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心态史”传记缺失的琐思——以两部《姚雪垠...

姚波

现代作家“心态史”传记缺失的琐思

——以两部《姚雪垠传》为例

曹转莹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海口571158)

摘要：姚雪垠是抗战时期的重要作家，也是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人。他生平“可传性”史料相当多，但囿于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语境至文学消费时代对传主倾向性的选择等因素，当前关于“姚雪垠传”的版本相对较少，且所传内容差异较大，以杨建业和许建辉两位作者的《姚雪垠传》(以下简称“杨传”与“许传”)尤其典型。“杨传”与“许传”都以纪念性的创作动机为主，注重对传主人生经历写实的线性书写与完整记录，对其重要的人生节点及有关争议的事件有所回应。相比“杨传”报告文学式的对传主的宣传刻画与文学研究摘录式的作品分析，“许传”对传主的文学创作与思想理路的把握更加细密，部分填补了“杨传”无开掘传主精神心理内容的空缺。作为现当代文学史上“奇怪的个案”，“许传”对姚雪垠“心态史”的传记与对其“单纯”而“复杂”的精神世界的发掘引人深思，对于现代作家学术型传记的书写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姚雪垠传》；杨建业；许建辉；心态史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一、“姚雪垠传”的出版概况
姚雪垠，原名姚冠三，1910年10月10日出生于河南省南阳邓州市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卒于1999年4月29日。现代著名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湖北作家协会主席。长篇小说《李自成》(第2卷)于1982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一生历经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等时期，是跨越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转折时期的作家，一生经历坎坷，文学创作生命旺盛。在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期，姚雪垠的知识分子心态与史学文化内涵相当具有典型性。


受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影响，新时期中国现当代作家传记繁荣发展，呈现出全传、家传、评传以及考据式传记、学术传记等多元化写作趋势。不同于二三十年代现代作家自传书写的繁荣，80年代以来现代作家的“他传”书写更为突出，且呈现出文学快速发展趋势。陈建功从姚雪垠“东方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引出对其历史地位的判断，“我以为他有资格成为审视20世纪中国式成功人生的一个观察点。从这个点上，除了可以窥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之外，还应该能够看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矛盾，甚至可以看到在坚守与突围中迎接新的人格曙光的东方知识分子的人生范式”[1]002。按照正传、评传、别传的传记类型划分，“姚雪垠传”属于正传。姚雪垠的文学创作高峰分为抗战时期与20世纪70年代两个时期。他虽然卒于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浪潮影响下的作家传记繁荣期，但却是很少被作传的作家，在现当代作家传记丛书热潮中多被忽视。从消费型传记文学繁荣的角度看，传主的选择一般与其人生经历的传奇性、社会影响力等因素有一定的关联。由于受到新时期新启蒙时代语境的局限，姚雪垠研究与传记写作受到冷落，使得传记作家忽视了对姚雪垠的发掘。作传者不同的出版定位决定了其传记的种类、内容侧重点的不同，同时，作家对传主的选择与当时的文学史定位、学术研究的风潮密切相关，尤其是那些具备消费文化元素的作家，如丁玲、张爱玲、萧红、林徽因等，备受青睐，更是将有着左翼创作倾向的姚雪垠推至边缘。


广义的“姚雪垠传”并不少。例如，2008年蒋晔与武京予著“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系列之《姚雪垠》，简单勾勒了姚雪垠的人生大事年表。而作家人生经历与创作年谱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传记。在2010年姚雪垠100周年诞辰之际，其子姚海天整理出版了《姚雪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编撰出版了由许建辉担任主编的《百年雪垠》，内含许多亲友对姚雪垠的人生经历、性格、心态等方面的回忆文章。怀念性文章、传主的生平史料整理，只能算是传记资料或历史文献，也不属于传记文学作品。2018年河南省邓州市政协原主席、关工委主任杨德堂策划的“姚雪垠作文奖”的奖品丛书，由姚海天、蒋晔编著的面向青少年的《一代文学大家姚雪垠》，侧重发挥作家传记对人的启发、教育功能，其中包含姚雪垠传记、采访实录及其师友袁宝华、穆青、许嘉璐等人的回忆录。以上这些关于姚雪垠传、记、评等，为深化对姚雪垠的研究及新的“姚雪垠传”的书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按照“编”与“著”的行文划分，本文采取“传记文学”与“传记”的概念相对统一的标准，以“杨传”与“许传”作为研究对象。


