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勤耕耘在史学教学与研究园地的姚从吾先生

姚波

辛勤耕耘在史学教学与研究园地的姚从吾先生

李长林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

姚从吾先生原名士鳌，字占卿，号从吾，中年以后以号行。河南襄城人，生于光绪二十年（1884）。1914年考入北京中华大学预科，1917年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师事张相文、陈汉章、朱希祖等教授。同学有傅斯年、罗家伦、张傧生、田培林等。1919年随张相文办《地学杂志》，当时白眉初等编纂，姚从吾以撰述协助。1920年史学系毕业后，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做研究生。这段期间他对地理的兴趣仍然浓厚，发表地理和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译文十五篇，并曾计划“年游一省，以广见闻”。


1922年北京大学派姚先生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福兰阁（OttoFranke，1863—1946）、海尼士（ErichHaenisch，1880—1966），专攻蒙古史兼及史学方法，同时交往的友人有毛子水、傅斯年、陈寅恪、罗家伦、俞大维等。在此期间，姚先生曾先后兼任波恩大学东方研究所和柏林大学汉学研究所教授衔的汉文讲师。后来海尼士在谈到柏林大学的汉学课程时还特别提到：“1932年—1933年度蒙古史专家北京大学姚从吾教授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海尼士：《1889—1945年柏林大学的中国学》）。今日的柏林自由大学则视姚先生为该校聘任的第一位中国教授。


姚先生在追忆自己在北大求学和在德国留学的情形说：我在北大念书时，颇得名师指导，如屠敬山、柯凰荪、张相文先生，都是大学时代的导师，邓之诚等于现在的助教，……崔适、陈汉章、朱希祖等都是上课的老师。所谓乾嘉朴学，是朝夕挂在嘴上的。到德国后，情形大变了，始而惊异，继而佩服。三年之后渐有创获，觉得Ranke（兰克）及Bernhim（斑汉穆）的治史，实高出乾嘉一等。他们有比较客观的标准，不为传统所囿，有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启示、指导，可以推陈出新，他们很有系统的、切实的、客观的治学方法，他们有意想不到的设备，意想不到的环境，合理的人生观，与合理的社会生活。五年、六年以后，我不想回国了，想在莱茵波恩大学安家了；设非当年老友傅孟真年年寄北大聘书，骂我偷懒，骂我忘记祖国，我怕真的不回国了。1934年，姚先生返国，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并于1936年兼系主任，讲授匈奴史、辽金元史、蒙古史和史学方法，曾将斑汉穆的《史学导论》译成中文，作为参考讲义，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曾发起组织中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并开始搜集史料。与他共事的有陈寅恪、钱穆、邵循正、张荫麟、郑天挺、雷海宗、向达等名教授。1946年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北平，同年冬任河南大学校长。从留学德国至抗战结束期间，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蒙古史发凡》、《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和救世思想》、《金上京考》等论文，和《匈奴史研究》、《历史研究法导论》两部讲义。


1949年1月，姚先生到台湾，暂住台中和彰化，不久应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之聘，任教于台大历史系，讲授史学方法，辽金元史和辽金元史专题研究，并创办了辽金元研究室。临终前姚先生曾将讲义《近代欧洲历史方法论的起源》修改后发表在中国历史学会集刊第二期上，详言德国尼布尔（Niebuhr）、兰克的治史方法。根据这些情况，杜维远先生在《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一文中，将姚先生与张致远、沈刚伯、刘崇等教授并列为50年代至70年代在台湾输入西方史学的重要人物。


姚先生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关系密切，曾任该所通信研究员。195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其后又任评议委员。


姚先生的科研计划得到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资助。1960年台湾大学推荐他为长期发展科学讲座教授，他所主持的汉译蒙音元朝秘史的项目，又得到东亚学术计划委员会的资助。1959年他在向该会提出的报告书中，提出了他自己和台湾的史学研究的打算：我是主张“以勤补拙，以俭延年”八字律已的，行之多年，颇有实效。今后仍愿继续下去，在适之先生与先生（按：李济）领导之下，安心工作八年或十年，以期对于我国一片荒地的本国朝代史，与历史连续史，有所贡献。个人生活，能如近一两年的小康（买菜有钱，出外有衣穿即可）。欲已足，此外别无他求，只有祷告上帝，使得道者多助，对内把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发扬光大，将现代汉学研究中心，奠定在我国研究院和大学里，对外多培养几位李政道、杨振宁，多得几次诺贝尔奖金。


1950年以后，姚先生的研究与著述主要在辽金元史，晚年尤致力于元史。姚先生在讲授元史时，特别喜爱《元朝秘史》一书，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就曾协助海尼士研究此书。姚先生认为此书是中国史学史中难得的第一手史料。这部书用浅近的白话文记载史事，非常亲切真实。因此先生多次在课堂上和学生精读，讨论这部秘史。从1952年开始，他和老友札奇斯钦埋头研究此书，然后着手新译，到1960年工作完成，发表《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连载于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9至11期）。此后，姚先生又写了十篇研究秘史中有关蒙古人的习俗、动作和用物的考证论文。与此同时，他在元史方面也有论著多种，包括有关忽必烈的五篇，郑思肖和《铁函心史》的三篇，宋蒙战争以及余、王立等战功的三篇、李治的一篇，此外，还有《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张德辉岭北纪行足本校注》。


