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与错位：唐宋人视野中的开元、天宝

姚波

聚焦与错位：唐宋人视野中的开元、天宝

丁俊

摘要：唐人对于开元、天宝大致有三种定位。一种是从整体上肯定开元、天宝都是天下“太平”，尤其强调天宝后期在经济与国势等方面达到“极盛”；一种是仅肯定开元年间；另一种则认为，姚崇、宋璟任相时期就已经实现了“天下大治”，对开元中后期以及天宝时期都持批判态度。“开元之治”是宋人的概括，源自唐人的第三种观念。本文认为，唐玄宗在位时期包含“治世”与“盛世”两个阶段。前者是指开元前期，“贞观之风，一朝复振”；后者是指唐朝进入全盛阶段，始于开元十八年，终于天宝末。其中的最佳状态是在开元二十五年制度改革完成之后，故曰“开天盛世”。

关键词：开元之治；开元盛世；唐宋史料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唐代开元天宝时期财政状况研究”（18YJC77000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项目“出土文献与唐代西州财政状况研究”（XJEDU2017RS03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丁俊，女，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山西太原030006），主要从事隋唐史研究。

开元、天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段，也是唐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学界对此已有诸多论述。吕思勉先生认为，玄宗用姚崇、宋璟，“获致一时之治”［1］152-159。汪篯先生、吴宗国先生认为：“开元八年、九年，政局稳定，生产发展，唐王朝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出现了‘家给人足，人无苦寙（原引文为“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的局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元之治’。”［2］293-294这个观点影响深远①。岑仲勉先生对此表示怀疑，曰开元之治号称隆盛，论者多归功于姚宋，然两人执政各不过三年有奇，窃以为还有其它的“偶然性”存在，那就是边境的安宁［3］197-198。吴先生后来提出了新的认识，认为开元初属于“开元之治的形成”，开元、天宝“历来被看作中国古代的黄金盛世”［4］155-183。这其中包含了“治世”与“盛世”两个概念。钱穆先生把赞誉的时间点放在了开元末，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室全盛。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唐中衰”②。韩振军与张帆也使用“开元盛世”的概念，只不过前者认为时间在“开元后半期到天宝年间”，后者则定位在“开元时期和天宝前期”③。乌廷玉与胡如雷属于另一种划分，将“开元之治”截止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李林甫任中书令之前④。欧美学者放弃使用“治世”或“盛世”的概念。崔瑞德认为，姚崇、宋璟时代距离鼎盛期还有十年甚至更长的发展期。他把玄宗朝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美国学者陆威仪的观点也大致如此⑤。王小甫的观点则属于一个综合性杂糅。他分别认同姚宋时代、开元时代与开元天宝时代，并且融合了治世与盛世两个概念［5］167-176。本文现就此问题试析。

