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姚克先生

姚波

忆姚克先生

□[美]陈艳群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姚公（姚克）是一位老派的中国文人，（上世纪）60年代末在夏威夷大学讲学时，总是一袭长衫，在香港也是，从未见他穿过西装。我们东亚语文系的日裔系主任荒木先生曾对我说，常有人问他，你们系里怎么请了一位道士来教书？”谈到姚克，罗锦堂教授很风趣地这样说。


罗先生这段话颇为有趣，美国人只知晓道士装束，却不知，长袍曾是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的传统服饰。可见当时神州大地紧闭的国门，让海外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话说回来，年轻时置身于十里洋场的姚克，头发梳得油光发亮，西服笔挺考究，是个浑身散发着男士香水味的洋派人士。与罗先生所说的仅着长袍有天壤之别。姚公后半辈子一直生活在香港和美国，他那一袭长衫布衣的打扮，在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度里，至少没有入乡随俗。窃以为，他这样的装束，应是一种心境。



翻译家和剧作家姚克（1905～1991）


姚克，字莘农。由于早期出版的书籍、刊物中，曾分别用姚克或姚莘农署名，后人撰文纪念他时，大都疏于深究，常常将其名和字颠倒，使读者无所适从。我幸得与知情者罗先生赐教，如此小而磨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安徽这地方，可谓人杰地灵，自古以来人才辈出，有众所周知的庄子、朱熹、胡适、陈独秀、李鸿章等等。相对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姚克在现代社会却鲜为人知。他祖籍安徽歙县，祖父为举人，父亲为进士。1905年，其父姚文倬被外放厦门任四品道台（地方行政长官），在那儿生下姚克。他长罗锦堂二十二岁。罗氏早年在香港大学执教时，就曾与当时自香港联合书院任文学院院长的姚克相识，但较少往来，直到俩人在夏威夷大学同系同事又同室办公时，交往才多起来。


姚公家学渊源深厚，天资禀赋过人，中英文兼长。他很健谈，在夏大同事中与罗锦堂成为知音，闲聊时他还常常提到温源宁。30年代初，姚克经宋庆龄引荐，在中山文教基金会属下的英文月刊《天下》任编辑，与温源宁共事相识。他对温的英文造诣赞口不绝，虽然他本身的英文也无懈可击。据说两人还成了结拜兄弟。该杂志被认为是民国以来水准最高的英文学术性刊物。它倡导中西文化交流的理念，着力将中国文化译介传播到国外，其“译文”专栏刊登了大量英译的中国古代及现代经典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向外传播开拓了先河。在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编辑还是作者群中，汇聚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如吴经熊、温源宁、林语堂、钱钟书、叶秋原、全增嘏、凌淑华、俞平伯等。


文人相重，姚公谈得最多的人是鲁迅，常把鲁迅挂在嘴边，对其敬仰始终如一。罗锦堂曾笑问姚公：“您与鲁迅那么熟，也是他追悼会上的司仪、出殡扶灵者之一，为何《鲁迅书信集》和《鲁迅日记》中，常提到台静农先生，与您的信件并不多？”姚公摇头摆手地说道：“哎，我与鲁迅相见恨晚！相见很晚！”


台静农是罗锦堂的恩师，罗于1948年负笈台湾大学时，因车祸住院，耽误了医学院的课程。幸而经台先生面试通过，于是转入中文系。从此，他常去台先生家串门，老师什么都谈，但从未提及鲁迅。1949年后，鲁迅作品在台被禁，长达三十余年。罗氏事后在香港读到《鲁迅全集》，看到鲁迅致台静农的大量信札，这才从中获知他们亦师亦友的深厚感情。鲁迅经常以“静农兄”称呼他，台先生萧规曹随，也以“锦堂兄”称呼他的学生，足见那时文人的风范与涵养。早在20年代中期，台静农倾月余之力，搜集文坛对鲁迅的正、负评论，结集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这是新文学以来第一本关于鲁迅的评论集，薄薄的小册子，却有其导夫先路的价值。也因为这层关係，台静农在台岁月，始终郁郁不乐，常藉饮酒和书法浇心中的块垒。


姚克听到这个消息，叹息不已，记得鲁迅曾给他的信中说道：“台君为人极好。”他很羡慕台、鲁之间有着十一年的交情，而自己与之交往才三年，先生便魂归道山了。然而，他能送先生最后一程，也是一生的荣幸。鲁迅当年并未以貌取人，倒是很看重被误认为“洋场恶少”的姚莘农，与人谈及，说“别看他西装革履，却倒有真才实学，是个切实做事的人”。


