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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24 13: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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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姚汉源治学思想的总结与凝练
姚汉源出生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急剧变动的时代，传统文化的浸润，西方文化的启发，加上他历经理论的学习和实践的磨练，从而坚定了自己的水利史治学方向，形成了符合水利史学科发展的治学方法，取得了令人景仰的学术成就，也铸就了他富有特色的治学思想。
(一)治学方法
姚汉源继承了传统的考证学方法，并对此种方法进行了一定改进。传统考据学是利用现有的古籍和考古材料，通过对古籍、考古材料的分析，得出相关结论。而姚汉源大量收集水利史文献，多角度观测古代遗留的水利工程，发掘背后隐藏的诸多信息，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所有信息进行系统的整合，再把整合的信息进行合理的推演，形成一套跨越时空的“历史模型”,对“历史模型”再加以论证。
1.广集水史，校注文献
水利史是自然科学中的水利学科与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学科相交叉的边缘学科。水利学与历史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学科内容极其边缘化，搜集历史资料是水利史学科研究的重点。姚汉源一方面利用闲暇时间积极收集古籍，翻阅古代的文学、历史、地理等书籍，发掘有关信息，从历史零星的记载中寻找与水利相关的资料；另一方面根据在前期学到的相关知识整理并分类历史资料，并对找到的历史资料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研究水利史所涉及的资料大部分是古籍，由于朝代更易的影响，很多资料残缺不全，对保存下来的古籍进行深入挖掘是水利史研究的必要条件。然而古籍的校注是工作中的一大难题。我国的古籍全部是文言文记载，对于同一字有多种解释，加上古文并没有标点符号，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学功底，对于古文的校对有很大困难。姚汉源自幼酷爱古文，古文基础十分深厚，对于古代文献采用考证加推理的办法，使古文完美译成白话，方便初学者研究。他搜集并校注的水利史文献如《漕河图志》、《侯马载书》、《四明它山水利备览》等。
2.实地考察，猜想求证
水利史研究虽然必须参阅古籍，但姚汉源认为古籍中没有记载的信息可以大胆的猜想，小心地求证，依据的原则是陈述和考证，对于前人已总结的结论据理陈述，不妄加个人观点；对于前人没有总结的结论，依据历史仔细求证，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状况。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与当时的社会密切相关，准确把握历史水利工程的原委是研究水利史的不二法门。
姚汉源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就注意考察水利工程遗迹，追寻历史水利工程遗迹。这种方法最早可追寻到《一九三八年贵州桐梓县蟠龙洞工程纪略——回忆杂录之一》,在赴贵州期间，他把盘龙镇及周边遗留的河流和水利工程考察一遍，追寻其历史的踪迹。另外，在其带研究生期间，他又带着研究生跋山涉水，对我国现存的古代水利工程进行考察。在北方，足迹遍及黄淮海流域；在南方，脚步踏遍长江、珠江及沿海水域；在城市，深入了解城市给水、排水工程；在农村，涉及农田水利灌溉。他考察水利遗迹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小河，对我国遗留的工程进行挖掘，通过实地勘察了解了古代水利工程对现代的影响，总结了其水利工程的作用。
3.考古辨非，重建模型
水利史学是一门边缘性学科，姚汉源在治学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辨别古籍中的是非。中国古籍资料比较多，但大多数古籍资料是官方整理的。某些朝代为夸大自身的统治成果，在记载中往往会夸大自身的功绩，缩减自身的负面记载，更有甚者会凭空捏造事实。另外，中国古代文献大部分都是通过手写流传下来的，在手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多抄、少写和错字现象。在浩如云烟的文字中找到一点事实的线索并非易事。姚汉源一方面查找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等正史料中有关水利的记载；另一方面利用当时社会的笔记、小说、诗篇等文学作品仔细提取水利的证据，运用考证的方法去除历史伪证，分清历史事实。