传记作者的职业特征影响其对传主的人生经历、心理特征、创作角度等方面的书写倾向。由于不同职业素养、不同创作动机，“杨传”与“许传”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写作风格。传记作者与传主的关系亲疏，直接决定了其传记书写的基调。杨建业曾任新华通讯社记者、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央领导秘书，采访报道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鹏、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个领域的知名人士，如黄昆、马寅初等，代表作有《马寅初传》《黄昆传》《姚雪垠传》《风云人物采访集》等，撰写内参50多万字且其中多篇被中央领导做过批示。杨建业自1976年开始多次采访姚雪垠，并于1987年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写作姚雪垠传的邀约，写作“杨传”时与传主已相识10多年。1990年在姚雪垠文学创作60周年学术讨论会召开之际，也是姚雪垠80大寿之时，杨建业选择出版《姚雪垠传》，显然表现出新闻记者的敏锐性。杨建业的《姚雪垠传》作为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艺术家文学传记丛书系列”之一，且分别于1993年改为《姚雪垠传——情系沧桑》和1994年、1996年改为《姚雪垠传——史海文心》多次出版。虽然“杨传”有1990年、1993年、1996年多个印刷版本，但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的改编。1999年姚雪垠去世，次年，杨建业在原有版本中增加“桑榆暮年”和“尾声”两章，完整记录传主的一生，至此第一部完整的“姚雪垠传”诞生了。传记有自传和他传，传记和“亚传记”不同。早在1980年，姚雪垠就开始口录《七十传略》并执笔《学习追求五十年》。而“杨传”也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写作的，并在行文中多处直接引用其中的文段，属于姚雪垠“他传”的首创，这也正是“杨传”的开创性意义与多次印刷的价值所在。许建辉于1995至1999年任姚雪垠第三任助手，曾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委员会委员，所编著的作品也多与文学相关，其中参与编写的有《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经典作家文物文献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珍藏大系》(13册)(包括闻一多、巴金、冰心、许地山、朱自清、茅盾等作家)及《百年雪垠》，著有《姚雪垠传》《翰墨书香中的追寻》等。从工作经历与编著内容看，许建辉对于现代作家的史料整理的工作经历为其学术性传记写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从作传者的知识结构来看，许建辉对于作家传主的认知与书写显然更具学术性。2007年许建辉受邀撰写《姚雪垠传》之前，已发表过关于姚雪垠研究的系列文章。


作传者的创作动机、出版定位、与传主的关系等成为传记作者写作的限制性因素，而作传者的主体性，对传记的思想文化价值起引领作用。作传者杨建业、许建辉二人与传主的密切交往，一方面增强了有关传主第一手材料搜集的丰富性与真实性，但另一方面传主史料的充分、翔实也限制了传记作者个人主体性创作的发挥。二人应邀而作的被动写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记文本对传主的文化、道德、个性等方面的价值评判。传记作者与传主之间必须有“生命的相遇”，传记文本也应传达出作传者的价值判断。两版“姚雪垠传”书写的功能之一是纪念，而以崇敬型认同心态所写的传记难免限制了对传主人格、心理等层面的认知。杨建业的传记书写，保持着新闻工作者重视事件过程的现场感与即时性。1990年杨建业按照时间的线性顺序为姚雪垠80岁献礼作《姚雪垠传》。2000年的修订版，作为姚雪垠90岁诞辰的纪念作品出版。杨建业与传主姚雪垠有着共同的成长经历和信仰追求，在许多方面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许建辉自担任姚雪垠助手以来，为传主做过多年的资料整理工作，成为姚雪垠人生最后4年的工作秘书。“许传”以为“姚雪垠文学创作研讨会”加持力量为目标定位，在史料的选择与书写方式上有所侧重。毕竟，记叙传主的整个人生不可能精准地记录其全貌，甚至就是传主本人也难以完全记录自己人生的枝枝节节。


