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姚一廷与卫立煌①将军在抗战期间的几件往事

姚波

伯父姚一廷与卫立煌①将军在抗战期间的几件往事

姚景强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我的伯父姚一廷②和伯母彭克昌③,都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抗战时期，伯父、伯母都曾在八路军④驻垣曲兵站办事处工作。当时，伯父任办事处主任，伯母担任办事处出纳员。


①卫立煌(1897—1960),安徽合肥人。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师长。1931年起任国民党第十四军军长、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总司令。1943年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完成了打通中印公路的战略任务，又任中国战区陆军副总司令。1948年任东北行辕代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同年11月沈阳解放后，被蒋介石撤职、软禁。1949年去香港。1955年回到北京。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本文注释除标明为作者注外，均为编者所加)
②姚一廷(1894—1968),河南济源人。1929年在闽赣地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作者注
③彭克昌(1913—2009),四川通江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作者注
④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设总指挥部(简称总部);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同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海陆空军战斗序列，将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但此后仍沿称八路军，其指挥机关仍简称总部。下同，不再注。


1938年7月下旬，为了加强我驻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总部通向延安的交通线，保证八路军各部队在抗日前线所必需的粮秣、枪械、弹药、服装、医药等物资装备的供应，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在山西省垣曲县黄河渡口北岸的关家村设立了第二办事处，当地人称之为“十八兵站”。该办事处属于团级单位，直接归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兵站部领导。我的伯父姚一廷任办事处主任。办事处下设政治处、押运股、行政管理股、监护队、运输队、军医股、警卫排等组织，还专门设置了机要股，配备有专用电台。警卫排下设四个班，其中三个警卫班，一个通讯班。全部人员达450多人。办事处建立之后，先在河南省渑池县城东关和山西省垣曲县同善镇北垛村①设立了两个兵站；接着，沿太行山在山西省阳城县的次滩河、坪头，晋城县②的东沟，高平县③的米山、宰里，壶关县等地分别设立了兵站，均为营级单位。


姚一廷像


①同善镇今为同善村，与北垛村同属垣曲县历山镇。
②今为晋城市(地级)。
③今为高平市(县级),属晋城市。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从延安到华北抗日前线的兵站线只有三条：一是北线，从陕西的绥德、米脂、吴堡到山西的柳林、离石，主要连接晋西北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二是东线，从陕西延川县延水关过黄河，到山西的永和、大宁等地，主要连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及晋察冀军区的部队；三是南线，从延安南下经西安东去，过潼关到河南渑池，然后渡过黄河北上到山西垣曲、阳城、晋城、高平至晋东南，主要连接第一二九师及驻扎在这里的八路军总部。而这第三条线，正是由我的伯父负责的八路军第二办事处所属的兵站线。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略性通道，它是延安与八路军总部直接联系的纽带，亦是大后方通往前方的咽喉。前方抗日军队的兵员补充、枪支弹药的供应、粮秣和服装的运送，都是由河南渑池渡河，经过垣曲，再转到阳城、晋城等地。


根据我兵站部的要求，伯父负责的“十八兵站”当时肩负的主要任务有五个方面：一是组织和雇用民工，及时转运由大后方供应前方将士的枪支、弹药、给养、服装、药品以及一些军工生产所用机器等物资；二是护送由延安到晋东南根据地或由晋东南根据地到延安去的我党我军高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三是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加强与友军的联系，相互配合，坚持抗日，共同对敌；四是宣传我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和方针、政策，扩大我党的影响，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五是掩护我党地下组织和工作人员，发展党的组织。


肩负着如此重要的任务，加之驻地关家村距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司令部驻地莘庄村只有三里路，因而，办事处与国民党军的接触还是比较多的。譬如，为统一动员和调用支前民夫、统一使用黄河渡口等事宜，办事处经常需要派人到卫立煌的司令部进行联系和交涉。


