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仿与试验——论姚鹓雏的短篇小说创作

姚波

摹仿与试验——论姚鹓雏的短篇小说创作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期2016年12月

孙超

(上海政法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上海，201701；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1)

摘要：作为报人小说家，为了适应报刊这种现代化载体，为了满足民初读者越来越现代、多元的“兴味”阅读需要，姚鹓雏在短篇小说创作上进行了多路向探索。其撰著的短篇小说既继承唐人小说追求“奇味”的一脉，兼具史笔与诗意；又借鉴外国小说的某些叙事技巧，结合读者的阅读兴味，自觉进行变革和试验，使有些小说呈现出显著的现代性特征，可谓现代短篇小说之前奏。姚鹓雏的创作实践有力地推动了短篇小说的现代转型。
关键词：姚鹓雏；摹仿；试验；短篇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6)06−0184−05
收稿日期：2016−04−15；修回日期：2016−10−15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民初小说‘兴味’观念生成与文体转变研究”(2015M581559)；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报刊繁荣与民初小说‘兴味化’热潮研究”(14YS159)；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民初上海文学场中的‘兴味派’小说家研究”(ZZszf13007)

作者简介：孙超(1979−)，男，山东临沂人，上海政法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近代文学与文论

姚波原文录出，以原文为准。

  姚鹓雏在民初不仅以“文宗畏庐”的编译小说闻名①，其创作的近四十个短篇小说也颇受好评。凤兮曾指出：“姚之所造，短篇为上。”[1]这些作品题材多样，有滑稽(寓言)小说、社会小说、家庭小说、侠义小说、言情小说、传记小说、教育小说、问题小说、哲理小说，等等。然而，由于受五四“新文学家”批判性话语的遮蔽，姚鹓雏的短篇小说创作一直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文拟对其进行全面的细读与探讨，重估其在中国小说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独特价值。

一、唐代“传奇体”之流脉
唐传奇是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经典范型，洪迈《唐人说荟·凡例》云：“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2](84-85)唐传奇像唐诗一样为后人推崇摹仿——历朝都有效“传奇体”者——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重要一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扎根于传统的姚鹓雏与其同道叶小凤等人在民初直接取法于“唐人小说”，以复古求辟新，试图推动“传奇体”的现代转化，使其焕发新机。姚鹓雏曾在《焚芝记·跋语》中对此描述说：“丁巳除夕，偶与友论说部，友谓近人撰述，每病凡下。能师法蒲留仙，已为仅见，下者，乃并王紫铨残墨，而亦摹仿之。若唐人小说之格高韵古，真成广陵散矣。余心然之，退成此篇，诚未敢希唐贤于万一，或庶几不落蒲、王窠臼耳。”[3]文中姚氏之友叶小凤曾在所著的《小说杂论》中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姚鹓雏作为著名的词章家，认为小说与词章一样本乎“性情”，应该富有诗意与兴味，因此对于富有诗意美、讲求“虚构的”“文的”“情趣的”唐传奇②，他自然赞同叶小凤的看法——非常推崇之，并大力摹仿之。他效“传奇体”而写的小说或写情场、或言官场、或谈江湖，才子佳人、侠客异士、王公幕僚充斥其间，五光十色、充满“奇味”，这正切合了唐传奇“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4]的文体特征。

