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薇元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评

姚波

姚薇元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评

李敏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摘要：姚薇元前后期的学术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转变，他前期专注于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后期研究中国史学史，体现出由历史到史学、古今贯通的治学轨迹。姚薇元勤于考证，早年治学方式较为传统，但他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方面敢于创新，力图实现由史书解题到发展过程的揭示。他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受到政治和学术的双重影响，对中国史学史诸多基本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思考，具有创见。姚薇元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做出了辛勤的探索，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上具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中国史学史学科




  姚薇元(1905～1985年),安徽繁昌县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学术界一般比较关注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成就，所著《鸦片战争史实考》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部代表作。实际上，姚薇元的史学成就远不止此。他在陈寅恪的指导下，撰写了中国首部胡姓研究著作《北朝胡姓考》,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做出贡献。1953年，他随李达调到武汉大学历史系，承担了中国史学史课程的教学，并编写出讲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中国史学史概要》一书。①可以说，姚薇元是20世纪后半期较早关注中国史学史研究且有所撰述的重要史家，但学术界目前对他




①2007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将姚薇元的《鸦片战争史实考》与《中国史学史概要》二书合刊，列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




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①本文尝试评述姚薇元的史学史研究，以期对回顾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拾遗补阙。




一 由历史到史学：研究轨迹的变化




  姚薇元的求学之路颇为波折。他六岁入私塾，后因父亡而辍学三年。192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兴趣促使他从学习物理转而研究中国近代史。大学期间，他广搜史料、潜心考证，补正魏源所著《道光洋艘征抚记》的百余处缺漏和贻误，撰成本科毕业论文《鸦片战争史事考》(又名《道光洋艘征抚记考订》)。此后姚薇元根据新材料多次修订此书内容，将书名改为《鸦片战争史实考》。该书被中外史学界视为鸦片战争史研究的权威著作，费正清就在一篇论及鸦片战争的论文中评价该书“是一本有详细的注释而且有判断力的书”②。章开沅教授也称赞《鸦片战争史实考》“学风严谨，功力深厚，堪称开创之作”③。20世纪80年代初，年逾古稀的姚薇元与萧致治等合撰《鸦片战争研究》,还准备参与《鸦片战争史》的撰写，但未能完成便辞世了。田禾在谈及《鸦片战争研究》时，认为该书“论述细致，分析周到，以雄辩的史实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具有较大的说服力，特别是姚薇元教授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为魏源所作说”,“具有值得学习借鉴之处”。④


回顾姚薇元的治史道路，可见他的学术领域非常广泛，且体现出由历史到史学、古今贯通的研究轨迹。1931年姚薇元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历史门，师从陈寅恪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他继承了陈寅恪精密考证的治学路径，在研究生毕业时写出《北朝胡姓考》,此书成为我国胡姓研究的滥觞之作。自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姚薇元辗转于南京中央大学、大夏大学、贵州大学、重庆中央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政治大学、南岳




①有学者在回顾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时，注意到了姚薇元。参见郭澎《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第119页；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41页。
②〔美〕费正清著《1840~1842的鸦片战争》,林继焘译，费正清等著,福建省历史学会福州分会编《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第2页。
③章开沅：《《鸦片战争史》序二》,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第1页。
④田禾：《鸦片战争研究的深化与新进展——读姚薇元、萧致治等著《鸦片战争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5期。




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任教，曾教授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在此期间姚薇元发表了30余篇学术文章，其中包括《与钱宾四论唐藩镇胡姓》《唐代回纥人华化考》《欧阳修集古录目考》等。①


  除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近代史之外，姚薇元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即中国史学史研究。早在1944年姚薇元便已出版了具有史学史色彩的《廿四史解题》。该书篇幅虽小，但却言之有物，显示出姚薇元对中国古代历史典籍的熟练，以及扎实的读书功夫，其治学方法也如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偏向考证，这对姚薇元后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他还讲授过“《通鉴》读法”等与史学史关系密切的课程。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前期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活跃时期”。②尤其是1961年，全国各地开展了关于史学史问题的讨论，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起了直接推动的作用。这一年，姚薇元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而此次学术研讨会也讨论了中国古代史学史问题。周文玖充分肯定了该时期有关史学史基本问题大讨论的意义，认为当时“许多著名史学家对史学史的建设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③。具体说来，仅北京和武汉两地与会并提出意见的学者，既有来自各历史研究领域的史学翘楚，也有白寿彝、刘节等中国史学史研究名家。④由此可见1961年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规模甚大，且与会史家在学界多具有较高的史学地位，因而开展这些会议对指导中国史学史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参与这次中国史学史讨论的姚薇元自然也受到了大会所营造的学术氛围的鼓舞。就在这个时期，他在武汉大学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他




