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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黄炎培与母亲姚维钧(上)
黄方毅
原载：《江淮文史》|2012年第5期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黄炎培周期率难题”执笔人姚维钧
上个世纪有两部同为夫妻合作,又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著作。一部是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其妻海伦的合著《西行漫记》，首次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及其领袖们；另一部是1945年黄炎培与夫人姚维钧合作完成的《延安归来》，向世人介绍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同时又向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提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前者影响之大，超出中国,传遍世界；后者传颂天下，影响之久，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仍不时为人提起，被称作“黄炎培周期率”或“黄炎培周期率难题”。
黄炎培，1878年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县内史第(宅主系黄炎培的外祖父，宋庆龄等宋家姐妹兄弟在此宅生长，胡适也在此宅度过童年)。上世纪初年,黄炎培25岁便开始了办学生涯，其中最著名的为浦东中学，当时有“北南开，南浦东”之称，引得蒋介石也慕名送来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1917年黄又从美、日引进开创了我国的职业教育。黄虽蜚声社会，执江南教育界之牛耳，然他长年不肯做官，1921年和1922年两度拒不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投身教育的同时，他还涉足经济，1920年修建了上海至川沙的上川铁路，引领浦东开发。1937年抗战爆发，黄结识了共产党人，并被国共双方共同推举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其间，他参与创建了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中的两个（民盟、民建）并首任主席。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周恩来两度登门动员下出任了开国的四个副总理之一。1949年毛泽东进京次日接见黄炎培，请他出来做新中国民营经济的领头人。80余年生涯中，黄在教育、经济、政治三个领域均不乏建树，他的学生有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共产党总书记张闻天，左联五烈士胡也频、殷夫，数学家华罗庚，中子弹之父王淦昌，历史学家范文澜、罗尔纲，著名企业家卢作孚，会计学先驱潘序伦，演艺明星谢晋、秦怡，国家乒乓球队总教练付其芳等，甚至越南开国主席胡志明都称黄为“我的老师”，可谓桃李满天下。然而至今最广为人知、广为传诵的，仍是他在延安与毛泽东的周期率谈话。
姚维钧，1909年生于上海浦东南汇县周浦镇。祖籍是安徽黄山脚下的黟县姚村。祖上从商有成，桑梓乡里，多有善举。父姚旭明16岁从安徽老家迁来浦东。姚维钧出世不久，家道中落，13岁时父亲辞世。她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无论做饭还是看护妹妹，手中老是捧着书。她原名薇娟，后来入了学校自取《诗经·小雅》中的两句：“秉国之钧，四方是维。”（意思是掌持国家权力，要维系各方人士），改名“维钧”。她在江苏省立淞江女子中学高级师范毕业后在本地从教。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军侵占上海，不肯做亡国奴的姚泪别母亲，只身跋涉，辗转香港、广州，到达贵阳，先求学在贵阳女师，后考入上海迁黔的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前身）。
1940年黄炎培原配夫人去世，登门说媒者众，但均被婉拒。1941年11月黄来贵阳大夏大学讲演，与姚邂逅，遂开始通信，以诗唱和。“孤鹤高飞，越海冲天，别尽旧人。且拓开新境，聊酬壮志，快翻怒翼，早拂轻尘。林露何依，巢云何托，谁识长鸣自有真……无言久，有一腔热血，相映红轮。”姚以《沁园春》表达自己的心境。黄也是认真的，洋洋洒洒写了《论家庭再造》。百封书信往来，多首诗词唱和，情投意合，遥订终身。次年7月姚大学毕业来重庆，8月16日二人成婚。黄当场散发婚事经过告亲友书，文中有赫赫八个字：“佳人易得，同志难求。”
