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后滨｜唐玄宗与姚崇：一对君臣的相互成就

姚波

唐玄宗与姚崇：一对君臣的相互成就

刘后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

原载：文史天地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三日，已经即位将近一年的唐玄宗李隆基发动政变，消灭太平公主党羽，太平公主逃往终南山的寺庙。七月四日，已经做了太上皇的唐睿宗徙居百福殿，彻底放弃了权力。七月六日，太平公主从山寺回来，赐死于家。这是自神龙元年（705年）正月以来八年半时间里发生的第七次宫廷政变。




一、唐玄宗为什么要重用姚崇




　　协助唐玄宗密谋发动政变的一班功臣们如张说、刘幽求、钟绍京、王琚、崔日用、魏知古等人，两三个月以来一直处于政变胜利的喜悦和庆幸之中。他们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对的，从李隆基还在做潞州别驾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开始结交，有的还参加了三年前李隆基举兵诛灭韦后、安乐公主及诸韦亲党的那次政变。他们已经习惯了政变的思维，他们最关心的是谁掌权，而不管掌权者是否能够带领大家革除弊政开创新局。他们享受着政变胜利带来的政治果实，都进入到权力核心。他们对因为政变成功而形成的权力格局很满意，不想有更进一步的变动。但是，他们忽略了或者根本没有理解他们所要侍奉的皇帝所秉持的人生理念，对于唐玄宗来说，政变不仅仅是为了夺权，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虽然也是一路从政变中走来，但他有着更大的理想，追求更高的目标，他要结束唐王朝长期的皇位动荡，要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甚至要赶超他的曾祖父唐太宗李世民治理国家的水平。时人如此记载：“今上既诛韦氏，擢用贤俊，改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隋唐嘉话》下、《唐语林·企羡》）后来史臣在总结唐玄宗一生成败的时候，说到开元初年的局面是“贞观之风，一朝复振”（《旧唐书·玄宗本纪》史臣曰）。
　　唐玄宗很快意识到，夺取政权所依靠的这批亲信，要么私心太重，要么境界不高，有的还有些得意忘形、为所欲为。他不能做一个被功臣小圈子所包围的皇帝，他必须要找到更符合自己治国理念的宰相。他心中属意的人，是已经64岁的元老重臣姚元之（名崇）。
　　唐玄宗要达成与姚崇合作，存在着一定的障碍。一是玄宗被一班功臣所包围，姚崇基本属于圈外人，而且功臣们大都不喜欢姚崇，以张说为首的功臣集团对姚崇有一种集体的排斥，姚崇与功臣们的关系很难协调。二是玄宗在关键时刻抛弃过姚崇，君臣之间有着一定的隔阂甚至是情感交流的障碍。两年多以前的景云二年（711年）二月，刚被睿宗下令以太子身份监国的李隆基被太平公主怒责，说自己离间她和睿宗兄妹骨肉之亲。那个时候，李隆基害怕了，如果父皇真觉得自己离间骨肉，听从姑姑的建议，自己这个皇太子还是可以被换掉的。从各种迹象看，睿宗对李隆基还是有所戒备的。所以，他主动去向睿宗汇报，说是宰相姚元之和宋璟出的馊主意，要把太平公主外放到蒲州安置，是他们在离间骨肉，请将他们治罪加以贬黜。结果，姚元之被贬为申州刺史，宋璟被贬为楚州刺史。这对于已经年过60、历经宦海沉浮的姚元之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现在，他还能和年轻的玄宗尽释前嫌、精诚合作吗？
　　事实上，他们这一对君臣很快达成了合作。十月十三日，玄宗在骊山讲武，以军容不整将政变功臣、兵部尚书郭元振流放。十四日，玄宗借口去渭川打猎，会见同州刺史姚元之，姚上“十事要说”，提出了施政的具体主张。玄宗当即任命姚元之为宰相，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二月初一，改元开元，大赦天下。十二月十二日，姚崇升为紫微令（中书令），担任首相，原来的中书令、功臣张说外迁为相州刺史，同样担任宰相的左仆射同三品、功臣刘幽求罢为太子少保。其他功臣如钟绍京、王琚、崔日用、魏知古等也陆续被贬官或外放。他们的外放，大抵出于姚崇的劝说，或者是玄宗和姚崇之间的一种默契。而姚崇的这个主张，并不被认为是排斥异己，而是“救时”之举。










