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姚勉小传

姚波

状元姚勉小传

辛增明

　　
姚勉（1216－1262）是江西省宜丰县新庄镇芳里村人，著名文学家，南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廷对第一，高中状元，为宜春地区历史上的3名状元之一（另两位是袁州的卢肇和易重）。姚勉勤奋好学、刚直不阿的事迹长久以来一直在赣鄱大地乃至全国传颂，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和正直官吏。
         

家世

姚勉生存的年代是南宋末期，他出生的地方那时叫新昌县天德乡灵源村。因为浙江省也有个新昌县，民国三年（1914），江西的新昌县恢复古县名叫宜丰县。

姚勉的祖先是河南陕州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有个叫姚尚忠的人携家室来到新昌天德乡灵源村。灵源因其村西有条小溪叫灵溪而得名，此地山清水秀，田土肥沃，确实是个宜家宜业的好地方，姚尚忠便决定在此地安家。原址在群山环抱的山坑内，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修建芳里水库而淹没，姚氏族人从坑内迁出居住。

关于姚勉的祖辈先世，有很多传说轶闻，有些传得非常神异。例如有则传闻说，姚尚忠的孙子姚侃有天上山砍柴，突然天降暴雨，电闪雷鸣，姚侃一时无处躲藏，只好躲进旁边一丛芭茅中。不料雨大泥滑，一滑溜下一个从前埋过死人的金井中，顷刻间地动山摇，金井四周土走沙流，很快就把姚侃活埋了。这个金井原来是个富翁选中的墓地，据说是块风水宝地，后代会出大官，发大财，因为这个富翁没有葬这块地的福气，不得不迁墓了。而现在姚侃葬在这块宝地上，是应合了姚家当发的谶言。

这个传说当然是荒诞的，但姚勉对先祖葬福地也有文字记载。据姚勉《奕世状元坊记》记载：姚尚忠的第三个孙子姚侃是个正八品的评事（掌断狱的司法类官员）。有一天，有个看风水的地仙指着灵源一块地对姚侃兄弟说：“是当有魁天下者。”意思是说谁葬在此，其后人会出大官。于是几个兄弟开玩笑说，谁先死，谁葬此地，并“祝宗祈死”，希望自己死在前。后来是姚侃先殁，葬于此地。

地仙卜地虽是句玩笑，但这个预言却也灵验。后来姚侃的儿子姚振，官进贤县尉，封通事郎，在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庚辰科考试中，虽未中正式的进士，却由恩科特奏名第一。特奏虽然是一种皇帝赐予的特殊恩例，但在地方乡贤眼中，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而且又是奏名第一，被誉为“特奏状元”。

过了18年，也即是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姚振的儿子姚旦在戊戌科又成了释褐状元。所谓“释褐”，就是在全体国子监（太学）生中考核成绩第一名者，可以不通过科举考试，脱去（释）民服（褐），直接获得官职，称为“八行释褐状元”，简称“释元”。姚旦官至黄州州学教授，相当于当地的教育局长。地仙的预言再次得到验证。

再后来，就是姚旦的重孙姚勉廷对第一，钦点状元，地仙的预言又一次得到验证，一时轰动郡县，郡守蔡谟、县令赵时稼在天德乡官道上立牌坊，题额“奕世状元”。所谓“奕世”即累世，一代一代的意思。对于此事，姚勉十分感叹，他在《奕世状元坊记》中说：“卜地者之神未足信，其言之验不验未可知，遽先以死遂其葬，宁亡身以裕后，为子孙者岂可忘之哉！”认为地仙的话灵验不灵验不知道，但先祖宁愿身死而期望后世发达，子孙是不能忘记这片诚心的。

姚振是灵源姚氏始祖姚尚忠的曾孙（第四世）。居《灵源姚氏族谱》记载：五世祖姚旦为姚振的长子。姚旦生子三，其幼子姚锡，锡长子姚守文，守文幼子居敬，即姚勉的父亲。算来，姚勉为灵源姚氏第九世。

姚居敬字行简，号菊坪，生于南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五月十八日，殁南宋宝佑元年（1253）十一月十五日，嫡妻王氏，妾杨氏。姚居敬育有4子4女，姚勉为次子。姚居敬夫妇以子姚勉贵，父诰封承事郎秘书省校书兼太子舍人，母诰封宜人。

按说，姚勉也算是出生于书香世家，如果在太平盛世，以姚勉聪明智慧，完全可以走一条平稳的学而优则仕之路。但是，五世祖姚旦在世时，恰逢靖康之难，北宋的两位皇帝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被金兵虜去，北宋灭亡。姚旦因“殉靖康难”，家道从此败落，且一发不振，到姚勉父亲姚居敬手里时，已是“屋四间，且瓦破不覆椽”，房屋上的瓦连椽梁都遮盖不住了，可见贫困到了极点。

