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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姚希得建康之政述评
建康之政是指景定二年(1261年)十月至景定五年(1264年)三月,姚希得以华文阁学士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淮西总领时所实施的各项政策,大致包括军事、民生、祠庙修缮等方面。这些举措的实施,从外部来讲,增强了建康府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从内部讲,缓和矛盾,降低民变发生的可能,激发民众的爱国思想,增加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因为姚希得任职建康府留下的资料最富,其政绩也最为突出,所以将其单列一章专门阐述。需要指明的是,虽然题目用“建康之政”来总结,但姚希得这些政策所覆盖的地区既包括建康府也包括其周边地区。
第一节 任职建康府之前的地方政绩
建康府“外连江淮,内控湖海,负山带海”,①早在宋朝之前,就因其重要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北宋时,建康府处于统治腹地,政治地位相对于军事地位更为突出一些。南宋时,建康府不仅是当时重要的政治枢纽,也是重要的军事要塞,是仅次于国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重镇。中书舍人季陵曾言:“国家之根本在东南,东南之根本在建康。雄山为城,长江为池,舟车漕运,数路辐辏,正今日之关中、河内也”。②南宋时,随着南宋朝廷与金以及之后与蒙元之间矛盾的日渐激化,建康城成为抗金以及之后抵挡蒙元进攻的重要屏障。张浚曾曰:“东南形势,莫重于建康,实为中兴根本”。③蒙古大将阿里海牙也承认:“金陵宋之巨镇,地居大江上流,屯精兵不下数十万,若非乘此破竹之势取之,江水泛滥,鄂汉之城难守”。④因此,南宋统治集团对建康府地区的掌控非常重视,官员选任多以能臣干吏为主,需要任职官员有多年地方行政甚至御边经验。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建炎元年七月癸丑,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88页。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四,建炎三年八月甲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01页。
③(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八《武卫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60页。
④(明)宋濂:《元史》卷八《世祖五》,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84页。
姚希得之所以能够在建康府任职,便是得益于他之前在四川、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区的历练,在这些地区的行政举措为他任职建康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本章首先有必要论述姚希得在知建康府前的地方政绩。
一、任职四川州县,“声闻著闻”
宝庆三年至嘉熙三年(1227—1239年),姚希得曾在四川任盘石县令、嘉定府司理参军以及知蒲江县。在姚希得任职四川的时间段内,四川的情况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端平二年(1235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宋蒙已经在四川地区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蒙古借此了解四川的地理、军事等情况,为长驱入蜀做前期准备;第二阶段是端平二年,窝阔台汗分兵三路,向宋发动全面进攻之后。是年八月,由皇次子阔端及大将塔海率领的西路军由大散关攻入蜀地。至端平三年,川陕四路“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①四川地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
关于此时姚希得任职四川的情况,《宋史·姚希得传》记载:
调盘石令。会蜀有兵难,军需调度不扰而集,更调嘉定府司理参军。改知蒲江县。巨室挟势,邑号难治。希得绥强扶弱,声闻著闻。同知枢密院事游似以希得名闻,召审察……②
据第一章考述可知,姚希得任职四川的时间段为宝庆二年至嘉熙三年(1226—1239年)。宝庆三年(丁亥年,1227年),成吉思汗派遣一支蒙军以“取金、夏”的名义,攻入四川边地,制造了震惊南宋朝野的“丁亥之变”。此时,姚希得任盘石县令,为了抵抗蒙军的入侵,姚希得积极谋划,在军需调度方面“不扰而集”。这一政绩使得他得以升任嘉定府(治所在今四川乐山)司理参军。
姚希得任嘉定府司理参军之时有何作为,因何升任蒲江县(今四川蒲江)知县已不可考。但在知蒲江县时则颇有政绩。他面对“巨室挟势,邑号难治”的不利局面,敢于公正执法,“绥强扶弱”,结果声名远播。同签书枢密院事游似听闻其政绩之后,召其审察,姚希得得以顺利升迁。
①(元)佚名撰;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一《理宗·端平三年》,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94-95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7页。
游似(?一1252年),字景仁,号克斋,南充(今四川南充)人。师从魏了翁、刘光祖。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进士,①与姚希得属于同年关系。嘉熙三年(1239年)正月,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封南充县伯。八月,拜参知政事。嘉熙四年(1240年)闰月,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淳祐五年(1245年),拜右丞相兼枢密使。②游似提携姚希得应该不单是由于姚希得的政绩,可能存在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游似与姚希得均为嘉定十六年(1223年)进士,是为同年关系。第二,游似与姚希得应有私交。游似中进士前,曾在潼川(今四川绵阳三台)游学,并拜魏了翁为师。③而且两人有共同好友,如牟子才、杨栋等人,因此两人应是有过私下往来。第三,游似与姚希得均为蜀人,是为同乡关系。游似在培植自己势力的时候,喜培植蜀之乡党。游似由于援引蜀人较多,还曾被弹劾:“端揆以来,以即数月矣,惟闻荐引蜀彦四十有余辈,……夫宰相者,天下之宰相,则天下之士皆宰相之门下士也,量材授能,何见川南,既廪称事,奚分贵贱”。④第四,姚希得与游似,或者可以说是理学之士的政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合的。理宗“小元祐”指的是理学之士自比元祐派上台执政,“元祐”被赋予了仁义之政、君子之政的内涵。⑤姚希得常言“君子”、“善类”之于国家的重要性,这与理学之士的观念是相符合的。