姚汉源对历史上的水利实践进行研究，主要体现在宏观叙述和具体分析上。他把散乱的历史资料综合起来，将先人的水利实践和相关自然地理的演变结合起来，通过考证分析，重新构建抽象的模型，通过与历史遗留工程的对比，对其模型进行论证得出科学有效的结论，并对结论进行推演，对现代水利工程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此种方法就是独特的历史模型法①。
历史模型法的构建是基于一种已经消失的信息，但此信息保留在散乱的文献、古迹等载体上，结合相关的科学知识提取这些信息，使历史中的水利工程“复活”,更好地找到历史上重要水利工程的真相，廓清水利措施或工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总结历史演变规律。这种方法研究水利工程在某一时段的动态作用，有助于理解历史原型的特点、本质。
(二)治学精神
姚汉源在治学过程中不仅掌握了良好的治学方法，更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水利治学思想，即情系水利，终身治学；经世致用，创新治学；缜密求是，严谨治学；弘扬文化，聚力治学；积极进取，开放治学。这五个方面是姚汉源的一生治学思想的精华所在，对当代水利人才培养、水利科学研究以及民族文化传承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情系水利，终身治学
综观姚汉源的一生都与水相关。他出生在黄河边上的巨野县城，那时家乡多水患，百姓深受其害，据他回忆：“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黄河发大水，两岸的百姓深受水患之害，都痛恨洪水，这也是我为什么后来学习水利的原因，就是想治水”①。儿时懵懂的记忆对其影响极大，从小就树立了治水的志向。
姚汉源从小酷爱国学，在小学、中学期间就通读中国经典著作。在中学时期，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南开中学的办学理念是“允公，允能”,治学的原则是“开放治学”。学生的课外学习是比较自由的。在中学时期就发挥了个人的兴趣爱好，对史学著作如《资治通鉴》、《史记》、《九朝记事本末》等书籍进行阅读，积累了大量的历史知识。
在考上清华以后，虽然攻读的是工程专业，但清华大学是一所比较开放的大学，学生在修好自身的专业课的条件下，可以自行选择爱好科目。姚汉源一方面认真学习土木工程系的专业，主动挖掘水利工程知识；另一方面钻进历史的时空中，查阅黄河史，在毕业前一年就发表了《黄河旧账的翻检》,在水利史研究方面初露峥嵘。
清华毕业后到新中国成立前期，由于北方战乱，姚汉源辗转祖国的西南地区。在西南期间姚汉源为保证抗日后方供给远赴贵州，对后方战线的桥梁工程进行修缮，并对当地水利工程进行仔细考察。他顶着战火侵袭，忍受着住所被炸的危险，在齐鲁大学做助教。他拜钱穆为师，从钱穆那里学习治学方法和治学思想，虽然很少涉及水利方面的知识，但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及历史人物的思想文化研究颇深。
在此期间，他虽身患重病，但仍不放弃治学。此期间的代表作《黄帝》是最有力的证据，此书按时间顺序分别论述了中华文明了创始人。《黄帝》一书虽是钱穆口述大概，但具体细节的考证还是姚汉源的亲力所为。后来，他与友人牟宗三创办的《历史与文化》杂志，体现出他对思想文化的见解。
新中国成立后，姚汉源在南昌农业专科学校任教并兼任农田水利科主任、校委会主任。在南昌农业专科学校期间他一方面负责教学任务，另一方面负责学校的行政管理。在治学与管理方面取得了双丰收，在治学方面晋升为教授，在管理方面主持学校的“三反”运动。自此，开启了他水利史治学生涯。
在1953年全国院校调整的大潮中，姚汉源随南昌农业专科学校水利科师生并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他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任副教务长并主抓教学，还亲自负责学校的《水力学》、《农田水利系统管理》、《水能利用》等课程的教学任务[21]。在1956年，他响应中央的号召，制定了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确定了水利史研究方向。在规划中他提出三步走战略，第一，运用现代科技知识研究中国水利史；第二，在此基础上整理一部中国的水利史讲义；第三，培养一批水利科技史人才。在规划制定初期，许多同事对此规划提出质疑，认为现代科学与历史没有任何联系；一个搞工程的，无法研究历史。姚汉源在质疑声中坚定地付出。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间，姚汉源深入研究中国水利发展史，并在“文革”爆发前，完成《中国水利科技史讲义》。
