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家高文秀、姚守中身份考实

姚波

元杂剧家高文秀、姚守中身份考实

■都刘平■鲁玥含

原载：中国戏曲学院学报《戏曲艺术》第43卷第2期2022年5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元曲家考实》(项目编号:21FZWB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都刘平，文学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戏曲史。
鲁玥含，河北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戏曲音乐学。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摘要:孙楷第《元曲家考略》曾揭出方志中记载元代有山阴县尹高文秀，通过研究发现此高文秀任县尹在元顺帝至元五年，其人非杂剧作家。解读高文秀传世作品，可大致了解勾勒其身份、行迹，曾在居停东平的著名艺人刘耍和剧团，为其编撰“幺末”院本，后随刘氏戏班至大都，在演艺圈享有盛名。解读姚燧《希真先生祠碑》中显现的族侄姚埭其人品性，与曲家姚守中作品中隐含的作者身影正相吻合，考证姚埭为姚燧堂弟姚燉之子，稽考姚燉的行迹仕宦，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认识曲家姚守中。


关键词:高文秀、姚守中、身份考实
DOI:10.15915/j.cnki.cn11-1172/j.2022.02.022




一、高文秀
高文秀是元初杂剧大家，在大都时人以“小汉卿”称之。钟嗣成《录鬼簿》著录其杂剧名目凡32种，今尚存5种。孙楷第《元曲家考略》在元人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六发现有任溧水县达鲁花赤高文秀，上任时间在至元十七年(1280)至十九年(1282)，并例举至元间汉人任达鲁花赤者，认定此人即杂剧家高文秀。这个结论没有其他文献佐证，从下文的考察来看是很可怀疑的。孙先生又在康熙十年《山阴县志》卷十八《职官志》中找到元代任山阴县尹之高文秀，《县志》未注上任时间，故对此高文秀是否为曲家，孙氏未下断语。后来邓富华先生在万历《绍兴府志》卷二十八《职官志四》及嘉靖《浙江通志》卷二十《祠祀志第四》中亦发现元代任山阴县尹之高文秀。其中《浙江通志》的材料尤为可贵，有时间记载:“朱太守庙在昌安门外四里。汉朱买臣守郡，有破瓯越功，民庙祀之。元至元五年山阴尹高文秀重修。”①邓先生认定至元五年为世祖年号之至元，即公元1268年。其时，山阴(今浙江绍兴)尚为南宋疆域，故认为“这个高文秀与戏曲家高文秀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②，自是审慎谨严的科学态度。今按:万历《绍兴府志》、嘉靖《浙江通志》及康熙《山阴县志》的材料均出自元人韩性《重修朱太守庙记》。《庙记》云:


朱太守庙在越城之北，岁久浸圮。山阴县尹高侯文秀，葺而新之……江南内附三十有四年，王君祯更为修缮。至是三十馀年，栋宇倾挠，门庑隤圮尤甚。高侯过之而叹息，为易其朽蠧，更创两庑，使完好而可久。阅四月而毕工，至元五年岁在己卯孟夏既望，则毕工之岁月也③。


据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二《安阳韩先生墓志铭》，韩性字明善，绍兴人，“先生之卒，以至正元年五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④，则生于1266年，卒于1341年。又世祖至元五年为戊辰年，然则《重修朱太守庙记》中的至元五年为元顺帝后至元五年，即公元1339年。故而也可以断定此曾任山阴县尹之高文秀不可能是杂剧作家高文秀。《越中金石记》卷九还载录此高文秀所作《铜井龙祠记》，署云:“承直郎、绍兴路山阴县尹兼劝农事高文秀撰。”其云:
(后)至元(元)年岁在乙亥，春不雨，至于四月。田亩槁干，种不入土。郡邑雩祭弗效，邑人列县署请祷于铜井。文秀白之郡，夙斋戒至于山下……庙成，偕邑人具牲牢，以揭虔妥灵，遂记神之灵飨刻于乐石。使后之人严事修葺，永永勿怠，而神孚佑飨，答得百里之民，永有依怙，此建立祠宇之意也。至元五年岁在己卯十月吉日，士民金□祥等立石⑤。则此山阴县尹高文秀，后至元元年(1335)已在任。


《录鬼簿》记杂剧家高文秀系东平府学生员。按元好问《东平府新学记》载:“盖经始于壬子之六月，而落成于乙卯六月初。”⑥乙卯为元宪宗五年(1255)。又东平严实卒后，其子严忠济袭位。忠济中统二年因“大臣有言其威权太盛者”被夺职，由其弟忠范代为东平总管。至元元年(1264)十二月，诏“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⑦。而严忠范于至元九年(1272)授陕西四川等处行中书省佥事。至此，东平严氏世袭爵位被罢，东平幕府亦不复存在。高文秀入东平府为学生员，时间必在1255年至1272年之间。据阎复《乡贤祠记》⑧，金末名士康晔以“逾从心”之年(七十岁)拜东平府学儒林祭酒，其入室弟子有周砥、李谦、徐琰、孟祺、张孔孙、刘愻、杨桓、夹谷之奇。又据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平章宋公》引阎复之文，康晔弟子还有马绍、吴衍⑨。此外，阎复、申屠致远亦曾入东平府学⑩。此数人中，生年可考者有孟祺(1231)、李谦(1232)、张孔孙(1233)、阎复(1236)、马绍(1239)。当乙卯年(1255)东平府学落成之际，此数人年岁在十七至二十五之间。高文秀年辈当与数人相若，约生于1230年。此说尚有两项旁证:其一，元末邾经在《青楼集序》中以杜仁杰、关汉卿、白朴并举，谓三人乃“金之遗民”〔11〕。按杜仁杰生年约在金泰和五年(1205)〔12〕，白朴生于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关汉卿年岁当在二人之间。依我们的推定，高文秀生年约在1230年，与其“小汉卿”的称号相吻合。其二，杜仁杰散套【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有“前截儿院本《调风月》，背后幺末《敷演刘耍和》”语。所谓“幺末”即指杂剧，贾仲明补高文秀吊词云:“比诸公，幺末极多。”《敷演刘耍和》，全称《黑旋风敷演刘耍和》，高文秀编，孟本及曹本《录鬼簿》均著录。杜仁杰金亡后返回长清故里，不久入东平幕府，为严实、严忠济父子幕佐前后达三十年之久，直至中统初年退隐故里〔13〕。《庄家不识勾栏》散套就是其在东平所看到的杂剧演出的真实记录。高文秀正是以擅作“黑旋风”杂剧而闻名〔14〕，其剧作在东平这个元初杂剧繁盛之地必然很受欢迎，时常为艺人搬演。也即说，至迟在中统初年，高文秀《黑旋风敷演刘耍和》杂剧已创作完成并已上演。其时高文秀殆三十岁左右。


