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述论

姚波

姚莹述论

徐光仁

《广东社会科学》一九九一年第五期

姚波原文录出，以原文为准。


姚莹和林则徐同年，但比林多活了三年。两人官阶不同而生活经历性质却大致相同。他们对内热心于改革弊政，对外坚决禁烟，反对侵略。然“二臣者，皆不竟其用”①。过去对于林则徐的功绩，表彰称颂，论者已多。对姚莹在台湾抗英的战绩及所受冤狱和他的著述，重作论评，笔者认为同样具有弘扬爱国主义的意义。




姚莹（1785—1853）字石甫，晚号幸翁。安徽桐城人，青少年时受学于从祖古文学家姚痫。嘉庆中一试中举，再试成进士。入粤督百龄幕府从政。在粤五年。1816年起先后任福建和平、龙溪县知县。1819年调台湾海防間知。道光元年（1821年）任噶玛兰（今宜兰）通制，在台五年（1819—1823），熟悉台湾情况。1826年回到北京，和龚自珍，魏源、汤鹏、张际亮等交往，慷慨激厉，评论时政，“才气凌轹一时”②。1831年后任江苏武进、元和县令，升高邮知州﹐旋调署淮南监掣同知，办理盐政改革，很有成效。林则徐是他上级；称许他办河工、漕务﹑理狱，很有成绩。1837年，升为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次年到任。姚莹诚心团结台湾总兵达洪阿，一致对外，加强防务。在整个鸦片战争中，台湾打退了英军五次进犯，其中两次取得胜利，“一方屹然，洋船不敢再犯”③。但在卖国的南京条约订立后，姚莹被英使璞鼎查诬陷为“冒功杀俘”。投降派耆英等随声附和，道光帝怕和议有变，竟逮姚莹等入狱。一时舆论哗然，朝野论救，不久赦出，发四川以知州用，任藏差，奔走于川康藏地区，调解当地宗教头目间的纠纷，期间著述颇丰，后降调蓬州。咸丰初，擢为广西按察使，继调任湖南，参与镇压太平军，任粮台后勤事务，死于军中。


姚莹从1808年到广州作粤督幕僚到1838年到台湾任职，三十年间历任东南省份的地方官，遍历粤闽江浙台湾地区。于“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④，遇事激昂奋发，锐意欲以自树。在粤时，“每闻外夷舛骜，窃深忧虑”，使他阅读了不少有关世界史地方面的书籍，应该承认姚莹也是较早追求世界知识者之一。在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时，姚莹就认为“夷情狡谲，绝其贸易，有事用兵，亦事势之必然者”⑤。


鸦片战争爆发，姚莹坚决表示，“莹职在守土，惟知守土而已”⑥，表明了坚决抵抗侵略者的立场。他和达洪阿拟定防务计划《上督抚言防夷急务状》七条。动员民间抗御外侮力量，大力招募壮勇、水勇，又对台湾的17个港口作了认真防御的部署。绘成《台湾17口设防图说状》，对各口设防炮位，官兵数字，港口深浅，守口长官人选，都作了详明的布置⑦。在募勇方面，令各村庄大办团练。到1842年初，全台册报练勇数字达47100余人，为清初驻台人数的4倍⑧。此外，在未设炮台的港口添设炮墩，“用大竹编为夹墙亘数千百丈，中实沙土，高仅五尺，其厚丈余，藉为我兵避炮之具，复挖长壕，下埋钉桶，以陷登岸之匪”⑨。可见姚莹为备战守土确实作了努力的。


在整个鸦片战争过程中，英军侵犯台湾五次（1840。8。7；1841。9。30；10。19；1842。3。12；4月间）姚莹对来犯之敌，除进行英勇抗击外，还大力揭露侵略者的暴行，“使人皆切齿共奋同仇”，他看到“远近士兵，闻召即至，察看军情，似尚可用”⑩，认识到“鼓舞人心，尤为目前第一要着”，为激励对敌斗争，公布赏格：凡俘获英船者“除炮械、图书入官外，其余银货，尽数充赏不许官人需索分毫”⑪。由于充分备战，在抗击英军中，两次取得重大的胜利。


1841年8月，英军攻陷厦门。9月30日英船“纳尔布达”（Nerbudda）号侵入基隆港口，炮击二沙门炮台；守军开炮还击，“立见夷船桅折索断”，“冲礁击碎，夷人纷纷落水”，驻守三沙湾军民，乘机出击，歼敌42人，生俘133人，缴获大炮十门⑫。