一、唐宋史料中的三种划分

开元、天宝共44年。唐玄宗曾自述“何尝不乾乾惕励，勤念苍生”，“聿来四纪，人亦小康”［6］卷八六，957。也就是说，他个人认为，他在位的40余年间皆达到了“小康”状态，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当时的部分唐人也是把开元、天宝作为一个整体来赞誉的。元结在天宝十二载（753年）中进士［7］卷一四三，4682。他讲道：“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8］2286其中“高山绝壑，耒耜亦满”虽略有夸张，但是元结强调公私粮储与土地耕垦方面的盛况，是合乎实际的。杜佑生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9］18-19，他在《通典》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其一，关于户口。天宝十四载，管户891万，口5292万，“此国家之极盛也”，并注曰，实际人口至少有1300百万、1400百万户［10］卷七，153，157。《唐会要》与《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十三载（754年），管户907万户，但是同样注云：“有唐户口之盛，极于此。”⑥换言之，唐朝的户口数在天宝末达到最高点。其二，关于粮食储备。《通典》记载，天宝八载（749年），“天下诸色米”共计9000多万石，又论曰：“昔我国家之全盛也，约计岁之恒赋，钱谷布帛五千余万，经费之外，常积羡余。”这里的“岁之恒赋”就来自天宝七载（748年）至天宝十四载的年度计账［10］291-294，110-111。说明唐朝在天宝后期达到“全盛”，且国家财力持续富余。《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亦曰：天宝八载，“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11］7012。关于耕地面积。杜佑估计，天宝末，在籍田约620余万顷［10］卷六，110。汪篯认为，实际耕地面积在850万顷左右⑦。从以上各经济指标来看，唐朝在天宝后期达到“极盛”或“全盛”。另外，从疆域与国势来看，也是以天宝末为盛。《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天宝十一载（752年），“唐土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12］1393。这是把天宝十一载作为唐朝疆域的定型或最佳时期。《新唐书·地理志》的说法也大略相同［7］960。《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十二载，哥舒翰收回九曲部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11］7038。这说明唐朝在西域的形势臻于全盛［13］165-174。总之，从经济与军事两方面来看，天宝后期堪称“极盛”“全盛”或“盛强”。若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衡量，开元、天宝两个时段也都处于“天下太平”“四海晏然”的理想状态。沈既济在《词科论》中讲道：开元、天宝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遗烈，下继四圣理平之化，贤人在朝，良将在边。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百余年间，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烽燧之光，以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8］4868沈既济认为，唐朝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已经达到了“四夷来同，海内晏然”的理想状态。杜佑在《通典》卷一五中引用了沈既济的言论［10］357-358，说明他赞同沈既济的观点。宪宗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对太宗之世与玄宗之世进行过一个长时段的对比。曰：“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于此矣。”［6］7486白居易认为，太宗与玄宗的治绩，要超越“成康之治”与“文景之治”。太宗“拨天下之乱”，玄宗“致天下之肥”。