“雪坡”的来历

南宋嘉定九年（1216）二月，一个春寒料峭且下着大雪的日子。灵源姚居敬的小妾杨氏生下一个小男孩，这是姚居敬的第二个儿子。

但小男孩的出生并没有给姚家带来喜庆，因为男婴是小妾杨氏所生，很不讨嫡母王氏的欢心。原来，王氏也曾为姚居敬生过一个儿子，叫姚介，但很小就夭折了，嫡母妒嫉这个刚出生的小男孩，尽管小男孩白白胖胖惹人喜爱，王氏还是背着丈夫姚居敬，叫人用小棉被包着小男孩，丢弃在山野雪地里。此山叫莲花山，据说很有点佛佗菩萨的灵气，刚生下地的小男孩在雪地里啥也不知，只会大声啼哭。

其时四九寒天，滴水成冰，别说一个刚从娘肚子里出来的婴孩，就是个成年人，在雪地里冻上一两天，不死也会冻成冰棍。但却也奇怪，两天以后，这个孩子居然没有生病，更没有冻死，还在大声啼哭，且声音宏亮，很远都能听到。这天，一个砍柴的樵夫进山，顺着哇哇哭声，找到了这个男婴，只见所躺之处，并无积雪，而且四处热气腾腾，啼声铮铮，并无饥相，圆眼大睁，有声无泪。樵夫赶跑回村里告诉了姚居敬。

姚居敬抱回这个失而复得的小男孩，心里也感到一阵阵愧疚，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口中不停地呼唤着“二郎，二郎。”他紧紧抱着儿子，放在小妾杨氏身旁，同时他也感到这个小男孩命硬，今后肯定会是个不寻常的人物，一种父爱的天性令他暗下决心要认真抚养好这个孩子。

这个从雪地里抱回的孩子即是姚勉。据《灵源姚氏族谱》记载，他初名叫姚冲，字蜚卿，后来因避国讳改名姚勉，字成一。姚勉长大后，知道了自己出世后曾经有过被抛弃雪地的经历，特号雪坡，以不忘本。后来他的文章编校成集，就名《雪坡文集》。

小神童

姚居敬抱回二郎姚勉后，悉心呵护，走到哪里都带着他。二郎也特聪明，伶俐怪巧。姚家毕竟是书香门第，尽管家道中落，姚居敬也还算是个读过书的人。二郎长到三四岁时，姚居敬在劳作之余，就不时地教他认字、读书，二郎的记心也特强，教过一遍的字他都能记下来，读过一遍的文章他都能背出来。

姚勉刚满6岁，姚居敬就带他上山砍柴。一天他们正在山上砍柴，忽然下起了毛毛细雨。父亲说：“二郎 ，天下雨了，你就少砍点，早点回家。”姚勉说：“这点雨怕什么，毛风细雨当好天，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他冒着毛毛雨，不停地砍。父亲说：“你力气小，又下雨，你就砍点细柴，大的你也挑不动。”姚勉说：“细柴是好砍，就是不经烧，如果落个十天半月的雨，拿什么煮饭？”说完，他还尽挑粗的大的砍。砍下几根大柴后，他随口吟出几句：“细雨纷纷学采樵，采樵不采嫩枝条，一朝采得擎天柱，管保姚门世代烧。”姚居敬一听，这不是首好诗么，欢喜得哈哈大笑：“二郎 人小志气大，日后必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材。”自此之后，姚居敬对姚勉更加看重了。

但毕竟时运不济，家运更衰，姚家的生活日渐艰辛。就在姚勉6岁这年，新昌天德乡大旱，田里颗粒无收，一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姚居敬不得不带着家人，离乡背井，外出逃荒。

一天，姚勉随父母讨饭来到现在的丰城市湖塘乡邹舍村。邹舍，位于丰城赣江西部（简称“河西”）湖塘乡乡治西南1.8公里的庵舍上。村里有个邹春谷，虽是个不第秀才，名气却很大，家业颇富，且乐善好施，时人称“员外”。邹春谷看到小姚勉一脸聪明灵巧的模样，心生欢喜，就把他们一家收留下来，让姚居敬为邹家打长工，姚母安排为保姆，另外牵了几头牛要小姚勉去放。

邹舍村的对面山上有座枫登寺，寺里有家书塾，村里十几个儿童在这里读书。姚勉将牛放在寺旁的草坪上吃草，自己就爬在寺院窗户外听先生讲课。姚勉记性好，他听一句记一句，入耳生根，熟记在心。一个学年过去了，先生教过的书，他都背得滚瓜烂熟。

这天，书塾学生考试，那时的考试就是背书。先生点哪一段，学生就得背哪一段，背不出就得挨竹板打屁股。结果，先生点了三四个学生都没背出，都遭到了先生的狠打。

这时，正在窗外的小姚勉伸进小脑袋，说：“先生不要打，我来背。”不等先生应允，他有板有眼地从头到尾大声背诵起来，一字不漏，一句不差。先生一听，很是奇怪，问：“你是从哪里学的？”姚勉道：“我跟先生你学的。”先生更是奇怪：“我什么时候教过你？”姚勉道：“先生你在室内教，我在窗外听，听多了，也就记熟了。”先生看看窗外，只见几头牛正在吃草，疑惑地问：“你就是那个放牛娃。”姚勉道：“正是。”

