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成长”与战时主体塑造——以姚雪垠的《牛全...

姚波

“成长”与战时主体塑造——以姚雪垠的《牛全德与红萝卜》为中心

唐小林

内容提要：姚雪垠在抗战时期强调文学主题的“组织性和教育性”，并成功塑造出了农民兵的文学形象。他在继《“差半车麦秸”》之后创作的《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初版本中，运用地方口语写出了“农民士兵大众的新声音”，在日常化叙事中展现出个体向历史敞开的情感价值图景。在“启示光明”和召唤抗日力量的意义上，“差半车麦秸”、牛全德等“阿脱拉斯”型人物形象表明新的历史主体正在诞生。这类讲述战争将人组织起来、个人走向集体的故事，生成的是一种有关“成长”的文学形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改作”的《牛全德与红萝卜》，以“改造”代替“成长”，带出的是革命主体塑造、作家自我改造以及战时小说的内在构造等问题。


关键词姚雪垠；《牛全德与红萝卜》；战时语境；“成长”；主体塑造


原载：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一战时文艺语境与“成长”读法的提出


在重新检讨抗战伊始的文学创作经验时，茅盾就“如何表现我们现在的时代”指出：抗战初期“注重写‘事’而不注重写‘人’”，产生的作品“绝少令人满意”，且“造成了题材的单调与贫乏”，“从‘事’转到‘人’，可说是最近半年来的一大趋势”［1］。战时作家重新关注如何写“人”，其实是在思考如何将“人”组织进“新的现实”，并以此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周扬也强调：“作家必须在那具体性上去了解生活，而作为文艺作品之基本材料的是活生生的人。要描写抗战，首先就要描写在抗战的具体环境下行动着的一个个的中国人。”［2］围绕如何写“人”展开的讨论，“一方面是如何创造新的抗日英雄典型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如何克服一直为人所诟病的公式化的问题”［3］，关乎文学中的“诗与真”，以及作家如何重建文学与现实的互动关系。


战时中国小说既延续了晚清以来作家（知识分子）对现代主体与民族国家的构想，同时也应对着新的历史挑战。其中，“主体塑造”在战争语境中凸显为“历史中的人”和“人在历史中”这类相互关联的问题。巴赫金通过考察“小说如何把握真实的历史时间和历史的人”［4］，提出“人在历史中成长”这一阐释范畴，并认为“凡是出色地把握了真实的历史时间的地方，都存在着这种成分”［5］。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作家开始集中讲述战争将人组织起来、个人走向集体这类“人在历史中成长”的故事，并生成了战时主体塑造的小说叙事模式。


其中，较早开始写这类小说的作家是姚雪垠。他在抗战以后便投身于实际的救亡工作，认为“单单靠军队和官吏决打不了胜战；要胜，就得把民众赶快的发动起来，组织起来”［6］。姚雪垠认为自己的文学实践，“是用文学武器来参加抗战或可说参加改造社会的事业”［7］，因此他在“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现阶段的文学“应该特别强调主题以组织性和教育性”，“写意识落后的人物怎样转变向抗日方面，怎样在工作中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很好的战士”［8］。姚雪垠常年在战地生活与写作，关注游击队中“落后人物”如何“成长”的问题。他曾以《风雨》周刊主编和全民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前往徐州采访，并根据与那里的青年游击队员的谈话，用书信体写出了报告文学《战地书简》。茅盾指出这部作品记述“‘一枝封建性非常浓厚的游击队’怎样在矛盾之中扎挣”，这样的主题具有现实意义，其中“有的是典型的事”和“典型的人物”，但“都没有充分发展”［9］。


《战地书简》发表不久后，姚雪垠在创造“典型的人物”意义上，“以淮北前线的座谈记录为素材，用豫西方言一气呵成一个短篇”［10］，取名为《“差半车麦秸”》，并辗转发表于《文艺阵地》［11］。主编茅盾后来回忆说：“当时它引起的哄动不下于《华威先生》。所以，后来人们讲到《文艺阵地》，都要举这两篇作品作为代表。”［12］抗战胜利后，周斯畬就以回顾“检视”的姿态将这两篇小说进行对举，指出《华威先生》“以暴露黑暗为题材，是察照（表现）抗战时期的悲观概念”，而《“差半车麦秸”》“以启示光明为题材，是揭露抗战前途的乐观概念”［13］。鹿地亘在分析战时社会变化时认为：“新的人民领导者的典型开始产生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军人性格产生了，肩负着这个时代的阿忒拉斯（Atlas）型的人民的雄姿，在开始逐渐地出现。”［14］在这个基础上，茅盾也指出，“新的典型，已经（虽然不多）在作家笔下出现”，《“差半车麦秸”》中的主人公“正是‘肩负着这个时代的阿脱拉斯型的人民的雄姿’”［15］。