在1962年，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设立了水利史专业，由于他对水利史作出贡献大，研究成果突出，学院决定招收水利史专业研究生并由他亲自培养。1963年冬天，他被调往北京水利水电学院任教务长，主管教学与科研，并在北京水利水电学院招收本该院的第一个研究生。由于姚汉源先前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又加上本人能专心研究学问，他于1965年被任命为副院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北京水利水电学院的学术研究基本中断，姚汉源并没有放弃自己衷爱的水利史研究，一直默默研究他的学问。1969年，中央突然下达搬迁命令，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部分学生与学院教职工拆散，姚汉源坚决反对此事。1970年，由于在其家中发现“反诗”,他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并被下放“劳改”。在“劳改”期间，姚汉源并没有气馁，他每天除了要完成高强度的劳作，还在农忙时间挤出时间研究水利史。1973年，“劳改”解除回家后，因为研究水利史的需要，他钻进地理学、历史学、文字学、音律学等学科进行研究，写成了《<左传>·地释名》一书。“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由于中央平反工作过程缓慢，1978年被迫“退休”。尽管如此，在1976年到1980年间，他与其他学者合作翻译了美国人佩尔的《喷灌》一书，不断地深入研究水利。1979年，姚汉源得到彻底平反，并恢复党籍，在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工作，当年出版了《中国水利史稿》。
到退休时，姚汉源出版了自己水利史研究的结晶——《中国水利史纲要》。《中国水利史纲要》的出版标志着姚汉源的水利史研究正式拉开帷幕。姚汉源参与《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水利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的水利史部分的编写，并为《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撰写了共6万余字的条目；主审了《中国水利史稿》(上、下册)、《黄河水利史述要》、《长江水利史略》、《太湖水利史》、《珠江水利简史》等著作。在退休以后姚汉源对水利史的研究有增无减，在退休后先后完成了《京杭运河史》、《黄河水利史研究》、《中国水利发展史》(老版本是《中国水利史纲要》)的出版。发表论文12篇，另外还有多篇未发表的专著与论文。
纵观姚汉源的一生，其学术生涯无不与水利和历史紧密联系。少年对历史的爱好、青年对水利的执着、中年治学方法积淀，促成壮年一鸣惊人的学术高见、暮年的硕果累累。
2.经世致用，创新治学
经世致用是我国宋代以后形成的一种治学方法，主要观点就是强调把传统的经书文献研究与当时社会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其特点是重新审视并科学解释古代典籍，进而创造性地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办法，并用于社会的建设与改革。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传统的治水技术在水利建设中仍占重要地位。我国疆土广阔，历史悠久，水文、地理等自然条件复杂，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水利建设，水利文献浩如烟海，记载详细。为了抗洪、灌溉与航运，兴建了各种水利工程，如长江等各大河流域的治河防洪工程，汴渠及京杭大运河等内河航运，都江堰等大型灌溉渠系，也有古老的塘堰灌溉如芍坡、渠塘结合的汉水中游各灌区、北方多沙河流的放淤及淤灌；还有南方长江及珠江流域的水网圩坑、沿海的御咸蓄淡、新疆的坎儿井等有特色的农田水利工程。其他如沿江、沿海的防潮海塘；城市水利可以追溯到大禹以前；水利机具也有两千年历史。这都说明我国水利发展在世界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在我国的历史上与水利相关的记载，大都按时间和类别分述，内容大多都在河渠志、地理志、记事本末中，并没有具体的水利通史。我国最早研究水利史的著作是张念祖于1932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水利述要》,后来郑肇经于1939年出版了《中国水利史》,在水利史领域，专门的研究文献很少，其他水利史专著都是建国以后出版的。
