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年代的红土地情结——评姚波烈长篇小说《五味泉》

姚波

改革年代的红土地情结——评姚波烈长篇小说《五味泉》

彭礼贤

(井冈山大学，江西吉安343009)

摘要:《五味泉》是井冈山这块红土地上的本色作家的本色作品。与一些全国性的名篇相比,虽然艺术水准上还略逊一筹,但在对改革题材文学创作上的执著性、深入性、拓展性上,却也有独到之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改革年代的红土地情结,值得称道。
关键词:“改革文学”;《五味泉》;执著性;深入性;拓展性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718(2008)07-0083-06


收稿日期：2007-09-05
作者简介彭礼贤(1936—),男,江西吉水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原载：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29卷第7期2008年7月


姚波收集整理录出，以原文为准


已届花甲之年的姚波烈,是井冈山这块红土地上走出来的本色作家。生于斯,长于斯,魂牵梦绕于斯。已出版的三部长篇小说,《山不在高》追溯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井冈山斗争,《走出山门》关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红土地,《五味泉》则几乎是同步描绘了20世纪90年代的红土地。心系红土地,心系农村,心系农民,构成了作者的红土地情怀,以至红土地情结,挚著精神令人感动。其中作家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五味泉》,更以对改革路上这块红土地上的甜酸苦辣涩生活全方位的触及,跳动着当下时代的脉搏,引发着人们从历史到现实的深深思索。摆在全国改革题材小说中,也有其特色。不揣浅陋,试为一评。


一、赤子情怀
小说主人公邵成,是从永平县杨梅山走出来的基层改革者。祖父是老红军,父亲却冤死于“文革”。他本人幼时在乡下上学读书,长大参军当兵,复员后回乡种田,承包果园成了“万元户”,但丰收的果园却遭到村支书纵容下的哄抢。以后上了地市农校并升入地市农学院,毕业后留农学院行政处,期间将农学院多年亏损的果园一举扭亏为盈。在省委选拔一批年轻干部下乡挂职锻炼时,他被选中,分派回永平县任县长助理。对农村贫困状况和对农民贫致富愿望的深切了解,他决心在挂职三年中全身心回报父老乡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鸭子赶上架,只有奋力飞”,用心努力,把工作做好。


邵成到县,在被黄荣贵代县长安排住在宾馆“先熟悉情况,再进入角色”的两个月“热身”阶段内,就遭遇上了西山水库渡水桥倒塌事件。这渡水桥是前些年黄荣贵任杨梅镇党委书记时所建,为了创建改乡为镇的形象工程,黄荣贵克扣挪用了110万元专项经费中超过一半的工程款,加上腐败,成为豆腐渣工程,几个月前倒塌,灌区田地无收成,损失达500万元,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且再无人过问。农民群众状告至省纪委,省纪委派员下来视察后,责成县委认真自查,严肃处理其中的严重腐败。这根导火索,又成为了代理县委书记工作的刘忠民副书记与代县长黄荣贵之间争夺县委“一把手”位置的武器与心病。而这项按照省纪委要求的调查任务,刘忠民代表县委把它交给了邵成负责。在这官场夹缝中,邵成既不讨好两个主要党政领导干部的任何一方,也没有所谓的两头为难。干旱的土地,无收的农民,国家的钱财,堪忧的官风,促使他只能有一个选择:主持写出既不缩水也不膨化的调查报告。