钟嗣成记高文秀“早卒”，贾仲明吊词增补为“早年卒，不得登科”，盖有所据。对于“不得登科”的解读，学界大体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指未赶上窝阔台九年(1237)的贡举;一种指未能赶上仁宗延祐二年(1315)开设科举;一种认为指未曾入仕为官〔15〕。其中第一种看法最站不住脚。若所谓“不得登科”指高文秀没有活到窝阔台九年的贡举，则其时他至少二十岁，生年就在1217年左右了，比白朴大九岁，比关汉卿也会年长，显然与史实不符。此其一。其二，《元史·选举志》虽谓这次考试“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16〕，但实际上中选者仅被承认为儒户而得以免除赋役，入仕者寥寥无几。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载:“丁酉(窝阔台九年)，汰三教，僧、道试经，通者给牒、受戒，许居寺、观。儒人中选者，则复其家。”〔17〕虞集《佥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事赵公神道碑》:“金之亡，其民颠沛奔走无底止，四民无所占其籍，征调一起，柔强并驱，俊乂无别。太宗皇帝思养其贤才而用之，乃择知名之士，乘传行郡县，试民之秀异者以为士籍，而别于民，其尤异者复其家。”〔18〕《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引李谦撰《张文谦先茔碑》:“戊戌岁，会朝廷试天下儒士，公试大名中选，得免本户徭役。”〔19〕而第二种观点同样有矛盾。按上文我们的考察，高文秀约生于1230年，时至延祐二年，已是八旬老翁，不可谓之“早卒”。退一步说，本文推定高文秀的生年不成立，既谓“早卒”，至多年四十左右。如此，其生年应当在至元七年(1270)，方才与未赶上延祐二年科举的解释对接得上。显然这个推论是有问题的，与高文秀“前辈已死才人”“小汉卿”的时间坐标不符。


当金末元初之际，大半个北方地区在经历战乱之后，学校毁于灰烬，士人沦落为编氓。河北真定、山东东平由于史天泽、严实采取的休养生息、接纳儒士政策，成为废墟中的一片乐土。其中在延纳名士、培养新进方面，尤以东平为突出。元好问《杨奂神道碑》云:“东平严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远千里来见者。”〔20〕东平府学培养“自先圣、颜、孟子孙至生徒几百人”〔21〕。这些新进士子构成即将到来的新元王朝官僚体系的基本骨干，胡祗遹《泗水县重建庙学记》谓:“即今内外要职之人材，半出于东原(即东平)府学之生徒。”〔22〕考阎复、孟祺、徐琰、李谦、夹谷之奇诸人入仕履历，初入仕途的时间大致在世祖中统、至元之间。如李谦约中统三年因翰林学士王磐之荐，“召为应奉翰林文字”〔23〕。孟祺以宋子贞荐，“擢国史院编修官，迁从仕郎、应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至元七年，持节使高丽，还授山东东西道劝农副使〔24〕。阎复“岁己未，始掌书记于行台，擢御史掾。至元八年，用王磐荐，为翰林应奉”〔25〕。夹谷之奇，“授济宁教授，辟中书省掾。大兵南伐宋，授行省左右司都事”;“会御史台立，擢之奇佥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26〕。当金末元初，北方汉族地主豪强因首先投诚蒙古军队，加上自身实力雄厚，故而受到蒙古统治者青睐。然当皇权稳固后，这种局面势必要打破，中统三年益都军阀李璮叛乱被平息之后，世祖更开始加速对汉族地主权力的控制。史天泽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东平严氏也在此时罢侯。严忠济于中统二年即因为“大臣有言其威权太盛者”被夺职，由其弟忠范代为东平总管。忠嗣于中统四年因朝廷惩青齐之乱，居大藩者，子弟不得亲政，罢官家居。随后忠范也改佥陕西行省事。这样，原来供职于东平幕府的文人不得不听从中央朝廷的派任，而这也是读书人改变从属的幕僚身份，真正迈入独立仕途的愿望所在。高文秀殆在至元初年四十岁左右时即已逝世，未能赶上此盛事，故贾仲明略带惋惜的语气说他“早年卒，不得登科”。


