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金成』 追忆母亲

姚波

来源：河南姚姓与姚崇文化 会刊 16期

追忆母亲

姚金成

2023年5月18日晚，母亲在河南省汝州市寄料镇小寨村姚家祖宅辞世。


母亲是1927年农历七月初八日生人，按民间习俗，今年算是97岁高寿，所以她的丧事也应该算是“喜丧”了。母亲入殓时面容安详，如同平静入睡了一般。帮忙入殓的同族亲属皆称吉祥。但我蓦然一阵悲戚涌上心头，泪崩如泉，泣不成声，久不能止……


那一刻，我心中默念“但愿再有来生，我们再做母子”时，突然真切地意识到“今世已永别，来世不可期”……我与母亲真的要永远永远分别！永远永远，不能再看到她的笑容，不能再坐在她身边听她侃侃而谈家长里短了！……


一
母亲名讳王淑敏，小名叫勉。
母亲的娘家是临汝县城南大街——俗称南门里——的老住户。1944年母亲与父亲结婚成家，曾在其他地方居住，最后也在这南门里置业安家。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也都是在南门里长大成人的。


我生命的一半源自于母亲，这甚至是可以确切指认的。比如，母亲的天生卷发，母亲容易激动的性格，母亲容易与人共情的随和与悲悯，母亲长于言辞表达的天赋……我都能从自身的身体和个性、心理倾向中找到具体的对应。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妈妈曾有一头长长的卷发，跟那时（20世纪50年代初）常见的广告画上的卷发女郎有点像。但是，没有几年妈妈就不留长发了，而是梳成了那时中老年劳动妇女最普通最常见的发髻。从那以后妈妈那波浪形的天然卷发就隐形了。
其实，那时候妈妈才刚30岁出头。在我少年时期，妈妈给我最直接、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艰难世事中她对我老外婆的孝道，那是一种近于极限的辛劳和奔忙——


这似乎是妈妈的宿命。


我从小就听说，外婆生妈妈时曾有算命人说：妈妈的命硬，可能对父母不利。所以，妈妈生下来就被抱走送人了。但外婆心疼不舍，日夜啼哭。看着这情形家里人都不忍心，就把妈妈又抱回来了。这个节口，我老外婆——就是我外婆的母亲——说：就叫这个孩子跟着我吧。


老外婆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很少见的女性。她虽出身汝州西北乡杜姓富家，却吃苦耐劳，性格刚强，早年与婆家家族决裂，和老外爷一道到城里给人干活谋生。后来，逐渐站住了脚跟，并在县城钟楼集市东北隅有了一个宅院。


妈妈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对这个院子充满了童年的温暖记忆。


老外婆育有一女一子：一女即我的外婆、妈妈的母亲；一子即我的舅爷、妈妈的舅舅。舅爷娶妻成家后，婆媳不和，家里老是生气。舅爷心里苦恼，负气从军，跟随一支国民党军队离家远走了。听说不久就死于一次战事。舅爷是个读书人，死时不过20来岁，没有留下子嗣。媳妇在此之前就已离家。老外婆突然意外失子，内心的懊悔、心痛和自责难以言表。很多年后，老外婆生命弥留时刻，昏迷中仍然不停地呼喊着舅爷的乳名：“白娃！白娃！……”闻之令人心碎。


老外婆的女儿、即我的外婆1952年患子宫癌去世。


这样，老外婆在垂老之年，却子女全丧，作为她的外孙女，妈妈承担起了为她养老、尽孝的责任。那些年我们家住在临汝县城南门里南大街，而老外婆的宅院孤悬钟楼市场东北隅。妈妈不管冬夏，一年到头几乎天天都要穿过大半个县城两边跑。实在顾不过来，就安排我十来岁的姐姐过去陪老外婆。