黄炎培在重庆，又是国民参政会，又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又是民盟、民建，公事繁忙，每每晚归，姚都在他们居住的张家花园山坡上眺目等候。她做诗道：“观音岩上久徘徊，贩者纷纷饱橐回。过尽千车人不见，一镫远送屐声来。”黄读后感动，应答：“观音岩上市声稀，夜夜夫人迎我归。过尽千车人不见，一天风露湿君衣。”几年后抗战胜利，黄、姚携全家重返上海，同时奔走于国共和谈中。和谈失败后，黄辞去国民参政员，又拒绝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伪国大，与国民党全面决裂，迎来了他人生最艰难的时期。期间姚一直陪伴他，共度这政治上受高压、经济上靠卖字为生的生活。1948年迎来姚的40岁生日，黄感激地写下贺诗赠姚：“迎君长夏海棠溪，入握情丝未足迷。出处商量关大计，将才许国两心齐。”一直互相激励。解放后，有一次姚因病住院数日，婚后很少分离的黄写下相思的诗篇，奉送到北京医院姚的病床前，姚读后热泪盈眶，写下几页充满情意的长信，回赠黄。1962年两人结婚20周年纪念日，黄虽已是85岁高龄，但不忘这“知己同居二十年”的日子，先共同写下四首诗，装入以旧翻新的信封，分送给我们每个儿女。同时又在这一天，黄把自己最满意的字迹，即1927年流亡大连时所抄写的《杜诗尤》，签上“赠我爱维”后赠姚。最后，黄、姚又把相恋至婚的100多封书信及之后的诗篇收集在册，取名《灵珰百札》。
1945年7月，黄与其他几位参政员访延安，姚携我两姐姐去机场送行。与陪都纸醉金迷的乌烟瘴气相反，黄目睹了革命根据地的一派欣欣向荣。黄从延安归来后，十分兴奋，友朋纷纷来问，黄应答不暇，故闭门谢客，黄回忆口述，姚整理执笔，一连数日，合作完成《延安归来》。在延安连续多次长谈后，68岁的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53岁的毛泽东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300多字的精彩语言，出之于黄炎培、毛泽东之口，见之于姚维钧之笔。
婚后姚仍从事教书，在重庆巴蜀中学，在上海比乐中学，均被评为优秀教师。1949年初，黄被国民党列为杀害对象，于是黄偕姚及我的大姐当当潜离上海，为掩护父母离去而留在常熟路我家宅中的大姨妈姚荇绚、姐姐丁丁和我成了匪特包围下的人质，受严密监控。黄一行辗转香港、天津等地后于3月25日上午抵达北平，下午便风尘仆仆赶到西郊机场迎接来自西柏坡的毛泽东等中共诸领袖，黄向毛介绍了姚。次日晚应毛邀请黄携姚来到了毛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一进门，毛伸过手来称：“姚维钧女士！”黄、姚吃惊毛的好记性，毛说：你的名字好记，“秉国之钧，四方是维”也！黄、姚闻之顿停，且对脸相望，都惊讶毛的博学！解放后，黄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文件信件纷至沓来。姚遂放弃教师工作，领衔政务院秘书协助黄工作。在黄的办公室里，摆着姚的办公桌，每天姚在这里处理来往信件公函。每天仅人民来信少则十封八封，多则几十上百，都由黄口述大意，姚回复作答。大至大政方针，小至失业的人找工作，专业不对口的调工作，黄、姚都尽力协助。以至黄、姚去世后多年，仍有当初的写信者寄信到我家，继续求助。1950年代，姚维钧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黄炎培一生出的四部诗集里，《天长集》、《红桑》都是由姚作序。在业余爱好上姚与黄甚为相投，都不擅长歌、舞、牌、麻，只好书、文、诗、字。姚不仅擅诗文，且写得一手颜体好字。工余，黄、姚在家中铺上纸墨，边书写边赏评，共同玩味，视为乐趣。有时也在院中葡萄架下谈诗赋词，不时传出二人的说笑。姚为人贤惠，待人宽厚，善解人意，书房里挂着黄前妻的大照片，还叫我们去行礼。黄有时发脾气，对友人部下或于严厉，逢此，姚总是出来宽慰一番。然而在黄严格管教我们子女时，母亲却从不来“护犊子”。黄、姚生有我们姐弟四人。姚对黄前妻的子女也是关爱的。黄、姚结婚时，黄对前妻所生子女讲：“天下母亲只能有一个，你们也不必叫你们的继母为‘母亲’，你们的继母是教师，以后就叫‘姚先生’吧！”。然经姚照管过的尚年少的三位兄姐仍发自内心地称姚为“妈”！在她力主下，把被国民党杀害的我二兄黄竞武之子黄孟复（现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兄弟接来，抚养成人。1968年她辞世后，黄孟复与我两人守在她遗体前，共同陪伴了她的最后一夜。
1965年底黄去世，姚偕黄共度了24个春秋。这是黄一生事业的顶峰，是黄最辉煌又最艰辛的岁月。其间，姚经历了延安归来，之后正身怀笔者时特务的抄家，到黄拒绝参加伪国大及之后的卖字生涯，脱身虎穴北上北平到新中国成立后参政从政。解放后，姚一方面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对党对事业满腔热忱，当时已经形成了诸领导“要找黄，先找姚”的工作模式；另一方面又经受