▲唐玄宗像




　　改元开元，专任姚崇，标志着唐玄宗基本从政变的漩涡中走了出来，迎来了一个来之不易的新局面。唐玄宗因此被称为“开元天子”。在旧史家看来，开元时期最大的成绩是彻底改变了此前的政局动荡和因此造成的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的败坏。玄宗完全掌握政权以前，政治上呈现出一派混乱局面，朝野上下，结党营私，一切为了个人利益，完全没有道德底线。而自从“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旧唐书·玄宗纪》史臣曰）。唐玄宗从自身做起，励精图治，昌明礼乐，很快开创了以复振贞观之风为目标的开元之治。在这个过程中，姚崇是他最得力的助手，起到了关键作用。
　　君臣遇合，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玄宗方面想要终结政变政治，复振贞观之风，这是最重要的前提。玄宗如何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帝王，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而从姚崇方面来看，他是在那个“朝廷罕有正人，附丽无非险辈”（《旧唐书·玄宗纪》史臣曰）、个人功名重于一切的年代里，少有的有崇高理想的政治家。




二、姚崇在武则天时代的历练与成长




　　姚崇是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南）人。他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小的时候不喜进学，好畋猎为乐。年逾弱冠（刚成年，一般在20岁左右），尚不知书。后来遇到相面的人，对他说：“公甚贵，异日必为宰相。”姚崇回家后告诉了母亲，母亲因此劝他读书。于是，姚崇把自己用于打猎的鹰犬鹞鸟都放掉，专心读书，以求上进。关于姚崇为何从放浪鹰犬转向专心向学，唐朝人还有一个说法，说他有一天去走亲戚，见到了一本叫做《修文殿御览》（北齐时人编撰的一部类书）的书，翻看了几页，就喜欢上了，从此一头钻进了书堆里。无论如何，姚崇成年后才折节向学，颇以文学才华著名。上述两个传说，反映出高宗时期唐代社会风气的变动，一些中下级官僚的子弟开始走上读书入仕的道路。姚崇正是这个社会转型期的代表人物。
　　上元二年（675年）四月，身体一直不好的太子李弘暴死合璧宫。高宗追赠李弘为孝敬皇帝，并下令简选品官子弟充任挽郎。挽郎是帝王出殡时随行的人员，在唐代是一种获得做官资格的身份。前巂州（今四川西昌）都督姚善意之子姚崇，便被选为给孝敬皇帝送葬的一名挽郎。这时他已是26岁了。两年后的仪凤二年（677年），姚崇以挽郎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应制举下笔成章科，果然判入高等，授濮州（今山东鄄城东北）司仓参军事，后又迁为郢州（今湖北钟祥）佐吏。
　　姚崇有文名，更善于处理政事。历佐二州，颇见才华，遂入朝为司刑丞（即大理丞）。天授（690—691年）之际，正是武则天正式称帝的关键时期，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屡兴大狱，罗织罪状，打击那些反对自己的人。姚崇既为司刑丞，却执法平允，保全了很多人。后进官为夏官员外郎（即兵部员外郎），更迁为夏官郎中（即兵部郎中）。从仪凤中制举入仕以来，已是整整20年了，姚崇才由从七品上阶的濮州司仓迁为从五品上阶的夏官郎中，在唐代二十九级官阶中不过升了八级。他没有把握住高宗武则天之际的风云际会，没有获得某些人那样的快捷升迁。他是一步一步干上来的，吏治才干得到了充分锻炼。对于姚崇这样的人来说，不怕等待，只是怕没有机会。而机会也正在这个时候降临到姚崇的头上。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契丹族的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率部众举兵反叛，连陷河北数州。战事一起，军书纷飞，姚崇作为夏官郎中，却是指挥若定，剖析形势，受理文书，随意而决，无不切合事宜。这一下子被武则天注意到了。则天见其如此能干，就决定提拔他。十月，姚崇便超迁为夏官侍郎（即兵部侍郎），进入到四品高官的行列。
　　姚崇在政治上敢于担当，看准时机，极力促成武则天结束酷吏政治。神功元年（697年）九月，武则天与身边的大臣议论时事，问侍臣说：“以前周兴、来俊臣按狱，多牵连朝臣，称其谋反。国有常法，朕怎能不依法查问！中间朕也疑其不实，使近臣到监狱鞫问，都得到了他们自己写的供认状，朕也就不再疑心了。不过自从他二人死后，朕就再没听到报告说有人谋反，那以前处死之人难道就没有被冤枉滥杀的吗？”姚崇回答说：“自垂拱（685—688年）以来，家破身亡之人，都是受酷刑自诬而死。周兴等人自以为功，天下之人却号为罗织，甚于汉代的党锢。陛下令近臣案问，近臣也自身不保，怎敢据实回奏。被问之人想要翻供，又怕再遭毒手，不如速死。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锄凶竖，朝廷乂安。今日已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更无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状，但收掌，不须推问。若后有征验，反逆有实，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旧唐书·姚崇传》）则天大喜：“以前宰相皆以顺承其事，陷朕为滥用刑罚之君。闻卿所言，甚合朕心。”其日，遣中使赐姚崇钱千缗。
　　圣历元年（698年）十月，姚崇以夏官侍郎、同凤阁台平章事（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被武则天任命为宰相。从五品的郎官做到宰相，才不到两年。从此开始了他三出三入的宰相生涯。大足元年（701年）三月，姚崇自夏官侍郎拜为凤阁侍郎（即中书侍郎），依旧知政事。时突厥频有动作，朝廷欲防备其入寇。四月，遣姚崇往并州，检校并州以北诸州兵马。六月返回，又兼知夏官尚书事（即知兵部尚书事）。这一连串的改换职事，都因为姚崇熟悉边事之故。




