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南阳人—姚雪垠

姚波

大美南阳人—姚雪垠

南阳史志文化发展中心 2023-10-09 09:25

姚雪垠，原名姚冠三，字汉英。1910年10月10日出生于南阳邓州九龙乡姚营村。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全国第六届、七届政协委员。


    姚雪垠家庭原本富裕，父亲上过开封优级师范。后逐渐败落。姚雪垠出生时，母亲准备将其溺死，幸为祖母所救。姚雪垠与祖母感情极深，从小爱听祖母讲故事，由此激发了想象能力和文学兴趣。9岁时，土匪攻破寨子，姚家房屋和衣物都被烧光，搬进邓县城里居住。在县城里，姚雪垠读了一年多私塾，又上了三年教会办的高等小学。邓县是南阳曲剧和越调的发源地，曲艺发达，姚雪垠经常粘在曲艺场子里听《施公案》、《杨家将》、《彭公案》、《三国志演义》，这更进一步激发了他的艺术想象能力，对他以后走上文学道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1924年小学毕业后,去信阳上中学。同年冬，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学校提前放假。回乡途中，与二哥和其他两名学生一起被土匪绑票。由于姚雪垠聪明可爱，被土匪认为义子，三个月后土匪将其送回邓县家中。在土匪中生活约100天的这段特殊经历，成为他后来创作自传体小说《长夜》的基本素材。


    此后四年多，失学在家。利用这段时间，阅读了许多“五四”新文学作品，也读了一些俄国作家的小说，培养了对新文学的兴趣，增强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的不满。家庭的缺少温暖与社会的黑暗重重，形成了姚雪垠的叛逆性格。为了追求新的生活，曾两次到具有进步色彩的军队中去当兵。由于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出路，滋生了苦闷感伤的情绪。


    1929年夏，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与此同时，在《河南日报》副刊用“雪痕”的笔名发表处女作《两个孤坟》和其他作品，这些小说写了下层劳动者受封建势力迫害致死的悲惨故事，表现了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入学后不久，即参加进步活动，和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还读了清代朴学家、《古史辨》派和郭沫若等唯物史观派的一些代表性论著，立志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或文学家。


    1931年5月，与同盟会早期活动家王庚先之女王梅彩在开封结婚。时年21岁。同年暑假，被学校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的罪名开除。从此结束学生生活，在北平等地以投稿、教书、编辑为生。到抗战爆发前夕，先后在《文学季刊》《新小说》《光明》、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野祭》《碉堡风波》《生死路》《选举志》等10多篇小说，这些作品展现了内地农村黑暗混乱的现实图景，和被压迫者奋力反抗的斗争画面。此外，编过《大陆文艺》、《今日》两种刊物，在《芒种》《申报》上发表杂感，还刊出散文散文诗、文学论文多篇。这些文章同样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关切，有敏锐的时代感。


    1936年，由于受文艺大众化、大众语讨论的影响，收集家乡地方口语，编为《南阳语汇》。抗战爆发后，从北平辗转来到开封，与嵇文甫、范文澜、王阑西等人合办《风雨》周刊，任主编。在此前后，发表论文、杂感数十篇；并赴徐州抗日前线采访，写成书简体报告文学《战地书简》。


    1938年春去武汉，不久参加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从事抗日进步文化活动。在《自由中国》《文艺阵地》上发表短篇小说《白龙港》《差半车麦秸》。次年又在《文艺新闻》上刊出气氛悲壮的《红灯笼的故事》。后两篇曾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并被译为英、俄文。《差半车麦秸》和稍后的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之所以受到文学界的重视，是成功地运用活泼生动的群众口语，写出了农民在抗战中的觉醒与变化。1939年起，姚雪垠在辗转鄂、皖、蜀等地的过程中，以主要精力创作中长篇小说，写有《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新苗》《重逢》等。这些作品多以抗战初期知识青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题材，写出了年轻一代高昂的救国热情，并从侧面触及了国民党军政机构的黑暗腐败与地方封建势力的猖獗，揭示了抗战阵营内部的复杂斗争。笔法转向委婉细腻，语言更为活泼多样。但有的作品在青年男女爱情生活方面用了过多的笔墨，冲淡乃至削弱了表现时代的主题。这个时期，他也写了不少文学论文，如《论现阶段的文学主题》《通俗文艺短论》《文艺反映论》《屈原的文学遗产》等，其中一部分结集为《小说是怎样写成的》一书出版。此外,还印行了《M站》《春到前线》《差半车麦秸》等短篇小说集。


