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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29 11: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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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章研究
姚勉的文章，共371篇，各种体裁皆有。其中有封事3篇，策1篇，奏札2篇，表13篇，牋10篇，讲义5篇，赋6篇，启26篇，札子43篇，状12篇，书29篇，记37篇，序45篇，论7篇，说12篇，跋22篇，杂著3篇，铭8篇，箴8篇，赞5篇，琴操3篇，文8篇，檄1篇，乐致语7篇，疏语19篇，祝文34篇，祭文7篇，墓志铭15篇。其封事、奏札、策等，主要内容是劝诫皇上，指斥权奸。其书、启、状等，虽多为应制之作，然言真意切，时有规劝之意。其记主要内容为游记和记各地建庙、建祠以及友人读书之斋、轩、堂等，多能借题发挥。其序、跋等，多为友人诗集、文稿等作，其中体现了他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审美情趣。其祭文、墓志铭等，主要为哀悼、怀念亲友，不少写得颇为感人。其论、说、讲义等主要是讨论、阐发经书义理。
兹将其文分为议论文、抒情文和叙事文，分三节对其文章进行研究。
第一节议论文
姚勉的议论文主要是《丙辰封事》、《庚申封事》、《擬上封事》、《庚申轮对》、《讲义》、《讲义一：涧堂书院讲书》、《讲义二》、《讲义三：正谊书院训学子》、《讲义四》、《癸丑廷对》、《论语先进与礼乐》、《孟子学问求放心》、《赵简子置后》、《晏子家施不及国》、《史说世本》、《叔孙昭子论》、《荀息论》、《檄诸乡教民兵筑山寨文》等。
一、思想内容
姚勉在宝祐元年癸丑(1253)考中状元之后，才正式登上政坛，正式涉足政治，此时他已经38岁。姚勉卒于景定三年(1262),卒时才47岁。也就是说，他这一生中涉及朝政的时间总共还不到十年，而且期间还有几次被罢或请辞回家赋闲。他没有做地方官的经历，在朝中担任的职务，像沂靖王府教授、太子舍人等，都是些闲官散职。他虽然没有机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之心，一片赤诚，也不时发表自己对朝政的看法，向皇帝提出自己的建议。
南宋后期，特别是理宗朝，权奸把持朝政，植党营私，排除异己，姚勉对此痛心疾首。他痛斥奸佞，建议皇帝应虚心纳谏，广通下情。如在《丙辰封事》中，他说：“臣前此献策于陛下，有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臣之所谓立中道也者，盖欲清去朋党；所谓奖直言也者，盖欲广通下情。”
宝祐四年，太学生论丁大全事，被逐，姚勉闻之，义愤填膺。他认为：“夫逐学校之士，以禁天下之言者，此京、桧、佗、远之时所为耳。”姚勉严厉地指出此事的严重后果：“斥士者纵不以此而加诛，得罪者岂不借此以自解。此声一出，天下谓何?必谓朝廷今讳人言，自此谁敢献其狂直。”
朋党历来是政治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处理不好，就会酿成大祸，给朝廷带来巨大损失。姚勉非常赞成欧阳修的《朋党论》之说。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提出，应该“退小人之伪朋，进君子之真朋。”“姚勉进一步解释补充道：“盖谓小人之伪朋，不可有；君子之真朋，不可无也。”他认为：“以利为朋者，小人也；以道为朋者，君子也。君子公于为国，故志同道合，不能不皆出于爱君；小人私于为身，故朋奸结党，不能不皆出于窃位。”对于朋党的后果，姚勉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朋党”关乎国家的治乱兴衰：“君子小人之朋，其初若未见损益，但君子之朋，与治为朋，小人之朋，与乱为朋。其究极则天壤辽绝，有关于天下、国家之安危、存亡耳。”因此，他向理宗建言道：“陛下毋疑在朝诸臣之分朋植党，毋谓在朝诸臣之背公循私，但当审而查之，孰邪孰正?其朋于为国乎?抑朋于为身乎?其朋于爱君乎?抑朋于窃位乎?其朋于尽忠竭节乎?抑朋于徇货殖利乎?左右其有誉阿大夫而为朋者乎?嬖臣其有进商鞅而为朋者乎?执政其有与台谏而为朋者乎?台臣其有与谏官而为朋者乎?外戚其有与宦寺而为朋者乎?无之则善矣!如有之，则必不逃陛下之明鉴也。”
姚勉对于人才的选拔也有深刻见解，《癸丑廷对》一文系统地体现了姚勉的人才观。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臣闻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求天下之士以道。”进而指出：“以道淑天下之士，正其心也；以文求天下之士，熟蛊其心也。”
姚勉严厉批评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他认为，科举取士，“科目之诱既设，利禄之习亦牢，然后天下之士，愈不知所谓道”,这才导致“心术日坏，以至于今”。在说到自己能够高中状元时，他认为：“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则未免于以文尔，是非所以淑天下之士也。”他说：“臣闻求于末者，不若求于本。心术者，本也；选举者，末也。本之正，则选焉而得，举焉而获。本之不正，惟欲于末以求之，虽日变其法而使详，日讲其术而使精，天下之所以应之者，亦止于如是之人耳。何则?本之不求而求之末，固如是也。求之本则道矣，求之末则文矣。文岂足以观人才乎?”他认为当今之世“未仕者志高科，已仕者志高位，不得不止，愈进愈贪，弃父母，左亲戚，背坟墓，远乡邦，逐逐然惟利禄之计”,是“科举之法有以坏之也”。然而“科举已久其行，何敢轻议变革?”因此，应该“以道而淑天下，使天下之士知天爵之可贵，而人爵不足贵，知义荣之可尊，而势荣不足尊”。如此“利禄之心轻，则科举之念亦轻。不得已而后应科举，则恬退静重之士出，而顽钝无耻之风亦可少息矣!”