可以说，《“差半车麦秸”》“最早的写出了从落后到新生的农民典型”［16］。蓝海在他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中国抗战文艺史》中，也将《“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等小说的主题归为“阿脱拉斯的创造”，认为他们是由战争而产生的“新时代的英雄”［17］。这种“农而兵”的人物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形象谱系学的意义。其中较早写农民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觉醒”的小说，可以追溯到萧红《生死场》与萧军《八月的乡村》中二里半、小红脸等人物。但姚雪垠在《“差半车麦秸”》中所创造的“阿脱拉斯”既有别于二萧小说中的农民群像，也与抗战初期的英雄主义拉开了距离，聚焦的是抗日全面爆发后“游击战中一个农民的成长”［18］，关乎“全民抗战”中新的历史主体如何生成的问题。如老舍在回顾抗战后小说创作
的情况时指出：“抗战以来小说中生出了一种典型，这不是抗战初年的英雄主义复活，而是写新英雄之如何产生。此种典型给我们现代中国人一个新的估价，如一个农民带着他旧的伦理观念，旧的理想，遇到了战争而发生恐惧，经过种种变动才到了战场，变成全民抗战的一员战士。”［19］


《“差半车麦秸”》之后，很多作家都开始讲述农民“成长”的故事。如王西彦《眷恋土地的人》（1940年）、白朗《老夫妻》（1940年）、穗青《脱缰的马》（1943年）等小说，都试图写出农民如何在战争中发生转变、觉醒，甚至成为“民族英雄”的过程。在解放区，对这一主题的创作也有所关注和讨论。如1941年12月孙犁在冀中《前线报》文艺小组座谈会上特别提出：
我们三纵队（即冀中部队）的战士是从农村来的，所以写一个农民如何发展成为战士，就成为冀中区创作题材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每一个战士成长的过程都是复杂的。千百万战士成长的过程，便可以看出社会生活的巨大面貌。［20］


“农民成为英雄”的故事在解放区后来的《洋铁桶的故事》（1944年）、《吕梁英雄传》（1945年）、《新儿女英雄传》（1949年）等小说中得到了继承，并发生着新变。在孙犁这里，农民在战争中成长为“战士”的经历，不仅可以看成是个人走向集体、自我走向民族国家的故事，还可以成为观察战时中国社会结构变动、历史主体生成的重要途径。


文艺理论家黄绳在论及“抗战文艺的典型创作问题”时提出，写“一个人物的转变过程”和“新生过程”，应该成为“抗战文艺的典型创造”中的一个主流。他以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为例，认为这篇小说“描写人物的新生”，“是一个优秀的短篇”，但同时也指出这篇小说的“一个漏洞”，即“‘差半车麦秸’从被释放到加入游击队，这一天工夫内的心理上的痛苦的矛盾斗争，作者没有给它描写出来”［21］。黄绳所指出的“漏洞”，跟短篇小说有限的篇幅有关。同时，“差半车麦秸”的经历和变化是在“我”的叙述中呈现出来的，这种第一人称的回忆性叙事很难提供更有动态感的历史情境，作者因此难以深入把握人物的内心世界。具体历史语境下的“成长”过程，在姚雪垠之后所写的《牛全德与红萝卜》中才被“补齐”，并得到进一步的形式化呈现。《牛全德与红萝卜》是表现“人在历史中成长”的小说，其发表、出版和修改，以及对应的阅读、评论甚至争议，跨越抗战胜利前后两个时期，关联着一系列的文学史事件，一定意义上展示出战时小说的内部构造，为我们更深入认识作家如何塑造战时主体、探索新的文学形式，以及如何对个人与历史之关系进行把握，提供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个案。


二主体塑造与“散文化”的日常叙事


《牛全德与红萝卜》原稿因印刷厂遭日本飞机轰炸受损，最初以残稿状态发表于《抗战文艺》。1942年，补上残缺部分的完整单行本由重庆文座出版社出版。这个版本较少有研究者注意。1947年初，刘以鬯为姚雪垠推出多卷本的《雪垠创作集》，其中经姚雪垠改写的《牛全德与红萝卜》，作为“雪垠创作集之三”出版［22］。刘以鬯为姚雪垠的书写了宣传广告，其中提到“兹经姚氏精心补充，使此有名佳作，更成完璧”［23］，指的便是姚雪垠对这部小说的修订和改写。