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化倾向”与传记文学心理分析转向的趋势下，作家传记对作家“心态史”的书写尤为突出。透过“杨传”“许传”的对比阅读，分析两位传记作者对传主相关史料的选择与认知的异同，能够对“心态史”传记的意义有较为深切的体会。两版“姚雪垠传”都充分掌握了传主的生平材料，侧重记录姚雪垠作为一名作家的人生事件，具有作家传记的资料性、工具性、可读性等特点，并且存在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的承续性关系。然而，两版“姚雪垠传”对传主特殊历史时期的心理特征与文学创作的关联剖析相对薄弱，淡化了心路历程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二、文学性与学术性：“史料”处理方式的侧重与选择
非虚构传记写作的前提是对传主相关史料充分而准确地把握，但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却不是史料的简单罗列。“传记真实是丰富的史料和科学的史识的结合，传记作品中出现的历史事实，已经不是简单的史料的堆砌和罗列，它是被观念所研究、选择和建构起来的，其背后是作者对历史的认知和解释”[2]29。传记写作的真实性，是对传主史料的发掘、认知、整理、再创造的过程，是由感性与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传记的“史”与“文”在一定程度上是难以分割的。“杨传”与“许传”在写作风格、细节侧重上有不同。“杨传”侧重传记的文学性，字里行间充盈着饱满而激扬的情感，同时对传主的人生经历多以故事性的非虚构写作进行场景再现，提升了传记的可读性与趣味性。“一个优秀的传记家，他一方面要反映自己时代的精神，也通过传记完成自己，另一方面他也要忠于历史，他的自我存在于历史材料的背后，否则传记就成为小说而失去读者的信任，传记家也失去了自我”[2]189。“许传”侧重传记的史料性，以历史的眼光将传主置于文学发展的宏大时代之中，对历史背景的交代相当精准，以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分析传主的功过是非。


胡适指出：“传记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3]1088传记作者对所搜集资料进行加工时的价值立场与传主的立场是否一致，取决于作传者对时代精神指向的理解，以及对传主精神内核与其文学创作关系的把握。中国史传传统强调历史真实，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内在真实。在面对同一传主的相关资料时，杨建业与许建辉以不同的“组合”方式为传主立传。“杨传”坚持“文学传记”的定位，对姚雪垠文学巅峰时期的部分争议问题发声，以整合采访资料的方式呈现。由于传主“透明”的性情使得“杨传”对于传主的个人创作与人生经历的阐述相当彻底，这也增加了作传者为传主开创性作传与“心态史”探索的难度。一方面，二人对于传主的出生差点被溺死、百日历险、求学经历、北京图书馆自学、《李自成》创作过程始末以及两次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庇佑”等重要人生事件的选择多有重叠。另一方面，二人对于传主真实心路历程的把握与呈现又有很大差别。同样书写传主“百日历险”的经历，“许传”以其影响姚雪垠文学创作为重心进行分析，而“杨传”则重在场景还原，详细叙述土匪与姚雪垠之间的对话以及经历过程的戏剧性。即使有《长夜》《李自成》小说创作与此经历的关联阐述，也是由传主的“原话”和盘托出，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传记作品的主体性分析功能。同样论证传主的笔名“浮生”的渊源，许建辉以李白的诗句、沈复的《浮生六记》为论据引出传主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情感共鸣；而杨建业以李白诗句“浮生若梦，为难几何”指出笔名的出处，述而不作，隐匿了主观分析内容。同时，许建辉对作家所阅读的书籍也相当关注，从“文学影响的焦虑”层面分析传主的精神世界。“许传”对姚雪垠阅读史与知识储备、思想理论根基、文学创作的指导原则有较强的梳理分析意识，如对姚雪垠在河南大学预科时期阅读《经济学大纲》所奠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唯物史观，为其辩证地看待农民起义与创作历史小说做了理论准备；大革命失败后对《清代学术概论》《古代社会研究》的阅读与思考成为姚雪垠走上史学研究与历史小说创作的思维起点。