他认为当今的科举考试，“虽曰公，而实用私情”,针对科举考试的弊端，姚勉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曰严考校于其始；二曰公复试于其终。”他认为，“科举所选考官，必由出身科第之人，然后可在考校之列。”因为“不知出身之士，半是假手之人”。姚勉认为，对于那些弄虚作假的行为，必须予以严惩：“省闱复试不通者，所属州郡真行连坐之罚”。
对于学校教育，姚勉亦有深刻见解。他认为学校是“最近民而易化民者也”,对学校在教化人心方面的作用给予极高的评价。但同时，他也认为，“今之天下莫不有学，而学校以养士，科目以取人，两不相关，学遂虚设。于其艺而不于其行，考其暂而不考其常。能为发策决科之文，则曰能事已毕，问其根本当然之事，则茫然不知。气习一浮，风俗遂薄，内则有燕居废学之实，外则有佻达在阙之愆，逐利惟竞于锥刀，养指遂失其肩背。失在于所养非所教，所教非所养也。”姚勉亦提出两点建议，“一曰定教育之良法；二曰示奖励之微机。”他认为，学校不应该“教以无益之时文”,而“必教之以三纲五常之道，教之以修齐治平之序”。
姚勉还严厉批评了“任子之法”。姚勉认为，“方今冗官之弊，全在任子之多。”“州县之仕，为进士者不十之三，为任子者常十之七”。他指斥靠任子而来的官员：“身襖锦绮，岂知陛下之民之寒；口饪膏粱，岂知陛下之民之馁。庸者受成胥吏，虐者擅作威福。寒酸生长诗书，明习礼仪，决不至有是也。”因此，要求“任子之恩，朝廷当加裁抑，不至冗纷。三岁一郊，少减奏荐之数，每一岁铨，必严考核之法。”
姚勉的议论文中还有一些关于改革军事的内容，前文已有论述，兹略。
二、艺术特色
姚勉的议论文，特别是封事、廷对诸篇，非但内容丰赡，见解不凡，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1、江河飞泻般的磅礴气势
姚勉的诗文以气势磅礴而闻名当时。姚勉长篇短章皆擅。其封事和策，皆是长篇宏论，气势磅礴。方逢辰曾赞其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龚用卿言其文“造理道，明经术，识治体。博贯之辞，如江河之润；昌大之气，如日月之明。”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文评价道：“观其所上封事、奏札以及廷对诸篇，论时政之谬、辨宰相之奸，皆侃侃而不阿”①。都指出了姚勉议论文的这
一特点。
姚勉诗文的磅礴气势，首先源自他一身的浩然正气。理宗前期尚能励精图治，有所作为，但后期却逐渐昏聩，怠于朝政。理宗信任、重用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等奸臣，朝廷上下一片乌烟瘴气，小人得志，贤才难进。面对如此政局，姚勉一方面苦口婆心地劝说理宗要亲贤远佞，广开言路，一方面与奸臣展开了不懈地斗争。姚勉立朝，批评时政，排奸斥佞。对于奸臣，他毫不留情地斥责、声讨他们祸国殃民的罪行，其凛然气节令小人为之侧目，奸佞为之胆寒。
姚勉善于运用问句、排比、递进、对仗等表现手法和修辞手法。这些手法的运用，对形成姚勉议论文气势磅礴的特点起了重要作用。
姚勉善于运用各种问句来加强文章的气势。翻开他的议论文就会发现，他文章中的各种问句到处都是。如在《丙辰封事》中，针对太学生论丁大全而被逐一事，姚勉言道：
“夫斥逐学校之士，以禁天下之言者，此京、桧、佗、远之时所为耳。今日圣君贤相，讵宜有此哉?以学校未离韦布之人，在平日岂无市井之过?然而外议初不谓然，但知为前日上书之人，故今致台谏复仇之祸，其间虽有一二士，不与上书姓名，皆谓朝廷借此以盖非，不知踪迹欲掩而愈露。况不与前日上书之士，亦是攻乙卯去相之人。斥士者纵不以此而加诛，得罪者岂不借此以自解?此声一出，天下谓何?必谓朝廷今讳人言，自此谁敢献其狂直?言路一塞，所系不轻。倘使国有大奸，将恐无复言者。败亡轨辙，前古所同。敢于沮抑人言，是岂为国忠计?夫帝王大德，在于纳谏。朝有直言，谓之国华。陛下圣明，岂不知此?三十二年，容受人言之圣德，忍于一旦斲丧之乎?又岂不使天下妄议陛下，欲进用私人，恐言者藉藉，先斥士以塞来者乎?又岂不使天下妄议蒙进用者，援引其同列，以排去与已为仇者乎?朝廷之上，纵无是心；天下之人，不能无是议也。此苏轼所谓‘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募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也。’臣观陛下今日之进用者，其眷未必如前日之嵩之也，亦未必如前日之与簪晦也。·然三学之士攻嵩之、簪晦，则陛下不怒不斥，何独于今此而遽怒之斥之邪?”
在这段483字的文字中，作者用了竟然用了11个问句。而这些问句中，既有疑问，亦有设问，更多的是反问。设问里边又套有反问，反问之间又形成了递进关系。
对句的运用亦对加强文章气势起了重要作用。如：
“小人之伪朋，不可有；君子之真朋，不可无也。以利为朋者，小人也；以道为朋者，君子也。君子君子公于为国，故志同道合，不能不皆出于爱君；小人私于为身，故朋奸结党，不能不皆出于窃位。君子小人之判，盖如此。君子小人之分朋，其初若未见损益，但君子之朋，与治为朋；小人之朋，与乱为朋。”
姚勉在这段话中运用对句加对比的手法，对“小人之朋”和“君子之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他的分析，朋党的利弊，一目了然。再如“为臣者，不以难进之君子自处，而以易进者自处；为君者，不以难进之君子处之，而以易进者处之矣!””他如“斥士者纵不以此而加诛，得罪者岂不借此以自解。”“党锢空而汉危，清流空而唐祸。”等。
姚勉亦善于运用递进手法。如“臣初离瑞阳，忽传时报，乃有立石三学之事。臣固已骇之矣，犹恐实有蹈非彝而累教育者。启行数日，渐至临川。侧闻两御史之章，大斥三学舍之士。不知所谓，益重厥疑。至于近时，号为敢言之臣，亦皆相继而废罢。臣于是益骇焉。臣至上饶，得观邸报，则臣蔡杭又已去国。臣之骇者，至是愈甚矣。”③作者一连用了三个“骇”字，先是“固已骇之矣”,再是“于是益骇焉”,最后“臣之骇者，至是愈甚矣”,层层递进，表达了自己的震惊之情。
排比的运用，在姚勉文章中也大量存在。如“夫今天下之士，所以正论昌言、濒死不悔、屡仆屡起、曾不挫折、一跖一奋、曾不畏缩者，乃陛下三十年之所涵养成就耳。”一连运用六个四字词语，形象地表现了“天下之士”为了国家民族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毫不退缩的大无畏精神。再如：“鄂渚有城，则不能攻。长沙有城，则不能拔。豫章有城，则不能近。衡、全、永以无城而破，兴国、寿昌以无城而破，瑞阳、清江又以无城而破。”⑥运用两组排比句，两组排比句之间又运用对比手法，有力地说明了“城”在抵御敌军中所发挥的的重要作用。再如：
“陛下毋疑在朝诸臣之分朋植党，毋谓在朝诸臣之背公徇私，但当审而察之，孰邪孰正?其朋于为国乎?抑朋于为身乎?其朋于爱君乎?抑朋于窃位乎?其朋于尽忠竭节乎?抑朋于徇货殖利乎?左右其有誉阿大夫而为朋者乎?嬖臣其有进商鞅而为朋者乎?执政其有与台谏而为朋者乎?台臣其有与谏官而为朋者乎?外戚其有与宦寺而为朋者乎?无之则善矣!
“在党锢者，人谓之君子；杀党锢者，得谓之君子乎?与清流者，人谓之君子；投清流者，得谓之君子乎?列奸党碑者，至今谓之君子；立奸党碑者，得谓之君子乎?”