所谓“拨乱”与“致肥”，可谓是“治世”与“盛世”的显著特征。武宗时期，出现了年号与时间段不相符的治世表述。会昌五年（845年），群臣请加尊号，曰：“开元中，玄宗经始清宫，崇追玄祖，阐绎道要，遂臻治平，六合晏然，四十余年。”［6］178句首曰“开元中”，末尾却云“四十余年”，显然是指开元、天宝两个时段。这反映了时人在现实描述中肯定开元、天宝，但是在时间定位上则突出开元，避谈天宝。这种情形当始于杜甫。杜甫在开元末至天宝末，曾居住于长安与洛阳［14］11-15。其诗《忆昔》（二）前半段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14］1161-1166杜甫认为，开元时期堪称“全盛日”，但是他避开了天宝。大约是诗的后半段着重描写安史之乱的“乱离”状况，这是一种文学上的对比，但是后人很重视他对于“全盛日”的具体描绘。概言之，就是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天下安定、制度完善。其中经济依然是重要指标。杜甫的现象叙述与沈既济、杜佑、白居易等人并无二致，但是在时段界定上却忽略了天宝。也许是出于对天宝骤变所产生的强烈哀痛，进而对天宝时期所取得的诸多成就采取模糊处理，属于一种隐晦地回避。晚唐时期，李庾在《赋东都》中曰：“开元太平，海波不惊。乃驾神都，东人夸荣。时则辚辚其车，殷殷其徒。行者不赍，衣食委衢。”“同轨同文，昼呼夜欢。”［8］7648李庾赞扬当时天下太平，社会治安良好，商业繁荣。这种状况其实一直延续到天宝，此处仅以“开元”蔽之，可谓与杜甫是同样的思路，或者说是部分唐人的共同选择。这种表述方式发展到五代时期撰修《旧唐书》，就产生了直接对应的错位效果。《旧唐书·玄宗本纪下》史臣部分曰：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垂髫之倪，皆知礼让……年逾三纪，可谓太平……自天宝已还，小人道长……故禄山之徒，得行其伪。［12］236-237这里的“年逾三纪，可谓太平”，就是仅涵盖开元时期，对于天宝则正面否定，认为“小人道长”，以至于安禄山作乱。这种直接将“太平”与开元相对，全然摒弃天宝的叙史方式，也并非空穴来风。它源于唐人的另一种极端的观点。柳芳同样生活于天宝时代，但是他的观点却截然不同。其《食货论》曰：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开唐统，贤臣左右，威自在已。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己。继以张嘉贞、张说，守而勿失。自后赋役顿重，豪猾兼并……是时也，天子方欲因士马之众……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然惧士旅之不供，流佣之未复……宇文融揣摩上旨，款开谒见，天子前席而见之，恨得之晩……融死且十余年，始用韦坚，及崇礼、慎矜，皆以计利兴功，中人主疑，胁权相灭，为天下笑。而王、杨国忠，威震海内，尤为暴横。［15］3907柳芳的重点在于对财政使职的批判。他指出，宇文融、杨慎矜、韦坚、王、杨国忠等人，违背了开元初的“清静”政策，“欲竭人财，乘主之欲”，结果是“上心荡而益奢，人怨结而成祸”［16］1701。其主旨在于，财政使职的聚敛导致了安史之乱，因此，将宇文融等人归结于“奸臣”。这大概是唐人当中较早对兴利与开边的批判。更重要的是，柳芳由于不赞同对于财政使职的重用，便认为此前的姚崇、宋璟时期为玄宗朝的最佳时期，并达到了少有边事、百姓富饶的良好状态。这属于逆向思维。事实上，姚崇、宋璟时期并未达到理想状态。开元九年（721年），唐玄宗打算在蒲州置中都，韩覃上表曰：“顷年已来，水旱不节，天下虚竭，兆庶困穷。户口逃散，流离艰苦。”“东北有不宾之寇，西凉有丧失之军，干戈岁增，疆场骚动。”［15］3218-3219可见，至少在国家富足、百姓安定、边境安宁等方面，开元前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柳芳对财政使职的强烈批判，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于唐玄宗本人的定调的迎合。天宝十五载（756年），玄宗在幸蜀之后表示，安禄山“负信背恩”，“皆朕不明之过”，杨国忠“厚敛害时，已肆诸原野”，“安禄山乱常构祸，尚逋其斧钺”［6］957。唐玄宗把自己定位为“用人之误”，他没有披露安史之乱的深层原因，而只是强调自己误信了“凶党”安禄山与“奸臣”杨国忠。安禄山作为乱臣，“尚逋其斧钺”，死后的杨国忠便被拿来平息时议，他的罪名就是“厚敛害时”。柳芳的言论，可以说是对杨国忠“厚敛害时”的完整解释，并且把“奸臣”的范围扩大到宇文融、韦坚、王等财政使臣。他的《食货论》，本质上是对唐玄宗的“用人失误”说的附和与阐发。