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宏《剡川姚氏本战国策》版本流传述略

姚波

姚宏《剡川姚氏本战国策》版本流传述略

俞慧君1，高月英1，卢芹娟2

（1.嵊州市图书馆；2.嵊州市文化馆，浙江嵊州312400）

原载：《图书与实践》文献学

[关键词]战国策；校注；版本流传；姚宏；嵊州

[摘要]对浙江嵊州籍乡贤姚宏著作《战国策》续注本从“殆绝”、“世罕有蓄者”到“大行于天下”、飘洋过海到美国之版本流传情况全面地作了介绍。指出，《刻川姚氏本战国策》因保存刘向原本面貌，给后人留下战国时期的真实史料而被公认为是众多校本之优注本，在《战国策》研究史上占有非常独特的地位。

[中图分类号]G256.22

[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1005-8214（2015）08-0059-04

[作者简介]俞慧君（1970一），女，浙江嵊州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乡土文献整理；

高月英（1966一），女，嵊州市图书馆馆长，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社会阅读推广；

卢芹娟（1969-），女，嵊州市文化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收稿日期]2014—10-14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1姚宏生平和里籍

姚宏（1088～1146），字令声，一字伯声，号宛委散人，剡川（水名，又名剡溪、剡江等，有时亦指地名，即今浙江嵊州）人，方腊起义后随父姚舜明（太师）迁往诸暨。尝为承议郎（赠）、右承直郎、删定官，再监杭州税，后调衢州江山知县，以伉直忤秦桧，瘐死大理狱中。有《剡川姚氏本战国策》三十三卷、《宛委散人集》行于世。姚宏事迹在地方志书中有所记载，见于南宋宝庆《会稽续志》及明、清、民国等历代《嵊县志》和《诸暨县志》；在其他官方文献似不多见，《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二十四史传目引得》《四库全书大辞典》均没有姚宏条目，民国十六年方宾观等编纂的《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录之；在私人文集中也鲜见；传姚宏工诗，然《宋诗钞》《全宋词》均没有收录其诗词。

嵊州，古称剡县，被称为“剡川”，但“剡川”这种称谓似只在南宋较多见，有时也指奉化一带。姚宏里籍“属剡无疑”，历代《嵊县志》已有考证。

2姚氏《战国策续注》本的流传

嵊州市图书馆藏有《剡川姚氏本战国策》两部。其一，为清同治八年（1869）湖北崇文书局重雕本；其二，为光绪三年（1877）永康胡氏退补斋重刻本。同治八年（1869）湖北崇文书局本系黄丕烈《士礼居丛书》本之翻刻本，三十三卷附札记三卷，汉高诱注，南宋姚宏校正，清黄丕烈札记，全五册。目录题“三十三篇”。该书行款为十一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书名页、书签、书根题名《剡川姚氏本战国策》，书名页（内封）有牌记“同治己巳湖北崇文书局重雕”，（1）卷三十三卷末刻题“嘉庆癸亥秋吴门黄氏读未见书斋影摹宋本重雕”，［1］札记三卷一册，尾题“男玉堂校字”（玉堂系“黄玉堂”）、“嘉庆癸亥冬吴门黄氏读未见书斋影摹宋本开雕”［1］卷端书影尺寸：22.1×15.1厘米。第一册卷首目录之后录刘向《别录·战国策书录》，第四册后依次录曾巩序、李文叔跋、王觉《题战国策》、孙朴跋和姚宏题（跋尾原题“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声父题”）；第五册依次为黄丕烈《重刻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并札记序》、黄丕烈的上中下三卷札记、顾广圻为黄丕烈本所作的序。