三、姚崇成为睿宗的故交与重臣




　　长安元年（701年）十一月，姚崇被任命为检校相王府长史，成为李旦的王府属僚。武则天晚年把兵权交给儿子，又安排姚崇这样的能臣担任李旦的王府官僚，其实都是有意的安排，是其回归李唐的重要战略部署。
　　武则天的末年，朝中政局混乱，任谁也不免头疼，尤其是位处台衡的宰相。长安四年（704年）六月，姚崇上表，以母亲年老，请求则天除其相职，以便回家侍养老母。言辞非常地哀切，则天难违其意，遂罢相，但实拜相王府长史。王府长史本为从四品官，则天特诏其秩位并同三品。她深感政事不便，是月，又使其兼知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崇深知非常时刻，为相已是易于取祸，若再典兵，兼以王府官的背景，非但自身难保，连相王也会被牵连，于是上书：“臣已事相王，再知兵事非便。臣并非爱惜自己，而怕于相王不利，伤陛下母子亲情。”则天深以为是，改命其兼知春官尚书（即礼部尚书），余官如故。姚崇是一个懂得在政治大动荡到来之前避祸自保的人，况且他也不想通过政治的投机来获取权力。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等发动政变，诛灭二张，武则天退位。此前，姚崇也从灵武回到洛阳，张柬之等人遂以政变密谋告知姚崇，随后便发动禁军，如愿事成。尽管张柬之做宰相是姚崇推荐的，姚崇也对二张乱政很反感，但他还是不让自己卷入政变的漩涡。不过，他对诛灭二张是支持的，所以中宗复位后，以功进封为梁县侯，赐实封二百户，并拜为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继续做宰相。
　　退位之后的武则天移居上阳宫，中宗率领宗室百官至上阳宫问太后起居。王公以下尽皆欣跃称庆，政变派难以掩饰胜利的庆幸与喜悦。只有姚崇一人呜咽流涕不已，张柬之等人对他说：“今日怎是涕泣之时，恐公之祸由此始。”姚崇答道：“事则天岁久，乍此辞违，情发于衷，非忍所得。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旧唐书·姚崇传》）不通过政变来捞取政治资本，这是他不同于政变派官员的根本之处。
　　当日，姚崇便被出为亳州（今安徽亳州）刺史，第一次宰相生涯就此结束。远离政治中心的他，后来终于没有落得和其他参与政变之人一同被处死的命运。接下来的几年，正是武则天下台后中枢政治的动荡时期，政变连续不断。而姚崇一直在地方任职，先后任亳、宋、越、常、许五州刺史，基本上是一年迁转一次。
　　至景云元年（710年）六月，李隆基发动政变诛灭韦后和安乐公主，睿宗即位。睿宗当即将姚崇从许州刺史任上召还，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再次担任了宰相。君臣两人果然是故交，睿宗知道他善于处理军政，而兵部事务这时也正需要他这样的能吏才能应付。七月，姚崇又兼为中书令。至十一月，睿宗正授姚崇为中书令而兼检校兵部尚书。
　　这个时期的中书令，开始掌握最高政务的裁决权，实际上处于首相的地位。与姚崇几乎同时召回的是洛州长史宋璟，睿宗用以为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姚崇对掌文武大政。不仅如此，睿宗还令姚崇兼太子左庶子，宋璟兼右庶子，分掌东宫启奏，多有驳正，协助在东宫的李隆基处理政务。
　　面对中宗以来的弊政，尤其是选官的混乱，卖官鬻爵公行，姚、宋二人首先着手处理的是文武官员的选任。“（宋）璟与姚元之协心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资治通鉴》）。
　　接着，二人试图处理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姑侄相争的问题。景云二年（711年），姚、宋二人向睿宗建议将太平公主安置蒲州，让其离开长安。太平公主得知后去责问李隆基，于是出现了李隆基向睿宗汇报姚崇与宋璟离间姑、兄，请处以极刑的一幕。睿宗只得将姚崇贬为申州（今河南信阳南）刺史，宋璟贬为楚州（今江苏淮安）刺史。不过，这次姚崇到外州做刺史，时间更短，前后不足两年，他又连转徐、潞、扬、同四州，调任非常频繁。