“改作”版有部分重要删改，且与初版本的历史语境有较大差异，中间涉及与胡风等人的论争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但新中国成立后对《牛全德与红萝卜》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只围绕1947年的“改作”版展开［24］，既没有对初版本进行过细读，也没有对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进行过讨论，不免错失了洞察战时小说在“成长”形式上的可能性探索。因此，本文接下来将主要围绕1942年重庆文座出版社的初版本展开分析，同时引入1947年怀正文化社的“改作”版进行对读。客观来讲，初版本的《牛全德与红萝卜》在情节上存在着一些“漏洞”，艺术上也略显粗糙。但正是在这个版本中，姚雪垠敏锐地捕捉到了农民在走向战场、适应组织生活过程中的精神情感图景，并将之进行了历史化的表达，在战时语境中具有特别的意义。


姚雪垠在《牛全德与红萝卜》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延续了《“差半车麦秸”》中地方口语的运用［25］。而人物口语之外的叙述语言，则凸显出这部小说独特的美学风格。这种风格的生成来源于句式上“俳句、迭句、重沓章法”等“散文诗”手法的使用。许杰曾指出，这种手法造成“前半段太静穆了，没有场面，故事的连结不紧张”，同时会导致“笔触展不开来，老是绕着这两个人的身边，因而看不出另外的人的性格和行动，看不出整个游击队的情形，看不见乡村整个的情形，看不见抗战的情势”［26］。许杰关注到的是这种美学风格可能会带来的文体限制，关乎卢卡契“叙述与描写”的问题。卢卡契认为是叙述而不是描写能够揭示出“典型形象的丰富发展的内心生活和实践的相互关系”［27］，并提出“生活的内部的诗，就是斗争着的人们的诗，人们在其实际实践中充满斗争的相互关系的诗”［28］。按照许杰的观点，《牛全德与红萝卜》中“散文诗”的写法，显然无法展示这种“相互关系”，牛全德的“成长”不仅无法与历史实践相结合，甚至“慢慢会堕入形式追求的魔障中”［29］。


《牛全德与红萝卜》确实更加偏重语言、修辞和叙事形式等层面，而非展开场面与历史运动过程的描写，小说大部分章节所呈现的也正是一个“散文化”的日常世界。姚雪垠在讲述近代小说的起源时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文学观：
生活如今是最现实的一种东西，——人不是国王，英雄，巨人，超人，以及象征的道德概念，而是在集团或社会中的一些个人，其希望，失望，胜利，失败，欢喜，苦恼，一切的矛盾和斗争都和我们自己的一样。而且只要能将这些忠实的表现出来，小说的趣味就自然有了。［30］


姚雪垠重视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给文学带来的可能性。因此，他在《牛全德与红萝卜》中主要描写的不是战争场景，而是游击队的内部生活，呈现出日常化的叙事特点，正如有论者注意到姚雪垠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常常“以日常生活为探索的‘入口’，由此把握历史进程在人们生活和心理上带来的影响，展示那一段历史转折期中人的地位、命运和价值”［31］。这种叙事方式在“改作”版中也没有发生改变，因此许杰质疑“这小说的故事与结构，都是作者凭空设想出来的一种架空的构想”［32］。许杰的感受和批评，为我们重新阅读这部小说提出了挑战：《牛全德与红萝卜》中既然“看不出整个游击队的情形，看不见乡村整个的情形，看不见抗战的情势”，那它写出的究竟是什么？这部小说真正关心并呈现的是怎样的图景，这样的图景是否有它的价值和历史意义？


小说的笔触确实“老是绕着这两个人的身边”，并且主要聚焦在牛全德身上。姚雪垠首先通过人物日常口语的描写，来直观地呈现牛全德“成长”的艰难过程。姚雪垠向来关注“作品的语言不仅可以读而且可以听的问题”［33］，牛全德的形象正是在“语言的活的运用”中凸现出来，正如当年的语言学家林曦认为从《“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这类作品中，“好像听到了从来没听见过的农民士兵大众的新声音”［34］。值得注意的是，创作《牛全德与红萝卜》前后，姚雪垠写了《我怎样学习文学语言》《抗战文学的语言问题》等文章，对大众口语、文学语言和地方形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构成40年代初期“民族形式”论争的组成部分，这也是《牛全德与红萝卜》的重要创作背景［35］。汪晖认为，这场讨论所涉及的主要问题“都绕着‘抗战建国’和如何‘抗战建国’的‘民族’目标。文学及其形式在讨论中成为形成‘民族’认同和进行‘民族’动员的重要方式”［36］。在“抗战建国”的总体目标下，姚雪垠在想象和召唤革命主体时使用地方口语，首先并非一个纯粹内部的文学语言问题，而是与战时农民兵等抗战主体的塑造、民族意识的培养有关。


