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平｜中古吴兴武康姚氏之家风与家学——从一个侧面...

姚波

中古吴兴武康姚氏之家风与家学——从一个侧面看文化因素在世族传承中的作用

王永平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原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3月 第7卷 第2期

摘要：吴兴姚氏起自汉末、孙吴时期，此后长期衰微，仕途不畅，沦为“贱族”。然因其有文化，姚氏不仅得以保持“素族”的本色，而且在南北朝后期有所振作，至唐代宦位荣显。由于儒家文化的熏染，姚氏子弟多有忠义与孝义之行。就其家学言，姚氏早期以通晓儒家经术知名，南北朝后期注重文史，至隋、唐终得大成。同时姚氏精于医术，在北朝倍受重视，这为其家族地位的上升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家风；家学；吴兴武康姚氏；中古
中图分类号：K23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3)02-0065-08


收稿日期：2002-09-28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J2-006)
作者简介：王永平(1962-),男，江苏南京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汉魏六朝社会史与思想文化史研究。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中古时期，世家大族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过，细致考察各家族的情况，可见其家世传承、社会地位并非完全一致。过去，人们比较重视对一些豪门望族的研究，而对那些次等小族则重视不够，少有专文论述。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这些非权势世族的研究，更能揭示出中古世族的本质。这些家族尽管家道中衰，但往往间有才人，不绝如缕，以致绵延数百年而不亡。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其以家风、家学为核心内容的家族文化传统的作用。汉唐之间的吴兴武康姚氏便是这样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文化世族。本文以姚氏之家风与家学为中心论题，进行较深入的个案探讨。


一、姚氏之家世及所谓“东皋贱族”与“家世素士”问题


吴兴武康姚氏是中古时期江东地区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化世族，其兴起于汉末、孙吴之世，历经六朝而未衰竭，复兴于南朝末期和隋、唐之际，与江东地区其他世家大族一样，维持了数百年的家族文化传统。不过，必须指出，姚氏与吴郡顾、陆、张诸吴姓显族相比，其人物不盛、宗族力量较弱，社会地位明显要低，甚至与次一等的会稽虞、贺、孔诸姓相比，似也不可等齐划一。关于吴兴武康姚氏之由来，唐代林宝《元和姓纂》卷5“姚氏”条载：“虞舜生于姚墟，子孙以姚为氏。《左传》,郑大夫姚句耳。汉有谏议大夫姚平。舜后胡公封陈，至敬仲仕齐，又为田氏。至田丰，王莽封为世睦侯，奉舜后。子恢，避王莽乱，过江居吴郡，改妫氏；五代孙敷，又立姚氏。”《新唐书》卷74《宰相世系表》所载与之相同，并续载“敷生信，吴选曹尚书。八世孙僧垣，隋开府仪同三司、北隆公。二子：察、最。”由此可见，姚氏与其他江东大族一样，也是在两汉之际由中土迁徙而来的。由于他们南迁较早，故比之两晋之际南迁的北方大族，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江东土著旧族。


关于中古时期姚氏之代表性人物，上文所引从姚信到姚察、姚最，其间经历九代，其杰出人物确实不多。姚信，据《三国志》卷59《孙和传》载，信孙皓时官至太常。《陈书》卷27《姚察传》载察“九世祖信，吴太常卿，有名江左”。然此后长时间姚氏在正史中失载，①直到南北朝后期才有所改观。《周书》卷47《姚僧垣传》(《北史》卷90《艺术传》)载僧垣“吴兴武康人，吴太常信之八世孙也。曾祖郢，宋员外散骑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僧垣于梁武时任太医正等职。后被俘入周，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隋时进爵北绛郡公。僧垣有二子，次子最先随父入北，隋文帝时任太子门大夫，后转蜀王秀府司马，并因秀反而受牵连致死。姚察，《陈书》本传载其于陈朝历任尚书祠部侍郎、秘书监、吏部尚书等职。陈灭入隋，历任秘书丞、太子内舍人等。察子思廉，《旧唐书》卷73(《新唐书》卷102)有传，载其历仕隋、唐，唐太宗时官至著作郎、弘文馆学士。思廉子处平，官至通事舍人。处平子璹、珽，《旧唐书》卷89有传，载其仕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璹官至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地官尚书、工部尚书、纳言等，荣任宰臣之列，颇得武则天的信重。珽则历任定、汴诸州刺史、户部尚书等职，兄弟二人之显，将姚氏之政治地位推向了极盛，“时人荣之”。由此可见，姚氏之仕宦情况，与江东其他世家大族的发展轨迹有所不同。以吴郡陆氏、顾氏例，他们兴自汉代，盛于孙吴，延续于东晋南朝。又如吴郡张氏，虽受挫于孙吴，却兴盛于南朝。但他们自南朝便明显呈现出式微之态，惟姚氏复兴于南北朝末期，并于隋、唐时期将其家族地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颇值得人们玩味。


