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雷」姚孟起与南陵徐氏交游史料考

姚波

姚孟起与南陵徐氏交游史料考

王学雷

原载：文献季刊 2007年7月第三期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注释略……

清末苏州书法家、书法教育家姚孟起（字凤生，附贡生），对稍有书学知识的人来说应不陌生，其书学名著《字学臆参》为论者所推重。但一般的书画史传文献对姚氏的记述不外记其善书能画，兼工篆刻，以书法教授里中而已。故亦仅能使人了解其艺事方面的某些成就，而对其生平的理解，显然还是不够的。


研究一个人物的生平，最好从其交游圈人手，交游越广，线索越多，对其生平的理解，也就愈加深刻。姚孟起平生的交游是十分广泛的，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多为江浙地区的士人。除此，姚氏还与安徽地区的士人联姻，由此他的交游圈又有了地域上的延伸。本文即通过对相关文献史料的考察，揭示其与安徽南陵地方人物尤其是徐氏交往的一些片断。


姚氏生前好友叶昌炽（1849-1917）在1883年阴历四月十二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凤生自清江归，述该处斋匪颇张，民风劲悍好斗，轻于犯法。徐仁山观察取卧碑文引经笺注，又取《大清刑律》绘为图说，分布各属，以教士民。各作一序，属为删改。


叶氏的这条记述，乍看似为一孤立的材料，好象还不如书画史传中之记载详细，然而对此条记述背后所隐藏的历史信息进行深入发掘，我们能够较完整地了解到姚孟起生平中的一个重要片断，对理解姚氏的生平当有较大的帮助。


从叶氏的文字语气中所透露出的意思看，姚孟起本人似对这次清江之行非常重视。文中所说的清江，即今江苏省淮阴县，地处江苏北部，相较于处在江南中心位置的苏州而言，这里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学术文化，都要逊色得多。即以姚氏所述，就可见当时那里的社会风气与社会治安已很成问题。那么，作为苏州城里过着优裕生活的书法家，姚氏当时到清江去干什么呢？是“民风劲悍好斗，轻于犯法”的风气，使一个生活在温柔乡里，从未见过此世面的文弱书生置身一次“探险之旅”？显然不是。是徐仁山观察为整饬民风，提倡文教，殚精竭虑地撰写了连篇累牍图说序文，不计路遥地专程把他请去“属为删改”吗？从记述来看，姚氏对此事的确十分重视。为徐仁山观察修改文章可能并不是其分内的事，但还是得到了充分的信任。无论怎样，是出于与徐氏的私交也好，还是一个士绅出于对清江本地的文教、公益事业的关心也好，此事当被姚氏视作一种荣耀。即便如此，从叙述上看，此事仅仅是顺便为之的偶然事件，清江之行的目的显然不在此。


2005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秋季拍卖会上，拍卖过一副孟起书于1883年（癸未）十月，风格模仿陈鸿寿（曼生）的隶书五言对联（见封三）在此联的下面有一段姚孟起的识语：
昔人云：作画不难，难在烟树云山。余谓作隶之难亦犹是耳。时馆寓清江道署，将回里，积馀同研裁纸索书，略参曼生意以应之。癸未十月之交，古吴凤生姚孟起识。


这段识语为我们了解姚氏1883年清江之行的目的，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识语中说“时馆寓清江道署”，可知姚氏这次出行的目的，并非一般的旅行。所谓“馆寓”，有其特定的含义，即坐馆（又称处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家教。姚氏的这次出行坐馆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半月，叶昌炽在此前二月十七日的日记中记载：“午后，访康吉，同访凤生话别。偕至茗园小叙。”据此推测，姚氏可能即在二月十七日后的不久便赴清江了。然而，姚氏在四月十二日，甚至在更早的时候便已返苏，而此副对联识语记载的时间却是“十月之交”将回苏州是否姚氏误记呢？从四月到十月近半年的时间并不算短，误记的可能性不大。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姚氏在四月十二日左右回苏之后，至十月之间的这段时间内又有一次清江之行，时间有多久，不得而知。从叶氏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叶氏于四月十七日午后曾与姚氏见过一面，之后要到十月二十二日才再次提及姚氏，只是这次清江之行并未被叶氏记入日记中，但姚氏在此副对联上题写的识语却提示了这一信息。


1883年的两次清江之行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对于姚孟起而言应是抹不去的记忆，意义当非一般。从“馆寓清江道署”一语来看，他的这位居停主人自非常人，且来头不小。那这位居停主人是谁呢？就是前面提到的徐仁山。