由于资料有限,姚希得任职四川的事迹仅余这些,因此并不能全面了解其在面对蒙军入侵时的举措。姚希得此时担任的官职又是为小官,人微言轻,并不能改变整体局势。不过虽任小官,但他亦兢兢业业,作出了一番“声闻著闻”政绩,并得以入朝,迁行在都进奏院。其后又得益于高定子、高斯得的提携,出任福州(今属福建)通判。
①《宋史·游似传》载游似为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进士,不确。该年并非贡举之年,且游似在《鹤山师友雅言序》(《宋代蜀文辑存》卷七十九)中自称,“尚忆嘉定十有四载,余方家居”,可知游似不可能是嘉定十四年进士。据《南宋馆阁录续录》卷七,游似为嘉定十六年(1223年)进士。参见顾吉辰:《<宋史>考证》,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66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一十七《游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497—12498页。
③胡昭曦、刘复生、粟品孝:《宋代蜀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第154页。
④(宋)阳枋:《字溪集》卷五《代赵大宁上游丞相劄子》,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22页。
⑤廖寅:《“小元祐考”——论南宋后期学术对政治的影响》,《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9页。
二、任职福建、江西与广西,清正干练
淳祐三年(1243年)左右,姚希得任福州(今属福建)通判。现有史料并未记载其政绩,但有关于其品性以及交游的一些记载。《宋史·姚希得传》载:“改(通判)福州,徒步至候官,吏不知其为通判也”,①从侧面反映出姚希得为官清正廉洁的一面。
虽然当前史料并未记载姚希得在任福州通判时的政治作为,但他在此任职后,升任国子监丞,这就间接表明姚通判福州时应有一定的作为。迁任国子监丞之后,姚希得又数次迁官,先是迁任太府寺丞、时暂书拟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教授。在此次任职时,他曾上疏极力阻止史嵩之起复,并得到理宗的采纳,他也借此迁知大宗正丞兼权金部郎官。此时,他上疏言救楮之策并请置惠民局,理宗认可他的想法,他也借此升迁为秘书丞,其后又迁著作郎,授江西提举常平(治所今江西南昌)一职。
淳祐七年(1247年),姚希得任江西提举常平(治今江西南昌)。自此,姚希得开始了长达两三年的任职江西的为官生涯。此处江西,并非指现今江西省,而是指南宋的江南西路。江南西路位于南宋国境范围的中部地区,相对于四川、京湖、两淮来讲,较少直面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对外环境相对平稳一些。但是,其内部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民变频仍。据《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统计,江南西路为民变高发地区,其中以虔州(赣州)最为突出。南宋以前,虔州也有寇乱,但并不突出,“虔寇”、“虔贼”、“虔盗”此类称呼甚是少见,但是到了南宋,虔州的寇乱不断发生,“虔寇”等称呼便常常为官僚文人所道。②江南西路,尤其是虔州地区,地方豪族的势力相当强大,曾有人讲:“(江西之赣的民众)不畏天子之官吏,而畏乡里之豪强,是以不服官吏之约束,而服豪强之号令”。③这对姚希得显然是严峻的考验。
姚希得任江西提举常平时,发现“役法久坏,临川富室有赂吏求免者”。④即临川(今江西抚州)地区的地方豪族时常通过贿赂官吏从而免服徭役,进而使得该地役法遭到破坏。姚希得在知晓该情况后,无所畏惧,“竟罪之”,⑤不仅惩治了涉事官员,也处罚了这些豪门大族。姚希得此举有利于树立官府的威严,向群众表明,朝廷凌驾于地方豪强之上,可以对其进行制约。而且,豪族免除自身徭役之后,官吏只能盘剥普通百姓,长久以往,会激发百姓的不满情绪,从而引发民变。可见,姚希得打击豪强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民变发生的可能。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7页。
②粟品孝等:《南宋军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3页。
③(宋)王质:《雪山集》卷三《论镇盗疏》,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67—368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9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9页。
在其后知赣州(今属江西)时,姚希得于淳祐九年(1249年)镇压了以崔文广、刘老龙为首的两起民变。“盗有伪号‘崔太尉’者,据石壁,连结数郡;刘老龙等聚众焚掠,一方绎骚。希得指授方略,不五旬平之”。①伪号“崔太尉”者应是安远(今属江西)崔文广。《江东庙记》曾载,“(淳祐)九年,安远崔文广为变,倚石壁作窟穴,潼川姚希得来持宪节,驻兵守之,久之弗拔,寇见云中若旗帜飞翻,其胆遂落,渠魁乃擒”。②依据目前笔者掌握的史料来看,虽然这两次民乱相关史料较少,甚至不清楚崔文广、刘老龙的生平事迹,但是他们所煽动的民乱影响甚大,崔文广“连结数郡”、刘老龙使得“一方绎骚”,这与“虔寇”规模较大、波及范围较广的特点相符合。③
在这两次任职的过程中,姚希得秉持忠正之心,不畏豪强大族势力,惩治了违法的豪族,并“指授方略”,平息了崔文广、刘老龙的变乱活动,展现了出色的军政才能。正因为此,随后他改任广西转运判官兼权知静江府(治今广西桂林),不久知静江府、主管广西经略安抚司公事兼广西转运判官。他在该任上展现了其清廉自持的风貌,“广西官署以锦为帟幕,希得曰:‘吾起身书生,安用此!’命以缯缬易之”。④可惜任官未满,就因为母丧离职。