2003年冬天，当我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伯母家中与她谈起抗战时期的往事时，年过九旬的伯母曾向我讲述了这样三件事：其一，伯父曾奉八路军总部之命向卫立煌将军讨要军需物资；其二，伯父曾陪同朱总司令赴莘庄会晤卫立煌将军；其三，卫立煌将军曾解救过被国民党顽固派围困的兵站办事处。


向卫立煌讨要军需物资


伯父曾对伯母提及他于1938年7月间第一次前往莘庄，向卫立煌讨要军需物资的事，这给伯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战时期，八路军属于国民革命军编制，军需粮饷由国民政府供给。当初，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三个师是按4.5万人计算的，每月发给军饷63万元，其中，日常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费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其他补助费5万元。随着全民抗战的开展，全国人民踊跃参军参战，八路军人数剧增，到1938年初，至少超过原编制的3倍①。1940年底，人数已猛增至40万人。但是，国民政府依然按4.5万人的编制拨给经费，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对原定4.5万人的标准军饷也千方百计进行克扣或拖延不发。经费时断时续，根本无法保障战时需要，八路军的后勤供给十分紧张。


1938年7月办事处成立后，伯父到八路军总部的总兵站部办事时，曾向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反映这方面的情况：“我听说八路军挺进山西之前，中央曾派周恩来副主席和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同志，就部队的行进路线、活动区域、作战原则、指挥关系、后勤供应等一系列问题，同阎锡山谈判过，怎么我们八路军的军饷和装备补充总是时断时续，落实不了呢?”


①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2版，第466页、508页):1937年8月，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人。


彭总也显得有些无奈，为难地说：“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又是老蒋任命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他这个人神神鬼鬼的，很难捉摸。你没听山西老乡说：日军已经打到阎锡山的家门口了，他不抵抗吧，面子上过不去，难向国人交代；打一打吧，又没有取胜的把握，生怕惹火烧身，连老本都赔了。他这个人心术不正，表面上摆出一副‘守土抗战’的架势，实际上准备见风使舵、保存实力，怎么会对我们八路军守信用呢?我们现在是咬紧牙关，勒着裤腰带抗战哪!”


伯父说：“我找卫立煌去。朱老总和卫立煌虽然都是第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但人家卫立煌毕竟是国民党方面的。不过，依我看，卫立煌将军和阎锡山不一样，他对我们八路军还不错。”


彭总沉思片刻，说：“找一找也行。去年忻口之战，我们是解过他的围的，我相信他不会忘得那么快。”


有了上方宝剑，从八路军总部回来后，伯父就决定去找卫立煌。当时，伯父和卫立煌同住在垣曲县，伯父住关家村，卫立煌住莘庄村。


卫立煌长官司令部门前戒备森严。站在门口的两个卫兵看到一个衣着破烂的八路向他们走来，隔着老远就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这位不速之客。待伯父走近，一个卫兵厉声喝道：“干什么的!”伯父不慌不忙，欲按照部队的礼节停下来向卫兵行一个军礼，将要举手行礼时，忽又觉得不对劲：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一个官，都是国民革命军，下级见了上级应先行礼，我怎么能给卫兵先行礼呢?于是，他单刀直入，自我介绍说：“我是十八集团军垣曲兵站第二办事处主任，奉彭德怀副总司令员之命，有公务求见卫立煌长官。”“不行!”两名卫兵一边一个把长枪交叉起来，拦住了伯父的去路。伯父对卫兵的举动十分恼火，他气愤地拍拍腰间的手枪，警告道：“我是从抗日前线来的，你们不向长官报告反而对我进行阻拦，谁教你们这样对待友军的?要是耽误了我的公务，我这铁家伙可是从来不吃素的，战区司令长官也不会饶过你们的!还不快把枪放下!”