由上所述，总的说来，汉魏六朝时期吴兴姚氏人物不盛、门望不著。正因为如此，姚氏人物缺乏自信，在南朝末尽管受到统治者的提携，仍自称“贱族”。据《陈书》姚察传载，陈后主颇为信重察，任之为吏部尚书，察一再谦让，曾垂涕拜请曰：


臣东皋贱族，身才庸近，情忘远致，念绝修途。顷来忝窃，久知逾分，特以东朝攀奉，恩纪谬加。今日叨滥，非由才举，纵陛下特升庸薄，其如朝序何?臣九世祖信，名高往代，当时才居选部，自后罕有继踪。臣遭逢成擢，沐浴恩造，累致非据，每切妨贤。臣虽无识，颇知审己，言行所践，无期荣贵，岂意铨衡之重，妄委非才。且皇明御历，事高昔代，羽仪世胄，帷幄名臣，若授受得宜，方得称职。臣夙陶教义，必知不可。


由姚察的自述，可见姚氏自孙吴姚信之后家道中衰，“罕有继踪”,察“颇知审己”,以致以为命其掌吏部于“朝序”不合。这实际上是惧怕引起其他权势大族的非难。很明显，姚察之进位完全在于君主的提携。②入隋后他很谦谨，大业二年死前遗令薄葬，有言“吾家世素士，自有常法”云云。


姚察自称“贱族”、“素士”,这牵涉到姚氏的门第问题。以往有人误解“贱族”、“素族”、“素士”与所谓“寒人”、“庶族”同义，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周一良先生曾指出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据齐高帝“吾本布衣素族”一语“遂谓萧氏为寒门，非是。凡非帝室而是清流者皆可曰素族。……是南朝之称素族皆与宗室相对而言也。”［1］唐长孺先生《读史释词》一文有“素族”条，在周先生的基础上举例更丰，指出：“东晋南朝时所谓‘素族’、‘素门’等或是对宗室而言，或是对家世显贵受封爵者而言，而最一般的用法实即士族的异称，其对宗室或贵戚公侯而称者实际上也是指士族。因此‘素族’不但不能解释为寒门，而且恰恰相反。”唐先生在“寒士”条中又指出：


①查《宋书》卷65《杜骥传》,宋文帝时有将领姚耸夫，元嘉七年曾率师助北伐，遭杜骥陷害被诛。史载“耸夫，吴兴武康人。勇果有气力，宋世偏裨小将莫及。始随到彦之北伐，与虏遇，耸夫手斩托跋焘叔父英文特勤首，焘以马百匹赎之。”耸夫为一武将，虽出自吴兴武康姚氏，但显然与姚信不属同一房支。
②南朝时期，随着君主集权的强化，他们提携“寒士”,以遏制高门权势家族。特别是在侯景之乱后，侨、旧高门中衰，长期以来被压制的江东中、小家族的人物受到统治者的重用，尽管他们有的表现出了佞幸的特征，但他们多是“寒士”,如梁武帝的宠臣朱异便是这类人物的代表。这构成了梁、陈政治的一个特色。