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于清同治六年（1867）成立，其刻书在当时就以品类繁多、版本考究、刻工细致、纸墨精良著称于士林，是当时中国四大书局之一。这套湖北崇文书局重刻的《剡川姚氏本战国策》自然不会差，且底本又是吴门黄氏读未见书斋影摹宋本。1904年美国举办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中国官方第一次参加，展品是《慈禧太后油画》和《湖北官书局展书》。其中，湖北官书局展书共190余种，包括“崇文书局/湖北官书局刻书”和“湖北洋务译书局/湖北翻译学塾译书”两大部分，《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在内。另含一批珍贵的湖北舆图、湖广舆图等。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因此获得“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大奖”。展后清政府将参展品作为礼物悉数赠与美国政府，分藏于史密森博物馆与国会图书馆。[2]《剡川姚氏本战国策》重刻本自然就落户美国国会图书馆。

《战国策》自问世以来，备受学者推崇，历来对之进行作注、续注的学者也不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战国策》各种版本达50种之多。其中，南宋剡川姚宏《战国策续注》本在众多校本中因保存刘向原本面貌，给后人留下战国那段真实史料而被公认为是优注本。

姚宏（1088～1146）、姚宽（1105～1162）两兄弟曾皆为《战国策》作注。民国廿四年（1935）《晋溪姚氏宗谱》卷之十四《乡贤》、卷之十五《艺文》都载有姚宏弟姚宽事迹，记其补注《战国策》三十一卷，“其注《史记》《战国策》，辞有所不尽，必画而为图”。谱中对姚宏注《战国策》却只字不提。姚宽《战国策》注本至今未见，姚宽到底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注本，一直没有确切的定论，他所书《战国策后序》只是在姚宏《题战国策》上有所增详，清代著名藏书家、校书家黄丕烈（1763～1825）认为姚宽只是整理书写过其兄姚宏所注的《战国策》而已，但姚氏兄弟皆用意《战国策》一书是肯定的。

东汉延笃（?~167），作《战国策论》（又称《战国策音义》）一卷，开始对《战国策》作专门研究，但内容简略，早亡佚。距时不久的高诱（147~225/168～212）作《战国策注》，始对此书作较细致的专门研究，3史上公认的第一个为《战国策》作注的就是东汉名家高诱。但到了北宋，经过唐、五代的变乱，因兵燹或火灾，也由于北宋以前雕板尚未广行，书籍的流通主要是缮写本，缮写本得之不易，民间藏书稀少，刘向古本部分和高诱注本逐渐阙佚，形成《战国策》佚文。于是一些学者开始着手复原《战国策》。其中，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1019～1083）贡献最大。他在校补之后所作书序中写道：“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所谓“三十三篇复完”，实仅指无整卷佚失，字句段落乃至整章佚失仍不在少数。此后，有李格非、王觉、孙朴等续校《战国策》，孙朴校本是北宋传本中的最佳本。在北宋时还有：集贤院本、刘敞（字原父）本、钱藻本、（苏）东坡本、苏颂（字子容）本、孙固本、孙觉本等。

真正最先注意《战国策》佚文问题的就是姚宏。他在《战国策题跋》中列举了司马贞《史记索隐》、徐广《史记音义》、李善《文选注》、欧阳询《艺文类聚》、张守节《史记正义》及孔衍《春秋后语》诸书所存《战国策》佚文。后有其弟姚宽继而为之，在《战国策后序》中统计佚文曰“司马贞《索隐》五事，《广韵》七事，《玉篇》一事，《太平御览》二事，《元和姓纂》一事，《春秋后语》二事，《后汉地理志》一事，《后汉》第八《赞》一事，《艺文类聚》一事，《北堂书钞》一事，徐广注《史记》一事，张守节《正义》一事，旧《战国策》一事，李善注《文选》一事，皆今本所无也”，计辑佚文26则。［4］