为跨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各个历史转折时期的典型作家作传，传记作者必须坚守以史料为本的价值尺度，同时还要摒除传主的时代光环的影响以及政治认同的自我牵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发挥传记写作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尤其传记作者对处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传主相关史料的把握，以及与传主精神世界的契合程度，决定了传记作品把握传主思想精神的主动性。“许传”史料详尽且分析深入，在理清传主不同时期人生经历的基础上，明确按照线性时序展开，以童年时代的文学启蒙引出外祖母，以学前的文言教育与思想启发引出父亲，以青年时期出走家庭引出乖张的母亲、苛刻的大嫂。许建辉统摄传主中小学时期的读书以及到外地当兵与求学的经历，从传主的家庭环境、生活经历对其性格、思想的影响出发，逐层向其文学创作与思想情感深入，呈现出流线型的动态感。许建辉结合传主的人生经历，对姚雪垠抗战时期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艺术价值、社会价值进行分析，揭示了《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春暖花开的时候》等作品发表过程中的真实细节。相较而言，“杨传”凸显出为文化名人作系列报道的“人物专刊”特质，如对《差半车麦秸》的“约稿”与“拒稿”到“再投稿”，对“约稿人”模糊化，重点突出作品出版后的社会轰动效应以衬托传主的形象。与之相反，“许传”则以严谨史料点出了“约稿人”即为舒群的事实。


两版“姚雪垠传”在叙述中都穿插了大量原始文献，有研究专著、相关文件、书信原稿、图片，以及报纸和相关研究文章等。但在文献的引用规范与篇幅上，二者有着很大差别。许建辉著《姚雪垠传》有着天然的传记写作的资料便利，“许传”在后记中提到了写作《姚雪垠传》的“情绪化”动机，即2003年姚雪垠国际学术研讨会囿于相关研究太少而延期举行。“许传”谦虚地设置了“为后来的研究者铺路搭桥”的文本目标，为难以“撑起台面”的姚雪垠国际学术研讨会做准备，对“传主的性格”挖掘具有开拓性意义。“许传”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传记作者史料至上的理性，正如陈建功所言：“这本传记写得很规矩很老实，不拔高溢美不文过饰非不顺情说好话，一切唯史料是瞻，白白黑黑非非是是。”[1]002这也正是对新世纪姚雪垠研究现状的总结。


“杨传”对于传主相关的史料，缺乏细致的整合，多有采访的痕迹与文本互文的应用，有很强的采编风格。文本中除却多处直接引用《学习追求五十年》中的传主言说外，对传主家族成员采取剪影式的“肖像”展示，与传主本人的文章以“互文”形式呈现并未标明引文出处，甚至直接把传主被哥哥规劝不入“幼年兵营”、与王梅彩相亲等人生经历的场景进行还原。相较20世纪90年代的“杨传”，2007年的“许传”较好地弥补了“杨传”对引文出处标注不规范的缺陷，对于姚雪垠相关史料的整理与呈现更加理性、客观，避免了大量直接地引用姚雪垠文学作品中的片段，对于传主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有更加深切地理解。相比杨建业关于传主的外祖母、父亲、母亲、大嫂等亲人的关联书写，许建辉则以文学启蒙、民主意识、封建旧家庭的伦理观念的逼迫等不同维度，对各个家庭成员进行刻画，更大程度地发挥了作传者的主观能动性。