那些年，老外婆宅院外的空旷地多次成为枪毙死刑犯的刑场，冬天黄昏寒风呼号，这里人迹罕至，荒寂得怕人。听姐姐说，天黑时路过，她曾碰到过没有收尸的死刑犯尸体。至今说起来都心有余悸。我也多次跟随妈妈傍晚时去陪伴老外婆，对那种气氛印象极深。


合作化后，南大街的农田主要都是在党庄以南汝河岸边。离家差不多3华里，往返一次就是6华里。上工干活再忙再累，妈妈天天都要往老外婆偏远的孤宅跑。那些年，我下边的几个弟弟妹妹先后出生，断奶的、稍大的留在家里由奶奶看护，妈妈就抱着还在吃奶的小儿女两边跑。妈妈常常是怀里抱一个、身后扯一个——我就是那个常常扯在身后的。


当时我的外爷也已60多岁，虽然说他是跟着舅舅生活，但因老年目盲生活无法自理，有时又疾病缠身，妈妈作为女儿，实际上也还是要对我外爷时时挂心、时时照应。


老外婆是个极其要强的人，但因为要强，干活不小心又摔成了骨折，从此卧床不起，更离不开人照顾了。这真是雪上加霜。生产队出工干活又不能耽误，妈妈只好恳求生产队特殊照顾。“照顾”的方式是任务承包：保证每天往党庄南地送五担人粪尿（菜园地肥料），其余时间可以自己支配。


一天五趟，来回跑下来就是30里！


1970年全家福这期间，妈妈还带着吃奶的孩子，还要操办我们全家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鞋袜——那时候的鞋袜衣服可都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我经常半夜醒来看到妈妈还在灯下做针线活。幼小的心里充满了对妈妈的心疼、敬佩和焦虑。


老外婆摔伤瘫痪卧床后，后来又出现了脑梗失语症状，一刻也不能离开人的护理了。妈妈万般无奈，只能考虑把老外婆接到南门里我家来养老了。到外孙女的婆家治病养老，是不合民间习俗的。但奶奶和父亲在这事上表现出了对妈妈完全的毫无保留的理解和支持。


老外婆一生争气好强，对这一点很有些顾虑和不情愿，但已万般无奈，最后也只能听从安排了。老外婆住到我家后，妈妈不用两边跑腾，可以更周到地护理照顾了。但老外婆已经80多岁，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实际已经是老年痴呆，大小便都失去意识了。当然护理也非常麻烦。我看到过妈妈曾为自己情绪失控自责，也看到过妈妈为老外婆
的悲剧命运伤心悲泣。


1960年老外婆在我家去世。从我家出殡，回归西十里王家祖坟。


可以说，妈妈无愧地完成了她此生感情和伦理责任上的一个伟大承担。


当时，我奶奶也已经将近70岁高龄。但奶奶身体一直比较好，不但没有成为父母和家庭的负担，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我们这个家的保护神和定海神针。平心而论，从某种角度说，也正是奶奶对这个家坚定稳妥的护卫，对妈妈充分的理解、支持乃至包容，成就了妈妈令天地动容的孝行。


妈妈最后几年意识糊涂的情况越来越多，常常突然对妹妹说：“您老外婆那边咋样啦？得赶快去看看您老外婆……”这已经是老外婆去世六十年之后了！可见这份感情和责任在妈妈心里的份量！


二
妈妈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个。那时候医疗水平很差，缺医少药。因婴幼儿麻疹等传染病死亡的孩子不计其数。大姐、我和小妹丽珍两三岁前都曾得过非常麻烦的小儿疾病，甚至几度面临生死一线的熬煎时刻。妈妈、奶奶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几夜不睡，精心养护，才使我们最终能存活下来，长大成人。


大姐1945年出生，最小的弟弟1963年出生。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的成长发育，正好跨越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食堂饭”是狂热的高峰，也是饥荒最直接、最重要的祸因。家家户户的锅盆炊具粮食蔬菜一夜之间全被收缴一空，所有家庭被禁止开灶火做饭。大家都要欢天喜地地到集体大食堂享用“共产主义大锅饭”。