姚先生综合他研究连续史的心得，又回过头来看汉族的历史，倡“国史扩大绵延论”，为此写有专文《国史扩大绵延的一个看法》，收入1959年出版的《东北史论丛》，作为此书的序言，文中提出对中原汉族和边疆民族四次融合的看法，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能够绵延扩大，是该民族的智慧和力量配合而得到的成果。在中国，当汉族在中原力量衰退，边疆民族力量强盛，甚至入主中原时期（辽、金、元、清），儒家大同文化（智慧）经受了考验，并为这些民族所接受，而造成民族的大融合，于是中华民族得到了新的力量。姚先生以此观点深入研究，建立起辽金元史体系，他进而又开创宋史与北亚、中亚史的研究，写成一系列论文，并编成《蒙古与南宋争夺巴蜀始末》专题资料。


姚先生从事研究工作态度严谨，他服膺19世纪以来德国的科学治史方法，注重原始资料，实事求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反对利用间接资料或转手资料，尤忌不查原书的转引。为了搜集资料，从阅读资料中发现新问题，他常到藏书丰富的台北南港图书馆查阅书籍，将其笔记题为《南港读书记》。他的工作很有规律，十分勤奋，几乎每天都到研究室工作，风雨无阻，星期日也少有缺席，他经常提醒学生要密切注意国内外史学研究动态，他自己和西方的一些学者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又时时注意国外出版的书刊。由于不谙日文，他请学生译了不少日本学者的重要论文。姚先生精通蒙古文、英文、德文，晚年又精神奕奕地学习日文和满文，并倡导组成边疆语文研究会。


在指导研究生工作方面，他把德国的研究班（Seiminar）引进国内。他相信“方法寓于工作之中”，把自己的经验和心得，在研究班上传授给学生。姚先生指导研究生有方。据曾在西南联大学习过的姚先生的研究生的方龄贵回忆，姚先生不仅把一些重要书籍借给他，而且还把每种书籍的史料价值及其优劣得失，加以评介。当讲到《蒙兀儿史记》时，说此书有一个很大优点是夹行小注，于史料取舍著录分明，使读者知其所本，自作权衡。讲到《元朝秘史》时，说此书史料价值不在《元史》之下，甚且过之。并强调研习此书，应据汉字标音蒙古文及“旁译”，结合“总译”并参稽其他中外史料，寻绎探考。


据杨志玖回忆，1939年9月他考进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姚先生学元史。后来他想以入所前的论文《元代回回考》初稿为基础，加以补充修正，作为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于是把《元史》中不列传的回回人物一一作出卡片，同时也把《元典章》、元人文集中的有关史料加以抄录。


在毕业前确定毕业论文题目时，姚先生不同意他的打算。姚先生给他写信说：“吾意‘纂述’与‘心得’相因而实不同，吾弟两年来两读《元史》，泛读元人集等而纂述《元代回回考》，此可以见弟治史之功力。而严格言之，此亦他人能作者，尚不能说是真有心得。研究所不能认为是一种满意之论文，除《元代回回考》为入所论文（按，指报考研究所时交纳的论文，如不合格即不能参加考试）之外，此亦一因。”杨志玖根据姚先生的意见，把论文题目改为《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主要是分析元世祖时代汉人和回回人的政治斗争及其原因。结果写出了一篇具有创见的论文。方龄贵的毕业论文，也是在姚先生精心指导下完成的。方龄贵的硕士论文《元朝建都及时巡制度考》，题目是姚先生提出的。姚先生认为：通常把大都（今北京）作为元朝唯一的都城，并不很妥当。有元一代，自世祖忽必烈以下诸帝，照例在三、四月间携同后妃及文武百官赴上都（今内蒙正蓝旗东北闪电河北岸），照常处理政事，八、九月间还大都，往返时巡，成为定制，实际上行的是两都并立的制度，值得作进一步深入探索。方龄贵根据姚先生的思路，搜检《元史》和大量其他有关史料，经过反复考核论证，完成十余万字高质量的论文。姚先生不但对同辈学人，甚为自谦，就是对青年学者和门人弟子，也非常尊重。1939年姚先生在昆明《益世报》副刊《读书》上发表了《说叶刻本元朝秘史中的固姑冠》一文，主要从史料上论证蒙古语“勃里塔”即固姑冠。于是北大文科研究所青年教师吴晓铃，就此问题与先生通信有所讨论，并在香港《星岛日报》副刊《俗文学》上连续发表《说罟罟》、《说罟罟补》两文，得到姚先生称赞。在辽金元史研究班上，他大力推荐吴晓铃的两篇文章，延誉不止，要学生细心阅读。姚先生最大愿望，是能和学生一道致力于国史研究素质的提高。他时常写信给出国留学的学生，希望他们早日学成回国，把新的方法，新的活力带回来。在致杜维运的信中写道：敬祝工作顺利，早日学成归国，为祖国服务。并望对于国内（当指台湾——引者注）荒鞠不治的史学界，多所补救也。在致肖启庆的信中写道：日暮途远，所可自慰者，惟期望诸弟俱能青出于蓝，卓有树立，对祖国史学能维持住好的传统，不让西人用他们的偏见来写我们的历史，于愿已足。


信中充满的爱国热情，跃然纸上。1970年4月15日，姚先生因心脏衰竭逝世于台湾大学历史系研究室里，享年七十有六。各界很为这位老教授终身从事教学和研究，最后死在工作岗位上，多所表彰。遗著主要有自己编选的《东北史论丛》及逝世后由门人编辑出版的《姚从吾先生全集》共十集，犹为未备。先生在各大学执教垂四十年，桃李满天下，遍及海内外，晚年尤其堪称台湾蒙元史研究的奠基人。大陆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列有姚从吾的专条，充分肯定了他的业绩。


姚从吾先生一生献身于史学的研究和教学，受到他谆谆教导的莘莘学子，都立志去走他未走完的路！凡是听过他的课的学生都永远忘不了他的名言：学游泳要跳到水里去，骑马要坐在马背上，画我须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