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愈来愈“左”的政治压力。这些对黄本人在所难免，而姚则更须直面相对，“要找黄，先找姚”的工作模式使姚处于她并非熟悉但又不得不直面的位置上。新中国成立后，黄为良心所驱使为民请命，直言犯颜的传统习惯不改，初年作为领袖的毛泽东，还能听进这位其老师的老师的诤友谏言，然忠言逆耳难以为继，更难以为久，直言犯颜终会招忌，甚至遭压。反右来临，我的五位兄姐被打成右派。黄本人的日子，黄家的日子绝非好过。这种情形下，作为黄的最亲密助手且位居一线的姚，处境之难可想而知。面对愈大压力，她愈感力不从心，以至心力交瘁，头发几乎全白了。或许是知道老友的心境，196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周恩来、邓颖超来了，周与黄在客厅里长谈，邓与姚则手拉手在里屋比肩而坐，低声细语，促膝而谈。这是我记忆中他们最后一次来我家。凭着良知与执著，凭着党与友人的关怀，凭着对丈夫的理解、认同与钦佩，姚维钧一直支撑着，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月里，支持黄，追随黄，陪伴黄，虽然为此有荣亦有辱，有福亦有祸，但她对此无怨亦无悔。1965年底黄去世，次年“文革”开始，她成了黄的替罪羊，遭受拳脚棍棒、人格侮辱，以至以一死来做最后抗争。1968年1月20日，姚结束了她不到59岁的生命，穿着她那件带有20余处补丁的棉袄，追随黄去了。
打倒四人帮后，有关方面为姚平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邓颖超打来电话，送来挽联，多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黄生前老友们赶来参加，缅怀这位黄的亲密战友与忠实伴侣。哀乐声中追溯她一生的功绩，想到她伴黄为黄付出的种种，想到她执笔的“黄炎培周期率难题”。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姑且不去推测，1965年底病逝的黄与1976年秋去世的毛在其弥留之际是如何回首他们早年的这段周期率对话。然而对姚而言，其执笔的这段伟大对话，被执笔人献身的这一事实，不幸而言中了！执笔人的被害身亡，再次以生命的代价，“验证”了其生前执笔的这一周期率！更再次以生命的代价，证实了求解这一难题之艰、之难！然而即使如此，即使并非情愿的应验，即使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母亲姚维钧在生命结束之际，留给我们姐弟和黄孟复兄弟的遗嘱中写道:“孟强、孟复、当当、丁丁、方方、冈冈：孩子们，我病得很苦！你们要跟着共产党……”与那个时代被害至死的多数人一样，姚在告别人世之际仍无忘、无悔，也无改其早年的政治抉择，以至在颠倒与迷乱的现实面前，用一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用奉献生命来唱合其早年的一腔热血，用生命的句号来落幕其悲壮的人世挽歌！40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那个时代，回想起寒风凛冽中母亲告别人世的京城冬夜，六十有余，已两鬓灰白的我们，仍不禁心灵要为之一颤！所幸的是，40年前的那个罪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已大步迈上新征程。更所幸的是，母亲执笔的这段对话，不仅为曾健在到21世纪的共产党元老们常常提起，同时也为新一代执政的共产党人不时引用，不时用来警醒盛世中的今人与后人们。回首40年前那个罪恶的时代，即使结束生命之时，母亲透过其遗嘱所留给后人的信息，与其说是悲观，不如说是悲奋，更是悲壮，她是在用生命激励我们，激励后人！40年后的今天，可以告慰母亲的是，如同无数相对真理的叠加就是向绝对真理的逼近，中国的今人与后人们，已经并将继续用自己崭新的足迹，一往无前地求索美好的明天，也一往无前地求解这个60年前姚维钧所执笔的，黄炎培与毛泽东对话留下的“周期率世纪难题”。
1980年代后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我怀念早已亡故多年的父母，写有二诗：
海外念父
孩儿西辞故人国，
父迹依稀七十年。※
忠魂傲骨代有续，
炎黄子孙今又来。
（注：父黄炎培1916年曾赴美考察职业教育）
海外念母
万里行路不胜寒，
千卷寻书也堪难。
举头月下落凌处，
母仍依稀待儿还。
回想40多年前母亲撒手西去当夜，风吼雪哮，如天怒地怨，在我家阳台前，母亲天天在写字桌前与之隔窗相望的一棵半米粗老杨树竟骤然腰折，扑倒在地，随母而去！或许忠魂有灵，或许生物有应，感天动地罢！其间，冥冥中总有一声音：维钧维钧，“秉国之钧，四方是维”也！更名维钧的姚一生，恐正是应了“维钧”两字！
六十又三之我，无忘亡母在天之灵，叩首祭母，曾作文并诗一首：
纪念姚维钧
