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名物考证与地理想象 ——从姚大荣《山海...

姚波

“丝绸之路”的名物考证与地理想象——从姚大荣《山海经》题跋看近代文人对世界的认识

夏文华

提要：《山海经》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古籍，成书于先秦时期，山川道里皆有迹可循。尽管《山海经》先于“丝绸之路”之定名，但书中可以追寻“前丝绸之路”的路线。对丝路沿线名物的考证，可以折射出地理观念的变革。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流，对丝路名物的考证不时呈现新的面貌。本文以近代文人姚大荣《山海经》题跋为素材，考察传统士大夫在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对世界的重新认识。在西学东渐、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近代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识有“环球一家”的地理对应，也夹杂着传统的文化想象，对丝路名物的考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山海经》;丝绸之路；姚大荣；题跋



  《山海经》与“丝绸之路”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历来都受到众多学者的持久关注。作为反映上古社会的重要典籍，《山海经》一直被称为“奇书”,由于成书年代久远，文字晦涩，加之所记事物远远超越人们的认知，无法与现实经验对应，自古以来不断有学者进行考证，但是仍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对《山海经》一书的性质也有不同认识，从目录学上看，或归为“术数类”,或归为“地理类”,或归为“小说家类”,不同的分类反映了对《山海经》所载内容的相信与存疑。无论归为何种性质，名物考证一直是《山海经》研究的重要领域，相关成果层出不穷。
  “丝绸之路”是沟通中西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的一条大动脉，是“对话之路”,在中外关系史上的作用不容置疑。当前的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象征符号。丝路研究因其广阔的包容性，内涵与外延变得极为丰富，与各个学科建立起越来越广泛的联系，不断突破旧例与壁垒，出现新的学术生长点，迅速成为显学，已经形成“丝绸之路”现象。
  无论《山海经》,还是“丝绸之路”,都是基于现实地理认识对世界整体的观照，二者之间应该有天然的联系。即使从现实来看，《山海经》与“丝绸之路”也存在地理上的交集。随着研究的推进，已经有少数学者注意到《山海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尝试通过实证的研究探寻《山海经》中的丝绸之路。不过，现有专题研究数量较少，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近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16BZXO29)阶段性成果。


  本文写作缘起于一部光绪八年刻本《山海经笺疏》,该书有大量题跋，对其检视之后，发现可以将《山海经》与“丝绸之路”结合起来，考察清末民初的观念史、思想史的变化，遂有此题目。题跋是文人读书的思考与感悟，可以反映特定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从题跋入手，既可从微观层面考察传统士人接受西学的过程，观察其对全新世界的感悟与认知，也可探析特定条件下学者研究方法与成绩之得失。简言之，本文尝试通过考察近代文人对古代文献的时代理解，来考量如何看待世界的问题。


一、《山海经》与“丝绸之路”