2、现实针对性强。
姚勉的议论文，大多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南宋后期，特别是理宗朝，权奸把持朝政，植党营私，堵塞言路，排除异己。姚勉对此痛心疾首，他痛斥奸佞，建议皇帝虚心纳谏，广通下情。在《丙辰封事》中，他说：“臣前此献策于陛下，有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臣之所谓立中道也者，盖欲清去朋党；所谓奖直言也者，盖欲广通下情。”
宝祐四年，袁瑜任九江制置使，‘珍贪且刻，逮系渔湖土豪，督促输钱甚急，土豪怒，尽以渔舟济北来之兵’④。袁瑜的胡作非为造成的江防危机，使得朝野上下，怨声鼎沸。太学生陈宗、黄镛等人上书理宗皇帝，对此进行揭露和抨击，反而遭到丁大全及其同党的打击和迫害，被驱逐出太学。姚勉官仅正字，但他不畏权势，愤然上书，认为“斥逐学校之士，以禁天下之言者，此京、桧、信、远之时所为耳”,对丁大全及其奸党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理宗时期，郡守更易无常。郡守更易不常，势必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其抵御敌军的能力必然大打折扣。甚至有时出现“按图则皆以有人，考实则率多虚席”的情况，一旦遇到敌人来袭，势必无人组织抵御。姚勉深知其弊，他指出：“然天下不多智者，秋风在候，创残州县，人情岌岌，常若虏之再来。寇盗假哨以骇民，居人束担而虞祸。伤弓惊饵，理固宜然。探本索原，亦岂无自。良由所在牧守，更易不常。镇定危疑，罔有任责。人心无主，是以未安。”
面对当时南宋国防空虚，宋军毫无抵御之力的现状，姚勉提出了自己的策略：“一曰筑城壁以卫州郡；二曰教民兵以卫乡里；三曰分责任以全境土；四曰一体统以集事功。”
姚勉对于军队的纪律涣散，也多有批评和建议。他指出：“其余所至贪暴，掠子女、攘货宝，甚于寇也。道路之间，邸舍狼藉，生意萧然。幸不遭虏祸者，乃遭兵祸”
对于“和来”,姚勉亦提出了尖锐地批评：“自时厥后，大全朋奸罔上，日甚一日。凡天下之所谓忠臣良士，必皆污之以数百万极重之赃，而坏其数十年自修之节。其用腹心十数辈布满诸路，行一切不恤之政。白科强抑，十取六七，谓之和来，以失尽陛下之仁心。妄以富国强兵自诡，特不过竭天下之育血，以奉陛下自前之欲耳。此即蔡京丰亨豫大之说、王麟应奉亨上之举也。富国者如此，强兵者又安在哉?夫己未之狄，戊午之乘之应也。昧者犹曰：幸有戊午之重乘，犹可以给己未之御狄。殊不知若无戊午之来，则绝无己未之狄矣。”
丁大全等奸佞为了自己的私利，排除异己，污蔑朝中贤良正直的大臣植党营私，以此把他们排除出朝廷，姚勉对此义愤填膺。姚勉非常赞成欧阳修的《朋党论》之说。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提出，应该“退小人之伪朋，进君子之真朋。”姚勉进一步解释补充道：“盖谓小人之伪朋，不可有；君子之真朋，不可无也。”他认为：“以利为朋者，小人也；以道为朋者，君子也。君子公于为国，故志同道合，不能不皆出于爱君；小人私于为身，故朋奸结党，不能不皆出于窃位。”对于朋党的后果，姚勉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朋党”关乎国家的治乱兴衰：“君子小人之朋，其初若未见损益，但君子之朋，与治为朋，小人之朋，与乱为朋。其究极则天壤辽绝，有关于天下、国家之安危、存亡耳。”
3、结构严谨、论证严密
姚勉的议论文非常重视行文布局。如在《庚申封事》中，作者开篇就先总述天下形势：“方今天下之事势，有可惜者一，有可忧者三，而幸有可为者四。”③作者将自己所要阐述的观点用数子“一”、“三”、“四”进行概况，下文就依次进行论述。先讲“可惜者一”乃奸臣丁大全欺君罔上，“壅塞言路”,而理宗责罚甚轻，一味包庇。次讲“可忧者三”,再讲“可为者四”。而在讲“可为者四”时，亦是先概括四点：“一曰筑城壁以卫州郡；二曰教民兵以护乡里；三曰分责任以全境土；四曰一体统以集事功。”以下逐点依次论述。再如在《癸丑廷对》中，姚勉先提出自己“以道淑天下之士”的主张，然后在进行论述的基础上，针对理宗的“圣策”——进行分析论述。
姚勉在进行论证观点时，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能最大程度地被接受，有时不厌其烦地先进行铺垫。如在《丙辰封事》中，先避实就虚，不直接说明欲言之事，首先表明自己对被召进京的看法：“夫陛下之所以召臣者，岂欲荣臣以美官哉。盖念其前日之能直言时事，固进之耳。有君如此，何忍负之。陛下既亲奖于其先，则是既信而可谏矣，不得以未信为谤自诿也。”在这里，姚勉表达了自己的一片忠君爱国之情，这就为下文提出建议做了很好的铺垫。接着，姚勉在行文中，先对理宗皇帝进行了赞美，称理宗“圣度如天，明见如日，忠厚如仁祖，英果如孝皇。信用忠贤，容受切直。恢张士气，长育人才。护如珪壁，爱如桐梓。正人暂去而即召，言者虽忤而必容。四方称仁，万世颂圣。”认为理宗“端平之甲午，改元淳祐之乙已、壬子”之时，“用人听言，青史书之，盖无穷之令闻也”。这一则见出他对理宗的忠爱之情，实则也是为了使理宗“龙颜大悦”,进而能够听进去自己的劝告。接下来，作者就话锋直转：“虽然，臣愿陛下兢兢业业保持初意而已”,希望理宗不要被奸人蒙蔽，而应广开言路，任人唯贤。
姚勉有时并不先进行铺垫，而是一开篇就锋芒直露，毫不避言。如在《庚申封事》中，先概况分析了天下形势后，矛头直接指向权奸丁大全：“奸相丁大全，欺蔽聪明，壅塞言路。敢于言者，必加之窗。以不得其言而去者，又重之以诛。陛下践祚三十余年，何尝有此?大全盖欲以此筘天下之口，而恣己之私也。臣于彼时，知有今日久矣!……”“姚勉所言，如同晴天霹雳，令奸佞闻之胆寒。“知不足而后改之”,姚勉这样写，可以使理宗在震惊之余，先对天下形势有所认识，然后才有可能听进去自己下文“有可为者四”的建言。
为了使论证更有说服力，姚勉在议论文中经常使用对比论证、举例论证等论证方法。如：“鼎之相也，权体请谒内降差除，一切格止。黄彦节之移竹，裁微罪也，责军令而禁止之。冯益之买鹑鸽，暖昧也，亦予外祠而疏远之。陛下今能听大臣如此乎?此居正之道也。吕本中、张九成、潘良贵、魏红、胡寅、范冲、朱震之诸贤萃本朝，韩世忠、岳飞、吴珩、吴磷、王彦之诸将布襄、淮、荆、蜀。陛下今有人才将帅如此否乎?此建侯之道也。天子罪己而求言，宰相谦冲而待士。诏近臣编类奏疏，择而行之，陛下今亦求言矣，曾有见之施行者否乎?此以贵下贱之道也。”将当前的理宗与高宗皇帝在用人听言方面进行对比，将当前朝廷的文臣武将与高宗朝的文臣武将进行对比，有力地说明当前更应该贯彻执行“居正之道”和“贵下贱之道”。再如：
“夫敢谏有鼓，进善有旌，书愆有板，设于朝市，古先圣王本无可谏之事，犹不能无求谏之心。陛下本有好谏之心，何遽设为拒谏之具……汉文帝止辇受言，言不可用者置之，言可采未尝不称善。……方文帝有狱系周勃之愆，贾谊进刑不上大夫之说。自后，文帝体貌大臣，以弄臣辄嫚戏于朝廷；在丞相亦得伸其国法。文帝之用谊言如此，又何尝闻有诛斥贾谊之事哉?汉文帝三代以下贤君，犹能若此，陛下姿兼五帝。道迈三王，又岂可出文帝下乎?臣知陛下之决不然也。”“姚勉先后列举古先圣王和汉文帝以及汉文帝三代以下贤君的事例，说明君王应该从谏如流，而不应将逆耳忠言拒之门外。
姚勉在进行论证时，既能引经据典，引用历史事实，又结合眼前发生之事和自己切身遭际。如：
“语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朱熹释之曰：‘天下有道，则自然不议。非籍其口，使之不议.’然则籍之者岂非所以激之欤?东汉末年之党锢，皆激致之耳。激而致此，岂天下国家之福，又岂忠臣志士所愿哉?迩者，臣蔡杭去国之由，与臣梦炎、臣逢辰之罢，臣虽未知其故，传之道路，不知信否?皆谓臣蔡杭因救三学之士，其说不用而行。至于臣梦炎、臣逢辰之寝命去官，则谓朝廷恐其有言，先事逐去。臣逢辰则是去年上书排近体之士；臣梦炎则是前日越次求封欲言时事之人。果若人言，尤是不可。臣不知今日何为而如此，得非疑其为朋乎?”