母姚维钧一九零九年生于上海浦东南汇。母父姚旭明安徽黟县商贾多有善举桑梓乡里。母自幼聪慧发奋读书志存高远更名微娟为维钧。抗战只身赴黔读毕大学四二年结缘吾父黄炎培传书百封唱和诗词婚后育二女二子。母长于文字曾作序父诗《天长集》尤执笔父之名作《延安归来》记录黄炎培与毛泽东著名对话传颂天下至今。母忠厚贤惠将被害之吾兄遗孤黄孟复兄弟和病故之吾舅遗女收至膝下抚养。建国后母衔政务院副总理吾父之秘书和全国政协委员之职全面辅佐父之事业。极左猖獗时民众遭殃父为民请命直谏犯颜而招忌遭压吾三兄两姐被打成右派母忍辱负重艰于护夫而心力交瘁几近崩溃。母为人正派待人宽厚体恤父之友人属下口碑甚佳“文革”后友人纷纷为母奔走申冤平反。当时除吾等七孩儿外父母尚需供养吾外祖母补贴姑母舅母经济不甚宽裕母节衣缩食克己甚严且严教吾等自小旧衣旧鞋习以为常年少便洗衣清扫自理生活。六五年底父逝次年“文革”母代夫受过遭殴斗然回家不言。六八年初母抱吾痛泣嘱托又抱吾姨泣叙童年。一月十九日晚吾离家归校见母端锅灶前为次日礼拜天将回家之吾等做最后一餐竟为永诀。当夜母颤抖之手提笔书遗嘱“孟强孟复当当丁丁方方冈冈:孩子们，我病得很苦……”廿日晨姨见母着廿余补丁袄倒书桌旁手边为安眠药片奄奄将息即抬上救护车却胎漏母亡。吾等回家伏母大哭二姐丁年与叶佩戎为母更衣吾与黄孟复守灵通宵。是夜风吼雪倾如天怒地怨晨见母书桌前窗外与母天天隔窗相望之半米粗树竟已折断在地随母而去矣！
吾母才女又忠烈，
蹉跎一生佐夫业。
不堪回首风雪日，
当是英魂恸苍生。
我与《灵珰百札》
《灵珰百札》，一部古色古香的信札，紫红色封面，里面装着一百几十封信及诗，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我父亲黄炎培与我母亲姚维钧的相恋情书。
1937年抗战全面开始，黄炎培离开故土上海辗转武汉、长沙来到陪都重庆。留在上海的父亲前妻于1940年底病故。1941年丧偶经年的父亲赴贵阳大夏大学讲学，父母二人邂逅。父亲返回重庆后两人开始书信往来，用纸和笔开始了他俩的感情历程。从以师生相称叙述家常的一般友人开始，进而相谈甚欢的邻乡好友，再又情意日浓盼对方来信如大旱之中望云霓般的情侣，及至信定终身的待婚夫妻。最终，洋洋洒洒之107封信后，1942年我母亲姚维钧大学毕业，刚刚照完毕业照的母亲很快脱下黑色学士礼服，拿上行李赴渝奔向父亲，经10余天筹备后便披上新婚礼服。友人张一麔、穆藕初、杨卫玉作证婚或介绍，沈钧儒等陪都名流参加。黄、姚当场散发婚事经过告亲友书，终成伉俪，从而书写了70年前的这篇信定终身的浪漫之作并为之划上了句号。
为什么取名“灵珰百札”呢？
要说《灵珰百札》，先得说“灵珰”两字。
1942年7月27日黄致姚信即《灵珰百扎》中第100封信，姚维钧即将修毕大学等待赴渝，这一天是黄、姚团聚之前最后一次月圆，他俩之前信上相约将各在渝（重庆）、筑（贵阳）两地同时赏月。赏月中黄写下六首词，原名“月诉”，后来则改为“灵珰词”。抄录其首节如下：
维钧既修毕大学业，将自筑来渝，践白首之约，谓此最后一度月圆，在离别中弥足珍视。约以七月廿六日，即阴历六月十四日月圆之前夕下午八时至九时，异地同时赏此月色，而各写所怀，余因成斯制焉。
（一）
佳日兮良辰，
孤月兮双江。
山房兮云树，
张之园兮夜未央。
思佳人兮来迟，
诉家园兮迥肠。
乞灵娥其谛听兮，
愿在耳而为珰。
这即是“灵珰”两字由来。
1954年8月16日黄、姚结婚第十二年毕第十三年始，为纪念这经历了访问延安、抗战胜利、国共和谈、创建民建、逃离虎口、新中国成立、黄出任政务院副总理等一系列不平凡事件，处在黄炎培一生事业顶峰阶段的不平凡岁月，也为庆贺这12年中父母育下我们姐弟四人，特定制了紫红色纸夹，上边父亲题：
灵珰百札:
黄炎培姚维钧共同生活第十三周年开始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六日北京
这便是《灵珰百札》。
值得再提的是，1962年夏黄姚结婚20年，在北戴河父母照下他们的纪念照，父亲又重新抄录了当年107封通信中的诗词，取名《灵珰酬唱和集》，母亲也重新抄录了她的诗词一并放入《灵珰百札》中。
我与《灵珰百札》相遇很早，40多年前它就到了我手上。1976年四兄黄大能来主持我兄弟分家，将一直由我保管装有《灵珰百札》等物的白皮箱分给了我。
但我与《灵珰百札》又相识甚晚，直至2009年年中我才打开来读它。
1965年底，《灵珰百札》主人之一的我父亲黄炎培病逝了，两年零一个月后的1968年初，另一主人我母亲姚维钧被整离世，《灵珰百札》便开始由我收存。在那特殊的年代里，1969年11月初一声离京令下，众人纷纷跑到委托行卖掉电视家具等类家什，然而父母文字一类的遗物我是不能抛弃的。于是，我携上父母所留遗物包括这《灵珰百札》，随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外贸学院（“文革”后改称对外经贸大学），赴河南信阳固始县，在这个几千年前我们黄氏之祖黄国发源地的干校，度过了一段时光。次年的7月算是大学毕业，我被学校军宣队分配到山西太行山上高平县，1974年调回北京。十年后物换星移，1985年已是中国社科院学者的我应邀赴美国先后在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等三座大学访学或攻读学位，在生活过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纽约市和北卡罗来纳州夏络特市，我所带行李中又有父母遗物包括这《灵珰百札》。三年多后又随我从大洋彼岸返回故国，回到北京，又随我一起开始了20余年在北京的生活，及至今日。