在“内外要职之人材，半出于东原(即东平)府学之生徒”〔27〕，翰林院、国子监官员“始命，独东平之士什居六七”〔28〕的元代初期，未见当时文人学士的文集中有关出身东平府学高文秀的痕迹，可能与高文秀参与时兴杂剧的编写有关，认为其人不足道。《录鬼簿》著录他的杂剧目有《黑旋风敷演刘耍和》，刘耍和是金元之际著名的教坊色长，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条叙云:“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其间副净有散说，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泛。教坊色长魏、武、刘三人，鼎新编辑。魏长于念诵，武长于筋斗，刘长于科泛，至今乐人皆宗之。”〔29〕此所说“教坊色长魏、武、刘”，无疑即为当时曲家高安道【般涉调·哨遍】《嗓淡行院》讥讽野路子伶人表演拙劣所说“辱末煞驰名魏、武、刘”。(《太平乐府》卷九)刘耍和之名又见于杜仁杰的【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套数，叙勾栏门前有人高声叫:“前截儿院本《调风月》，背后幺末《敷演刘耍和》”。《黑旋风敷演刘耍和》剧目与杜仁杰“幺末敷演刘耍和”句，似都有主谓倒置的特点，令人费解。其实院本本身即以滑稽取笑为尚，剧名不妨换个花样说，别生趣味。勾栏门前招揽观众的人高喊“背后幺末敷演刘耍和”，就是以知名艺人演压轴戏为噱头。杜仁杰、高文秀都是东平人，刘耍和当是蒙古破汴梁灭金之时，带领其行院北渡至东平栖身。《录鬼簿》记刘耍和有两位女婿红字李二、花李郎，皆有姓无名，当亦是行院中人。《录鬼簿》增订本著录红字李二杂剧目《折擔儿武松打虎》《板踏儿黑旋风》《病扬雄》三种，天一阁本增《全火儿张弘》《窄袖儿武松》两种，除《全火儿张弘》不知系何题材〔30〕，其馀四种皆为水浒故事。《折擔儿武松打虎》，应是武松打虎用力特猛，打折了木棒。《板踏儿黑旋风》，“板踏”，意为性情死板，行事粗鲁，是李逵本色。都是重科泛动作而少唱曲，类似院本而与以四大套曲为基本结构单元的元杂剧有别的短剧，应是为配合适应副净色的岳丈刘耍和的表演需要而编写。花李郎《莽张飞大闹相府院》《憋懆判官钉一钉》两剧，亦当如是。这便与高文秀所编杂剧题材、特征联系起来了。《录鬼簿》增订本著录高文秀剧目三十二种，其中梁山好汉李逵的题材尤夥，共计八种，占四分之一强。李逵是梁山泊好汉中最粗野而内秀的人物，让他“乔教学”“穷风月”“诗酒丽春园”，自然滑稽可笑，趣味盎然，在本属梁山泊地区的东平府，更具有天然的乡土气味。还有三种以“豹子”称号打头的剧，如《豹子尚书谎秀才》《豹子秀才不当差》《豹子令史自请俸》，也是演的名实不符、贤愚颠倒生发的滑稽事。由这类剧目名称显示的剧情比较简单，《乔教学》在《水浒传》小说第七十四回里有极简括的叙述:李逵闯进一处学堂，吓得先生、学生逃走。高文秀的剧不会有复杂情节，只会是一场更形象生动有趣的戏。别的剧目亦应如是。蒙古破汴梁，金宗庙乐器、教坊艺人多流落东平，东平勾栏瓦肆多演院本，东平前辈曲家杜仁杰《庄家不识勾栏》散套:“前截儿院本《调风月》，背后幺末敷演刘耍和。”“幺末”即未完型之杂剧。此则元杂剧趋于定型阶段，院本与杂剧混同现象。高文秀编杂剧三十二种，数量仅次于“捻杂剧班头”的关汉卿，天一阁本贾仲明补吊词云“比诸公幺末极多”，“幺末极多”显然不是供阅读品赏，高文秀当时应为在东平演艺界颇负声名的教坊色长刘耍和的行院编写剧本。


增订本《录鬼簿》卷上末记李时中“大都人”，剧目《开坛阐教黄粱梦》注云:“第一折马致远、第二折李时中、第三折花李郎学士、第四折红字李二。”马致远亦曾在大都，花李郎、红字李二两位教坊乐人，与大都的两位文士合编《黄粱梦》杂剧，表明他们后来由东平至大都。天一阁本《录鬼簿》传高文秀:“都下人号‘小汉卿’。”“汉卿”指的自然是“躬践排场，面傅粉墨”，大都演艺圈的红人关汉卿，“小汉卿”应是当时演艺界广泛流传的叫法，表明高文秀的年辈、造诣、影响，都较关汉卿低。“都下人号”，
表明高文秀也曾至大都，教坊艺人“冲州撞府”，高文秀可能随同驰名的刘耍和行院来到大都，其所编杂剧在大都演艺圈产生不小的影响，赢得赞赏。


二、姚守中


钟嗣成《录鬼簿》卷上“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传奇行于世者”栏著录姚守中，名下列剧目三种，初稿本、增订本谓其系“牧庵学士侄”，钟嗣成当有所据，盖牧庵学士即文章钜公姚燧，钟嗣成不会无端塞给他一位作不登大雅之杂剧的侄儿。按姚燧《牧庵集》卷十二《希真先生祠碑》，谓有“族侄埭自汴至长安”求为汴梁丹阳观末代观主王道清道士撰碑文。孙楷第《元曲家考略》曾从字义角度推断姚燧此族侄埭“疑即守中”〔31〕。姚氏自姚枢始，以五行相生命名，姚燧之子分别名:壎、圻、城、埴〔32〕，姚燧堂弟姚炜有子名堉〔33〕，姚埭与诸人当系从兄弟行。姚枢、姚燧伯侄相继为元朝极品高官，子弟多读书入仕，成为一时显赫的大家族，出了个一时趋新作了些散曲、杂剧的，并不奇怪。姚燧就是《录鬼簿》著录的有乐府传世之“前辈名公”。


(一)姚燧族侄姚埭即元曲家姚守中


进一步细读体味《希真先生祠碑》中显现的姚燧“族侄”姚埭的为人品性，与姚守中散曲杂剧中隐含的作者身影正可相互印证，二人可合二为一。《希真先生祠碑》叙汴梁奉金主元旦、朔望吉日朝贺场所的丹阳观末代观主王道清道士(号希真纯素大师)生平，重在显扬其重道义之行状:师卒，为迁葬故里，“茔居三年”;不靳接纳贤士大夫，“虽其徒厌讥不恤也”;重然诺，“与之期事，虽风雨寒暑，未尝爽言”;特置茔地，安葬师友及“名价重一时”之贤士，为之竖碑立传;乐谈“前朝勋戚大家事，其言亹亹，能倾究其隆赫衰摧之由，听者忘倦，皆可笔之野史”，是位关怀世道，劝人尚义的“方外人”。结末姚燧称赞这位族侄“无他营求”，只是以故旧之交颂扬王道士“夙昔之贤”，恳求为作碑文，曰:“子亦贤也。”这也显现出姚埭之为人。按《录鬼簿》于姚守中名下著录杂剧三种，名目分别为《汉太守郝廉留钱》《神武门逄萌挂冠》《褚遂良扯诏立东宫》，都是演述汉唐人物重义尚节故事，劝世意旨与姚埭请姚燧作碑文传扬王道士贤良义事相一致。