    1943年初至重庆，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45年到四川三台，任东北大学副教授。


    1947年由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长篇小说《长夜》。《长夜》以20年代军阀混战时豫西山区农村为背景，描写了李水沫这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的生活，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强人”形象，真实有力地揭示出许多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沦为盗贼的社会根源，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身上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象《长夜》这样以写实主义笔法真实描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绝无仅有的，此书译为法文后，姚雪垠被授予马赛纪念勋章。他的小说从早年起，就透露出一种强悍的气质：1929年发表的《强儿》刻划一种坚强的性格，30年代中期的若干作品也多次写到一些敢作敢为的人物。把一批“强人”形象送进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发掘和表现强悍的美，是姚雪垠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的一个独特贡献。《长夜》之外，这个时期姚雪垠还写了《我的老祖母》《外祖母的命运》《大嫂》等一组散文。


    解放战争时期，姚雪垠在上海还写了记述爱国科学家的传记文学《记卢镕轩》和短篇小说《人性的恢复》等。1948年以后,先在高行农业学校，继在私立大夏大学教书，同时发表了《明初的锦衣卫》《崇祯皇帝传》等学术论著，这为他后来创作《李自成》准备了条件。


    1951年，姚雪垠去浙东参加土改，因不懂当地语言，无法了解风土人情，于是萌生返豫之念。这年夏天，他回郑州从事专业创作。1953年因中南地区作家协会成立，迁居武汉。除写了少量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散文、杂感外，创作上处于苦闷时期，只在50年代中期发表了《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中的一点质疑》等论文。


    1957年被错划为“极右分子”。姚雪垠开始在逆境中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1963年出版《李自成》第1卷，引起巨大反响，以《叛旗》为书名翻译成日文后获日本文部省、外务省颁发的文化奖。姚雪垠将样书寄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给以充分肯定。1966年7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把中南局代理书记王任重叫到身边，特意嘱咐：“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1973年，《李自成》第二卷完成。但四人帮把持文坛，认为不符合他们所说的创作规律，给予刁难，干扰出版。1975年10月19日，姚雪垠给毛泽东写信，由胡乔木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在转信的报告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1976年，《李自成》第二卷出版。为方便他今后的创作，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姚雪垠来到北京，住木樨地。


    1978年后，当选为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文联主席。1981年12月，在古稀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李自成》第三卷出版。1982年，《李自成》第二卷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1999年4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1999年8月，由他本人在病榻上口述，再由家人整理完成的《李自成》第四、第五卷出版。


    《李自成》是姚雪垠史学准备、生活积累、理论素养、艺术经验各方面集大成的产物，是几十年创造性劳动的结晶。


姚雪垠：霸气成才


殷德杰


    在南阳的作家群中，姚雪垠是跨代的，他从1929年9月在河南民报上发表处女作《两个孤坟》，一直到1999年完成《李自成》第五卷，坎坎坷坷，在文坛上行走了整整70年。他是最不幸的，他的不幸让人叹息扼腕；他又是最幸运的，他的幸运叫人嫉妒艳羡；幸与不幸里，是他的高傲坚毅，自信和自负，还有咄咄逼人的霸气。


    姚雪垠1910年农历九月初八出生在南阳邓县文渠乡（现为九龙乡）姚营寨。祖上有土地400余亩。但家族纷争，族人暗结土匪，灭门霸产，在一天夜里，房屋家财被烧得精光。姚雪垠一家逃脱性命，一夜间成了赤贫。他出生时，家里已无力养活，父母决定将其溺死。幸有老祖母将其夺下，为中国留下一棵文星。14岁，到信阳上中学。在学校放假回家途中，走到泌阳县，被土匪绑架。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生死之劫。在这生死窝里，姚雪垠没有其他人的恐惧瑟缩，而是瞪大了他那双非常独特的金晶大眼睛，连土匪也怯了几分。土匪们觉得这娃儿聪明伶俐又胆大，长大不是个一般的人。土匪头目就把他从票号里放了出来，认他做义子。姚雪垠在土匪队伍里一共呆了100天，土匪义父从不喊他的名字，而是亲昵地喊他“娃儿！娃儿！”土匪们破寨，他就也跟在后边冲上去；土匪们放火烧房子，他也举着火把点火。土匪们向大户人家勒索钱财和催逼绑票赎金的信，都由姚雪垠写、姚雪垠送。一次军阀队伍和红枪会围歼他们的杆子，前面是一条大河，无路可逃。这是姚雪垠第三次遭遇生死之劫。正在绝望时，土匪的二架骑着一匹骏马跑了过来，大声喊：“娃儿！快抓住我的马尾巴！”他抓住马尾巴，水花溅起丈把高，冲过了河，逃脱一条性命。