先生大喜过望，连忙把姚勉拉进教室，仔细瞧了瞧，觉得这小孩子浑身透出股灵气，是一块读书的料，将来一定前程远大，就问他：“你想读书吗？”小姚勉眼泪卟卟落下，可怜兮兮地说：“我想，可是我没钱，我要放牛。”先生高兴地说：“你想读书，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学生，我不收你的钱，你也不用去放牛了，回去告诉你的父亲和东家，明天起你就来这里读书。”

从此以后，姚勉才算正式进入学校读书了。

刻苦攻读

以上这则轶事，只是传闻，但姚勉幼时聪颖好学，勤奋活泼，在《新昌县志》、《盐乘》和《丰城县志》中都有记载。《新昌县志》载：“少时颖悟，日诵数千言，居常作文有魁天下之志。”《盐乘·姚勉传》载：“勉少时俊颖绝伦。尝与范子坚登凤山寺，观锦水鸳鸯，一出一没，首尾宛然，范指示之曰：文境如是。遂大悟。”意思是说姚勉年幼时特别聪明，每天都要背诵数千字，写的文章中常透出一股雄魁天下的志向。教姚勉的老师叫范子坚，一天，范子坚领着姚勉登上凤山寺，俯观锦江鸳鸯，范子坚问：“你看见了什么？”姚勉答：“看到了鸳鸯戏水。”范子坚又问：“怎么个戏法？”姚勉想了想，突然明白了先生的意思，于是笑着说：“一出一没，首尾宛然。”范子坚抚掌大笑道：“妙，妙，写文章也应该这样啊。”姚勉于是“遂大悟”。

而据《丰城县志》载，姚勉在中状元前，大部分时间在丰城龙凤州（又名龙雾州）海棠寺云涧书院读书，受业于江湖诗派著名诗人乐雷发。

乐雷发，字声远，号雪矶，湖南宁远人，南宋政治家、文学家、诗人。乐雷发生活的年代，南宋偏安江南一隅，他少年时代便立下了收复国土、振兴民族的志向。但他的政治主张不能为权臣们所容，乐雷发虽满腹经纶，却屡试不第，他对此十分愤慨，遂放弃功名，转而收徒讲学，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姚勉就是在这个时候受业于乐雷发的。而乐雷发在讲学中，极力宣传抗金救国的道理，斥责那些只读书不救国的腐儒，这些，都对姚勉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又据《曲江志》载，姚勉离开龙凤州之后，又经常到离龙凤州不远的感山海慧寺经馆深造，住殿旁“洞明寒碧轩”，此轩后改名为“雪坡书屋”。寺前有甘露台，台前有“止蛙池”据说姚勉在此读书，生活简朴，学习刻苦勤奋。相传在一个仲春的晚上，门前蛙声四起，鸣不绝耳。当时姚勉正在静思作文，被蛙声所扰，便持笔前往探视，他蹲下身，轻轻地对满池的青蛙说：“青蛙青蛙不要吵，姚勉正在作文章。”同时信手用朱笔向青蛙头上一点，警告它不得再叫。顷刻，青蛙果真不叫了。从此，院内安静，青蛙头上却多了一个红点。姚勉朱笔点蛙蛙不鸣便成为故事，在丰城广为流传。民国九年（1920），海慧小学设于此，有人特绘制了《雪坡书屋》《蛙不鸣池》等八景图，挂在校内，以示纪念。

姚勉在感山海慧寺学习勤奋，博览群书，工于诗文，精究诸子百家，与寺僧云卧（名晓莹，号雪樵，丰城罗湖人，有诗名）相交甚厚，互有唱和。《龙州志·寓贤传》云：姚勉“读书海慧寺，与云卧常游赏往来曲江滨，故龙山多吟咏。”
与姚勉同时代的罗公寿说，姚勉在学生时代“豪迈跌宕，不拘小节，每乡举辄比世罕有，识为第一流人物。”由于姚勉刻苦读书，渐渐在丰城一带有了很大名气。

宜丰《盐乘》上载有一则轶事：邹春谷家里常聚有一班食客。所谓食客，是一些寄食于富贵人家，并为主人策划计谋、奔走效力的人。因为邹春谷家有钱，且又好客，因此常有一些人喜欢住在他家，甘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这天，姚勉去访谒邹春谷，有个食客见他年纪轻轻，名声却不小，便故意高声叫道：“姚蜚卿，你读过《勉斋集》么？”

勉斋是黄干的号，黄干（1152－1221）字直卿，为南宋大儒朱熹的门生兼女婿，著名的理学大师。《勉斋集》可为研究黄干理学思想、师承渊源提供较全面的参考，但此时黄干刚去逝不久，《勉斋集》还刚由弟子编辑，尚未付梓，一般人还很难读到。食客这样提问，是想为难姚勉。