姚守中还作有【中吕·粉蝶儿】《牛诉冤》套数，借耕牛口吻，诉其力田劳作反遭杀戮之冤苦，从寓言角度说，绘出的是农民的心理图像，较之《孟子·梁惠王上》所说“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之怜悯，进而强调力田耕作之功:“有我时田园开辟，无我时仓廪空虚。”(【四煞】)这正是姚埭前辈姚枢、许衡不遗馀力地向忽必烈建议“重农桑”之政治主张的通俗化表述。忽必烈中统、至元年间，在国家政策方面一直存在两派相对立的意见:一边是以阿合马、王文统为代表的蒙古贵族，他们主张应全面施行蒙古游牧政策，甚至要求将汉人的耕地变更为草原，“专以财利一事为重”(吴澄《刘忠宪公行状》)，甚而皇室贵族也参与放高利贷，即所谓“羊羔利”;一边是以许衡、姚枢、窦默、刘秉忠等为代表的汉族儒臣，他们极力劝说忽必烈效仿历代中原王朝，施行儒家治国理念，重视农耕生产，减轻赋税徭役，与民休养生息。这一代儒学汉臣经历过金亡元兴历史更替的纷争战乱，都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匡扶时弊。许衡在《训子》诗中说:“身居畎亩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济民。”〔34〕又《题武郎中桃溪归隐图》诗云:“严陵晦迹终垂钓，韩伯韬声猥学医。此辈君侯休羡慕，但当匡救主民疲。”〔35〕这些都是他自己的真切心声。姚枢早在关中侍从忽必烈时，即向其提出“重农桑”的意见，且身体力行付诸实际行动。中统元年(1260)，朝廷立十道宣抚使，姚枢宣抚东平，至则置劝农、检察二人以监之，推物力以均赋役。中统二年，入朝拜大司农，同样“屡陈农桑之事”，以为劝农桑则可以“富民厚生”。时王文统“以言利进为平章政事”，姚枢、许衡入侍，则“言治乱休戚，必以义为本”(《元史·许衡传》)。许衡于至元三年(1266)奏疏“时务五事”，其一即为“农桑学校”，认为重视农桑、学校，则“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由之以多，国势由之以重”;指出取天下与守天下“各有其宜”，今国家施行的“敛财”政策，不但不能“生财”，反而“害于生财”，只有“优重农民，勿使扰害”，使“农安于为农”，如此积以时日，则“仓库之积，非今日比矣”，此方为“平天下之要道”〔36〕。解读姚守中留存剧目、散曲中显露出的其人之品性、思想观念，可以由疑似进而认定:《录鬼簿》著录之曲家姚守中即姚燧《希真先生祠碑》称作“族侄”的姚埭。


(二)姚守中之父姚燉行迹仕宦考详


姚燧门人刘致《牧庵年谱》系《希真先生祠碑》于至元十五年(1278)，谓此文“无岁月可考，亦当此年也”，是或然推测之语。按碑文记希真王道人至元十三年卒，“后七年，族侄埭自汴至长安”求铭，是作于至元十九年(1282)，姚燧至元十七年拜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二十年迁山南湖北道按察副使，《希真先生祠碑》正是作于长安。据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枢)神道碑》，姚氏先祖贯籍柳城，金时徙居洛阳，姚枢有同胞弟姚桢、姚格，枢生炜，桢生燉，格生燧〔37〕。据《牧庵年谱》，姚枢之子炜生于世祖至元元年(1264)，至姚燧作《希真先生祠碑》之至元十九年，方才19岁，此族侄姚埭不可能是姚炜之子，应是姚燧之弟姚燉之子〔38〕。按早年随许衡受学于长安，至元八年与姚燉一道同被召为国子监伴读之诸学友中，耶律有尚生于1236年(苏天爵《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吕端善生于1237年(苏天爵《吕文穆公神道碑铭》)，族兄姚燧生于1238年，白栋生于1244年(姚燧《河南道劝农副使白公墓碣》)。姚燉年岁殆与此数人相仿，生年约在窝阔台十二年(1240)，至至元十九年(1282)，年逾不惑，姚埭当年及弱冠。姚埭的生平未见记载，而其父姚燉的事迹散见于元人文献，钩稽排比这些材料，可大致勾勒其行履轨迹，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认识曲家姚守中。


姚燉早年应与堂兄姚燧一样，跟随伯父姚枢读书问学。姚燧在《姚文献公神道碑》中说:“燧生三岁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闇，教督而急其成，俾粗有闻。”姚枢在金亡后随杨惟中北觐蒙古皇帝窝阔台，窝阔台七年乙未(1235)，“诏二太子(即蒙哥、忽必烈)南征”，俾姚枢、杨惟中“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姚文献公神道碑》)。及蒙古军攻占德安，姚枢得识南方大儒赵复(字仁甫)，后者“尽出程、朱二子性理之书付公”。岁辛丑(1241)，姚枢拜燕都行台郎中，“时惟事货赂，天下诸侯，竞以掊克入媚。以公幕长，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绝”。癸卯(1243)，姚枢携家归隐辉州，垦荒苏门山，设堂供奉孔子画像，“傍垂周、两程、张、邵、司马六君子像，读书其间，衣冠庄肃，以道学自鸣”，版刻儒学著作《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四书》《尚书》等。其时居停大名的许衡，也潜心儒学，姚枢时至大名，与许衡、窦默“相聚茅斋”，“朝暮讲习，至忘寝食”(《姚文献公神道碑》《元史·窦默传》)。姚枢在苏门山除研读、版刻程朱理学诸书，还教授子弟门生读书。姚燧《辉州三贤堂记》云:“先公(指姚枢)以癸卯来此(指辉州)，而承旨(指王磐)已师是方，后将以事趋燕，尽前其徒，假先公以函丈，俾师之，以无废受业。迨庚戌(1250)，左揆(指许衡)徙家自魏”，“无几时，先公出应世祖之招，左揆独留师是方，其道同也”〔39〕。该年姚燧13岁〔40〕，姚燉当与族兄一道跟随许衡学。他们除研读儒家经典外，亦读
史书，姚燧《国统离合表序》记:“走未壮时，读《通鉴
纲目》书于苏门山。”〔41〕


庚戌(1250)，忽必烈以皇弟身份据守关中，遣使征姚枢，为忽必烈陈说救时之弊三十条，其一为“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以为如此“则民力纾”。姚枢提出的重视农业生产的建议为忽必烈所接纳，遂“教使劝农”，姚枢“身至八州诸县，谕上重农之旨”，成效显著。甲寅(1254)，征拜许衡为京兆府儒学教授，次年乙卯(1255)由宣抚使廉希宪举荐，升任陕西行省儒学提举。同年姚燧在关中拜弟子礼，从许衡学，姚燉亦在其中。《牧庵年谱》引姚燧《与许德卿书》云:“十八年，谬齿弟子之列于长安，时立下席。”〔42〕当时许衡在北方士林中的声望极高，其教授关中时，北方儒生多不远千里前来求学，如耶律有尚“逾弱冠”之年，自家乡东平“往从之游”(苏天爵《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许衡在陕西任儒学教官前后达五年，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帝位，许衡应诏北行(《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至此，包括姚燧、姚燉兄弟在内的从许衡受学于关中的众弟子都各自返回了自己的家乡。