在这段文字中，姚勉先引用孔子《论语》里的话，并引用朱熹所作的解释，说明为政者应该保持政治清明，而不应该忌讳人言，堵塞言路；其次列举东汉末年党锢的例子，说明堵塞言路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接着联系到当前蔡杭、黄梦炎、方逢臣被逐的遭际，对当前的当政者提出批评。
第二节 记叙文
姚勉的记叙文主要是其集子中的记、跋、序、状、墓志铭等。
一、记
姚勉的记共37篇，从内容上来看，主要可分为三类：记各地建观、建祠、建庙等事；记厅台阁堂等；山水游记。
1、记各地建观、建祠、建庙等事
属于这一类的共有10篇，分别是《重修报恩光孝观记》、《明州奉化县梓潼帝君殿记》、《武宁田氏魁星堂记》《再建曹侯生祠记》、《高安洪侯生祠记》、《新昌陈知县生祠记》、《奉新县重建丞厅记》、《临江陈侯生祠记》、《豫章新建净社院记》、《丰城王氏家庙记》。这类记虽然只是记叙各地建观、建祠、建庙等活动，期间包含了一些封建腐朽观念，但有些篇章也多有出色的议论、抒情、描写的文字，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重修报恩光孝观记》由报恩光孝观的倾颓而联想的国家残破，由报恩光孝观的得以重新修茸一新，而发出“使有天下国家责者，皆能为天下国家兴仆植僵计，欲不治得乎?”的感叹。作者由“报恩光孝”四字生发，认为“神州北望，未复版图，不雪耻以酬百王，不除凶以报千古，非报也”,“吾君卧薪尝胆，吾相鞠躬尽瘁，吾士大夫枕戈击楫，率宁人有指疆土，毕力以修复之，则光尧之志成，恩斯报，孝斯光矣”①。在《明州奉化县梓潼帝君殿记》中姚勉则表达了对科举制度的质疑：“古之时选举必于人，后之事选举寄于天。必于人有德行道艺，斯兴矣。科目之设，士敝敝然日趋于文，置德行之艺为何等事?糊名校考，懵不知贤否。谁孰文眩有司目，则得，焉论行!然而潜搜冥索而得之者，往往皆文行相称士。士浮薄儇浅者鲜克有成，成亦莫克远到，若是者人无所置力矣。”而在《武宁田氏魁星堂记》中，姚勉则表达了自己对功名富贵的看法：“夫惟德以充其才，学以进其识，高明光大以开豁其器度，所以自立，皆非寻常品汇所能及。选而高科，仕而极品，余事也。在我者，苟未有以出乎人，而徒曰‘欲冠多士之表，欲绝百僚之上’,纵得之，靡足称也。士所自期，岂止斯二者哉?世之人固有魁一邑一郡之月书者，则沾沾自喜，若人所不能及；又进而魁乡举，则益喜；又进而魁南宫，则大喜；又进而魁廷唱，则益大喜。自视其身甚高，真若人所不能及。方擢科目时已如此，贵穷卿相，位极人臣，自处不愈高乎?自处虽高，亦可谓甚卑也。人惟能视科目为不足矜，然后能视富贵为不足艳。”
《再建曹侯生祠记》、《高安洪侯生祠记》、《新昌陈知县生祠记》、《临江陈侯生祠记》四篇是关于为地方官建祠而写的记。这类文章中成就最高的当属《高安洪侯生祠记》,其突出特点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洪侯到任之前，“邑吏鹰健虎暴，猱滑狼贪，非所忌惮”,洪侯到任后，“御以严，吏喘不敢息，由是讼已听，狱以决”。洪侯断案如神，“曲直立剖”,案件从不拖延，以致“他
邑民亦越境至。每听讼，厅下至无所容”,而洪侯“星而出，星而未入”,毫不知倦。“乡胥素弄民役”,洪侯“一洗飞田走户之弊”。“民贫”,“不任役”,洪侯“市田为助役，庄给之粟，民始不病。”“愚俗负逋，辄茹毒草、戕婴儿，以死诬所恶，官诛吏求，多至破家。”经过洪侯的治理，民“毋敢自贼”。“旌义乡有郑女，偕邻道士奔，谎为仙去，远近翕然仙之”,洪侯“密迹得之，论如法，遂祛民惑。”洪侯认为如此荒唐之事却能迷惑民众，是因为民众愚昧，“吾道之不明也”,于是“鸠工度材”,兴建学校。姚勉通过对洪侯这些事迹的叙述，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位勤政爱民，施教化，兴学校的地方官形象。姚勉叙述人物事迹后发表议论，揭露了宋代吏治中存在的“官不久任”的致命弊端。他认为：“天下不难治，内有贤公卿大夫，外有贤部刺史。刺史、县令且久任以成之，治矣。”
《新昌陈知县生祠记》中对县令政事忙碌，一些县令最终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导致县邑贫困的描写，也很有特色：“鸡初鸣，令夙兴，频漱已，或不及食。秉烛诣厅事。吏抱文书前，十九财赋，一治狱，令爬梳未得理脉。日且出，悍卒持急符自郡驰来，至庭吼以怒。手扼吏，语侵令，令策无出。
又走县卒之四乡，督之民。民输失期，负桁杨列庭下，鞭笞声竟日。乡司飞走井亩，真诡淆乱，甚者去其籍，无所稽考，常赋陷入豪右，独下者甚受困。令心知不可。辄强颜为之，自夙至暮，埋首簿书。尘不可举，何暇为政平讼理计，间有取狱货足赋程者，天下由是鲜良邑令，率不可为，动劾去，幸不劾，亦百巧避却。承乏摄者，又无所顾籍，席卷府库而囊括之，邑由是悉贫。邑既贫，虽智者无以淑其后。”
《豫章新建净社院记》是为豫章新建净社院而写的记。循例，这文章一般会记叙新建净社院之经过。但姚勉在这篇记中只通过友人的来信对净社院“寺之始末，与僧之能”作了简单介绍，其的重点是对“净社之义”进行了阐发。姚勉认为，“寺之所以名净社者，盖必合净土莲社之名而名之也，”世上实没有所谓的净土、莲社。针对“晋陶渊明、唐白乐天诸君子亦为之”的情况，姚勉指出：“渊明之时，温、裕强臣更擅而迭霸也。乐天之时，牛、李二党争倾而互轧也。二公也自知不可以有为于斯世，故一以彭泽折腰去，一以香山退老归。当时孔孟之大学未明，无以自适其心，晦痕迹,故混身于莲社，寄情于净土，特托焉耳”。
2、记亭台阁堂等
亭台楼阁在古代文人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低位，宋朝经济高度繁荣，文人雅士建筑亭台楼阁等蔚然成风，因此关于这类内容的记体文章也就特别多，这在姚勉的记体文中亦有明显的反映。