为什么姚氏本称为续注本?因为汉代高诱、北宋曾巩、孙朴等人曾先后为《战国策》作注，姚宏将之保存在自己所校的书中，而将自己的新校和续注视为高诱注的继续。姚宏竭尽搜罗当时可见的十几种本子，以曾巩校定本、孙朴校本这两个版本为基础，参校孙固本、孙觉本、钱藻校本、刘敞校本、集贤院本、晁以道本和《春秋后语》等，问出己意，作《战国策续注》，补注校正此书480余处，重刻《战国策》。高诱注传到曾巩为《战国策》校补时，已经不全。姚宏在题跋中说，存有高诱注的，仅仅第二卷至第四卷、第六卷至第十卷、第三十二、三十三卷共十卷，其余各卷都没有高诱注。曾巩序曾记载他校《战国策》时北宋官书目记载高诱注仅存八篇，而他见到的是十篇。姚宏的版本中存有高诱注的也是十卷，所以曾巩所见到的高诱注应当与姚宏所见到的数量相当。在嵊州市图书馆馆藏清崇文书局重刻的姚氏本《战国策续注》中，凡标明“曾作”的，是曾巩本的异文；凡标明“钱”“苏”“刘”“集”的，分别为姚宏所得孙朴本中所记载的钱藻、苏颂、刘敞等人和集贤院本的异文或校语；凡标明“一作”“一本”“旧作”的，为姚宏自己收集的参校本的异文；凡标明“续”或“续云”的，是姚宏自己的注文。除此之外，在第二至四卷、第六至十卷和第三十二、三十三卷中，凡不标姓氏或出处的注释，均为汉代高诱的原注。

北宋孙朴校《战国策》用力甚勤，先后历八年，“一岁再三读”，所据有五本，幸而借姚校本保存下来。[3姚宏在题识中道：“孙旧云五百五十签，数字虽过之，然间有谬误，似非原书也。”“括苍（即耿延禧刊本）无甚增损。”从中可以看出，姚宏的治学态度非常审慎，有批判地甄择材料。姚宏校本，自是益臻完善，其书体例谨严，荟萃诸本异文，旁及他书，考证得失，间有补充，但不失曾校本之旧。

姚氏续注本宋粱原有二。其一，为南宋绍兴年间初刻本，每半页十一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卷端冠以《新雕重校战国策目录》、刘向《书录》，曾巩《重校战国策序录》置于卷末。因该书曾为梁溪（今江苏无锡）高姓藏书家收藏，故世称“梁溪高氏本”；其二，为南宋重刻本，每半页十行二十字，黑口，左右双边，卷端依次冠以曾巩《重校战国策序录》《新雕重校战国策目录》、刘向《书录》。因该书曾为梁溪安姓藏书家收藏，故世称“梁溪安氏本”。［5］明（1368～1644）有穴研斋抄本、毛晋（1599～1659）汲古阁影宋钞本，前者国家图书馆有藏。姚宏续注《战国策》的两种宋代版本，赖明末清初著名诗人、藏书家钱谦益（1582～1664）之力得以流传。钱氏有题梁溪安氏宋本之识语，曰：“……天启中，以二十千购之梁溪安氏，不啻获一珍珠船也。无何，又得善本于梁溪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遂次而居乙。每一摩挲，不免以积薪自哂。要之此两本，实为双璧，阙一固不可也。崇祯庚午七月曝书于荣木楼。牧翁谨识。”钱氏重金购得两种宋粱后，这两种本子得以在部分文人中传抄，遂有影抄梁溪高氏本和影抄梁溪安氏本。清顺治七年（1650年）初冬之夜，绛云楼藏书不慎付之一炬，所幸两部姚氏宋本逃过此劫。后梁溪高氏本迭经张士俊泽存堂、冯秋霍、毛榕坪、桐乡金德舆（号云庄）、鲍廷博，再归黄丕烈，其后归南海潘氏，潘氏又捐献于北京图书馆，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此本经校勘家顾广圻、黄丕烈鉴定并作题跋，弥足珍贵。