姚燧、姚燉兄弟迎来人生重大转折点是在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该年许衡拜国子监祭酒，“以国人世胄子弟就学”，奏昔日门生弟子十二人为伴读，于是“王梓自汴，韩思永、苏郁自大名，耶律有尚自东平，孙安与(高)凝、(姚)燧、燉自河内，刘季伟、吕端善、刘安中自秦，独公(指白栋)自太原”，皆驿致大都〔43〕。这十二位弟子除作为贵胄子弟的伴读外，还协助业师许衡处理日常教务，“相与辅佐为教”(苏天爵《吕文穆公神道碑铭》)。许衡在国子监任教前后三年，至元十年(1273)，由于“权臣阿合马屡毁成法，国学廪饩又不继，诸生多引去”，当时有“学者治生最为先务”的舆论〔44〕，于是许衡请辞归，遂以王恂摄学事，以许衡弟子耶律有尚、苏郁、白栋三人为助教。姚燧《白公墓碣》载:“三年，吾侪或病告官去。”伴读之一的吕端善即在此时还京兆，“御史台荐其才，命为陕西道按察司知事”(苏天爵《吕文穆公神道碑铭》)。姚燧至元十二年为秦邸文学，未几授奉议大夫，兼提举陕西、四川、中兴等路学校(《牧庵年谱》)。高凝于至元十六年授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至正金陵新志》卷六下)。姚燉至元十年结束国子监伴读后当亦曾授职，姚燧《希真先生祠碑》记“族侄埭自汴至长安”，上文考姚燧此“族侄埭”即姚燉之子，文作于至元十九年，或此前后姚燉供职汴梁路。


明清方志多记载姚燉在至元间曾任职江西提刑按察司。按虞集《道园类稿》卷二十四《宗濂书院记》载:


宋亡，精舍毁。豫章之内附也，李武愍公恒以淄莱之军守之……世祖皇帝之顾念远人也，鹿泉贾公来宣慰为省官，高公凝为省郎中，宣布德意，兴文学，礼故老贤士，以施教于人。河东刘公宣来为按察使，副之者柳城姚公燉也。一时名卿贤大夫，蔼然邹鲁其人矣。贾公旧臣，刘、高、姚，皆覃怀之学者。于是郡人万公一鹗、前进士熊公朋来等，皆为诸公出。郡之闻风而兴者，始相与出钱，市民间废宅一区，中为礼殿，象夫子燕居，西室祠周子，东室祠文忠公。行省宪司，转闻于朝，更为书院。其讲堂名光霁堂，署山长以主之，以道学之宗，学者趋焉，遂与诸学鼎峙〔45〕。


“鹿泉贾公”即贾居贞，字仲明，是参与蒙元灭宋战役的著名汉族武将。据《元史》卷一五三本传，至元十五年，贾居贞由湖北宣慰使迁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主政期间，平息叛乱，平反冤狱，赈济灾民，颇多惠政，至元十七年卒于位。行省郎中高凝，字道凝，与姚燧、姚燉兄弟不仅系同乡，还同为至元八年许衡拜国子监祭酒时驿传至大都为伴读的同窗。按察使刘宣，字伯宣，太原人，擢中书省掾时，“在京从许文正公学，每退食就师，讲明经理”(吴澄《刘忠宪公行状》)，同属许衡门人。故虞集《宗濂书院记》谓“刘、高、姚，皆覃怀之学者”。按俞德邻《佩韦斋集》卷十《送刘伯宣尚书序》记云:“太原刘公亭刑江右之二年，政成化洽，治最，上闻，遂以大宗伯召。”按吴澄《刘忠宪公行状》，刘宣入为礼部尚书在至元二十二年〔46〕。则刘宣与昔日同窗姚燉分任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使、副使的时间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


姚燉等在江西任职期间，除“兴文学”，复新书院外，还“礼故老贤士”。同治《崇仁县志》卷八之二《人物志》载:
黄丙炎，字纯宗，号思梅，邑东耆人。咸淳元年进士，授临桂簿，辟建康府凤台酒库。德祐初，干办江西制司，带行礼部架阁……干办江西时，制使黄万石置司抚州，适元兵大至，洪都陷，万石弃城遁，纯宗不能挽，从行，由旴入闽，不两月，京城亦陷，遂归隐。刘伯宣、姚燉、高凝为宪使，皆具礼币迎主洪都学，并遣子受学，欲荐于朝，固拒之〔47〕。


《县志》谓“刘伯宣、姚燉、高凝为宪使”，略有误，据虞集《宗濂书院记》，高凝为江西行省郎中。这段文字的前大半部分来自刘辰翁《黄纯父墓志铭》，“刘伯宣”以下的记载为《墓志铭》所无，或刘辰翁为贤者讳。按诸《墓志铭》，黄丙炎生于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卒于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


吴澄《吴文正集》卷九十一《题姚竹居画卷》:“竹居昔过此，荏苒三十春。此画今到眼，见竹不见人。”〔48〕姚竹居即姚燉(见后文)。考《吴澄年谱》，吴澄自至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均在抚州崇仁居家丁父忧。姚燉拜访吴澄并赠其竹画，当是其任江西按察副使期间。吴澄乃南方大儒，与姚燉业师许衡有“南吴北许”之称〔49〕，而年岁约与姚燉相仿。姚燉拜访这位居家的文儒，一方面固然是作为地方官员礼重贤能的表现，更多的应该还是出于志同道合的惺惺相惜。


嘉庆《宁国府志》卷二《职官表·江东道佥事》栏列有姚燉，注云:“(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到任，三十年八月得代。”方志所记姚燉任江东建康道廉访司佥事的时间略误，应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赵介如《双溪书院记》载:
大元混一车书，兴崇学校。部使者所至，非循旧规以增广，则出新意以开设，于番，则双溪其始事也。至元十七年庚辰秋，按察副使竹庵粤(奥)屯希鲁行部来浮，士子无所依归，请立书院养士储才。公从之，买宅于双溪之上，以名堂。以介如尝闻父师之教，爰命为长，与朋友讲习……越十年庚寅秋，寇至邑焚，延及书院，惟孔、颜二像犹存。明年辛卯冬，廉访佥事竹居姚公燉循行属邑，登临故址，慨然曰:“此竹庵公遗迹也。”遂命少府燕山王君存古董其事，俾介如同山长胡云龙、教谕程之瑞、讲宾朱以清副之，且捐金示倡〔50〕。