四、“开元天子”与“救时宰相”




　　一个是一路从政变中走来不到30岁壮志凌云的有为之君，一个是长期跻身于混乱政局年逾60壮心不已的救时之相，唐玄宗和姚崇的合作，将开国将近一百年的大唐王朝推向了繁荣昌盛的顶点。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绝无仅有的巅峰体验，盛唐气象因此拉开序幕。这对君臣合作的前提是人生追求和治国理念的契合。正当盛年的皇帝看重的，是姚崇那种既能周旋于错综复杂的权力中枢又没有沾染政客恶习的大臣风范，是姚崇在长期仕宦中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紧密结合的将相器识，是姚崇对政变派官僚的人格多有挑剔甚至鄙夷而自己敢于全权负责攻坚克难的英雄胆略。进入暮年的姚崇，看到了玄宗身上复振贞观之风的雄心壮志，看到了他为了让自己主政而力排众议的坚定决心。
　　在玄宗的精心安排下，骊山讲武将功臣郭元振等人的气焰打下去之后的第二天，这对君臣在渭水之滨的狩猎场所相见了。姚崇那个时候已经被玄宗任命为同州刺史，治所在今陕西大荔，距骊山不远，奉命单独去见皇帝。当然也是早有准备，在附近恭候。见面后，他们的谈话从打猎的话题开始，接着姚崇一阵呼鹰放犬、娴熟自如的驰射，君臣之间的隔阂与尴尬迅速打破。姚崇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提出切中时弊的十条主张，玄宗连连称可，全部答应下来，表示这些主张都是自己多年来的夙愿。就这样，姚崇开始了自己第三次入朝担任宰相的政治生涯，直到开元四年（716年）由于几个儿子和部下贪污受贿的牵连而辞去相位。
　　姚崇在开元初年整整三年总揽朝政的首相生涯，协助唐玄宗顺利完成了政治上的转型，开创了国家治理的新局面，奠定了“开元之治”的基础。他曾经对属下的紫微舍人（即中书舍人）齐澣说：“我为相，可比何人？”澣还在考虑之中，崇又问：“比之管仲、晏婴如何？”澣说：“管、晏之治虽不能尽行于后世，但犹能终身行用。公所为，应事而已，似有所不如。”崇又追问：“到底比之二人如何？”澣答道：“相公可谓救时之相也。”姚崇大笑说：“救时之相，岂易得乎？”（《唐语林·品藻》）
　　三年的时间里，姚崇“独当重任”，无愧于“救时之相”的美誉。姚崇辞相的同时，推荐了比自己小十余岁但资历很深曾经与自己共事睿宗时任广州都督的宋璟以自代，自己也继续以“开府仪同三司”这个最高官阶的荣誉身份参与中枢决策。开元九年（721年），72岁的姚崇在长安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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