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燕北书城”到“惜古拂尘”——姚伯岳学术文集读评录

姚波

从“燕北书城”到“惜古拂尘”——姚伯岳学术文集读评录

姚小燕

摘要《燕北书城困学集》和《惜古拂尘录》是姚伯岳自1985年涉足古籍保护研究以来，先后出版的两部学术文集。文章回望姚伯岳“立足于勤，持之以韧”的治学路径，并在概述两著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依据所载篇文，综合评述其从事古籍保护工作以来追溯史实、考辨版本、揭示古籍的研学内涵，及其从“困而学之”到“游刃有余”的成长印迹。30余年来，姚伯岳始终不辞辛劳、兢兢业业地坚守在古籍保护事业的阵地上，以专业学识和卓越才能推动着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姚伯岳 燕北书城困学集 惜古拂尘录 古籍保护
引用本文格式姚小燕.从“燕北书城”到“惜古拂尘”——姚伯岳学术文集读评录[J].图书馆论坛，2020，40（11）：139-145


作者简介姚小燕，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hellocatty@126.com
收稿日期2020-05-07
原载：图书馆论坛《理论研究》◎2020年第11期◎


姚波原文录出，以原文为准


《燕北书城困学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与《惜古拂尘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是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姚伯岳教授自1985年从事古籍保护工作以来，在古文献整理与研究领域追溯故往，揭秘史实的学术记录，也是其勤苦钻研、不懈求索的研学见证。这两部学术文集包含了姚伯岳教授在史实考证、古籍编目、版本鉴定、古籍传承与保护等方面的思考，更蕴含了他30余年来对古籍保护事业的热爱与坚守。




1姚伯岳学术路径回顾
“人的天赋是有差异的，确实有聪明和愚钝之分。但我发现，一个人的天赋高低对于他的人生事业成功与否并不起决定性作用，特别是成年以后，勤奋和执着与否，才是真正决定一个人成就大小的主要因素。”[1]345姚伯岳教授于《燕北书城困学集》中《后记》开篇即道出其“立足于勤，持之以韧”的治学之法。


姚伯岳(1963~)，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成长于中学教师家庭的他，在父母引导与鼓励下，养成了勤问勤思、广泛阅读的习惯，这为日后他对学术研究始终保有如初的兴趣奠定了基础。得益于从小在图书馆借书、看书的经历，他很早便梦想着成为一名“坐拥书城”的图书馆员。故而在1980年高考获得优异成绩后，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大学的学习生涯丰富多彩，他系统学习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欧美文学史》《俄苏文学史》等中文系课程和《目录学概论》《历史书籍目录学》《文学书籍目录学》《图书馆古籍编目》等文献学专业课程，并与同学一起创办了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的“学海社”。这些求学与实践的经历日益加深了他对中国古籍的学习兴趣。1984年本科毕业后，姚伯岳便选择跟随郑如斯老师研读“图书馆古籍整理”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正式踏上古籍保护的研学之路。


198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姚伯岳留系任教，主讲《版本学》和《图书馆古籍编目》二门课程。后因院系教学改革，还增开了《著作权法》课程。即便如此，他也仍然坚守着古籍保护研究这一领域。后来随着教学改革深化，系里又要求他增开《新闻出版法规》《编辑出版概论》等本科生课程。为了能更专注于他醉心的古籍工作，1999年初姚伯岳正式调入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图书馆古籍部工作，由此开启了他与北大馆藏古籍相伴相守的岁月。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姚伯岳带领古籍部同仁完成了馆藏150余万册古籍的搬迁、计算机回溯编目等工作，主持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古籍分类法》的研制”“金石拓片的计算机编目检索研究”和国家《清史》编纂项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历史图像”，还主持完成了科技部重大项目“专门数字对象描述元数据规范”中的古籍、拓片、舆图3个子项目的研制任务，设计建成北京大学古文献资源库与高校古文献资源库的著录系统和发布系统。2005年，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完成了该馆所藏1，000多种金石拓片的编目工作。2006年回国后，姚伯岳担任古籍编目总校，带领古籍部古籍编目组对北大馆藏40多万册尚未编目的古籍进行大规模的原始编目工作。此外，他坚持不懈地利用业余时间刻苦钻研，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