宪宗时期，柳芳的言论似乎占据了舆论主流。刘轲指出，当时“属文驾说之士，每议及国朝相府间事，言贞观则房、魏，言开元则姚、宋”。刘轲表示疑惑：“自贞观数十岁至开元中间，岂无房、魏之相邪？自开元数十岁至于今中间，岂无姚、宋之相邪？”然而，他也没能找到最终的答案，只是顺应时人的认知模式，总结出姚、宋两人的执政特点，曰：姚之为相也，先有司，罢冗职，修旧法，百官各尽其才……故曰姚善应变，所以成天下之务。宋之为相也……善守文，所以持天下之正。由是四十年间，威振四海，教加百姓，政归有司，绮罗纨之家，请谒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于开元、天宝之间，自幼迨强仕，女有家，男有室，耳不闻钲鼓，目不识兵革。故玄宗无为，恭事玄默而已。⑧刘轲的叙述，等于为柳芳的观点做了进一步解释，即由于姚崇、宋璟执政的成功，才使得开元、天宝时期出现了“治世”或“盛世”景象。不过，刘轲的疑惑提醒我们，开元、天宝之盛与它的源头或者真正缔造者之间出现了断层。其干扰源可能就来自玄宗与柳芳等人的论断。除此之外，还有宪宗朝对于玄宗朝的治乱反思与盖棺定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李绛与崔群。李绛指出，玄宗即位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鲠上才”，玄宗“亦励精听纳”，因此“内外宁谧”。开元二十年（732年）之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用事”，“奸臣说以兴利，武夫说以开边”，以至于“天下骚动”［12］4288。可见，李绛延续的是柳芳的思路，只不过，他否定的是李林甫任中书令之后的宰相政治。于是，在承担历史罪责的行列中，除了杨国忠，又加入了前任宰相李林甫。这其中有玄宗、肃宗、代宗时期的种种铺垫。稍后，崔群也强调“小人祸国论”，并指出“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11］7895。崔群的言论，是为了反对“聚敛之臣”皇甫镈为相。其原因可能是政见不同，也可能是为了政治斗争。崔群为了强化自己的说服力，把皇甫镈与李林甫、杨国忠等人一同归于小人进行批判，其中未必经过周详考虑与客观分析。但是，这个言论把关于玄宗朝的反思又推进了一步，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这种把开元初与天宝末截然对立的观点，发展到晚唐，就演变为“开元初”即“治世”的表述。郑綮在《开天传信记》中讲道：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其瑞叠应，重译麕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⑨郑綮认为，姚崇、宋璟执政的六七年间，就已经实现了天下大治。这个观点基本上被宋人所继承。范祖禹在《唐鉴》中讲道：“明皇既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开元之治，不亦宜哉。”［17］111这应该是唐宋史料中第一次完整地出现“开元之治”四个字，而且与姚崇相对应。司马光也认为：“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11］6843-6844可见，司马光融合了柳芳、刘轲、崔群、郑綮等人的观点。北宋末年的王谠也在《唐语林》中转录了郑綮的言论［18］309。从此，姚崇、宋璟便成为“开元之治”的代表人物，“开元之治”也被聚焦在开元前10年。此后清人的认识，不过是承袭唐宋人的观点而已［19］686。综上所述，唐宋时期，对于开元、天宝的认识存在三种不同的定位。第一种，从整体上肯定开元、天宝，认为当时“四海晏然”、天下太平，尤其是天宝后期达到了“极盛”或“全盛”。这种观点以元结、杜佑、沈既济、白居易等人为代表。第二种，在事实描述上认同开元、天宝，时间定位上却突出开元，避谈天宝，甚至将“太平”之世与开元“三纪”进行简单的对应。以杜甫、李庾以及《旧唐书》的编纂者为代表。第三种，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出发，或出于统治者的舆论定位，或出于政见不同，或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或囿于成论，逐步否定开元中后期至天宝末的漫长时段，并且延伸出姚、宋时代即“开元之治”的主观定论。这个过程缘起于唐玄宗、柳芳，经过肃宗、代宗时期的铺垫，到宪宗朝经由李绛、刘轲、崔群等人的演绎，初步形成定论，最终经过郑綮、范祖禹、司马光、王谠等人的推进，成为影响深远的主流观点。