40年中我不止一次拿出来想打开《灵珰百札》，但我的手总是在颤颤巍巍，就如同我每次捧出红布包着的母亲遗骨(特殊年代里曾放在家中橱柜里多年)，想打开它的手每次总在颤颤巍巍，抚摸抚摸又缩了回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八宝山，我始终未敢打开包有母亲遗骨的这一红包，怀着同样的心情，在40年里也未曾打开过《灵珰百札》。这样虽早在我之手，然而我与《灵珰百札》真正相识，居然延迟了整整40年。其间，先是大姐当当(黄当时)后又二姐丁丁（黄丁年），曾经取走翻阅各有年余时光。
随着步入老年更懂得珍惜岁月，我常思自己所余之年应当做些什么，同时冥冥之中总有话音在提示我：到了该把伴我半生有余的《灵珰百札》等父母遗物整理出来之时了。而巧合的是：父亲与母亲通信是63岁，我着手整理它时也是63岁；父母通信八个月后结婚时父亲64岁，我花一年时间整理毕《灵珰百札》之今年，恰也已步入了64岁的年华。我乃父母之子，我与《灵珰百札》有缘。
《灵珰百札》乃父母情感之灵，从我20余岁始，《灵珰百札》伴我几近一生。
我有责整理《灵珰百札》。因为我辈不仅要知晓上代人的奋斗，同时也应知晓上代人包括情感在内的心路历程，它是如此之真，真实而真切！如此之善，善良而善爱！如此之美，美丽而美好！一切奋斗之初衷就在此，就在爱！一切力量之源泉也在此，也在爱。爱人，爱家，爱国，爱天下，爱同类，爱异性，爱生灵，爱自然。先辈们如此，黄炎培姚维钧也如此。
为此，要将《灵珰百札》公诸于世！
我读《灵珰百札》
在我收藏《灵珰百札》整整40年后，我开始翻阅《灵珰百札》，翻阅近70年前父亲黄炎培与母亲姚维钧之间的这100多封情书家信。
《灵珰百札》之信开始写于1941年，时主人之一的黄炎培年纪六旬有三，主人之二的姚维钧年纪三十又二，相差31年。姚维钧是30余年人生中首次与异性相交相恋，黄炎培则是丧失原配王纠思夫人年余。说起黄炎培早年婚事，由于家境贫寒而非顺利。黄家始祖乃战国时楚国春申君黄歇，有功于楚王而初封于今河南信阳地区潢川固始一带，后退还楚王，又受封于吴越今上海一带，黄歇引人开凿了黄浦江又名申花江，成为上海开市之祖，然又受陷奸人被害。父亲虽生于书香世家上海浦东川沙内史第，但少年时家境走向没落。13岁丧母，17岁失父，一年多后疼爱他的外祖父也去世了，18岁的他不仅要养活自己，而且要养两个妹妹，于是他去打工，站商店柜台，当会计算账。他写得一手好文字，所以川沙和邻县南汇的书院他每去投书必中奖金，但仍难以脱贫。20岁后到了寻亲年龄，托人寻了第一家被拒了，第二家也被拒了，第三、第四、第五家仍被拒之门外，到了第六家王筱云是位附贡生，早就读过黄的诗文极有好感，便许诺其女王纠思与黄订婚，不久黄以第一名成绩考中秀才，遂于1899年完婚，开始了40余年的共同生活。
王家乃浦东南汇周浦镇人，婚后18岁的王纠思赴上海城东女学学师范习养蚕，为人聪慧，善解人意，尤擅理财持家。黄、王夫妇育有六男六女，其中一子二女早殇。黄长年在外奔走事业，办学兴教而苛己甚严。他1902年底办川沙小学堂任总理（校长）并授课，不领分文薪水甚至自带午餐，全家生活仅靠投书书院所获奖金节余下来的100多元。尔后办开群女学、广明师范等，黄都取之有限。1906年在杨斯盛毁家赞助下，尔后从这里走出了张闻天、蒋经国、蒋纬国、范文澜、罗尔纲等著名人物的浦东中学开办，黄首任校长，本应领200元薪水却只领80元。长年的这种收入状况是对黄本人，更是对夫人王纠思的挑战，但擅长理财的王应对有方，挺了过来。我的哥哥姐姐们不少到了老年仍对童年清苦的生活记忆犹新：上顿豆芽，下顿豆芽，天天豆芽，日日豆芽。偶或偷跑出去打个牙祭，被父母发现还要训斥一番。黄本人一件旧布袍穿了又穿，袍子下边破裂了索性拿来剪刀剪去，又穿上了。对这般清贫的生活，夫君为事业甘心，夫人也从不抱怨，心甘情愿挑起生活重担。其间北洋政府两度下令任命黄为教育总长，一度任命黄为直隶省教育厅厅长，这些职位黄一旦上任收入当为不菲，但均遭黄谢绝，甘心在官场外教育救国，都
获得王纠思的充分理解与支持。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黄辗转内地至川渝，王留守沪上而竟成永诀，1940年12月王病逝，远在陪都重庆的黄写下丧妻之诗:
谁说天长地久来，
吾生万念一时灰。
悲欢聚散寻常事，
浑厚精明未易才。
去后茅檐犹待火，
来时玉镜不成臺。
庸庸四十年闲福，
迸作昆鱼永夜哀。
1941年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成功，在太平洋战场上得逞一时。对中国，日本更加甚嚣尘上，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则进入关键时刻，中华民族处于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
刚刚丧妻的黄炎培，身处远离家乡的四川重庆，更处在国难家亡的危急时刻。
此时此刻，姚维钧走入他的生活。