姚勉见这食客阴阳怪气的样子，不想理睬。食客以为得计，进一步问道：“集中哪句最佳？”姚勉听其言，观其色，看他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随口答道：“入门求己者饿死，出门求人者辱死，与其辱也宁饿。”食客是寄食于主人家的，常吃嗟来之食，姚勉用《勉斋集》中的这句话，是对这位食客的讥讽。果然，这位食客满脸通红，一时无地自容，饭都没吃就急急地溜走了。而四座之人无不叹服姚勉的机敏。

知人识相的岳父

姚勉的岳父即是当年收留他的当地富豪邹春谷。当年姚勉在他家放牛时，他就看出这个孩子不寻常，特别是有老师愿意收他为门生，更是免了姚勉的艰辛劳作，出钱出米，让他到校读书。

姚勉在文章中说到自己苦读时说：“始某未第时，家徒四壁立，读书声与腹雷并作，过之者弗睨也，孰有以子妻之者。”穷苦之家徒有四壁，过往之人都看不上眼，谁还会把女儿嫁给他呢？因此姚勉快到而立之年了，还是光棍一条。

然而姚家这么苦，邹春谷还是坚持看好姚勉。淳祐五年（1245）十月，邹春谷派媒人送来聘书，对姚父说：“丰城邹员外有女妙善，不肯嫁于凡夫，要择名士为婿，他看上了你家二郎。”姚居敬一听，这真是天上掉下的大好事，平日里都为家庭贫苦生怕儿子娶不上媳妇发愁，现在女家打发媒人上门来提亲，高兴还来不及，焉能不允？

消息传出，立即招来了世人的议论，大家都认为这婚姻门不当户不对，姚勉虽说是读书人，但家里穷苦之极，一富一贫，双方相差太大了。但邹春谷却不这么认为，姚勉在《丰城邹君墓志铭》中记载说：“或有短之者曰：‘姚虽儒，贫也。屋数间且破，瓦不覆椽，日与天相觌，风旁雨上，何以处君女？’邹君笑曰：‘之人也，虽无屋，可婿，况犹有椽乎。求士诏近矣，之人且举且第。’邹君之意如此。”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有人劝邹春谷：“姚勉这孩子虽说是读书人，但家里极苦，两间破屋，瓦盖不住椽梁，每天在屋里夜观星星日晒太阳，进风漏雨，怎么能供养你家的小姐？”而邹春谷笑着说：“他家即使没有房屋，也可以做我家女婿，何况还有椽梁呢。朝廷求贤纳士的榜文马上就要下了，我相信姚家小子能中举成进士。”邹春谷要纳姚勉为婿的决心十分坚定。

两家的婚约就这样定下来了。但姚勉时运不济，第二年乡试考举人，竟然未中，第三年游太学，又不遇。乡村中的人都笑邹春谷失算了，白白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女儿许给了穷书生。但邹春谷仍不改初衷，淳祐八年（1248）邹春谷硬是将21岁的大女儿妙善嫁给已经33岁的姚勉，并亲自为之主持婚礼。

关于夫人妙善的事迹，各种史料记载有不同。在《灵源姚氏族谱》上，邹妙善记载为字竹堂，出生于绍定三年（1230）六月。而姚勉在《梅庄夫人墓志铭》一文中，记载十分清楚：“夫人讳妙善，字美韶，亦端惠淑顺，生于绍定戊子（1228）十月辛丑朔日之申。”我们认为妙善字美韶，一字竹堂，但妙善的出生年月以姚勉的记录更为准确。

婚后，姚勉与妙善夫人十分恩爱，姚勉记载说，妙善“九岁失母，克综家事，育弟妹至成人。年二十有一，归于某。某时甚窭，无肯妻以子者，外舅独愿女之，家人更谏不听，卒许嫁。竹堂既归，能安贫，事某父极孝，解其装质以赡族亲。客至，不戒而殽酒具。静重寡言，通《孝经》《论语》《孟子》，偕某夜读书，卒不寐达明。某虽贫，竹堂善经纪其家，使不至乏，而逸某以学，族间姻戚甚宜之。”妙善夫人娴静贤淑，知书达礼，质当自己的嫁妆来赡养亲人，陪伴丈夫通宵读书，经营家事以供丈夫求学，这是何等的贤惠啊。

结婚第二年，即南宋淳祐九年（1249）五月，妙善生一女，取名荣。

但天妬英才，妙善夫人如此贤惠，天公却不眷顾。荣女出世仅20天，妙善夫人即去世。至于所得何病，史料无载，估计是妙善夫人生产时感染了病毒，或者是出血过多。次年，荣女亦殇。

爱妻与小女先后殁殇，这对姚勉的打击极大，令他悲痛彻骨，日夜垂泪。连连的家庭不幸，姚勉一时万念俱灰，他说：“某念外家知己，不敢忘义，不忍他娶。”他对岳父邹春谷深怀感恩，不忍心提再婚之事，尽管也有乡里人上门来议婚，姚勉都一一谢绝。