与《“差半车麦秸”》一开始就营造回忆的语境有所不同，《牛全德与红萝卜》直接以生活场景中的对话作为小说的开头，人物在对话描写中展现了独属于自己的语言。大量具有人物个性的对话与声音凸显出主体的“在场感”。比如，当年有读者这样描述自己的阅读感受：“愈读，兴趣就愈浓厚，里面的人物，也就跟着觉得愈生动，亲切，真实，简直就像活在自己的跟前说着，笑着，行动着一样”［37］；“尤其是对牛全德这条汉子，最生动，最鲜明，最凸出地映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的脑里，我们的心里”［38］。在“不仅可以读而且可以听”的意义上，《牛全德与红萝卜》比《“差半车麦秸”》更进一步地塑造了一个有自己的语言、行动和情感，并发生着改变的主体形象。


从小说情节来看，这种“改变”具体体现在牛全德对“坏女人”家、酒馆、赌场等日常空间所关联着的旧生活方式的“克服”。小说特别关注牛全德在“克服”旧世界的欲望并融入革命队伍过程中，内心世界展开的情感瞬间。《牛全德与红萝卜》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写出了人物政治意识的萌生，更在于捕捉到了人物“成长”过程中的种种精神变动。正因为如此，后来激烈批判这部小说的胡绳，在阅读初版本时仍在这个意义上肯定了姚雪垠对人物的塑造：
这本一百页的中篇小说的作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正是像对于兄弟同胞那样地来写他的人物——“老牛”和“红萝卜”的，他原谅了他们各自具有的缺点，他同情着他们在参加革命队伍过程中所有的苦痛与烦恼，他颂扬着他们各自在革命队伍中坚持下来的努力……［39］


在《牛全德与红萝卜》中，姚雪垠真正关注的正是胡绳所说的“他们在参加革命队伍过程中所有的苦痛与烦恼”。而为何会生出“苦痛与烦恼”，以及如何走出这种困局，构成了小说内在的叙事动力。正如当年有评论者注意到牛全德身上“旧的残根和新的嫩芽，落后的意识和健全的性格，恶劣的习气和优良的倾向”之间的交锋，并体认到牛全德在新环境中“发展是很困难很艰苦的”［40］。牛全德由此不断产生出新的空虚和苦闷，这意味着他的情感结构和认知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姚雪垠在讲述自己写小说的过程时曾提出：“每一个小情节，我动笔时都要‘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推想在某种情形之下，他或她可能有什么心理变化，而心理变化又怎样表现在行动上面。”［41］正是因为这种“设身处地”的姿态，使得叙事者能够以一种“同情”的理解和较低的视角，去探索外部历史变动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所造成的影响。这正是这部小说意义开始生成的地方，人的“成长”包含在其中，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内在价值视景。


三“成长”的形式与“英雄”的诞生


姚雪垠在《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大部分章节中，都试图捕捉人物情感意识可能发生新变的时刻，展现了一个抗日与革命主旨下的日常世界，人物的“成长”蕴含在这些看似常态化、实则暗含新变的情感图景之中。许杰所批评的“不能把心理和故事与行动发展配合起来”［42］或许并不准确，小说最后所写的战斗，为牛全德提供了一个从“散文化”的日常世界中挣脱出来的实践机会，这也是姚雪垠以此结尾的意义所在。牛全德最终被命名为“英雄”，在情节上是因为他为救他人而牺牲，这固然有着特定的现实教育意义，但在小说“如何写”的层面上，“英雄”的诞生更关乎如何在“散文化”的日常世界中为个体的生命经验赋予价值感，并借助特定时刻使之得到历史的命名。姚雪垠借此生成的是一种有关战时“成长”的文学形式。


小说将一个不断面临“新环境”“新道理”与“新规矩”的“个我”重新发掘出来。在这样的自我意识中，牛全德经历了一个从拒绝到主动适应新生活的过程。小说在这个意义上完整地描绘了他心境、情绪和情感上的变化：从被孤立的“无聊”感，到“苦恼”“忧郁”“说不出来的苦”，再到“新的空虚之感”“愧悔的情感”等。可以说，牛全德的“成长”正始于这类“空虚”体验及其带来的主体精神危机：“路上，他感到头脑多少清醒了一点，但心里越发空虚起来。那真是没底深的空虚呵……”［43］