“东晋南朝自称或被称为‘寒士’的，有的是自谦，有的是有意贬低，而大多是先代官位不显的士人，或者士族中的衰微房分。最基本的一点，他们仍是士人，不是寒人，这一点却往往易被忽视。……寒士与寒人仍有士庶之别。”(21p·253-257)根据唐先生所举事例和分析的情况看，姚察自称“贱族”、“家世素士”,显然属于“先代官位不显的士人”,而绝非寒庶之人。据《三国志》卷58《陆逊传》,姚信乃逊之外甥。陆氏为汉晋间江东最具代表性的儒学世族，姚氏得与之联姻，其当为士族无疑。另外，姚氏在吴兴地方势力颇大，《周书艺术姚僧垣传》载侯景之乱中，吴兴太守张嵊邀僧垣抗景，说：“君是此邦大族，又是朝廷旧臣。今日得君，吾事办矣。”可见姚氏在当地有大族之称。正因为如此，姚察自称“家世素士”、自谦为“贱族”,主要因为东晋以后仕途不畅，但究其根本，姚氏当为吴地士族旧门。


二、忠义与孝义：姚氏家风的基调


与同时代其他的儒学世族一样，吴兴武康姚氏深受儒家道德的熏陶，其代表人物无论出处，皆遵循儒家道德规范。在道德实践中，最受人重视的是忠与孝。以忠事国，以孝持家，目的在于维系家族门户之地位。


1·姚氏之忠义


关于姚氏之忠义，其最早的代表当是姚信。《三国志陆逊传》载赤乌年间孙权立太子，先立子孙和，后又扶持鲁王霸，以致朝臣分化，形成“二宫之争”。以陆逊为代表的江东儒学大族严守儒家立嗣“嫡庶之分”的原则，拥护太子和，与孙权展开了长时间的斗争。史载“及太子有不安之议，逊上疏陈……。书三四上，及求诣都，欲口论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听许，而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又据《三国志》卷61《陆凯传》,凯于孙皓时为丞相，其死前上书皓，要求重用君子，首先点出的便是姚信。姚信与陆氏、顾氏代表人物态度一致，这不仅表明他们具有共同的集团利益，而且表明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他们认为孙权此举有悖于儒家的立嗣原则，给孙吴统治带来危害，因而不惜身家性命起而谏争，体现出了儒家士人的忠义观念。披览姚氏人物的有关记载，他们多具忠义之品德。如姚僧垣，《周书 艺术传》载其仕于梁朝，侯景之乱时，“僧垣乃弃妻子赴难”,后又返乡与吴兴郡守张嵊抵御侯景。梁元帝平侯景，僧垣赴荆州，然“朝政混淆，无复纲纪。僧垣每深忧之。”后西魏攻占荆州，“僧垣犹侍梁元帝，不离左右。为军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僧垣子察，《陈书》本传称“元帝于荆州即位，父随朝士例往赴西台，元帝授察原乡令。时邑境萧条，流亡不反，察轻其赋役，劝以耕种，于是户口殷盛，民至今称焉。”后仕于陈、隋，其言行忠谨，颇受称道。察子思廉，隋末为代王侑侍读，唐高祖攻克长安，“侑府僚奔骇，唯思廉侍王，不离其侧。兵将升殿，思廉厉声谓曰：‘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宜无礼于王。’众服其言，于是布列阶下。高祖闻而义之，许其扶侑至顺阳阁下，泣拜而去。观者咸叹曰：‘忠烈之士也。仁者有勇，此之谓乎!!”后为秦王李世民十八学士，唐太宗曾言及隋亡之事，慨然叹曰：“姚思廉不惧兵刃，以明大节，求诸古人，亦何以加也!”特寄赠三百段绢，书曰：“想节义之风，故有斯赠。”又载：“思廉以藩邸之旧，深被礼遇，政有得失，常遣密奏之，思廉亦直言无隐。太宗将幸九成宫，思廉谏曰：‘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甚切至。”故传末史臣论其“果执明义，临大节而不可夺”、“箴规翊圣”云云，确不为虚。思廉孙璹，仕于武则天时期，《旧唐书》本传载“时有大石国使请献狮子”,璹上疏以为养狮“极为劳费”,有碍民生，则天从之，“遽停来使”。又“九鼎初成，制令黄金千两涂之”,璹上疏反对浮饰，“则天又从之”。武则天曾谓侍臣曰：“凡为长官，能清自身者甚易，清得僚吏者甚难。至于姚璹，可谓兼之矣。”璹弟珽任太子詹事，“时节愍太子举有不法，5前后上书进谏”,《旧唐书》本传载有四事，涉及到太子忠孝道德、立行修身、节俭等方面，“疏奏，太子虽称善，竟不悛革。太子败，诏遣索其宫中，得珽谏书，中宗嘉其切直。时宫臣皆贬黜，唯珽擢拜右散骑常侍。”故史臣称其兄弟为诤臣，尤其是“珽规谏有才，牧守多善，储幄之任，可谓得人”,谓“珽能操执”。可见直到唐代姚氏代表人物仍保持着忠义家风，体现出其儒学世族的文化特色。姚氏人物的这种忠义行为称誉士林，对于其家族社会地位的保持和提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不过，必须指出，六朝以降世族之忠义与汉代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中古世族人物的所作所为，究其实质而言，无不以其家族利益为依归。对此，清人赵翼在《陈余丛考》卷17“六朝重氏族”条、“六朝忠臣无殉节”条指陈世族忠义的局限，特别是在《廿二史劄记》卷12“江左世族无功臣”条中所论尤为深刻：“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求如王导、谢安，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次则如王弘、王昙首、褚渊、王俭等，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以是为世家大族，迥异于庶姓而已。此江左风会习尚之极敝也。”赵氏分析其原因在于门阀制度的固化，“其时有所谓旧门、次门、后门、勋门、役门之类，以士庶之别为贵贱之分，积习相沿，遂成定制”。此外，中古政局殊乱，朝代革易频繁，这不能不引起士大夫安身立命观念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吴兴姚氏虽与王、谢等“高门大族”有别，但其心态有相似之处。纵观姚氏代表人物的事迹，除姚信较突出外，其忠义主要表现在忠于当朝君主、勤于职事，而对江山易帜和某一王朝内的君主更迭则漠不关心，甚至还有人趁机获利。如姚璹在武则天当政后，为改变因从父弟姚敬节参预徐敬业之乱给家族利益带来的损害，璹屡有阿谀奉承之举。《旧唐书》本传载：“时则天雅好符瑞，璹至岭南，访诸山川草树，其名号有‘武’字者，皆以为上膺国姓，列奏其事。则天大悦，召拜天官侍郎。”故史臣论其“妄求符瑞，已失忠贞”、“璹也无常”,揭示了姚璹言行失节的情况。