岳父深知姚勉的心情，他一方面劝慰姚勉，不必过分悲伤，要尽快平静心态，以攻书考功名为重。另一方面，他内心已决定将小女梅庄再许配给姚勉。

梅庄，讳妙庄，字美文，南宋绍定三年（1230）辛丑朔月出生，比其姐妙善小两岁。就在妙善夫人丧服期除之后，邹春谷又请媒人上姚家提亲。一时间，乡里大哗，说什么难听话的人都有。有人骂邹春谷“老糊涂”，也有好几拨人来向梅庄提亲，而邹春谷一概拒绝，他就是看准了姚勉。关于这桩婚事，姚勉在《梅庄夫人墓志铭》中记载道：“服既除，求继好。外族哗然莫之从，夫人盖亦怒其为是请者也。独外舅爱某以心，卒不以夫人他许，间有请婚，卒议不合。”

邹春谷慧眼识才，将二女儿梅庄与姚勉订婚，让姚勉安心读书。淳祐十二年（1252），姚勉中举，第二年即宝祐元年春，姚勉中状元。他“感念不忍负外舅，复于大人再请盟，外氏方许诺。……将以是冬娶。会十有一月，先君弃诸孤，不果。丙辰二月，乃克亲迎。”中状元后，姚勉不忍辜负岳父的一片好心，再次议婚，定于冬日迎娶。但在该年十一月，姚父居敬病逝，姚勉服丁忧3年，因此一直拖到宝祐四年（1256）二月，姚勉才与梅庄夫人完婚，此时梅庄年已27了。

婚后，夫妻俩感情甚好，“夫人贤犹竹堂，而又明敏英悟，动率礼法。自以不逮养舅姑，四仲月恪恭祀事。事尊者甚礼，抚卑者甚恩。”先前妙善夫人没有留下子嗣，所幸小妾黄氏生有一子名叫元夫，后来告庙过在妙善夫人名下，立为嫡子。梅庄夫人“爱元夫真若姐之子与己之子，缝组裘履不少懈。自训之书，谓外舅婿儒，政为教子也，延名师某家，诲其二弟，就俾元夫学焉。”真是一位贤惠的夫人。

然而命运多舛，天不假年。宝祐五年（丁已，1257）三月，梅庄夫人突然病亡，算来两人结婚才一年零一个月。

科考之路

在封建社会，读书人想要出人头地，唯有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一途。

中国的科举考试，起于隋唐，盛于两宋。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这在两宋统治者看来，夺取江山何其易也，同时也在统治阶级内部普遍产生一种重文轻武的思想。因此，自隋唐而兴的科举制度，得到两宋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一切仕宦，先问是否科举出身。

在封建社会，科举取仕无疑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制度。读书人不问出身、贫富、贵贱，只要考得好，能被阅卷官看中，就有可能走上仕途，正所谓“万般皆下品，为有读书高”。姚勉在家庭那么贫困的情况下，仍然不放弃读书，也正是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

旧时的科举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院试在郡县进行，考中者即为秀才，乡试在省城举行，考中者即是举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中举之后，即有做官的资格。会试在京城举行，考中者为贡士，所有贡士都可以参加殿试，且基本上都不会落榜，只是重新排名，一甲取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取若干名，称赐进士出身，三甲取若干名，称赐同进士出身。

读书人想中个进士，要经过一系列的考试，即使顺利，也得要十多年时间，因为院试、乡试、会试都是三年一考，只有殿试是在会试过后的第二年举行。姚勉是从哪一年开始参加科举考试的，现在已经查无史料了，只知道他是在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参加乡试中举，接着进京参加会试，考取贡士。这一年，姚勉37岁。

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姚勉通读四书五经并烂熟于心。通览姚勉的《雪坡文集》五十卷，不难发现他阅历之广，让人惊叹。既涉猎《尚书》《易》《礼》《左传》《春秋》，又精通《诗经》《文选》，因为科举考试的需要，姚勉更精研《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其创作中，无不运用自如，极尽引用与化用之能事。同时代的著作，对《资治通鉴》用力甚夥。正因为姚勉博览群书，故而他在这一年的科举考试中胸有成竹，一举夺魁。

京城会试一般在八月举行，因此称“秋闱”，考完之后，考生（贡士）不用回乡，都在京城住下，准备下一年三月参加殿试，称“春闱”。

据说姚勉秋闱考得不够理想，名次排后，他非常懊丧。这天下午，他漫步来到西山罕王祠小憩，不觉呼呼入睡，梦见一兀（光禿的山顶）有一片犬（狗）肉。醒来后，百思不解，去请承觉寺的长老解梦。长老说：“片犬是状字，一兀是元字，相公必然高中状元。”果然，在宝祐元年（1253）殿试之后，姚勉被钦点为状元。