二、《通典》《新唐书》与《开天传信记》等史料中的杂糅与错位

根据以上分析，杜佑等人对于开元、天宝的定位应当是较为客观的，但是即便如此，《通典》当中也存在一些描述上的混乱。卷七载：初，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武太后、孝和朝……农功虚费，府库空竭矣……至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二十年，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自十三载以后……因渐减耗……十四载……此国家之极盛也。［10］149-152杜佑的叙述主线是户口，认为自贞观之后，发展良好。武则天、中宗时期，财政状况落入低谷，“府库空竭”。到开元十三年（735年）才开始好转，此后似乎进入“盛世”阶段，其细节描述截至于开元二十年。天宝十三载渐有“减耗”，十四载达到“极盛”。这种长线条的勾勒大致不误，但是关于开元十三年至开元二十年间的叙述却存在杂糅与错乱。据《旧唐书》卷九记载：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其时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乂安，虽行万里不持兵刃”［12］213。《南部新书》与《册府元龟》也有记载：“开元二十八年，天下无事，海内雄富。行者虽适万里，不持寸刃，不赍一钱。”⑩《资治通鉴》曰：是岁（开元二十八年），“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11］6963。可见，物价维持在一斛米、一匹绢皆在二百文左右，“海内雄富”，社会治安良好，行万里不持寸刃的状况，是在开元二十八年左右。《通典》还提到“驿驴”的盛行，说明交通便利与商业繁荣，其实也是在开元末［6］1776。杜佑显然是把开元二十八年、开元二十九年间的繁荣景象错置于开元十三年至开元二十年之间。《新唐书·食货志》同样如此。曰：“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7］1346这里的“海内富实”如前所述是对开元末的描写。米斗十三钱、青齐间三钱，是开元十三年的状况11，但是“绢一匹钱二百”是在开元末。可见，物价略有上涨。下一句仍然是指开元末的状态。至于“天下岁入”部分，是来自《通典》中天宝“七载至十四载”的计账。其中“租钱”指户税，“粟”的收入包括正租与地税，这些数字与庸调收入，完全与《通典》中的记载相一致［10］110。换言之，《新唐书》所罗列的内容，表面上看似乎是始于开元十三年，实际上却集中在开元末至天宝后期。如果我们把起首的“是时”理解为开元十三年，那么整段叙述就存在名实不符的错位现象。再比较郑綮的《开天传信记》。郑綮认为，开元六年（718年）、开元七年（719年）就已经达到了“天下大治”，然而他后面所展现的内容，却与开元初全无关系。其中“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是指天宝十二载的情形［11］7038。“入河湟之赋税”，大概来自《东城老父传》12。“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与天宝八载的情况相吻合［11］7012。“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等叙述，乃开元末年的盛况。“管户一千余万”，是杜佑估计的天宝末的实际户数。至于“丁壮之人，不识兵器”，也是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实行募兵制之后才会出现的情形。《唐六典》卷五在叙述新兵制时，便畅想“是后，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矣”［20］156-157。《资治通鉴》与《唐会要》也记载，天宝末，“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人至老不闻战声”13。可见，这诸多细节仍然是体现在开元后期至天宝末的，甚至更集中于天宝后期。郑綮把它们作为姚、宋时期实现“天下大治”的证据，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尤其是最后提到“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好似落脚点又回到开元十三年的封禅盛典。这种错位式的囊括，实在是值得严正辨析。上述史料把开元末至天宝后期的繁荣景象，错误地框架在开元六年、开元七年至开元十三年之间，或者开元十三年至开元二十年之间，体现了一种杂糅与错乱的同时，也反映了一种纠结之感。这种纠结的源头，大概就是因为自宪宗朝之后，士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开元二十四年为“理乱之分”的既有概念。在这种认识前提下，开元末与天宝年间的繁荣便被人为地割裂或淹埋，至少在时间标签上不能明示。《通典》的作者也经历了肃宗、代宗时期，多少会在观念上留下一些痕迹。《开天传信记》与《新唐书》等史料出现得更晚，受到的现实干扰因素更多，因而出现名实不符、内容杂糅、时间错位、逻辑关系倒置等诸多现象。