2·姚氏之孝义


吴兴武康姚氏作为儒学世家，非常重视家族内的伦理道德教育，形成了父慈子孝、兄弟友爱的和睦家风。姚僧垣，《周书》本传称其“幼通洽，居丧尽礼”。《陈书姚察传》载僧垣“知名梁武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察并用聚蓄图书，由是闻见日博”。僧垣于父则孝，于子则慈，可谓姚氏孝义家风的代表。姚察“幼有至性，事亲以孝闻”。侯景之乱时，“东土兵荒，人饥相食，告杂无处，察家口既多，并采野蔬自给。察每崎岖艰阻，求请供养之资，粮粒恒得相继。又常以己分减推诸弟妹，乃至故旧乏绝者皆相分恤，自甘唯藜藿而已。”察以父僧垣被俘长安，“蔬食布衣，不听音乐”。察曾出使北周，得与父相见，“将别之际，绝而复苏”。后僧垣死于北方，适值察除母丧制，陈后主“以察赢瘠，虑加毁顿”,特派人就宅发哀，劝其节制，并命其为东宫通事舍人，“察志在终丧，频有陈让，并抑而不许”。察“既累居忧服，兼斋素日久，因加气疾”。后主“见察柴瘠过甚，为之动容”,命其增加饮食，“察虽奉此敕，而犹敦宿誓”。察子思廉，《旧唐书》本传载其“丁继母忧，庐于墓侧，毁瘠加人”。此类事例旧史中载之甚详，难以尽述。


