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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英柳』姚勉与相士的交游及其赠相士诗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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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23-12-29 08:47: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姚勉与相士的交游及其赠相士诗探析


    黄英柳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0?

    原载:《北大荒文化》文史在线 2023第35期


    摘要:姚勉是南宋后期的著名文人,也是当时创作赠相士诗最多的文人之一。姚勉与相士的交游,在他及第前后情形不同,及第之前,姚勉与相士最直接的关系是求卦者和占卜者;及第之后,则是相士上门求诗。姚勉在赠相士诗中表达了及第后的志得意满、寻贤济世、修天爵和为相士延誉等丰富的主题。姚勉创作赠相士诗,一是出于人际环境的影响,二是出于标榜自我的需求。相士借姚勉的名人效应提高自己的名气,姚勉借相士游走四方来传播自己的诗歌和思想,并树立起自我形象。赠相士诗,是文人和相士交游并相互成就的结果。

    关键词:姚勉;相士;交游;赠相士诗;南宋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姚勉(1216~1262),自号雪坡,古天德乡(今江西宜丰县新庄镇)灵源村人。师从乐雷发、蔡杭等人,宝祐元年登第,理宗亲擢状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诗文“虽微涉粗豪,然落落有气;文亦媕雅可观,无宋末语录之俚语。”姚勉诗歌题材广泛,创作有27首赠相士诗,提及的相士有24人。这个数量在姚勉的诗文占比中是微小的,但是在晚宋这一背景下,姚勉是写赠相士诗最多的文人之一。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也提到这种现象,“他(文天祥)在这个时期里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草率平庸,为相面、算命、卜卦等人做的诗比例上大得使我们吃惊。比他早三年中状元的姚勉的《雪坡舍人稿》里有同样的情形,大约那些人都要找状元来替他们做广告。”宋代,尤其南宋后期,占卜算命之风颇为浓厚,认为“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巫卜的盛行,绝不比周边国家逊色。”(朱瑞熙《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一、姚勉与相士的交游
    姚勉与相士的交游,可以姚勉及第的宝祐元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及第之前,姚勉与相士交游的诉求表现为占卜和交流;及第之后,姚勉与相士的交游则体现为“排闼相师来”,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找状元来打广告”。
    1.及第前——占卜与诗文交流
    姚勉祖上曾是书香门第,但到他父亲那一代,家境已经破落到“屋四间,且瓦破不覆椽”、“家徒四壁立,读书声与腹雷声并作”的地步了。出身普通的姚勉自然会接触到社会底层人民,包括相士。在姚勉及第之前,他与相士的交往主要是占卜以窥探个人的前程命运。《宋历科状元录·姚勉传》:“以颖敏日诵数千言。”姚勉少年时就展示了读书的天分,但科举之路并不顺畅,直到他三十八岁时状元及第。这促成了他对占卜、祭拜神仙等活动的迷信,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以姚勉的迷信活动为例以小见大地说明了南宋时期科举与迷信活动相结合的风靡。
    《赠高眼陈相士并序》在序言中提到陈相士三次占卜皆验,姚勉对陈相士的本事十分信服。但是,一个落魄的读书人总会经受人情冷暖。《再赠》中,姚勉贫穷到只能用诗抵陈相士占卜的费用,“黄金在手亦能挥,争奈无钱自忍饥。未得酬君钱百万,且先持此一篇诗。”姚勉不仅以诗歌抵陈相士的债,他在其他相士那里应当也会如此。以诗抵债在落魄诗人和相士之间甚至是常见的。相士收到诗歌,有的弃若敝履;也有个别相士别具只眼,珍惜相士的诗歌。对此,姚勉在《赠高眼陈相士并序》中发表了一番关于俗眼和具眼的感慨,“天下有两等眼,一俗眼,一具眼。具眼识人于未遇,方穷而知其达;俗眼穷则毁之,达则誉之者也。岂惟世人,凡以卜相名号为能知人者,其眼亦往往而俗。穷也,则曰子未可问举第;既达,则曰吾尝许其举、许其第。穷达各一舌。”