钦点状元郎

以上这则是传说。但传说归传说，姚勉能一举夺魁，并非应了梦兆，而是他确实有真才实学。这从他的《廷对策》中就可以看出来。

《廷对策》，通俗说来就是殿试时的考卷。这是由皇帝出题，考生解答的最高形式的考试。宋理宗有感于国势日衰，围绕如何罗致人才以扶世道这个中心，出了选贤举能方面的八个题目。姚勉在考堂上，洋洋洒洒，一挥万言，条理清晰，论证周密，见解精辟，论理透彻。其中最基本的一个论点，就是“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以道淑天下之士，正其心也；以文求天下之士，蛊其心也”。“淑”本为清澈、清湛之意，此处作动词用，可解作“使之清明”。这句话的大意是：用文章去求取天下的人才，不如用道理去启迪天下学者，使他们心中清明澈亮。用道理去启迪天下之人，可以纯正人们的心灵，用文章去求取天下之人，则只能蛊惑人心。

姚勉的这一观点，贯穿于整个试卷。如理宗提出怎样才能选取出有用之才来治理国家时，姚勉认为：按照现在科举取士的方法选才，则“未仕者，志高科；已仕者，志高位。不得不止，愈进愈贪……逐逐然惟利禄之计，则科举之法，有以坏之。”因此，姚勉请求理宗“以道而淑天下，使天下之士，知天爵之可贵，而人爵之不足贵；知义荣之可尊，而势荣之不足尊。利禄之心轻，则科举之念轻；科举之念轻，则恬退静重之士出，而顽钝无耻之风，亦可少息矣。安有得人之效，不如人意哉。”

再比如理宗问及如何改进科举，使所取之士能称人意。姚勉则认为：“求天下之士者，科目也；坏天下之士者，亦科目也。士不务道，惟知工于声病之文；用不适时，惟知习于套括之学。其未仕者，用力惟在于此；其既仕也，从政曷知其方？失在于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每至三年，谓之大比，群聚以考其艺，誊录以观其文。不求之乡评，不本之窗望，惟其文足以惑有司足矣。”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说：按照现在这种三年一次的科举取士方法，学子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他们只追求如何考得好，试卷如何符合有司的口味，而不知道这种文章的好坏在现实仕途中是没有用的。总之一句话，姚勉是根本不同意现在这种科举取士的方法。

姚勉这个观点，在宋代科举极盛的年代，不啻于平湖中投下一块巨石，激起层层浪花，引起了各方面的巨大反响。果然，尽管姚勉的这篇《廷对策》文采飞溢，论理严密，主考官还是把他列在第四名。旧时殿试，第一、二、三名分别是状元、探花、榜眼，到了第四名，那就只是一般的进士了。

此时的宋理宗，还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他对科举取士的这一套也有反感，他曾重用过立有边功的赵葵为相，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以所谓“宰相须用读书人”为由，排斥赵葵为相。现在见到姚勉的这篇《廷对策》，非常符合自己心意，不禁眼前一亮，他力排众议，将姚勉的名字从第四名提为第一名。理宗既敢任用不是科举出身的赵葵为相，为什么不能钦点才华横溢、敢说敢为、有独特见识的姚勉为状元呢？

姚勉对理宗的知遇之恩，也深为感激，事后写下一首《廷对谢恩》：


赭袍黄屋俨临轩，独立班头领众仙。
五色云彩金殿日，一声雷吼玉除天。
浮云何敢矜科第，实地惟知学圣贤。
珍重皇恩何以报？疾风劲草雪松坚。


然而，朝廷中那班惟知工于声病之文的“科班官僚”，对姚勉被点为状元一事是极为不满的。他们不敢指摘皇上，只好迁怒姚勉：你既反对科举取士，为什么还要来参加科举考试呢？于是造出种种污蔑之词。有一则流传很广的传说，可说是污蔑姚勉的“代表作”。

传说，宝佑癸丑科进士殿试后，考生的考卷都呈在龙案前。皇帝翻阅试卷后，看到江西考生考得不好，眉头紧锁，自言自语地说：“今年江西状元要免。”这话给江西考生姚勉听到了，赶忙跪下，高声道：“谢主龙恩，在下正是姚勉。”封建社会的皇帝金口银牙，说话要算数的。皇帝回想刚才说的话，与眼前姚勉的名字如此巧合，不禁笑了起来：“你还想赖一个状元呀。”后人讹传，就说姚勉的状元是靠“赖”得来的。

怒斥奸相

姚勉蒙理宗皇帝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珍重皇恩何以报，疾风劲草雪松坚”，极想有一番大的作为。谁知刚刚钦点状元不久，就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他赶忙上疏，辞去初授承事郎一职，奔赴丰城。十一月十五日，姚父病故，葬隆兴府新建县西山之峰。

按照礼俗，父母过亡，儿子服丁忧3年。姚勉在家料理完丧事，丁忧服阙，已是宝祐三年（1255）末。第二年二月，与梅庄夫人完婚。直到宝祐四年夏，姚勉才回到京城，被授以秘书省正字。