姚勉这类文章共有24篇，分别是《江山第一楼记》、《左氏书庄记》、《胡氏勤有堂记》、《龚简甫芳润阁记》、《万诚翁爱贤堂记》、《胡氏双清堂记》、《赵氏村屋记》、《黄氏好山记》、《辛居安水阁记》、《周沂叟沂斋记》、《菊花台记》、《竹溪记》、《五桂坊记》、《爱竹轩记》、《碲山记》、《仁志堂记》、《汲古堂记》、《味书堂记》、《一和堂记》、《草堂记》、《双桂亭记》、《养斋记》、《武宁田氏希贤庄记》、《清湘宝仁孟晋窗记》。姚勉这类作品，就写法上而言，主要是从所记对象的命名入手，阐发其命名含义，多能借题发挥，间有精彩见解。如《江山第一楼记》中，对于楼之本身，或是楼周围之环境、景物等，并未作任何介绍，姚勉只是抓住“第一”二字，引申生发，表达自己的见解。人生有诸多的第一，譬如功业、文章、富贵科目等等，然在姚勉看来，“考之古，达而在上：尧、舜、禹、汤、文、武、皋陶、伊尹、周公也；穷而在下：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濂溪、明道、伊川、横渠、紫阳、南轩也。秦汉以来无有，诸葛孔明略近之。必有若人，然后可当第一之名而无愧。功业次矣，文章末矣，志富贵下矣。科目第一，未足道也。”①再如《左氏书庄记》,从“书”字生发，认为“有书可检，乃庄中之第一事”。并且，姚勉也发表了自己对学习的看法：“士之学则当如农之耕，及时而修之，计日而课之。播于春，薅于夏，及秋而成矣。”③他如《万诚翁爱贤堂记》对“人皆爱珠玉，我爱子孙贤”°的阐发，《胡氏双清堂记》对“心迹双清”④的阐发，等等，兹不一一列举。
姚勉这类记中，还有几篇是以菊、竹、桂等为题，分别是《菊花台记》、《竹溪记》、《五桂坊记》和《爱竹轩记》。在这些记中，姚勉通过他们表达了自己对于高洁人格的追求。尤其是《爱竹轩记》,写得很有特色。全文如下：
“竹以贤，爱贤固爱竹。三代后人物，可爱者有几?大义自任，利钝不知，吾爱诸葛孔明；劲气如龙，傲睨奸绘，吾爱孔文举；高风远韵，不折于时，吾爱陶渊明。下是已矣!李唐来，若瘦自甘，穷老忠义，吾爱杜子美；俊逸踔发，雄隘九州，吾爱李太白；虚心体道，不落朋党，吾爱白乐天；文古气雄，正大自许，吾爱韩退之。宋以来，贤尤盛。刚直如寇平仲，伟器如范希文，任重如韩稚圭，豪健如欧永叔，超迈如苏子瞻，清远如黄鲁直，近时劲峭如杨廷秀，又皆可爱之尤者。呜呼!今皆不可复见矣!而是竹也，傲雪霜，排云霄，簸雷霆，扞风日，凛然似诸君子气象。爱竹爱其似也。呜呼!今人可见不可爱，古人可爱不可见。见是竹如见诸君子，予何幸日与诸君子游邪?呜呼!见似君子者，犹爱若此，况得与真君子游邪?”
这篇记由竹引发对古代贤君子的追忆，赞叹，感叹“今人可见不可爱，古人可爱不可见”,表达了渴望与“真君子”游的美好愿望。这篇记短小精悍，结构整饬，平易简淡，实为姚勉记中精品。
3、山水游记
姚勉记中属于山水游记的只有《盤隐记》、《灵源天境记》和《重游骑岗记》三篇。姚勉的山水游记虽然不多，但多能抓住景物的特点，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其摹物状景惟妙惟肖，使人有如临其境之感”。
《灵源天境记》全文紧紧扣住一个“奇”字，按照游览的顺序，描写了灵源天境仙境一般的景色。《重游骑岗记》叙述了两次游览骑岗的经历，形象地描写了雪前与雪后骑岗的不同景象。文末，作者由此引发了对作文之法的看法，作者认为：“人之胸中，必有云峦烟岩之秀，而后为文古而奇；必有冰崖雪谷之清，而后为文光而洁。”这两篇游记都写得非常精彩。首先是句式极尽变化之能事。笔者对其作了统计，文中句子短至二字，长至十一字，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八字、九字、十字、十一字都有。其次，文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排比、对比等修辞手法，大大加强了文章的表现力。如：“有如人立者，有如兽蹲者，有如凤骞者，有如鱼沥者；窒者，窈者、划者、峭者；俯而临水者，仰而倚山者，跃而立空者”②:“是境也，石不移而自具，水不引而自环，山不邀而自献，松竹梅桂若兰与草木等，皆不植而自有。”。“向之林峦松竹，皆玉节银髯；向之农居僧舍，皆琼田琳字，白屋高下，炊烟独青；向之诸山，皆偃蹇如玉龙，回翔如素凤。近之江与沼，则冰壶表里如凝瑶池；远之窣堵坡，则峥嵘际空如立银管。槎鹭虽不复见，而低丛点缀，如鹤、如鹳、如鹭、如鹄，亦间有联拳如鹭者。”
二、墓志铭
墓志铭是一种悼念死者所用的文体，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文心雕龙·谏碑》言：“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志主要介绍传主家世、生平等，铭主要是对传主的评价。
姚勉共有墓志铭15篇。其中《梅庄夫人墓志铭》和《丰城邹君墓志铭》是其中最出色、最具有文学色彩的两篇。梅庄是姚勉的第二任妻子。姚勉的第一任妻子是梅庄的姐姐竹堂，婚后一年而殁，姚勉继娶梅庄，亦婚后一年而殁。《梅庄夫人墓志铭》虽是主要记梅庄事，其中对竹堂也略有描写。姚勉对两位妻子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墓志铭中，姚勉追忆了妻子梅庄夫人生前的许多生活中的小事，一位“事尊者甚礼，抚卑者甚恩”,“义理相扶，有过必求”,“好善喜义，轻财周急”的贤妻形象跃然纸上。竹堂有子元夫，梅庄嫁过来之后，对元夫视如己出，“缝组裘履，不少懈”,亲自教元夫读书。梅庄在病重将亡之际，“犹命工缝以衣元夫”。梅庄不但在生活上是姚勉的贤内助，而且在姚勉官场仕途上遇到不顺、不快时，能够深明大义，帮助姚勉排忧解难。姚勉中状元后入京，道遇三学之士上书言事被逐，又闻参相蔡杭去国，于是“骇所闻见，忧得疾，不欲往”,然而又担心“伤夫人从仕意”,惹夫人不高兴，因此“进退维谷”,不知如何是好。梅庄则并不贪图自己一己之荣，好言相劝：“人之出处，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尚何疑乎?臣受君恩，有过则谏，谏而不听，则去，毋以妾故，苟以直言得罪，愿同谪领海，死不悔。”①得生活上的伴侣易，得人生知己难，姚勉兼而得之，不期竟过早地弃他而去，个中伤痛，不表自明。
《丰城邹君墓志铭》是姚勉给岳父邹一龙所写的墓志铭。姚勉未登第时，“家徒四壁立。读书声与腹雷声并作，过之者弗睨也，孰有以子妻之者”②,邹一龙却独看重姚勉，将女儿竹堂许配姚勉为妻。竹堂早亡，他却力排众议，又将次女也嫁于姚勉。世人都不看好姚勉，独岳丈邹一龙看好他。因此，对于岳丈邹一龙，姚勉是怀着深深的感恩和崇敬之心的。姚勉在墓志铭中除了对这些事情的叙述外，还通过邹一龙生活中的其他小事，形象地刻画了一位不慕富贵，好儒嗜书，好善急义，损己济人的老者。对于岳丈人格，姚勉也是相当的敬佩。这一切，使得这篇墓志铭读来感人至深。
姚勉的序跋主要是对别人作品的品评，零散可见出其一些文学思想和主张，前文文学思想部分已有所论述，兹不赘述。
第三节抒情文
姚勉的抒情文主要是书、启、赋、祭文、铭、赞、表等。其中，书、启、赋和祭文成就较为突出，其余皆为应时、应制之作，文学价值不大。
一、书、启
