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化对女性形象的想象与塑造——唐代姚月华身份辨析

姚波

晚明文化对女性形象的想象与塑造——唐代姚月华身份辨析

陈露

(南昌师范学院，江西南昌，330032)

【作者简介】陈露，南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讲师。
【摘要】作为唐代女性诗人的姚月华在中国古代绘画晚期阶段以女性画家的身份进入美术史，但对她的画家形象认识模糊，可靠的史料也较少。从辨析历代文献入手，肯定了姚月华的唐代女性诗人身份。至晚明，她又以女性画家形象出现于小说、画史中。在这一形塑过程中，晚明大众文化对女性绘画的热情、对新的女性审美标准的推崇，共同塑造出姚月华的画家形象。尤其是对她与杨达情事的想象，展现了晚明社会文化激荡的个性解放思潮。


【关键词】姚月华；唐代诗人；女性画家；晚明文化
【中图分类号】K825.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42(2019)
01-0029-06
【基金项目】南昌师范学院科研项目“晚明女性绘画画史地位及背景研究”成果（16RWZD01)。


原载：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9-1期（总第148期）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姚月华，生卒年不详，唐宋正史均无记载。《全唐诗》辑有诗六首[1]9003,《玉台画史》将其编入唐代名媛[2]213。《宋人画册》收录有一件旧题为姚月华的《胆瓶花卉图》[3]54(图1),张珩、徐邦达认为姚月华可能是宁宗时代的一位女画家。此外，姚月华与杨达的爱情传奇常见于晚明小说，甚至在清代出现了以姚月华为主角的戏曲《鹣鹣会》。


对于这样一位文献记载有限的中国古代女性艺术家，似乎没有更多可研宄之处。但是，姚月华的复杂性却远远超过史料所呈现的表象。首先，对于姚月华的活动年代争议较大，历来有唐人、宋人和明人三种观点，时间差异如此之大，实属罕见。其次，姚月华是作为诗人被各种诗选所记录，但五代至宋元的各类诗集中，只辑有其诗，均未提及她的绘画才能，只在传为宋代笔记的《荻楼杂抄》和传元代伊世珍著《琅嬛记》中有对姚月华“时及丹青”的记载。至晚明，姚月华的绘画才能方普遍出现于诗集、小说、画史之中。再次，成书于清初康熙四十五年的《全唐诗》中辑录有六首姚月华的诗作，实际上仅有《怨诗二首》较为可信。最后，在可靠的文献资料中并没有关于姚月华与杨达情史的记载，但他们在晚明小说中一变为才子佳人，绘画在二人的情挑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于姚月华的史料较为匮乏，但在其中仍然隐藏着可以深入解读的线索。姚月华因诗歌而被载入诗史，为何会在中国古代绘画的晚期阶段以女性画家的身份进入画史？姚月华的画家身份在何时被塑造？晚明社会文化在这一塑造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探讨，正是本文的重心所系。


―、姚月华活动年代辨析


历代文献对姚月华的活动年代有唐、宋、明三种说法。唐人说以五代《才调集》、北宋《乐府诗集》、南宋《万首唐人绝句》、元代《唐才子传》为代表；宋人说以清代《佩文斋书画谱》为代表；明人说见于明末清初的《无声诗史》
一书。


1.唐人说
目前可见最早著录姚月华诗歌的是由五代韦毂所编著的《才调集》[4]174。韦毂本人即是晚唐人，唐亡入后蜀，《才调集》是目前唐人编选的唐诗中选诗较多的一种。晚唐人韦毂将姚月华诗选入唐人诗集，具有极高的可信度。需要注意的是，《才调集》中只录姚月华诗二首，而非后来的六首，且仅以《怨诗》为题，未提及杨达。


在北宋人郭茂倩编著的《乐府诗集》中[5]616,姚月华诗与《才调集》完全相同。在宋人陈应行汇编的《吟窗杂录》中［6］865，姚月华诗除个别字有出入外，也与《才调集》《乐府诗集》一致。虽然姚月华所处的“卷三十一”题为“古今才妇”，但是从姚月华所处位置分析，前为鱼玄机，后有裴羽仙，皆为唐人，编者也必是将姚月华定为唐人。南宋洪迈辑录的《万首唐人绝句》[7]989则毫无疑问地将姚月华归为唐人。在元代辛文房著《唐才子传》中[8]338,姚月华名存于唐人李季兰一条中。