黄荣贵对邵成的暗中打击报复立竿见影。他原来给邵成定两个月“热身”期,理由是待两个月一次县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县长助理的任命,方好正式上任。其实,县长助理的职务不是副县长的职务,无需同级人大讨论通过。黄荣贵又何尝不清楚,又何需两个月后县人大方面转告省人大相关答复?其实,是黄荣贵设计出的上岗前的考察环节。在邵成负责渡水桥的调查报告之后,认定邵成非我族类,非我麾下,非给颜色看看使之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不可。以自己尚属“代”县长哪有权力自聘助理,而且机构应该精简为由(表面听来,似乎还有几分谦虚,并有几分改革精神),实际上免掉了省市委所定邵成的副县级干部身份。并被降职到杨梅镇任镇党委书记,而且又有黄荣贵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干脆‘沉’到基层去担任‘一把手’,比挂个县副职强多了。”似乎还是出于对邵成的成长的关心爱护。但邵成并非为官阶官位而来,在镇党委书记任上干得有声有色。首先是急民之所急,亲自筹划、组织、实施了倒塌的渡水桥的重建工程,并在经费上杜绝了任何跑冒滴漏。对邵成来说,这过程中最难的还不是调动属下和施工方的各方积极因素,而是顶住黄荣贵以组织化身的明压暗卡。人们可以更深切地理解官场上的一句流行话:“官大一级压死人”,特别是他存心要整垮你的时候。当然,邵成没有被他就此整垮,但他仍有对付邵成的法宝:晾在一边。在县两会代表和市委郑副书记参加的渡水桥通水典礼上,黄荣贵大摘桃子,真正建桥人邵成却连与会的资格都没有。以至郑副书记忍不住发问:“怎么不见小邵邵成呀?”黄荣贵虽然不免“心里一虚”,但仍能很从容的“打马虎眼”,推给似乎是干具体事务的某些下属失误。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失误,因为即使邵成到会,也只能是乡镇干部的位子上。


由于市委郑副书记的慧眼识才俊,由于县委林书记虽有时不乏和稀泥、老好人的毛病,但对上级的指示还是认真贯彻的,所以尽管有黄荣贵的反对,邵成被任命为县委管农业的副书记、县党政第三把手,在林书记去北京检查治疗的一个多月中,还代理了县党政“一把手”的工作。邵成既抓全县相关工作,也继续蹲杨梅镇这个点。致力于乡镇和村办企业的起步,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发展优质高效农业,让农民能真正分享到改革的成果。但也决不可小觑了张荣贵。如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黎茂春所言,这是一个“很会当官的当代官人”。由于有在他的范围内行之多年有效的官经,由于还有与市长那层鲜为人知的“亲戚加朋友”关系,不但很快去掉了“代县长”位子上的“代”字,而且对邵成也决不忘设陷阱,使绊子,达不到灭顶之灾,也要让你摔得鼻青脸肿。例如以“杨梅的历届领导都是很团结的啊”,当面敲打邵成的改革破坏了班子团结,也破坏了“稳定压倒一切”。例如邵成筹办的以五味泉命名的两厂(矿泉水厂、糯米酒厂)艺术节获得不小成功,于是“并非出于一般人的口”的“大跃进”、“创政绩”、“数字升官”等流言蜚语不胫而走。例如为惩治被认为在某些事上听命于邵成的县纪委办公室吴主任,以及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黎茂春,动用干部任免权,竟以邵成与此二人“关系亲密”的荒唐理由,让老好人的县委林书记不得不认可,而排斥了做为县委副书记的邵成与会。例如为解决农民卖粮难,邵成与镇长李芸去看望调任镇粮管所长兼镇粮油公司经理的丁善明,留下吃了一顿饭,各留下了十元饭钱,并有理有利有节地对待了丁妻的撒泼。第二天竟成了县城如下头条新闻:邵、李二人去镇粮油公司大吃大喝,公司下岗职工看着生气,冲进宴会厅,掀翻了酒席,并弄得这位县委邵书记也下不了台。黄荣贵不仅立即指示杨梅镇政府调查落实此事,而且在得到镇政府的否定性答复后,“隔天,县长黄荣贵于百忙之中,亲自来到了他的‘根据地’杨梅镇”。例如做为农业副书记的邵成,驻乡走村串户,历时半年,写出一篇万言调查报告,指出:在改革大潮中,为促使农村经济发展,使农村小康起来,关键是在农村工作上要转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官念”,树立全心全意“服务农业,服务农民”的公仆意识。调查报告在农学院学报上发表,在全国反响很大,反映很好。却被黄荣贵串通一些人提出批评意见:为什么不以县委或县政府班子的名义发表,似乎个人文章署名也成了“个人主义”。例如邵成的祖父、90岁的老红军邵益和去世,邵成不收一文钱丧礼办了祖父的丧事,包括办了几十桌酒席招待前来吊唁的客人,却被黄荣贵举报为借丧事大肆敛财,“市长指示市纪委派人调查”。又如黄荣贵提出应“加大工业企业改革的力度”,在全县范围内撤销了邵成主持的“村建工作组”。一个农业县(全国一百个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的如此举措本属荒唐,却仍然能挟“组织”名义通行,如此等等。