  《山海经》的成书年代要早于“丝绸之路”的定名时间，但作为记录中国乃至世界地理知识的古籍，仍有很多信史可采。其中关于山川道里的记载有些是可以和现实地理对应的，可以从中探寻“丝绸之路”的前史及其变迁。
(一)《山海经》里的“前丝绸之路”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丝绸之路”的研究，多数是汉代以后的，涉及“丝绸之路”前史的并不常见。这或许是受了历史记载“张骞凿空”,以及研究传统的制约所导致。希腊人在公元前四世纪谈到过的“Seres”即丝绸国，说明在汉代以前早就有一条往来域内的通道。日本学者羽田亨也提出中国的特产绢丝在汉代以前即已输出到希腊、罗马，“这种绢的远输，实由西域人为媒介：或至印度，或入波斯，再及于西方。”①根据古史，周初放逐戎狄于泾洛之北，秦逐西戎不过止于临洮，这时中国与西域之间或尚无正式交通，但不能排除民间贸易往来之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之前，已经有一条“前丝绸之路”,它很有可能记录在《山海经》里。
  《山海经》中的“山海”概念已涵盖了“四海之内”和“四海之外”的整个“天下”,亦即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全世界。从这个意义来讲，《山海经》就是“天下经”“世界经”。书中所载的世界地理知识不一定精确，但它眼界之开阔，气魄之伟大，未必比今人逊色。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有些科学显示出比其他科学更大的连贯性，古代方位地理学即属此类。地理学和天文、历法是在人类生产实践中最早萌发的科学，另外，从《山海经》的成书过程来看，它是人类对地理环境长期探索积累的结果。这也意味着：在方位地理学知识范围中，古人依靠经验和直接观察所获得的知识大致是可靠的。
  既然《山海经》是对“世界”的认识，我们就可以从中寻找出“丝绸之路”的一些路线，比如陆路丝绸之路的路线。有学者根据《五藏山经》中《西次三经》的内容绘制了二十三座山的分布图，并用内插法对各山进行定位，发现彼此之间的方位定向，距离远近，并不是荒诞的臆造，和《汉书·西域传》中所载的里程基本相符。②《汉书·西域传》中的“贵山”即《西次三经》的“魏山”,“尉犁”即“长沙之山”所在，贵山与尉犁之间的距离与魄山和长沙之山之间的距离完全相符。而且山列的走向和古代丝绸之路的北道(沿天山南麓)从尉犁经葱岭到贵山的路径完全相符。古代的道路尤其是山路，多是依山而行，山谷之间自然形成道路，这些道路就是古人向外界探索的必经之路。可以说《西次三经》的山头就是沿丝绸之路分布的，换言之，丝绸之路就是沿着《山海经》里的山列走出来的。
(二)姚大荣的《山海经》题跋
笔者在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经眼一部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山海经笺疏》,该书有近代文人姚大荣题跋，其内容多是对《山海经》相关问题的理解，这些材料对考察近代文人对世界的认识具有独特的作用。


①[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年，第6页。
②翁经方：《<山海经>中的丝绸之路初探》,《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


  姚大荣(1860-1939),字芷沣，号俪桓，贵州普定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历官内阁中书、起居注主事、刑部主事、学部图书行走、大理院推事等。辛亥革命后，在北京专事著述，“暇即赴书肆探讨载籍，力求宏博。”姚大荣毕生好学，至老撰述不辍，学贯中西，史家称他“在京新旧学均推重”。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姚大荣“从海盐张菊生先生游，攻史地、格致。又友美教士丁韪良，李佳白诸人，研求海外政教学术，欲借鉴异邦以资补助，一时万国学报通行，常有文字发表。”可见，姚大荣在与张元济、丁韪良等人的交游中，逐渐接受西学的影响，转攻史地、格致。“戊辰以后，息影林泉，益能穷殚阃奥，从事著述……而著作宏富，考据精详，在郑、莫两征君后允为黔省之冠。”①时人认为姚大荣的著述颇有不囿成见、勇于探索之风。
  笔者所见姚大荣题跋，字数达三万余字，内容多是对《山海经》相关问题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对《山海经》的整体评价与认识之语，如：
  《山海经》不但物类奇瑰，即文字之古峻，皆后世文人不能拟肖。或曰：荒唐之言也。余曰：平实之理无足骇，少所见多所怪。见橐驼言马肿背，如此辈人举世皆是也，故《山海经》之义息矣。以《山海经》为不可信者，《尔雅》亦不可信也。历代史载方国出产以为真耶?妄耶?故通儒奇士，而后可读《山海经》。读《山海经》已难其人矣，而况读《庄子》者乎，以实为诞矣，能以诞为诞乎?
  对《山海经》所载山、水位置的考证，其中多以近代地学知识与世界进行对应，如：
  古时以地中海岸为地极，故以地中海为西海，而以大西洋为东海，以太平洋与大西洋一水可通也。
  对传说的科学解释，如对“夔出入水则必风雨”这一传说，解释为自然界的“旋风”:
  据今科学家所考察，海上有两风异向而来，遇于一处，则成旋风。海水被风吸引而起，乃成水柱，高与天吻，盘轴而转，甚为高远。行至陆地，则成暴风，由于地上气温之差别而成。
  对《山海经》所载名物的考证，如：
  木禾即今之玉蜀黍，西膜之所谓木禾。
  从上述所举题跋看，姚大荣对《山海经》所载多以信史待之，故所做注解往往有附会之嫌。不过，题跋中也时常闪现理性的光芒，足见姚氏已接触大量西学知识，并能将其运用到对传统问题的解答当中。