姚汉源所著的《中国水利史纲要》详述了1949年以前的水利史，把我国水利史分为从大禹治水到东周灭亡时的初步发展期；以秦朝的建立到东汉汉献帝继位(公元前225年至公元190年间)黄河流域的主发展期；东汉末年至隋朝建立(公元190年至公元579年间)南方江淮流域的发展时期；隋朝建立到北宋灭亡(公元581年至2217年间)北方水利的兴衰起伏及南方水利的大发展时期；南宋建立到明朝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127年至1566年间)以东南沿海地区与珠江流域的快速发展期；明穆宗隆庆元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公元1567年至公元1948年)全国水利全面发展及衰落期。虽然历史分为古代、近代、现在区分，但是水利是一脉相承。该书对每一时期的防洪治河、农田水利、航运工程进行了分述°。
与其他水利史专著不同的是，姚汉源的《中国水利史纲要》借助了大量的参考文献，抛弃了对历史事实的详细论证，利用大量的历史文献知识，列出了我国水利发展的大线路，弄清了历朝历代水利修建的事实，科学地提出了我国水利分期问题，创造性地把我国水利史分为六个时期，梳理出我国水利史发展规律，为广大水利、历史学者提供了一份详尽的水利发展大纲。
黄河自古以来以多泥沙著称，号称“千年难治”,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民多受洪水侵扰。从古到今各个政权为治理洪水泛滥，付出大量的人力财力。黄河洪水泛滥主要的外因是泥沙沉积堵塞河道，其泥沙来源大部分是黄土高原。近代以来，政府为治理泥沙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泥沙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由于战乱黄河水利工程已是满目疮痍，严重影响着沿岸居民的生产生活，中央政府为解决黄河水患问题，提出来“防止水患，兴修水利”的方针。在此方针的影响下，中央政府开始大力治理黄河，在苏联的援助下，中苏共同组成120多人的专家组，历经8个多月，行程12000公里，对黄河进行勘察。通过对黄河的勘察，经过系统的评估，多数专家得出在黄河三门峡段建立大坝的结论。1955年5月，中央政府通过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同年7月，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①。报告将黄河改造成“人工梯河”,在黄河上修建四个大型水利枢纽，并在其支流上修建若干座水库，用作蓄水拦沙，三门峡水库是以上报告中提出的规划中的第一个重点工程。三门峡水库的建立可以起到下游的防洪、农田灌溉和城市供水以及航运并兼顾发电的作用。
1958年11月，三门峡大坝开始动工，历经三年竣工。由于以苏联专家为主导的设计组设计了三门峡大坝，设计之初由于照搬苏联设计模式，三门峡水库投入使用不到一年，其上游的渭河流域就淤积了大量的泥沙，引发河床抬高，大量农田被河水淹没，农田迅速盐碱化。如果不改变原来的设计方案，三门峡上游居民的生活将受到严重威胁，水库设计寿命会大大减少，造成水库提前报废的局面。1962年，专家组不得不改变当初的设计方案，把水库的方式改成“滞洪排沙”,在大坝下方修建排沙孔，大大降低了水库的综合利用效益。
1963年，中国水利学会在北京召开，三门峡大坝的问题成了会议讨论的热点。姚汉源在会议上分析了三门峡水库失误的原因：一是轻视了黄河泥沙的危害性，忽略了对黄河史的研究；二是没有分清多沙河流与清水河流的差异，盲目地引进国外水利技术。指出了三门峡水库问题的根本失误，并提交了一篇《中国古代的农田淤灌及放淤问题一一中国古代泥沙利用之一》的论文。
该论文首先从古代引浑水进行淤灌说起，把灌溉与放淤概念划分清楚，指出农业灌溉的问题，农民从实践中了解到淤泥可以施肥。分析出淤灌不仅可以肥田，而且还可以改良土壤，把原本荒废的沼泽地、盐碱地通过合理的放淤改造成良田。第二段列举了汉武帝时期的放淤工程，通过引汾水进行放淤和农田灌溉。经历了时代的变更，从魏晋至唐，历史记载放淤较少。到北宋时期，淤灌和放淤进入历史高潮，王安石通过变法，大兴农田水利，利用汴水、漳河水、黄河水、胡卢河水等进行淤灌，淤灌的规模巨大，范围涉及到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省份，淤灌提高了粮食产量，盐碱之地尽成良田。此外，他具体分析了北宋以后全国各个地区的放淤与淤灌的现象，分别介绍了主要以农民自发为主的农田放淤工程，提出引水、澄混水、排清水与其他放淤的技术问题，指出了“束水攻沙”与淤灌和防洪的矛、航运渠道与放淤的矛盾，总结出古代放淤与淤灌的错误与失误。
