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秦教育制度和姚氏羌人崇儒

姚波

后秦教育制度和姚氏羌人崇儒


南安赤亭姚氏，世为羌酋，汉时内附，其后弋仲，少英毅。永嘉之乱，东徙榆眉，拥众数万，先后归顺前赵、后赵。后赵亡，附东晋，拜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单于。曾弹劾豫州刺史祖约逼杀太后，不忠于主。以中原为大统，常戒诸子：“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15]子姚襄“好学博通，雅善谈论。”[16]白雀元年（384），姚苌建后秦，都长安。置百官，服色如汉氏承周故事。“立太学，礼先贤之后。”[17]在留台诸镇办官学，以考试优劣，选拔人才[18]。苌死，长子姚兴继位，常与“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讲论经籍。”[19]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耆儒硕德教授长安时，诸生自远至者万数千人。河西大儒凉州胡辩东徙洛阳，除弟子千余人外，关中后进亦赴之请业。立律学，召郡县散吏学习律法，学成后返还，“论决刑狱”，再无冤滞[20]。建立专门的律法学习与教育研究机构，可谓创举。告社稷宗庙，行仁孝治天下。姚泓，兴之长子。孝友宽和，博学善谈论，尚书王尚等以儒术侍讲。博士淳于岐病，泓亲诣省疾，“自是公侯见师傅皆拜焉”。[21]可见，姚氏一族久居北方，深受汉文化影响，特别是建立后秦后，不论大政方略还是典章制度、教育政策无不尊儒。后秦三代，皆传位长子，这是自西周确立的嫡长制，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宗法观念和宗法制度的体现，也意味着后秦国家政治组织的发展与完善。虽然建国仅33年，但是民族的根基却在关中扎下根来，崇儒的教育思想代代相袭。


西秦建弘五年（424）《炳灵寺169窟建弘题记》，刻于甘肃省永靖县炳灵寺，题名博士南安姚庆子[22]。博士，古代学官。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博士,秦官,掌通古今。”[23]西汉太常博士省称，后专掌儒家经学教授。


唐贞观十八年（644）《姚畅墓志》，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县出土，现藏县商城博物馆。畅高祖蜀太常卿；曾祖光州长史；祖齐并州录事参军；父板授河间郡守。“君含五行而介秀，体三德以挺生。畅志词翰之间，放心琴酒之侧。”[24]


永徽四年（653）《姚思忠墓志》，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出土，现藏千唐志斋。祖随营州司仓参军；父文林郎。文林郎，文散官名。隋置，唐文官第二十八阶，从九品上。思忠“孝友天然，诚信非则；学综经史，文华绮绚。”[25]


开元二十年（732）《姚迁墓志》，河南省洛阳出土，现藏千唐志斋。祖著作佐郎；父夷州都上县主簿。迁幼而能言，先后任县主簿、县尉、县丞、户曹参军。可谓“门传礼乐，世袭衣冠。”[26]


永泰二年（766）《姚贞谅墓志》，陕西省出土，现藏西安碑林。“公初敦儒学，早悟释门，遂于比德伽兰凤台之上，崇建金阁鴈塔之下，经行宝林，为彼岸舟航，超出世梁栋，西奉士女，囙趋道门。”[27]志主学儒悟释崇佛修道，与唐代奉行儒佛道于一体的主流文化一致。


上述志主均南安姚氏，无论是建立自己的政权，还是政权灭亡后的继续生存，都让他们深刻感受到儒家思想文化和儒家教育的重要。碑刻中反映出来的文职官阶，正是重视儒家教育、吸取儒家文化营养而获得的回报。


三、西夏和党项羌崇儒重教


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建立的政权，立国190年，效唐宋政治体制，施行文教改革，尊奉孔子为“文宣帝”，建立各级蕃汉官学，实行科举考试，以科目取士。创制西夏文，以西夏文和汉文为官方语言和文字。翻译、刊刻大量儒家典籍及佛经，教育获得长足发展，文化繁荣空前。天佑民安五年（1094）《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原在凉州大云寺内，现藏武威西夏博物馆，刻西夏、汉文，是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碑刻。西夏亡国后，人们借助该碑得以重释西夏文。干佑七年（1176）《黑水河建桥敕碑》，刻汉、藏文，反映了党项羌尊佛的同时，依然固守着对山、水、树、土地等诸神崇拜的原始宗教，是西夏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真实写照。