二、《山海经》名物的近代考证


  关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名物，历来有众多学者进行考证。降至近代，随着国门的打开，西学的输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西两种知识体系如何对接，成为士人思考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传统文人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知识体系自洽的努力。旧有的以考据为主的研究加入了新的地球观、地理观的认识，呈现出新的局面，从中似乎也能看到新旧融合的雄心。谨举几例与“丝绸之路”沿线名物相关的考证，以观姚大荣的考证方法与地理认知。
(一)“文马”考
  《山海经》卷十二“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杯食。有文马，缟身朱鬣，目若黄
金，名曰吉量，乘之寿千岁”条有姚大荣题跋三则：
       
①冯楠：《贵州通志·人物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34-1035页。


其一曰：
  西音Zemra即文马之译音。
其二曰：
  犬封国即西方所谓埃及国，文马即其地所产。今西史不言有此兽，惟《职方外纪》云：“利未亚洲野地皆产异兽，因其处水泉绝少，水之所潴，百兽聚焉。辄异类相合，辄产奇形怪状之兽。”又云：“其地马最善走，又猛能与虎斗”等语，是虽未言文马而已，浑括之矣。
其三曰：
  近见舶来品影片所谓《非洲大猎记》称斑马为非洲产，纹作长条，黑白相间，极为美观，全洲共有斑马四百万匹，其花纹无一相同者，其纹以细为贵，粗为下，西名曰Zemra。
  关于文马，前人多有考证，如：《说文·马部》曰：“马赤鬣缟身，目若黄金，名曰驳，吉皇之乘，周文王时犬戎献之。”①《太公六韬》曰：“商王拘周伯昌于美里，太公与散宜生以金十镒，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于是得犬戎氏文马，毫毛朱鬣，目若黄金，名鸡斯之乘，以献商王。”②《尚书大传》曰：“酸身朱鬣鸡目。”③《周书》曰：“犬戎文马，赤鬣白身，目若黄金，名曰吉黄之乘。”④“吉皇”“吉黄”“鸡斯”皆为良马之别称，有学者借用文化语言学方法，认为“吉黄”与“鸡斯”实指一物，突厥文中的Qirqiz即“吉尔吉斯”,可以简省为“鸡斯”,也可作“吉光”“吉黄”,总之，认为这些不同的名称大约和出产良马的吉尔吉斯有关。⑤
  古文献中对“文马”的解释大同小异，对文马的外形、名称都有分析，并明确指出文马出自西方犬戎部落。传统的说法认为“犬封国者，盖以犬立功受封而得国，即郭注所谓‘狗封国’也。”《伊尹四方令》云：“正西昆仑狗国。”《淮南子·墜形篇》云：“狗国在其(建木)东。”⑥则狗国之传说实起源于西北无疑。姚大荣根据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并结合当时的影片，把“文马”与“斑马”对应起来，认为《山海经》里记录的“文马”即埃及的“斑马”,因其皆为身有花纹之马。姚大荣将“犬封国”对应为埃及，并未说明原因，可能是因为埃及产斑马，即他所认为的“文马”,因此将二者的产地相对应。
(二)“开明兽”考
  《山海经》卷十一“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条有姚大荣题跋多则：
其一曰：
  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谓红海(RedSea)之水由柱州之东南隅(即亚丁湾GulfofA-den),以行其东南之苏夷仕(Sued)。异兽各地皆有，而独以开明兽著称。考《职方外纪》云，利未亚洲迤北诸国，野地皆产异兽，因其地水泉绝少，水之所潴，百兽聚焉。辄异类相合，更复产奇形怪状之兽。地多狮，为百兽之王云云，开明即在利未亚洲北境。
其一曰：
  Hamitic开明题克，Sphinx人头狮身像，Pyramid
  《西史通释》载：埃及格则方尖塔下有人头师(狮)身大像，长九十英尺，高七十尺，前足以外皆雕石为之。以彼证此，疑开明兽亦系石像。续证以朱子所言，知确系石像，但非如朱子云是图画也。


①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中华书局，1963年，第200页。
②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九十三，中华书局，1965年，第1612页。
③伏胜：《尚书大传》卷二，《经学辑佚文献汇编》,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18页。
④朱右曾：《逸周书校释》卷七，清光绪三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第十一页。
⑤叶舒宪等：《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79-2082页。
⑥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62页。