邵成挂职三年,宦途坎坷,却为民富民的宗旨不变,置个人得失进退于不顾。无英雄气概,却有更多的悲壮。是令人钦敬的从杨梅山走出来的红土地的赤子。


二、五味感受
五味泉的五味不缺,恰如邵成的官场宦途五味俱全。据老县志记载,杨梅山的农家美女杨梅姑娘与多情书生白相公相爱,寒洞变暖,泉水甘甜。白相爷恼怒于门不当户不对,棒打鸳鸯,杨梅姑娘殉情,泉水味中显酸。白相公见杨梅姑娘已死,亦自缢于杨梅树,泉水味中显苦。白相爷强占山泉,暴敛水资,天公震怒,雷电相加,烧死白相爷,泉水味中显辣。时年灾旱,泉涸田荒,农人求水,菩萨不予理睬,农人刑责菩萨,于是泉喷涩水。它告诉我们,五味泉中的后四味,是恶势力和农人反抗恶势力的产物。如作品中言,邵成三年宦海,“其中的味道像五味泉的水”,“那滋味比民间传说的五味泉水还要多出几道难咽的味道”。那么邵成的宦途中“难咽”的后四味来自何处呢?来自对官员队伍的总体状况的切身感受和深深隐忧。


不妨解剖一下县长黄荣贵这个艺术典型。深知黄荣贵的“现代意识”官经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黎茂春,曾对邵成这样谈他的多年感受:“这个人讲点义气,可报复心极强”。这“义气”即江湖义气,在官场即如在跑江湖。邵成也很快领教了此人虽文化浅,连在说了“滴水之恩”后的“当涌泉相报”也说不上来,但城府极深,权术精通,是官场上的厉害角色。在黄荣贵身上体现出来的,是“官场文化”中为害甚大的“圈子文化”、“特权文化”、“口号文化”,构成他的“现代意识”官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圈子文化”,就是麾下人马都得入他的“圈子”,众星捧月地唯他这个“圈老大”之命是从,他成为“圈子”内的理所当然的土皇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又加固着“圈子”内部铁板一块的“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和“党同伐异”。对于一身正气、为民办事,决不肯“入圈”的邵成,当然非“排除异已”,一打二压三诬陷不可,而且都有名正言顺的、拉大旗当虎皮的“组织”的护符。以至于邵成痛切地感受到面对他们制造的种种官场陷阱,有如面对渡水桥工地上绿草茵茵装饰下的那处烂泥塘。工地上的烂泥塘可以通过工程师的计算设计,用加大跨度的办法“淌”过烂泥塘,可官场上的“烂泥塘”却不是那么容易“淌”过去的。邵成深感“官饭难吃,官船难摇”,“官场险恶”,“关系”可畏。其感受恐怕类似于张洁《沉重的翅膀》中那位改革的闯将、中央重工业部第一副部长郑子云。在人们心目中,他是改革大潮中飞越高山大海的雄鹰,但也很可能就葬身大海或撞死山崖。此处的“高山大海”也正是另一种“烂泥塘”。郑子云本人则更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孙悟空,即使齐天大圣孙悟空,头上也有紧箍帽。自己只是“精卫填海”中的小鸟精卫,心诚志坚力有限,只是此志不移,前进一步是一步。在中国,无论郑子云还是邵成,他们往往难以冲破的牢固“圈子”,就是中国官场特产的封建关系网。面对着如许“织‘网’高手”,邵成的心能不像打翻了五味瓶吗?“特权文化”,就是从权钱交易、权位交易中捞取巨大的“好处”,被视为其理当享有的特权。黄荣贵“检举”邵成在重建渡水桥工程中索贿受贿7万元,给人以金额确凿之感。为什么?因为他早已享受了一种潜规则:“按照基建公司施工的惯例,向工程甲方的有关负责人以工程造价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比例提成奖励。”重建渡水桥工程造价的百分之十正是此数额。据此倒是可以想见,在他任杨梅乡党委书记期间经手的乡改镇的庞大工程中,光这一手,就侵吞了国家的大宗拨款中多少银子。他还不满足于这种潜规则中所得,每个工程和项目中还有他的成套规则,例如通过他的已任科长的小舅子,向经过县长“关照”、“支持”、“帮助”的包工头、承包户、个体企业等等,多次索贿。惧于其权势,有求于今后的“照顾”,对方也不得不给,不敢不给。至于买官卖官,更有定价。正如时任杨梅村支书的性格直爽的二痢子所言:“真正发了的头号角色就是现在的县长———原来的镇党委书记。”作品中告诉我们,黄荣贵在利欲、权欲、色欲三大欲望中,“其权力欲望特别热烈”。因为他深知:“有权就有一切。”官场上的特权,就是运用人民给予自己的权力,把广大人民群众应享受的权益非法剥夺,归其享有。这不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应该有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也不会有的,所以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封建特权。而这种无孔不入的封建特权的泛滥成灾,老百姓日子能好过吗?邵成的心里能不像打翻了五味瓶吗?