  姚鹓雏所作《焚芝记》是一篇以言情为主的“传奇体”小说，写明末余生与秦淮名妓李芝仙性情投契、坠入爱河；后因战乱，芝仙为史可法部下将领高杰所获；虽后为定慧僧所救，但与余生尘缘已尽、最终香消玉殒，余生也不知所终。这篇小说充分发挥了姚鹓雏善于摹拟的特长，不仅揉入了《柳氏传》《昆仑奴》等唐传奇的情节要素，还追摹其风格、神韵、意境等。在人物设置上，他又将当时的名士侯朝宗、冒巢民、方密之、陈定生、杨龙友等辅翼其间，将历史上左良玉起兵“清君侧”的著名事件作为情节突转的背景，这就使得整篇小说诗意中镶嵌着史实，给人亦假亦真感。《梦棠小传》是一篇同类型的言情佳作，讲述吴振盦与多情且擅词章的妓女梦棠之间的一段缠绵悱恻、哀婉凄绝的情事，颇富传奇色彩。当然，它在摹仿中已呈现出一些新变，如其开头有小序，文末引用梦棠日记、中间阑入多篇诗词等。其中，小序的作用是揭示小说主旨，即写梦棠“去则弱絮风中，住则幽兰霜里，生前悲惋，遗响凄然”[5]。日记和诗词则起到连贯情节、加强抒情的作用，特别是日记的使用更增强了小说的“似真”效果。《觚棱梦影》《犊鼻侠》则明显摹仿唐传奇《昆仑奴》。《犊鼻侠》简直就是民国版的《昆仑奴》，不过犊鼻侠比昆仑奴更为刚烈侠义，譬如他在救人之后主动前去自首并自杀以报贾子潇救命之恩，而昆仑奴则选择了逃跑。《觚棱梦影》描写一位武艺超群、爱国的老人，帮助某公子窃取某王福晋，成全一对青年男女爱情的故事，亦与《昆仑奴》所叙故事相仿佛。从结构上看，二文也极其相似。《觚棱梦影》开头写道：“清嘉道间，有某公子者，故世家裔。”[6]而《昆仑奴》开头则说：“大历中有崔生者，其父为显僚。”[7]二文中间部分都婉转叙事，而结尾复相同。《昆仑奴》文末说：“后十余年，崔家有人见磨勒卖药于洛阳市，容颜如旧耳。”[7](269)而《觚棱梦影》则写道：“事隔十年，某王亦前卒，公子复游淮上。……公子审其年貌，知为老人也，急命驾至其处访之。寒鸦数点，流水孤村，草庐犹未圮也，而人邈矣。”[6]其不同处在于《觚棱梦影》叙事更为细腻曲折，言情的成分增加，并且加入了排满反清的时代因子，特别是福晋心腹紫绡这一人物的设置，使得情节更加炫人心目。千古文人侠客梦，好“奇”的文人总喜欢在小说中刻画侠客、异人、英雄的形象，姚鹓雏也是如此。除《觚棱梦影》《犊鼻侠》外，他还写有《记湖杭异人事》《峨嵋老人》等专言奇人异士的“传奇体”小说。


  细读以上姚鹓雏以“唐人”为师、追求“传奇”效果的文言短篇小说，我们不禁要联想到姚氏身处民初那个混乱时代、政治失意、卖文江头、内心极度苦闷的人生实况。正是由于唐传奇所具有的诗意、虚构、情趣以及浪漫情怀契合了姚鹓雏内心的需要，他才进行大量的摹拟创作。既然唐传奇是试图用美丽的理想去代替那不足的真实，那么民初涌现出不少像姚鹓雏、叶小凤这样的效“传奇体”的作家，并进而形成一股似旧还新的短篇小说流脉，便不足为奇了。


二、西风激东潮之变新
  民初的上海经历了几十年的“西风”吹袭，其快速的现代都市化进程带来了生活的快节奏，广大市民急需在有“兴味”的小说中转移疲劳，舒展身心。作为报人小说家，姚鹓雏敏锐地注意到了读者的这一阅读需要。而在其编译小说的过程中，他也注意到了西方“家庭小说”和“滑稽小说”之于国人的巨大吸引力。于是，在这种西风东潮相激荡的时代大背景下，姚鹓雏创作出了不少在形式内容上都有所变新、且深为当时读者喜爱的“家庭小说”“滑稽小说”。