2015年1月~2016年5月，姚伯岳接受北大图书馆的委派，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UW)东亚图书馆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图书馆，完成了对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文古文献的编目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受赠的庞镜塘(1900-1977)藏书的鉴定和编目工作。同时，也继续完成了高校古文献资源库的后期建设，并广泛参与了古籍保护学术研讨活动。


因为深感于业界古籍保护专业人才的匮乏，2018年3月，姚伯岳以天津市特聘教授身份调往天津师范大学创建古籍保护研究院，担任常务副院长，工作重点转至培养古籍保护专业技术人才。新环境，新岗位，姚伯岳孜孜矻矻于古籍保护工作的探索，先后发表了《任重道远，砥砺奋进——我国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之探索与愿景》[2]《古籍保护学科建设路在何方》[3]等极富创见的文章。2019年以首席专家身份成功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研究”，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王重民生平与学术思想研究”，为《王重民全集》的编纂与王重民相关研究倾注心血。


2姚伯岳学术文集概述


2.1《燕北书城困学集》
《燕北书城困学集》属“观澜文丛”系列之一，32开本，凡21万言。书首为王余光教授所作序言——《博学笃志，书通二酉》，对书中所辑文章予以简述，并指出该书不仅是姚伯岳的实践工作总结，更涉及其在学术理论上的推进，可谓“以理论拓展实践，以实践丰润理论，取精用宏，卓然一家”。书后有作者所撰写的后记——《素禀执著意，常怀感恩心》，依次讲述其求学经历、从古因缘、研学历程以及古籍编目与整理实践等，真挚感人，从中能真切地感受到作者从事古籍保护工作对其人生的重要影响及其意义。全书分为5卷。


卷一：“书林辨惑”。记录作者在工作中对古籍整理相关概念与版本学知识的辨析与思考，如“影抄”“影印”“影刻”“覆刻本”等概念的辨析、清代彩绘地图研究价值的揭示、近代照相石印技术、中国图书馆的古籍分类走向等内容。


卷二：“书香传家”。讲述古籍研究之历史传承与学术楷模，考述明代闵凌套版印刷之原委、内容、特征等以及黄丕烈(1763~1825)、堀越喜博(1889~1946)、魏隐儒(1916~1993)、沈津(1945~)4位古今中外学人的有关故事。


卷三：“书苑说书”。作者分别以《麟台故事》《本草纲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中国藏书通史》《中国版本文化丛书》《北京古籍丛书》这6部书为主题，予以评述。


卷四：“书府撷珍”。记录了其对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之明刻善本、台湾史料珍籍以及清人自著丛书的整理。此外，还综述其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所整理的金石拓片概貌。


卷五：“书韵谱新”。叙述作者对古籍编目系统建设的相关见解，包括中国古籍的计算机回溯编目、古籍元数据标准、舆图元数据规范以及“高校古文献资源库”的功能设计。


2.2《惜古拂尘录》
《惜古拂尘录》，全书凡32万言。书前有序言两则，分别为沈津和韦力所撰。


沈津先生是当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先后在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工作近50年，于古籍版本学研究方面造诣极高。沈津先生在序言中娓娓道出二人的相识经历，并就书中所论及的人物史实、版本鉴定、访学报告等予以评述，同时还从古籍整理与鉴定专业人才的培养现状出发，称赞作者为“近年来崛起的为数极少的版本目录学家之一”。