徐仁山，即安徽南陵人徐文达（？-1890），仁山其字。1860年，文达以俊秀的身份抵抗太平军有功，深为两江总督曾国藩赏器，自此在仕途上一路青云官至两淮盐运使、福建按察使。据《南陵县志》载：徐文达于1883年元月署淮扬道之职，“在淮扬道任内，见地方彫翅，命盗案繁，劝民种植为生计，捐廉购桑麻秧数十万株分给贫氓，并取《刑律》中军流以上各重辟，绘图贴说，刊发各州榜示，以资教诫。”这一记载正好可与叶昌炽目记互证。


南陵县（今隶属于芜湖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徐氏为南陵世胄，始祖徐胜一“本居歙县，因见南陵工峰山清水秀，遂迁居焉”。徐胜一至徐文达父徐兴羔数世似都无甚功名，自文达一代始，同辈中方有人仕者。文达弟文选，由军功积资，官河南知县，但不乐仕进，以孝友闻。弟锦标，两江补用总兵，诰封武显将军。徐文达虽非由儒学而仕宦，但在为官期间对于地方文教却十分重视，这同样也体现在对晚辈的培养上。


徐文达有二子，长子徐乃光（1859-1922），字厚馀，贡生，曾在上海同文书院读英语。娶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之女为妻。1890年，徐文达死，遂荫受江苏后补知府。1894年由外交大臣杨儒推荐，任驻美纽约第一任首席领事。任满回国后，赏加二品衔，分发江苏任职。1903年，清廷委赴日本观操。1906年，赴徐州阅军，继又随盐铁大臣南下查办各种案件，均取得一定成绩。后为盐政处咨议官，开创扬子淮盐总栈，皆能矢慎矢勤，恪尽其职。辛亥革命后，回南陵徐家大屋定居，至民国十一年病逝。在徐乃光的传记资料中，我们并未发现有其师从姚孟起学习书法的记载，然在姚氏后人处至今藏有徐氏1887年间致姚氏的信函，信中称姚为“夫子大人函丈”，自称“受业”：


夫子大人函丈：敬禀者，窃受业远别尊颜，倏经数月，寸衷依恋，与日俱深。辰值春候融和，遥维福履受康，上侍绥祜，以慰为祝。受业于仲春赴皖，前月既望言旋，行抵维扬，适家严交卸，移眷来邗，卜居丁家湾街，受业随侍部署，诸务琐烦，以致禀函久缺，未克肃问起居，而翘首苏台，徒令神往。现时布置书室，检点图书，一俟粗有眉目，敬当扫除精舍，安顿几榻，再由电局专禀恭请驾临，以便朝夕趋承，藉奉模楷。当此绿扬城郭，景色鲜妍，我夫子大人谅亦乐于放櫂作蜀冈梅岭之游。敢乞预赐料理，不过三数日后即拟驰发电音来苏。并恳于启旆时饬令代购紫檀多宝一架，约价二十元上下，再拣选各种净料之笔，另呈清单。又请买野蔷薇花露五瓶、玫瑰花二、洋铁桶松子糕二匣，令照样办齐，统祈带下，为祷为叩。又戴文节公小册页刻查未见，或在尊处行箧，请查明，一并携来。不尽之悃，容俟面陈。知蒙垂廑，先此肃禀，恭请福安。受业徐乃光谨禀。太老师、师母大人前叩安。师母大人前叩安。师兄前问安。侣梅兄安好。


信中虽未有一语述及向姚氏请教书法，但从称谓上看，足以说明他是姚的学生。徐文达的次子徐乃斌（？-1908），字孝馀，由附贡生历官同知、知府、道员。至于其是否也受业于姚氏，由于资料缺乏，不能遽论。1883年，姚孟起的这两次清江之行，是否就是为了向徐文达的这两个儿子传授书法呢？是年徐乃光二十五岁，徐乃斌年岁不详，向他们传授书法的可能不是没有，然无确据。


徐文达还有一个侄子，即其弟徐文选之子徐乃昌。徐乃昌（1869-1943）字积馀，号鄦斋，又号随庵，在晚清民国时期的政界与学界中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徐文达对这个侄子同样也寄予厚望，视如已出，一直将他带在身边，给予生活和学习上的照顾。在乃昌身后时人为他撰写的墓志中就有“少从宦淮扬”、“公从宦淮扬”的记载。联系到姚孟起所书的那副隶书五言对联识语中提及的“积馀同研裁纸索书”，可证姚氏赴清江坐馆应主要是教授徐乃昌书法。徐乃昌师从姚孟起，在其1893年举人硃卷“受业师”一栏中有明确记载，但始自何年，未有显示。《南陵县文史资料》第七辑有《江南名士徐乃昌》一文，文云：“徐乃昌自幼颖异聪慧，博学广闻，才华横溢，好学汲古，勤考经文。十馀岁时，曾从苏州名书法家姚孟起（凤生）先生学书。”1883年，徐乃昌十五岁，从姚氏学书很可能就始于是年。