服完母丧后,姚希得先是被召为秘书少监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后又迁任宗正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权给事中等职。在担任这些官职时,他先后参与到左右丞相吴潜与谢方叔的政治斗争、洪天锡与董宋臣、卢允升之间的政治斗争以及谢方叔罢相等事件之中。其后,他因其馆人彭晋叟而遭到台谏官的弹劾,因而罢官,以集英殿修撰提点千秋鸿禧观。之后姚希得被重新起复,先是“依旧职两淮宣抚使司判官”,不久“加宝谟阁待制,移京西、湖南北、四川”,⑤活跃于京湖战区。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9页。
②(明)康河、董天锡纂修:《(嘉靖)赣州府志》卷十一《江东庙记》,明嘉靖刻本。
③粟品孝等:《南宋军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7—278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90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90页。
三、任职京湖与沿海,才望卓著
在京湖战区,姚希得因护卫江陵有功,被理宗赞其“才望可为阃帅”。①
据史载,宝祐六年(1258年)初,蒙哥汗再次分三路进攻南宋:蒙哥汗亲自率领西路军进攻四川;塔察儿率领东路军进攻京湖战区;已在云南的兀良合台率军北上攻潭州(今湖南长沙),拟与东路军一同对京湖战区形成夹击之势。蒙哥汗计划在取得对长江上中游的控制之后,沿江东下,进攻临安,灭亡南宋。
在实际的攻宋过程中,塔察儿所率的东路军以樊城(今属湖北襄阳)作为进攻目标,却因为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致使蒙古东路军的进攻一时陷入停滞。为了打破僵局,蒙哥汗改命忽必烈掌东路蒙军。宝祐六年(1258年)十一月,忽必烈率领东路军再次发动进攻,以鄂州(今属湖北武汉)为主要进攻方向。开庆元年(1259年)九月,忽必烈突破长江防线并开始围攻鄂州。鄂州与江陵府唇亡齿寒,而且此时江陵府是京湖战区的中心,因此江陵府的防卫亦不能松懈。枢密使、兼任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湖广总领、知江陵府的贾似道支援鄂州之后,应是将防卫江陵府等地的任务交托于其属官,时任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使司判官的姚希得。此时不仅需要时刻警惕忽必烈率军围攻江陵府,也需要警惕自云南攻入湖南的兀良合台的进攻。十一月中旬,兀良合台率军包围潭州。潭州在江陵、鄂州的南部,由于蒙古“斡腹之谋”的推行,成为护卫长江防线南部安全的的重要地区。
蒙军虽将进攻重心放在了围攻鄂州、潭州上,但亦有对于京湖战区其他地方的侵袭。姚希得在张惟孝的帮助下,解鼎、澧五州之难。《宋史·张惟孝传》曾载:
逾旬,与三十骑俱拥甲士五千至,旗帜鲜明,部伍严肃,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继。希得大喜,请所统姓名,惟孝曰:“朝廷负人,福难祸易,聊为君侯纾一时之难耳,姓名不可得也。”时鼎、澧五州危甚,于是击鼓耀兵,不数日,众至万人,数战俱捷,江上平。②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90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一十二《张惟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387—12388页。
张惟孝,字仲友,襄阳人,具体生平事迹不详。开庆元年(1259年),张惟孝卜居江陵,国家有难,张惟孝组织近万兵力帮助宋军,解鼎、澧等五州之难,协助姚希得成功地护卫江陵。闰十一月,忽必烈撤军,南宋朝廷摆脱了一场近似亡国的危机,因此理宗奖赏参与开庆之役的内外诸军。姚希得因护卫江陵有功,迁为户部侍郎,宋理宗更是称赞其“才望可为阃帅”,这为姚希得之后任沿海制置使,成为封疆大吏打下了基础。
鼎、澧五州之难应是开庆之役的一部分,姚希得护卫江陵成功的原因也应与开庆之役胜利的原因相近。首先,这也是主要原因即忽必烈得知蒙哥汗去世之后,需返回漠北争夺汗位。闰十一月,忽必烈率领部分蒙军北返,兀良合台一同北返。此举使得京湖暂时免受蒙军的侵扰。其次,蒙军并未将进攻重心放在江陵府,鄂州及潭州吸引了蒙军绝大多数的战力,使得蒙军无法集中兵力去进攻防守完备的江陵。再而,姚希得自身的军事能力。由于资料的缺失,并不知晓姚希得在该战役中是如何统筹各方以抵御蒙军的进攻,但理宗“可为阃帅”之言可证其一系列军事举措有利于战区的防御。最后,军民一心。不止军队在此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普通民众亦贡献自己的力量帮助国家渡过此次难关。张惟孝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姚希得此次的任职相对于先前的地方职位而言,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便于施展他的军事谋略,展现他的军事才能。通过此次任职,他更能了解南宋与蒙古之间实力的对比,蒙军以骑兵为优势,但南宋密布的河流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此优势。因此,在他今后地方任职中,不断提升所处地的水军实力,增加江防海防优势,比如说他在知庆元府时广募水军、造战舰;在知建康府时,维修添置战船。也正因为他在此次任职时的突出表现,姚希得得以知庆元府。
景定元年(1260年)五月至景定二年(1261年)七月,姚希得以敷文阁待制知庆元府(今浙江宁波)兼沿海制置使。沿海制置使,常以庆元府(旧称明州)守臣兼任,以浙东沿海四郡(温、台、明、越)为辖区,其主要职责是“肃清海道,节制水军”。①浙东沿海四郡属于围绕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的最后防区,与四川、京湖、江淮相比,该地区在南宋时相对平静,但也面临一些来自海洋方向的猖獗的海盗以及蒙古军队的威胁。因此,该地区在南宋边防中亦具有重要地位。庆元府与建康府有相似之处,且建康府之于南宋更为重要,所以此次姚希得任职庆元府应是为他随后任职建康府做历练。
①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2003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67页。
在任职庆元府时,姚希得“广募水军,造战舰,蓄粮食,蠲米一万二千石、旧逋一百万”,在其任期结束之后,“库余羡悉以代民输”。①其后,姚希得入侍经筵,理宗问其庆元之政,姚希得甚为详细汇报庆元府各方面的情况。他在知庆元府时的政绩以及他对于庆元府的了解,再加上他在护卫江陵的功绩,他的治民理军的才能得以展现,因此理宗将其调任更为重要的江淮战区,任知建康府、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