元代鄱阳县隶属江浙行省饶州路，为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治下。(《元史·地理志五》)辛卯为至元二十八年，是年提刑按察司更名肃政廉访司。文中说“廉访佥事竹居姚公燉循行属邑”，“竹居”应是姚燉自号，也证实上文吴澄《题姚竹居画卷》是为姚燉所作。为双溪书院作记文的还有江西庐陵人刘辰翁，刘氏记文除赵介如文已交代的内容外，还有所补充:兴修书院的工作开始于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十月完工，“燕居睟容，皆公(指姚燉)手所是正，如孔林旧”〔51〕。


姚燉任江东建康道廉访佥事期间，还曾结识众多鄱阳当地的名士。清人史简编《鄱阳五家集》卷一《黎廷瑞芳洲集》卷首记述黎廷瑞行状云:黎廷瑞，字祥仲，“生而颖拔，日诵数千言，即了大义”。南宋度宗咸淳辛未赐同进士出身，授迪功郎、肇庆府司法参军。南宋亡，“幽居十稔，以文墨自娱”。“北方士大夫之来南者，闻公名，莫不愿见，既见，欢如平生。竹庵奥屯公希鲁、疏斋卢公挚、竹居姚公燉廉问之日，以歌诗、乐府相唱答”〔52〕。奥屯希鲁约至元十五年任江东建康道提刑按察副使〔53〕，卢挚任该职约在至元二十二年。奥敦希鲁、卢挚都是元初北方名士，且作词和散曲，名列《录鬼簿》卷上“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时人评奥敦希鲁词“豪宕清婉，律吕谐和”〔54〕，《全元散曲》辑存奥敦希鲁小令、套数各两首，卢挚小令一百二十首。他们先后任职江东宪府，与治下名士黎廷瑞“以歌诗、乐府相唱答”，自是情理中事。今存黎廷瑞《芳洲集》卷三有两首写给奥屯希鲁的词，调名分别为【水调歌头】与【眼儿媚】。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四《故静观处士刘君墓碣铭》亦载:刘传，字芳伯，“大父元芝，宋迪功郎”，“少学于家庭，迪功府君教诲甚严，君读书清苦，日记千言。前至元时，江东部使者柳城姚公燉按行至鄱，鄱之名士黎君廷瑞、吴君存偕迪功府君同往造谒，君操几杖以从。姚公爱其颖慧，命题赋诗，君援笔立成。姚公嘉叹，期以远大”〔55〕。黎廷瑞、吴存、刘元芝诸人，皆为鄱阳“名士”，吴存“少力学，有卓识”，“俊声四驰”，姚燉曾荐举出仕，不从〔56〕。


黎廷瑞《芳洲集》卷一有《癸巳七月送姚廉访移司金陵二首》(自注:“录其一”)诗:
十载孤怀郁不开，二年谈麈得重陪。亦知久聚难为别，纵复相逢有此回。野老共遮骢马路，仙翁合管凤凰台。慈湖相见如相问(自注:“谓年魁陈宜之。”)，已约钟山探蚤梅〔57〕。


癸巳为至元三十年。诗有“二年谈麈得重陪”语，当是前一年姚燉以江东建康道廉访佥事身份按行至鄱阳时，与黎廷瑞结识，上文提到在鄱阳兴修双溪书院即在至元二十九年。黎诗提到的“慈湖”，乃陈钺，字宜之，当涂人，宋咸淳辛未科第三名，与黎廷瑞为同年，故黎以“年魁”称之。陈钺曾辟建康阃幕，因家焉。入元后任建康府学教授，不受俸禄，所作诗文书“甲子”，自称“慈湖民”，学者称为“慈湖先生”。后大德五年姚燧任江东廉访使时，“闻其以道自守，屏车骑诣门”，有诗作唱和〔58〕。


察举地方隐逸贤士，同样是廉访官员的职责之一。嘉靖《江西通志》卷九《饶州府·科目》载:“周应极，字南翁，鄱阳人，生有异质。弱冠，邃经史、制书。部使者姚燉荐授婺源学正，弃官归养。”〔59〕元代婺源县隶属江浙行省徽州路，与鄱阳县同为江东建康道廉访司治下。


江东建康道廉访司原置司建康路，后为避江南行御史台，迁至宁国路(今安徽宣城市)。宣城人汪泽民、张师愚编《宛陵群英集》卷三有王圭《和姚竹居按察赋木犀古韵》，其中有云:“霜台诗老清不贫，高斋宴坐花为宾。”“不须重续小山词，自有公诗敌琼斝。”〔60〕姚燉原诗佚。王圭，字敬仲，与弟王璋并以诗名，与元初江南名诗人戴表元倡和，“尤工五言”(《宛陵群英集》卷三王圭小传)。


《宛陵群英集》卷八还选录宣城人张师愚《和姚竹居过赵忠定公故宅诗韵》:“翊戴功成赖屏翰，岂知蝼蚁困泥蟠。南荒地远劳行役，北阙云深欲见难。纳册未占风拔木，怀沙先见畹滋兰。惟公千古精忠在，奸党何殊一鼠肝。”〔61〕赵忠定公即赵汝愚，字子直，宋宗室名臣，居饶州馀干。孝宗时擢进士第一，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拥立宁宗有功，拜右丞相，任用朱熹、吕祖谦等贤能之士，故张诗有“翊戴功成赖屏翰”语。后为韩侂胄列为党禁，遭贬谪，庆元二年死于贬地衡州。《宋史》卷三九二《赵汝愚传》评云:“方孝宗崩，光宗疾，大丧无主，中外汹汹，一时大臣有畏难而去者矣。汝愚独能奋不虑身，定大计于顷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辅宁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谓盛矣。”〔62〕赵汝愚曾任职宁国，或其地有故宅，姚燉作为后任者，拜谒前朝贤臣名相故居，亦属常情，惜其所赋诗亡佚。姚燉颂扬前朝“精忠”良臣赵汝愚，与其子姚埭请叔父撰文传诵当世重道义之贤人王道士，内在的劝世意旨彼此相通。


前引嘉庆《宁国府志》记姚燉任江东建康道廉访司佥事至至元三十年得代，可信从。《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载录方回撰《太平路修学记》，前署:“奉训大夫、前签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事姚燉篆额。”〔63〕文中记路学兴修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冬，至元三十一年(1294)春竣工，则至元三十一年姚燉已卸任江东宪府佥事之职。按《录鬼簿》增订本记姚守中曾任平江路吏，乃父既为江东建康道廉访佥事，举荐其子做平江路吏，亦在所当然。