韦力先生在国内有“民间第一藏书人”之称号，不仅靠私家之力收藏了诸多珍贵善本，还撰写了多部藏书专著，如《古书收藏》《书楼寻踪》，著述颇丰。他在序言中讲述了当年与姚伯岳“未曾谋面却已引为知己”的同道之谊，并依次评述书中“饶毓泰赠书”“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建立时间”等相关内容，充分揭示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惜古拂尘录》是作者2009~2019年深耕古籍保护研究之作，即其所言“这段时间是我在北大图书馆从事馆藏未编书编目工作最繁忙的十年，也是我作为古籍编目总校对古籍编目工作思考最多的一段时期”[4]293。全书共分4卷。


卷1：“学人与书”。记录作者埋首故纸堆中，潜心钩稽学人生平与藏书史实。其中包含对黄丕烈藏书题跋与生前居所的评价与考证，王重民藏书、信札及其1941年秘密返国的史事揭秘，以及物理学家饶毓泰(1891~1968)、历史学家张芝联(1918~2008)的藏书故事考述。


卷2：“图书馆史与馆藏”。记录其发现北京大学图书馆创建时间的历史源头与最早馆址的考述经过，以及作者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访学期间对中文古文献的研究与整理。


卷3：“版本鉴定与古籍编目”。辑录了作者近年来在古籍编目工作中对版本鉴定的思考，其中包括古籍版本鉴别与著录中的内封、牌记依据问题，活字本鉴别与著录问题，以及古籍编目中广州刻书的版本著录问题。


卷4：“传统与现代”。阐述了作者对古籍传承理念的认知和对未来古籍保护事业发展的希冀，其中有图书馆对所藏古籍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的分析、中国传统纸张的研究、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书史研究等内容，均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3两著学术内涵
古籍整理与研究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问，不仅需要具备丰富学识，同时亦要遍览古籍，处处留心，才能体察到相关古籍版本的细微差异，挖掘到被忽略的真实历史。姚伯岳教授于北京、天津两地繁忙工作之余，依然充分利用时间，记录所得所思，所学所悟，并著文成书，嘉惠学林，令人敬佩。


3.1于故纸秘籍里揭秘史实真相
黄丕烈(1763~1825)，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绍武，号荛圃，又号复翁等，清代著名的大藏书家。1986年，在郑如斯老师的指导下，姚伯岳的硕士毕业论文定为《论黄丕烈在版本目录学上的成就》，这是他与黄丕烈的第一次“邂逅”，不曾想从此便结下了深厚的情缘。此文先是受到了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匡亚明先生的关注，邀请姚伯岳主笔其中的《黄丕烈评传》一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阐述黄氏家世生平、人生成就、生活志趣、学术交游、版本目录学思想等，并论评其学术地位与影响，是一部较全面评述黄丕烈生平与藏书活动的专著。此后20年间，姚伯岳撰写了《黄丕烈的藏书印》《真个苏杭闻见广，艺林嘉话遍天涯——对黄丕烈及其题跋的认识与评价》《黄丕烈生前居所及庐墓家系略考》等学术论文，继续沉浸于对黄丕烈的研究中。作者曾言：“我几十年来所从事的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又是和黄丕烈一生为之献身的古籍收藏，内容性质大致相同。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我对黄丕烈充满了一种既景仰又亲切的感情。”[4]2-3这或许就是他对黄丕烈持续关注的缘故吧。


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河北高阳县人，是我国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文献学家、敦煌学家，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今信息管理系)的创始人。作为王重民先生的再传弟子，姚伯岳对他的这位祖师爷充满了景仰和热爱，其留校任教时所讲授的《图书馆古籍编目》课程最早便是由王重民先生开设的。他还曾担任《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的编委和《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的第一副主编，并协助和主持有关王重民先生的课题研究。《惜古拂尘录》中所载三文，更加完善与充实了对王重民先生故往事迹的解读。


(1)北大图书馆藏民国三年傅增湘铅印本《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六卷，展现了王先生与傅增湘之间的师生情谊。


(2)清光绪十年长沙王先谦刻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二十卷，附志二卷，所记录的题识体现了王重民对胡适之子胡思杜的栽培与爱护。