梁溪安氏本，先是为钱谦益的远房族曾孙钱曾购去，后又为安徽歙县藏书家汪启淑飞鸿堂所得，惜其今已散佚，不知下落。而据梁溪安氏本之影抄本，却赖诸藏书家钱曾、毛晋、黄丕烈、张金吾、顾广圻、陆贻典、卢见曾、孔昭焕等众多名家校勘、藏存得以流传下来，今人得以窥其旧貌。毛氏汲古阁景钞本，后归孔昭焕家；常熟陆贻典曾借钱曾藏本影录并校字者，后归于黄氏士礼居，再转入张金吾爱日精庐，往下流传不详；乾隆丙子（1756）卢见曾从吴中借陆贻典校本刊板行世，即今雅雨堂本，黄丕烈云“始知卢本虽据陆敕先抄校姚氏本历刻，而实失其真，往往反从鲍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未知卢、陆谁为之也”；吴志忠有堂藏本，顾广圻云“亦从安氏本影钞，行款笔迹几乎无二。……唯每册有‘钱楚殷’图记为少异。……想乾隆间入璜川者”。

另有一吴中顾氏藏影宋抄本，此本为顾广圻（千里）之从兄顾之逵（抱冲）所藏。此本虽非宋刊，但从宋刊影抄，抄手精工，逼肖原书，且不同于高、安二本，乃别出一源。书原为东城顾氏物，由蒋春皋归于顾之逵。书有顾广圻、黄丕烈二跋，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黄跋云“此本非即余所藏宋本（按指高氏本）钞出，故行款不同，字句间有互异”。后入汪士钟艺芸精舍，咸丰间又入于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海源阁在1930年遭受兵劫，藏书多散失，顾本也在其中。后为齐鲁大学图书馆购进，今藏于山东省图书馆。

综上所述，姚本《战国策》在南宋至少有三种刊本流传，两种是宋刊，一种是影宋抄，内容各稍不同。

然而，南宋初年，《战国策》虽有一些刻本，但都不甚精，与姚宏《战国策续注本》相抗衡、流传广的却是另一个著名版本，即缙云（一说括苍，今均属浙江丽水）鲍彪的重定次序的新注本。两书成书时间相差一年，姚宏的续注本成书于绍兴十六年（1146），鲍彪的新注本成书于绍兴十七年（1147），刻行当不会远。元吴师道（1283～1344，字正传，婺州兰溪人）据姚宏注补鲍注之缺，正鲍注之失，撰写了《战国策》考据研究著作，完成于元泰定二年（1325）。吴补注鲍本被《四库全书》誉为“古来注是书者，固当以师道为最善矣”，简称鲍吴本，1922年，它首先被《四部丛刊》收入。吴师道注本和鲍彪本在明和清初流行，而姚宏注本流传到清代，“世罕有蓄者”。

姚宏《战国策续注》最早见于尤袤（1127~1194/1202）家藏书籍“汇而目之”编成的《遂初堂书目》，宋人吕祖谦（1137～1181）《大事纪》、赵与时（1175～1231/1172～1228）《宾退录》、王应麟（1223~1296）《困学纪闻》皆引用之，[3]想必当初一时较为流行。但绍兴本子元时（1271～1368）已见不到，因在脱脱（1314～1355）《宋史·艺文志》子部纵横家只著录鲍彪《战国策注》，而无姚氏《续注》，说明那时此书已不多见，故史志缺载。

姚宏其书在宋时刊行多次，但流传下来的稀少，以致难靓，元、明以下更不用说了。为什么姚氏本没有盛行?一方面，可能由于政治原因和姚宏的不幸罹难，即“以伉直忤秦桧，瘐死大理狱中”，“其书尚未盛行于世，故鲜未见也”；另一方面，可能由于鲍注本风行。鲍注本因调整策文次序，擅自增删改动、武断穿凿之处也不少，而被时人或后人有所诟病，但也受一些人称许“独缙云鲍氏校注为优”，其流行的主要原因是有利于一般读者，受人欢迎，人皆习用其书。吴师道《战国策校注序》云“剡川姚宏亦注是书，……具有典则，而世罕传，知有鲍氏而已”。又云“鲍能分次章条，详述注说，读者眩于浮文，往往喜称道之，而姚氏殆绝”。