就在姚氏自清江回到苏州后不久，或许是出于对姚氏悉心传授徐乃昌的回报，徐文达还专门为姚氏临写的北宋本《九成宫醴泉铭》撰写了一篇长跋，对姚氏称赞有加：


唐人楷法原出汉隶，学楷而不问途于隶，犹数典忘祖也。吴郡姚凤生明经尝聚类刘石刻，心摹手追，乃悟晋唐相承原委，举凡绢纸橅刊，昭陵巨制，罔不精意研求，而其天赋夐绝，又足偿其深造之志。所以精能斯事，不泥欧虞褚薛家数，独能回其殊途同归神理。曾著《字学臆参》七十馀则，皆自道其生平甘苦，譬诸无上真诠，双根并摄。数年以来，临刊《皇甫元宪碑》《王孝宽砖塔铭》《禇书枯树赋》各种，唯妙唯肖，视原石无毫发爽。昔人谓香光去后此席犹虚，意在唐贤正传无人嗣响，造诣至斯，真堪继绝。今又出视所临《九成宫醴泉铭》，刚劲如金出冶，温润如玉藏辉，原石早泐，旧石绝稀，学者得此，其诸买禇得薛，不失其则与？光绪九年岁在癸未十一月三日，南陵徐文达识。


这篇跋文，徐文达撰写得较为用心，写完后还由姚的至交浙江仁和人高保康进行修改。值得一提的是，高氏在修改稿中建议在徐跋的年号前加“爱亟怂居寿石以永其传焉”，以明“助刻之意”［图二］，可见徐文达对这本字帖的刊印还是非常关心和支持的。


有关徐乃昌的资料并不算少，但大都未曾提及其与姚氏的这段师生渊源。至于姚孟起是如何成为徐家的西席，徐文达又为何要聘请他来教授子侄呢？我们试作如下推测。


姚孟起生前可谓“书名满大江南北"，求书者盈门，以致“作书日日手腕脱”，为此他还专门研制了一台磨墨机，“以三轮运之，其疾如飞，殊有巧思”家有松下清斋，为其专门从事书画创作及教授生徒的场所。他所教授的生徒，有些是单纯为了学习书法，而更多的则是冲着“科举楷法"而来。据姚氏的姻侄包天笑（1876-1973）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记述：姚孟起当时在江南称得起一位大书家，文学也很好，有许多向他学写字的学生，都是名门巨宦的子弟。因为姚氏那时除了收学生教写字以外，还印了许多法帖，是他临写古人的字，刻石印行的。而他写的字，大楷小楷，精工木刻，用连史纸印为十张一套，名曰“松下清斋书法”，每套售一百四十文。来此习字者颇多官家子弟，有许多在此做官的以及寓公，也常来拜访姚氏，所以茶厅中的四人轿，常常停满。不难想象，这样一位在“科举楷法”传授方面十分有经验，且享有盛名的书家和书法教育家怎么会不为信息灵通、身为两淮盐运使的徐文达所侦知呢？况且，徐氏还有子侄正等待以“楷法”而人仕途，正需要一位名师加以点拨。这样，苏州城内的大书家姚孟起无疑是他们的首选。


那么，徐氏又是以什么途径结识姚氏的呢？古语有云“即曰来学，不言往教”，只有学生到老师处趋聆教诲，老师才有面子。那姚氏为什么会不计数百里之遥，赶赴清江“往教”呢？其实“江南当时的风气，出外处馆，也是一种清高的职务”，并无损于面子。也许人们会这样揣测：盐运使一职在清代是个“肥缺”，身为两淮盐运使的徐文达一定会给姚氏非常丰厚的报酬。这样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犹须看到的是，徐家与姚氏并非初识。这其中还须提到一个人，就是徐文达的南陵同乡何来礼。


何来礼的生平今已不得其详，据一些零星资料，知其于1894年与其弟毓骏同中举人，曾任庐州府学训导。何氏在南陵亦属望族，来礼父何慎修（1807-1881）精于儒业。兄廷光（1843-？），拔贡，选受建平县教谕。兄葆麟（1849-1919），进士，曾在京任职，辛亥（1911）后引退。何来礼与姚氏为儿女亲家，与徐家又是世交，姚氏之所以会赶赴清江“往教”，或出于这谊关至戚的考虑。


作者工作单位：苏州市文联书法家协会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