大德皇庆十馀年间，姚燉的经历无考，延祐五年(1318)铨调河南宪府。虞集《道园类稿》卷四十三《湖南宪副赵公神道碑》载:
湖南副宪赵公，讳天纲，字之维……赵氏之先世为安阳人，仕于金，多贵显……公之生，能世其家学。(父)侍郎又以公见许文正公于京师，又见静修刘先生因于保定。许公使公授业于其门人耶律伯强氏……延祐五年，康里公回回、某郡韩公云卿、柳城姚公燉，同在河南宪府，复起公为掾，犹不肯。母夫人曰:“不仕无义，非先君志也。”强起行〔64〕。


康里公回回，乃名臣不忽木之子，巎巎之兄，《元史》卷一四三附《巎巎传》:“兄回回，字子渊，敦默寡言，耆学能文。”“至大间，调大司农卿，除山南廉访使，改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迁淮西廉访使，皆有政声。再改河南廉访使。”“与弟巎巎，皆为时之名臣，世号为双璧云。”〔65〕韩云卿，即韩从益，云卿其字，安阳人。按，回回之弟巎巎，幼年在国子监受学于许衡，与姚燉为学友。乃父不忽木，亦作散曲，名列《录鬼簿》卷上“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神道碑》载赵天纲曾受业于许衡门人耶律伯强，耶律伯强即姚燉同门学友耶律有尚，至元十年许衡辞国子祭酒，以耶律有尚为助教。


延祐五年以后，姚燉事迹无考。按姚燉族兄姚燧卒于皇庆二年(1313)，享年76岁。上文考姚燉生年约在1240年，延祐五年时，已年近八旬，或此后不久即谢世。


姚氏伯侄不仅仕宦显赫，在文学艺术上也颇多建树。姚枢虽倾心理学，但亦能诗，《元诗选》辑录姚枢诗二十五首，近世编《全元诗》，又据石刻拓片增补一首。且善书，尤以“善草书”名世，袁桷《题姚雪斋右丞草书》谓姚枢“诗昉于苏(轼)，骎骎乎太白矣;字源于黄(庭坚)，则与之俱为怀素之弟子矣”〔66〕。蒲道源《题姚文献公草书真迹》评姚枢“翰墨工”，他人“未易继高风”〔67〕。吴澄《题葛教授家藏雪斋姚公墨迹后》亦谓姚枢“辞翰逸迈，近世鲜俪”〔68〕。程钜夫《跋雪斋墨迹》记姚枢曾赠诗于程氏季父西渠公，谓姚枢“名迹不下古人，字画亦非后来所及”〔69〕瑩。据王鹗《龙门建极宫记》，姚枢曾奉敕为龙门建极宫书写匾额〔70〕。姚燧《鄢陵主簿毛府君阡表》记姚枢曾书“夙夜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十字赠与墓主毛宪。《牧庵年谱》引姚燧《跋张总管父都漕公手泽》，记姚燧至元丙戌(1286)于张梦卿家观先伯父姚枢三帖。姚燧更是以文章名海内，亦作诗馀、散曲，是《录鬼簿》著录的有乐府传世之“前辈名公”。今存三十六卷本《牧庵集》为清康熙间辑本，其中三十五、三十六卷存词作四十馀首。《全元散曲》辑其小令二十九首、套数一套。姚埭之父姚燉亦能诗，任职江东建康道宪司时，与鄱阳文士黎廷瑞“以歌诗、乐府相唱答”，后进刘传因能赋诗，还受到他的褒奖。宣城人王圭、张师愚分别有《和姚竹居按察赋木犀古韵》《和姚竹居过赵忠定公故宅诗韵》，惟诗作不存。按姚燧【烛影摇红】《赋海棠》词序云:“见促录‘玉簪’乐章，非昨暮被酒，不敢歌淫哇于师旷侧也。蒙此庞和，且感且惭。此题藏斋乐总管首唱，时至元七年作。弟来序褒揄过高，阅之令人身汗面赤也。”〔71〕词序所说“弟”，或正是姚燉，姚燉当亦曾参与至元七年唱和“玉簪”乐章事，知悉其中原委。此次堂兄将众人“庞和”同题诸作集录，姚燉赠序“褒揄”，亦属同道雅趣。姚燉还擅书画，早在做国子监伴读期间，乃师许衡即“教诸生习字，必以颜鲁公为法”〔72〕，在江东宪府供职时，还曾为《太平路修学记》石刻篆书碑额。供职江西时赠画卷与吴澄，后者为作《题姚竹居画卷》诗。姚枢之子姚炜亦能书，《金石文考略》卷十五记延祐四年姚炜为王公孺所撰《敕修太师忠烈公比干庙碑铭》题额，《山左金石志》卷二十三记至顺三年姚炜为辛明远所撰《重修崇庆院记》书丹。元初北方正经文士亦不妨作时兴杂剧，出身于官宦显赫、文艺氛围浓厚之大家族的姚守中，一时趋新作散曲、杂剧，并不奇怪。