该文根据详实的历史记载，论证了古代水利工程的成功经验。黄河泥沙问题自古就有，就是看怎么合理利用泥沙，近现代认为黄河的危害是泥沙，是因为没有重视研究古代水利造成的。分清清水与浑水河流的差异，确立以淤灌和放淤水利工程为主导的方针，加强泥沙控制的研究，就能很好地解决黄河泥沙问题。指出了三门峡水库问题根源就是忽略了黄河泥沙的严重性与危害性，没有结合中国古代历史经验，盲目利用西方技术。
“泥沙有利，而在于怎么利用”,这一观点一提出，与其他专家认为的“沙害”形成鲜明的对比，并在专家界引起了激烈争论，专家们一致认为此观点是解决三门峡水库和治理黄河的根本办法。其观点被当时的水利部副部长林一山同志采纳，并以整篇论文的形式递交国务院，引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重视，并在黄河流域稻田进行放淤实验，实验效果明显，后被广泛推广。
古代泥沙利用问题的研究是姚汉源水利史创新研究的重大成果，为治理黄河提供了历史借鉴。沿用古代的方法和经验通过不断地创新改造，形成新的理论，这是许多现代学科所缺少的方法。姚汉源经世致用的治水理论改变了现在治理黄河的理论认识，为水利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姚汉源曾说过“前人成功可供后人借鉴，前人壮烈可起后人之顽懦，前人精神面貌足以发后人之深省”。水利史研究的意义就是对历史的经验进行总结，用于预测未来，指导现代的生产生活。科技的发展是历史经验的积累，继承中国古代传统优秀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利用古代智慧解决现代社会中的问题，不仅是学术的创新，更是实践的创新。原水利部部长张含英曾说过“今日之治河，纵有科学方法，新式之利器，如无科学之张本，长期之研究，难乎其为治矣”①。当下应该重视研究古代治水技术以发展现在的水利科技，使现代科技具有科技之本，才能推进水利科技的进一步创新。
3.缜密求是，严谨治学
黄河治理一直是历朝历代水利的重大问题。古民歌曰“黄河平，天下宁”,黄河洪水泛滥一直是黄河历史中的主要篇章，说明黄河在古代都非常难治理，近代许多水利史专家从黄河历史中了解到，在漫长的黄河历史中存在几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一个是大禹治水到周定王五年时期，另一个是东汉初到宋朝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黄河没有大的改道，洪水泛滥的次数明显少于其他时期。历史古籍中对于第一个时期的记录较少，学者无法进行系统研究。第二时期则有大量的文献记载。
东汉末年，由于战乱影响，黄河大堤及汴渠河堤失修，造成黄河大水泛滥，60多年间未能修复，百姓身受其苦。西汉初年，汉明帝为安定民心，派王景和王吴综合治理黄河和汴渠的水患。朝廷征调十几万军队，在王景的指挥下开始治理黄河。王景通过勘测黄河流域地形，打通阻碍黄河山陵，清理水中沉积的沙石，又每十里修建泄洪的闸门，整修荥阳到千乘的大堤。第二年，水患被解决。在随后的800多年间，黄河进入相对稳定的安流期。这就是历史上流传的“王景治河——千年无患”。
“王景治河”的奥妙在中国古代就有人研究。在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程颐对于“王景治河”以道家的“五德始终”论来解释汉朝、宋朝时期多河患，唐朝时期安流的原因。而北宋文学家、史地学家、藏书家宋敏求却认为唐朝的安流是因为战乱导致黄河水患记载缺失，唐朝的安流是“伪安流”。在近现代也有很多学者研究这一课题，著名的水利学家李仪祉认为王景治河的原因是采用“疏导之法”来减缓下游的水患⑨;历史学家邹逸麟认为黄河的安流与泛滥与黄河上游农耕与畜牧转变原因?。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则认为黄河中游的植被覆盖少才是黄河河患直接原因；水利工程师王涌泉和水利史家徐福龄怀疑王景治河的事迹有夸大其词之说，王景以后的八百年中，历史上记载的水患多达几十起。总体来说，各路专家众说纷纭，并没有找到学者认同的观点。
由于王景治河问题的复杂性，姚汉源并没有轻易接受或赞同以上的观点。他为了解答这一谜团，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缜密求是，把王景治河放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下，结合中国其他时期的黄河史，对以上学者的观点提出三点质疑：一是“王景后黄河水患”问题，王景治河以后，从古籍记载中了解到，黄河水患不止十几次；二是“水门治河”问题，王景所修建的水门能很好地治理黄河，以明清时期的技术水平完全能修建更好的水门治理黄河，但是明清时期的河患还是有增无减；三是“植被”问题，周代以前植被覆盖率远高于王景治河时期，但那时黄河仍发生大的水灾。