在初刊本所残缺的部分中，写到其他游击队员包围着一个女宣传员，并听她讲“新规矩”与“新生活”的场景，而牛全德终于发现其他人不再关心他和红萝卜的问题：“现在，人们的心被新的工作吸引着，被新的生活吸引着，被新的希望吸引着……”［44］在这里，牛全德开始意识到过去生活规则的失效，发现其中的虚伪、空洞与无意义（如卖樱桃的换帖兄弟背叛了他）。在这样的对照下，他的“成长”才得以发生。巴赫金在阐发“人的成长”时认为：“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构建。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45］在《牛全德与红萝卜》中，随着困惑的不断产生，牛全德面临着“生活”的再次发现与重新选择，他的“成长”也成了小说意义建构过程中的“变数”。如小说写到宣传队的王队长来了之后，“同他谈的是一些打日本鬼子的大道理，有时也谈到他的私生活；牛全德现在才明白他的私生活同抗日也有密切的关系呢”［46］。在这样的叙事设置下，姚雪垠得以将牛全德的性格与命运的变化，纳入“抗日”主旨中，他个人的“成长”也由此获得了时代主题的象征意义。


从初版本补齐的部分来看，小说写了牛全德对外部环境变动的感知，以及他所经历的一种有关“破除”与“变化”的“回心时刻”：
但从这天起，牛全德感到空虚的悲哀了。他对于一切新鲜的事情同时感到有兴趣。同时又感到毫无意味。他仿佛看见了一线希望，一线光明，但同时又对于一切都感到绝望，感到面前是一片昏黑……［47］


在这里，牛全德开始将自我内部向历史敞开，重新捕捉一种历史性的生活意义。在初版本的文本语境中，小说结尾时出现的墓碑铭才具有了总结人物“成长”的功能性意义，也因此值得重新进行解读。这个墓碑铭其实是牛全德牺牲后，他的“换帖弟兄老五”为他所做的挽歌，与上述引文相呼应：
从黑暗中睁开了睡眼
看见了光明
怀着无限的欢喜和希望
又从光明前闭起了你的眼睛［48］


李辰冬指出，牛全德之所以被称为“民族英雄”是因为他“由黑暗而光明，由错误而正确，由流氓而英雄，由个人主义而民族主义，由吊儿郎当而‘人应该活得有意思一点’”［49］。这种基于目的论的“成长”阐释，更加强调自我扬弃和理性提升的价值，但或许并不符合这个“民族英雄”诞生的本意。从西方文类意义上的“成长小说”来看，牛全德并没有真正实现“成长”，同时也与左翼理念意义上的“典型人物”存在着差距，但却“真实地展现了时代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50］。小说呈现了自我不断向历史敞开的姿态，这个姿态本身就具有价值。正如挽歌所写的黑暗与光明的辩证位置，表达的是自我主动去理解历史，而不是历史直接介入个我的主体逻辑。牛全德的“心理斗争”与进入历史的努力并非没有意义，这首挽歌写出了他脱离、超越“散文的”世界，而迈入一个“史诗的”领域的内心时刻。姚雪垠通过最后一场战斗以及牛全德死亡的悲剧，将私人性的领域与更广阔的历史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卢卡契意义上的“真理瞬间”。


在40年代的小说中，自我与历史常常表现为一种相互颉颃与充满张力的关系。姚雪垠通过把握牛全德个体“成长”过程中所生成的战时心灵图景，建立起抗战语境中历史契机所赋予的叙事可能性。他以挽歌形式出现的墓碑铭作为结尾，高度总结了牛全德的“成长”时刻，并赋予其形式意义，小说因此获得了“史诗”的潜质。黑格尔曾以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载过的一首两行体短诗来阐释碑铭与诗的意义：“碑铭要显得是一种‘制作’（诗），让内容保持它原有的简单面貌，而表达出来的话却是着意制作出来的：这样表达观念的语文着意要使自己有别于寻常的话语，造成了一首两行体短诗，因此就具有较高的价值。”［51］他试图以此说明“诗的活动是认识性的”。借用黑格尔的阐释思路，这首挽歌的认识性功能正在于将牛全德的“成长”启示传达给旁人，并以此召唤抗日力量的自我更新。由此，小说中“为革命和同志而牺牲的民族英雄”才真正具有了历史现实的意义。


四主体重造的方式：从“成长”到“改造”