由五代至元，诸种可靠文献皆将姚月华定为唐人，不但选诗一致，且均未见姚月华“时及丹青”或小传的记载，也都未提到她与杨达的情史。


2.宋人说
成书于清初的《佩文斋书画谱》将姚月华定为宋人[9]1538，所据为传宋人佚名著《荻楼杂抄》。《全宋笔记》收入该书，但是编者在编纂札记中也指出：“在编纂整理过程中，也发现有不少笔记作者佚名，如《东南纪闻》《咸淳遗事》《昭忠录》《五色线》《荻楼杂抄》《灯下闲谈》《灌畦暇语》《碧湖杂记》《真率笔记》等，内容虽记宋代之事，然有些目前尚无确凿证据为宋人所作，有些存在争议，姑且收录。”[10]可见，《荻楼杂抄》是否为宋人所著是存疑的，《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则未收入此书。


《荻楼杂抄》中“姚月华”词条内容如下：
“姚月华笔札之暇，时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鲜及。然用以自娱，人不可得而见。尝为杨达画芙蓉匹鸟，约略浓淡，生态逼真。”［11］1649


此段文字明言姚月华擅绘事，绘画水平达到了“世所鲜及”的程度，但此段文字无头无尾，不知采录于何书。假如《荻楼杂抄》为宋书，为何以上信息，在同为宋代编纂的各类收入姚月华诗的诗选中均未见到？即便暂且不论《荻楼杂抄》是否为宋书，仅仅因为姚月华名记录于其间，便断为宋人，未免失于草率。《荻楼杂抄》此段文字与传元人伊世珍著《琅嬛记》完全相同，但是学界己考证《琅嬛记》实为晚明伪典。假设《琅嬛记》内容抄自《荻楼杂抄》，为何该书只注明取自“本传”，而未提《荻》书？况且《琅嬛记》中此段文字的前后交代了姚杨爱情传奇的始末，不似《荻》书这般突兀。如果《荻楼杂抄》一节抄自《琅嬛记》，不但史料价值顿减，且姚月华为宋人的说法全不可信。


3.明人说
明末清初人姜绍书所著《无声诗史》记“洪武以至崇祯，二百八十余载，凡有关绘事者，闻见所及，录之奚囊，积而成帙”[12]3。是书作为明代画史专著，将姚月华收入卷七，为“名媛”之首：“姚月华，善笔札，兼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鲜及。尝为杨生画芙蓉，约略浓淡，生态逼真。然聊复自娱，人不获多见也。”[12]170此段内容与《荻楼杂抄》《琅嬛记》虽有出入，但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可见此姚月华与前文是同一人。


《无声诗史》卷六起首有短序云：“昭代画史，余既诠次于前矣。其有名偶得于传闻，迹已湮于缃素者，物外之踪也；艺既竭于心思，品未登于神逸者，苑工之习也；点染随乎意到，磅礴轶于准绳者，游戏之笔也。此皆丹青别调，而画苑之附庸也。因存其姓字，以备考焉，计二卷。”[12]111目前仅见一件旧题姚月华的《胆瓶花卉图》，尚且存疑，此外明代书画著录中也未著录其他作品，基本可推断姚月华出现于《无声诗史》中，实属姜绍书“偶得于传闻，迹己湮于缃素者”，将其归入明代实为耳食之故。


从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对姚月华活动年代的推断以唐人说较为可信。在五代至宋的诗选中，姚月华仅以唐代诗人身份收录《怨诗二首》，均未见“时及丹青”的记载。那么，作为可信的唐代女诗人姚月华，便与女画家姚月华、爱情传奇中的姚月华产生了割裂。她的女性画家形象是何时出现的？这一新形象又因何被塑造？她与杨达的爱情故事为什么同画家身份同时出现？


二、晚明文化对姚月华女性画家形象的塑造


《玉台画史》将姚月华编入唐代名媛，出处为传元人伊世珍所著的《琅嬛记》[13]3405。仅凭《琅嬛记》的记载而将姚月华定为唐代女画家的首要问题是，该书既非诗文集，也不是掌故见闻，它实际上是“汇辑诸书异闻琐事的小说类笔记”[14]139，以小说内容作为信史是不可靠的。其次，《琅嬛记》中姚月华一节的内容注明来自《本传》，但是在元以前的文献中并未发现相关记载。最后，该书中姚月华和杨达爱情故事的内容，与晚明《艳异编》《情史》等艳情小说高度一致。可见《琅嬛记》一书对姚月华“时及丹青”的记载并非确信无疑。


