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柔之美 言外之致——姚鼐墓志铭叙事艺术的美学透视

姚波

阴柔之美言外之致——姚鼐墓志铭叙事艺术的美学透视

王慧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原载：池州学院学报2019年4月第33卷第2期


收稿日期：2018-11-10
作者简介：王慧（1992—），女，安徽桐城人，安徽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唐宋文学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摘要]姚鼐在古文理论方面造诣颇深，提出“阴柔阳刚”“以诗为文”“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理论，非常看重古文的文学性。墓志铭作为其散文理论的实践对象之一，姚鼐打破了墓志铭原有的写作程式，在叙事方面别出心裁，使其墓志铭在保留了历史真实的情况下也具备了很高的文学价值，故姚鼐的墓志铭在我国墓志铭发展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关键词]姚鼐；墓志铭；叙事艺术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02(2019)02-0083-04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任礼部主事、四库全书纂修官等。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


曾国藩说：“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1]32。“姚氏”即姚鼐。作为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幼耽辞章”，乾隆十九年（1754），三入礼闱见黜，却在都门文士圈中崭露头角。次年，拜师戴震见拒。在当时汉学硕彦云集的京师，姚鼐放弃辞章，转向汉学考据。乾隆四十年（1775）春，汉宋学术之争异常激烈，姚鼐愤然离开四库馆，辞官南下，开始往后四十余年的授徒讲学生涯，先后主讲于扬州梅花、江南紫阳、南京钟山等书院。


辞官告退，成为姚鼐人生中的重大转折。在朝期间，姚鼐曾对程晋芳说：“夫士处世难矣。群所退而独进，其进罪也；群所进而独退，其退亦罪也”[2]112。进退两难、遗世孤立的处境，使得姚鼐对官场失望透顶，直接促成他日后潜心教学，回归辞章的人生选择。


姚鼐构建桐城文统，在辞章方面自铸新论。其中《复鲁絜非书》是一篇重要的文学风格论文，作者以宏通的批评眼光将散文风格高度概括为阳刚与阴柔两大类，并且在《海愚诗钞序》一文专论诗歌的阴柔阳刚风格，观点与《复鲁絜非书》完全一致。姚鼐因受《易经》贵刚抑柔传统的影响，推崇阳刚之美。然而他的文章却以韵味胜，偏阴柔一类。他在《与王铁夫书》中曾经谈到：“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语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2]289。


姚鼐交友甚广，创作了大量的墓志铭。据统计，《惜抱轩诗文集》和《惜抱轩文集后集》共存有71篇墓志铭。其墓志铭抛弃了那种“计其所述，不过谓其生于世几年，而至累数百言不止”的行文方式，在叙事方面表现出不同于常规墓志铭的美学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淡泊明志：适意自由的个性追求
姚鼐认为阴柔、阳刚不是单一的，文章的风格特色是作者个性与才能的体现，在《复鲁絜非书》中提到：“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2]94。姚鼐阴柔之文风，也是其性格使然。姚鼐个性飘洒俊逸，狂狷跌宕，是典型的文士品性。他曾说：“走昔少年时，志尚在狂狷”[2]428，“我爱嵇中散，读书想介狷”[2]431。辞官之后，姚鼐耽禅，热衷于佛家的“返求本性”。


嘉庆七年（1802），姚鼐作《中宪大夫云南临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志铭并序》。王君，名文治，字禹卿，号梦楼，丹徒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后因厌弃吏事，不复就官。“与姚鼐交最深，论最契”[3]13889。王文治从仕途退出以后，热衷于歌伶音乐，“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姚鼐也深受影响，“渡江宿其家食旧堂内，共语穷日夜，教以屏欲澄心，返求本性,其言绝善”[2]43。二人年龄相近，爱好相投，经历相似，都是步入仕途不久而辞官告退，故互为知己。“嘉庆三年秋，过丹徒访君。君邀之涉江，风雨中登焦山东升阁，临望沧海，邈然言蝉蜕万物无生之理，自是不复见君”[2]345-346。姚鼐认为王文治是“游方之外与造物为人者”[2]346，超脱于现实世界，跟创造万物的天地为一气。铭词中说他是“凭日月之光而游天地之鸿蒙乎”[2]346。仿佛他的逝世，是为了摆脱现实羁绊，追求另一片光明自由的天地。得与失，生与死，在其笔下，显得微乎其微，行文中只有对个人自由的热烈追求。官场污浊而能洁身自好，无论进退仍能保持淡泊宁静的心态，王文治是其好友，也是姚鼐自身人格的投影。