  姚大荣认为开明兽“即埃及古刻人首狮身大石像，开明为埃及国本名”。姚大荣从语言学角度解释了为何“开明”即“埃及”,他认为：埃及古称Hamitic,“开题”即“开明”,盖西文本作“开明题克”(Hamitic),云“开明”者，首次两音；云“开题”者，一三两音。古时埃及人自称其国曰“开姆”“开米”,译言黑土也。又译作“克门”或作“克米”,亦同。此“开明”与“开姆”“克门”音均协，其为埃及审矣。姚大荣进行地理名物考证时往往使用“对音”的方法，这一方法有时是有效的，但也容易遭人诟病。事实上，“对音”是古今中外学者进行地理考证的常用方法，在比较文化学中有较强的适用性。
  《山海经》记载开明兽“九首，皆人面”,以常理看不可思议，姚大荣也给出合理的解释：“昆仑九井面，有九门，开明兽守之，九门各有一兽，故云九首，非一身九首也。”开明兽元名为“司芬克司”(Sphinx),此种造像最多。埃及人喜造石像，西史载有师(狮)身女首石师(狮),又有古勇士门南石像，高六丈，又有大石像一千，皆羊首师(狮)身。通常情况下，学者把“开明九首”解释为：“一身化为九，或一身而九头”,①这是把《山海经》当作神话看待，与姚大荣将《山海经》当作可信的记载有所区别。


(三)“不死之药”考
  《山海经》卷十一“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寞麻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条有姚大荣题跋：
  不死树殆即埃及所产木乃伊术，主要之药南美洲亦有之。《职方外纪》云：“孛西洛有树生脂膏，极香烈，名拔尔撒摩，傅伤损，一昼夜，复合如故，涂痘不瘢，以涂尸，千万年不朽坏，云云。
  古代关于“不死之药”的记载不胜枚举，比如：《淮南鸿烈解》卷六：“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恒娥窃以奔月。”②《论衡》卷七：“武帝之时道人文成五利之辈入海求仙人，索不死之药。”③《汉书》卷二十五：“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④《战国策注》卷五：“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以入。”《续谈助》卷四：“道士潘诞言能合不死之药，帝乃于嵩山造馆，名嵩阳馆。八年金丹不成，斩之。”⑥《成都文类》卷四十一“古之仙者或诡服变名姓佯狂市井间，人莫测其为，或啖食草木土炭诸臭恶物，逢人不择贵贱肆口骂毁，至以石击走之，或事化丹砂水银诸不死之药。”①《太平御览》卷七百十：“《神仙传》曰：吴兴人沈羲为仙人所迎，上见老君，玉女以金案玉杯药赐羲，曰此神仙丹不死之药。”⑧《尚书质疑》卷二：“秦始皇使人入海求神仙不死之药。”⑨《赏雨茅屋诗集》卷十九：“不死之药谁能求，壁间且复图瀛洲。”⑩
  在各种记载中，可以看出“不死之药”的来源基本有三种：一是向东方海中仙岛求取，一是向西方西王母处求取，另一种则由炼丹道士炼制。姚大荣认为，埃及制作木乃伊所用之药即是不死之药之一种，用之既可以愈合伤口，又可防止尸体腐烂。在姚大荣生活的年代，科学开始进入社会文化的中心位置，有时会因为世人对科学的过度崇拜而产生盲从。比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传印度科学家


①叶舒宪等：《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81页。②刘安：《淮南鸿烈解》卷六，《四部从刊》,第73册，上海书店，1989年，第9页。
③王充：《论衡》卷七，《四部丛刊》,第75册，上海书店，1989年，第11页。
④班固：《汉书》卷二十五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204页。
⑤高诱：《战国策注》卷五，《四部从刊》,第46册，上海书店，1989年，第33页。
⑥晁载之：《续谈助》卷四，《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96页。
⑦刘光祖：《新繁县朱真人祠堂记》,程遇孙：《成都文类》卷四十一，《四库全书》,第13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49页。
⑧李昉：《太平御览》卷七百十，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84页。
⑨朱需：《尚书质疑》卷二，《经学质疑》,清嘉庆六年望岳楼活字本，第16页。
⑩曾燠：《赏雨茅屋诗集》卷十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48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0-191页。