    但是，义父的杆子被打垮了。义父带着他躲藏了三天，说，娃儿，义父不定哪天就叫官军抓去砍头了，你还年轻，脑袋不能掉，我送你回家吧。他的土匪义父亲自把他送回到邓县家里。


    100天的土匪生活，确立了姚雪垠的人生观和人生道路。他改变了对土匪“杀人放火、十恶不赦”的传统看法。他亲身经历了土匪们的重情重义，也亲身体验了土匪们的敦厚与善良。土匪们也杀人，也放火，但都是生存的无奈。他对土匪有一种很深的感情，用后来的话说，叫朴素的阶级感情吧。正是源于这段生活和这种感情，20年以后，1947年，他创作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长夜》；也正是源于这段生活和感情，50年以后，1999年，他完成了五卷、330万字的史诗巨著《李自成》。姚雪垠在谈到《李自成》的创作时这样写道：“……我从前没料到，我在少年时代的一段杆子生活和《长夜》的写作，对我中年以后写《李自成》会有帮助。我的义父和几位勇敢的叔叔，在《李自成》的人物身上有着淡淡的影子。比如说，我的义父的性格就淡淡地投影到高一功身上……”


    姚雪垠的巨著《李自成》是在他被打成右派、并被官方明确宣布不准他再写作品的背景下动笔的。这又一次表现出他的高傲与霸气；即使在被人按下头颅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位强者。他一生都在同命运抗争，每次抗争他都是胜利者。


    1958年8月，姚雪垠被划为“极右分子”。在群众大会上，领导义正辞严地宣布：“……给你一碗饭吃，让你活下去，作为反面教员，铲除右派的毒草，壮大左派的鲜花。以后，不能让你发表文章，也不能让你出书！”（见王幅明《姚雪垠：一生一部大书》）


    姚雪垠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正是在劳改场里，姚雪垠开始了秘密写作。农场的活很重，挑塘泥，抬石头。晚上，当其他“劳改犯”们累得躺在床上呻吟的时候，姚雪垠却悄悄地拧开了钢笔，躲进蚊帐，甚至躲进被窝，打着手电，蒙头书写。


    他写的是《李自成》，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部历史小说，共330万字。


    1960年10月，姚雪垠被摘掉右派帽子，成为“摘帽右派”，其写作也由地下转到地上。1962年春，《李自成》第一卷初稿完成，1963年7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姚雪垠听到了掌声。他露出了笑容，眼睛珠子像电灯泡子一样射出光芒。


    但他忘了，他是“摘帽右派”，右派帽子还在某些人手里拿着，随时都可以重新给他戴上。就在人们的一片叫好声中，手拿右派帽子的人却正在组织大批判文章，他们说，《李自成》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姚雪垠的眼珠子暴突出来，成了怒目金刚。《李自成》是歌颂农民起义的，歌颂农民起义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不理解，他不服。


    总是在人生最不幸的时候，姚雪垠性格中最强势的一面就凛然而起。这次他竟然想到了党中央的最高层，想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个刮着大风的夜晚，他关起门，和夫人王梅彩久久地肃立在毛主席像前，然后精心地挑选了两本《李自成》，装进牛皮纸袋里，虔敬地写上：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主席收。夫妻俩一起来到邮电局，买了双挂号的邮票。邮政员们惊奇地瞪大了眼睛。碰巧这时一个多年的文友也来寄稿子，低声地说道：“毛主席那么忙，怎么会看你的书啊？”姚雪垠自信又自负地说：“这不是一般的书，这是《李自成》。”果不其然，毛泽东看了他的书，且欣赏有加，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保护。他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见王幅明《姚雪垠：一生一部大书》）


    但姚雪垠的强势性格是许多人不喜欢的，他的幸运会让许多人嫉妒的，他的高傲和霸气，他的自信与自负，像他的目光一样，会刺伤人的。当政治风暴刮来的时候，一些人就会堂而皇之地因风射箭。虽然有毛泽东的指示，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姚雪垠的家还是被抄了，他的《李自成》在一本宣传册子《毒草100 种》中名列第52位。他又一次被推上批斗台，又一次下放劳改。这时，多年的文友建议：“你何不再给毛主席写封信呢？请主席给予帮助，别的没人帮得了你呀。”于是，1975年10月19日，姚雪垠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毛主席看了姚雪垠的信后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毛泽东十一月二日。”一个月后，1975年12月21日，姚雪垠由武汉来到北京，住进中国青年出版社幸福一村，开始了他《李自成》下面四卷的写作。