再如，《歙胡孝廉墓志铭并序》：“君少孤，受学于淳安方先生楘如，工文章，中乾隆己卯科乡试，名著于远迩矣，而屡踬会闱，迄母丧终，君遂绝志求进。吏部符取为知县，亦不就，惟日与诸生讲诵文艺以为乐”[2]210。反映了胡君对科举仕进由热衷到决绝的巨大转变，表现出对官场的彻底厌弃与愤绝。之后，作者用抒情的笔调，描绘了胡君在歙城南山古寺中教书授徒的生活：“歙城南，越溪陟山有古寺。寺虽多颓毁，而空静幽邃，多古松柏。君携徒稍葺治，读书寺中，其意萧然。余昔主紫阳书院，去寺不十里，尝与往来；或至夜月出，共步溪厓，林迳寒窈，至今绝可念也”[2]210-211。作者从四十四岁辞官，继在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教书之后，于五十八、五十九岁在歙县紫阳书院教书期间，与胡君经常往来，月夜“共步溪厓”。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姚鼐与胡君之间志趣相投，使人深感回归自我、亲近自然，乃是人生一大幸运。


姚鼐晚年在《庄子章义》中说：“能得喜怒哀乐，人情万变之本，即真宰也。万变所由生，凡语言皆天籁也。不能得，则逐情而丧真矣”[4]。人所表现出的种种情感，如喜怒哀乐，都是真情实感，真心所致。真宰即为真心，这是一切的本源，得道之人必求真宰。从而强调为人不可虚伪假饰，真性情，才能得天籁之文章。姚鼐赞赏真性情之人。因此“天地万物之变，人世夷险曲直好恶之情态，工文章者，必抉摘发露至尽”[2]112。


嘉庆元年（1796），抱犊山人李仙枝逝世，姚鼐作《抱犊山人李君墓志铭并序》，其中说道：“李君仙枝，字宝树，游海峰之门，学其诗而似之。孤介自喜，为县诸生，早弃去科举学，在家为园池，植竹树自娱，稍稍积钱，即出游览山水，远绝城市，其性情真诗人矣”[2]376。诗人李仙枝，由于“孤介自喜”的性格，在“为县诸生（秀才）”时，即“早弃去科举学，在家为园池，植竹树自娱，稍稍积钱，即出游览山水。”作者写道：“其性情真诗人矣。”摆脱羁绊，回归自然，淡泊名利，只为内心的自由。在文末，作者铭曰：“林高谷空，寥寥泠风，如或吟啸于其中”[2]377。把“林高谷空”中的“寥寥泠风”，想象和比喻成诗人的吟诗声——“如或吟啸于其中”，幽静孤清的氛围，突出李仙枝孤傲遗世的风骨以及悠然自得的心态，意真辞切，气蕴幽远，形成了含藏不尽的文章意境。


嘉庆二年，袁枚逝世，次年十二月，姚鼐作《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袁枚在当时是一个较具叛逆精神的文人，孤傲自赏，卓然自立，晚年的诗文呼唤真性情，但也充满批判性，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而姚鼐不但为其作志，还在此志中盛赞“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2]202。可见姚鼐尊重个性且见识不凡，极具包容与开放的可贵气度。


2冲淡含蓄：真诚隐忍的情感流露
关于冲淡，姚鼐在《与石甫侄孙》中说：“凡作古文，须知古人用意冲淡处，忌浓重，譬如举万钧之鼎，如一鸿毛，乃文之佳境。有竭力之状，则入俗矣”[5]卷八。姚鼐推崇归有光，认为归有光散文“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不可不知此旨。有寥寥短章而逼真《史记》者，乃其最高淡之处也”[5]卷六，并将《先妣事略》《寒花葬志》和《项脊轩志》都撷入古文选本《古文辞类纂》。归有光散文始终保持了士林文化品格的单纯性，文章短小精悍，篇幅不长，百字之文比比皆是；题材多关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反映邻里亲人间的真挚感情，看似琐细平淡，实则凄怆动人。姚鼐墓志铭正是继承了其“小文章”的写作技巧。


姚鼐关注身边小人物，家人、师友、官吏、学生等，善于书写他们的日常人伦情感。如在《顺天府南路同知张君墓志铭并序》中，张曾份“为吏勤明有断，所至民以便安”，姚鼐曾“以女许君幼子”，他秉公执法不畏权贵，最后昼夜劳累，因疾殉职。姚鼐锥心写下：“天道何主？孰昌孰膴？孰抑孰阻？”[2]371再如，姚鼐为《合箫楼稿》作者作《陈孺人权厝志》，热情地为这位德才兼备的女诗人树碑立传：“胡君居贫甚，孺人时以文字慰其意。既而胡君病没，遗三子二女，皆未婚嫁；孺人执女红为衣食，暇则教子女，与之论古今为学。又性解医术，里中妇女有疾，往往请为之方。孺人于富者鲜所求，于贫者或济之药，虽自处乏困不恤也，其子女卒皆婚嫁。幼子镐从姚鼐学，鼐见孺人诗曰《合箫楼稿》，叹谓今女子作诗者之冠，虽流俗浅人论诗者未必知也，而后世必有知之者已”[2]207-208。塑造了一位善良贤惠的妻子，一位坚强隐忍的母亲，一位爱读书、懂医术、贫而无谄、于富鲜求、德才兼备的女诗人形象。文末姚鼐讴歌：“居庳里，志高矢。藏无有而学富。其身可亡名不毁，吾为命之女子”[2]208，对女性的尊重与赞扬溢于言表。