①关于姚薇元的生平和教学活动，参考李天松的《历史学家姚薇元》,载《中国史学史概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第1~3页。
②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即草创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沉寂时期(20世纪50年代)、活跃时期(20世纪60年代前期)、再度沉寂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7页.
③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41页。
④先后在会内外参加讨论、提出意见的学者有方壮猷、王毓铨、尹达、白寿彝、刘盼遂、刘节、张德钧、张鸿翔、孙书城、孙毓棠、何兹全、周春元、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赓、贺昌群、姚薇元、韩儒林等。参见郭澎《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了中国史学史的基本内容、中国史学史的目的和任务，还就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史学史概要》由绪言和正文五篇构成，叙述了史学史各发展阶段的史学著作、对史家的评价以及史学发展的特点。颇为遗憾的是，现存的中国史学史讲义仅见绪言和前两篇的内容，还有约一半的篇幅散佚不见了。即便如此，《中国史学史概要》的目录和绪言仍可显示出姚薇元讲授中国史学史的大体风貌，对研究姚薇元的史学史思想、反映当时学者对史学史研究的认识，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二 从“解题”到“概要”: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




  如前所述，姚薇元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可以上溯到他在20世纪40中年代出版的《廿四史解题》,这代表了他前期史学史研究的风格。《廿四史解题》简要介绍了二十四史的大致内容，属于目录提要的范畴。颇有价值的是，关于二十四史的评价问题，姚薇元较多地吸收了前代史家的研究成果，继而通过爬梳史料，考证索隐，提出了个人见解，条理清晰地为读者呈现出关于历代正史较为客观中肯的评价。该书在内容上与《中国史学史概要》既有变化也有所重合，故在此将两书对比可看出姚薇元史学思想的变化，以及其史学史研究的特点。


  二书由于成书年代不同，明显呈现出由史书解题到史学史的过渡。《廿四史解题》按二十四史书名编排目次，在内容方面也是按照传统的历史要籍书目提要来撰写的。以《史记》为例，姚薇元在此条目下分“史学鼻祖司马迁”“《史记》之内容”“《史记》是否原书”“《史记》之评价”四部分①,介绍了司马迁的生平事迹、《史记》的大致内容及成书经过、考辨其流传和真伪情况，并对《史记》的作用和地位予以评价，可谓典型的目录解题式专书。与《廿四史解题》一样，《中国史学史概要》也将《史记》单列一章加以叙述，但在整个布局框架上与前书已有很大差异，第二篇第二章“司马迁的《史记》——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下分“司马迁著《史记》”“《史记》的体裁”“司马迁的史学方法”“司马迁的历史观点和《史记》的思想性”四个部分。②可见，姚薇元后期更加关注史书体裁、史学方法和史学思想等史学史基本问题，而不是如早年评介“二十四史”那样简单罗列史书，介绍内容，评估史书的价值。在探索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姚薇元为摆脱传统史书解题式的著书风格向史学史研究过渡做出了不懈努力。与《廿四史解题》一书相较，也不难看出姚薇元史学史研究不断深入的轨迹，兹概括如下。




①姚薇元：《廿四史解题》,中周出版社，1944,第1~13页。
②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第230～253页。