从植物中提取到“不死之药”,“印度科学家卜克博士，为发现草木植物亦有生命之第一人，近又发现某些草木之液汁中，含有拒毒力甚强之成分，经过种种试验，效果均极良好，据云，该液汁能使已死之心，永远复活，长生不老之事，将有实现可能。”①这一消息通过路透社传向世界各地，引起广泛的关注。印度科学家提取“不死之药”的方法与《职方外纪》记载的相似，皆是从植物中提取。也有学者认为，《山海经》里的取自植物的“不死之药”,可以见鬼通神，而且通过飘飘欲仙的飞升感和种种幻视幻听而窥知宇宙的秘密，参与宇宙的神变或异动，达到与日月同寿、与天地融化的境界。②从这个角度看，“不死之药”确实也能一定程度上使生命达到“不死”“不朽”之效果，也是一种“释古”的解释。


三、中西碰撞的地理对应与文化想象


  从姚大荣所作考据来看，他没有否定《山海经》所载名物，没有将其视为神话，而是秉着“释古”的态度，搜寻东西方各类文献，并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试图给《山海经》的名物做出合理的解释，尽管这些诠释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主观色彩。
(一)“环球一家”的地理观念
  在传统的思想架构里，中国处于所谓“世界秩序”的中心地位。在晚清中国追求“世界知识”的道路上，这样的神话逐渐瓦解。士人借着认识域外大千世界的面貌，开始认识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士人凭借阅读所知，用想象构建出全新的世界图景。近代地理概念传入中国，从利玛窦开始。1582年利玛窦展示的《万国全图》,使中国首次获得有关世界全貌的近代地理知识。此图在中国的刊印流播，基本改变了此前中国对世界地理的认识。1623年，艾儒略编译的《职方外纪》出版，此书可谓中国第一本世界地理书。书中第一次向中国详细讲解阁龙发现美洲的经过，第一次向中国介绍欧罗巴概况、地貌、物产、风俗、建筑等。1708年，康熙传谕西洋教士赴各地测量，绘制全国地图。1718年制成《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用欧洲近代科学仪器实地测量绘制的第一幅中国全图。通过这些精确的地图，中国传统文人对世界的认识远远地超出了“九州”,天下观也具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姚大荣在题跋中多次引用《职方外纪》的内容，足见其受该书的影响。
  尽管从明朝开始中国士大夫已经“开眼看世界”,明清时期看到的“世界”与晚清时期看到的“世界”是大不相同的。不同点在于明清时期的“世界”是分割的，东一块、西一块；而且每一块地方自成一国，互不相关。反过来，晚清时期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组合体，“五大洋、六大洲”连接起来成为一个环球系统。这种跨越海洋、山脉、陆地、河流的“环球意识”,不单是晚清“世界”的特点，也是晚清士大夫孜孜不倦地向西方学习地理知识的原因：“师夷长技以制夷”。归根到底，从传统士大夫转型而来的近代知识分子，身上始终保留着浓厚的家国情怀，他们是从了解世界“环球一家”,尝试恢复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一体”。姚大荣在与汪康年的书信中也表达了认识世界的重要性以及对现实状况的不满与担忧：“经营交涉六十年，中国处处受亏，着着落后，固由不谙外情所致。”③
  如果说明朝末年甚至清朝前期，中国的士大夫还能和传教士平等、融洽地切磋学问，那么,到了晚清，这一局面因国门被打开而遭到重创，晚清士大夫以近乎悲壮的心情接受“环球意识”。在与世界对接的过程中表现出“欲拒还迎”,“在被动中求取主动”的矛盾心理。姚大荣就是一位从晚清士大夫走向近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他的地理观里，既有对西方地学知识的迎合与接纳，也保留着传统士人的自尊。


①《发明不死药》,《光华医药杂志》1933年第1期，第57页。
②叶舒宪等：《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09页。③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34页。