乾隆五十七年（1792）春，姚鼐作《汪玉飞墓志铭并序》，汪玉飞是姚鼐主讲钟山书院时的学生，去世时年仅二十六岁。“汪生行忠信而立志甚高，不与今世士同流，谓：‘士舍宋儒程、朱之所道以为学，举不足云学也。’昼动而暮休，必考一日所为，得失离合，悉书于一册，以自为戒劝”[2]195。盛赞汪玉飞勤勉好学、洁身自好的高洁品质。为此感叹：“嗟乎！使生不死，必追逮古贤人，必有立于天下；不幸亡，学未成，行未著，知其异于今世学者，唯余而已”[2]195。如此品质，如此才学，却未能使人了解，姚鼐痛心不已，亲自“为择摄山东南故昙花寺址右阜葬生”。


关于含蓄，姚鼐曾说：“凡诗文事与禅家相似，须有悟入，非语言所能传”[5]卷八。姚鼐写作墓志铭，吸收“诗曲而隐”的艺术手法，使古文含蓄有味，令人耐读。墓志意味着死亡，“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时光飘忽、生命短促，强烈的生命遗憾和不可避免的自然命运的无奈，姚鼐深感天地无常。他用疏落的笔墨，将内心深处的悲悼淡然流露，真正做到“人初视若无足赏，再三往复，则为之欣忭凄怆，不能自已”[2]348。


情淡之作《继室张宜人权厝铭并序》，作者写继妻平生行事“无以异今时女子，而悖傲苟贱暴虐之事，所必无也；治家不能极于俭啬，而矜奢纵佚之事，所不为也。尤喜称人之善，闻人不善，虽于余前亦绝不言”[2]212。作者运用远水无波的含蓄手法，将人物的面目勾勒出来。


乾隆四十年（1775），九月，同乡好友左众郛病逝，卒年四十七岁，姚鼐作《左众郛权厝铭并序》。在这篇铭文中，同时提到两位逝世的好友，左众郛和其兄左一青。“其后一青丞湖北县，以获盗功，升为令。入京师，过余旅舍，篝镫夜对太息，忆君与应宿，虽为诸生，而方艺花竹为园，遨游歌咏山水，藐然不可逮也”[2]183-184。好友一青，在朝为官，为何“夜对太息”？其友一青担任县令六年后，罢官，而后两年，姚鼐辞官。二人皆因对官场黑暗腐败的不满，而选择明哲保身。可惜世事无常，“然君比已被疾，其秋加剧，九月竟卒”“逾年，一青病，至冬亦亡”，短短时间，两位好友相继离去。生命宛如白驹过隙，朝夕间即可覆灭，世事如梦，实乃人生之一大悲恸。时过境迁，忆往昔欢畅岁月，伤感无限。姚鼐此文中不仅叙述了自己的悲痛和对死者的哀思，更是借此表达了一代文人对官场的失望与愤懑。“铭曰：‘呜呼众郛之柩也！志学而将究也！身隐而年弗寿也！继者昆而偕亡者归也！厥天为之夫焉咎也！维余之与旧也，铭以诏孤之幼也’”[2]184。好友左众郛有才学而未能得以施展，年纪轻轻溘然离去，姚鼐为好友悲痛不已，沉重地诘问苍天为何如此不公正，好人却不能善终？语言含蓄，情感充沛，真挚动人，可歌可泣。


3简洁丰韵：平凡深刻的人物形象
桐城文派祖师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道：“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6]卷一。姚鼐谨遵师长教诲，文章也以简洁为美，“大抵作文须见古人简质、惜墨如金处也”[7]64。


著名学者刘师培曾说：“惟姬传之丰韵，子居之峻拔，涤生之博大雄奇，则又近今之绝作也”[8]171。姚鼐墓志铭，既不采用南北朝雕琢华丽的辞藻，也不喜欢用骈体语，文字简略至极，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勾勒出人物精神气质，饱含深情，尽显人物的风韵。