“口号文化”,指的黄荣贵之流毕竟是口袋里揣着一张党票的以共产党员面目亮相的官,党有改革和为民的宗旨,他们也会不失时机地接过改革和为民这些口号,还会更加不失时机的使之表里不一,红皮黑心,面目全非,祸国害民。最典型的是黄荣贵在杨梅乡搞的“小城镇建设”。由于京九铁路经过杨梅乡政府所在地,上级政府拨来大笔经费搞这个撤乡建镇的路边工程。时任杨梅乡党委书记的黄荣贵接过“小城镇建设”这个漂亮口号,反正花的是国家的钱。大拆大建,“工业一条街”、“商贸一条街”等等,“轰轰烈烈的叫全方位立体开发”。其实是牛皮吓人,“轰轰烈烈而起,冷冷清清阴消阳散”,类似58年的“大跃进”。却被宣传为“农村城市化———小城镇建设的样板”。而且宣传说,由于抓住了京九铁路建设的机遇,完成了小城镇建设,农民年均收入已增至两千余元,已达小康生活水平。其实如镇上德高望重的退休老教师李唐所评这个所谓小城镇建设,不过是“马屎面上光,里边一包糠”。农民的生活状况,则如邵成所痛切感受的村是空壳村,户是贫困户,希望小学无希望(希望工程捐款也被干部吃光花光)。可是这种“口号文化”的作用却不可小看,虽未如作品中那首民谣所言,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但也已骗到了县、市、省,黄荣贵层层获得表彰,在官路上“一年一个台阶”,由镇党委书记而县常委,而县委副书记,而代县委和县长。既然“口号文化”有这种当的是婊子却立了牌坊的妙用,就必然泛滥。诸如在团结的口号下进行招降与打压;在为民的口号下坑民;在富民的口号下刮民;在减轻农民税费负担的口号下,派出“征税队”荒唐地对每户农民开征十头生猪屠宰税,应予免税的村办矿泉水厂被勒令缴税———黄县长有言:“老区贫困村不是特区,纳税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农民困惑了:“过去讲‘共产党会多,国民党税多’,如今共产党也变得税多了”。为什么?邵成体味到,这困惑中有不满,甚至也有着怨恨,内心又一次打翻了五味瓶。