注释:
①(明)薛应旂撰《(嘉靖)浙江通志》卷二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32号，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042页。邓氏引文点读有误，不从。
②邓富华《元代戏曲作家高文秀新考》，《古籍研究》2012年第1辑。
③(清)杜春生《越中金石记》卷九，《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3册，第513页。
④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323册，第415页。
⑤(清)杜春生《越中金石记》卷九，《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3册，第514页。
⑥元好问《遗山集》卷三十二，《四库全书》第1191册，第359页。
⑦宋濂《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第101页。
⑧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9册，第249页。
⑨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01页。
⑩宋濂《元史》卷一六〇《阎复传》，同书卷一七〇《申屠致远传》。
〔11〕夏庭芝著，孙崇涛、徐宏图笺注《青楼集笺注》，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12〕杜仁杰晚年作的《河内公祠堂记》中云:“壬辰之祸，古今无是惨，河朔萧然者，盖五十馀年于兹矣。”(《全元文》2册，372页)壬辰为金哀宗正大九年改元为天兴元年(1232)，“五十馀年”，则已是元至元二十年(1283)之后。如壬辰年他三十岁上下，作文时已当年近八十矣。又按其所作《清虚小有第一洞天三言铭》，题至元二十六年(1289)五月，则年逾八十。与胡祗遹《挽杜止轩》诗“八十康强谈笑了”正相合。以此逆推杜善甫约生于金泰和五年(1205)前后。
〔13〕参见蔡美彪《杜仁杰生平考略》，《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周郢《〈杜仁杰生平考略〉订补》，《文学遗产》2003年第1期。
〔14〕高文秀所编“黑旋风”杂剧尚有:《黑旋风穷风月》(佚)、《黑旋风双献功》(存)、《黑旋风大闹牡丹园》(佚)、《黑旋风乔教学》(佚)、《黑旋风诗酒丽春园》(佚)、《黑旋风借尸还魂》(佚)、《黑旋风斗鸡会》(佚)。
〔15〕邓绍基《关于高文秀为元代东平府学生员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期。
〔16〕宋濂《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一》，第2017页。
〔17〕李修生《全元文》第1册，第175页。原文句读有误，不从。
〔18〕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十二，《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598页。
〔19〕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3页。参见陈高华、史卫民《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8页。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84页。
〔20〕元好问《遗山集》卷二十三，《四库全书》第1191册，第258页。
〔21〕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平章宋公》，第201页。
〔22〕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十，《四库全书》第1196册，第198页。
〔23〕宋濂《元史》卷一六〇《李谦传》:“翰林学士王磐以谦名闻，召为应奉翰林文字。”按《元史》王磐本传:“李璮素重磐，以礼延致之，……璮平，遂挈妻子至东平。召拜翰林直学士，同修国史。”李璮于中统三年叛变，寻被平定。王磐初入翰林应即在此时。
〔24〕宋濂《元史》卷一六〇《孟祺传》。
〔25〕宋濂《元史》卷一六〇《阎复传》。
〔26〕宋濂《元史》卷一七四《夹谷之奇传》。
〔27〕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十，《四库全书》第1196册，第198页。
〔28〕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四《送程士安官南康序》，《四库全书》第1203册，第325页。
〔29〕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6页。
〔30〕王钢《校订录鬼簿三种》增补本(天一阁本)校勘记第二五八条注《全火儿张弘》:“‘全’字疑误。案红字李二所作杂剧五种，此目之外，皆水浒故事剧，疑此亦水浒剧，即衍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中‘船火儿张横’事者。果如是，则此‘全’是‘船’音近(或方言音同)之误，‘弘’系‘横’音同之借。”(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页)可备参考。
〔31〕孙《考略》云:“《广韵》‘代’韵:‘埭，徒耐切。以土堨水。’《类篇》十三下‘土’部:‘埭，壅水也。堨，其例切，堰也。又阿葛切，遮拥也。’今江南犹多埭堰。以土石壅水，视水之溢浅、天之旱潦而及时泄闭之，是谓守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
〔32〕姚壎、姚圻、姚城之名见于刘致《牧庵年谱》。姚埴之名见于王士点《秘书监志》卷九。
〔33〕王士点《秘书监志》卷九，《四库全书》第596册，第843页。
〔34〕许红霞点校《许衡集》下册，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362页。
〔35〕许红霞点校《许衡集》下册，第378页。
〔36〕许红霞点校《许衡集》上册，第279页。
〔37〕刘致《牧庵年谱》，查洪德编校《姚燧集》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82页。《国朝文类》卷十二载王构《翰林承旨姚燧父桢赠官制》，谓姚燧父名桢。恐误。
〔38〕姚燧《牧庵集》卷二十六《河南道劝农副使白公墓碣》叙至元八年诏许衡弟子十二人为伴读，谓“孙安与(高)凝、燧、燉自河内”。姚燉当为弟。
〔39〕姚燧《牧庵集》卷七，查洪德编校《姚燧集》，第114页。
〔40〕刘致《牧庵年谱》“定宗简平皇帝五年庚戌”引姚燧《与许德卿书》:“燧生十三年，拜先履絇于苏门。”
〔41〕姚燧《牧庵集》卷三，查洪德编校《姚燧集》，第44页。
〔42〕刘致《牧庵年谱》，查洪德编校《姚燧集》附录，第683页。
〔43〕姚燧《牧庵集》卷二十六《河南道劝农副使白公墓碣》，查洪德编校《姚燧集》，第406页。
〔44〕许红霞点校《许衡集》上册，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40页。
〔45〕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6册，第493页。
〔46〕宋濂《元史》卷一六八《刘宣传》记刘宣任礼部尚书在至元二十三年，恐误。
〔47〕同治《崇仁县志》卷八，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48〕吴澄《吴文正集》卷九十一《题姚竹居画卷》，《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844页。
〔49〕揭奚斯《文正吴公神道碑》:“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至道，润色鸿业，有以知斯文未丧，景运方兴也。”
〔50〕康熙《浮梁县志》卷七，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0册，第104页。
〔51〕刘辰翁《须溪集》卷一《双溪书院记》，《四库全书》第1186册，第407页。
〔52〕史简编《鄱阳五家集》卷一，《四库全书》第1476册，第268页。
〔53〕方回《饶州路治中汪公元圭墓志铭》，《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五，《四库全书》第1376册，第395页。
〔54〕俞德邻《佩韦斋集》卷十《奥屯提刑乐府序》，《四库全书》第1189册，第77页。
〔55〕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四，《四库全书》第1214册，第172页。
〔56〕危素《危学士全集》卷十二《吴仲退先生墓表》，载《全元文》第48册，第495页。
〔57〕史简编《鄱阳五家集》卷一，《四库全书》第1476册，第279页。
〔58〕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十四，《四库全书》第492册，第637页。
〔59〕康熙《鄱阳县志》卷十一作:“弱冠，邃经史，上书部使者姚燉，燉奇之，荐授婺源学正，弃官归养。”
〔60〕汪泽民、张师愚编《宛陵群英集》卷三，《四库全书》第1366册，第983页。
〔61〕汪泽民、张师愚编《宛陵群英集》卷八，第1037页。
〔62〕脱脱《宋史》卷三九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993页。
〔63〕《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2册，第212页。
〔64〕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7册，第361页。
〔65〕宋濂《元史》卷一四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16页。
〔66〕诗题“右丞”误，当作“左丞”。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四库全书》第1203册，第651页。
〔67〕蒲道源《闲居丛稿》卷八，《四库全书》第1210册，第637页。
〔68〕吴澄《吴文正集》卷五十八，《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571页。
〔69〕程钜夫《雪楼集》卷二十五，《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364页。
〔70〕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8册，第9页。
〔71〕姚燧《牧庵集》卷三十六，查洪德编校《姚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57页。
〔72〕许红霞点校《许衡集》下册，第482页。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