    10年文革中，姚雪垠是唯一一位受到毛泽东具体保护和关照的作家。


    1976年12月，《李自成》第二卷出版。


    1978年2月，姚雪垠当选湖北省文联主席。


    文学大师矛盾这样评价《李自成》：“这是‘五四’以来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刨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矛盾《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姚雪垠成为饮誉世界的作家。他的因一段难忘的土匪生活而发端的两部长篇小说，《长夜》，《李自成》，被译为多种语言。1984年10月27日，他应邀参加法国马赛玫瑰节世界名作家会议，并为他的《长夜》法文版签名售书。11月5日上午，马赛市政府悬挂着中法两国国旗，法国国务部长、马赛市长德菲尔授予他纪念勋章。他托中国驻法大使馆赠送给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一本法文版《长夜》。在他将要回国时，收到了密特朗的一封亲笔信：






亲爱的姚先生：


     我和我的夫人对您给我们寄来的您的作品法译本表示感谢，对您的亲切题词，我们犹表感谢。


     虽然我们不懂中文，您的信需要译者翻译，但您的书法之美让我们大饱眼福。希望您的这次法国之行是卓有成效的。在此，您能看到对您的热情款待，正如我每次去贵国访问所受到的热情款待一样。


    祝愿您的《长夜》在法国获得成功。亲爱的姚先生，请接受我的衷心敬意。


                                       共和国总统 弗朗索瓦·密特朗






    两个月之后，1985年1月3日，姚雪垠再次出访。这次是到新加坡参加第二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和金狮文学奖颁奖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结识三毛的那一幕，让与会人无不动容。那是在活动结束后的告别宴会上。人们都在自由用餐，亲切交谈。唯有三毛郁郁而坐。姚雪垠走到她的身边，关切地问道：“明天你几点钟飞回台北？”不想三毛突然站起，扑在姚雪垠的胸上，哽咽起来。她说：“姚先生，请你亲亲我！”满头白发的姚雪垠像一位爷爷，慈祥地抱住了三毛，亲吻了她的面颊。三毛浑身颤抖，哭得更痛了。说：“中国大陆也是我的祖国，是我的父母之邦。可是，我却至今没有回去看看……”姚雪垠推开三毛，炯炯放光的眼睛直视着三毛，庄严地说：“三毛！别难过了。你什么时候想回大陆去看看，我就什么时候让中国作家协会对你发出邀请。”三毛热泪奔涌，痛哭失声。全场停杯放著，愕然而视；记者们霎时都举起了摄像机、照相机。三毛不好意思，可又止不住情感的奔泄，连忙扯过身边的纸袋遮挡面孔。姚雪垠拿掉了她的纸袋，大声说：“三毛！这是民族的眼泪！不要遮脸，让大家拍照吧！”


    1996年2月，姚雪垠不幸中风。他一边与病魔斗争，一边写他的《李自成》第五卷。中国青年出版社成立专门班子，加快编辑《姚雪垠书系》，并编校《李自成》第四、五卷书稿，力争在姚雪垠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他煌煌巨著的出版。遗憾的是，他未能看到，1999年4月29日，他的刚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他逝世四个月后，他的《李自成》五卷本全部出齐，22卷本、共800万字的《姚雪垠书系》也陆续出完。2000年1月，根据姚雪垠生前遗愿，家人将《李自成》四、五卷的版税50万元捐出，设立“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励基金”。


    2000年11月，姚雪垠的骨灰安放在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的福田公墓，与前辈王国维等人为伴。他的墓碑前是一本打开的汉白玉雕刻的大书，书的一页上刻着他一生三个时期的代表作——青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中年：《长夜》；晚年：《李自成》。书的另一页上刻着他1975年8月写的一首七律：






     试问迢遥路若何？丰碑数尽玉嵯峨。


     低回红楼辞水寨，怅望青枫吊汨罗。


     子美应夸诗律细，耐庵未必英雄多。


     心随八月潮头壮，弱腕引弓射大波！






    高傲，霸气，自信与自负，跃然诗中。俨然诗坛一帝，“子美应夸诗律细，耐庵未必英雄多”，让人想到了毛泽东的诗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