(3)1948年北京大学出版组铅印本《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体现了王重民撰写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的殚精竭虑与呕心沥血。此外，对王重民先生与夫人刘修业共17通24页信札的披露，厘清了王重民1941年秘密返国护送古籍运美的任务始末，并展示了他们夫妇之间真挚而浓厚的爱情。这些史实均进一步凸显了王重民先生的人格魅力。


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的前身，建于1898年，而其藏书楼的建立之年却为1902年，对此，相关学者曾有诸多质疑，却一直缺乏有力的证据。直至2013年，姚伯岳带领同仁进行相关古籍的编目时，发现并探究于1899年编撰出版的《大学堂书目》，终于为庚子事变(1900)前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即已建立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姚伯岳所撰《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源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图书馆)历任负责人考述》等文，论证了大学堂藏书楼确与京师大学堂同时创办于1898年，从而改写了一直以来关于北大图书馆准确成立年份的历史。而后，他又紧追线索，查证相关史料，考述原和硕和嘉公主府中路的公主寝殿即为京师大学堂第一座藏书楼原址，至此终于为北大图书馆找到了最早的家。此外，他还系统地梳理了1898年至1998年百年间，北大图书馆历任馆长和馆员究心治学、聚力科研的学术历程，再现北大图书馆的百年学术成果，揭示北大图书馆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独特地位与卓越贡献。


3.2于惜古拂尘间考辨版本异同
1993年，姚伯岳编撰出版了《版本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该书分为版本与版本学、版本学史、版本分析、版本类型、版本评价、版本鉴定、版本源流、版本对勘以及版本目录，共9个章节。不仅论述了古籍版本，也论述了现代图书版本，跳出了既往研究的窠臼，对版本学予以全面的阐述，颇具新意。他从版本学整体角度出发，创造性地提出“版本对勘”的概念，对“校勘”一词进行扩展和深入，完善了版本学的概念认知。随后修订版《中国图书版本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问世，姚伯岳将版本评价、版本类型和版本鉴定3个部分予以整合和调整，并详细介绍了中国历代图书版本及其鉴别方法，丰富了各朝代的版本学研究内容。作者在序言中提到：“可以说《版本学》一书中所表述的版本学思想方法，指导了我此后的教学、科研和相关工作，成为我学术生涯的基点。今天看来，其基本思路和框架仍然是成立的，是经得住时间检验的。”[5]由此可见，《版本学》一书为其所从事的版本目录学研究提供了颇具指导意义的学术参照。


在后出的这两部文集中，版本知识辨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燕北书城困学集》中，文章多以辨析版本概念、揭示版本价值为主。比如，针对古籍编目工作中常遇到的同一种书却有两个甚至多个看似相同却为不同版本的现象，姚伯岳撰写《扑朔迷离的覆刻本》一文，对覆刻本、影刻本以及仿刻本加以区分，并对覆刻本的概念、源流、特点、鉴定等内容予以揭示。影抄、影印、影刻是3个极易混淆的版本专用语，为了更清晰地辨别三者，他撰写了《影抄、影刻、影印》一文，将3个名称的前因后果一一道来，阐明了技术发展对图书事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风靡近代的照相石印术》则论述了照相石印技术在我国近代古籍出版中的应用。《别具一格的清代彩绘地图》总结了清代彩绘地图的特点，并进一步指出对清代彩绘地图的价值鉴定不仅要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还应该用历史的、美学的标准来评判。《新奇炫目的书口彩绘》等文章也对各种各样的图书版本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揭示和阐述。