1842年3月12日，英船“安因”（Ann）号带第三板船4只，在淡水、新化交界的大安港入侵，姚莹布置在港口迤北的土地公港设伏诱入，为暗礁搁浅，“夷船不能开驶，官兵发炮奋攻一船立破，夷众坠水淹死无数，有……逃者，兵勇合力围击”杀敌数十，生擒39人，缴炮十门。所获“铁炮、鸟枪、腰刀，皆镇海、宁波营械”⑬。


这两次战役取得胜利，是台湾军民共同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结果。“台中撮甲之士，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威奋于杀敌”⑭。应得到后方大力资助。“台民捐资出力，同赴国难之人颇多”⑮。得能“未烦内地一兵一卒者，皆赖文武土民之力也”⑯。


三、


台湾军民这两次抗英的胜利，是在“朝廷屡有专征之命，阃外曾无告捷之师”⑰的情况下取得的。一个日本史学家写道：“各地的大官儿们都败在英军的手中，他们都觉得无例外地打了败仗才好，这样，英军就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如果一个地方有了战胜的功绩，借口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就说不通了。所以台湾当局一直受到其他地方打败仗的官员们的忌妒”⑱。对英国侵略者来说，在整个战争中“所到之处，无不纵横为志”，惟在台湾“连遭挫衂”，“台湾先后两破其舟，死及囚者不下千人，（英人）丧失赀财甚钜”⑲。“有损彼（指璞鼎查）威”，“其恨可知”⑳。所以，南京条约订立后，璞鼎查竟指诬台湾镇道“杀害遭风商民”，要求将两人“去官正法”，并威胁称“若非如此办理，难保无致干戈复起”㉑，耆英，伊里布，怡良等随声附和，一时“江南闽中，弹章相继”㉒，他们妒忌姚莹等抗英立功，“多方陷之，欲置于死地”㉓，从而构成了震惊一时的“台湾冤狱”。


其实，姚莹等在抗英胜利后，就多次上奏要求审讯战俘取供后，将其正法，“以彰国威，而壮士气”㉔，道光也曾硃批“览奏嘉悦之至”。姚等“遵旨将年来所获夷囚，除头目留禁外，悉斩之”㉕。璞鼎查提出“啣冤”要求将姚、达“以命抵偿”，显然是一种胁逼报复。道光帝既决定投降，害怕已成之“和议有变”耆英致书京中要人，竟说“不杀道镇（指姚莹达洪阿），我军无立足之地”㉖。为了“务求成全和约”㉗，“外则耆（英）相主之：内则穆（彰阿）相主之”㉘，姚莹虽上奏申辩，指出英船侵台之时，并无飓风，“如系商船，为何开炮攻我炮台”㉙，我方俘获之炮位，夷人战甲，武器等皆可证实为侵害闽浙沿海之敌舰。被俘人员亦供认不讳。实际上当年10月19日有一英船在台湾金包里洋面遭风溺海，被台湾军民救起25人，姚莹即派人送交厦门英军。可见姚莹是具有非战斗人员无罪的概念的。然而在投降派“必欲镇道引诬，以谢敌酋”㉚、“成算早定”的情况下，闽督怡良奉旨于1843年2月渡海入台，将姚、达两人逮捕，“一时郡兵不服，其势汹汹”㉛，“官兵千人，扯臂呶呼，”“士民复千百成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签呈申诉者凡数十起”㉜。“镇军惧变，亲自巡循慰谕乃散”㉝。当姚、达囚车入京时，在长辛店得到在京爱国士大夫三十多人具有声援性质的迎接。福建诗人张际亮抱病在苏州等候，跟随囚车一同到京。一时朝野爱国官绅“论救之章相继”，有人敢于指出：“今信逆虏反复之说，轻折捐命之臣，摧败士气，为夷复仇”㉞。可见舆论不平之激情。这是近代初期面对外国侵略，国内抵抗和投降、爱国与卖国、进步与反动两种势力斗争的表现。林则徐，姚莹代表的反侵略爱国主义事业，虽以“不竟其用”而遭挫折，但这一爱国主义传统却一直激励着中国人民为反抗外国侵略而进行前仆后继的斗争。