三、错位后的再聚焦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学界关于开元、天宝的主要观点，大多来自唐宋史料中的不同论述。而唐宋史料中的记叙，也多有聚焦上的失焦与错位。以下重新检视开元、天宝时代，冀求获得新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治世”与“盛世”两个概念，今人并没有超越白居易的认识。白居易认为，“治世”的特性在于“拨乱”，“盛世”的特性在于“致肥”。学界的观点也大致如此，即前者的重点是政治清明，后者的主要标准是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繁荣14。马卫东指出，“治世”与“盛世”存在相续性［21］。也就是说，“盛世”往往是在“治世”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的揭示意义。《旧唐书》卷九载：开元时期“贞观之风，一朝复振”［12］236-237。也就是说，开元时期包含了“治世”的恢复阶段。玄宗即位之初，杨相如就历数了武则天以来出现的诸多问题，包括“兵革数动”“日费滋多”，营建寺观、官吏侵渔，“国储不足，人蓄久空”，因此，他希望玄宗能够“效太宗去邪佞之士，进忠贤之人”，减少造作、徭役等不急之费，“兢兢业业，以致太平”［6］6074-6076。玄宗应该是听从了这个建议。姚崇任相之后，消除弊政，安定政局，恢复生产［4］160-162。宋璟继任之后，也是以节制为主。经过姚、宋两人的努力，国家的治理逐渐从混乱走向制度化。从这个角度而言，开元前期同样具有“拨乱”的效用，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开元十年（722年），玄宗下敕，“侍中源乾曜、中书令张嘉贞、兵部尚书张说等忠诚辅弼，以致升平”，为了“褒德赏功”，“令宰相共食实封三百户”［16］1076。这大概是玄宗朝最早的“升平”局面的形成，其中包含了前任宰相姚崇、宋璟等人的努力成果在内。但是，这一时期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开元九年，宇文融开始括户。开元十一年（723年），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力图将使职系统纳入宰相的管辖之下15。降胡不稳也是急需解决的一个边境问题。进入开元中期之后，宰相之间出现了明确的分工，通常是一位主经济，一位主军事，这种分工与朝廷所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如李元纮以“堪为户部”而入相，宇文融以“治财赋得幸于上”，杜暹主持西北边事，萧嵩解决与吐蕃的征战。在这个阶段，玄宗是以政事需求而择相，整个国家的治理在初显“升平”的基础上继续上升。直到开元十八年（730年），出现了另一番景象。本文以为，开元十八年标志着玄宗朝开始迈向盛世阶段。具体表现如下：其一，社会治安良好。开元十八年，“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次年，宰相裴光庭、萧嵩奏曰，“昔者断狱数百，文、景称仁，征诸良史”，“请宣付史官”［6］卷五八，620。裴光庭等人认为，开元十八年、开元十九年的状况堪比“文景之治”，甚至超乎其上，因此请求载入史册。开元二十五年，又奏曰，“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百官以几致刑措，上表称贺”［11］6911，6950。可见，社会治安良好的状态在持续。其二，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开元十八年，由于“户口日殷”，改定州县等第之限。上州加一万户，以四万户为限，中州加五千户，以二万五千户为限，上县、中县也各加一千户［16］1457。这意味着国家在籍人口的大量增加，也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开元十八年正月敕曰：“百官不须入朝，听寻胜游宴，卫尉供帐，太常奏集，光禄造食。”此后三四年间，每至春末暇日，皆令群臣选胜地游乐，费用由皇帝与相关部门承担。直至天宝末年，依然有类似的记载16。这种长期性的鼓励官员假日游赏并由政府出资的举措，充分体现了国家财政的富足状态。其三，文化昌盛。开元十九年（731年），“集贤院四库书，总八万九千卷”。至天宝十四载，“续写书又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二卷”17。开元二十年，萧嵩等奏上《开元新礼》［16］248。此时，《唐六典》的修撰已历经10年，这部官修典籍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文饰太平”，而是整个唐前期制度的总结［22］7-13。这些都是礼乐文明与制度完善的具体展现。其四，第二轮制度调整的开启［4］172。开元十八年，裴光庭实施循资格。同年，裴耀卿提出漕运改革计划，并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获得实施。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林甫对冗官进行减省，随后相继对官制、俸禄制度、选举制度、赋税制度、军事制度以及法律制度等进行改革。最终成果纳入开元二十五年新修定的律令格式。这标志着第二阶段的制度改革整体完成。从开元十八年到开元二十五年整体制度改革的完成，这标志着玄宗朝正式进入“盛世”阶段。在此基础之上，玄宗君臣便将战略眼光转向了边疆问题。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由于吐蕃的侵扰，唐朝与吐蕃进入全面对抗状态［23］287-297。唐玄宗令宰相双双遥领节度使。中书令李林甫遥领陇右、河西节度使，侍中牛仙客遥领朔方、河东节度使18。两位宰相遥领四大节度，这在唐前期绝无仅有。它标志着宰相制度的新变化，也标志着朝廷重心的转移。从此，军功成为一种快速进取的途径，李适之与杨国忠都是以此入相。杨国忠更是身兼多种财政使职，又遥领节度使，他与安山都力争夺取李林甫的中书令之位，就预示了武人政治可能到来。除此之外，天宝后期在达到“极盛”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激烈的权争，这体现的是一种制度上的困境与政治上的失序。这种制度上的困境，大概到了宋代才通过普遍分权的方式得以解决，但是在当时就成为瓦解盛世或者制约盛世持续发展的败坏因素。安史之乱既是一种政治格局的崩溃，也是一种新的政治体制演进的开始。我们不能因为盛世所面临的制度困境以及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否定盛世本身的意义。开元、天宝时代，以它在各个方面的辉煌成就以及阶梯式上升，证明了它是超越之前各个时段的整体繁荣的“盛世”。