在《山海经》的题跋里可以看出他尝试着把中国纳入整个世界的地理体系，这或许是他不断把《山海经》中的地名与世界对应起来的原因。
(二)传统文人的文化想象
  地学知识是较早进入中国传统士大夫视野的西学。他们在接受西方精确化的地理图景时，首先要进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与呼应，这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文化想象。文化想象总是意味着特定共同体对自身生活方式、观念体系及其理想形态的幻想、联想以及虚构等。置身于近代前所未有的“全球一体”境遇中，传统士大夫的文化想象也被高度激发起来，一方面认真地打量西半球的他者，在这种打量中投射进陌生而新奇的想象，另一方面，正是从这面想象的他者之镜中，回头重新打量东半球的自我，从中映照出前所未有的新形象。处于“全球一体”境遇中的中国人常常运用自己的文化想象力去重新想象西方他者形象与东方自我形象，从而构建起新型的东西方关系。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人开始自己编写世界地理和局势的作品，比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由于地理知识的成长和变迁而引发的知识与思想效果，既对传统的地理观念产生冲击，引起内部结构的挑战，而那些外在的世界，也成为知识的对象，各式各样的探索解读络绎不绝。因为地理知识的增减与更替而引发的“地理想象”,让近代中国的思想观念世界，得到了无限宽广的嬗变空间。随着中国士人逐渐了解世界局势，逐渐知道中国不过也只是世界诸多国家之一，并未处于“天下之中”的优越地位。对于外在世界的存在的认知，让中国人在变易之际添加了许多丰富的“思想资源”。对中国在世界体系里的地位做出某种判断，进而重新构建天下的图景。
  姚大荣所作题跋，多有引自《职方外纪》的内容。可见当时士人获取世界地理知识的主要途径就是阅读这些地学之书，这也成为当时士人的普遍行为。康有为在回忆自己年轻时接触西学的历程时，提到“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①地学书俨然成为士人的“共同知识文本”。
  姚大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变局里，对《山海经》描绘的世界图景做出了全新的解读与想象。题跋所见之处，往往把《山海经》里的“虚幻之地”与现实世界里的地名进行对应。事实上，《山海经》里记载的地名一直随着“天下”范围的拓展而落实为真实地理，比如，汉武帝时期，交趾、昆仑、肃慎、苍梧等初见于《山海经》的地理名称就通过“经略天下”逐渐从“蓝图”变为现实。这就激发了历代学者的动力，孜孜不倦地试图将《山海经》里的地名与现实世界里建立联系，抑或说为《山海经》的研究开辟了一条长盛不衰的道路。从1895年到1920年初前后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张灏称之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大量涌现的图书报刊带来海量的地理知识，将中国与世界联结起来，从而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认知想象力。地球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务，都有可能以地理空间的认知和中国产生关联，进而引发士人的文化想象。
(三)名物考证的时代特征
  从明末清初对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介绍，到晚清西方地理学体系的引入，中国近代地理学形成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深深打上了“西学”的烙印，“中国地理学从传统向近代的学术转型，与引进、吸收和融会西方地理学学术思想有密切的关联，近代地理学是中西地理学交融的产物”,②因此，在讨论传统地理学的转型或传统地理文献的近代解读时，西学东渐是一个不能够被忽略的时代背景。
  这一点在姚大荣对《山海经》名物的诠释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世纪之交的历史转型时期，传统的名物考证已经加入了新的内容。比如，《山海经》卷七有“奇肱之国”,郭璞为其做注时提到“其人善

①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页。
②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77页。