  姚鹓雏创作的家庭小说多用白话，十分注重现代生活启蒙，他将启蒙的触角伸向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琐琐细细中娓娓道来。《蔷薇花》写少年律师王志琴与妻子素秋的婚姻生活。这是一篇富有时代感的小说，小说的男女主角都受过新式教育，律师和报人的职业也都是近代的产物。小说通过有趣的家庭琐事、素秋的前后变化，将二人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展现了出来。这种态度是富有现代启示性的，较之当时过于泛滥的写男女间卿卿我我、哭哭啼啼的“哀情小说”，无疑让读者感到一种别样的兴味。其在叙事上也很有特点，不是传统的账簿式或传记式写法，而是运用对话、写景、抒情等多种方式来开篇。姚氏短篇中有不少是以此类方式开头的，如《鸡心》《姹女》《父孝》等，这是其在叙事技巧上的一个新变。这种新变很显然源于西方小说叙事结构技巧的启示，是其长期从事域外小说编译工作的收获。《牺牲一切》也是一篇富有时代感的家庭小说，甚至将五四运动这一时事都融入其中。小说写留学生徐惠如与“圣母会女学”毕业的妻子及守旧的老母亲之间的家庭生活。小说塑造的徐妻——这一现代知识女性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她起初不善家务，只重读书、教书。后来五四运动爆发，她果断地支持丈夫辞掉洋行工作配合反帝爱国运动，并为丈夫谋好了母校的教职，自己也不辞劳苦地操持校务与家务。最后，就连她的婆婆也点头支持他们的“牺牲一切”。这篇小说发表于1919年9月1日，五四运动刚刚发生不久，作者即将其写入小说之中，并且借小说人物的言行明确表达了支持这一爱国运动的态度。家庭生活既有其温馨的一面，亦有其烦心的一面，姚鹓雏笔下也写了一些家庭的烦恼。《焚笔》写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吴先生面对只懂操持家务、不通笔墨、不懂浪漫的妻子，感觉家庭生活实在乏味。因此，在他收到女学生李碧绡的情诗后，深感其诗风华绝代，立即想约见“玉人”。在约见时，发现李碧绡竟然是自己的夫人。吴先生惭愧骇异之余，便向夫人焚笔明志。乏味的家庭生活可能是多数人都要面对的，非分之想则是既不合道德，亦难以达成，倒不如善于发现自己妻子、家庭的“美”与“趣味”，这正是此篇小说想告诉我们的。这篇小说所叙故事有趣且新颖，仿佛纪实又富有戏剧性，颇能吸引一般读者的目光而成为他们的谈资，大概“新文学家”凌叔华也受了它的感染，从而写出其短篇名作《花之寺》。无独有偶，他的另一篇小说《电子发射器》写了一位因孩子哭啼等家庭琐屑而烦心不已的学者伍先生。伍妻在看到一则有关“能治一切烦恼忧闷等杂症”之电子发射器的广告后，将其推荐给丈夫。伍先生接受妻子建议，拟用电子发射器去除烦恼。于是，他遵医嘱，首先勇敢面对婴儿啼哭等家庭烦恼事。神奇的是没用电子发射器，他的病在五六个星期后也慢慢痊愈了。姚鹓雏深谙禅理，善于为世人说法，此篇小说即为一明证。《姹女》则写婚姻中妻子红杏出墙的烦恼事，出墙的原因正在于“金钱万恶”，故事在妻子“放出十二分的媚态”、要求丈夫睡觉中结束，也许这是生活的真实，但这种机械客观的描写无疑削弱了小说的批判性。《父孝》则将视线移向了父母对子女的骄纵问题。在幽默诙谐的嘲讽中将一个教育失败的老父、一个任性妄为的女儿活画出来，让读者在啼笑皆非中认识到教育要归于“正”的道理。以上小说，今天读来，不仅仍觉文笔诙谐、颇有趣味，而且所写所议对当下生活仍具启示意义。