然而，没多久，缺粮的危机和随之而来的饥饿就露出了越来越狰狞的面目。一天三顿饭，都是照见人影的稀汤寡水；曾经的家常稀粥、面条和蒸馍、烙馍，成了遥远的回忆和虚无缥缈的梦想；饥饿导致的浮肿病人越来越多……


曾记得，从食堂里领回来蒸红薯，妈妈把全家的红薯按我们兄弟姐妹排序均分到每人面前一份，却没给自己留一点。当我们急不可待地吞吃各自分到的那一份时，妈妈却一个人默默地躲到外边去了……


奶奶、父亲、母亲三个大人，发愁地看着我们兄弟姊妹六个饥饿的孩子，不知道能不能熬过这个看不到尽头的“年成儿”（灾荒年）。


由于粮荒愈演愈烈，“食堂大锅饭”不得不松了口子。最先是把有限的口粮按人头、斤两分到各户手上，由各家各户自己在家里开火煮饭。当时，这就是个天大的喜讯。


我清楚记得家里重新开伙后的第一顿晚饭。那是冬天的傍晚，屋外寒风呼啸，屋内一家人围着灶台。灶上煤火通红，锅里稀粥滚沸，粥香阵阵。妈妈不时用勺子慢慢搅动着滚沸的稀粥，脸上欣慰、期盼的笑意，和温暖的煤油灯光相映衬，那真是人生最亲切、最美好的时刻。至今，饥饿早已成前尘往事，但粥饭滚沸的景象依然常常让我恍然忆起当年。


后来，大食堂终于解散了，但饥荒却已成蔓延之势。


那时口粮极低，平均每人每天不过半斤多粗粮。如果不狠住心严格控制，十天的口粮不到五天就能吃完了，就要面临断顿——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我们家一群孩子，都是“嗷嗷待哺”吃壮饭的年龄，一旦出现那种情况怎么办？这是妈妈最担心、一定要避免的局面。为了我们六个饥肠辘辘的孩子（那时最小的弟弟还没出生）能好歹不断顿，能保住活命，妈妈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殚精竭虑，辛苦奔忙。能吃的“瓜菜代”自不必说，平常年景根本不能吃的谷糠、豆渣、白菜根、槐树叶、水苲草、坏红薯干……只要听说跟吃能沾点边的，都拿来或煮或蒸充填饥肠。同时，妈妈精打细算，严格控制那可怜的一点口粮，保证细水长流，无论如何一天三顿饭不能断顿。


妈妈和奶奶把家里所有的旧衣物都收拾出来，拿到乡下，找亲戚朋友帮忙，换回来一些萝卜干、萝卜缨、红薯叶等干菜，也算是充饥救命之物。在最艰难无奈的时刻，曾有好心的亲戚劝父母把我最小的妹妹送人。但父母看着饿得无精打采的小妹妹，流泪不止，无论如何不忍心，没有答应。


1961年秋，河南农村政策开始松动调整，不但要重新给社员分自留地，允许社员开小片荒，甚至还要以“借地”的名义，把部分耕地暂时分给社员自由耕种收获。这是个鼓舞人心的喜讯。父亲早年曾经在东乡开过诊所，与那里的干部群众关系都很好。我当时刚被“下放”辍学，正是将就能干农活的半大劳力。为了全家平安度过饥荒，父亲下决心辞掉了城关医院的公职，带着妈妈和我，还有刚刚3岁多的弟弟，把户口迁到了东石庄。而奶奶带着其他兄弟姐妹，仍留在城里生活，并正常上学。在东石庄，父亲是行医兼帮家里干农活，我和妈妈算是两个“半劳力”。我们下乡时正赶上种麦时节。我们拼力突击开的小片荒地，加上后来分的自留地和“借地”，差不多快有两亩了。