姚汉源通过不断深入的历史文献研究，运用现代的研究方法，重建了王景治河前期及治河以后的历史模型。通过分析此模型，姚汉源得出王景之所以“治河成功”,得力于他利用西汉末年黄河的大改道，在六十多年间的自流中冲刷出来了一条地势低、河道直的新槽，王景在此基础上加筑黄河沿岸大堤，使黄河的河道相对稳定了一段时间。当时新的黄河河道两岸，河流湖泊众多，这些河流、湖泊与黄河主河道紧密相连，每当黄河发大水，众多的河流、湖泊起到至关重要的分洪、滞洪和蓄洪的作用。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黄河大堤残缺，黄河的大水被黄淮海平原吸收。这也印证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记载只有洪涝没有洪灾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淮海平原的河流、湖泊由于泥沙淤积逐步被填满而失去作用。到隋唐以后，黄河流域的战乱被平息，黄河残缺的大堤被集中治理，这一时期水患减少。由于泥沙沉积在大堤之间，河槽又被抬高，到了五代时期，黄河决口又多了起来。由此得出王景虽然是功不可没的，但绝对不是千年无患的结论①。
此观点的提出虽然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姚汉源认为此观点主要是从历史模型中推论而得，缺少详实的文献做参考，有许多推测的成分，还需进一步研究，体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
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其所带学生也有深刻体会，他所带的学生蔡番回忆，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一篇两千字左右的文献，此文献是元代的白话文，对于水利史研究者很难理解。姚汉源以其深厚的历史学功底，标点了此篇文章，但由于治学严谨，他又让蔡番找到社科院历史学教授进行复审，弄清了历史的真相。传统的史学研究偏重于考证和陈述，主要是以史料的编排为主，并没有对事物进行综合分析，建立历史模型，史学专家对黄河史的研究也是如此。水利史研究主要依靠的是历史文献，然而这些文献常常含糊不清，容易加上先入为主的观点，历史记载中往往也会因为作者的有意或无意的失误造成文献相互冲突。从浩如云烟的文献中找到突破口十分艰难，想要理清思路难上加难，没有缜密的学术思维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无法还原历史真相，更无法得到历史经验。姚汉源严格按照以史立论、论从史出态度，把水利史治学与当时的水利建设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治学之路。
4.弘扬文化，聚力治学
世界上其他国家有些疆域小，无法进行史学研究；疆域大的国家具备水利的自然条件，但缺少历史水利工程；有些国家历史虽长，但记录偏少无法进行研究。我国历史上就非常重视改造自然，便于农业生产，而且各个朝代的事件都有文字记载。当代学者应该组织聚合起来，联合攻关，古为今用，重视祖国水利文化遗产的发掘和研究，使之为现代水利建设服务。
在姚汉源任职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期间，全国掀起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思潮。武汉水利学院的全体教职工都必须制定十二年科技研究计划。学院大部分人都制定了向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看齐的计划，而姚汉源则把研究中国水利史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水利史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找到利于现代发展的“科学技术”,依此来弘扬中华文化。
为了引起学术界对中国水利史的认识，他组织水利、地理和史学界的领军人物，成立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并当选为会长，带领协会人员召开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整合了水利史研究的学术资源，持之不懈地弘扬传统治水文化。