中古世族特重孝义，将其视为承家传业的首要之义。随着门阀制度的逐渐形成，自汉末以来，家族的内在联系和凝聚力不断增强，“孝”作为家族间的基本道德，成为乡闾评议的主要标准，“孝”、“悌”在当时有严格的要求，以致在魏晋以后形成了孝先于忠的理论。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一文中对此有深入的考论，他指出：“自晋以后，门阀制度的确立，促使孝道的实践在社会上具有更大的经济上与政治上的作用，因此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观念得以形成。”东晋以后“家族较王朝为重的形势在政治上更为显著,于是孝先于忠的理论也更为肯定”。［2］(p·238-244)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当时鉴赏品藻人物往往看其孝行。以吴兴姚氏为例，因其家族重孝道，在南北朝皆受称誉。如姚察因其厉行孝道，一再受到陈后主的赞誉，其官位日升，当与此有关。《陈书姚察传》载察入隋后，隋文帝“知察蔬菲，别日乃独召入内殿，赐果菜，乃指察谓朝臣曰：‘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姚思廉称其父“道冠人师，缙绅以为准的”。


三、姚氏之“家业”：经学、史学与医术


吴兴姚氏具有较为独特的家族文化传统。其家族之所以能够在南北朝后期和隋唐之际兴起，并在中古文化史上作出一定的贡献，与其家族文化传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姚氏早期之经术及其所体现的江东学风


检核姚氏之家学，可见孙吴时期的姚信便有较为深厚的经学积淀，是当时江东地区颇有代表性的学者。姚信精擅《易》学。《隋书经籍志一》载有姚信《易》注10卷。在姚信之前，汉末、孙吴之际江东地区相继出现了会稽虞翻的孟氏《易注》和吴郡陆绩的京氏《易注》。虞、陆二人的学风都是因袭汉代官方的今文经学的传统，与中土古文经学的兴起及会通今古文的学风不同，与重视义理阐发的经学玄化的新学风相比，显得更为保守。虞翻、陆绩对马融、郑玄、荀爽、宋忠诸人《易注》和《太玄注》的讥评，斥其皆“未得其门”,并不能反映出二人学养超过了北人，而主要是由学风的不同引起的。姚信的学风如何呢?张惠言《易义别录》辑《姚氏易注序》云：“其言乾坤致用，卦变旁通，九六上下，则与虞氏之注若应规矩，元直(姚信字)岂仲翔(虞翻字)之徒欤?抑孟氏之传在吴，元直亦得有旧闻欤?”可见姚信《易》学与虞翻《孟氏易》相近。唐长孺先生曾推测姚信“是陆氏之外甥，其易学可能与陆绩有关”;“陆绩虽注《京氏易传》,而据张惠言之说，他的说法颇近孟氏，姚信之孟氏《易》或亦得之陆绩”。因此，唐先生断言：“孙吴时期同时出现三种《易注》,可见易学之盛，而就三种《易注》看来江南所流行的乃是孟氏、京氏，都是今文说，这与时代学风相背驰，从这一点可以证明江南学风较为保守。”［3］又《晋书》卷91《儒林范平传》载平，“平研览坟素，遍该百氏，姚信、贺邵之徒皆从受业”。可见姚信曾受学于范平。不过，范氏之学与当时江东流行的学风相同，皆尚今文经学说。


另外，姚信又善“谈天”。《晋书》卷11《天文志》载信《昕天论》,以为“天之体南低入地，北则偏高。又冬至极低，而天运近南，故日去人远，而斗去人近。北天气至，故冰寒也。夏至极起，而天运近北，故斗去人远，日去人进，南天气至，故蒸热也。极之高时，日行地中浅，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昼长也。极之低时，日行地中深，故夜长；天去地下，故昼短也。”在这里，姚信从“天体”的运动，论析了气温与昼夜长短的变化。姚信的看法自然不尽合乎科学，但这反映出了其个人及江东地区的学风特点。据唐长孺先生考查，除姚信外，汉晋间讨论这一问题的还有陆绩、葛衜、王蕃、虞耸、虞喜、葛洪等，以至《晋书》、《宋书》的《天文志》所载“谈天”者，自陆绩起都是江南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对此，唐先生指出，“汉代天体论是很流行的，自《淮南子》的《天文训》开始以至刘向、扬雄、桓谭、张衡、马融、王充、郑玄这些著名学者都曾著论讨论这个问题。可是一到三国却只流行于江南，中原几成绝响，这也是江南学风近于汉代之一证。”［3］姚信既治《易》,又“谈天”,显然是江东学风颇具代表性的人物。《陈书姚察传》称信“有名江左”,看来并非誉美，与其在当时的学术地位有关。