目前学界普遍认定《琅嬛记》是一部伪书[15]31,假托元代伊世珍著以利于销售。对于该书成书年代的推断虽略有差异，但是普遍认为出于晚明时期①。《琅嬛记》中记述“姚月华赠杨达洒海剌二尺作履”[13]3398,“洒海剌”一物出自西域，在明初的《格古要论》中作“洒海刺”[16]261，在晚明的《考槃余事》中作“琐哈剌”[17]311,《长物志》中作“洒海剌”[17]128。对于推崇新奇的晚明文化而言，以“洒海剌”作为传情媒介，颇能满足晚明大众文化猎奇的物质消费欲望。


到目前为止，最早记录姚月华“时及丹青”的笔记、小说或存疑，或为晚明伪书，在没有新史料、新画作出现的情况下，作为女性画家的姚月华，以及她与杨达的爱情故事，当是杜撰。因此，姚月华的诗人身份和画家身份也应当分开对待。《才调集》中的《怨诗二首》信为姚月华所作，元代《唐才子传》也只提及“能华藻，才色双美者也”[8]343而未涉丹青。明中期，杨慎《词品》论唐人“仄韵绝句”举姚月华《怨曲二首》为例[18]54,仍然未提善画。时至晚明，诗选中不但多收录姚月华诗，而且专门介绍了她的绘画才能与情史。在钟惺编著的《名媛诗归》中，姚月华诗增加到了六首，而且述及“月华复工于丹青，羽毛花卉，世所鲜及。笔札之暇，聊以自娱，人不可得而见也”[19]116,并连篇累牍地记叙了她与杨达的爱情始末。成书于崇祯初，由卓人月编辑的《古今词统》收录有姚月华诗[20]17，同样复述了二人的情史。


真正使姚月华“工于丹青”的女性才媛形象深入人心的是大量晚明小说。钟惺在《名媛诗归》中已经戏剧化地描述姚月华“一日正挥毫作芙蓉匹鸟图，忽侍儿持达笺至，云奉送不律隃糜。月华即以所画芙蓉图答之。达见其约略浓淡，生态逼真，喜不自持”[19]116。在王世贞的《艳异编》、吴大震的《广艳异编》、汤若士的《艳异编续集》中均有内容相同的《姚月华小传》，在冯梦龙的《情史》一书中，也收有《姚月华》故事。以上小说作者均为晚明人，故事中的绘画不但成为姚月华与杨达传情的媒介，而且绘画才能无疑増加了她的女性魅力。


晚明作为女性绘画发展的黄金时代，不但女性画家人数远超历代，而且对女性从事绘画也抱持着更为开放的态度。如傅道坤的绘画一面是“绝不露丹青”，但另一面却是“好事者争购之”[12]108的盛况。晚明女性画家的伦理身份遍及宫掖名媛、姬妾名妓，书画市场也形成了对女性绘画的消费潮流，不惜重金求购，历代罕匹。晚明文人也倍加推崇，在董其昌的《画旨》一书中[21]186,便收录了“姚月华”一条②，不知是否是后来的辑录者未经拣择，其内容与以上诸小说并无二致。


在这一现象的背后，一方面是女性绘画从闺阁消遣走向大众视野以至书画市场的转变，另一方面呈现出了晚明女性评价标准的流变。传统礼教要求妇女具备“德言容功”四种德行，方可称之外淑内贞：“沈氏亦吴门旧族，性醇静，善中馈，精女红。事姑孝，处妯娌和，相翁治家事。岁时伏腊，族党姻戚之间丰约适宜，亲疏有纪，无越礼者。”[22]351与沈氏比较，名媛闺秀动辄以诗画示人实属“有好而矜，有才而炫，所伤妇德实多”。[23]305《唐才子传》记载李季兰六岁能作蔷薇诗，其父的评价便是“此女聪黠非常，恐为失行妇人”。[8]327