  第一，重视探讨史书体裁的发展。《中国史学史概要》论及“春秋时期诸侯列国的国史和世卿的家史”时，列举史料考证国史和世卿的家史，认为国史记录史事发生过程和以记言为主这两种形式对后来的编年史体裁起了开创的作用，又论证世卿的家史“记载的体裁也是按年、月、日次序的编年体”①,肯定了该时期国史和世卿家史对推动编年体史书形成的意义。他认为《春秋》不仅是编年体国史确立的标志，而且“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②,姚薇元还将战国时期的史书体裁分为编年史、国别史、人物传记、专门史，并说这些体裁“只是雏形，远远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③。直到西汉时期，出现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即后世所谓‘纪传体’的复合形式，并且第一次采用这种复合形式，有计划地、全盘地述论了我国古代三千年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的一种创造性的成就”④。尽管姚薇元在《廿四史解题》中也谈到司马迁在史书体裁上的创新，称“史迁之作，独创新体，成一家之言，贯穿古今，旁通六合，实为我国第一部通史”⑤,但还十分简略，也并未就创立史书新体裁的历史意义作充分的阐述。但在《中国史学史概要》中，他开始用较大篇幅探讨《史记》的体裁，书中不仅分别叙述“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种体例，还深入剖析司马迁使用不同体裁背后的用意及高明之处，赞扬司马迁“组成一种综合性的史书体裁，这在中国史学史上，确是一个创造性的成就”,“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姚薇元肯定了《春秋》和《史记》为代表的两种史书体裁在中国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史记》所确立的纪传体更是被称为“划时代的”。以上表明他此时已经认识到史书体裁的创新和发展对中国史学史进程的意义，这些论述在《廿四史解题》中是很少见到的。




①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205页。
②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208页。
③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225页。
④姥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233页。
⑤姚薇元：《廿四史解题》,第10页。
⑥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237页。


  第二，加强了关于史学方法的研究。《中国史学史概要》与《廿四史解题》的又一大不同，是前者运用了很大的篇幅专门阐述史学方法问题，这里以《春秋》为例略作说明。姚薇元于《廿四史解题》仅仅提及“《春秋》《左传》则局于时代”①,而在《中国史学史概要》中则具体说明孔子著《春秋》所存在的局限性，认为“他虽不是什么大贵族，却是吃地租(食田)的文士，加以出身于旧贵族家庭，又受到周礼文化的熏陶，现实的生活规定了他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倾向”②。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总结了《春秋》在史学方法上的特点，包括“常事不书，详内略外”,作为依据鲁国国史而编纂的《春秋》,在叙事范围和对象选择上有轻重之分，所记之事多关乎大局；“多闻阙疑”,这是孔子在处理史料时的态度，以审慎缜密的态度求得最可靠的文献；“文约指博”,即《春秋》言辞简洁却意旨深远；“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揭示了孔子著书背后的政治意图。姚薇元对《春秋》上述史学方法并非一味褒扬，比如他就“文约指博”提出了批评，认为倘若没有《左传》人们根本不能领会其深意，“行文过于简略，毋宁说是它的缺点”。③这是指出编年体史书的缺陷，从而明确了史书体裁发展的必要性。第四个特点表现了孔子的史学思想和政治诉求之间的联系，这就造成一些史实交代得不清楚，“也可说是一个缺点”。④后来在论述《春秋》与《史记》在史学方法上的关联时，姚薇元认为“司马迁对孔子的史学方法，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吸收其合理的部分，而扬弃其不合理的部分”⑤,即司马迁继承了孔子前两个原则，扬弃了后两个“书法”,进而赞扬司马迁宏大叙事的特点和坚持实录的史学精神。


  第三，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史学史研究。这种转变显然是受到政治和学术的双重影响，这在当时的史学史研究与撰述上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如金毓胾在1944年就出版了《中国史学史》,至1957年著作再版时，金毓蔽在“重版说明”中检讨说：“当时著者并未建立辩证唯物主义之历史观点，因而缺点甚多。”⑥可见史观的革新已迫在眉睫。20世纪40年代




①姚薇元：《廿四史解题》,第10页。
②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210页。
③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214页。
④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214页。
⑤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240页。
⑥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重版说明》,商务印书馆，1957。




