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洁』从《陈书》看姚察父子的史学旨趣

姚波

从《陈书》看姚察父子的史学旨趣

吴志洁

原载：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九八年第一期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早在陈时，姚察就着手修陈史，临终前嘱子思廉继其业。贞观初年，姚思廉上表陈父遗言，诏允后，续成《陈书》。《陈书·姚察传》明言:“梁陈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论及纪、传有所阙者，临亡之时，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思廉泣涕奉行.”［1］故《陈书》中的史学旨趣是姚氏父子的共同倾向。


一、以“五德终始”说附会陈的兴亡


《陈书》以文字简洁、体例秩然见长，但在短短的三十六卷篇幅内，除本纪六卷外，尚有皇后列传、王子宗室列传十一卷。姚察亡于隋、理应入隋史，然思廉却在《陈书》中为父立传。编撰体例的背后掩葳着他们对陈的眷恋。


朝代更替，是史著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如何处理才能遂现任统治者的意愿，而又能给前代遗民以交待，是史家常常感到棘手的问题。陈霸先以武力代梁，姚察是陈吏部尚书，他焉敢忤上？姚氏父子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附会禅让、解决了这一难题。他们认为、帝王的兴替是五德循环的结果，梁氏消亡是由于“梁德湮微”，即所谓“五德更运，帝王所以御天，三正相因，夏、殷所以宰世……梁氏以天禄永终”［2］。具体说，梁时社会动荡、祸乱频起，一系列征兆预示着梁德衰竭，“太清云始，见困长蛇；承圣之季、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窃神器，三光亟沈，七庙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坠”。陈霸先在姚氏笔下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有命自天，降神惟岳、天地含德”。于是梁帝“便逊位别宫，敬惮于陈，一依唐虞、宋、齐故事。”［3］在他们看来，梁氏是因为“历运有极”而亡，陈霸先是由于“圣命于天”而兴。姚氏父子把统治者之间血腥的争权夺利用“五德终始”说这块遮羞布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达到了“为尊者讳”的功效。


司马迁在创立纪传体的同时，开创了中国史学朴素的唯物史观的先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为后代史家追求的风范。姚氏父子继承了司马迁纪传体形式而抛弃了其内在的精神实质，其用意在于为陈代梁辩护，树立陈朝承续大统的形象。


让姚氏难堪的是，隋灭陈，对姚察恩宠有加，使他们历任太子内舍人、秘书丞。陈是故国，姚察不好对陈亡国之君有所微词、而又要论证隋灭陈的合理性。姚氏真正陷入两难境地，“五德终始”说又成了他们下台的阶级。


在分析陈亡的原因时，姚氏的主要观点是，陈亡应归咎于魏晋以来的腐败政治，非陈统治者所为，陈亡乃天意。兹引材料为证。


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责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庆、沈客卿之徒，专掌军国要务。奸黠左道，以袞刻为功，自取自荣，不存国计。是以朝经堕废，祸生邻国，斯亦运钟百六，鼎玉迁变，非惟人事不昌，盖天意然也。[4]


姚氏把陈亡的原因归于魏晋以来有贤之士不问政治而小人当道、后主委屈，可谓怨天尤人。魏征曾一针见血指出，陈亡是因为“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昵近群小，……无骨鲠之臣”，结果“刑政日紊，尸素盈朝”［5］。魏征的议论，一方面是他与陈亡无利害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其重人事的历史观。姚氏父子与魏征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人，但其思想观念比之魏征显然落伍了。


姚察父子处所的时代是由动荡不定逐渐走向统一安定的时代，儒家正统思想正受到佛教和玄学的强烈冲击，长期的分裂割据和绵延不断的战乱使儒家圣哲的灵光失色了。然姚察却是“幼有至性，事亲以孝闻。六岁诵书万余言。……为儒者所称”［6］。和时代的思想活跃的士人相比、姚察是一个抱残守缺者，姚思廉则承袭家学，他们对陈兴亡史的处理正是其怀念故旧思想的折射。


二、宣传孝悌、以树国本、立风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旧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崩溃了，人们对外在的权威发生怀疑乃至否定，人的内心世界变得十分开阔、对自身价值和人格的追求成为社会的风尚，儒家的伦理道德、谶讳宿命、烦琐经术遭到人们的鄙视。要求把握现实的自我、真正的自我的观念成为魏晋以来自觉的思想意识。《陈书》没有很好反映出陈时代的特色，与姚氏父子思想保守而无法把握时代脉搏是分不开的。


儒家思想十分强调血缘亲情在社会中的纽带作用，统治者用孝悌观把整个社会凝聚成等级有序且具有核心的集合体。中国自东汉末至隋灭陈，四百年间，除西晋初年的统一之外，历史长期处于分裂之中，统治阶级用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纲常礼教遭到极大破坏、身处由乱世到统一的姚氏父子深刻体会了孝悌观对维护统的重要性。姚氏父子宣扬、“人伦之德、莫大于孝，则以报本反始，尽性穷神。孝乎惟孝、不可不勗矣。故《记》云:‘塞乎天地，盛哉!’”［7］