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是姚克创作的黄金时期。原本在东吴大学攻读法学专业，后又转攻文学，竟然学贯中西，且勤奋务实，将两种文字运用得游刃有余。他常常左右开弓，英译中国古典、现代文学作品，如昆剧《贩马记》，京剧《打渔杀家》，曹禺的《雷雨》，鲁迅的《呐喊》《阿Q正传》等短篇小说，同时又中译萧伯纳的三幕舞台剧《魔鬼的门徒》，撰文介绍西方名著如《茶花女》、《卡门》、《巴黎圣母院》、《双城记》、《天才》等。不仅如此，从耶鲁戏剧系毕业后，他编写的剧本、电影等次第搬上舞台和银幕，包括《清宫怨》、《清宫秘史》、《蝴蝶梦》、《西施》、《楚霸王》、《春去也》、《霓裳曲》、《鸳鸯剑》、《美人计》、《秦始皇帝》、《银海沧桑》、《豪门孽债》、《一代妖姬》、《女人与老虎》、《爱的俘虏》、《人海奇女子》、《名女人别传》、《此恨绵绵》、《玫瑰玫瑰我爱你》、《双喜临门》、《热血五十年》、《李后主》、《雾夜情杀案》、《阿Q正传》（与徐迟合编），从此成为著名的导演和编剧。多才多艺的他不仅编和导，还参与话剧《十字街头》、《浮尘若梦》、《梅花梦》等剧目的演出。


姚克不但著作等身，并且在文学、戏剧、电影和翻译等领域流光溢彩，引得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抱不平：姚克在戏剧界、电影界、学术界一生之成就，可惜至今尚无人加以研讨。


姚克自1948年来香港拍《清宫秘史》再未折返大陆。二十一载的香港生活，除分别在新亚、联合书院教书外，同时还写剧本和执导舞台剧，日子过得踏实而安逸。他在给罗锦堂的信中流露，“此（指香港）非乐土，但为糊口之计当不太难。一年能写两个剧本，也可温饱无忧，殊不必远适异乡，为稻粱谋也。”然而，在1967年7月的信函中，语气大变：“自今年四月间……‘围剿’农（姚莘农）及拙著《清宫秘史》以来，香港左派报刊对弟猛攻达一月有余。现在香港局势甚为微妙，左派的捣乱方兴未艾，一般居民深感惶惶然，如履薄冰。农既为……所攻击，一旦香港有事，断难幸免。不得不未雨绸缪，另觅栖身之处。美国若有机缘，成为农所盼企，若无机缘，则拟举家迁台，终比株守香港略胜一筹……”


一介文人，已过耳顺之年，他与左右派文人皆来往，却从不涉及政治。不涉政，并不等同于无思想，无立场。他的思想和立场往往通过他的文字体现出来，如1956年在港创作的《西施》，该剧重点非西施和范蠡的爱情故事，也非越王卧薪尝胆的复国事件，而是对愚忠愚孝的批判，对国家与政权的反思，这种反思引来无妄之灾。40年代末，姚克受香港永华公司邀请，将舞台剧《清宫怨》改编成电影《清宫秘史》，在港上演时，好评如潮。50年代初，该影片到大陆放映，即遭来文祸连连；爱国变成卖国，香花成了毒草。随着“文革”开始，对《清宫秘史》的清算可谓铺天盖地。《北京周刊》还将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批判文章翻译成多国文字转载发表。面对这般沉重的轰击，铁人也会碾成泥人，何况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该片导演朱石麟在读到香港报纸转载的对《清宫秘史》的攻击文章时，气恼交加，病体不支，撒手人寰。但外柔内刚的姚克毫无畏惧，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强调：《清宫秘史》的中心意识，主要是觉得在时代新旧交替中出现的诸多你死我活的惨烈斗争，是个不曾休止的悲剧，不仅大清帝国，当今的权利斗争，也在重演此类悲剧。他还在《明报月刊》发表近两万字的长文，细述创作《清宫秘史》的经过，以反驳对他的指控。


因思量家人安全，姚克不得不考虑另觅桃花源。正当他举目彷徨之际，夏威夷大学东亚语文系给他发来了客座教授的聘书，小儿姚秦也获得夏大电器工程系录取入学。姚克喜出望外，忙写信向当时的系主任杨觉勇致谢，同时对罗锦堂的从中斡旋不胜感激，期待不久与罗在夏大共事。


来美之前，姚克应导演李翰祥之邀，去台湾创作剧本《精忠报国》。期间，他的前妻、上海著名影星上官云珠跳楼身亡，年仅48岁。这位人们极为熟悉和喜爱，曾演过《雷雨》、《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丽人行》、《乌鸦与麻雀》、《枯木逢春》、《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的璀璨明星，不堪忍受无尽的批斗和侮辱，万念俱灰，深夜从四楼的窗口一跃而下，从此离开人世。