为机巧，以取百禽，能作飞车，从风而行。”①姚大荣为“飞车”做注解时，引入了当时最先进的飞行技术“飞机”进行类比。他说，“今时飞行器有两种：其有气球者，曰飞艇，曰飞行船(Airship);其不设气球者曰飞车，亦曰飞行机(Aeroplane)。”姚大荣还用了罗素(BertrandRussell)《中国之研究》中的话：“中国人之思想较吾人为渊邃，即如飞行一事，西人累世研究，今幸成功，然中国人之视飞机无甚关系，不过如一飞虫之特大者耳。”不论“飞车”还是“飞机”,皆是西人所作，姚大荣特意引经据典，“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②“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③提出墨翟、公输班所作木鸢，即飞车。《帝王世纪》“汤时，西风吹奇肱车至于豫州。汤破其车，不以示民。十年，东风至，汤复作车，遣赐之去”④的记载，证明中国亦有奇肱之技。
  晚清士人适应西潮的方式，千姿百态。但毫无例外的是，士人们争相汲取外来著述中的养分，填充到旧有的知识体系当中，以求人类知识的进步。这种方法可以称之为“以西证中”或“中西互证”。无独有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亨莉埃特·默茨在其著作《几近退色的记录》一书中，使用类似的方法，通过实地考察，把《山海经·东山经》所列山脉与美洲地区的山脉一一对应，从而得出《东山经》所述地区为今天美洲大陆的结论。⑥
  姚大荣在注解《山海经》时，已不再局限于中国传统的文献，而是兼收并蓄、取材宏富。不仅广泛吸收西方的学术成果，也兼及报刊、影片，旁征博引，充分利用材料与想象思维，将东西方不同名物之间建立联系。姚大荣并没有出国留洋经历，但和丁韪良、李佳白等传教士关系密切，应该懂外文，这一点从他频繁引用英文词语可以看出。上述事实充分表明，姚大荣的学术观念与视野已突破传统局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中国近代的转型时代里，制度性传媒作为生产、传播地理想象的主要载体，将信息生产流通的广度与速度大幅提升，引发了更为深远的回响。


结语


  《顾颉刚书话》录有“姚大荣书稿”一则，或许可作为评估姚大荣学术方法与成绩的参考。“贵州姚大荣居北京，研究中西交通史，以‘昆仑’即巴比伦，为胡适等当作笑谈。渠一生工作，未有成书，其稿为其子所保存。一九七四年曾由吴玉年介绍送至予家，读之知姚君虽多附会，然其读基督教《旧约》颇熟，取以比勘中国古史，亦能有所发明。”①作为疑古派的创立者，顾颉刚尽管认为姚大荣所做考证“虽多附会”,但中西互证的方法仍能“有所发明”,足见姚大荣的考证在方法论上还是有一定的价值，未必一概而论，完全以“笑谈”称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与学术传统也有相当的关系。
  清代学者开展考证时往往“博征其材”,“无征不信”,“于史书诸子转相证明”,⑧此种风气成为清代学术的重要特征，对清末民初的士人仍有极大的影响。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都可以用来纠正史书之非，其所用材料不必尽是中国的著述。姚大荣所处的时代，来自西方的域外地理知识大量涌现，各式各样的地理文本，千奇百怪的大千世界和不可思议的知识，迎面扑来，既成为知


①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3页。
②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十一，中华书局，1998年，第266页。
③吴毓江：《墨子校注》卷十三，中华书局，1993年，第739页。
④皇甫谧：《帝王世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21页。
⑤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167-168页。
⑥[美]亨莉埃特·默茨：《几近退色的记录——关于中国人到美洲探险的两份古代文献》,崔岩峭等译，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98-127页。
⑦顾颉刚：《顾颉刚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7页。
⑧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李妙根：《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33-134页。


识的对象，也成为他们理解外在世界依据，让当时的中国士人对外在于中国的世界的认知，大有变化。新增添的地理知识，让中国士人熟知的“天下”越来越大，原来的知识世界的边界越发扩张，并对源远流长的知识世界的内部结构提出了挑战。学者们已经开始用新的地理知识和文献资料对传统文献进行注释，“想方设法地弥合古代的传说以迁就经典的错误”。①“在没有现代‘科学’来保证地理知识的‘正确’的文化传统里，传统的考证学俨然是提供这些知识的‘正确性’的技术根源，而征引异域殊族之著述以为‘保证’,以求贯通古今，拓展‘地理想象’的无限空间。”②
  清末民初的几十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③此时士人汲取各种知识思想，获悉各方之见闻，结合大清帝国荣光不再、国势陵夷、迭遭内忧外患的现实，屡屡发为回应，倡言立说。有率由旧章，倡言卫道护教者，有别出新意、挑战伦常纲纪者，有折衷新旧，意欲调和诸说者，凡此种种，汇集为晚清知识思想领域里的多重风貌。身处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历史时期，姚大荣不再限于埋首于传统经籍，在接受大量新学的前提下，努力寻求二者的共洽，未尝不是有益的实践。而且，全面考察姚大荣所作题跋，会发现除一些貌似荒诞的解释之外，仍有大量客观的论述，前述用“旋风”来解释“夔”之情形，就极具理性与科学性。况且，一直有学者秉持《山海经》为信史的主张，认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且书中所载距世已远，地理环境、生活形态皆有沧海桑田之变，不便用后世的眼光看待古代的记载。而且，人类对外在世界的把握是一个不断探索的长期过程，必然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学术的推动，世界的真实图景或许会完整地呈现。以姚大荣为代表的士人对《山海经》名物的考证多数是基于“释古”的态度，不管是“西学东源”还是“西学东渐”,研究者总是尝试寻求合理的解释，以助于对外在世界的认知与把握。如此看来，我们探讨百年前学者的考证方法、成效与影响，仍有其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作者夏文华，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临汾041004〕