1947年的“改作”版与初版本最大的差别在于提出了明确的“改造”主题。“改造”和“成长”都关乎革命主体塑造的方式，关联着20世纪中国历史、主体与文学形式的核心命题。“改造”是战时社会内部自我更新的方式，如黄绳指出：“抗战毕竟是中国社会改进的动力”，“将激起整个中国人的社会的变化，完成整个中国人的社会的改造”［52］。而在创作中，“改造”是《讲话》之后的“文艺新要求”。抗战结束后，姚雪垠便尝试以这种“新要求”重新“改作”《牛全德与红萝卜》。当时中共南方局为了帮助大后方文艺工作者理解《讲话》精神，经常组建学习小组进行相关问题的研讨［53］，姚雪垠对《牛全德与红萝卜》的“改作”与之有直接的关系［54］。尽管姚雪垠最初写《牛全德与红萝卜》也包含了人物转变的诉求，但“改造”则是他在大后方接受《讲话》影响后自觉展开的修改思路。在初版本中，尽管也有外部“政治”的介入，但牛全德的“变”更多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我调整和适应“新环境”的努力；而在“改作”版中，“改造”作为小说的核心话语出现，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实践方式。姚雪垠在“改作”版的序言中突出阶级话语，将牛全德和红萝卜分别归类为“农村流氓无产者”和“相当富裕的自耕农”，并试图以《讲话》精神重新阐释《牛全德与红萝卜》的主题：“表现旧时代的江湖义气向新时代的革命责任感的渐渐移转，伟大的同志爱终于淹没了个人的恩仇”［55］。“改造”由此成为小说展开叙事的主要线索和人物克服自我的关键因素。


卢卡契区分“已经成长的价值”和“正在成长本身的价值”［56］，为我们理解40年代小说中的“成长”提供了一种思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初版本的《牛全德与红萝卜》主要展现的是“正在成长本身的价值”，而“改作”版中的“改造”主题则要求明确写出“已经成长的价值”。进言之，“成长”蕴含的是自我主体与外部历史的相互性关系，其中将历史经验赋予形式的过程更为重要；而通过“改造”实现的是“成型”，是一种可以把握的闭合的历史定势，意味着在确定的意识形态召唤中，个人通过自我的不断克服、锻炼可以重造为“新人”。尽管“改作”版的小说调用了更多革命话语与意识形态资源，更加强调具体“政治工作”和思想教育的作用，但细读“改作”版不难发现，姚雪垠通过“改造”所展开的人物主体塑造缺少实践环节，人物政治意识的生成往往停留在观念层面，未能落实为具体的行动，“改作”版也因此与《讲话》所规定的“文艺新要求”有着较大的差距。胡绳作为姚雪垠的好友，时为中共文委委员，曾为初版本和“改作”版的《牛全德与红萝卜》都写过评论。结合两篇评论的内容和发表时的语境来看，可以更细致地辨别出“成长”到“改造”的历史变奏。对于初版本的《牛全德与红萝卜》，胡绳整体上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假如完全以知识分子的‘洁癖’来看周围的人物，是不能看出像‘老牛’和‘红萝卜’这样的人身上，也有着颇可爱的性格，也有着值得同情的想法和看法”［57］。五年后，他的另一篇针对“改作”版的评论文章《评姚雪垠的几本小说》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人民与文艺》上发表。这篇文章对改写后的《牛全德与红萝卜》进行了全盘否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众文艺丛刊》是邵荃麟、冯乃超等左翼文人于1948年在香港创办的机关刊物。这份刊物对当时的文人及其作品进行“描述和划分”，并最终形成一整套“政治权力话语”，“深刻地影响了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学进程”［58］。钱理群指出胡绳等左翼文人所写的一些文章“所要传达的信息”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知识分子）要想在新的无产阶级的时代继续写作，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否则，无论是写工人，农民，还是写知识者自身，都只会是歪曲。”［59］作为“文艺新要求”的“改造”，关乎作家（知识分子）如何通过重造自身的“思想和感觉方式”，来写出“新人”的“成型”，而不仅仅是在形式的意义上肯定“正在成长本身的价值”。