中期，马克思主义虽然早已传入中国，但尚未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被普遍自觉地运用。1949年后，学术界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学术研究上。受时代大潮的鼓舞和影响，姚薇元也开始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问题进行分析，这种转变在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体现得较为突出。在《中国史学史概要·绪言》中姚薇元就说到研究旧史学“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①,明确表示“我们的工作必须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的著作为指南”②,还表示“我们研究某一史家的历史著述时，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③,继而在书中利用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著作的产生背景、史籍特点作深刻剖析，充分展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书中随处可见作者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史学的例证。在阐述殷周时期人们历史观点的变化时，姚薇元引用了一段恩格斯论述宗教产生和发展的话，剖析殷商的祖先神与西周的万能神的不同及特点，从而“帮助我们理解从远古传说中的神话成分到殷周宗教史观的发展过程”。④又如在分析春秋时期史官产生“重视人事”思想的原因时，姚薇元将其与当时诸国纷争、阶级矛盾突出这一现实相联系，认为“这种思想是奴隶制瓦解下的产物”⑤,承认这种思想变化是意识形态对社会变化所作出的反映。从对史家的评价来说，姚薇元认为孔子的思想“保守性多于进步性，妥协性多于反抗性”⑥,而司马迁的思想则“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和大胆的批判精神”,极力揭露社会现实的黑暗和道德法律的伪善，在某些历史问题上表现出“一些人民的观点”。⑦再如对《史记·货殖列传》的评价，姚薇元认为司马迁充分意识到社会经济具有自身发展规律、贫富不均会造成社会压迫、财富占有决定道德观念等问题，“表明司马迁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财富对社会政治关系和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可见姚薇元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史学研究当中，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从他的分析来看，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史学分析结合得相当紧密，且能自圆其说。

①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185页。
②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188页。
③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187页。
④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201页。
⑤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207页。
⑥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215页。
⑦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247页。
⑧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243页。


  综上所述，《中国史学史概要》并非是对《廿四史解题》的简单改写，而是对“解题”式史书介绍的一种模式突破，蕴含着姚薇元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诸多思考。此外，两书在行文风格与学术观点方面也有变化。一是文风的转变，由古朴到平实，相较于《廿四史解题》,《中国史学史概要》除引用原始史料外，论述时一般不再采用文言的形式；二是观点的修订，如关于《史记》这一称谓所出现的时间，两书的说法并不一致，《廿四史解题》提出“以《史记》称太史公书，盖起于魏晋之间”①,而《中国史学史概要》改为“到后汉桓帝时，才被称为《史记》”②。根据前人研究结果，“东汉说”在学界的认可度更高，且论据更加充分③。可见姚薇元在学术上严谨审慎、精益求精的治学品格。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思考




  如前所述，姚薇元研究中国史学史与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大讨论有着密切联系。作为这段学术史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姚薇元既受到时势和学术的激荡影响，又逐渐形成了自己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一些理论认识，举其要者，约有三端。
  首先，关于如何认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目的与任务。根据当时的报道，1961年的史学史学科建设讨论内容主要为四个方面：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目的、要求；关于中国史学史古代部分的基本内容；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分期；关于中国史学史教科书的写法。④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一书《绪言》的副标题即为“学习中国史学史的目的和任务”,包括阐明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总结过去中国史学的成就，批判地继承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通过对各个时期中具有代表性的史家的代表作品的具体分析，从而阐明史家的政治倾向，历史观点和方法，以及其历史著述的

①姚薇元：《廿四史解题》,第3页。
②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232页。
③“《史记》之名始于魏晋”说，为梁启超、王国维等人提出。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华书局，2015,第8406页；王国维《观堂集林》(上册),中华书局，1959,第511页。“《史记》之名始于东汉桓帝时”说，由陈直最早提出，见陈直《太史公书名考》,《文史哲》1956年第6期，第60~61页。这一说法在后来为大多数学者接受。
④郭澎：《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可靠程度。①姚薇元所做的《绪言》与大会所讨论的“中国史学史的目的要求”这一问题基本吻合，但在具体表述和侧重点上也有自己的看法。