姚克踏上了赴美之途。漫步在夏大校园中，他有种脱胎换骨的舒适感，蓝天白云下的校园里，古树参天，鸟语花香，全无香港压抑的政治气氛。姚克与罗锦堂皆于1948年离开大陆，并且都为戏剧研究者，眼下又同处办公室，相谈甚欢。其时，李方桂夫妇和罗锦堂夫妇以及夏大其他师生一起，成立了昆曲社，每个周末，有同好的姚克与众人一起擫笛拍曲。日子也很舒畅，但一颗漂泊的心始终未安顿下来。两年客座教授之后何去何从，尚无结果。一日，他在办公室翻阅中文报，突然一拍桌子，惊得罗猛一抬头，只听到姚公有些激动地说：“锦堂兄，我有救了！”他指着报上攻击他的文章继续説，“我可以拿它去申请美国移民。”祸福相依伏。不久，这位年过花甲的华人学者正式入籍。


落脚夏威夷后，除教授现代中国文学及中国哲学史，姚克仍继续他的老本行，开始替美国新闻处翻译亚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从董桥先生的文章介绍中，得知其“英文通透，中文高洁”。看其中举出的文例，的确精彩，如《推销员之死》剧本起首一句：“A melody is heard, played upon a flute. It's small and fine, telling of grass and trees and the horizon. 横笛吹来幽雅的曲子，诉说着芳草、佳树和天涯。”当中“Horizon”译为“天涯”，简直是神来之笔。又如“You're my foundation and my support, Linda. 要是没有你，我在哪儿扎根儿？我靠谁撑腰？”这个译本让董桥“拍案叫绝”，“叹为观止”，认为“米勒的文字清朗而动人，姚先生的译文恰巧是米勒文采的倒影”。好的翻译家如姚公，不仅译出了原意和文采，还运用北京方言，译出美国俚语的神韵，且符合中国读者语境，如Ben称作“鹏哥”、Sam呼为“三毛儿”、Terrific job称作“绝活”、Good Job是“功夫到家了”、Nervous译为“心不定”、On the road则是“跑码头”等等，这种鲜活贴切又接地气的译法，很能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


待人处事真诚是姚公的秉性。罗先生说，有一天，姚公夫妇来访，手里提着好几个菜。罗先生惊奇地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姚公哈哈大笑，今天不是锦堂兄你的生日么？你倒忘了？罗氏夫妇惭愧又惊喜不已，这样细腻而又亲切的举动，让罗先生终身难忘。


我很羡慕从前文人之间交往，皆以诗词酬唱的形式，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许多文化名流一样，姚公也在罗锦堂的梦庄蝶谱上留下鸿爪。他题了一首七言绝句。诗云：

栩栩曩传元祐句，深深偶见少陵诗。


罗矦自有丹黄笔，独写庄生未醒时。…

接着他又写道：

锦堂教授耽于戏曲，与余有同好，治曲之暇，复喜绘蝶，其精妙处，虽世之工于花鸟者，无以过之。余于去岁来檀，窃吹夏大，与罗君晨夕过从，相处甚得。近者，罗君以所绘梦庄蝶谱见示，嘱书数语于卷末，因成一绝句，以志蓬瀛同客之谊云尔。 岁在上章淹茂，九月 古歙 姚莘农 谨识…






书法给人以美感。姚公的字清秀隽永，超凡脱俗，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文人的书卷气。又品其内容，用字讲究，以“窃吹”自谦，落款“上章淹茂”，不知指的是哪一年？忙去查资料。获知在庚曰“上章”，“淹茂”，戍也。当是庚戍年，也就是1970年。诗中典故信手拈来，其中“元祐”喻北宋哲宗元祐年间作过三百多首蝴蝶诗的谢无逸，还以“罗矦”尊称好友。全诗不着“蝴蝶”一词，却句句紧扣蝴蝶主题。尤其最后一句“独写庄生未醒时”，将罗氏绘蝶谱的寓意烘托出来，境界高逸，韵味无穷，令罗先生感佩不已。


两年后，姚公转赴太平洋大学执教，定居旧金山，他翻译的《推销员之死》于1971年问世，该剧至今仍活跃在中国的舞台上。改革开放后，大陆为他的《清宫秘史》平反，有意请他回去看看，耄耋之年的姚公始终沉默，没有松口。他爱国，日本侵华，他在英国的BBC电台，在广场上到处发表演讲，为唤起海外对中国的支持，是第一个在英国发表演说的华人。1938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戏剧时，积极参加抗日募捐的演出。回国后，独自或集体创作了大量的抗日剧本，翻译鲁迅等人的小说和曹禺的《雷雨》。离开大陆后，四十多年来，一直长袍裹身，退休后专研唐朝诗人李贺的诗作。在民族大义上，他问心无愧，既不为“文革”诋毁所惧，也不为改革平反所动。他内心有一杆自我衡量的良心秤，无需任何人的褒扬。在他八十六岁的那年，长眠于旧金山。一代戏剧家、翻译家和文学家的姚克先生，从此便撒手人间了。






（《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6期。

姚士龙

岁在上章淹茂，九月 古歙 姚莘农 谨识 ---------说明内心里还是有祖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