姚勉共有书二十九篇。从其集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写给上司、当朝权宰，属政治性公文；另一部分是朋旧、同僚个人之间的私相问答，抒情性较强。
姚勉书中属政治性公文只有有《上丞相谢渎山书》、《上大参徐意壹书》、《上丞相程讷斋书》、《上丞相吴履斋书》、《上丞相贾秋壑书》五篇。《上丞相谢渎山书》和《上大参徐意壹书》具有一致的写作意图：为家乡瑞阳求贡额。《上丞相程讷斋书》和《上丞相吴履斋书》表达自己关于广通言路，虚心纳谏，亲贤远佞的主张。《上丞相贾秋壑书》虽是出于请辞校书郎一职所写，但文中也贯穿着姚勉对于“奖恬退而抑奔竞”的认识。
姚勉书的主体是是朋旧、同僚个人之间的私相问答。姚勉的这些书，多能畅快淋漓的表达自己的心声。
姚勉的不少书信叙述了自己穷困不堪的生活，表达了对国运民情的深深忧虑。如在《与蔡佑神公亮书》中，姚勉言道：“薄命多蹇，厄会日殷。去年春而有悼亡之悲，今年春而有哭弟之戚。家素贫，嗷嗷数百口指待食于某，而又罹此患苦，身单子幼，叔出而无季处”,“春旱久，种几不入土，初夏之末方雨。秧苗已老，入田穗不复长，颖粟甚稀，秋获可十分之五。来五百万石，在江西乡间乃当四十万。常岁苗斛七万耳，必六其七乃可足。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人不能也。明年殆无粟可食矣!某若不为饿砰，必亦流民之一也。”文中对自己失去亲人的痛苦，无法养活家人的无奈的抒写，几欲令人泣下。
在《与蔡中岳书》中，姚勉解释自己不能马上赴任的原因，叙述中饱含感情。“某薄命多艰，仅窃末第。归不一月，即罹大祸。谋仕者所以为亲计，禄不及养，疾首痛心”,“某禄未逮亲，未忍问仕，其不可者一。未服外劳，骤然起家，恐物论未允，虽有福王故事，某何敢企先正之万一?此未可者二。某家贫无田可析，又念族序皆出同祖，不忍异爨，藜羹蔬粥，相与同之。食指凡四百，皆仰给于某。一日舍而出仕，复无以为赡，可胜嗷嗷!某有庶弟未婚，有伯父位从妹未嫁，留之以居不可，挈之而行不可，必及时为毕婚嫁，而又非窭贫者旦夕之所可为。其未可者三。某有妇翁，识某于贱贫，妻之以子，意殊可感。去年不幸即世，临终付某以身后之事。方以今冬为之举殡，若汲汲宦驰，委而弗顾，即是不可以拖六尺之孤。以此事君，又将安用?某自惟窃禄希荣，此事甚眇，而天理人伦之有不容不然者，所系却大，且当为其所当为，而身之仕否不足计。”
姚勉的一些书信体现了其对家乡的深切关心。他虽做官在外，但家乡的时事却一时一刻无不牵挂。在《答提刑李后林》中，他想到“乡邦近日不知更是何等模样”,黯然伤心。在《与知军王南可》中，他感叹“某敝乡乃甘棠遗爱之地，寇敌在近，南北皆止五百余里，当事仕者恬不为备御计”,为家乡恐遭敌寇蹂躏而担心，为当官的不做抵御准备而叹息。
正是出于对家乡的一片关爱之心，姚勉在《回提干陈志升书》中，对家乡“武备规模，尽皆废坏，销兵橐矢，自谓太平”的现实进行了尖锐的嘲讽与批评，谈从而提出了自己“郡有城，城有兵，乡有寨”的军事见解，建议“筑城壁，葺山寨，而皆教阅民兵以卫之，贫富相资，主佃相养”,这样，“一可以不费官司，二可以消弭盗贼，三可以辑睦乡里，四可以防遏祸乱。”
姚勉有几篇书是写给家乡的父母官的，体现了其对家乡的关切之情，分别是《与太守陈舍人》、《与太守陈监簿》、《答太守陈监簿》、《答新昌应判县》。
姚勉的家乡瑞阳属于蒙宋对峙的前线，姚勉亲眼目睹了家乡遭受蒙元铁蹄践踏的惨景，对百姓屡屡遭受战乱之苦有切肤的体会。因此，当家乡有了能够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后，他就异常高兴。在《与太守陈舍人》中，姚勉就赞美陈舍人“以龙韬虎钤之学冠天下多士”,“蹈危机而不顾，义气薄云”,表达了对家乡能得如此父母官的欣喜之情。
在《与太守陈监簿》中，姚勉反映了家乡遭受战乱的残景：“正月二十二日，遂遭虏哨之祸。虏寇既去，乡寇复挺，乘乱劫财，挟怨杀人者，往往而是。二月十五日，宣阃赵相始檄李虎者来任经理”,然“瑞之民遭房之祸犹轻，遭寇之祸为重；遭寇之祸犹浅，遭虎之祸尤深。””厥后州吏焚州，县吏焚县，市井恶少焚市井，府库始为健吏、恶少交有之。”面对如此情形，姚勉向陈监簿提出了十条建议：“乞免今年上供，以宽民力，一也；勿废前日城筑之规，以防不测，二也；仍请前日陈武魁所给之告命，以省科降，三也；乞籍前日李虎所卷之材赋，以助经费，四也；乞押回李虎所屯骄恣之军，以纾郡计，五也；填本州厢禁虚籍之兵，选本州麻塘寨伉健之卒，以壮城守，六也；戢奸吏之变乱是非，去黠哗之把持狱讼，以恤民隐，七也；寇盗之实杀人者诛之，寇人而反诬人劫己者察之，以释冤愤，八也；土豪之实能战虏者旌之，里寓之冒功希赏者抑之，以昭惩劝，九也；幕僚之廉勤公明者进之，属吏之阴受贿赂者退之，以明曲直，十也。”《答太守陈监簿》则是对《与太守陈监簿》的回信的答复。姚勉在信中再谈筑城之事，对陈监簿提出殷切希望，指出“失今不图，则瑞阳决无有城之日”。
在《答新昌应判县》中，姚勉言道：“今年春，虏自富川突至我瑞阳，自太守而下，至佗邑令簿尉，莫不委而去。寇退则归其官。谓已收复，至有以是求赏。独闻执事毅然弗去其邑，誓以身死官，邑民恃以安堵。虏后二邑寇蜂起，独新昌无之。”对那些望风而逃，弃民不顾的官吏进行了谴责，对新昌应判县急民所急，“以身死官”的献身精神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歌颂。
姚勉有的书信虽为个人间的私相问答，但也往往包含着一定的政治内容。如《上大参蔡久轩书》中对蔡杭辞官“甚合于道”的赞许以及对自己上书辞官的叙述，表现了姚勉坚持自我，不与奸佞苟合的情操，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奸佞堵塞言路，排除异己的现实。《与佑神蔡仁斋书》中亦直言“某安肯一日与群小并立乎其位?已决意不复出仕，归山林中读书。”“他如《与提刑李后林》表明自己“不仕则已，既肯出仕，则事君当致其身”,“惟宜勇往前进，捐躯效死于吾君之前，以尽己之职分。”①《回文本心榜眼》揭露“特今之世，喜佞恶拂，在在皆然”②,等等。