在《惜古拂尘录》中，作者的版本知识考辨更为严谨，不仅发现并辨识诸多为常人所忽略的细微之处，而且面对学界已有的定论敢于质疑，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对于版本学界似乎已有定论的“活字版由多字汇聚而成，排版之前，字与字各自独立，排版之后，字与字界限分明，其印本字与字绝不交叉”[6]之说，作者在接触大量古籍善本，细心比对分析后，撰写了《活字本鉴别与著录的几个问题及思考》一文，以诸多例证大胆地推翻了这一说法，为活字本的鉴定提供了更多的方法与经验。另外，对于活字本的翻刻、覆刻问题，断版、裂版现象，是否包含铅印本，他都以具体详实的鉴定案例展开了论述和释析。针对古籍版本鉴定与著录中内封与牌记的依据问题、图书馆古籍编目中广州刻书的版本著录问题，作者也各撰专文予以论述。


3.3于中外学界中推动古籍共享
在两著述中，还能感受到姚伯岳不遗余力地推动古籍资源揭示工作的开展，促进古籍资源的公开、共享和读者对古籍的全面认识与研究利用。在北大图书馆古籍部任职期间，他潜心于该馆馆藏古籍资源的整理，撰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刻善本偶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关台湾史料珍籍撮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人自著丛书掇拾》等系列书志，深度揭示了北大图书馆所藏珍贵古籍、清人个别自著丛书等文献资源。他还致力于古籍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工作，撰写《图书馆藏古籍的计算机回溯编目》《古籍元数据标准的设计及其系统实现》《舆图描述元数据规范的研制》《“高校古文献资源库”检索功能综述》《“高校古文献资源库”的建设与发展》等文章，记述其带领古籍部同仁设计并建立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秘籍琳琅”和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学苑汲古”的过程。


此外，姚伯岳还时刻关注着馆藏古籍资源的便捷使用与网络共享。他认为任何打着保护古籍的幌子将馆藏秘而不宣的做法本质上都是自私的，都是与古籍保护的目的背道而驰的[4]294。针对一些图书馆对古籍阅览、复制请求过度限制，甚而对读者漫天要价的现象，他撰写了《试论图书馆对其所藏古籍的权利和义务》，从物权法的角度分析了图书馆对馆藏古籍所拥有的权利，进一步阐明了“图书馆所藏的古籍文献，是国家财产，为全民所有，也应该为全民所用”的公藏、公用理念。2017年，在参加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举办的“开化纸之制作工艺及开化纸本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后，他进一步提出应尽快制订《中国传统纸张元数据标准》和《中国传统纸张纸谱》，以及建立对社会开放的《中国传统纸张纸谱》数据库和中国传统纸张研究网站的构想，以便于各馆工作人员添加古籍的纸质记录，促进对中国传统纸张的仿制、利用与保存。


国内珍稀的古籍善本流失海外者不在少数。长期以来由于古籍保护专业人才匮乏，很多海外古籍的留存现状都不为国内学人所知。姚伯岳多次利用海外访学的机会，尽可能多地查访相关图书馆所藏之古籍善本，并一一撰文记述，以飨同好。例如，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访学期间，他撰写了《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金石拓片综述》和《堀越喜博和他的金石拓片收藏》等文；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访学期间，撰写了《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文献的收藏与整理》和《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工作的总结报告》；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参与该馆相关编目工作以及鉴定庞镜塘藏书后，也撰写了在此期间工作的总结报告。正是秉持着公藏、共享的古籍保护理念，他竭尽全力地记录、揭示海外古籍善本，极大地推动了中外学界对西方图书馆所藏中文典籍的留存现状的进一步了解和研究。


4从“困而学之”到“游刃有余”的研学成长
综观两著，首先可以感受到姚伯岳“寓理论于实践”的治学之法。无论是史实钩沉、版本辨惑，或是域外古籍考察，均来源于其“因地制宜”的版本实践。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150万册古籍，4万余种、8万余件金石碑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也都入藏了数量和质量均不容忽视的中国古籍，这些均为姚伯岳的古籍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同时，于两著中也能感受到他对学问求索的专一与执着。从《影抄、影刻、影印》到《扑朔迷离的覆刻本》，从《明代吴兴闵凌二氏的套版印刷》到《闵齐伋与其套版印刷》，从《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源头》到《京师大学堂第一座藏书楼原址小考》等，这些紧密关联的学术论作，记录了其不懈追索的学术印迹。