饥荒要到1962年的秋收才能真正过去，那年春天是饥荒的最后阶段。缺粮和挨饿仍是生活的头号难题。为了一日三餐，妈妈操尽了心。日常饭就是红薯面和玉米糁两掺的黑糊涂稀饭，妈妈心疼我和父亲吃不饱，在稀饭里额外煮了几个红薯面窝窝。窝窝分两种，一种是未霉坏的红薯面窝窝，味道正常微甜；一种是霉坏的红薯面窝窝，味道不正常，带点苦味，虽然难吃，尚可充饥。父亲吃的是好红薯面窝窝，我吃的是坏红薯面窝窝，而妈妈则连坏红薯面窝窝也不舍得吃。父亲是全家的依靠，当然要尽全力保护。但妈妈自己也要天天出工干很重的农活呀……


终于熬到了1962年秋。那年大体风调雨顺，我们在东石庄的自留地、小片荒地和借地上的玉米、红薯、蔬菜收成都不错，这些收获运回县城，为全家的口粮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我们终于走出了那场延续了数年的饥荒。


是妈妈和父亲、奶奶一道扛起了岁月的苦难，养育我们兄弟姐妹长大成人，我们才有了后来各自展开的人生胜景。


三
即使饥荒过后，我们家面临的依然是非常艰难的岁月。


1962年夏，我重又考入了二中。大约半年后，父母亲和我都从东石庄重新迁回了县城原籍。但因为种种历史原因，父亲的工资非常低。家里经济情况极度困难。


1963年，我最小的弟弟出生。我们兄弟姊妹七个，姐姐已经上了高中。一开学，大大小小六个在读的学生，连学费都凑不齐。经济的拮据可想而知。当时我们南大街已经由原先的农业户口转为城镇市民户口，农田统一划走了，口粮由国家按标准供应商品粮。父亲的工资低，每月勉强能把全家标准口粮买回来，其他开支就所剩无几了。妈妈精打细算，把白面折价再换成次一等的廉价黑面（粗粮），使口粮数量得以增加，蒸馍时用黑面白面掺和，口味虽然差点，但量大了不少，保证孩子们能吃饱，从此基本不再挨饿。


那时妈妈做饭蒸三种馍：蒸的最多的是黑白两掺花馍，让我们兄弟姐妹吃；另外少蒸两个纯白面馍，是让奶奶和父亲吃；还有全用黑面蒸的黑馍，是妈妈自己一个人吃。有一次，大妹妹珍明偶然发现了这个秘密，把黑馍拿过来我们分吃了。后来，妈妈特别留意把黑馍换个地方藏起来。但大妹妹眼尖，似乎却总是能把黑馍翻找出来。


在“白面换黑面”的交易中，妈妈甚至还能精打细算，从中倒腾出来几分钱的买菜钱。这样，一日三餐虽然拮据，却不失章法。比如，做汤面条，多少总要放点腌葱花和韭菜，不但能调味儿，而且有点青菜叶也好看许多。


为了补贴家用，妈妈和奶奶坚持每年都要招股织几茬家织土布，俗语叫“安杂经儿布”。实际上像是一个传统的季节性的家庭纺织作坊。妈妈和奶奶先向亲戚、邻居、熟人放出要安排织布的信息，其实就是招揽合伙股份。有意入股的，把纺织好的棉线按数送来，然后，由妈妈主持，奶奶帮忙，把棉线浆洗好后按照传统手工工艺，把编排好的经线装配到传统的织布机上，然后再用梭子，像《木兰辞》中描述的那样，“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用手工把梭子左右往复飞传，把纬线一根一根织入经线中，再用织机一线一线压实，布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织出来了。这就是家织粗布。据大妹妹珍明回忆，“一个布”是两丈八寸，代工费是两元钱。