传记是传记作者与传主二人的生命对话。传记作者的主体性及其在文本中为传主的画像呈现，是现代传记文学关注的核心。“作者主体意识明显的传记未必是优秀的传记，但是优秀的传记，其作者的主体意识一定是突出的”[4]31。此观点与杨正润在《现代传记学》中所强调的传记“书写主体”的重要性一致。作为传主史料的重新选择、组织者，作传者的主体性介入对传主的形象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记作者的主体性既表现出与传主内在精神的相通性，又表现出强烈的个人主观能动性。例如，许建辉对传主内心世界的探索，从与家族外祖母、母亲等亲人的关系入手，导出姚雪垠走上求学、文学创作之路的起因。“许传”对于在政治运动中姚雪垠的人生遭遇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给予极大地同情并分析了其真实原因，对于传主的某些“负面”人性问题也抛去了“讳言”的顾虑。例如，对姚雪垠和毛主席的通信与《李自成》写作出版的关系、对姚雪垠与陈纪滢的关系转变等都以史料为本还原真相。俞汝捷早在1977至1985年就担任了姚雪垠的第一任助手，为姚雪垠的《李自成》写作做相关的资料收集与录音整理工作。同样作为昔日姚雪垠助手，俞汝捷为“后来者”许建辉的姚传作序，对其有相对客观的评价，“其一，她对与传主相关的任何人与事、涉及的任何问题都不回避，勇于通过事实的铺陈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倾向。其二，无溢美之词。由于在以往介绍姚老的各类文字中时有戴高帽的现象，她这种褒贬有据、不作廉价恭维的文风就显得格外可贵”。“它是迄今写得最好的《姚雪垠传》，却未必是最后一部《姚雪垠传》”。而对“许传”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矛盾，也持“宽容”态度，“凡属传记，在客观叙述传主生平的同时，必然有意无意地会带有作者的主观评价，流露出自身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取向。特别是涉及某些敏感而带争议性的问题，或述及传主参与的某些论争时，更会有自身的观点与是非标准”[1]6。


“杨传”中关于姚雪垠的访谈材料多是直接呈现出来，甚至部分人生经历也以人物对话的形式呈现出来，极具文学创作的特征。对于传主在动荡年代的内心活动的书写，作传者的想象、分析显然没有传主的自述更加可信。同时，姚雪垠关于个人创作以及心灵世界的剖析文字资料也相当坦荡与翔实。“杨传”与“许传”对传主姚雪垠的自述资料的引用都比较多，而这种引用既有书写的便利，也因书写的困难所致。在“杨传”后记中，杨建业明确道出作传动机、理论准备以及对传主资料的积累过程，“现在的这部《姚雪垠传》，从采访、写作到成书，先后历时12年。整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76年冬天开始，到1985年8月，是第一阶段。在这近9年的时间里，作为新华社的记者，我先后共采写播发了十几篇关于姚雪垠的报道：其中有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内参、有给香港报纸撰写的长篇人物专访，有新闻、长篇通讯、报告文学、也有关于他登上文坛之前的传记文学。这些报道和文章介绍了姚雪垠通过刻苦自学成才的情况，如何进行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透露了他在完成《李自成》后，写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的宏伟计划，及其具体内容；阐述了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和治学经验；回答了广大读者所关心的有关《李自成》的问题等。从1985年9月至1988年3月，是我写《姚雪垠传》的第二个阶段……因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在1987年初曾约我为该出版社写《姚雪垠传》，这便使我最后下了决心，尽快动手写《姚雪垠传》。为此，在原有材料的基础上，我又用了一年多的业余时间，进一步补充、系统搜集和整理姚雪垠的材料。……从1986年10月26日开始，到1987年12月20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姚雪垠事先有准备的情况下，又同他先后用十五个星期天的下午进行了长谈，而且每次都在三小时以上。仅根据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稿子就有近十万字；与此同时，我还借阅了许多他珍藏的档案材料，阅读了各界人士给他的不少信件，仔细观看了记录他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几十本相册……所有这些都大大增进了我对姚雪垠的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从1987年的9月下旬开始，我便在业余的时间动手进行创作。从这时起，到1988年的3月中旬，在大约半年多的时间里，……终于完成了这部传记文学《姚雪垠传》”[5]346-348。由此可见，访谈资料是杨建业写《姚雪垠传》(1990年版)的第一手材料，创作《姚雪垠传》是对1976年以来采写姚雪垠相关通讯稿的延续。这决定了杨建业所著“姚传”的对话性特征，且与姚雪垠自传有着材料的同一性。“杨传”的文学性与“许传”的学术性差异，决定了两位作者对传记材料的“重写”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行。虽然从文学价值角度看，不同类型的作家传记并无高下之分，但是就文学研究而言，偏重学术性的作家传记显然更有参照意义。“心态史”传记对于作家创作中的“心态”分析必然至关重要，“姚雪垠传”的两个典型文本的推进历程仅是对此趋势的呼应。