就在这时，警卫班长从院里边大摇大摆地走来了。他问卫兵道：“吵什么,吵什么?”两个卫兵放下了枪，赶紧立正报告：“他要求见长官。”“噢，原来是这么回事，”警卫班长把伯父上下打量了一番，摆了摆手说，“跟我来吧。”伯父乜斜了一眼两个卫兵，跟随警卫班长来到了卫立煌的官邸。


说是官邸，其实也很简陋，只是一孔窑洞。据说卫立煌不住瓦房而选择窑洞，是为了防空，以免遭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伯父介绍了一番来意，卫立煌坐在沙发上，半天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儿，他从沙发上移了移身体，问道：“姚先生也是安徽人吗?”


“不，”伯父回答说，“我是河南人。不过，吃军粮之前，我在卫先生的老家安徽卖过铁货，学了一口安徽腔。说起来，我和卫先生也是半个老乡哩。”


卫立煌也很重乡情：“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说着，他递给我伯父一支香烟，又命侍卫官给倒了杯开水。但他丝毫没有即刻谈论公务的迹象，只是漫不经心地问：“你咋知道我是安徽人?”


伯父端起茶杯边喝边说：“卫将军是名人名将，谁不知道你是安徽人呀。不过，我还知道你生于1897年，听朱老总说，你的字叫辉珊①,抗战之前就曾担任过国军第四十五师、第十四师的师长。论年龄，我比你大两岁，称你老弟不过分吧?”


①一说卫立煌字俊如，别名辉珊。


“哪里，哪里!”卫立煌挥动着手，“看来老兄对鄙人还挺了解的，越说越近乎啦。”


伯父接着说：“要不然，我怎么会来找你呢?”


卫立煌注视着伯父那身破烂不堪的衣服，深表同情地说：“如今国难当头，中央财政也很吃紧，一廷兄你也是知道的。战区内每天都在打仗，都在流血。在军需问题上，贵军的确作了最大的让步和忍耐，这些，蒋委员长和阎长官也都知道……”


“老弟呀，”伯父打断了卫立煌的话，“不要提贵军不贵军了吧。如今你我不都是国民革命军嘛，同在一个战区抗日，咱们是一家人；要不然，去年在忻口，老弟的部队被日军包围，我部怎会前去增援呢?”


提到忻口之战，卫立煌的神经仿佛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过了片刻，他才说：“那一仗，如果不是朱德总司令帮忙，我的部队可就全完了。”接着，卫立煌深情地说：“1937年10月间，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在五台山召开长官会议，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德。他同我商谈时就曾指出，只有忠实地执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才能增强抗战力量，多打胜仗，否则，会人地两失，国破家亡。这使我看到了他那颗真诚抗战的心。会后不久，日军长驱直入，包围了我守卫忻口的部队。危难之时，幸亏朱老总立即电令八路军紧急增援，并从侧背切断敌人的交通线，继而袭击阳明堡机场，一下子烧毁日军飞机24架。这一仗，既狠狠打击了日军，也解了我卫立煌燃眉之急呀。”


这时，伯父趁热打铁，不失时机地说：“眼下八路军正处于抗战以来军需物资最困难的时刻，我想辉珊弟不会不管吧?”


“知恩不报非君子!”卫立煌坚定地说，“这样吧，无论想什么办法，我近期拨给你们一批军需物资。抗日，抗日，赤手空拳抗什么日!我不管老蒋、老阎怎么想，在我卫立煌的地盘里，谁抗日，我就把子弹发给谁。你可以回去了，回去后，请将我的意思转告八路军总部。”


但是，说了这番慷慨激昂的话语之后，卫立煌似乎又想到了什么,他接着说道：“一廷兄，我也有我的难处。4月份我从延安回来①,途经西安时就给你们批了100万发子弹、25万颗手榴弹，还有180箱红烧牛肉罐头，这可是战时很稀罕的好东西。你知道，国共共同抗日，我的决心日月可鉴，但在我国军内部，一些高级将领背地里都说我离共产党太近，甚至有人到蒋委员长那里去告状。这些我都不怕，你老兄第一次和我打交道，我不会让你白跑一趟。”伯父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不久，卫立煌果然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签发了一个手谕，拨给我八路军一批布匹、医药以及少量武器装备和通讯器材等军需物资。