第二节 强化军事防卫
建康府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重要屏障,不止需要保护自身及其周边地区居民的安全,也要护卫着都城临安及江浙一带的安全。建康府拥有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清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就曾总结其地理形势,“前据大江,南连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②优越的地理优势,需要搭配不断强化的军事势力,才足以护卫边疆,使得南宋朝廷有与北方政权抗衡的条件。姚希得在任之时,建康府所处的江淮地区基本没有发生战事,处于相对缓和的态势。③这主要是因为,此时蒙(元)并未将此战区作为进攻的重点。江淮战区河道密布,坞堡较多,作为防御体系的核心区域,南宋将精锐之师驻扎于此,蒙军以骑兵见长的优势得不到发挥,且水军较弱,很难对抗南宋水军。双方在此处维持相持态势,再加上忽必烈将进攻重心放在襄樊,所以此时的建康府外部形势较为平缓。姚希得曾在《创修建康府都佥厅记》中曰,“景定二年冬,余承乏居守,幸当边尘晏清,食焉而怠,则余岂敢”,④虽然此时蒙古与南宋处于相对缓和的态势,但姚认为自己并不能因此而懈怠,所以他实施一系列军事举措,增加军队储备,以备战时之需。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90页。
②(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〇《江南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29页。
③胡昭曦主编、邹重华副主编:《宋蒙(元)关系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94页。
④(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宫守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654页。
一、创建宁江新军
建康府军队主要由屯驻大军(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三衙正军(侍卫马军司移驻建康府)、地方新军以及禁军、厢军组成。南宋前期的主要武装力量为屯驻大军以及三衙正军,中期以后,随着地方新军的迅速发展,逐渐取代了屯驻
大军、三衙正军的地位,成为正规军的主力。地方新军主要是指绍兴十一年(1141年)各屯驻大军、三衙正军格局完全形成后建立、或者保留的主力部队系统外的地方军。新军就是地方化军队,它由各战区宣抚使、制置使自己组建并领导,备受信赖。①自淳熙十三年(1186年)靖安塘湾水军建立起,至姚希得上任之前,建康府共有十四支地方新军。②姚希得上任后,于景定四年(1263年)建立宁江新军,主要为抗敌防御而建,“准朝廷行下沿江建屯防捍,务使声势连属”。宁江新军为水军,其分屯建寨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太平(今安徽当涂)、池州(今安徽池州)三地,“建康、太平、池州三郡,江面计一千零七十一里,共建大小二十九屯。其中建康八屯、太平七屯、池州十四屯”。③根据这些数据,可看出此时的水军规模较大,④这与宋理宗后期重视水军建设相关。
南宋背海立国,在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强大的骑兵时,利用襟江带海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水军,加强江防、海防实力。宋蒙(元)之间战事日益频繁,使得水军建设更为重视。淳祐五年(1245年),理宗曾下诏让“沿江、湖南、江西、湖广、两浙制、帅、漕司及许浦水军司,共造轻捷战船千艘,置游击军壮士三万人,分备捍御”。⑤南宋朝廷十分重视建康府的江防,不止创建水军,还抽调下游、沿海水军“前去建康,直至江、池、鄂渚,应援防护江面”。⑥
之所以将宁江新军分布于建康、太平州、池州三地,是因为三地与镇江、九江(江州)、武昌(鄂州)构成了南宋江防要塞第一层的重镇。建康府作为江东路帅府治所,在南宋江防上被认为是首要之地,“上接荆鄂,下连海道,守卫至重,安危所关”。⑦池州和太平州北对无为军(治所在今安徽无为)及和州(今安徽和县),合肥到巢湖入长江是北方之敌经淮西南侵最便捷的水路,因此,池州和太平州有防御淮西方向的重要作用。⑧因此,姚希得选取此三地建立宁江新军。
①粟品孝等:《南宋军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7—38页。
②马杰:《南宋建康府军事防御若干问题研究》,2014年河北大学历史学硕士论文,第49—50页。
③(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八《武卫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71—972页。
④黄纯艳:《南宋江防体系的构成及职能》,《河北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13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三《理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31—832页。
⑥(宋)范成大:《(绍定)吴郡志》卷五《营寨》,择是居丛书景宋刻本。
⑦(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八《武卫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59页。
⑧黄纯艳:《南宋江防体系的构成及职能》,《河北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14页。
二、增添军需装备
军队的后勤补给对于军队的运行有着重要的影响,《孙子兵法》曾总结后勤补给之于军队的重要性,“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宾客之用,胶漆之才,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①建康府是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重要防线,常年驻扎的军队有十几万,供应这么多军队的补给十分困难,但是历任建康府长官仍会不遗余力的增添军队补给。
姚希得认为“器械之备,不厌其多”,因此命项置局造万人兵器。自景定四年(1263年)十月起,项置局造铁甲、胖袄、帽子、衲袄、腿裙、长枪、大朴刀、枪手刀、手斧、角弓、木弩、旗帜等兵器,共二万七千一百九十六件。②