三、召唤与超脱：“心态史”传记的必要与适度
考量作家传记的价值，必须对其作品的灵魂投射有精准把握，对其人生历程的文学转化有清晰洞察。数据显示，新时期以来我国长篇传记的出版大约每年为6000—10000部。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史料化”趋势下，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传记写作发展迅速，许多作家都呈现“一人多传”的现状，但从总体上来看，仍有“精神性缺失”的问题。在当代传记文学中，不少传记作家没有充分厘清传记与历史的区别，往往在撰写朱德传、赵丹传、曹禺传时，立志要写出一部军事史、电影史、话剧史，“其结果就一直是使传记只探究一个人在某些特殊职能中的行为，而不是对那个个人提供全面的、生动的图像”[6]。传记作家沈卫威关于传记创作的标准即“一部传记，不是一座人工雕琢、粉饰的纪念牌，应是以传主为中心的个体编年史，是一部灵魂的历史”。杨建业、许建辉作为采访者、助手，受职业、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与传主有着精神相通的情感基础。虽然他们所掌握的传主第一手资料真实且丰富，但是对传主复杂心理和思想状态、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关系的分析却相对拘谨。“姚雪垠传”文本多呈现出书写口径相对统一，史料内容整理选择上相互重叠的现象。中国传记“为尊者讳”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传者对相关史料的认知，阻碍了探究传主“内心症候”的可能性。对照“姚雪垠传”的写作实践，探索作家“心态史”传记的写作规律，可为现代作家传记尤其学术型传记提供一定的写作思路与经验。


作为跨越中国现当代史各个转折时期的作家，姚雪垠的文学创作必然离不开对革命、政治生活的关照。作为传主的姚雪垠，其个人人生经历的苦难必然体现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分裂、矛盾与不断重建。从姚雪垠所著的《学习追求五十年》来看，个人经历的戏剧化书写是其明显特征，其中对典型事件的记录是不同版本《姚雪垠传》的史料基础。姚雪垠在写给刘增杰的信中说：“在河大预科被捕的情况,非常能反映我的性格、气质，我在《学习追求五十年》中也未写一字。但是这段真实故事很能够说明我后来的作家道路以及《李自成》的写作与我的气质的关系。诸如此类,还有一些我不愿谈的事，但作为对我的深入研究，似乎你应该知道。”[7]可见，姚雪垠对自己思想性格之于文学创作研究的“心态史”挖掘也有着“知音难觅”的盼望。无论是从姚雪垠对司马迁《史记》传记文学典范的史传风格的推崇，还是他在人物传记《记卢镕轩》后记中所传达的对传记作品的“个性表现”与“感情成分”的传记创作理念的执着追求，都彰显出姚雪垠对传主“心灵世界”开掘的渴望。


相较“杨传”，“许传”对姚雪垠的“心态”变迁已有自觉意识，但在书写中仍是相当委婉、收敛。中国现代较早写自传的胡适先生，强调作家传记历史意义与文学价值的统一，“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8]6。董炳月认为，现代“作家传记作为一种体裁的独立价值无疑应当充分肯定,不能将它等同于一般的作家作品论、创作心理分析和文学史研究,但它又确实应当包容这三种批评方式的主要因素”[9]。其对作家“理想传记”的深度要求明确为三要素，“作品应当得到正面的、历史评价和美学评价相统一的评述”，“对传主人生道路的叙写，并通过这种叙写揭示传主艺术个性的形成、创作心理的演变，注释作品”，“通过对传主生活和文学活动的描写，展示具体历史时期文坛的某些侧面”[9]。在历史文化语境中，传主的心理演变与个性特征是作家传记的落脚点。以“姚雪垠传”传奇性中所潜隐的作家文学创作选择的心路历程为切口，强调传记作者与传主的“生命对话”是对“心灵史”传记的时代召唤与历史参照功能的强调，有助于发掘作家传记之于时代思潮的价值内涵。