四、


姚莹等入刑部狱，6天后即赦出。姚以同知发往四川用。次年7月，他到成都。被川督派往川西康藏地区调解藏族宗教头目两呼图克图间纠纷，奔走于穷山恶水间。但姚莹甘任此苦差，以便了解边疆山川形势，民情风俗，道里远近，详加考证，对在此地区的英、俄、印度情况，诸教源流，政治利病，详如记述。自谓“欲以管窥孔见，聊备控驭遐荒及风俗人心之一助”㉟，写成《康輶纪行》一书。他自述写此书的目的是“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一雪“英人及西洋人士每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事者”之耻㊱。此书以逐日亲记体裁，详记该地区的地理，风习文化，宗教、物产、气候、交通等情况，对印度，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入藏通道、贸易情况及英、俄两国在这地区觊觎西藏的野心和矛盾也有记述。当时姚莹致书林则徐就已指出“其（指英国）窥藏之心久矣”㊲。在致友人书中也指出英人为患于藏者“已迫”。姚莹是最早经过实地考察，了解到英、俄侵略西藏野心，最早关心边疆危机的爱国者。方复恒曾为《康輶纪行》作跋，指出：“盖先生身历时艰，实有见夫事势之杌檪而大惧于将来，因使车所止，穷考西方诸国及异教源流，俾天下晓然不为蛮夷所欺，原其忧国忧世之心，岂不深远也哉!”㊳这种“忧国忧世之心”，是对外战争失败所给他的沉痛教训引起的。姚莹认为“海夷之技，未有大胜于中国也，其情形地势且犯兵家大忌，然而所至望风披靡者，何也？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因而他撰写《康輶纪行》一书的目的就是“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图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蜮，岂得已哉？”㊴很明显，这部忧国雪耻、为求制夷之策而作的著作所寄予的爱国精神是富有时代进步意义的。


姚莹写书，重实地观察纪实。他曾说：“余尝至英夷舟中，见其酋室内列架，书籍殆数百册……而尤详于记载及山川风土，每册必有图。其酋虽武人而犹以书行。且白夷泛海，司天文算法者甚众，似童而习之者。盖专为泛海观星以推所至之地，道里方向远近，必习知此，乃敢泛海舶纵所之也。”㊵对照西人这种“童而习之”。学以致用精神，较之“吾仔（人＋于）读书自负”，“于天文算数几成绝学，对待夷人，能无沘然愧乎？”㊶在实地考察中能结合实际得出正确观感，这种学习精神是可取的。


姚莹对魏源著《海国图志》，非常钦佩，他说：“可谓先得我心”，“得其书，可以释然无憾矣”㊷。姚莹认为在举世讳言海外夷事之时，“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犯诸公之忌”㊸，以雪外人笑我不知海外情事之耻是极难能可贵的。姚莹在自己书中也有类似“以夷制夷”的策略思想。如说：“彼区区英吉利者，地不及吾二十之一，人不及吾百之一，且其本国有佛兰西，其新开西海之地有弥利坚，新开印度之地又有俄罗斯，皆强邻逼近，与为仇讐者……苟能知其虚实与其要领，何难筹制驭之方略乎？”㊹在这里他对于英、法、美与印度、俄国之间关系的看法虽都不正确，但其意在了解各该国虚实与其要领而加以利用，以“筹驭之方略”，显然含有“以夷制夷”的策略意义。


《康輶纪行》称许外国地图的作用，曾说“四海万国俱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昧”㊺，姚莹在台湾审讯英俘船长颠地得其国情，且嘱其画出《英吉利地图说》，“海陆形势颇具”，他还参考南怀仁《坤舆全图》绘成《中外四海总图》，姚莹称赞西方国家应用技术和自然科学天算学问的话很不少㊻。对英国政治制度，风习，宗教亦多有记述，但对西方文化则主张“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其学术”㊼，对于“巴厘满衙门”（指议会）的介绍是和宗教、风习同样看待，列为“禁传”范围，并不称赏，更无“师法”之意。


魏源比姚莹少九岁，官职比他低。在对待“海外情事”上得到姚的称许，这在当时是很值得注意的。有的研究姚莹思想的学者认为“姚莹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超过了魏源的水平”，认为他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进一步发展了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㊽，这个论评是值得商榷的。