进入东晋南朝后，姚氏尽管没有出现杰出的经学家，但其家族的学术传统仍有所保存，没有出现玄学化的人物，①直到唐高宗永徽年间姚時还以“明经及第”,可见其重儒家风之因袭。这体现在姚氏人物多通礼仪制度，《陈书姚察传》载：


(察)迁尚书祠部侍郎。此曹职司郊庙，昔魏王肃奏祀天地，设宫县之乐，八佾之舞，尔后因循不革。梁武帝以为事人礼缛，事神礼简，古无宫县之文。陈初承用，莫有损益。高宗欲设备乐，付有司立议，以梁武帝为非。时硕学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并即注同。察乃博引经籍，独违群议，据梁乐为是，当时惊骇，莫不惭服。仆射徐陵因改同察议。其不顺时随俗，皆此类也。


察之所以敢于“独违群议”,“不顺时随俗”,在于他“博通经籍”,精擅礼乐制度。本传又称其“博极坟素，尤善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娶，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姚思廉在察传末称其“既历职贵显，国典朝章，古今疑议，后主皆取先臣断决焉”。入隋后，炀帝“即位之始，诏授太子内舍人，余并如故。车驾巡幸，恒侍从焉。及改易衣冠，删正朝式，切问近对，察一人而已。”唐代武则天时期姚璹位列宰臣，其行事也以明晓礼制见称。《旧唐书》本传载：“自永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璹以为帝王谟训，不可暂无纪述，若不宜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璹始也。”由此可见姚璹还有创制之举。姚氏复兴于陈、隋，盛于唐代，与其家族通晓礼制有着紧密的关联。


①东晋南朝时期，侨姓世族占有优越的社会地位，玄学思潮风靡一时。江东世族与时推衍，多有习玄之举，其目的在于便于与侨人沟通，提升家族地位。当时吴地陆氏、顾氏、张氏等都有程度不同的玄化。而姚氏则没有玄化，这是不利于其家族发展的。




2·姚氏之史学


姚氏在学术文化领域贡献最大的当数史学。经学与史学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汉魏以来的旧族多有经、史并重的传统，正如刘知几《史通叙事篇》所说：“世之学者，皆先云五经，次云三史”。南北朝末年和隋、唐之际，姚氏之经学稍衰，而史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文史并重的新学风。《周书艺术传》载姚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于章句。时商略今古，则为学者所称。”僧垣虽不以学术见称，但他好“商略今古”,表现出浓厚的史学兴趣。其子察有史学之才，《陈书》本传载其入陈后便受命撰修梁史。察对《汉书》颇有研究，他曾出使北周，“江左耆旧先在关右者，咸相倾慕。沛国刘臻于公馆访《汉书》疑事十余条，并为剖析，皆有经据。臻谓所亲曰：‘名下定无虚士。’”入隋后，隋文帝以察为秘书丞，“别敕成梁、陈二代史”,察虽未得完成，但隋文帝曾命虞世基“索本”调阅。今日流传的《梁书》、《陈书》“本多是察之所撰”。察撰有《汉书训纂》30卷、《说林》10卷、《西聘道里记》、《玉玺》、《建康三钟》等记各1卷。察弟最“博通经史，尤好著述”,年19,随父入关中，北周世宗“盛聚学徒，校书于麟趾殿，最亦预为学士”(《周书艺术姚僧垣传附子最传》),撰《梁后录》10卷，行于世。