《陈书》大肆宣扬孝悌，凡有孝行之德仪者，列传必录无遗。至于“若乃奉生尽养，送终尽哀，或泣血三年，绝浆七日”的类似语句随处可见。为敦风俗、立教化，《陈书》立有《孝行传》，编修者在《孝行传》中感慨道：孝行之人“诚贯幽显，在于历代，盖有人矣”，而今“陈承梁室丧乱，风漓化薄，乃迹隐阎闾，无闻视听，今之采缀，以备阙云。”［8］相反、对无视孝悌之人则严加斥责，以为“上自帝王，至于黎献，莫不嫡庶有差、长幼攸序”。人们应该严格遵守社会等级秩序，而叔陵王“险躁奔竞”，刺伤后主，“行悖逆”，即使“辕磔形骸，未臻其罪，汙潴居处，不足彰过”［9］。痛恨之情力透纸背。由此可见姚氏对忠诚孝悌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淡化所产生的悲哀与不满，也可见其倡孝悌、立风俗、固国本的目的。


姚氏的孝悌观正是唐朝这个刚建立起来的统一专制国家所需要的。从贞观三年（629〉到显庆四年（659)30年间，唐统治者设立史馆修成八部纪传体前代“正史”，其目的是为了总结历代政治得失，为当世取鉴。以魏征为代表的一批修史者秉承圣意，十分注重总结亡国的教训，而姚思廉则深受家学影响，重视阐发父亲的孝悌主张。表面看来，《陈书》的编撰多少偏离了唐太宗的本意，但实质上从另一侧面为统治者提供了有效的方术，那就是“孝梯”。孝悌、树国本、立风俗，从这个意义上说，姚氏父子也完成了著述使命。


三、崇尚门阀，纪陈姓家谱
魏晋以来，门阀制度盛行，门阀士族垄断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史学自然摆脱不了这种局面。门阀制度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影响十分突出，姓氏学和谱学专著应运而生，就连纪传体史书也重对传主家族成员的搜罗。


姚氏父子虽然与南朝许多时尚格格不入，但在对待门阀制度上却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陈书》宣扬门阀观念，在《徐陵传》中，编撰者提出了铨选官吏的标准，那就是“品藻人物，简其才能，寻其门冑，逐其大小、量其官爵，”［10］以门胄大小论官实乃魏晋门阀之遗风。


《陈书》中除有本纪六卷外，还有《皇后传》、《王子宗室传》十一卷，陈氏家人的传记几乎占全书篇幅的一半，成了陈氏家谱。


陈代的开国皇帝陈霸先原为庶族地主出身，然而在《陈书》中，姚察却为霸先排出一套名门大族的世系，为统治者巧镀金身。姚察曾为陈之重臣，受陈主恩荫，为陈主美言自在情理之中，同时也是门阀观念使然。


这里，引申出一个问题:《陈书》的曲笔问题。


中国史学自创始以来就提倡实录，直笔精神，春秋时，晋太史董狐不畏权势，冒死写下“赵盾弑其君”，被誉为“古之良史”，为直笔“宁为玉摧，不为瓦全”成为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然而，“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也流传于世。史家虽有史权，但受传统道德规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有时也难免曲笔，但直笔与曲笔毕竟是相悖的。史家在长期治史实践中摸索出巧妙的处理办法，即在本纪中为尊者讳，而在其他地方再于以补实。


姚察父子修《陈书》时，面临同样的问题，处理的方法亦如上面所言．如对陈后主，本纪中有所讳，但在他人传中就说，“后主之世、总当权宰、不持政务”，后主常与狎客游宴，“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之者辄以罪斥之。”［11］这样处理，既能维护统治者的权势和地位，充分体现正史为统治者服务的宗旨、又能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尽史家之本职．共用心可谓良苦。


总之，姚氏父子在作《陈书》时，儒家正统思想在其头脑中根深蒂固，突出表现为以“五德终始”说为陈辩护、宣扬孝悌思想，树国本、立风俗。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中，这些思想是保守的、但毕竞崇尚门阀的观念还保留着，《陈书》的编撰也趋向格式化，保守的思想意识无法把握南朝末年的动荡的朝代脉搏；格式化的方法无法反映出陈代这个多面的实体。


［作者单位：华东治金学院社科部］

注释
［1］［6］《陈书·姚察传》。
［2］［3］《陈书·高祖本纪上》。
［4］［5］《陈书·后主本纪》。
［7］［8］《陈书·列传第二十六孝行》。
［9］《陈书·始兴王叔陵传》。
［10］《陈书·徐陵传》。
［11］《陈书·江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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