在对官场的五味感受上,还应提到邵成的祖父、已逾90高龄的老红军邵益和。在当年,16岁的邵益和参加赤卫队,十八九岁就当上了正规红军的副连长带上了百号兵,见过毛委员,解放后做过乡长,以后自愿归田。临终时,与孙子邵成笑谈人生,他既总结了自己当年当红军,有功于新中国的建立,有功于革命。更强调他一生的最好功绩是“好就好在(解放以后)没有跟着去当官做领导———大老粗,揑紧镢头挖硬土可以,领导人们搞建设不在行啊!”也许有人会说,老红军后半生的这种选择令人婉惜,“不在行”的这种自我总结未免过严。的确,决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种人生境界,即达到这种珍爱革命、珍爱建设、珍爱人民利益的如此高境界。正因为这份珍爱,他关心开始为官的孙子邵成,叮嘱在一些人已把官场当作“商场”和“战场”的情形下,“你这官难当哩”,一定要“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作事,公公正正当官”。又以自己经历的历史,给邵成讲共产党干革命为的什么,以及官逼民反的规律。也正因为这份珍爱,他怒斥损害革命、损害建设、损害人民利益的坏官贪官。在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中,这位老红军就手持扁担,一夫当关,震慑住了公社派来的搜粮队,保住了全村最后的1000斤救命粮。而在作品故事展开的90年代,当黄荣贵为收编邵成至其麾下,指示县政府办公室给他送来名烟名酒,“感谢他老人家培养了邵成同志”,面对这几瓶名酒,他敢于对这位代县长不留情面“是不是那种来路不正的‘腐败酒’?”当渡水桥倒塌,农民损失惨重,却无人过问时,他激动地批评“田里没收成,老百姓没饭吃,群众不拿镢头挖倒你政府的办公大楼才不解气啦。”由于杨梅村群众带头拒交毫无道理的每户十头生猪的屠宰税,遭到断电的警示,且扬言“要让杨梅村变成‘三不通’的台湾岛”,这位老红军十分愤慨:“作田老俵只怕会有死无生”,“难道就不怕失去民心让老百姓来造你的反”,并表示自己若年轻,“碰上这号使群众糟心的事,不起来反了他才怪呢!”黄荣贵县长的桑塔纳小轿车进了杨梅村,对正在村里扶持五味矿泉水厂、对他“不配合”的邵成深表不满,旁敲侧击这祖孙两代:“难道你真的想学你祖父那样守着这五福堂,当个山大王⋯⋯!”在里间的这位老红军把竹鞭烟筒敲得“咚咚”响,把邵成叫进去,却大声把话说给在厅堂的黄荣贵听:“去告诉你的上级领导,就说我说:做官就要为百姓扶贫解困谋幸福。⋯⋯若是当官谋私己利益,到头来,他会被革命革去小命的⋯⋯!”黄荣贵在五福堂坐不住了,不免几分紧张,只好不辞而别。


作品中是这样介绍邵成的这位“足能引为自豪”的祖父的:“祖父邵益和,人称‘癫’公公,是德高望重的红军老英雄。”为什么人称“癫”公公,因为他对于坑民害民的坏官贪官敢斥敢刺,必斥必刺,有些言语初看甚至颇为“出格”、“越轨”。“癫”公公,正是人民群众在嫉恶如仇、敢言敢说上对他的爱称美誉。这位90多岁的红军老战士如此嫉恶如仇,和“出格”、“越轨”,其实正反映出他内心的隐忧,实即黄炎培1945年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跳出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以及毛泽东1949年进北京时说的“进京赶考”和“不学李自成”。[1]尽管他不一定知道这两段史实,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然,也有所不同,那就是加进了从50年代到90年代的历史内容。他心中打翻的不也是一个更具历史沧桑的五味瓶吗?


作品中有言,官场还是好官多,并举郑副书记、黎副书记等人为例。邵成这样的改革者从中也的确感受到了一份难忘的甘甜。但不要忘记作品中也有言,排在市委郑副书记前面的还有黄荣贵的“亲戚加朋友”的市长,何况郑副书记已到了进省政协的年龄;农学院已退休的黎副书记,做为永平县当年的县长,就是“带着‘官场失意’而调离永平的”,尽管“他在永平的广大干部群众中有相当的威望和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几乎就是邵成的“前车之鉴”。而当例如黄荣贵之流的坏官贪官们,把官场既当作“商场”,又当作“战场”,“虽不是真理,却不失道理”,而在体制上又还不具备完备有效的抑邪机制时,酸、苦、辣、涩的体味是无法避免的。对于邵成们,也许不失为一个成长成熟的必经之途,因为世上并无世外桃源,甜、酸、苦、辣、涩五味俱体才是真人生。但代价未免太大,无论对民族,对百姓,对邵成们。这大概又是一种“你别无选择”,何况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确有它的特殊国情。


三、几点特色
《五味泉》如果要进行文学归类,亦可归入“改革文学”的范畴。


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出现,并一度形成潮流,并非天外来物。正是审视“文革”伤痕,反思“文革”成因,使人们认识到,要根绝隐患,避免十年“文革”重演,要强国富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被开除球籍,就必须对现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不适应时代进步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于是“改革文学”风云际会,并在1979-1985的间形成一股颇具声势的文学潮流,改革的大潮更成为它的催化剂。那么,《五味泉》在新时期“改革文学”的潮流中有何特色呢?