中国水利史的研究一直停滞不前，国内对水利史的研究还是重视不够。直到1978年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工作得以恢复，水利史研究才有新的进展。国外对中国水利史研究比较重视。早在1940年日本学者冈崎文夫和池田静夫就分别出版了《江南文化开发史》和《支那水利地理志研究》的书籍。他们的学生佐藤武敏继承了此项研究，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就此开始”。佐藤武敏在深入研究中国水利史的同时，于1965年在日本成立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研究会成立之初，会员有佐藤武敏、森田明、好並隆司和长濑守4人，后来由于所开展的学术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会员不断壮大，到1982年会员已达到30多人。成员中有专门研究中国水利史的，也有研究日本与中国、日本与印度水利史对比的，研究内容包含农业灌溉、城市用水、环境等多个方面。研究会定于每年11月4日在大阪召开会议，每年宜读三分报告，对报告进行答疑，并发行《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刊②,并把研究成果汇编成《中国水利史论集》。先后出版了《清代水利史研究》(1974年)、《宋代黄河史研究》(1978年)、《秦汉帝国史研究》(1978年)等专著③。
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会”成立深深地刺痛了姚汉源的心，他认为现代中国极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并不重视自身的文化遗产研究，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感到深深的耻辱。他认为研究水利史的作用和意义必须引起民众重视，依此鼓励国民发掘祖国的文化遗产。姚汉源说“发掘祖国宝贵的历史遗产，我们责无旁贷。日本学术界尚且有此学术组织，我们岂能妄自菲薄，数典忘祖?如果中国的水利史研究还不如外国人，则上何以对祖宗，下何以对子孙”,大力倡导成立中国的水利史研究学会以期实现聚力治学。为此，他积极筹划此事，并于1980年12月组织了水利、农业、交通、历史、地理、考古等有关方面的学者召开了“中国水利协会水利史研究会”前期工作部署会议，会议的内容主要以水利史研究的性质、宗旨、主要任务和会员章程进行讨论，形成统一的意见。筹备会议计划在1981年成立“水利史研究会”,并把四川灌县的都江堰设为“水利史研究会”成立的地点，由于次年四川大水，成立会议被迫取消。
姚汉源并未终止成立协会的愿望。在他的努力下，1982年4月20日，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在都江堰正式成立。会议参与者共103人，其中包括著名的水利专家郑肇经、谭其骧等人，会议参与者有88岁的高龄老学者，也有30多岁后起之秀；有水利专家，也有业余爱好者。由于姚汉源组织得力，资历深厚，当选为第一任研究会会长。会议共收到农田水利史、治河防洪史和历史洪水、航运史、城市水利史四类论文，论文数量达百篇。会议聘请张含英、郑肇经、汪胡桢等11位著名专家为水利史研究会学术顾问，会议中各学科专家、学者主要集中讨论长安城市供水、历史洪水、古代水利管理制度等学术问题并给出设想、建议或意见。会议形成了五点意见：第一，会议形成了干事会，要求会员将本地区、本单位及本人研究的工作情况及时向干事会通报。干事会积极组织论文集的出版。第二，要求会员在本单位积极开展水利史研究工作，大力开展各地区水利史研究会的组建工作。第三，各成员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结合本地方水利志和河川志，加强与有关学科的联系，要求老同志积极撰写水利撰写回忆录，收集了一些老水利人物的经验与教训。第四，加强国际交流，在交流中学习国外的经验。第五，起草水利史研究的规划，把水利史研究正式提上日程。
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水利史研究学术团体的成立，水利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水利史研究会成立以后的几十年中，先后出版了《中国水利史稿》、《长江水利史略》、《中国水利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集》等书籍。姚汉源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组织者、领导者的作用，促进了水利史研究的工作开展，扩大了水利史研究的队伍，提高了国民对水利史的认识。