作家传记与政治、军事、音乐、哲学等领域的名人传记不同。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人生经历与创作历程与中国现当代历史发展历程是同步的。理想型作家传记尤其是特殊时期处于创作高峰的作家传记，必然与历史进程有一定呼应。“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10]205。在特殊历史事件中作者的创作心灵体验，彰显出其传记的历史价值，对文学研究者具有启发意义，甚至承担一定补充文学史的责任，体现出对传主人生价值的发掘。杨正润先生强调，“精神分析史对传记文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提高都是有益的”[11]。精神分析法，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心理学倾向，在传记文学研究中立足于对传主心灵世界的科学求真，对中国传统的史传书写方式提出巨大的挑战。黄修己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中对20世纪30年代现代作家传记写作进行评价认为，“研究作家的成长史、思想经历、生活道路、个人心态乃至性情，研究这些因素对于创作的影响……经由历史中作家的心态层面进入研究的视野，剖析作家个体的群体的心理特征，由此形成对文学的‘深层结构’的多样分析和认知”[12]216-217，显示出对作家“心态”之于作家传记书写的意义。以此对照“杨传”与“许传”，二者对传主的心态、性格的深层剖析都还有很大空间。正因如此，赵焕亭对“该有一部姚雪垠心态史传记”[13]才有所期待。他以姚雪垠对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真实的质疑、与刘再复的论争等争议性事件为例，指出“心态史”传记应以史料为本描绘传主精神面貌和思想脉络的轮廓。而这正是，“根据传主的各种作品与著述，结合其人生经历和所处政治文化语境，探究传主的精神演变，进而揭示传主灵魂的裂变、精神的矛盾以及思想的局限”[14]。


随着作家传记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逐渐深入，现当代作家传记出版的繁荣以及消费型作家传记的喷涌，重新思考现代作家传主的选择、评估作家传记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反思作家传记写作与文学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对于当下传记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于建构社会人文精神的正向能量意义重大。作为20世纪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姚雪垠的人生道路与文学创作复杂关联，显然“心态史”传记更接近传主真实精神世界的描画，也更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姚雪垠传”反映出以传主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作家在动荡的20世纪40年代自身文学发展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70年代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文学呈现方式，对于深入分析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复杂的思想精神状态具有极高的参照意义。从姚雪垠文学创作的时代价值、思想成长的教育意义、作为传主的知识分子参照价值来看，对其复杂心理的探究，有助于理解“姚雪垠传”对其精神历程的深入探索的艰难性。作为文学创作与社会历史密切相关的作家传主，姚雪垠的生活实践与其人格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往往具有以小见大的时代折射功能。因此，学界对其“心态史”传记的学术研究的史料价值会有更高期待。在新世纪姚雪垠研究不断地深入的过程中，“姚雪垠传”的深化也将为其提供更丰富的史料佐证。而就传主而言，姚雪垠对其《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李自成》等典型作品的构思过程以及社会评价都有相关研究文章，对个人文学创作的心理矛盾与价值观都有明确说明，这又为“姚传”的“心态史”挖掘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增加了阐释的空间。然而，分析传主精神世界要因人而异，过度地生发传主的“复杂”心态并不是提升传记水准的必要手段。因此，探索现当代作家传记的传记作者主体性，需要重新审视“心态史”传记召唤的理性价值，思考传主“心态史”发展进程的深度与理性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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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M]//.郁达夫全集：第11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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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黄修己,刘卫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13]赵焕亭.该有一部姚雪垠的心态史传记[J].书屋,2014(10):75-78.
[14]孙德喜.从《曹禺:戏里戏外》看精神传记的写作[J].社会科学论坛,2012(8):252-256.


收稿日期：2021-11-25；收修日期：2022-01-10
基金项目：2021年海南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1AZW018)
作者简介：曹转莹(1987—)，女，河南巩义人，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22)02-01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