大兴佛教,强化精神羁縻
十六国时期战乱连绵,灾荒频仍,草民固然困苦无所求告,希望精神得到慰藉;当权、执兵者固然不时耀武扬威,但兴灭无常的现实也不免使之感到祸福无常,前途未卜,需要宗教的“法术”为之壮胆,宗教的义理为其“威权”、“福禄”辩解。佛教的灵魂不灭、转生轮回,因果报应能使本来对立的双方从各自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得到精神上的麻醉和慰藉,得到虚幻的满足。于是外来的宗教佛教和“威神”诸佛、菩萨在羯人石勒后赵时开始大行其道。后秦姚兴崇佛不遗余力,佛教有了新的发展。姚兴对名僧鸠摩罗什十分信任,支持他大译佛经。该僧译经依据梵文原典,深入探讨其义理精髓,而不拘泥读音“硬译”,纠正原译经文由于文宗、版本驳杂及翻译本身问题造成的错讹,为佛教的发展在理论上作出了突出贡献。各阶层奉佛者日众。仅长安一地即有僧众5000余人,各州郡信佛人家十有八九。
七、宏扬优秀军事思想和理论,武功方面取得卓著成就
姚兴钻研中国传统军事理论和思想,并将其运用于战争实践,如“兵法,不战而制人者”,为将之道善用谋略,“穷寇,宜持重,不可轻追”等。通过改革,后秦政治较清明,经济有发展,民生有改善,武功有成就。在姚兴当政的20余年中,后秦在西部号称强国,即位当年攻灭氐族苻登的前秦,400年击败西秦,西秦投降。403年灭后凉。姚兴在位时期创造了后秦历史的辉煌。
(第一作者系昆明理工大学讲师;第二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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