    姚勉与相士的交游,除了上述这种带有交易性质的往来,也有同为落魄读书人的惺惺相惜。宋代袁采《袁氏世范》中载:“其不能习进士业者……如不能为儒,则医卜、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以为也。”可见,占卜算术是不能习进士业的读书人不辱没先祖的谋生之道。相士也有读书、科考等方面的经验积累,姚勉与相士之间有机会产生诗文、命数等方面的交流,“相见湖山记昔年,吟肩坐耸听寒猿。”(《赠贾相术》)。
    2.及第后——“排闼相师来”
    姚勉宝祐元年四月状元及第,授平江节度判官,十一月还未上任就丁父忧,在家乡丁忧三年之久。姚勉及第后声名大振,即使他丁忧在家,他的大好前程是可见的,这吸引了官员乡绅、童子相士等社会各层人物与之交好。即使后期姚勉因弹劾丁大全被罢官闲居乡里,他清刚耿直的性情仍受乡人崇敬。及第后,姚勉与相士的交游表现为“排闼相师来”,相士主动上门拜访求诗。
    面对士人的功成名就,任翔龙《沁园春·赠谈命许丈》告诫相士不要夸大自己的功劳,此时最体面的做法是“重逢处,办一封好纸,觅状元诗”。状元的高度评价对相士来说就是最好的广告。此时相士与士大夫的交游情形应当是这样的:相士携带诗卷上门拜访,士大夫与之交谈、翻阅诗卷,士大夫在诗卷上题诗。姚勉的《赠真术秀才》记录的同样是这样的情形,“天台真术李秀才,手持先兄遗墨来。先兄已矣遗墨在,三读感噎重生哀。哀余试问子何术,星斗纷翻舌端出。不须问术只观诗,诗好应知术真实。大凡学术总要真,不真误杀天下人。近来世人多弄假,不独肆中谈命者。”真术李秀才携带诗卷上门拜访,诗卷上有姚勉先兄的遗墨,因为这个牵绾物的存在,双方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姚勉怀念兄长之后与真术秀才谈论术法、诗歌,对真术秀才的术和诗大加赞赏,肯定了“真术”的名号,以《赠真术秀才》这首诗结束交流。
    姚勉及第后实际做官的时间大约三年,一是因为他的性格刚直,忤丁大全、贾似道等权臣被罢官;二是因为他的寿命较短,景定三年48岁时病卒。从38岁到48岁的十年里,姚勉起码有六年时间闲居乡里。姚勉本是程朱理学的大家,又精通《周易》,曾在东宫讲过《否》卦。这段时间他与相士也有诗文、易理等方面的交流,如“到底忘言方是妙,梅花枝上看乾坤”(《赠谈天星数王子贵》),“圯上遗编今在否,异时来问赤松游。”(《赠张山人谈命》)。
    因为姚勉人生经历较为丰富,姚勉与相士的交游情形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贫困士子与相士的交游和士大夫与相士的交游两种类型。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占卜者与被占卜者的金钱交易,也是一种时代风尚,更是不同境况的读书人的惺惺相惜。
    二、姚勉赠相士诗的主题
    姚勉的赠相士诗大约是27首,但表达的主题内容较为丰富,可分为为己抒怀和为人延誉两大主题。从姚勉自身角度出发,他的赠相士诗表达了及第后的志得意满、寻贤济世和修天爵的愿望。从为人的角度出发,姚勉的赠相士诗可以为相士延誉,给相士打广告。
    寒窗苦读数十载才得志,姚勉对自己的成功是非常自豪的。中状次年,姚勉以自身为例勉励乡人士子,他在《送王元高兄弟东上》写道:“前岁亲从玉月殿回,素娥引领到瑶台。”在赠相士诗中,姚勉同样表达了这样的主题。姚勉在诗中多用“龙首”“凤凰池”“状元”等词语,如“只今面目何曾改,刚被人呼作状元”(《赠贾相士》),“鹄袍待对满京华,刚许癯儒作探花。性淡不知花可探,班头独立紫宸衙”(《镜斋相士求诗二首·其一》),“昔年瓮牖读书诗,谁许蟾宫第一枝。今日误恩才入手,便来争说凤凰池”(《赠达斋术士二首·其一》)。从白衣到春风得意,相士们可以说是姚勉这段人生最真切的见证。姚勉的这类诗歌带有一些快意恩仇的意气,对昔日惺惺相惜的好友,他的态度是“只今面目何曾改”;对现在前来阿谀攀附的相士,他也不乏讽语,“开口谈天数似麻,向人谄笑诧荣华”(《赠吕南叔谈命二首》)。
    基于自身经历和对国事的体察,姚勉自然而然地写出了以寻贤济世为主题的诗歌。姚勉经历了二十三年的科举之路,一场场的考试,一次次的失败,姚勉当然希望自己是被国家、贤主寻找的贤才,所以他一次次地求神问卦。相士中有迎合读书人心理需求者,标榜寻贤的名号。姚勉有三首赠予寻贤相士的诗歌,赞赏寻贤相士“不寻富贵只寻贤”的可贵品质和能力。对于素餐尸位的奸臣,姚勉敢于直言:“奸蔡邪丁两贵臣,目光不瞬漫精神。相师若有寻贤眼,莫看包羞禄位人。”(《再赠寻贤相士二首》)。另一方面,科举成功后的姚勉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发掘人才,“欲得一双如镜眼,中书堂里坐搜贤”(《镜斋相士求诗》),因此姚勉经常参加乡里的文化建设活动,勉励学子。此外,姚勉希望相士们能借天力以济世,“烦君唤起山中睡,为说苍生渴雨龙”(《赠赵碧眼相士》),“烦君为觅为霖手,倾倒天瓢泽九垓”(《赠邹相士三首》)。这样的寻贤济世之心,是姚勉历经苦难后的平常心,而不是加功进爵的工具,《赠月堂涂相士》一诗中的“济物乃素心,好爵岂予志”正是姚勉内心写照。