结语

唐玄宗在位的40余年间，包含“治世”与“盛世”两个阶段。严格来说，姚崇、宋璟时代并未达到最佳状态，但长远来看，它承担着一个桥梁的作用，就是“贞观之风，一朝复振”，具备“拨乱”的“治世”特征。开元十八年至开元二十五年整体制度改革完成，标志着唐朝正式进入盛世阶段。史料中关于盛世景象的诸多描述，便集中于这个时段之后。天宝末，唐朝在经济与国势等方面达到了“极盛”或“全盛”。盛唐所代表的高度，集中体现在开元十八年至天宝末这个时段，故称“开天盛世”或“开元、天宝盛世”。　　　　　　　　

注释

①类似观点包括：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2页；宫崎市定撰，焦堃、瞿柘如译：《中国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页；气贺泽保规撰，石晓军译：《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

②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87页。类似的观点还有：李树桐：《开元盛世之研究》，收入《唐史研究》，台湾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3-160页。

③韩振军：《略论宇文融的“括户”及其对“开元盛世”的作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159页。

④乌廷玉：《论唐玄宗和“开元之治”》，《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胡如雷：《唐“开元之治”时期的宰相政治探微》，《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⑤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0-341页；陆威仪撰，张晓东、冯世明译：《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34-35页。

⑥《唐会要》卷八四《户口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7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七，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048页。

⑦汪篯：《唐代实际耕地面积——隋唐史杂记之四》，《光明日报》1962年10月24日，收入《汪篯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2-73页。

⑧姚铉编：《唐文粹》卷七九《再上崔相公书》，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44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另据《全唐诗》卷四九一《刘轲小传》，刘轲于元和末登进士第。

⑨郑綮：《开天传信记》，收入王仁裕等撰，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据其按语，郑綮卒于唐昭宗光化二年。

⑩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卷丙，中华书局2002年版；《册府元龟》卷五八《帝王部·致治》。

11《通典》卷七《食货七》；《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十三年。

12陈鸿：《东城老父传》，收入李昉等编，张国风会校：《太平广记》，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

13《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会要》卷七二《军杂录》。

14胡如雷：《唐“开元之治”时期的宰相政治探微》，《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刘后滨：《从贞观之治看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世与盛世》，《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15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170页。

16《册府元龟》卷一一〇《帝王部·宴享第二》；《唐会要》卷二九《追赏》。

17《唐会要》卷三五《经籍》；卷六四《史馆下》。18《资治通鉴》卷二一四；《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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