他俩的相识就不乏浪漫。1941年11月黄炎培应邀来到贵阳，在大夏大学等处做抗日形势的讲演，听众之中即有32岁的姚维钧。大夏大学即是今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之前身，抗战中为免受日寇奴役而从沪撤至贵阳。当时她在此就读，即将毕业同时又兼做学校的教师助理，获得些生活补贴。听到黄炎培满嘴熟悉的浦东家乡语调，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她备感亲切，又听黄炎培表达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抗日激情，未曾接触过男性的她极感钦佩。极受感动情形下，姚维钧1941年12月21日写出了他俩100余封通信中的首封。十分遗憾的是，恰恰是这封百篇情书的开门之作，自我接手保管《灵珰百札》起，就未曾见过。但从黄炎培12月25日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姚维钧21日去信的内容，为两点：一是简述自己的学习志趣，二是表达愿拜黄为师的愿望。但黄很严谨，也不想浪费感情，25日他首封致姚信简短明了，既作为长姚31年的师长对姚不乏鼓励，又不乏君子风度彬彬有礼，而且更有不作拐弯，直来直去的黄氏风格，向姚索取简历。从此开始了黄、姚之间漫漫的感情之旅。
从之后通信看，两人感情大致经历了师生同乡、好朋密友、情侣恋人、组织家庭四个阶段。虽然很难确切划分感情变化的准确日期，但走过了这四段感情之途是无疑义的。
黄炎培的先夫人去世后，前来给他说媒者委实不少，虽然黄本人一张严肃的面孔，常人与之不敢苟笑，更不敢触及儿女情长事。也有些小报，专门关注名人隐私，当时国民参政员中的第三方代表中，黄炎培与沈钧儒同为丧妻之人，因而备受这些报纸关注。有的小报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捏合黄炎培与某著名女子大学未曾出嫁过的漂亮女校长，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但黄是有个性的人，他还沉浸在对先妻的悲哀与忆念中，与夫人常常重逢于梦乡，又于痛哭之中别后醒来，他这段时间的日记中不乏“哭”以至“大哭”的记载，黄炎培在这种心绪下，谈何再恋再娶。
然而对姚维钧，情形却有所不同，从黄给姚最初的一些信看，黄对姚就不拒绝。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天地因缘，姚维钧是上海浦东南汇人，不仅与黄炎培同乡，而且更与黄的先夫人王纠思同乡。这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黄与姚的距离。黄有时是将姚作为已逝的王的代替。对此在黄给姚的信上也坦然相告，并不避讳。
其次，后天造化，黄与姚无论从年龄、从辈分、从身份都确应是师与生。从师生之谊开始二人的感情之旅，既为刚丧妻的黄可接受，也同为未接触过异性的姚所认可，如果是通过媒人介绍，鉴于当时情形，黄与姚双方恐怕都是难以接受对方的。这种“浅入而深出”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罕见。
1941年底，黄、姚双方彼此向对方打开了通信交往之门，开始双方的感情之旅，次年7月姚毕业来到重庆，8月16日两人走进婚姻的殿堂，七个月中双方总共通信107封。从这100多封信件看，总的来讲彼此的感情经历了相交、相识、相恋、相婚的四个阶段。
相交阶段，两人通信以师生关系始。姚给黄首封信即表示拜黄为师，黄给姚首封信中说：“师事不敢当”，却接下来讲:“炎固乐与青年为友者”，从而事实上接受了双方以师生相待。之后的通信，黄称姚为“维钧”或“维钧学友”，姚则称黄为“任之老师”或“任之吾师”。双方来往信的内容多以介绍自己情况和询问对方情形为主，谈不上深入，也不可能有啥情感的交流，只是相交往的开始。
大致从总第10封信开始，两人进入相知阶段，从一般朋友逐渐变为密切的异性朋友。进入这一层关系，从姚维钧方面看，标志性内容是姚向黄叙述其离乡背井、远离家乡的心境，也叙述自己的校园生活，汇报学习状况如寄去毕业论文大纲等，对一个举目无亲的单身女学生来讲，纯属自然，合乎情理。而黄炎培方面的标志性内容，一则是大段大段地向姚叙述自己繁忙的生活、繁忙的公务，日程安排；二则是在给姚的信上流露自己埋藏于心的忧国忧民心理。时年已60多岁的黄炎培，从早年丧父失母的农家孤儿，到求学、反清、被捕、逃亡、办学、革命、拒官、再逃亡、成名、抗战、参政等一场场、一幕幕人生经历，忧国忧民、救国救民，无疑已是他几十年生活的主旋律与主题，尤其是在抵抗日寇这一大背景下，在中华民族的抗战进入最为关键、也最为严峻的阶段，黄炎培的公务以抗日为中心，黄炎培的事业以抗日为主题，黄炎培的生活以抗日为主要内容，是毫无疑义的，从不多几封信之后黄给姚的信中看，这一鲜明特点几乎无处不在。而在姚这方面可谓正中所好。对这样一个能舍家别乡，不甘作亡国奴的女青年，还能有什么比爱国爱家更能引起她的共鸣！当然，一个是已成就斐然的著名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另一个是尚未完成大学学业的学生，他俩之间的信息会是多么得不对称！然而对于黄来说，对于一个在事业征程上艰苦攀登的人来说，他最需要自己所爱的人的，与其说是理解，不如说是知悉；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倾听；与其说是她的嘴，不如说是她的耳。因为他要述说，他要告知，他要倾诉，他要宣泄深埋于内心的对国家对民族的爱，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责任的担当。一旦有这样一个能听懂他，愿听懂他的女性，此人无疑就是他之所爱了。黄炎培就是这样走进对姚维钧的爱恋之中。对男人尤其事业型男人来讲，情感世界的奥秘就在这里。尽管黄、姚之间年龄不对称(63与32)，条件不对称(名人与学生、近10个儿女的父亲与未婚女性)，信息也不对称，但只要各自所关注的均为天下之事，一切的不对称就都可以被克服了，这些在黄与姚的恋爱过程中又一次得以证实。