姚察子思廉自幼便受到严格的史学训练，《旧唐书》本传载：“思廉少受汉史于其父，能尽传家业，勤学寡欲，未尝言及家人产业。”察撰梁、陈二史未就，“临终令思廉续成其志”,“有诏许其续成《梁》、《陈》史。炀帝又令与起居舍人崔濬修《区宇图志》。”唐太宗贞观三年又令思廉与魏徵“同撰梁、陈二史”,思廉“又采谢炅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并推究陈事，删益傅縡、顾野王所修旧史，撰成《梁书》50卷、《陈书》30卷。魏徵虽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梁、陈二朝国史之撰修，姚察、思廉父子相承，历经三朝，终得完成，说其以习史、著史为“家业”,确不为过。思廉孙璹、珽也有史学建树。前述姚璹之提议撰录时政记，史称“宰相之撰时政记，自璹始也”。姚珽也以发扬“家业”为己任，《旧唐书 姚珽传》载珽“尝以曾祖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没名氏，将为己说；5乃撰《汉书绍训》40卷，以发明旧义，行于代”。由上文所考，姚氏以史学为“家业”,受到了梁、陈、隋、唐统治者的重视，这对其家族的复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姚察父子修史，其文风对中古文学的变革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关于姚察“善文章”,《陈书》本传称于时陈后主、徐陵、江总、隋炀帝等多有赞誉。察之史论，深得《汉书》之笔意，颇与当时流行之骈俪文风不合。对此，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卷9“古文自姚察始”条指出：“《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回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梁书》则多以古文行之。……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古文运动为中古文体变革之大事，其滥觞于南北朝之末，姚察父子为其先驱，其贡献与地位自不待言。


3·姚氏之医术


中古之世家大族在文化上包容万象，除了经、史学术及文学艺术外，往往还涉及诸多杂艺，其中医药之事直接关乎人们的日常生活，颇受重视，成为世族家教的重要内容。《颜氏家训杂艺篇》便说：“医方之事，取妙极难，不劝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药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为胜事，皇甫谧、殷仲堪则其人也。”《养生篇》中又说：“凡欲饵药，陶隐居《太清方》中总录甚备。”可见懂一点医道，是世族生活所必须，颜之推家中便有皇甫谧、殷仲堪、陶弘景诸人的医方。也有一些家族精研医术，世代相承，成为“家业”①。吴兴姚氏就是这样一个医术世家。


①东晋南朝时期医学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医学传续与世族的结合。当时的世医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东海徐氏，八代传医，影响到南北朝。




姚氏之医学始自梁代的姚菩提，《周书姚僧垣传》载僧垣“父菩提，梁高平令。尝婴疾历年，乃留心医药。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讨论方术，言多会意，由是颇礼之。”僧垣年二十四“即传家业。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策试。僧垣酬对无滞。梁武帝甚奇之。”大同九年，武帝任之为殿中医师，十一年转为太医正。僧垣医术颇为高明，曾为梁武帝等王公贵族视疾，梁武称其诊断“用意绵密，乃至于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术，是以每恒留情，颇识治体。今闻卿说，益开人意。”后梁元帝都江陵，僧垣以医术事之。元帝“有心腹疾”,召诸医议治疗之方。诸人皆主张“宜用平药，可渐宣通”,僧垣却以为“脉洪而实，此有宿食。非用大黄，必无差理。”梁元帝从之而疾愈。由此可见姚僧垣在梁代已成名医。西魏宇文氏灭梁，姚僧垣被俘入北，深得宇文护、于谨等人赏识，“大相礼接”。《周书》本传载僧垣先后为金州刺史伊娄穆，大将军、襄乐公贺兰隆，大将军、乐平公窦集，大将军、永世公叱伏列椿，文宣太后，武帝宇文邕，宣帝宇文资等疗疾，多有特效，显现出僧垣的高妙医术。如武成四年“高祖亲戎东讨，至河阴遇疾。口不能言；睑垂覆目，不能瞻视；一足短缩，又不得行。僧垣以为诸藏俱病，不可并治。军中之要，莫先于语。乃处方进药，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华州，帝已痊复。”


周宣帝为太子时“常苦心痛。乃令僧垣治之，其疾即愈。帝甚悦。”史载“僧垣医术高妙，为当世所推。前后效验，不可胜记。声誉既盛，远闻边服。至于诸蕃外域，咸请托之。僧垣乃搜采奇异，参校征效者，为《集验方》十二卷，又撰《行记》三卷，行于世。”从有关记载看，姚僧垣对多种疾病皆有研究。今存唐代王焘《外台秘要方》仍载有《集验方》中的药方，说明隋、唐时期医家对姚僧垣的医方很重视，有益于江南医学文化的北传。