陪同朱德总司令会晤卫立煌


由于在南线交通中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垣曲已成为延安、西安与晋东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之间相互来往以及调兵、运送补给的必经之地。伯父担任八路军第二办事处主任期间，从1938年7月至1940年7月，党中央、八路军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康克清、徐海东等先后路经垣曲，或赴延安，或抵太行。特别是朱总司令曾数次在垣曲、洛阳与卫立煌会晤。伯母记得，朱总司令第一次在垣曲莘庄与卫立煌会晤，就是由伯父陪同的。


①1938年4月17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赴洛阳开会道经延安访问。当晚，延安各界代表数百人举行盛大欢迎晚会。下同，不再注。

1938年8月初，伯父刚刚担任办事处主任不久，就接到八路军总部密电：“朱总司令将于近日抵垣，会晤卫立煌将军。”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也向卫立煌发了电报。伯父接到电报后立即对沿途兵站进行了周密部署。


朱总司令是前往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①途经垣曲的。他于8月10日从屯留八路军总部启程，12日抵达垣曲，夜宿同善北垛兵站。伯父带着警卫人员已先期来到这里，对接待事宜尤其是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了安排。


那天，朱总司令穿着灰色粗布单军服，束着腰带，一眼望去，显得刚毅而朴实。当晚，他不顾旅途劳累，听取了中共垣曲县委书记王唐文的工作汇报。听完汇报，他对我伯父和王书记说：“垣曲是个山区，南临黄河，北依太行，战略地位很重要，毛主席指示要在垣曲开展游击战争。你们要在黄河渡口附近和山区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以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这天晚上，通过王唐文书记的引见，朱总司令还热情地接见了王书记的父亲——开明绅士王玉书。


第二天，即8月13日，天气非常炎热。在伯父的陪同下，朱总司令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所带的一个警卫连护送，从同善北垛兵站出发，前往位于莘庄的卫立煌将军的长官司令部。


①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卫立煌得知朱总司令要来，也作了精心的准备。卫立煌曾于1938年春节带着第十四集团军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和第九军军长郭寄峤去第十八集团军给朱总司令拜过年，还在1937年4月间去过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盛大欢迎。这一次，他接到朱总司令要来的电报后，也学着八路军总部和延安的样子，亲自安排，精心组织，要求刚刚组建不久的战地工作团作好热烈欢迎的准备。说起这个战地工作团，也是卫立煌从八路军那里学来的。那年春节卫立煌给朱总司令拜年时，朱总司令陪他观看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的文艺节目。卫立煌看了非常欣赏，当即表示也要成立一个这样的团体，作为学习八路军经验的第一步，并要求朱总司令给他介绍一批人才。不久，卫立煌组建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成立了，并从八路军中引进了一批人才，其中不少是中共党员。


伯父和朱总司令一行到达垣曲县城时，卫立煌已派第九军军长郭寄峤带着一批高级参谋在那里等候。会面之后，双方敬礼交谈，非常融洽。然后，大家一起西行，渡过毫清河，前往莘庄。


正午的太阳灼热得像个大火炉，烤得人全身冒汗。快到莘庄村口时，一眼望去，卫立煌的军衣早已被汗水浸透，想必是已在骄阳下等候多时了，但他依然以军人的气度挺直腰板，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前方。伯父和朱总司令不由得加快脚步。快到卫立煌面前时，朱总司令抢先一步走在了伯父的前面，与卫立煌互敬军礼后，热烈地握手。卫立煌关切地说：“听说玉阶①兄沿途多次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险情迭出。”朱总司令豪爽地说：“只让小鬼子白忙一场，我是有惊无险。”说罢，二人哈哈大笑，边说边向莘庄村走去。