5.积极进取，开放治学
姚汉源的水利史研究在“文革”期间被迫中断，在极端窘迫的处境下，他仍然不忘初衷，积极进取，写下了几万字的《鄂君启节考释》,又在古代文学基础上运用音韵学写出了60多万字的《<左转>地名考释》。为了解古代水利工程的背景，他还深入研究古代的哲学思想，对宋代、明代的哲学深入研究，其水平超出一般史学研究者①。
姚汉源学术研究虽然硕果累累，但是他大胆提出自身研究的薄弱之处，他在出版的《中国水利史纲要》中写道：“本书比较注意工程之兴废，稍及政治经济与水利之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但远远不够，不能成为从经济发展看的水利史，仅能为关心这一问题的专家提供资料而已”@。《中国水利史纲要》对水道港口，特别是海港、河港的修建论述很少；缺少水利基本理论和水利技术的发展的论述；对海塘、城市水利、水利器具等内容的论述不够系统；但对于水利工程的建设与废止进行了详细论述，内容涉及政治与经济方面对水利兴废的影响。他认为水利史研究不能仅限于治水及水利工程的技术性研究，更应该担起为基础设建设服务的使命。
他在《京杭运河史》一书的自序中说：“虽有些水利知识，但于水运方面却所知不多，虽有些历史知识，但于水运经济方面更无所知。”由此可以看出，姚汉源勇于正视自己研究不足的积极进取精神，这是水利史研究者尤其宝贵的优良品质。
为了深入推进水利史研究，姚汉源不仅认识到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性，而且认识到水利史研究必须具有开放的视野。为此，他发起成立了中国水利研究会，联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聚力治学，在“中国水利研究会”成立之时，会议形成的决议第四条明确规定：加强国际交流，今年要接待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会”来访人员，从中取得经验，以便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这一年，大阪市立大学的佐藤武敏和森田明教授、筑波大学的长濑守教授到中国访问，姚汉源在北京水利史研究室会见了他们，与其就中国水利史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讨论结束后推荐他们考察扬州、无锡、杭州的水利工程。1986年，第二届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即将召开，以姚汉源为代表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会邀请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参加本次会议。同年11月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会”派出森田明、西冈弘晃、藤田胜久、松田吉郎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在姚汉源创立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协会的影响下，日本水利史与中国水利史研究者召开了多达十几次的学术讨论会，两国之间互派学者进行交流，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此外，姚汉源还要求中国水利史研究加强与我国台湾地区水利史研究者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姚汉源对于学术研究从不固步自封，他对国外现在的水利科学也比较关注，积极展开对国外水利科学的研究，他看到美国水利专家C.H.Pair于1975年出版了《SprinklerIrrigation》一书，觉得国外的喷灌技术明显高于国内，国外技术对中国农田、城市水利的发展有很大帮助。于是，他与其他学者合作，历经三年时间翻译了约50万字的《SprinklerIrrigation》一书，中文翻译名为《喷灌》,并对此书中一些错误的地方给与更正。该书共21章，大多数根据美国各地的生产实践总结而成，系统介绍了喷灌系统的设计原理和安装技术、适用范围、维修等内容，它代表了美国1975年以前的喷灌发展水平，为当时国内喷灌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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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24 12:5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