①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87页。
②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148页。
③张灏：《转型时代与幽暗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1页。

姚波

夏文华

夏文华（1977-），男，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96-2000年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2004-2007年就读于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获哲学硕士学位，2008-2013年就读于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2000-2015年任职于山西师大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工作。

研究方向与成果

主要从事文献学、科技史、地方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文化史研究领域具备充分的研究积累与良好的研究基础。主讲《版本目录学》《碑拓与线装书的制作》《三晋文化史》《中国科技文化史》等课程。近年来，紧密围绕文化史相关主题，先后在《浙江学刊》《南开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图书馆杂志》《图书情报工作》《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山西大学学报》《科普研究》《山西档案》《山西师大学报》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30篇。出版专著3部，参译著作1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级项目多项，参与国家级项目多项。

主持的科研项目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16BZX029），2016-2021年。

[2]山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丝绸之路与中外科技传播研究（20210127），2021-2023年。

[3]山西省教育科学规划办项目，山西抗日根据地科学教育研究（GH-21296），2021-2022年。

[4]山西省1331工程项目，山西文物中的古代科技研究（HLWLY2020002），2021-2023年。

[5]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办项目，山西抗日根据地廉政文化建设研究（2021A080），2021-2022年。

[6]山西省社科联重点项目，山西方志“城池图”中的传统文化研究（SSKLZDKT2019052），2019-2020年。

[7]山西省1331工程项目，历山地区古村落调查与研究（HLWLY2017036），2018-2020年。

[8]山西省1331工程项目，上善若水：黄河岸边的文化与旅游（HLWLY2017015），2017-2018年。

[9]山西师范大学校级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科学图书出版史研究（1937-1949），2013-2014年。

[10]山西师范大学“四史”项目，山西师范大学新时代“抗大精神”的实践价值研究（SSYB003），2021-2022年。

[11]中国科协项目，近现代科普书籍与科学文化传播的实证研究，2011-2012年。

著作

[1]《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1928－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2]《上善若水：黄河岸边的文化与旅游》，山西经济出版社，2018年。

[3]《尧舜遗风：翼城古村落掠影》，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

[4]《技术与工程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翻译第二部分第6章至第12章，约20万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论文

[1]王丽,夏文华.中国共产党早期医学图书出版研究(1921-1949)[J].长治学院学报,2021,38(06):9-14.

[2]夏文华,张政.中医与防疫:近代公共卫生事件的地方应对——以山西鼠疫的防治为例[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1,33(02):71-75+81.DOI:10.16396/j.cnki.sxgxskxb.2021.02.014.

[3]夏文华,王依云.《少年画报》与抗战时期的科普[J].科普研究,2020,15(06):91-99+105.DOI:10.19293/j.cnki.1673-8357.2020.06.012. 北大核心  JSTAMI扩展

[4]白恒源,夏文华.清代山西疫灾的应对机制研究——以山西地方志史料为中心[J].文教资料,2020(35):55-57+82.

[5]夏文华,李亚南,张丹凤.基于主体间性的“教师学生文本”课堂教学共同体的构建——以“中国近代史”课程为改革实践[J].文教资料,2020(14):168-170.

[6]夏文华.“丝绸之路”的名物考证与地理想象——从姚大荣《山海经》题跋看近代文人对世界的认识[J].浙江学刊,2019(06):226-234.DOI:10.16235/j.cnki.33-1005/c.2019.06.027. 北大核心  CSSC IAMI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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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