据姚莹于道光丁未六月《候林制军书》，知《康輶纪行》一书成于当年（1847年）。此时姚莹尚未见《四洲志》原书，而魏源则在五年前已写成《海国图志》50卷本，这时已增订成60卷本。姚莹写书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了解敌情，“以定制驭之方”，或“制驭之宜”，似未超越“自古兵法，先审敌情”、“知己知彼”的认识水平。而魏源之著述，在自叙中已明白交代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㊾。梁启超称此为“三大主义”，并认为“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㊿，所据是西洋人资料，具有全面对待英国侵略的策略思想。已具有近代世界意识的认识水平。相对于对外无知，虚骄自大，坐井观天的顽固守旧派来说，姚莹以不了解外情为耻，自言喋血饮恨而作该书，具有爱国反侵略的进步时代意义，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比起魏源所具的世界地理知识及对敌提出的“三大主义”，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深广度以及对应的策略思想，高下之别是显而易见的。


魏源在《筹海篇》里提出的“师夷长技”固然没有超出船﹑炮及练兵的军事技能制作训练方面的范围，但对比姚莹尚未提到“师夷”概念，则已大进了一步。这在封建士大夫中是极其勇敢，并具有世界意识的一步。从“知夷”到“师夷”可说是古代到近代对夷认识飞跃的一步。“师夷“超越了“以夷变夏”的束缚，如果对封建旧思想没有批判精神而另有所树立是绝对做不到的。魏是今文经学家，姚则为桐城理学家，这在思想上就有很大的差别。魏对“长技”范围的理解到他补订其书成百卷本时，又有发展，拓展到新式机器，河港设施，发行钱票、汇兑保险等方面，对欧美政体制度，他虽未敢超越于东方封建体制的旧垒，有加变革之意，但他对欧美政制曾称之为“武”、“智”、“公”、“周”；称瑞士为“西土桃花源”〔51〕，这都不是姚仅作介绍而未作称许可以相比的。魏的“师长说”实非姚思想认识所可及。《海国图志》一书是近代初期中国先进爱国士大夫所能达到的最高思想水平，它对中国和日本日后的变法维新都起了重大作用，这已为后世史家所公认。


五、


姚莹在鸦片战争前历任东南沿海地区的县级地方官，以两江督抚陶澍、林则徐为中心的改革弊政的一些活动，他几乎都身与其役。如整饬吏治，廉洁自守，陶、林自身都作出表率，为时论所称颂。姚莹任两准盐政多年，亦廉洁自持，且至负债。他降官蓬州，曾致书友人说：“鄙人穷官数十年，虽昔在两淮膏腴之地，未尝不穷，至今负债万数千金未偿者，皆两淮时事也。生平未尝妄取，不自言贫而好施予，故人亦罕知其贫者”。〔52〕两淮盐运使在清代宫场素称肥缺，任此职者贪污自肥、勾结权贵，不乏其人。而姚莹任其职多年以致负债久而未偿，可见其力挽颓风、廉洁操守之志。姚莹为人，不屑“阿谀容与以求悦于上，矫饰诈伪以取誉于下”，所以“交游中，未尝不谓某之屡任屡踬，有由然也”〔53〕。


改革和因循守旧是对立的，前者必然是反流俗，反保守的。姚莹写道：“古今时势不同，当务为亟，今日事势可忧可惧为此，似不宜守拘墟之见，犹以覆辙为美后也”〔54〕，对待外夷情事，“自古名贤皆恐世立移情务远，骚中国而事外夷，故深拒夷事不讲，……今昔不同，岂可置之？无怪外夷交侵，群相惊畏而莫知所措也”。〔55〕姚莹看到海外诸夷入侵，种种“可骇可耻之事、书契以来所未有”，“痛心疾首，日夕愤恨”，终于历尽艰苦，“喋血饮恨”写成《康輶纪行》一书，这种深沉的为对外求知以御外侮的反保守、反流俗、富有改革的精神正是符合时代前进要求的。