  姚鹓雏创作的短篇滑稽(寓言)小说“往往即物摅情，深刻入微，草木花鸟，皆能开口，衣履几席，不难作语”[8](314)，其使用的正是可以达到“奇恣诙谐”效果的姚氏笔法。姚鹓雏曾承认“此诀实得之英文家却尔司迭更司氏”[8](313-314)，足见他受西方小说影响之深。实际上，此类小说也受到了韩愈《毛颖传》、柳宗元《蝜蝂传》《黔之驴》等寓言散文的影响。可以说，正是因为我国本身拥有非常丰厚的滑稽文学遗产，当它在近代与西方文学的幽默情趣相结合时，才结出了姚氏滑稽小说的累累硕果。此类小说主要有《帕语》《电扇语》《猫语》《眼镜谈话会》等。《帕语》别开生面，通篇使用第一称“余”叙事，“余”即帕，使奇境顿开。小说以一方丝帕的口吻叙述“余”跟随主人赴宴，回家后主人虽对主妇百般逢迎，主妇仍然因帕而疑心主人有外遇，对“余”与主人皆施以酷刑。后来，“余”陪着主人密会女郎，并被主人作为信物赠予女郎。女郎作为“余”之新主人，对“余”百般呵护。不料，女郎旋即被“余”之旧主人抛弃，抑郁而亡。“余”则作为罪魁被女郎母亲掷于腐草之中，却为女郎婢女小怜所得。此篇小说滑稽中寓有深意，从李香君、林黛玉等薄命红颜与“冰绡”的“帕史”写起，以女郎被情所困、恹恹而终为故事高潮，以丝帕“文理破碎、彩绣浪藉”告终，阐释的是“色衰爱驰，今古之常例”的道理。这篇小说对当时那些身当妙龄的女郎在恋爱择偶问题上有一定的警示作用。《眼镜谈话会》写得很有趣味，通过一次眼镜们的谈话会写了当时社会上的几种有特色的人物，如迂腐可笑的“大近视”、善吊膀子的“时髦人物”、爱发牢骚的“老先生”、想着行乐消遣的“我”等等。其语言诙谐、逗人发笑，如写“大近视”的一段：


  当时便有一位白胖胖亮晶晶的同辈开谈道：“我今天总算乐极了。我那主人是一个大近视，每天总得要和我厮伴着。因为他除去了我，一尺以外，便辨不出东西南北，真可算得目光如豆呢。有一回，他去赴一个亲戚家的筵席。那天恰好我没同他去，他仓皇之间，也没想到，大概是五藏神催逼得厉害，忍耐不住了。直到入席之后，方才想起我来，然而一时间竟没法想。客齐入坐，水陆杂陈，他瞧见前面一只碟子里，乌黑的当是瓜子，便用手去抓，却不道是一碟子的松花，闹得满手黄的黑的，还尽着往嘴里送呢。当时大家哄堂大笑。他急愤不过，赶忙回到家里来，向抽屉中找出了我，便狠命的往地下一掼，把我的一只腿跌断了。我虽然觉得痛，但是想倒很可借着这个伤，让我休息几个月。果然不出所料，他好像是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一般，掼伤了我，也一点不晓得怜恤，竟丢开了。倒是一个姨太太房里用的毛丫头，拾起我来，把我放在此处，便过了好几个月，直到现在。[9]


  这一段很好地体现了姚氏此类小说的特色，即抓住事物的功用、特点运用拟人手法使其大类人情，以它之口进行滑稽婉讽，达到特殊的艺术效果。《电扇语》《猫语》也正是通过猫和电扇的“眼睛”来看民初那个光怪陆离的社会，发一通感慨。虽然这些小说在思想内容上并不见得有多么丰富、高深，但其独特的以物拟人的艺术表现手法还是值得注意的。这些小说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显然是西方小说影响的结果，比起传统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更加真实有味，无疑是一种进步。另外，他还写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滑稽小说，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蚊雷》《蝉笛》两篇，均收入赵苕狂编、大东书局1921年版的《滑稽小说大观》中。《蚊雷》以滑稽夸张之笔写一位体态面貌如蚊，发声则“志小言大”如蚊雷的读书人曾被友人整蛊的故事。原来“蚊”有“拜贵之癖”，其友抓住此点让他转送一函“致苏州阊门外同春坊某大人”。他不知是计，则“窃喜自负”，抵苏后，一大清早就赶忙送信至“同春坊”，却发现是个妓院，闹出了一个大笑话。这篇小说对那些有“拜贵之癖”、喜欢夸夸其谈、自我吹嘘的人极尽针砭讽刺之能事。《蝉笛》用笔亦极滑稽夸张，小说描写了“无是先生”生活中的“三嗜”：嗜书、嗜烟、嗜贫。小说以趣取胜，意含微讽，但对“无是先生”如吸风饮露之蝉的高洁品格总体上还是肯定的。综上可见，他的短篇滑稽(寓言)小说融中西文学于一炉，且多含寓意，并非仅仅逗人一笑而已。