    姚勉不好人爵好天爵,修天爵是姚勉赠相士诗的主题之一。《孟子·告子上》载:“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姚勉多次在诗中表达对天爵的追求,如“何如静去修天爵,此贵人人可得求”(《赠吴相士二首》),“吾侪所志惟天爵,厚禄高官总不知。”(《赠吕南叔谈命二首》)。修天爵,要忘却世间的金钱标准,“欲我觅印如苏秦,我宁满吃三斗尘”(《赠金斗相士》);要读书穷理,“问天乞取百年活,图得山中饱读书。”(《赠天台相士》)。姚勉作为一名理学家,寻贤济世是对外的追求,修天爵是对内的追求,可以说他是儒家体用观的践行者。
    姚勉在赠相士诗中往往结合相士的名号、才能和品性对相士进行评价,为相士延誉。如《赠蒋儒宗算星辰》“看破浮荣醉色醒,如贪青紫岂明经。只烦君把天机泄,四海如今几福星”,蒋儒宗原是儒士出身,看破浮荣,放弃科举,醉心星辰,姚勉既赞扬蒋儒宗看淡功名的品质,也赞扬他高超到泄露天机的算星辰能力。相士大多有名号,如“神眼”“碧眼”“电眸”“高眼”“古鉴”“真术”“寻贤”等,名号或突出其高超能力,或体现相士的专攻业务。相士以名号行走江湖,以名号标榜自己,有自夸嫌疑,因此相士需要知名人士的认证来增强说服力。姚勉出于情谊或信任为相士延誉,认证了相士的名号。
    三、姚勉创作赠相士诗的原因
    姚勉创作赠相士诗受人际环境的影响,也有标榜自我与传播观念这方面的原因。方回曾说:“盖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尺书,奔走阃台郡县糊口耳……钱塘湖山,此曹什伯为群。”南宋后期,江湖游士群体庞大,人员复杂,他们奔走各地,靠技艺和达官贵人的馈赠谋生,相士也是这一群体中的一类。姚勉与江湖游士交往较为密切,一方面是因为姚勉原本出身微寒。另一方面,姚勉的授业恩师乐雷发是江湖诗人,受恩影响,姚勉乐于厚待相士。相士借姚勉的名号发挥名人效应,而姚勉也受到了相士诗卷中其他名人的影响。《赠赵碧眼相士》序言云:“李白,唐宗英也,能识郭汾阳。今赵明叔亦天姓,乃能知斛峰李先生。先生当世第一流人物也,能知之,贤于识汾阳矣。敢借斛峰先生韵送之。”可见姚勉愿意为赵碧眼相士写诗,是受到了斛峰李先生这一当世第一流人物的影响。
    如果说人际环境是外在的因素,那么标榜自我则是姚勉发自内心的需求。“标榜”一词并非贬义,而是体现一个人自我形象的确立和传播。在赠相士诗中,姚勉通过不同的主题树立起自己丰富的形象。读其诗,知其人。从姚勉的赠相士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从微寒走向荣华再回归平淡的文人兼理学家的形象。姚勉在诗中传达了自己为人处世的观念,如修天爵、淡功名、寻贤济世等。这些观念一方面丰富了姚勉在读者心中的形象,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姚勉渴求的社会教化作用。相士拿到文人的诗作后不是藏之名山,而是携带书卷游走四方,相士也不吝于将文人的诗卷拿出来予人观赏。借由相士的传播,姚勉本人的形象和观念也得到了传播,姚勉的声名更上一层楼。
    综上,姚勉赠相士诗的数量在他本人诗文创作中的比例不高,但在南宋后期,姚勉是创作赠相士诗的三大文人之一。赠相士诗因为临场发挥的缘故,艺术水平不高,且有人情世故之客套的嫌疑。但在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姚勉从微寒走向荣华再回归平淡的人生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更加鲜明生动的姚勉形象。赠相士诗,是文人和相士交游并相互成就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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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乔素英.姚勉诗歌研究[D].西南大学,2014.
    [7]鄢文龙.烨然文星 光焰万丈——宋代姚勉诗文修辞策略研究[J].宜春学院学报,2014.
    [8]高东.?姚勉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3.
    作者简介:黄英柳,(1998年1月),女,汉族,广东省湛江人,硕士,暨南大学,研究方向:唐宋文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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