家织布极其费工费时，日夜加班，产出也极其有限。但对当时我家拮据的生活，却是不可少的一项补贴。转眼半个世纪过去，现在想来，由于妈妈和奶奶的坚守，使我对这项古老的纺织工艺有了一些最直接最具体的接触和感受——我也上过织布机“唧唧复唧唧”过呢——也算是妈妈留给我的一项难得的人生经验吧。


家里生活虽然困难，但妈妈喜欢干净、体面，哪怕是粗布衣、粗布鞋，我们兄弟姐妹从没有穿过破衣服、脏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穿得体体面面。我们家一年四季，从住房到厨房到院里，桌子、椅子、窗台，从来都是收拾得一尘不染。床上被褥总是叠得规规整整。我的高中同学曾到过我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多年后还夸说我们家干净、有档次。妈妈脾气有点急躁，遇到情理不顺的事常常忍不住着急发火，说话也高声大气。但妈妈心肠好，与人日常相处善良随和、明白事理，对人能帮就尽量帮，所以在南门里街坊邻居中人缘极好。


我在南门里长大，经历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么多的社会变迁和动荡，南门里的老老少少对我们家都不见外，可以说都是亲友善邻。我从小在地里干活，割草、浇菜、捡麦穗、拾红薯等等，难免有违规犯禁被大人发现要严厉训教的时候，但旁边只要有人说“这是勉家的孩子……”对方马上就和颜悦色，挥挥手把我放过。


我终生难忘“食堂饭”期间一个不寻常的经历。那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每天早中晚我和姐姐都要抬着饭桶去食堂为全家打饭。饭虽稀但每顿都有定量，所以饭票非常金贵。负责掌勺同时兼收饭票的是伙房负责人，那是一位张家婶子。我把数好的饭票递上去，盯着打饭的勺数着数……啊？明明已经打够了，但张家婶子还是一勺一勺地往我们的桶里添，一直到把饭桶打满为止……开始时，我和姐姐还以为是她弄错了，但很快我们就明白：这是张婶有意给我们加饭呀！


后来，伙房负责人换成了霍家大娘，霍家大娘也是这样不动声色地给我们加饭……


她们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这是勉家的孩子……”


一饭之恩，终生永记。这是饥荒之年乡亲长辈对我们家一群未成年姊妹兄弟的恩德，也是妈妈诚厚为人结下的善缘。


四
1969年元月，临汝县搞起了一场市民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家又被卷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灾变。在此之前，我和小妹妹丽珍刚以知青身份下乡到庙下公社张寨大队。不到一个月，妈妈和全家又被迫迁居到了尚庄公社拐棍李大队。那两年的动荡变迁难以尽述。最糟的时候，我们一家十口人分居在四个地方：妈妈带着几个弟弟下乡“安家”在拐棍李；我和妹妹丽珍作为知青下乡在庙下张寨；大妹妹珍明作为知青回了寄料公社闫小寨老家；父亲临时在城关公社西西大队医疗室，陪着奶奶住在南门里老家。


1971年，市民上山下乡运动被纠正，妈妈和弟弟们重又迁回县城，家里重新回到了比较正常的生活轨道上。


那几年，国家形势虽有曲折，但已开始逐步走向稳定。姐姐从河医大毕业参加了工作，我和弟弟金标先后招工进了县剧团，之后妹妹丽珍以知青身份招工进了工厂。妹妹珍明和弟弟明珠以工农兵学员身份（推荐加考试）分别上了河南大学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即今中国电讯工程大学）。全家已经开始一步步走出困境了。但毕竟经济压力还在，妈妈在街道工厂糊水泥袋，挣点工钱做家用。


所谓“糊水泥袋”，是在建筑工地把用过的废弃水泥袋收集起来，再用手工粘补修复，制作成可以重复使用的水泥袋。废品修复利用，收入的微薄可以想见。但妈妈很珍惜这个能够挣钱的机会，成天为此奔忙。