建康府依靠长江天堑,要发挥其优势,不止需要强大的水军,也需要强大的作战武器即战舰、战车。王彦恢曾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内以大江为之控扼,外以淮甸为之藩篱,又必措置兵食以赡国费,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决欲控扼,非战舰不可;大江以北,万里坦途,欲扼长驱,非战车不可。”③因此,建康府历任长官都很重视战船的修建,姚希得也不例外。兹据《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九《武卫志·战舰》,将姚希得任职建康府对于战舰的维修与添置情况列表于下:
表1
①(春秋·吴国)孙武撰,任浩等注:《孙子兵法》卷二,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②(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九《武卫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91-992页。
③(元)张铉:《至大金陵新志》卷十,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9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7页。
其中,水哨马船从姚希得前任建康府长官马光祖始造,此后不断增添新造数量,这是因为当时小船相比于大船更占优势,“江防要务,战舰为先。旧来多是大舟,缓急难于运棹。自开庆贼骑渡江,我师尝以水哨马小船破贼取胜,诚为便利,时虽无虞,备岂容弛”。①吸取开庆元年(1259年)鄂州之战的经验,水哨马船相对较为便捷,因此可多建造一些水哨马船以备战时之需。
虽然江防以水军防御为主,但仍不能忽视骑兵之于战争的重要性,“沿江守备虽以舟楫为要,然上流万一有警,牵溯必迟,非得精骑疾驰,巡连江面”。姚希得考虑到“边备所关,岂容偏废”,因此“拨壹百万贯专委都统赵纪祥收买战马,以备调用,自景定三年节次收买,及解阃之日共买到三百一十四匹余”。在南宋战马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这是很不容易的。“有马无屋,寒暑非便”,虽然姚希得即将卸任,也坚持“措置度地建寨以便牧养”马匹。姚希得与其后建康府长官马光祖一起创建马寨,于景定五年(1264年)九月二十四日建成。②
三、强化后勤保障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亦是军队后勤补给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孙子兵法》曾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为了大量储备军粮,姚希得增创转般仓。景定三年,“制使姚公希得任内增创转般仓……制置司及本府共创修三十座廒屋。制司修一十五座……应副盛贮朝廷所拨米解……本府创修一十五座,其鼎新创盖一十一座廒眼……”。③
除了武器装备、粮食的补给外,姚希得亦十分重视士兵的日常生活等方面。在创建宁江新军之后,官府不止提供新军军器衣甲,也照顾到他们从军后的日常生活。“新军着屯,自制领将佐以至官兵等第支犒,共四万五千二百二十五贯”,除此之外,还提供各屯寨所需生活用具,如床、荐蓆、锅、盆、桶等;给单身人士提供冬衣白布棉袄等;提供碓臼、菜种等农耕之物;医治新军水土不服病患者;提供新军老小路费、安家路券等。④因此宁江新军在在日常生活方面的补给较有保证。景定三年(1262年),因“阅武所在,军务系焉,屋老且狭,弗称大阅”而重修中军教场亭,“比旧展阔增高,为屋二十四间,结筑将坛,布甃阶面,廊墙回合,丹雘圆备”。
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九《武卫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95页。此处原文为“缓急难于运掉”,笔者据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景定建康志》改为“缓急难于运棹”。联系上文意思,可知棹应与船只相关。棹是一种划船工具,而掉未有与船只相关的意思,因此,此处应该是“棹”。
②(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八《武卫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75页。
③(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三《城阙志四》,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577页。
④(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八《武卫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73-974页。
重修中军教场亭不仅美化了阅兵的环境,也显露出当时的建康军人数相较之前有增加。景定四年十一月,由于“诸营寨甃井少,土井多,土堙水浑,汲水不便”,姚希得下令修甃诸营寨水井,以期“军中省远汲之劳,来春免疠疫之疾”。①这对保障军队的战力是很好的举措。
第三节 修建神祠庙宇
宗教是构建神圣空间不可或缺的要素。宗教设施的存在有利于激发群众的爱国思想,增加认同感。建康地区一直受佛教及道教的影响,南宋之时,虽然时常伴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但群众对于宗教的膜拜有增无减。②姚希得任职之时,多次修建庙宇古刹。
一、创建蜀三大神庙
蜀三大神主要是指清源君、梓潼君和白崖君。姚希得在《蜀三大神庙记》中言:“清源君之凿离避沫,驱除罔象,西人永赖,功不细矣;梓潼君之雪母雠耻,职是文人;白崖君之谏君泽民,之死靡二。”他信奉三大神,是因为清源君,即二郎神君,可以驱灾安民,功垂久远。梓潼君,即文昌神,不仅是儒家忠孝的实践者,也是全国闻名的科举之神。白崖君,即射洪神,是直言受谪,造福一方百姓的杰出官员。姚希得认为在东南之地供奉蜀三大神庙,可以使得数十州无所忧虑,那么“宁神之宇,孤寄委陋”的建康府也可通过供奉蜀三大神而安定富足,所以他下令在青溪之阳创建蜀三大神庙,“以(景定三年)季秋经始……越中冬落成”。③
建康府蜀三大神庙的修建,不仅是为了蜀三大神保佑建康府,也是姚希得的蜀乡之思的反映。姚希得曾在抚州(今属江西抚州)修建蜀三王行庙,但由于他的调离,未成而废。在创建建康蜀三大神庙时,姚希得在其旁特意建立了一所道观即洞神宫,并遣道士王道立主蜀三大神庙之香火。如此作为,显露出姚希得害怕建康蜀三大神庙会如抚州蜀三王行庙一样,因他调离而废。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蜀三大神在东南地区的崇信基础并不牢固。④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蜀三大神皆来自蜀中,神庙在东南地区的建造多依托于来自四川的官员,⑤