三、现代短篇小说之前奏
  姚鹓雏是民初短篇小说革新的积极探索者，他在长期编译西方小说的文学实践中，受其刺激与启迪，并感应时代之召唤，积极进行短篇小说创作的文体试验。这些试验非常多元且富有前瞻性，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现代的小说作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短篇小说的现代转型。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其将人生经历融入其中的“自叙传”小说，如《槐淘絮语》《长天遗响》《纪念画》《天然学校》《几园》等。据《南社人物传》记载：“鹓雏7岁丧母，依外家何氏抚养成长。”[10](524)这则材料在其他有关传记中很少提及，而出于其长女、长婿笔下是可信的，这从他的一些“自叙传”小说中亦可得到印证。《纪念画》就是一篇集中回忆此段生活的小说。小说给读者贡献了四帧“纪念画”：一是在外婆家安适顽皮的童年生活。小说中，“佶儿”七岁丧母，八九岁依外家生活都是纪实。通过这幅“纪念画”作者着意表现了外祖母对“佶儿”的疼爱和教养。二是少年时的刻苦读书生活。作者在这幅画中着意描写了外祖母临终时对“佶儿”前途的嘱托，希望“佶儿”的父亲“将来总不要放佶儿出远门”，使其安分在家谋生活。这是老人“平安即福”的朴素愿望。三是外祖母逝世，弥留之际，“看着我还说了句：‘佶儿，快将衣服穿上’”。真所谓语短情长，令“佶儿”无限伤心。四是出国前，到外祖母坟前拜别。这也是纪实，民国七年(1918)春，作者应聘赴新加坡《国民日报》馆任职，这与小说中所记也相吻合。这篇小说明显呈现出一些“新”的、“试验性”的特征。首先是白话散文体，小说主要意在抒情，淡化了情节，宛如一篇闲话家常的现代散文，对外祖母的无限感激与深切怀念在疏朗的笔墨中自然流泻出来，标志着姚鹓雏短篇小说的创新。其次是精巧的构思，“纪念画”的标题就一新读者耳目，四幅画面接连放映，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展演了外祖母与“我”的情感故事，让观者为之感动。虽然作者刻意求“新”，但小说还是留有一些“旧”的痕迹，如开头、结尾的题诗抒怀，中间偶然使用骈四俪六的语言等。这正体现出小说现代转型的艰难性，它绝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天然学校》也是一篇与此相类似的白话散文体小说，写了“我”童年时代自由自在的生活。《几园》记述“余”与松江名士杨了公等人的交游，主要是为杨了公立传。此篇之散文化、非小说化的特征更加显著，在当时试验性更强。杨了公是最早垂青于姚鹓雏的乡贤前辈，其人慷慨好义、扶危济困、诗酒风流、高风逸韵，是近代江南文人的典型代表，对姚鹓雏一生影响很大。《长天遗响》写出国前，少年与丽人的一次临别晚宴，大概是作者追忆旧情之作。《槐淘絮语》则写“我”从南洋回来，上坟时巧遇旧日北里情人的故事，表达了“重闻迷蛱蝶，无复问桃花”的怅惘情绪。上述“自叙传”小说都是比较纪实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姚鹓雏的人生轨迹与情感世界。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小说的出现，有力地推进了小说的现代转型。陈平原认为现代小说发展趋向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非情节因素的崛起与情节功能的削弱[11](181)。姚氏“自叙传”小说的突出特征正是运用环境描写、心理描写，以及穿插对话的方式，来有意削弱传统小说那种以情节为中心的叙述结构，呈现出了比较鲜明的现代色彩。可以说，这些小说对历史中人生状态的空间性书写，打破了古代短篇小说对历史性过程(故事情节)做时间性讲述的模式，这与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小说家所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另外，姚鹓雏对“自叙传”小说处女地的开垦，与其后继续开拓这一文学领地的以郁达夫为代表的现代小说家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是否受过前者的影响，也大可研究。