相恋阶段，应当是从总第50封信即黄给姚的第25封信开始，黄与姚这两位并未单独见过面的人，从通信密友变为通信情人。黄在此信中向姚求爱了，1941年6月14日在汶川的黄在信中写道：
此小缄内一切希望你暂勿使第三人知。维钧，我确是很爱敬你，这几个月来太亲切了，人生有这样一种需要。过去有什么苦痛，有什么满意，有所得有所失，必以告夫人，不同处时必函告。今我自然而然以待夫人之礼待君，此语君听了勿怪唐突，勿生气。这一首歌是代表我最近对君的观念，中间火烈烈、平坦坦两句自道尚觉真切。自君和我不断地通信，使我精神更兴奋思想更活泼。维钧，我自信对国家，对民族应当负起重责，而此时远没有尽。君今助我了，今后能继续助我么？“此心白到天堪表”，可以自白(此句现为友人传诵)。维钧，你想我万分热烈而实纯洁的一颗心，不知不觉地输送一切到你身上，恕罪，恕罪！将你的感想复我。
对黄的求爱表示，姚是怎般反应呢？6月25日姚复信了：
任之老师:
二十三收十四自汶川赐书，开封前觉封面不平，我疑其附物，及开封后果发现有一小缄。维为好奇心所驱，先阅缄内一切，不禁起了许多痉挛，全身如通了电。任师，我不明白怎的，不知不觉中蒙你这般宠爱？感谢任师厚意，赐物已郑重藏起，信中一切读后凝神好久，接着又理智的分析一下。任师：我觉得你现在不能爱我，理由如下：一.你认识我的时间太短，没有观察到我整个的人，将来发现我有许多缺点时，也许会感到不值得爱。二.诚如你所说的“没有见过面”，一个没有见过的人，怎么能够爱。任师：我很客观的为你着想，贡献你这两点，你以为如何？你是否要不满意我的答复？但是，任师！你不要难过，我有一颗和你一样的心。自从有知识以来，都深深的藏在那里，我又自信很爱国，但深恨力薄，没什么贡献国家，只是识得你为国家的救星，你能担负起救中华的重任。你若真的能因我而使你更兴奋，更活泼，为国家尽更多的责任时，那今后你需要我协助的地方，我必尽力助你的。任师！凡你的期望，我总愿尽我之力做到的(借用你对我说的话，但也是我的心中言)。歌一曲，欣赏了好几遍，我深深的受感动，深深的领会了你对我的真挚。任师！我自问，实在没有资格接受你这伟大的爱。任师，我每次读你来信，总要沉思好久，这会由沉思而又勾起许多矛盾。任师！我本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啊！同学们常问起我：‘你怎么能这样胖？’我的回答：‘我只是能做得动,吃得下,睡得着,笑得出。’简言之，是一个没心事的人。任师，我就是这样长大的。但过去当然经过一番像你歌上所写的“苦战和坚拒”，才能维持到现在做一个单纯的人。但近来不知怎的精神上有些异样，不像从前那样轻松空虚了，有时感到安慰和兴奋，有时又感到沉重和烦闷。任师，我不了解，人生是那么“神秘”的。
此信到达时，想吾师已回蓉矣，长途旅行后，伴以长期演讲，任师！你太辛苦么？你可能范围中多休息么？任师！你爱我，先要爱自己。写至此又接你十五日自威州来信，甚慰！汶威段行程艰险，维当时若与吾师等同历此境，也许并不怎样胆怯，然此刻遥想起来，煞是心惊！愿上帝保佑你们平安回蓉，此时遥为你们祷告。
任师，我和你所处的时代环境中所引起的感想尽相同，而我们努力的出发点亦尽相同。惟吾师的努力，是有理想亦有计划，有计划即能实行，实行后却能收效的。维之所以敬佩吾师到这地步，其中也包含这一点。任师，我自信我只身跑到内地来，是受着爱国心的冲动，到内地后想更努力的正己正人，是目击内地情景使然。任师，我愿追随在你后而共同努力，挽救这危险万分的家。
诗中表现边地情形很真切，吾师爱国爱民之热忱亦时时涌现于行间。其描写社会实况及民生疾苦均很清楚，大有杜甫的作风，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我本不敢对吾师作品下评语，只是感觉到这样就这样乱说，尚祈纠正！
姚维钧的心被打动了，她嘴上未称接受，心上却领受了，作为年过30的大龄女青年，这是她的人生第一次，一切的反应都在情理之中。那黄写给姚的是怎样的一首歌呢？抄录如下：
娘子岭下，山花一株，白色艳邽，撷其一朵，胜以山红豆数颗，寄赠我所爱敬的维钧学友而为歌，以送之时太平洋战再度告捷。
你这花儿呀！天生你在碧涧旁，青峰下，很朴素地天然白玉无瑕。我想：身世的悲哀，你那（哪）比杜鹃。生活的丰腴，你那（哪）比山茶。只秉受着天地的精英，人寰的正气，仗你的刚贞，年年苦战那雨横风斜。凭你的智谋，时时坚拒那蝶扰蜂哗。你更没有其他良伴，只有那光莹莹的夜月和清丽的清露。我所不解的，在几千里松灌道上，一千五百三十公尺高的娘子关前，百千万亿山花，何止像恒河之纱！当山风向着你轻轻吹拂时，你忽然对我起舞，接着向我微笑，霎那间勾起情丝，种下情芽。说你有心呀，你这般奢逸。说你无心呀，你不是傻瓜。你老不睬那阔绰绰的锦衣公子，绣阁娇娃。偏错爱了我穷书生冷落乌纱。惭愧！惭愧！说我扶正祛邪，我那比得钟南进士。说我知音识曲，你倘是海上伯牙。花儿呀！你无非认识我火烈烈的情操，平坦坦的心田，你可怜我失掉如花美眷，我定要“玉成”你做有主“名”花。呀！错了。说到“名”之一字，我和你在生物丛中，只做个平凡伴侣，都不愿把英雄豪杰，狂妄地自大而自夸。我只认识你香是国香，色是国色，你所象征着的，是光明灿烂的中华。