此时朝廷中是奸臣丁大全当道。丁大全（1191－1263），字子万，南宋镇江人，是个极其奸诈贪吝之人。曾任侍御史兼侍读、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政知事。宝祐四年（1256），丁大全委派他的同党袁玠为九江制置副使。

袁玠是个极贪且极为刻薄之人，《宋史》说他“玠贪且刻，逮系渔湖土豪，督促输钱甚急。土豪怒，尽以渔舟水济北来之兵。”袁玠勒索渔民，搜刮民脂，他抓逮在湖上进行渔业的土豪，威逼交钱甚急。土豪发怒，全都用渔船渡北方来的部队，引来江防危急。一时民怨鼎沸，一片怒熖。当时太学生陈宗、刘黻、黄镛、曾唯、陈宜中、林则祖等6人，伏阙上书，起诉丁大全。御史台大臣翁应弼、吴衍是丁大全的爪牙，钤制学校，贬逐了陈宗等人。

当时官仅秘书省正字的姚勉，挺身而出，写出著名的《丙辰封事》（一名《论太学诸生以忠被逐疏》），对这件事情直言抨击。所谓封事，即是密封的给皇上的奏章。姚勉在这封奏疏中，严厉谴责丁大全等奸党：“夫斥逐学校之士，以禁天下之言者，此京、桧、侂、远之时所为耳，今日圣君贤相岂宜有此哉！”将丁大全、袁玠等斥之为历史上的奸臣蔡京、秦桧一类的人。

姚勉在另一篇《庚申封事》中，更是指名道姓地斥责了丁大全：“奸相丁大全，欺蔽聪明，壅塞言路，敢于言者必加之窜，以不得其言而去者又重之以诛。陛下践祚三十余年，何尝有此？大全盖欲以此箝天下之口，而恣己之私也。大全朋奸罔上，日甚一日。”点点滴滴，尽数丁大全的各种罪行，规劝理宗皇帝要做一个“圣度如天，明见如日”的国君，要“信用忠贤，容受切直，恢弘士气，长育人才”，而对丁大全等奸臣不能太“仁厚”，不能有“眷顾”之心，对他们要追官远窜，以伸国法，以谢天下。

然而，此时的理宗皇帝年已花甲，愚昧昏庸，我当皇帝已经几十年了，难道还需要你姚勉来教我怎样做个国君吗？你姚勉说这些话，看似“规劝”，实在不等于是在指责我皇帝么？于是理宗听信了丁大全一伙的谗言，将姚勉贬官。但姚勉并未停止对贪官的反击，他在《庚申轮对》《拟上封事》中，一再对评隲、笔伐丁大全的罪行。

开庆元年（1259），在朝廷官员的一片怒讨声中，理宗不得不罢免了丁大全宰相，以观文殿大学士判镇江府，同时也罢免了同党袁玠、曹永年等人的官职，并起用吴潜为左丞相。

吴潜非常看重姚勉的才学，入相后，姚勉被召为校书郎兼沂王府教授、太子舍人。太子舍人品位虽然较低，但时常陪伴在太子身边，因此历来都是选择德行高尚之人担任，目的是以其高尚的修养品行影响太子。姚勉因为这层关系，时常对太子讲述治国之道，规劝太子要远奸倿、亲贤良，以培养太子的优良品质。

此时，正逢蒙古国元宪宗之弟忽必烈领兵攻打鄂州，两淮宣抚使贾似道从汉阳入督鄂师，他不但不与守将高达合力歼敌，却派心腹入元营议和，向元称臣纳贡。第二年，即景定元年（1260），元宪宗逝世，南侵受挫，接受贾似道的议和，拔寨北撤。贾似道为掩饰自己的叛卖行为，杀掉来不及北撤的元兵百十人，以此上表朝廷请功，昏庸的理宗也不问青红皂白，将贾似道加官为右丞相。起初姚勉并不知道贾似道冒功邀赏的真相，还写文以贺，待知道内情之后，姚勉对此事深为后悔，对贾似道的为人十分痛切。

贾似道入相后，丑恶本性更为暴露，媚上欺下，荒淫无度，专以斗鸡戏狗为乐，因为他在上朝时间也与倿臣斗蟋蟀，世称为“蟋蟀宰相”，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奸相，姚勉在太子身边，两人经常议论朝政。一日，太子问姚勉：“什么叫君子？什么叫小人？”姚勉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好，当皇帝的忠奸不分，则国将不国，而太子是储君，日后也要当皇帝的，如果弄不清这个问题，将对社稷不利。于是，姚勉对太子作了精辟的讲解。太子听后，很感兴趣，又提出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分辨清楚忠与奸、君子与小人？”为了使太子将来成为一代明君，姚勉借着给太子讲解《周易》的机会，联系现实中的种种现象，暗中针砭贾似道入相以来的种种弊病。“因说‘六二’包承，犹前日之丁大全，‘六三’乃不中不正之人，附和‘六二’以取富贵，致身高位，所包者羞愧而已，虽己不知耻，而天下之人实耻之。”解说中的“六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暗贬贾似道。