所不同的是，两部文集又各自拥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反映了姚伯岳在不同阶段对古籍编目与整理的不同感悟。在《燕北书城困学集》中，作者总结实践经验之余，多见其对古籍保护理论的探索和评述性文章。而《惜古拂尘录》则能明显感受到作者在理论学识与实践经验的双重积累下，研学方向已逐步偏向于更为专业、精深的史实钩沉和版本鉴定，论述文笔也日渐自如、娴熟。因而，两部著作看似由一篇篇独立的学术论文辑合而成，整体来看，却彰显了姚伯岳从“困而学之”到“游刃有余”的研学成长之路。


版本学是一门实践与理论并重的学科，既需要研究者具有淹博闳通的理论学识，也需要有漫长的实践摸索，二者缺一不可。沈津先生在《惜古拂尘录》序言中论及当前国内版本目录学专家之现状：“在中国图书馆领域中的版本目录学界，真正的有实践经验的版本学家是很少的，高手更是难得。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成名者，也仅有北京的赵万里、王重民，上海的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浙江杭州的毛春翔、夏定棫，山东的王献唐。而20世纪50年代成名者仅有冀淑英一人。”他强调培养一个版本目录学家是不容易的，往往需要3个条件：“第一是自己主观上想学，而领导也蓄意培养；第二是要有好的导师，最好是一流的专家，他们的实践经验丰富，可以从各方面去指导你；第三是要有大量的善本书、普通线装书以及工具书、参考书可以看、查，而且要不断地总结。”[4]5而姚伯岳通过自身努力和“近水楼台”的先天优势，既虚心请教于学界前辈，又潜心埋首于故纸书堆，能获得如今的成就，实属不易。


5结语
姚伯岳曾说：“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毕生做古籍保护工作的人还真的不多；能从事这项工作，是一种机缘也是一种幸运。所以一旦投身于此，就应该有一种历史使命感、一种历史责任感。”[4]294正是在这种自觉、强烈的责任感召唤下，姚伯岳教授全力投身于古籍保护后继人才的培养。自2018年以来，身为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姚伯岳已经带领古籍保护研究院成功举办“新时代的古籍保护研究与新技术应用”和“国际视野下的图书馆古籍编目”等高级研修班，有效推动了古籍保护技术应用的发展和古籍编目高端人才的培养。在日常教学中，他承担了专业基础课《古籍版本学》、专业必修课《古籍保护概论》《古籍鉴定与编目》以及全校通识选修课《古籍与古籍保护》的教学任务，同时是古籍保护专业学位硕士及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导师。此外，他还担任了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天津师范大学承办的《古籍保护研究》集刊的常务副主编。无论身处何地，兼任何职，姚伯岳始终心系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奋斗在古籍保护事业的阵地上。


正如他在《燕北书城困学集》的后记中所言：“我们中华文化就好像一颗大树，重印的、新整理出版的古籍就好像这棵树地面上的茎干枝叶，古籍的原本、善本就好像这棵树的深根，一般人看不到它们，不知道它们的作用和价值。我们图书馆古籍工作者的职责，就是保护好这棵树的深根，不让它受损，让它正常发挥根的作用，也就是把我们民族文化的根留住。”[1]349-350相信凭着这份热爱与执着，姚伯岳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中华古籍保护事业作出更亮眼的成绩。




参考文献
[1]姚伯岳.后记：素禀执著意，常怀感恩心——回顾我的事业人生[M]//姚伯岳.燕北书城困学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
[2]姚伯岳，周余姣.任重道远砥砺奋进——我国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之探索与愿景[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45（4）：44-60.
[3]姚伯岳.古籍保护学科建设路在何方[N].新华书目报，2019-07-19（15）.
[4]姚伯岳.惜古拂尘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
[5]姚伯岳.自序//姚伯岳.中国图书版本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569.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