1974年秋，那是一个黑色的不祥的下午，妈妈在建筑工地捡水泥袋时意外遭遇脚手架垮塌事故，造成腰椎严重骨折。巨大的难以忍受的疼痛折磨着妈妈。妈妈的身体从此再也没有能完全恢复正常。这次工伤是妈妈为我们全家作出的牺牲，也是妈妈和我们全家的一场劫难。它给妈妈的人生和我们全家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1976年以后，随着大妹珍明和二弟明珠大学毕业，三弟金标和四弟银珠也长大成人，我们家兄弟姐妹七个或从医，或从政，或进入文化、科研部门，分别在不同的行业或单位站住了脚跟。20世纪9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中国城乡，深刻地改变、甚至重塑着中国的面貌。我们兄弟姐妹的生活和事业都进入了开阔的时代航道。妈妈欣慰地看着我们兄弟姐妹的小家庭开枝散叶，新一代茁壮成林。“儿行千里，老母倚门”，妈妈的挂牵随着儿孙辈们追求新生活的脚步，走向了千里万里的远方。而儿孙辈追求、跋涉的脚步，往往也有意无意带着妈妈生命的印记。


儿女们与父母亲在一起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写作和音乐，后来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从九十年代到新世纪，我写的农村题材现代戏被河南豫剧院三团等院团演出后，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戏剧界同行的赞誉，也拿了全国各种不同名目最高档次的奖项。我曾在创作谈文章中谈到妈妈在语言方面对我的巨大影响：
“我的群众语言根底，受惠于我母亲良多。我母亲虽然不识字，但语言表达力极强。民间社会的种种人情事理，结合着老百姓通俗的比喻夸张和世代相传的谚语，从她口中说出，格外家常、生动、贴近人心。我从小听母亲跟街坊邻居、婶婶大娘们拉家常，家长里短，活色生香，一年一年，想不记住都难。对这一点，原先我并没有意识到。后来我发现我的剧本中受到夸赞的那些语言，原来大都来自母亲之传，还有部分来自后来农村生活的濡染。如果没有了这个资本，我将在创作上失去一个多大的优势啊！”


父亲幼年失怙，奶奶抱着襁褓中的父亲，颠沛流离，受尽磨难。父亲成年后自立自强，在战乱动荡中与妈妈结为夫妻。


小时候，曾听奶奶多次说，在父亲与妈妈谈婚论嫁时，奶奶做过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桌子抽屉里卧着一只兔子、一只鸡，还有一只猫。父亲属鸡，妈妈属兔，而奶奶属虎——猫等于是吉祥虎。所以，奶奶说这个梦是吉兆，这个家能过好。


全家福几十个春秋过去，世事沧海桑田，几度换了人间；家事柴米油盐，总归离合悲欢。但奶奶的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妈妈！您一生的劳苦和对亲人的挚爱奉献，都已化为了晚辈生命的绚丽云霞！


愿有天国，让妈妈能安享尊荣，再无病痛！


愿有来生，让我们能再做母子，永不分离！


2023年7月3日晚成稿7月14日上午编定


作者简介：姚金成河南汝州人，国家一级编剧（二级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政府参事，原河南省剧协副主席、河南省戏剧文学学会会长、大型艺术文化刊物《东方艺术》杂志总编、河南省姚姓暨姚崇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戏剧代表作有豫剧《焦裕禄》《香魂女》《村官李天成》《重渡沟》《全家福》《故乡记忆》，粤剧《疍家女》、越剧《韩非子》、锡剧《浣纱谣》《玉兰花开》、婺剧《赤壁周郎》、江苏梆子《母亲》、晋剧《战地黄花》、秦腔《关西夫子》等。
作品多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戏剧奖、中国艺术节大奖及文华大奖、曹禺戏剧文学奖、中国电影华表奖、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中国现代戏创作突出贡献奖及河南省文华大奖、江苏省文华大奖、广东省艺术节剧目一等奖、浙江省戏剧节剧目一等奖等奖项，并获河南省政府记大功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