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九《武卫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84-985页。
②母敬民:《宋代建康府研究》,2014年河南大学硕士论文,第48页。
③(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祠祀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099页。
④陈晔:《祠神、先贤、名宦:射洪神信仰的嬗变与衰落》,《兰州学刊》2017年12期,第78页。
⑤[美]韩森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143页。
三大神的传播与信仰群体则是东南各地的包括蜀籍官员在内的四川移民,①而东南地区的四川移民毕竟是少数人群,由他们促成的信仰传播力量较为薄弱。
二、重修晋都督谢将军庙
谢将军庙,又名康乐公祠,是谢公祠的俗称。此处谢将军指的是康乐公谢玄。太元二年(377年),为抵御前秦的袭击,谢安荐谢玄为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他招募民众中的骁勇之士,组建训练一支精锐部队,即“北府兵”。太元八年(383年),谢玄统帅“北府兵”在淝水之战取得了以少胜多的巨大战果。太元九年(384年),谢玄率兵为前锋,乘胜北伐,把边界线推进到了黄河南部。不仅使南方人民避免了前秦统治者的蹂躏,保障了南方经济和中原文化的传承发展,也保护了东晋在此后数十年再无外敌侵略。嗣后,谢玄因病改授会稽(今浙江绍兴)内史。他逝世后葬于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花露岗之麓。唐朝咸通九年(868年),后人崇其战绩煊赫,功勋卓著,在墓冢东南之戒坛院(即戒坛寺)侧,兴工构筑祠堂,名“谢公祠”,以示虔诚纪念,深表缅怀之情。景定四年,姚希得“拨钱米付都统司,重行整葺(晋都督谢将军庙)。自二月二十九,至六月初九毕工,计费旧楮四千余缗,米九石六斗有奇”。②
三、重修社坛
社坛,即古代祭祀土神之坛。景定四年,由于“坛壝斋庐岁久颓敝”,姚希得“鼎新修创祭坛四座、斋厅一所、棂星门及前后左右挟屋、看守宿屋,大小总一十有七间。周回界墙屋下装摺一园备”。③
四、重修卞忠烈庙
忠烈庙主要祭祀的人物为卞壸及其二子。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卞壸及其二子带兵平定苏浚作乱,以身殉国。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为表彰他们而建此庙。元祐八年(1093年)又进行了重修,胡铨为之作记,高度赞扬了卞氏父子在国家危难之时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壮举。绍兴八年(1134年),叶梦得重建此庙,并且请求高宗赐庙名“忠烈”。④景定五年(1264年),姚希得重新修葺该庙,不止供奉卞壸父子,也将卞壸妻子裴氏纳入该祠,共享祭祀。姚希得为之作记《重修卞忠烈庙记》,他在文中高度褒奖了卞壸及其二子的忠孝大义。
①陈晔:《宋代陆使君信仰研究——兼论蜀三神合祀的区域祠神整合》,《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21页。
②(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祠祀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102页。
③(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祠祀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081页。
④(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祠祀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091页。
五、重建吴、晋二帝庙
吴、晋二帝分别指的是吴大帝孙权、晋元帝司马睿。吴大帝庙与晋元帝庙本分别处在石头山的西麓和东麓。嘉定五年(1212年),黄公度重新修建了晋元帝庙,添置了26位东晋时期的名臣像,并邀叶适为之题记。相比之下,吴大帝庙至景定五年(1264年)姚希得重建之前,因时久未修缮,仅余荒基,且此地基位置太过偏僻,不方便祭祀。又恰逢晋元帝庙“侧有废寺基,颇堪改造”,为了便于奉祀,便将吴大帝庙迁至此与晋元帝庙一起重建。①
除此之外,姚希得也重修了忠节王将军庙、姚显王庙以及东南两岳庙,由于史料不足,尚不知晓这些庙宇所祭祀的人及其发展历程。
建康府的神祠主要受众以民为主,是人民的主要精神支柱之一。②姚希得重新修建这些神祠,不仅是为了官民的祭祀,也与当时宋元之间紧张的军事斗争形势相关。南宋在受到北方金朝的军事讹诈和骚扰掠夺之后,又面临着更为强大的蒙元政权的侵略。在姚希得看来,此时的南宋与东吴、东晋所面对的问题相似,蒙元军队对于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的虎视眈眈,如同当初东吴面临来自曹魏政权的威胁、东晋面临前秦(氐族)的威胁。因此,姚希得重修谢将军庙,不止是为了纪念谢玄,也是为了表达东晋在淝水之战可以以少胜多,击败前秦,收回失地,那么南宋亦可以做到。这不仅是姚希得对于当时南宋的期盼,对百姓的鼓舞,也是百姓内心深处对于南宋政府的期望,是他们忠孝崇敬理念的表现。
姚希得重修卞忠烈庙,不止是为了纪念卞壸与其二子,也是为了向大家宣扬卞壸父子忠孝之义值得赞扬与效仿。在陆景思撰的《重建吴、晋二帝庙记》中便记载了姚希得在观二卞庙时曰:“吾修此以劝忠孝焉”。③
姚希得重建吴、晋二帝庙,记载吴大帝与晋元帝的事迹,可供后人知晓。这与叶适《重修晋元帝庙记》中表达的含义相同,“邦人不记其王此土,矧能记吴大帝邪,骚人怀古,徒有悲吟,如曾景建‘芦花枫叶几年无’之句,如后村刘公‘今人浑忘却,江左是谁开’之句,犹数十年前事,后是可想矣”。同时也反映了姚希得对于收复失地的期盼。
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祠祀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100页。
②母敬民:《宋代建康府研究》,2014年河南大学硕士论文,第49页。
③(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祠祀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101页。