  其次，姚鹓雏还在短篇小说的形式、内容上做过多种试验。如他写的《奢》是一篇哲理小说，以一位高僧与一位书生的答辩为主要内容，阐释聪明人为“妄想”——精神上的奢——蛊惑终身的道理。《本能》是一篇对话体的问题小说，红豆先生思考的是人的“本能”问题，小说含有人人平等的现代思想。《童话》写的是一个男孩眼中的世界，充满了童趣，从语言到内容都非常贴合儿童的心理，是我国早期难得的童话佳作。《风云情话》则是两则由诗境化出来的小说。第一则小说营构的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12](78)的意境。第二则呈现的则是“闻逐樵夫闲看棋”[13](124)的闲适之境。两则小说均淡化了情节，以写景抒情为主。两篇中，单写景的部分几乎占了全文的一半，如《风云情话(二)》中写道：
春风一至，那卵色天上散着鱼鳞断锦，觉得软暖之气便从这里面散将出来。道傍野草开着，娇小疏艳的花儿，似乎向人微微展笑。我那一天偶然郊行，走的乏了，便在一个村落茶店中歇了下来。这村落不知叫什么名字，疏疏落落的，也不满十来家人家，倒一面临着大湖，那绿波千顷，掩映上来，逼的人衣袂须眉都成了绿色，茶店傍边有几棵合抱不来的桧树，树枝上一只黄莺儿，叫个不住。低头一看，树底下还有二个老者坐着围棋消遣呢。[14]
  这样的写法出现在1916年，应当算是新颖别致的创造了，它与五四以后“新文学家”所追求的小说散文化、意境化也颇有共通之处。

  综观姚鹓雏的短篇小说创作，其最突出的特征是摹拟与试验。作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小说家，他大量创作效“传奇体”的小说是希图在旧底子上绣出新花样，通过努力，他和叶小凤等同道也的确形成了“传奇体”的新流脉。时至今日，这一传统小说体式最为核心的精神——“传奇”(作意好奇，追求奇味)——仍为一些作家所继承、并继续得到不少读者的喜爱，就此而论，姚氏等民初作家实在功不可没。作为以“文宗畏庐”编译域外小说而闻名的小说家，姚鹓雏自觉采西方之石来攻东方之玉，在写人、叙事及环境、心理描写等方面积极进行创作试验，并大力实践短篇小说语言的白话化③，小说内容的日常化，重视对市民大众进行现代生活启蒙，从而创作出一批既符合中国读者审美“兴味”，又和现代都市流行“兴味”合拍的作品。由此观之，姚鹓雏非但不是过去被定性的“小说逆流”，而是民初及现代文学史上短篇小说出现繁荣局面的重要推手。

注释：
①关于这方面可参看拙作《论姚鹓雏“文宗畏庐”的编译小说》，《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1期。
②对唐传奇这一文体特征的认识可参看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23页。
③姚鹓雏用白话创作的短篇小说数量占其所作短篇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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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鹓雏.焚芝记[J].小说大观,1917(11):8-9.
[4]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鹓雏.梦棠小传[J].小说大观,1917(10):1.
[6]鹓雏.觚棱梦影[J].小说月报,1915(12):5.
[7]汪辟疆.唐人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姚鹓雏.姚鹓雏文集·小说卷(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9]鹓雏.眼镜谈话会[N].民国日报,1916-10-18～25.
[10]柳无忌.南社人物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1]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2]欧阳修.生查子[C]//唐圭璋.全宋词简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3]卢纶.酬畅当寻嵩岳麻道士见寄[C]//刘初棠.卢纶诗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4]鹓雏.风云情话(二)[N].民国日报,1916-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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