在上述批评语境中，通过对“改作”版《牛全德与红萝卜》的解读，胡绳认为作者的“思想情绪”没有实现真正的改造，所以“不能把握住正在展开着的历史现实”，“当现实发生着激烈变化时，就难于在认识上跟上去了”，因此这部小说“失败了”［60］。改写后的《牛全德与红萝卜》，虽然以“改造”为主线来结构小说，同时删去了初版本中牛全德“幽暗”心理内容的描写，增加了人物对抗日和革命意义更明晰的理解，但在《讲话》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和政治要求下，如果作家自身没有完成“改造”，无法解决人物内心“新”与“旧”之间的情感矛盾，便不能真正写出人物“艰苦的脱胎换骨的过程”。小说中人物的“转变”，就可能仅在情感到情感、观念到观念中发生，人物的成熟定型也就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抗战时期的姚雪垠在文学资源上既认同“一般性”和“典型性”等左翼理论，也受到过亚历山大·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影响，强调作家要和作品中的人物“一起过生活”，“同他们共同苦恼，生长”［61］。因此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他更加重视作家和描写对象的共情作用，认为“作家之所以为作家，正是因为他能够将自己的生命，灵魂，感情，浸入到所描写的对象之中”［62］。当姚雪垠以《讲话》的原则来改写这部小说时，却没能意识到作家与描写对象之间的“共情”也是需要被“改造”的部分。在新的创作批评原则中，“改造”不仅是一种创作主题，更是对作家（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内在要求和具体实践方式。尽管初版本和“改作”版都未能写出人物充分的转变和“克服”过程，但借助这种“共情”机制，初版本中人物的主体意识、情感结构与外部的现实变动、政治革命话语深刻地纠缠在一起，并映照出了自我和历史的内在深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牛全德最后的死亡情节以及“英雄”的命名，在初版本中能够成为一种进入历史的契机和召唤抗日力量的新起点；而在删除了“回心时刻”描写，并自觉以“改造”为主题的“改作”版中，牛全德的死亡则成为“改造”失败的隐喻。小说结尾处的墓碑铭，也因此丧失了洞察历史的启示性功能，并最终成为一种未能完成自我改造，无法为历史赋形的巨大断裂。


余论


从相关的社会史、革命史研究来看，1937年至1949年间，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参加共产党的军队，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者指出：“由普通农民成长为在战场上手执武器拼杀的战士是一个艰难的历程。新入伍的战士既感兴奋，也对自己的家庭、婚姻、部队生活和即将到来的战斗感到忧虑不安。青年农民固有的散漫、参军动机的复杂、动员方式的偏差，进一步加剧了新战士内心的动荡。”［63］因此，需要通过审查、整训与情感教育等方式来巩固新战士的参军思想。在这样的现实需求中，姚雪垠所创作的《“差半车麦秸”》和《牛全德与红萝卜》这类描写农民兵成长的战时小说，便具有了切实的组织动员与教育功能。当年李辰冬在读完《牛全德与红萝卜》后就呼吁：“我们希望政治部文化劳军委员会将这书翻印数十万部，分散给各游击队，因为这是他们极好的精神食粮。”［64］


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和《牛全德与红萝卜》被认为“代表了一种新的潮流，即表现人民尤其是农民，在抗战烽火中得到锻炼，改造自己旧有的国民性性格，并生长出新的素质，成为‘新人’”［65］。“生长出新的素质”，意味着生活在旧有社会结构中的个体，开始重新思考并调整其在世界中的位置，在一种动态的敞开关系中获得新的自我意识和历史认知。这种有关战时“新人”的塑造，不仅是一个如何处理战争经验、展开现实政治主题的问题，也与40年代文学的发展与深化有关，正如罗荪所说：“抗日的民族解放战争，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它影响了，并且变革了几千年来所积累的生活习惯，同样，它影响了，并且变革了作为人的精神的反映与指导的文学运动。”［66］这种“变革”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文学取向和实践路径。但不管是在大后方还是解放区，作家都在尝试召唤新的历史主体。其中，姚雪垠就以这种独特的农民兵主体形象，进一步丰富了40年代“新人”的谱系。


茅盾在论及“抗战与文艺”的关系时提出，写“落后农村里一种落后的典型人物性格的发展”，“没有标语口号，没有讲理论，纯粹是故事的描写”，“像这样的作品，才是真实的文艺，才能尽了它教育民众、组织民众的作用”［67］。“故事描写”关乎“怎么写”，“教育”和“组织”则是革命实践的重要环节，但在具体现实中却存在诸多难以顾及和处理的细微面向，需经由特定的形式中介才能得以把握和呈现。40年代小说中的“成长”便是这样一种形式中介，具有认识自我、介入现实的功能，需要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不断问题化，或许有可能成为重新讨论战时作家如何认识现实、重塑历史主体的政治文化资源，从而为我们理解战时小说所展开的历史维度及其局限性提供新的思路。