①朱德，字玉阶。——作者注


为了防止日本飞机的干扰，当晚就在村内离战地工作团不远的麦场上召开了欢迎大会。临时搭起的戏台很宽敞，上面悬挂着数盏汽灯。在贫瘠的山村生活惯了的人们，顿觉眼前一亮。会场上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有卫立煌总部的全体官兵，还有驻扎在附近的独立第五旅的一部分官兵。当嘹亮的军号吹响之后，朱总司令由卫立煌陪同来到会场。全场鼓掌欢呼，热烈欢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抗战!”现场口号声此起彼伏。


军乐奏起，欢迎会正式开始。首先，由工作团女团员庞文华代表前敌总指挥部致欢迎辞。接着，朱总司令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以来所取得的成绩，讲到抗战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又从军队与军队之间加强团结，互相勉励，互相帮助，化除珍域界限对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意义，讲到对目前抗战形势的看法。朱总司令的演讲博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前敌指挥部的绝大多数国民党军官认为，朱总司令的话是有道理的，听后深受启发。演讲结束后，大家开始观看文艺节目。


在这次欢迎会上，卫立煌没有发表讲话，据说是怕惹出麻烦。在他的总部里，对八路军有敌意的顽固分子很多，还有特务。平淡的话和言不由衷的话，他不愿说；热情的话，则会引出意想不到的麻烦。因而，他就把欢迎会的事全推给工作团了，该说的话留下来单独交谈时再说。


欢迎会后，朱总司令与卫立煌将军互赠礼品。朱总司令把从日军手里俘获的两匹高大肥实的枣红色大洋马作为礼品送给了卫立煌，卫立煌很喜欢。卫立煌赠送朱总司令的礼品是一批新式的大号手枪，这是可以当盒子枪使用的威力较强的手枪。另外，他又赠送朱总司令一支刻有“立煌敬赠”字样的美国犀佛利牌自来水钢笔。这种钢笔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笔帽上镶嵌了一个白色的圆点作为商品的标志。如今，中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陈列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照片里，朱总司令衣袋口所佩戴的钢笔的笔帽上仍可以看出一个圆点，这正是1938年夏天卫立煌赠送的那支钢笔。


入夜，伯父看到，卫立煌的房间里灯火通明，两位将军的身影从窗棂中投射出来。从那影子的动态上，可以看得出两人在亲切热烈地交谈。


第二天早饭前，伯父来到朱总司令的下榻处，特意向朱总司令问道：“在北垛兵站那天晚上，开明绅士王玉书提出的那个问题，你与卫立煌谈了吗?”朱总司令高兴地说：“谈了，谈了。”那天晚上在北垛兵站，当朱总司令向王玉书征求各方面意见时，王玉书说：“百姓运粮走山路，规定担120斤，太重，是否可以减为100斤?”朱总司令听完，特地让兵站工作人员准备了100斤重的东西，他挑起来走了几圈，说道：“这100斤，爬山路也太重，我看60斤比较轻松。”他当场告诉我伯父和在场的兵站人员：“要把120斤减少到60斤。到莘庄后，我还要和卫立煌商量，通通减为60斤。”昨天晚上，当朱总司令把这件事向卫立煌提了出来并征求他的意见时，卫立煌爽快地答应了：“就按玉阶兄的意见办。”


从开欢迎会的次日起，朱总司令和卫立煌将军一连单独密谈了两整天。临别，卫立煌将军将朱总司令一行数十人送至莘庄村口后，仍然依依不舍，他叮嘱交际副官罗香山和他的秘书赵荣声：“你们再替我送朱总司令一程吧。”接着，他把目光又转向我伯父：“姚主任，过河的渡船都安排好了吧?一定要注意安全。”伯父边向卫将军敬礼边答道：“早就安排好了，请卫将军放心。”卫将军这才与朱总司令和我的伯父握手告别。