姚希得认为偏安一隅的南宋与东吴、东晋有着相似的境况,但始终是不同的,“当日之偏安,指神州之鹘没忘,其为吴、晋之异,今昔之非也”。①东吴、东晋虽然也面临军事威胁,但是并未固守不前。东吴与蜀联盟共抗曹魏,东晋淝水之战收回失地、击败前秦,但南宋以议和为主,以防御为主,没有强烈收复中原之心。此言此语反映出姚希得对于收复失地的期盼,也从侧面反映出姚希得对于南宋朝廷主和派占先的无奈。第四节重视民生建设除了加强军事防御体系、构建神圣空间之外,姚希得还重视民生建设。
一、救济贫困
自姚希得到任建康府起,他常常蠲免赋税、赈济贫民、犒劳军民,以宽民力。
景定二年(1261年)十一月十三日,姚希得开阃到任之时,专门拨付银钱用来犒劳军民,“例册钱银支犒军民”。景定五年(1264年)姚希得解阃之时,又专门拨付银钱犒劳军队家属,“例外支犒诸军孤遗、贫乏军妇米酒有差”。②
在他任职期间,每到冬至、岁节等日,他便会赈济贫民。在遇到灾荒之事时,他更是如此,如溧阳饥荒之时,姚希得“发廪劝分”,使得“全活者众”。③据《景定建康志》统计,他任职时,支济钱共花费“七十三万九千一十二贯,米凡三千九百八十二石有奇,赈粜米凡一万六千石六斗”。④
除了上述举措之外,姚希得也重视社会福利机构的修缮。景定五年(1264年),他下令重修养济院。南宋养济院糅合了安济坊与居养院的功能,主要是收养流民乞丐,会给他们提供饮食、住宿、医疗等,有固定的收养时间,带有临时性救济的特点。建康府养济院创于嘉定年间(1208—1224年),姚希得曾记述,“院创于嘉定,其来已久。事关赒恤,当加之意”,应重新修葺,以厚民生。自五年二月十三日开始修缮,总花费“壹万壹千贰百余缗,米捌拾贰石叁斗有奇。”⑤
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祠祀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101页。
②(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四《建康表十》,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336—337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90页。
④(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四《建康表十》,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
⑤(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三《城阙志四》,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594-595页。
二、蠲免赋税
在姚希得任职建康府期间,他还多次蠲免句容、溧水、溧阳三县苗税,上元、江宁二县县税。据统计,自他开阃以来,五县共蠲免“绢一千八百四十五匹有奇,䌷二十五匹有奇,丝三两九钱有奇,绵七千九十八两有奇,折帛钱二万一千六百七十六贯有奇,布一十二匹,折豆钱二百二十一贯有奇,并钱会中半”。①另外,景定三年(1262年),姚希得下令蠲放和州水退,并租米一万五千余石,永远筑坝壅水,以限戎马。姚希得之前的官员在和州筑坝壅水之后,将土地分给居民租种,并向他们征税,此税名为水退。其后因为防御工事的建立,百姓无法耕种,但却一直征收该项赋税,导致百姓经常诉诸于官府。景定三年姚希得知此事之后,言:“今和州之坝以备御言,则此坝当与国相为悠久哉。此坝即无可撤之日,则此租终无可入之日,不永免而何待哉”,于是永久蠲免水退租。②
救济贫困、蠲免赋税、修缮社会福利机构等举措,不仅有利于缓和百姓与官府之间的矛盾,也有利于抑制民乱的产生。除了上述措施之外,姚希得还比较重视建康府的教育。
三、重修学校
建康府是六朝古都,文化底蕴深厚,文风鼎盛,是江南地区的文化中心之一。这与当地良好的教育环境有关。建康府与官方有关的学校主要由府学、县学和书院三部分组成。姚希得上任之后,曾重修府学与明道书院。北宋天圣七年(1029年),丞相张逊奏请建立建康府学。南宋建炎年间,府学毁于兵火。绍兴九年(1139年),叶梦得重建府学。其后建康府学不断重修添建。景定四年(1263年),姚希得差总管曹臻将府学殿堂、斋舍、学门、棂星门、仓屋等处以及两教官廨舍修葺一新。③
嘉定年间,建康府长官刘珙立精舍,得真德秀之助,奉祀曾任江宁上元主簿的理学家明道先生程颢,因此该书院被命名为明道书院。该书院建立的目的是“刊其遗书,崇其仪型,使天下后世之学者收其心之所思,而明先生之教”,④即刊印程颢的著作,使得后世学者理解和继承程颢的学术思想。景定四年(1263年),姚希得重修“门楼厅廊墙壁”,使得书院“粲然一新”。⑤
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四《建康表十》,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
②(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一《田赋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027页。
③(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八《儒学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748页。
④(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九《儒学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760页。
⑤(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九《儒学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769页。
明道书院不仅拥有教化、研习理学的教育功能,而且具有祭祀功能。书院设有掌仪和掌祠,主祭祀之事,祭祀对象是程颢。为了避免“先贤无或废祀”,官府选其弟程颐五世孙程偃孙立为后裔,“迎就教育”;可惜不到两年,程偃孙亡,“曾母无依,先贤弗嗣,委为可念”。景定三年(1262年),姚希得“据学官申,遂再行下池州,访问别无本宗嫡派可以昭穆,遂牒郡庠及书院,择同姓而可教者保明申”,选十岁幼童程子材立为偃孙之子,命名幼学,“俾职掌祠”,就学于叔父程掌仪必贵,其祖母曾氏,一同奉养,以不失祖孙相依之义。①姚希得撰《再为明道立继榜》记载此事。
四、改善设施
姚希得的民生建设还体现在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方面。
他任职之初,便下令甃砌城内道路。景定三年(1262年)三月,因为锦绣坊及经武坊一带道路“多有损坏缺陷,去处不便往来”,②所以重新修缮,并从此开始甃砌城内道路,方便民众的出行。同月,姚希得下令重修诸城门、税亭、备屋廊宇等。③