一是执著性。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大潮至1985年左右基本结束,原因之一是各方面的改革有待于深化。而由于中国的国情,政治体制的改革尚未真正启动,正如邓小平1986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中曾明确指出的:“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2]


姚波烈的执著,在于他没有去等待政治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的完成,以咬住青山不放松的韧劲,高度关注着红土地上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历程。在整个“改革文学”大潮停歇10年之后,写出了他的《五味泉》文稿(草稿完成于1996年),向读者奉献出了邵成这一令人难以忘怀的改革者形象,提出了改革征途上一系列应引起关注的课题,包括“人的障碍”的课题。


二是深入性。回顾新时期的“改革文学”的历程,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1979)是“改革文学”的发韧之作,以对四化建设这一新的课题的及时反映,以“救救工厂”(即救救经过十年动乱频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的热情呼喊而引起普遍关注。但一个铁腕厂长,在工厂管理上动两项大手术,就可以使工厂企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起死回生,认识上也过于单纯,过于理想主义。需知,改革是利益的调整,是特权的取消。张洁的《沉重的翅膀》(1981)深入了一步,写出了在改革的系统工程中,冲破政治上的盘根错节的封建关系网的迫切性和艰巨性,政治体制改革的无法回避性。水运宪的《祸起萧墙》(1981)告诉人们:四化建设本应同心协力,但它却并非夭折于外敌,而是受摧折于祸起萧墙,改革者反而被逼成了“犯人”,令人扼腕,令人愤慨,促使人们对改革事业进行更深层的思索,也有其特有的深入之处。仔细分析一下,它们的由浅入深,又有同一指向层面:尽快从国民经济层面上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通过改革实现国富国强,否则如当时伟人所言将被开除球籍。诚然是抓住了一个关键点的。四个现代化也正是要解决国民经济上的积贫积弱状况。《五味泉》更深入一步的触及了另一层面:执政为民。那位90多岁的老红军邵益和对邵成的叮咛,对黄荣贵之类坏官贪官的斥责,临终前对自己一生前后两阶段的总结,都体现出:纵观历史与现实,各级官员执政为民与否,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关节点。这位老红军对此不可能超脱潇洒,不可能“多少兴亡事,尽付笑谈中”。因为他当年与这场革命融为一体,今天对官场种种也感同身受。他有深深的隐忧,有巨大的痛楚。所以,对处心积虑使改革从根本上变质变味的某些执政者,他依然要斥、要刺、要“癫”。如果回忆一下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中的如下一段话:“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那么我们也许就更能理解这位“癫”公公,更能理解作者塑造这一形象的良苦心愿,而不以之为“怪”、为“出格”。“癫”公公,是此前文学作品中未曾出现过的人物形象,是一种深入。