解救八路军兵站办事处


国民党顽固派对伯父所在的垣曲兵站办事处的围困，则是在朱总司令于1940年5月上旬在洛阳与卫立煌①会晤之后，才由卫立煌亲自下令解除的。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除派胡宗南部向延安进犯外，还以阎锡山、范汉杰、朱怀冰等部进攻太行山根据地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同时，八路军驻山西各地的兵站也相继遭到破坏。


1940年4月，八路军总后勤部供给部副部长周文龙②准备跟随朱总司令赴洛阳与卫立煌会晤。临行前，后勤部杨立三部长特意把周文龙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交代他捎带办两件事。第一，把供给部现有的5万元破旧币带到西安，兑换成新币。第二，在去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八路军设在晋城、阳城、高平一带的兵站被打掉了，人员、物资受到很大损失，有些人被抓去关了起来；现在只剩下河南的渑池兵站和晋南的垣曲兵站办事处，这两处虽然还存在，但被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围困着，岌岌可危。要设法将被抓人员和被围困的兵站人员解救出来。


朱总司令的著名诗篇《出太行》,就是此行途中在太行山的尽头——王屋山下的黄河岸边有感而作的。诗曰：“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①1939年1月，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9月，兼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
②一说周文龙时任供给部政委。——作者注


周文龙跟随朱总司令到洛阳后，立即派人打听此地有无关押我兵站人员。几天后，他们终于打探到：去年12月和今年3月，国民党第十四、第二十七军以及第十五军打掉了我陵川县和垣曲县同善镇两个兵站，抢走了大批财物，抓走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46人，并将这些人全部交给了第一战区长官部。但卫立煌并没有将这些八路军干部和工作人员押送集中营，而是临时关在长官部的特务营里。聪明的卫立煌算是留了一手，怕以后对八路军不好交代，所以对这些“俘虏”还是相当优待的。


周文龙弄清情况后，向朱总司令作了详细汇报。这样，朱总司令在与卫立煌会晤时，就正式提出向卫立煌要人。卫立煌很干脆，满口答应说：“你这一次到我这里来，即使不提这事儿，我也准备把这些人全部交还贵部的。这完全是一场误会，还请朱副长官多多包涵。”


洛阳会晤后，朱总司令和周文龙一行前往西安。周文龙办理了卫立煌给补发的军饷和杨立三部长交代的旧币换新币事宜。然后，朱总司令回延安开会，周文龙则返回洛阳办理返程通行护照。卫立煌在周文龙一行的通行护照上写道：兹有第十八集团军上校军需官周文龙携带军饷若干，人员马匹若干，返回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望沿途军宪警卡查明放行。落款处，盖有长官部大印和卫立煌的图章。拿到护照的当天，周文龙就来到八路军渑池兵站，解救了被国民党第十五军第六十五师围困的我兵站人员。接着，他们又渡到黄河北岸，去山西垣曲关家村解救我八路军垣曲兵站办事处被围困人员。


此时，我伯父和办事处政委曾仁文以及办事处的其他同志们已被围困半年之久，见到了周文龙，他们非常高兴，大家激动得相拥而泣。被困在这里的，除兵站办事处各科室人员、警卫部队、骡马运输大队外，还有军委派往八路军总部的电台工作人员30多人、印度援华医疗队30多人、中共中条山特委书记李哲人带领的10多名干部和一个警卫连。加上周文龙从总部带来的运输连和从洛阳、渑池解救出来的人员，一共近千人。


人员解救之后，下一步怎么办?周文龙请示八路军总部，总部来电指示，将兵站办事处全体人员编为北上支队，由周文龙任支队长。由于拿着卫立煌亲自签发的通行护照，途中几次经过国民党军防区，都顺利通过。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北上支队终于在1940年7月20日回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


我伯父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对我伯母说过：“卫立煌这个人很重交情，对我八路军是作过贡献的。”

2011年5月

(本文由济源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提供。作者姚景强，河南济源人，1955年3月生。现任济源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