不久，姚勉又上了一篇封事，从指控奸臣在军事上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危局下笔，重点陈述他退敌、安邦的观点。姚勉以极其沉痛的心情，精辟分析国家大势，指出“方今天下之事，有可惜者一，有可忧者三，而幸为可为者四”，然后顺着这一思路，逐条加以分析，最后提出他退敌、安邦的主张。

贾似道入相后，探知姚勉在太子身边常常针砭朝政，议论他的为人，虽然他不知道姚勉与太子说话人具体内容，但对姚勉已是心生歹意，而《庚申封事》虽然没有直接点贾似道的名，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姚勉是在暗贬贾似道。因此，贾似道趁着吴潜因立太子事与理宗意见不合之机，极力排挤、打击、陷害正直的朝官，尽逐吴潜一派。姚勉在这次政治倾轧中又遭罢黜。

姚勉一生忠君爱国，对奸相倿臣勇于抗斥。然而，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给他制造的命运却是“以罪斥去”，一再罢官。

著作等身

第二次罢官后，姚勉在家中致力于写作。

姚勉的文章写得好，在他生前就得到很多名家的赞赏。当时的名士胡仲云评论他的文章是“霆架风鞭，豪放闺怨厉”。罗公寿说他的文章“微妙、精粗、广大悉备”，“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大包宇宙，细人无伦”，称其为“海内文章之巨擘”。而当时的礼部尚书方逢辰更是赞誉备至，说“其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他们把姚勉与高安的胡仲云、高元高和新昌的黄梦炎称为“锦江四俊”，与汉朝的梅子真、晋代的陶渊明等湔贤并论。丰城则把姚勉同朱熹、李后进列做一起，建有“三贤祠”。

姚勉的文章，策、对、诗、赋皆妙，尤以杂文著称，其内容包括对时事政治的评论，对军事思想的阐述，对人才选用的建议等等。

例如姚勉不满科举取士，也反对“任子之法”。所谓“任子”，原是西汉时取士的一种制度，规定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任满一定年限，即可保举子弟一人当官，这种制度相沿至宋。姚勉认为，“方今冗官之弊，全在任子之多。”事实是科举取士，三年一次，而任子制度，每年一次，当时靠父得官的竟达百分之七十。所以姚勉认为这种制度非取缔不可。

再比如姚勉针对当时元兵兴起，异族南侵的局势，认为要实行民兵制度，“农隙讲事，寓兵于耕”，使之“乡乡皆兵，处处皆寨”，以防元兵南下。这种主张，是种爱国主义的表现，是维护民族利益的，值得肯定。

而姚勉的诗赋，则多是借景抒情，体现他热爱桑梓、悯恤下层民众的赤忱之心。如《禽言十咏》组诗，以鸟禽之言，抒发其爱国之志；《麦熟也哥哥》既写了麦收农家的欢乐，又反映了当时赋税苛重、农民不得温饱的悲惨景象。《婆饼焦》诗云：“趁晴割麦收云黄，熬炉新熟饼饵香。阿婆炙饼半焦赤，阿妇骂儿嗔不食。山禽戏语婆勿嗔，有饼可焦犹食新。西家割迟麦烂死，妇姑对泣空酸辛。”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宋末农村的荒凉景色。

值得一提的是姚勉曾经为家乡很多“义约”写过序。所谓义约，是南宋时期特有的一种文章体裁。南宋时期，已通过院试并获得州郡荐书、即将赴乡试（省试）的举子，有不少人因家境贫寒，面临交通食宿、房租、考场用品购买等费用难题。用签约形式资助举子赴省应试的“义约”则应运而生，并在今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广泛流行。义约的经费筹措形式包括众筹、得第者捐款、私试各科第一名出资等，义约的形式发扬了我国自古以来邻里互助的优良传统，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作为考取了状元的姚勉，对这一义举表示极为支持，捐了不少义款，写了《新昌义约序》《高安义约序》《瑞州经赋义约序》以及《邹氏同宗义约序》《陈氏同宗义约序》等。他在《新昌义约序》中大声疾呼：“吾里英才如林，冠首书毡，书首胪句，必跬相接。某不足道也，愿相与如古人，其能义不阿权门，上书诋王氏，义必扶正统，愿立孔子后。”表示对家乡的这一义举身体力行，积极参与。

姚勉一生写过很多文章，其侄子龙为之汇编成《雪坡舍人集》五十卷，包括奏、对、策7卷，讲义2卷，赋1卷，诗11卷，杂文29卷。民国初年，县人胡思敬编揖《豫章丛书》时将其录入，是现在所能看到的最完善的本子。

但由于仕途不得志，姚勉后来郁郁寡欢，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奇才”，年仅47岁便英年早逝。遗憾的是，《宋史》没有为他立传，《艺文志》也没有收录他的作品，只有《四库全书》和《豫章丛书》收辑了《雪坡舍人集》。

姚波

辛增明，1981年大学毕业，汉语言文字(师范)专业。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曾出版过长篇小说《天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