  1961年的史学史讨论会上，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史学史的主要目的是阐述中国史学发展规律，姚薇元在书中也主张要阐明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和规律，但他又进一步提出要探索“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史学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②。会议上多数学者认为史学“有本身的承前启后，就是对前人的史学有所继承，并且也使后人有所继承。这种长期的继承性的发展，使中国史学形成自己的面貌、自己的路数”③。姚薇元赞同这一观点，并进一步认为既然史学“具有自己的特点”.“研究某一时代的史学的发展，就不宜单纯地、机械地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来寻找原因，而必须追溯前一时期的史学已经达到的水平基础，以及它对后一时期的史学的影响来考察”④。大会讨论和姚薇元都主张立足于史学本身，考察特定时期的史学水平及其前后时期的史学成就，通过对比来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和阶段性特征。而姚薇元的说法更为具体，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认识。白寿彝于1964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阐述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时，也明确指出“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⑤。由此可见，姚薇元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对中国史学史目的任务的认识是比较恰当的，他在把握研究大方向后对具体任务作了细致阐释，在史学史研究方面是有创见的。


  其次，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分期问题。史学史的分期不仅是划分阶段的时间问题，说到底，是涉及对中国史学史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地位的认识。仓修良这样谈道：“史学史的分期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比单纯的社会分期要难得多，因为它不仅要考虑到社会的发展变革，而且要考虑到史学本身发展的阶段与特点。”⑥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历史分期是必须要面临的问题，而史学史工作者也同样需要回答中国史学史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分期的标准、分期的意义等问题，这反映出史




①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185～188页。
②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186页。
③郭澎：《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④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186页。
③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吴泽编选，袁英光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3~4页。原载《人民日报》1964年2月29日。
⑥仓修良：《谈谈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问题》,《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




学史研究者对数千年来中国史学发展轨迹的基本认识。梁启超最早提出“史学史的做法”,包括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四个方面。①他所开创的史学史研究模式影响了此后数十年间的史学史研究，但显然地，上述四点仅是研究史学史需予以重视的基本要素，并不是史学史研究的全部。如果只做“梁启超式”的史学史四要素的介绍，就很难勾勒出中国史学史分期的框架，无法展现出中国史学发展的有机联系。姚薇元在《中国史学史概要·绪言》中就中国史学史的分期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将中国史学史划分为五个阶段：“中国史学史的酝酿时期——秦以前”“中国史学史的形成时期——西汉至唐”“中国史学史的发展时期——宋至清末”“清末以来资产阶级史学的兴起及其流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在战斗中成长”。②从上述分期可以看出姚薇元是将中国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探索其自身的发展进程。实际上，前三个阶段、后两个阶段分别对应中国古代史学史和中国近代史学史。古代部分，姚薇元从各历史时期中概括出史学史的阶段性特征，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史学的发展相结合，这种划分方式的高明之处则在于能够更加直观地展现出中国史学史发展的自身特点以及史学的阶段性演进。如关于第一阶段“酝酿时期”的论证就是如此：“在司马迁以前，中国史学是跟文艺、哲学和宗教等纠合在一起的酝酿时期。”③近代部分，姚薇元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有层次地将各时期史学的理论特色归纳出来，可以看出姚薇元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史学发展给予了充分重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推动乃至革新之作用。即便无法参阅姚薇元有关分期的完整论述，但是就中国史学史的目的和任务而言，《绪言》中所表现出的分期思想也与“阐明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这一任务实现了基本统一。


  当然，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较早的一部史学史讲义，《中国史学史概要》在某些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足。如在内容方面，依旧显露出罗列史料的痕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史学方面，姚薇元在理论阐述上还不能做到游刃有余，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只简单提及并未作充分阐释。姚薇元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仍然偏重于分析代表史家和代表性史籍，




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10747页。
②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188页。
③姚薇元：《中国史学史概要》,第189页。




尽管在《绪言》中他强调要把握史学的发展规律，但在具体实践上并未对史学的发展规律做出深刻的揭示。虽然至晚在东汉的时候，史学家班彪就已经具备史学之历史的意识①,然而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史才被作为一个历史学分支学科提出来进行系统研究，该学科实属一门年轻的学科。吴怀祺在20世纪80年代仍然撰文指出已出版的史学史著作“史”的特点不突出。②可见其时史学史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因此我们不必苛求姚薇元这位为史学史教学和史学史学科建设发展做出了贡献的先行者，而应看到他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孜孜不倦的探索和来之不易的创获。回顾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姚薇元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并非一个孤立的存在，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并为之辛勤耕耘，这标志着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日渐走向繁荣和成熟。




①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研究·导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第1页。
②吴怀祺：《史学史要有“史”的特点》,《光明日报》1982年10月27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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