至晚明，在传统的妇德之外，诗画才华也成为评价女性的新标准。谢肇淛在《五杂组》中评道：“女之色犹士之才也，今反舍色而论才”[24]141，可见当时社会文化对女性艺术才华的看重已引起了谢肇淛的关注。晚明人卫泳在《悦容编》中提出：“阅书画，是闺中学识”[23]30，该书的其他内容也俨然将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情趣做了文人化的想象。李渔则更为直接地写道：“技艺以翰墨为第一，丝竹次之，歌舞又次之，女工则其分内事，不必道也。”[25]2425明末女词人王朗则更是“诗歌书画，靡不精工”[23]42。明末清初人邹枢在《十美词纪》中所记载的巧蝴蝶与如意[23]23,通晓文墨，兼擅诗画，令作者念念不忘。清初徐涛在《美人谱》中所述对美人的雅赏便包括了“吟诗、写画、临池摹帖”[23]6,此即是晚明风尚的余绪。


作为诗人身份的姚月华，经过晚明小说的杜撰与润色，已被塑造成一位“笔札之暇，兼及丹青”的风雅女性画家。正是晚明社会文化塑造出了这样一位具有新时代审美趣味的女性形象，并通过小说、诗选等流行刊物的广泛传播而被大众接受与反复叙述。


三、晚明文化对姚月华情史的想象


晚明文化塑造了姚月华的画家形象，同时也杜撰了她与杨达的爱情故事。在《才调集》中未见杨达诗，也无任何记载有关二人情史的文字。在明初高様的《唐诗品汇》中，姚月华诗仍是《古怨二首》[26]504,而非六首。《全唐诗》中录有杨达诗，但与姚月华并无交集。《全唐诗补编》中辑有杨达《谢姚月华遗石华诗》[27]1589,但是注明引自《琅嬛记》，所以不足信。


从姚月华与杨达的爱情传奇本身来看，鲜明的才子佳人模式是不言而喻的，而这一模式可称为最流行的晚明大众题材：举人范允谦与角妓杜韦、秦淮女子顿子真与邹生、名妓沈隐与夏子龙……姚月华与杨达的爱情传奇迎合了晚明大众对于才子佳人故事的热烈需求。同时，对姚月华多情才媛形象的塑造，也激发了晚明大众文化对理想女性形象的想象。特别是对于二人情挑细节的生动刻画，展现了晚明文化对“情”与“人欲”的张扬，“人得其情则生，不得其情则死。至于情死，情而性，痴而真，死忠死孝同念也”。[23]586将情欲与忠孝等量齐观，甚至将其看作生命第一要义，这便是张扬个性解放的晚明文化的鲜明印记。


在晚明小说不厌其烦地复述中，姚月华多情才媛的形象渐由虚构而融入现实。至清初，晚明文化对姚月华女性画家形象的塑造与想象，竟成为新的典故，清初文宗王世祯题明末清初女画家李因“芙蓉鹭鹚画云：寒入金塘花叶孤，非烟非雨态模糊。姚家女子丹青绝，写作芙蓉匹鸟图。姚月华小传尝作芙蓉匹鸟也”。[23]49


四、结论：晚明文化女性绘画的身份转变


明代社会自中叶开始，便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到晚明时期，这一变化已演变成为声势浩大的社会转型过程，旧的社会结构出现了松动。在新文化的冲击之下，历代“隐而弗彰”的女性绘画也渐冲破性别与伦理身份的桎梏，迎来了展现才华的黄金时代。


随着晚明出版业的市场化和大众化，具备文艺修养的新女性形象通过小说、戏文等大众媒介的广泛流布而被市民所接受，晚明文化正是“从官文化主体，转而形成了民间文化主体”[28]195。由晚明大众文化塑造出的女性画家姚月华，展现了晚明文化所推崇的新女性审美标准，也得以窥见晚明社会对女性从事绘画创作抱持着更为开放的心态。


姚月华由唐代女诗人进而被塑造为女性画家、多情才媛的过程，展现的正是晚明社会文化的剧烈转变。女性绘画的意义不再同过去一样，仅仅来自于她们的性别和伦理身份：投身于艺术创作、主动追求爱情，使得晚明女性具备了现代都市文化意义上的女性属性，晚明女性绘画也随之完成了身份的转变。通过探讨这一形塑的过程，我们得以窥探一个衰朽的王朝内部所迸发出的新文化的闪光，女性绘画的风采在被轻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终于在晚明被新文化的曙光照亮。






注释
①《四库提要补正》认为此书成于明末，罗宁《明代伪典小说五种初探》将《琅嬛记》成书年代定为嘉靖至万历二十四年间，《〈琅嬛记〉考证》进一步推断为嘉靖十九年至万历三十年。
②于安澜编著的《画论丛刊》所用版本，将“姚月华”误刊为“魏氏月华”，但内容与诸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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