姚莹在台湾服官先后将十年，前一阶段任海防同知噶玛兰通判，“多方规划，兴利除弊，民称其善”〔56〕，且为汉族与高山族团结。破除迷信，倡导文教作出了不少成绩。林则徐对他的考语，称之“学问优长，所至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57〕。姚莹治民治军，很有自察精神。他说“为吏而曰民恶者，其人必非良吏；为将而曰兵恶者，其人必非良将”〔58〕，这可视为他政绩成就的思想基础。后一阶段，当对外战争期间，他和达洪阿同负全台军事重责。应该指出他们招募乡勇水勇，则是以“攘外必先靖内“作出发点的。招勇为的是”使沿海穷民得以资生，免为敌用，是攘外即所以靖内也”〔59〕。他认为“乡勇非他，即台地之悍民也。能善驭之，故为义民，苟一不善则乱贼矣。”〔60〕所以，他是以“将御外侮，尤防内奸”，〔61〕立场来对待入民抗外力量的。即使“逆夷滋扰”“所有厅县官及陆路异兵皆当照常弹压地方，不可轻动”〔62〕。所以当他讲到自己在台政绩时，总以“内抚不靖之乱民，外扯凭陵之夷寇”〔63〕并提。从他对义勇训练所采取的戒备态度更可见他无时不抱防民之念。他写道：“台人勇悍好乱，所以尚易扑灭者，正为其乌合也。若入营操演，教以纪律，则营中所长彼且有之，更习知营中虚实，异日不可复制矣。盖海滨犷悍之民，易动难静，一时得其力固易。事后弭其患甚难，不可不深长恩也。”〔64〕当他御外守土有功而被诬为“冒功杀俘”。构成冤狱之时，他所想到的只是“君恩不可负”，为了不碍“抚局”自谓“道在息事安人”，“无所逃罪”，“不惜微躯以全大局”，“纾国家之难”〔65〕，自甘囚车就道，绝不会想到依靠全台军民汹汹不平情绪，为自己与同僚伸张爱国正气了。


鸦片战争后不到十年，清王朝腐朽统治早由“官与民，民与兵，已同仇敌”〔66〕发展为爆发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姚莹立即站到农民的对立面，晋任广西按察使，为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大营翼长（相当于参谋长）替清廷出谋献策，竭尽全力，最终死于军中。


六、


姚莹的抗外态度是坚决的。也是充满信心的，他看到敌方的种种困难，认为中国只要“再持数月，夷将自溃”。〔67〕南京条约订立，他极为愤恨。接着又遭诬陷，槛车七千余里入都，备尝困顿颠连之苦，但他“不惜微躯以全大局，纾国家之难”，“独念以天朝全盛之力，绌于数万里外之丑夷，失人心，伤国体，竟至不可收抬，是不能无恨耳”。〔68〕这种愤恨之念比起忠诚于清王朝的臣子本性则是次要的。他出狱后贬官四川，致书友人，谓台湾之狱是“赖上仁明，供辞甫上，立出之狱，復予官，使避夷入蜀，此岂寻常恩遇哉”？〔69〕他忠于清廷，认为自己是“受人之爵，宜忧人之忧；食人之禄，宜任人之事”〔70〕，忠诚为清王朝尽瘁是理所当然的。他不可能具有依靠全台军民抗外的敌恺和国内投降派作斗争，更不具备反封建的单独反侵略的思想水平。


姚莹特别重视讲求封建伦理气节，他对当时政治腐败，社会种种危机的揭露，比起龚自珍、魏源、张际亮、汤鹏等人要少得多。而热衷于前代忠孝节义之士的表彰则甚为出力。他居官江南很想搜求周秦以逮明季忠烈名贤遗集尽刻之，名为《乾坤正气集》但未能悉愿，只刻了左光斗、史可法两集。他以生平“惟重一义字”自持，以“不通晓世故”不结交显要，不轻与人通问自许。他和方东树等宋学家交往甚密，激烈反对繁琐考据的汉学，崇尚宋明理学。他甚至认为政治腐败，对外战败，都源于当政者不重视封建伦理道德所致。他说：“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是以风俗人心日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至于外夷交侵，辄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国家之大辱，岂非毁讪宋儒诸公之过哉？”〔77〕可见他对国内外时势的认识水平，落后于林、魏等人甚远。


姚莹65岁晚年写了《十幸斋记》一文，总结生平经历以自慰，以台湾之狱，“圣主亦念其劳为之昭雪”，以及在迁谪中“得以全身而退”，作为生平两大幸事。而在台守土有功，在边缴苦差中撰书《康輶纪行》一书则是他一生忧国进步的两大贡献。至于他的学术思想属于宋学体系，尚未达到当时今文经学以公羊学派论时弊，以经求为治术，讲求变法改革的水平，他的对外思想比起守旧派是先进的，但尚停留在要求详悉敌情，以定抚驭之方的阶段，尚未达到“师夷技以制夷“的高度，说姚莹对外知识及策略思想高于提出“三大主义”的魏源，那是不符两人的思想及其著述实际的。


注（略）……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