那么，怎么“玉成”你呢？有识得你的，说你是牵牛一族。牛郎呀！我今指红豆为良媒，欢送你趁着七二佳期，去投奔那天孙之家。天孙倘说：弥天浩劫中，我俩忍心享受闺阁幸福么？那便答复天孙：人间天上，几多好消息，满装着太平银汉仙槎。天孙！天孙！幸福要自求的，休倚着七襄机短叹长嗟。
黄用这首歌，用他的爱国激情，用他钟爱万物的亢奋，敲开了姚的芳心。未曾谋面，未曾约会，两颗心就此“呯”然相撞，撞击出耀眼光芒！
黄炎培一生不仅写诗，而且写歌，中华职业学校校歌等均出自他手。他的堂侄是1930年代著名的作曲家黄自，黄自擅长写谱，黄炎培擅长填词，二人商定要合作写出歌曲来，可惜“将未出征身先死”，黄自英年早逝，这一计划“胎死腹中”，否则到之后的抗战，在轰轰烈烈的岁月中能产生出多少动人心脾的歌曲呢！
与许多相爱中的男女一样，一旦确立了二人的婚恋关系，黄与姚在各自品尝爱情果实的同时，不能不面对现实的婚姻关系。与二人相识之初黄所表现出来的严肃与矜持恰成反比，作为长年单身生活的现实需要，作为一个男性对女性的急切渴望，在黄给姚的最后一二十封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与当初的主动追求，认黄为师相反，姚却迟疑了，犹豫了，停步了，为什么呢？当听到黄叙述自己与先夫人已有五男四女的家庭时，当听到黄的这些儿女与自己基本同龄甚至大多要比她还年长之时，当听到黄身边尚有个丧夫的妹妹在照管这一家庭时，不乏理智的姚心感沉重了。而正是姚对二人婚事的犹豫与却步，使已陷在对姚维钧从感情到心理上深深依赖的黄炎培病倒了，而且是一种无名的病，乏力，虚脱，昏迷，与往日精力充沛，激情四射的他判若两人。而姚维钧一旦获知黄为自己的却步而病倒，她心中的犹豫和迟疑顿时烟消云散，有的只是对黄的惦念，对黄病的焦虑，对自己却步的自责，通过六七个月的通信她也早已深陷在对黄炎培的深厚感情中，哪能离得开呢！于是感情战胜了顾虑，这场短暂的关系危机戏剧性地结束，两人迅速信定终身，又通过最后一个异地同时赏月的浪漫，将二人送入婚姻的殿堂。100多封信的收尾几封，无不充满了姚如何从贵阳来重庆，黄又如何去迎接的问题，黄的细腻，对细节的关注，对流程的把握，一一跃然纸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黄与姚的通信中，甚至也谈了之后他赴延安与毛泽东予以探讨的周期率问题。黄给姚的一封信上写道：“诚然进而究统治者何以腐败则实受一种周期率的支配,‘由成功而畏死贪生而失败而冒险而成功’。此乃社会演变的周期率,一治一毙即受周期率之支配。”
黄、姚婚后第三年，黄炎培与其他五位参政员应邀赴延安，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做了著名的周期率对话，提出如何克服历史兴亡周期率。回渝后黄口述，姚执笔写出《延安归来》一书，向世人传述，竟抢售一空，又多次印刷。同时也为此招来1946年1月反动派的抄家，姚维钧受惊吓，怀中八个月的我早产生下才三斤多。母告我“苦儿有命”，“苦儿有福”，然母亲姚维钧自己却无命无福。1965年底《灵珰百札》的主人之一黄炎培病逝，1968年1月不堪受辱的另一主人姚维钧以死抗争，以死明志。黄炎培周期率难题执笔人以己之死，再次向世人证明了此难题之难！也以自己的不屈与生命为从《灵珰百札》开始的黄炎培与姚维钧的感情之旅划上了浓浓一个感叹号！（待续）
[黄方毅，1946生，“文革”十年下农村，上工厂。1980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后在国务院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从事经济研究。其间先后作为美国鲁斯基金学者、福特基金学者、世界银行高级奖学金首发获得者,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访学并获杜克大学硕士学位。其对发展经济学、世界新技术革命、我国对外经济战略、西部开发、台湾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都有著述,影响学界和决策层。现黄系全国政协委员，曾提案多年呼吁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待遇，获普遍反响与好评。黄现兼任上市公司独董、国际基金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基金会理事、国家与北京市有关部门特约监督员等。黄近年的研究转向了历史尤是其父亲黄炎培，以史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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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2 20: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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