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篇云：“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如云‘启闻’。奏事之末，或谨‘密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③刘勰此段话粗略概述了启德流变，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自晋代以后，启主要有两种职能：一是“陈政言事”;二是“让爵谢恩”。唐宋时期，启德应用范围逐渐拓宽，“一是除少数致君、致诸王外，举凡向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呈词，均可应用。二是其内容范围亦渐广，诸如诤谏、贺官、谢官、荐士、上诗文、投知己，均可用启。”唐宋时期的启“或用骈体，或用散体”,虽然“内容充实而又情采动人的不多”,但其个性化、抒情性确是大大加强了。
姚勉的启，除有6篇是关于定亲的内容外，其余的主要表达对上司、前辈及友朋的祝贺、感谢和赞美之情，如《受校书郎谢丞相启》、《贺丞相贾秋壑启》、《见侍郎江古心启》等。
姚勉的启，虽大多是应时、应制之作，但也偶有可取之处。如《上丞相吴履斋启》叙述自己此前辞官，是因为“未拔眼中之钉”,表达了“身不愿登京桧之门”,不愿与奸佞同流合污的志向。《发解谢判府蔡寺丞启》言“天爵自修，初不作场屋争名之想；荐书偶及，聊以娱老亲教子之心。”表达自己不慕富贵，淡泊名利。而在《发解谢赵府判启》中，姚勉则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达则致吾君而泽吾民，穷则载之书而传之后。”①《发解谢新昌赵判县启》中也有类似表达：“达则用伊洛诸公之学而及于物，穷则以河汾六世之书而淑诸人。”
姚勉的一些启对朝廷弊端，民生疾苦亦有所反映。如《通陈判府昌世启》;“民穷似虮，赋毒于蛇。岁无万亿秭之登，乘至十六七之取。仓有红粟，而钱贯朽，州多化于归舟；野无青草，而室罄垂，孰兴怜于破屋。”在《贺蔡参政启》中，姚勉针对朝廷“属时多屯，积弊如虫”的现状，对蔡参政寄予厚望：“苞苴女谒，清贿道以当严；外戚宦官，折奸萌而贵早。夕谷毋容于驹絷，朝岗矣集于凤鸣。”在《回王悴》中，姚勉云：“第非中熟之年，民贫赋重。吁旱苗之已槁，慨来数之甚繁。”对朝廷赋税繁重，百姓贫苦不堪的现状进行了揭露，表达了“大贤之德在民深，是当先于百姓。”的“民为贵”思想。
姚勉的启，虽不失典雅，但也确有冗滥之习，甚至不同的启中偶有重复雷同之弊。如：
“岂期豆爆于冷灰，遂作黍生于寒谷。走卒儿童之呼舞，见谓已迟；父兄师友之诲言，未尝自足。是盖功名之轫于此乎发，岂如世俗之器易至于盈。正学以言，尚欲陈敬王之仁义；救时以道，正思极犹己之溺饥。宠辱不惊，温饱非志。”
“岂期寒谷之黍生，遂作冷灰之豆爆。走卒儿章之呼舞，见谓已迟；父师朋友之诲言，未尝自足。是盖功名之轫于此乎发，可如世俗之器易至于盈。正学以言，尚欲陈敬王之仁义；救时以道，政思拯犹己之溺饥。宠辱不惊，温饱非志。”
这两段分别出自《发解谢判府蔡寺丞启》和《发解谢赵府判启》,除个别字稍有不同之外，实在是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二、赋
姚勉有六篇抒情小赋，分别是《秋怀赋》、《兰国赋》、《梅花赋》、《嫉蚊赋》、《战蚁赋》、《宜堂赋》。这六篇赋都短小精悍，篇数虽少，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却较为丰富。有对理想蓝图的描绘，亦有对佞臣奸幸的鞭挞；既有抒发思乡怀归之情，亦有表达高洁傲岸之操。
“女伤春，士悲秋”。秋天万树凋零，那萧索、肃杀的景象往往会引起悲秋的情绪。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写下了大量悲秋的作品。这些文人墨客写秋，其内容大多不外乎宦游在外，思念家乡、思念亲人，或是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穷愁潦倒困境。当然，也有个别作品能上升到家国之忧的高度，所谓“逢秋未免悲，直为忧国故。”⑥姚勉的《秋怀赋》也抒发了其思乡怀归之情。作者感叹“我不如兮季鹰，思皖鱼兮羹莼。孰有山兮可耕，孰有溪兮可钓”,表示“愿从子兮是间，一登临兮长啸”。《世说新语·识鉴》云：“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荪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⑥这与那些通常士子感叹怀才不遇显然不同，作者在这里运用了东晋张翰的典故，表达了一种淡泊名利，思乡归隐的志趣。面对蒙元虎视眈眈，时刻想吞并南宋王朝的现实，姚勉也感叹：“哨骑肥兮将驰，兵何时兮戍闲”,表达了国泰民安、早日平息兵戈的美好愿望。
在《兰国赋》中，姚勉运用了屈原香草美人的写法，托物比兴，描绘了一个政治清明、贤人齐聚、小人远离的理想王国。在这个王国中，“荃为之君兮，蕙之为妃。杜若为之大夫兮，菊为卿以相之。君子、众芳之所萃兮，纷揭车与留夷。資蒙施不使盈室兮，屏萸椴而不使充帏”,这里“士同心而如兰兮”,“芳草不为萧艾兮，荃蕙不变而为茅。”联系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奸佞当道，他发出了“愿移之吾国兮，遍国中而皆兰”的呼喊，因为“以兰为国兮，蔓草必删”,如果朝中贤人齐聚，自然就不会有奸佞的容身之所了。在《宜堂赋》中，姚勉也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表达了一种“乐民之乐”的高贵品格以及“时和岁丰兮民物阜康”的美好愿望。
《梅花赋》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独喜梅的原因：“类于君子之为人”。梅花“异万木而独秀，冠群芳而首春，是即君子之材，拔众萃而莫伦。立清标而可即，正玉色以无媚，是即君子之容，羌既温而且厉。寒风怒声，悄无落英，严霜积雪，敢于争洁，君子之节也；瑶阶玉堂，不增其芳，竹篱茅舍，不减其香，君子之常也。”姚勉从“君子之材”、“君子之容”、“君子之节”三个方面对梅花品格进行了描绘，借梅花表达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谄不媚，高洁傲岸，敢于斗争的精神品格。
《嫉蚊赋》形象地描述了蚊子肆虐的情形。姚勉由此想到：“盖类乎无所能之小人，徒聚其力而为君子之扰。”姚勉感叹蚊子“何革门而陋巷，争鼓吻而摇牙”,而“风榭豪室，冰馆贵家。箪纹凝水，府幕护纱。无纤隙之可入，虽一喙而莫加。”姚勉借写蚊子，通过对比，讽刺了那些奸佞小人欺软怕硬的丑恶嘴脸。然而，“物盛必衰，不可极兮。今势虽张，后则衰歇兮。秋风扫除，影灭迹绝兮。”这些跳梁小丑只能兴风作浪一时，定不能兴风作浪一世，终有一天会受到应得的惩罚。