在此任时,姚希得还曾下令修缮官守建筑。景定四年(1263年)四月,由于抚司佥厅、制司佥厅较为破旧,姚希得下令始创修抚司佥厅(安抚司佥厅)、④重建制司佥厅(制置使佥厅)。⑤五月二十五日,姚希得购买内西夹道民庐一区永充官宇,创置了一所官舍,为“今添差节推居焉”。⑥虽然修缮了多处建筑,但其所需的修缮费用并非直接取之于民,这也是姚希得注重民生建设的一种体现,他在《创修建康府都佥厅记》中提及,创修建康府都佥厅时,其经费缘于节省其他开支:
景定二年冬,余承乏居守……越二载,百废粗举。学校既修,社庙既葺,因念是邦临护之大,而议舍湫底庳仄,非所以重宾筵、敬民事也。于是节浮费之不经者,省冗役之不亟者,因故地撤而新之。⑦
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九《儒学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769页。
②(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六《疆域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373页。
③(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城阙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
④(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宫守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650页。
⑤(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宫守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654页。
⑥(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四《宫守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621页。
⑦(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宫守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654页。
除了修缮官守建筑外,姚希得在任时还修缮过其他建筑。如,景定三年(1262年),姚希得奉旨修葺行宫,共修葺二十六处,“其诸殿透换梁栋,须使巨材,多方经营,以供其用。”景定三年六月开始兴工,是年冬暂停修缮,次年四月继续开工,至八月完工。除了朝廷拨付的一十万贯外,建康府总计增用了一十一万五千四百余缗,米四百二十三石。行宫整葺完成后,朝廷奖赏姚希得“一千两镀金香合,一具龙涎香,一百饼缬罗,二十匹拣芽,小龙茶四斤,清馥香三十贴”。①再如,景定五年(1264年),姚希得重建江宁馆。建康府“旧有是馆”,由于较长时间没有整修,所以比较颓圮,因此姚希得下令整修该馆。自“景定五年二月七日兴工,至四月初七毕,重建厅堂、廊宇、门楼,小大咸具,总费钱一十三万六千余缗,米三百一十二石有奇”。②
姚希得任职建康府所采取的措施不仅增强了建康府的军事实力,也有利于稳定该地区的政局。他在建康府任内的一系列举措,得到了朝廷的充分肯定,“一再降诏奖谕”。③《碧梧玩芳集》卷二所载的《姚希得乞归不允诏》也显露出朝廷对于姚希得任职的肯定,“卿二年制阃,一意公家,知无不为。迨天之未阴,雨事乃有备,如人之护风寒。式资允文允武之才,兼任足食足兵之寄。师屯联络,天堑奠安。有穑人之成功,无疆吏之来告。顾如绩用,良所叹嘉”。④凭借任职建康府的政绩,后来姚希得得以升迁至执政官。
从景定元年到咸淳三年(1260—1267年)八年之间,宋蒙双方在军事上处于相对缓和的状态。由于忽必烈汗的进攻重点逐渐转向京湖地区,因而蒙军在两淮战场只做牵制和惊扰。⑤为此,姚希得在建康府任职,建康府的外部环境相对平和,为姚推行政策提供了方便,也使得他所实施的举措一方面是以备战时之需,另一方面可以暂缓先前战时的紧张情绪,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
纵向上看,姚希得在建康府的任职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在任职过程中所采取的诸多政策与此前长官所实施的政策一脉相承,他们致力于通过制造军器、维修添置马船、创建新军等军事措施加强建康府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他们也重视建康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民生建设,尤其表现在蠲免赋税以宽民力以及发展建康府的教育事业等方面。姚希得卸任之后,马光祖继任。马光祖延续了姚希得的一些举措,如创建马寨、建设宁江新军、蠲免赋税等。虽然姚希得与其他长官的执政措施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他所实施的措施也具备一定的独特性。比如说,姚希得在任内新造水哨马船。这种军事措施之间的不同是由于每任长官所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姚希得的独特性还表现在他创建了蜀三神庙,这是他思乡情结的寄托,也是他留给建康府的属于蜀文化的文化印记。横向上看,正是由于包括姚希得在内的建康府历任长官的不懈努力,再加上建康府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建康府及其周边地区防御体系严密。南宋晚期,蒙(元)将进攻重点转移至京湖地区,这与建康府及其周边地区防御体系严密,成功防御敌军是密不可分的。
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一《留都录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②(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一《城阙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532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90页。
④(宋)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二《姚希得乞归不允诏》,民国豫章丛书本。
⑤胡昭曦、邹重华等:《宋蒙(元)关系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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