其实，早在唐初党项羌崛起时就倾慕儒家文化。开元二十五年（737）《拓拔守寂墓志》，陕西省榆林横山县出土。父思泰文武通才。守寂“丕承遗训，嗣有令绪，造次必形于孝悌，成功不倦于诗书。”[28]后晋天福七年（942）《李仁福妻渎氏墓志》，内蒙古乌审旗无定河镇出土，现藏乌审旗文管所。志称渎氏“景曜垂祥，月华表瑞，效葛蕈之美称二南，标妇道之成樛木。”[29]葛蕈，语出《诗经·周南·葛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30]喻女子在家，志在女功，恪守妇道。渎氏遵女子之本，美名远播。志文虽有溢美之嫌，但儒家文化亦成为衡量此支党项羌女子道德、行为的标准。渎氏与李仁福育彝谨等五子。据后周广顺二年（952）《李彝谨墓志》：“祖讳思□，皇任京城四面都统教练使，累赠太师。”“考讳仁福，皇任定难军节度使，累赠韩王。妣渎氏，封吴国太夫人。”[31]《新唐书·西域上》：拓拔思恭“中和二年，诏为京城西面都统……，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32]传世典籍惟思恭任京城四面都统，累赠太师。可见，志文“思口”，即拓跋思恭，李仁福父、李彝谨祖。守寂一支，唐初从甘青川高原草地内迁至陇右庆州（今甘肃庆阳）等地，再迁银州以北、夏州以东的沙漠地带，经几百年发展壮大，终于在宋时建立西夏政权，成为与宋、辽、金等分庭抗争的重要势力。其崛起、壮大、建国，既是继承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也是崇儒敬佛、大兴文教的结果。


西夏教育的成功为元初培养了大批人才。《元史·朵尔赤传》：“帝以西夏子弟多俊逸，欲试用之。”[33]这些党项遗民往往家学深厚，代代相承。大德五年（1301）《李世雄墓志》，撰文人张伯淳，宋进士，先后为儒学教授。供职翰林，认识世雄，知世雄亦儒学教授。子翰林待制屺[34]。世雄，李恒第二子，党项羌人。《元史·李恒传》：“李恒字德卿，其先姓于弥氏，唐末赐姓李，世为西夏国主。 ”[35]又，至正二年（1342）《立智理威忠惠公神道碑》。《元史·立智理威传》：“立智理威，为裕宗东宫必阇赤，典文书。”[36]“其先西夏之贵臣、唐兀之令族，乌密其氏也。 ”[37]《新元史·察罕传》：“乌密即嵬名之异译，西夏国族。”[38]党项羌人。嵬名氏是西夏皇室姓氏，威明、乌密、于弥为其不同译名。太祖兵至河西，得金紫公幼子察罕。金紫公，即曲也怯律，仕西夏，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平章政事[39]。子曲也怯祖，察罕之兄，“夏国尝举进士第一人，”[40]孙亦力撒合，秀才[41]；碑主立智理威，初为东宫执掌文书的官员，后在“所治郡新学校，谨教养，拔俊秀而用之。”[42]子买纳、韩嘉纳，“皆起家为监察御史”[43]。碑主家族五代，皆从文。


至正十六年（1356）《唐兀公碑》，发现于河南濮阳县东柳屯镇杨什八郎村，现藏该村。碑述来自贺兰山下的唐兀氏随蒙古征战，定居河南濮阳的史实。碑主唐兀崇喜，又名杨崇喜，国子上舍生，“已豫会试，俟贡有期。”[44]会试，元代礼部一级的科举。国子生，又称国学生，指在国子监肄业的学生。魏晋以降，历代设太学，或国子学、国子监，是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崇喜编纂《述善集》，成为研究蒙元时期西夏遗民活动的珍贵文献[45]。其子理安，国子生，娶翰林待制伯颜宗道女。崇喜弟卜兰台，习儒书及蒙古文字，长女嫁国子生。整个家族“厚礼礼学师，以教子孙。”[46]今杨氏后裔3000余人，仍居杨什八郎等村。


至正八年（1348）《莫高窟六体真言碑》，现藏敦煌莫高窟文物所，刻西夏、汉、藏、梵等六种文字。明弘治十五年（1502）《保定西夏文石经幢题名》，现藏保定市莲池公园，用西夏、汉文刻经并党项羌、汉人施主题名。足见明代仍有懂得西夏文、汉文的党项羌知识分子，在宣讲佛教教义的同时，也在传播西夏文明与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