［1］［15］茅盾：《八月的感想——抗战文艺一年的回顾》，《文艺阵地》第1卷第9期，1938年8月。
［2］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解放》第41期，1938年6月。
［3］旷新年：《典型概念的变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4］［5］［45］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第227页，第233页，第23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姚雪垠：《主题论之五：应该特别强调的两口号——纪念孙中山先生》，《风雨》第10期，1937年11月。
［7］［41］［61］［62］姚雪垠：《创作漫谈》，《小说是怎样写成的》，第50页，第56页，第59—60页，第57页，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8］姚雪垠：《论现阶段的文学主题》，《抗战文艺》第1卷第2号，1938年5月。
［9］玄（茅盾）：《〈战地书简〉》，《文艺阵地》第2卷第2期，1938年11月。
［10］许建辉：《姚雪垠传》，第6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1］当时舒群在武汉创办文学刊物《战地》，向姚雪垠约稿。姚雪垠赶写出《“差半车麦秸”》后，舒群因不满意这篇小说而未发表。后来姚雪垠将小说转寄给在香港主编《文艺阵地》的茅盾，并最终发表于《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上。参见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二）》，《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12］茅盾：《在香港编〈文艺阵地〉——回忆录（二十二）》，《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13］周斯畬：《“差半车麦秸”论》，《文坛》第6卷第2、3期合刊，1947年9月。
［14］鹿地亘：《关于“艺术和宣传”的问题》，《抗战文艺》第1卷第6期，1938年5月。
［16］姚雪垠：《长夜》，“后记”，第322页，怀正文化社1947年版。
［17］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113页，现代出版社1947年版。
［18］巴人：《文学初步》，第108页，海燕书店1950年版。
［19］老舍：《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续）》，《国文月刊》第15期，1942年9月。
［20］孙犁：《论战时的英雄文学——在冀中〈前线报〉文艺小组座谈会上的发言》，《孙犁文集》第4卷，第33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21］［52］黄绳：《抗战文艺的典型创造问题》，《文艺阵地》第3卷第6期，1939年7月。
［22］关于《雪垠创作集》出版的具体情况，可参见刘以鬯：《关于〈雪垠创作集〉》，《短绠集》，第23—29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
［23］姚雪垠：《牛全德与红萝卜》，广告页，怀正文化社1947年版。
［24］对“改作”版的阅读，论者多在“改造完成论”的视野中对这部小说提出批评意见，如杨义认为牛全德身上的“匪气”积重难返，其“改造”并没有完成。见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卷，第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5］姚雪垠从1934年起就有意识地搜集和研究中原群众的口头语，并尝试将这些口语记录下来，曾汇集成《南阳语汇》一书。参见姚雪垠：《我怎样学习文学语言》，《小说是怎样写成的》，第72页，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26］［29］［32］［42］许杰：《论牛全德》，《读书与出版》第2年第11期，1947年11月。
［27］［28］卢卡契：《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第53页，第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30］姚雪垠：《近代小说的起源》，《益世报》1948年1月18日。
［31］戴少瑶：《姚雪垠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
［33］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二）》，《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34］林曦：《姚雪垠的文学语言观》，《新华日报》1943年8月23日。
［35］姚雪垠认为，“《差半车麦秸》和《牛全德与红萝卜》都是探索如何运用大众口语问题的产物”。参见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二）》，《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36］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汪晖自选集》，第34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7］原流：《〈牛全德与红萝卜〉读后》，《自学》第2卷第2期，1944年5月。
［38］克伦斯：《评“牛全德”与“红萝卜”》，《文学评论》第1卷第1期，1943年12月。
［39］［57］友谷（胡绳）：《〈牛全德与红萝卜〉》，《新华日报》1943年2月8日。
［40］阮华：《评〈牛德全与红萝卜〉》，《中原文化》第1卷第6期，1943年3月。
［43］［44］［46］［47］［48］姚雪垠：《牛全德与红萝卜》，第50页，第49页，第42页，第49页，第100页，文座出版社1942年版。
［49］［64］李辰冬：《〈牛德全与红萝卜〉》，《文艺先锋》第2卷第3期，1943年3月。
［50］吴永平：《姚雪垠抗战时期小说创作研究》，第5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51］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朱光潜译，第503—5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53］关于《讲话》在重庆的传播情况，可参见近藤龙哉：《〈文艺讲话〉在重庆的传播与胡风——大后方的民主之战与毛泽东思想》，《东洋文论——日本现代文学论》，吴俊编译，第326—34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4］姚雪垠在1996年回忆当时开会学习的情形，指出有一次“是专为座谈我的一本新出版的中篇小说《牛德全与红萝卜》而开的”。参见姚雪垠：《为纪念茅盾先生诞生一百周年而作》，《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3期。
［55］姚雪垠：《论胡风的宗派主义——〈牛全德与红萝卜〉序》，《雪风》第3期，1947年5月。
［56］卢卡奇：《小说理论》，《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第9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8］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9］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第3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0］胡绳：《评姚雪垠的几本小说》，《人民与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1948年5月。
［63］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第22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6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49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6］罗荪：《抗战三年来的创作活动》，《中苏文华》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1940年7月。
［67］茅盾：《抗战与文艺》，《现代评坛》第4卷第11期，1939年2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