姚僧垣次子最随僧垣入关中，《周书姚僧垣传附最传》载“最幼在江左，迄于入关，未习医术”。天和中，北周齐王宇文宪奏高祖，“遣最习之”,最“于是始受家业。十许年中，略尽其妙。每有人造请，效验甚多。”最入隋后，一度颇得隋文帝重视。《隋书》卷34《经籍志三》载有最著《本草音义》3卷。


由上考可见吴兴姚氏以医学为“家业”,显名南北朝，其医学成就和贡献几可与东海徐氏媲美。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姚氏之行医与其家族之复兴正好同步，其间有无内在的必然联系呢?据前述可知，姚氏作为传统的儒学旧族，进入东晋南朝后长时间衰微不振，而梁代姚菩提、僧垣父子相继以医术得宠于梁武帝，家族地位有所提高，并为其子孙的仕途拓展了道路。特别是姚僧垣、姚最父子较早地流亡西魏、北周，他们之所以受到宇文氏及隋文帝等北方统治者的“大相礼接”,得封北绛郡公，为关陇统治集团所吸纳，主要在于其家传医学的文化优势。南朝后期入周的南方人物非止吴兴姚氏父子，其门第声望和学术水平远在姚氏之上者甚多，而他们并没有受到姚僧垣那样的优遇。对此，北周齐王宇文宪劝姚最学医传“家业”时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尔博学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两国，吾视之蔑如。接待资给，非尔家比也。尔宜深识此意，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尔须勉励。(《周书艺术姚僧垣传附子最传》)


宇文宪的看法代表了关陇上层人物对南人的心态和政策。最本不欲学医，闻之“始受家业”。毫无疑问，姚僧垣、姚最父子在北周的活动和铺垫，为后来进入隋、唐的姚察、姚思廉父子在学术文化领域内的活动及其政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当然，必须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学术风尚中，具有明显的重视经术义理而轻视实用技艺的倾向。汉代大史家司马迁曾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汉书司马迁传》)随着经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在“通经致仕”的政策导向下，人们更是视技艺术数为小道。汉魏之际的华佗为一代名医，多有绝技，“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三国志方技华佗传》)。魏晋以降，玄学思潮风靡一时，大族名士多重清谈义理，以之博取声名。世族子弟虽也研习诸杂艺，但多为炫耀奇异，或为一时之用，少有视之为正途。在此风气下，吴兴姚氏以医术为“家业”,其内心深处颇为卑怯。姚僧垣、姚最都是20多岁后才学习医术的，姚最明显是被迫习医的。后来姚思廉为其父立传，叙及祖父姚僧垣事，讳言其在梁、周二朝以医术得幸的事实，与《周书》、《南史》所载不同。对此，赵翼《廿二史劄记》卷9“萧子显姚思廉皆为父作传入正史”条指出，姚思廉在《陈书姚察传》中有意不叙姚僧垣“以医术得幸，并不言官太医丞。盖思廉耻以方伎轻其家世，故讳之也。”所论甚是，揭示了姚思廉的真实心态。不过，就其客观历史作用而言，姚氏之世传医术，对其家族在南北朝后期及隋唐之际的复兴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北朝统治者受汉文化影响未深，重视南朝的方伎杂艺，从而给由南入北的医术世家的仕进带来便利，吴兴武康姚氏正是这样一例典型。


由上文所考，吴兴武康姚氏是中古时代江东地区不以事功显名的文化世族。其家族兴自汉末，中衰于东晋南朝。姚氏之所以沦为“贱族”而不亡，并能够崛起于南朝之末和隋唐之世，靠的不是事功，而主要在于其家族之文化。关于姚氏之文化，其核心内容是经、史之学，其在学术文化史上的贡献也主要在于此。不过，姚氏在南北朝后期以医术显名南北，得到统治者的赏爱，特别是在北周，更是如此，这对姚氏社会地位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A]·魏晋南北朝史论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3-101·
[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A]·魏晋南北朝史论丛[C]·北京：三联书店，1955·233-248·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