乾隆三十八年（1773），姚鼐作《内阁学士张公墓志铭并序》。张公，名廷瑑，字桓臣，是大学士张英之子，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张公“诚朴笃谨，细微必慎”，深受姚鼐尊敬。在铭文中，姚鼐举例说明张公的清正廉洁，谨奉法度，“门生某为江西巡抚，过公居，奉数百金为寿。公曰：‘吾幸足衣食，安用汝金为？’又有以人参寄公者，公曰：‘吾生平无病，乌用参？’”[2]170张公用巧妙的回答谢绝别人的殷勤与好意，无论是否身处高位，仍旧“必忠必信”，成为为天下人所称颂的长者。世道衰微，像张公这样的好官，少之又少，文末，最高统治者发出“今尽矣！安可得也”的叹息。这其中也正寄寓了姚鼐渴望政治清明、官员廉洁奉公的社会理想。


又如《中议大夫两广盐运使司盐运使萧山陈公墓志铭并序》写陈在担任安徽亳州知州期间，遇到大饥荒，“上官令亳州设两粥厂以赈”，可是“一州两厂，何足赡饥者”？于是他从实际需要出发，自作主张增加救济：“自增三厂，分设境内。又收民弃男女者集于佛寺，令一老妪抚孩幼十，如此数十处”[2]388。如此敢作敢当的气魄，爱民护民的精神，深入实际的作风，实在令人敬佩。“人谓如此，终必以亏库银获罪矣”。而他的回答却是：“活民而得罪，吾所甘也！”当对上官负责与对下民负责发生矛盾，个人利益与百姓利益发生冲突，毫不犹豫选择后者。一心为民，而不惜自己获罪，令读者为之震撼。如此掷地有声的语言，义无反顾的态度，为民献身的精神，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姚鼐还善于运用对比衬托手法，简单叙述人物经历，寓深意于言外。乾隆五十二年（1787）八月，严冬友卒于合肥庐阳书院，享年五十七岁。姚鼐作《严冬友墓志铭并序》。严冬友是姚鼐在京时“时与相从”的密友，机敏有奇才，悉心为民着想。如写户部奏请将“杂项钱粮”“以其数并入地丁征收”。严冬友说：“今之杂项，古正供也，今法折征银。若去其名，他日吏忘之，谓‘其物官所需，民当供’。且举而征之，是使民重困也”[2]188。此议得到大学士刘文正的赞赏，使户部此奏作罢。如此将个人功名富贵置之度外的好官吏，却在官场受到排挤，最后不得不退出官场。巨大的反差，不得不引起读者深思。


嘉庆五年（1800），姚鼐作《江苏布政使方公墓志铭并序》，文中说道：“自公临江宁凡五年，吏民风习之尤恶者，大抵皆革，而士皆亲公矣。旋擢贵州按察使。行日，民涕泣送之，连塞数十里；公亦为泣顾而不忍去”[2]214。方公名昂，字叔驹。山东历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曾任刑部主事、郎中，饶州知府，江宁盐巡道等职。姚鼐运用侧面烘托手法，方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百姓。以至于调职离去，民众相送数十里，场面震撼感人，令人动容。


嘉庆七年（1802），作《安徽巡抚荆公墓志铭并序》，荆公，名道乾，字健中，山西蒲州府临晋人。“诸诚今刘相国墉抚湖南时，以谓第一良吏也”“大兴今朱尚书珪抚安徽，亦谓公第一”“鼐目睹公清修令德，以谓当世达人才杰盖多矣，若夫真朴淳至，表里如一，则无以逾公”“卒后，入哭者视其幮被如寒士。丧行，吏民送者莫不泣涕”[2]335-336，姚鼐分别从同僚、好友、民众三个角度，对其评价，侧面表现出荆公“以德为宝，以义自好，其行暠暠”的高尚品德。


4结语
尽管姚鼐在四库馆内的汉宋之争中，因与汉学派的严重分歧与孤立，而被迫从都门告退，将为学重心从考据转向辞章。可正是汉宋学术之间这场不称的颉颃，使得姚鼐意识到振兴古文的紧迫性，从而着手构建以籍贯桐城的方苞、刘大櫆、姚鼐师承关系为纽带的古文系统。告退辞官，南下教书授徒四十余年，使桐城古文传统真正成为一个文学流派，桐城派的文学理论也因他而日臻成熟、完善。


姚鼐追求天道合一的艺术极境，他曾说：“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柔阳刚而已。苟有得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为文章之美”[2]48。姚鼐文章，看似阴柔，实则外柔内刚，没有剑拔弩张、锋芒毕露，而是淳古简净，或意淡，或情淡，回环往复，有不尽之味。

参考文献：
[1]曾国藩.曾国藩文集[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
[2]姚鼐.惜抱轩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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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微.桐城文章与教育[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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