《战蚁赋》赞扬蚁虽然“微躯眇形”,却“语其义则感恩而穴犴，言其勇则萃力而制鲸”。姚勉由蚁而想到：“天下之区区，何以异于蚁穴之微；人心之好竞，何以异于群蚁之知。”面对天下的战乱纷争，作者不由地感叹：“奈世道之日迁，异往圣之所为。”作者明显流露出一种反战情绪，他说：“佳兵者不详之器，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相古先民，鞠旅陈师。盖欲戢乎暴乱，非乐耀于兵威”,而后来的统治者则“驱万姓于锋镝，争一战之雄雌。竭民膏于中国，要边功于外夷。”姚勉在这里痛斥了战争的发动者为了一己之私欲，而置万民于不顾的罪恶。同时也对其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因为发动战争，最终会导致“财力既凋，忧患乃随”,发动战争者必将为其行为买单。姚勉自幼熟读经史，对历史上战争给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有深刻的认识。他所处的时代，国家国力日衰，北方的蒙元不时发动南侵的战争，给南宋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伤痛。他的家乡瑞州，更是不断遭到元兵的洗劫。姚勉亲眼目睹了家乡人民遭受兵祸的惨象，因此他的这种反战情绪是必然的。
三、祭文
姚勉共有七篇祭文，分别是《祭师范石庄先生》、《祭友人幸科院》、《祭表兄吴景苏》、《祭族子霆伯》、《祭外甥吴英孙》、《代祭高参政》、《祭胡上舍宏甫文》。
姚勉的七篇祭文中，成就最高的当属《代祭高参政》。《代祭高参政》高度评价了高参政在嘉定任上抵抗外敌入侵，“力扶蜀方”的丰功伟绩，对高参政的逝世表达了沉痛地哀悼。作者连发四问：“坤轴西折，壁玷瓯缺；今无我公，谁拾溃裂?天冻地净，哨骑数惊；今无我公，边尘孰清?正人晨星，诸老霜木；今无我公，善类畴福?默默仗马，局局辕驹；今无我公，昌言孰谟?”痛惜从此后“邦失柱石，士无宗师”。这篇祭文在一般祭文追忆生平事迹、经历，颂扬功绩，表达哀思的固定格式之外，进而上升到了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高度。理宗后期，人才凋零，再也没有出现能够力挽狂澜的能人志士。姚勉面对此种局面，在这篇祭文中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深切担忧，这正是此篇祭文的价值所在。
姚勉的其它祭文也大多写得声情并茂，感人至深。《祭师范石庄先生》对老师范子坚的学识、文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先生之学，出史入经；先生之文，周孔思情。”认为“孟子、丘明，次则韩氏。匪此三者，请姑舍是。”°对老师的逝世表达了沉痛的哀悼之情。《祭友人幸科院》赞扬友人“学与识以俱高，文若武而兼资”,对友人“冢嗣方鳏而未孙，主孟客家而早赘，次郎短折而未空，孤女择归而犹迟”深表同情，对友人“赍壮志而永终，不尽用于明时”深表遗憾。作者结尾道：“然则如公者，盖所谓烈丈夫之事，予也，何敢又徒为儿女子之悲”虽是自我宽解语，实则更见丧友之悲。《祭表兄吴景苏》叙述表兄吴景苏博学多才，被外祖寄以昌大门厅的厚望，不期竟“屡试不偶，壮志凋零”,遗憾之情，溢于言表。《祭族子霆伯》详细叙述了自己与霆伯的交往，生前事件，历历在目，哀悼之情，感天动地。《祭外甥吴英孙》和《祭胡上舍宏甫文》通过叙述与外甥吴英孙和胡宏甫的交往，表达哀悼之情。
姚勉另有《试笔因成》和《精舍名犬》两篇文章，写得颇有特色。《试笔因成》运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对笔的功用进行了叙述：“用于钟、王、颜、柳之徒，而春蚓秋蛇，浮云惊龙，名重天下矣；用于恺之、摩诘之流，而驰誉丹青，陶镕物态，号称绝世矣。五色于李峤而为真才子，生花于太白而才思逸赡矣。”姚勉通过列举历史上书法、绘画、文学领域中有代表性的名家巨手，借助这些人的生花妙笔对于笔之功用进行了说明。接着，又由历史人物写到自己：“我而用之，必犹今之视昔也。将见重于千钧，过于飞泉。六草三真，伟后超前。或净几明窗，春日舒长，含情凝思，欲篇欲章，则必轻研其管，健逸其毫，应吾心思之洋洋。豸冠而揖，侧阶而立，记言与动，书佞与直，则必随心应手，惊风走雨，助吾英鲠之翼翼。写列女传，勒磨崖碑，再拜献文，精神怡怡，则必龙虎腾孥，妙夺春芬，使吾过元而高于虞。中书日处，万务来去，应机酬酢，风雨霜露，则必助吾英断，炳吾神判，使吾先于房而迈于杜。名遂功成，投簪谢缨，山观水游，风哦月吟，则必涤吾尘怀，畅吾幽倩，使吾餐朝霞而跨白云。随时所适，任意所如，纵横震耀，各得其妙，岂止前数子而已邪?”①对自己而言，笔既可以用来驰骋才思，抒发心灵，亦可用来作为为国效力的工具，更可作为与奸佞斗争的武器。最后，姚勉也表达了自己不慕名利，功成身退后隐居山林的志趣。全文短小精悍，句式长短搭配，灵活而又整饬，语言简洁而明白流畅。
《精舍名犬》也运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展开，在对客“画虎不成反类于犬，狗不可以比虎也”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后，对狗提出自己的希望。全文大量运用典故、排比，但虽用典多而不觉高深难懂，如“吾不愿汝秉识含灵，堕虚无阱，而为赵州之有佛性；亦不愿汝舐鼎食丹，入幻妄关，而为淮安之吠云间。吾不愿汝逐鹰兔而为斯之牵黄，亦不愿汝执虎豹而如穆之来白。吾不愿汝为韩之庐，亦不愿汝为宋之狡。吾不愿汝为华之猁，亦不愿汝为旅之獒。呜呼!汝其能以力报主，远为书邮如黄耳乎?抑能以义恋旧，从迁随返如乌喙乎?其能衔骨而献嵗乎?抑能保金而不去乎?其能忠君而不食乎?抑能以仁而哺异雏乎?使魇者固不可不吠，而能诗之客来山林，则又当如何将军之出迎也。”尽管文中关于狗的典故比较生僻，但几乎不会影响读者对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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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29 10:2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