风行南宋的鲍本最终在元时渐废，而被吴本所替代。吴师道据鲍本，正姚本，参之诸书，加以校正补注，因而质量更加上乘。在清乾隆之前，《战国策》流行的本子皆为吴本，几乎成独霸天下的局面，直至姚本中兴而稍减。

剡川姚氏本《战国策续注》直至18世纪中叶才流传开来。乾隆二十一年（1756）卢见曾发现梁溪高氏本并翻刻了一个宁刻本，即卢氏雅雨堂刻本。自此，姚氏本开始大行于天下，并很快取得了《战国策》的正统地位，被公认为标准本。

自卢氏雅雨堂刻本问世四十七年后，清代著名藏书家、校书家黄丕烈（1763～1825）以白银80两得到一部南宋初刻本，“楮墨精好”，认为是《战国策》传世善本之梁溪高氏本。黄丕烈得书后，一面立即延请顾广圻，以此为底本，选参元代吴师道等人的校本详加勘校，通篇朱墨批校；一面命工影刻，纤悉影摹宋粱，忠实地保留了初刻本的原貌。自嘉庆二年至八年（1797-1803），以六年之力，皓首穷经，才得校勘完成。黄丕烈还亲自写成校勘札记三卷附后，并将此重刻本列入其精校精刻之《士礼居丛书》。至此，《战国策》历代校注成果悉汇于此，两宋以来姚氏本、鲍氏本两大版本系统合流，成为清中期以后的最好佳传本。到清同治八年（1869），黄丕烈《重刻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刻本存世已不多，湖北崇文书局于是选取了该士礼居刻本作底本，重刻出版《战国策》一书。

自黄丕烈模刊后，姚宏其书重新恢复其学术地位，吴鲍本不再流行，相比之下，《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各种版本盛行，且多以黄丕烈影宋士礼居重刻本为底本，如清光绪二年（1876）四川尊经书院刻本、清光绪三年（1877）永康胡氏退补斋刻本、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经纶元记刻本、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化三味书室刻本、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元年（1912）湖北崇文书局刻本、民国元年（1912）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民国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民国三年（1914）上海鸿宝斋书局影印本（据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民国四年（1915）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四年（1915）上海石竹山房士礼居丛书影印本、民国五年（1916）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民国六年（1917）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博古斋士礼居丛书影印本、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扫叶山房影印本、民国十四年（1925）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二十一版）、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影印本、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锦章图书局仿宋影印石印本、民国十七年（1928）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十九年（1930）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华书局袖珍缩印本、民国三十一年（1942）尊经书院重修本、民国上海会文堂书局影印本、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上海商务印书馆对这部姚氏本《战国策》尤为青睐，至民国十四年，已连印二十一版。

《战国策》问世两千年来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有赖于历代学人的传抄、刊刻、校勘和注释等工作。姚宏考证《战国策》总480余条，辑录他书见引《战国策》而不见于“今本”《战国策》佚文多则，将东周西周特作世系谱以明之；姚宏续注多援引古书为证，属于考据性的；训诂解释较少，但释义精当，被段氏《说文解字注》引入。就《战国策》的校雠学方面和恢复其古本面貌来说，当推姚宏为宗，这也是《剡川姚氏本战国策》为清及现代学者备受推崇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宋）姚宏.战国策[M].武汉：湖北崇文书局本，1869.

[2]那拓祺，李尔钢.访书偶记：晚清崇文书局版《战国策》[J].出版科学，2011，19（1）:103-105.

[3]范祥雍.战国策笺证·战国策传本源流考（代前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6-9.

[4]何晋.《战国策》佚文考辨[J].文献，1999（1）:108—135.

[5]王慧.馆藏高注《战国策》版本源流考[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2（1）: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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