三是拓展性。改革题材的作品,包括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很长一段时间在人物设置上都基本上是改革者与反改革者的两军对垒式。阵线分明,但也难免陷于对生活的某种简单化。《五味泉》在这方面有自己的拓展。除着重刻画了以邵成为一方、以黄荣贵为另一方的改革者与反改革者的人物形象外,也着重刻画了很难明显归于哪一方的一批人物,甚至数量上似乎还要更多一些。例如:县委“一把手”的林书记,一方面在市委郑副书记和市委组织部的明确意见下,能够不顾黄荣贵的反对,拍板任命邵成为县委副书记,赞赏邵成关于发展农村经济的意见书,并在去北京检查治病期间指定邵成代理县党政“一把手”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为“顾全大局”又同意黄荣贵的意见,不让县委副书记的邵成参加部分干部任免调动的县常委会议,而且当邵成向他反映黄荣贵的买官卖官、贪污受贿情况时,竟以“捕风捉影”和“不利于县委班子的团结”为由对邵成进行批评。县委副书记刘忠民,一方面以渡水桥倒塌责任用作对付黄荣贵的一张牌,倚重邵成的调查报告,并在黄荣贵诬告邵成时主持公道;另一方面当邵成明确地不同意一户摊派十头生猪屠宰税的苛捐杂税时,他又批评邵成不懂得“具体问题和具体情况”。杨梅镇的女镇长李芸,一方面充当黄荣贵的心腹和耳目,在不少场合置邵成于被动的境地;另一方面又为邵成的工作精神所感动,心中不无愧疚。梅梅镇副党委书记丁善明,一方面与黄荣贵关系密切,在黄荣贵的“照顾”面前有一份感恩戴德;另一方面邵成的人品官品,使他在内心又有几分敬重。杨梅镇粮油公司经理王文彬,一方面在解决农民“卖粮难”上真诚地助邵成一臂之力;另一方面又向黄荣贵变相行贿买个工作调动。渡水桥工程承包方的实际负责人杨苟生,一方面免不了唯利是图和变相行贿;另一方面又为邵成的为民精神所感动,不但口头允诺而且实际上也做到了,哪怕赔本也要把重修渡水桥工程保质完成。⋯⋯都很难简单地归为改革的一方或反改革的一方,邵成的一方或黄荣贵的一方。这恰恰是《五味泉》的成功之处,因为正如甜酸苦辣涩都有才是真人生,生旦净末丑俱在才是真社会,真人群。这种“归属”不明的人群,对改革的成败同样意义重大。这个拓展是有意义的。


当然,也毋庸讳言,《五味泉》尽管具有在改革题材文学中的执著性、深入性、拓展性特点,但其成就和反响却远不及包括前述获全国奖的三部长、中、短篇小说在内的诸多名篇,原因何在呢?不能全归之于“名人效应”。笔者认为,主要在于艺术水准上的某种差距。例如对于小说来说,当然可以有和应该有概略性的叙述部分,但也必须有更多的细致叙述的部分;可以和应该有事后的交代部分,但也必须有更多的现场性描绘的部分,形成一个互补的系统。如《乔厂长上任记》中,“出山”部分的局党委扩大会,“上任”中的厂党委会;《祸起萧墙》中傅连山在连逼上梁山都还不如的逼上绝路时的只能以身试法,希望用自己的毁灭来震醒人们;《沉重的翅膀》中,郑子云关于自己不是孙悟空,即使齐天大圣的孙悟空头上也还有紧箍帽,自己只不过是“精卫填海”中的那只小鸟精卫的内心活动,等等部分,作者都决不是惜墨如金,而是用墨如泼,叙述和描写到位,从而产生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以至强烈的艺术震撼力的。相比而言,《五味泉》中概略性的叙述部分过多,细致叙述部分过少;事后交代性的部分过多,现场性的描绘过少。就连邵成在渡水桥工地上,关于官场就如脚下绿草茵茵装饰下的烂泥塘,有可能“淌”得过去,也有可能连淌也淌不过去的沉重联想与感受,也那么惜墨如金,令人惋惜。如果例如能在邵成的赤子情怀和五味感受的一些重要部分,在黄荣贵把官场既当作“商场”又当作“战场”的某些部分,在老红军邵益和怒斥坏官贪官的某些部分和临终时的笑谈人生、总结自己一生的部分,在县委林书记、杨梅镇女镇长李芸的矛盾心态的某些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浓墨重彩的叙述和描绘,使人难忘,那么整个作品的艺术水准就有可能上几个台阶。总之,作品的骨骼强健有力,血肉丰满上尚有些不足,从而影响了它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准。


汪兆骞先生为《五味泉》写的短序的标题是《创作是一种崇高的责任》,这个标题回答了一个问题:作者的红土地情结来自何处。作家的责任之说在一些人那里似乎已是过时的话题,但笔者认为:任何一个人,面对人类,面对人民,都既有作为人类和人民的一分子的权益,也有与之相应的一份责任。作家,更应把这种责任提升为人文关怀。姚波烈的红土地情结,正是如此。已有成就,值得称道。桑榆未晚,层楼可上。


参考文献:
[1]华林.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M].北京:华龄出版社,1990.2.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