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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冉|晚宋名臣姚希得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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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24-4-11 13:38: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晚宋名臣姚希得考述

    肖冉

    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21年4月7日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晚宋名臣姚希得考述
    专业:中国古代史
    研究生:肖冉
    教导老师:粟品孝教授


    姚希得历经南宋宁宗、理宗和度宗三朝,主要活动在理宗朝、度宗朝,官至参知政事,是南宋晚期有着重要影响的官员。鉴于有关姚希得生平事迹的若干记载有误,本文首先做了必要的考辨和纠谬;在此基础上,依据有关资料,对姚希得的宦迹时间进行了细致考述。


    在晚宋内外矛盾突出、王朝日趋衰落的时代环境中,姚希得或奔走于州县之间,或争持于庙堂之上,忠亮平实,尽心尽职。他多次入朝为官,秉承“亲君子而远小人”的理念,数次上疏言“君子小人之辩”,力求朝政清明。淳祐年间,他站在理学之士的立场上反对权臣史嵩之起复,得到理宗采纳。宝祐年间,他上书弹劾依附于宰相谢方叔的臣僚萧泰来,最后不但逼萧泰来放外,还扳倒了谢方叔。咸淳年间,他官至参知政事,因与权相贾似道理念不和而被罢官出京。期间蒙古多次进犯南宋,且南宋政府财政危机愈发严重,姚希得尽力谋划,多次上疏言养兵之策,可惜未得到理宗的支持。


    姚希得长期为政地方,今四川、江西、福建、广西、湖北、浙江、江苏等地都留下了他的宦迹,尤其在知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期间政绩最为突出。他通过采取创建宁江新军、添置与维修战舰、增添武器装备、创买战马、储备军粮等一系列军事措施增强建康府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通过修建蜀三大神庙、谢将军庙、卞忠烈庙等祠庙,构建神圣空间,激发官民的爱国情怀;通过蠲免赋税、救济贫民、修缮学校、修缮社会福利机构等措施稳定民心,有效避免民乱的发生。南宋晚期建康府能够成为抵御蒙(元)入侵的重镇,不仅是因为建康府优越的地理位置,也得益于包括姚希得在内的建康府历任长官的各种有效举措。


    作为蜀籍官员,姚希得在东南地区为官时,还注意帮扶蜀乱后至东南避难的亲族,保障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并重视与蜀籍士大夫的交往互动,注意彼此的扶持与提携;且致力于在东南地区建立蜀三大神庙,崇尚苏轼及其诗文,从而促进了蜀地文化在东南地区的传播。


    姚希得的经历,是南宋许多士大夫在晚宋衰败政局中经历的缩影。尽管南宋倾覆的命运未能改变,但他们的一言一行和种种举措,已经成为南宋历史的组成部分。对像姚希得这样有重要影响的官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晚宋历史走向,更好地认识晚宋政治文化,并推动晚宋史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姚希得;晚宋;庙堂之议;建康之政;蜀乡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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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11 13:42:06 | 显示全部楼层
    目录


    前言....................1
    一、选题缘起........1
    二、研究现状.........3
    三、主要内容及章节安排................6
    第一章姚希得生平与宦迹时间考述.............7
    第一节若干记载辨误....................7
    一、关于姚希得的字籍.................7
    二、关于姚希得进士及第时间及生卒年问题........8
    三、关于姚希得的部分仕宦经历..................10
    四、关于姚希得的家世............................12
    第二节宦迹时间考述..............................13
    第二章姚希得庙堂之议考论.....................23
    第一节姚希得的用人之奏.........................23
    一、反对史嵩之起复..............................24
    二、弹劾女冠吴知古..............................29
    三、指斥御史萧泰来..............................32
    四、挽留权相贾似道..............................36
    第二节姚希得的养兵之策..........................39
    一、节省开支以实军储............................39
    二、倾尽国力以养众兵............................41
    第三章姚希得建康之政述评........................45
    第一节任职建康府之前的地方政绩................45
    一、任职四川州县,“声闻著闻”.............46
    二、任职福建、江西与广西,清正干练.......47
    三、任职京湖与沿海,才望卓著...................50
    第二节强化军事防卫.............................52
    一、创建宁江新军...............................52
    二、增添军需装备...............................53
    三、强化后勤保障...............................55
    第三节修建神祠庙宇.............................56
    一、创建蜀三大神庙.............................56
    二、重修晋都督谢将军庙.........................57
    三、重修社坛...................................57
    四、重修卞忠烈庙...............................57
    五、重建吴、晋二帝庙...........................58
    第四节重视民生建设.............................59
    一、救济贫困...................................59
    二、蠲免赋税...................................59
    三、重修学校...................................60
    四、改善设施...................................61
    第四章姚希得的蜀乡情结.........................64
    第一节姚希得与蜀士的交游.......................64
    第二节姚希得的蜀乡情结.........................68
    一、帮扶亲族...................................68
    二、崇敬苏轼及其诗文...........................69
    三、建造蜀三神庙...............................70
    结语...........................................72
    参考文献.......................................75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81
    声明................................错误!未定义书签。
    致谢...........................................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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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11 13:43: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24-4-11 13:44 编辑

    前言


    一、选题缘起


    近些年来,学界明显感受到,在中国古代断代史研究领域中,南宋史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取得了“显著”进展,①其中过去“较为薄弱”的晚宋史研究,②更是“出现了丰硕的成果”。③但与内容丰富、地位重要的晚宋历史文化相比,这些成果还是远远不够的,学界还有必要在议题、资料、视角和方法等方面继续开拓与深化。比如“晚宋内政和人物研究”、“南宋中晚期政治文化史”,就是学界呼吁“加强”的议题。④本文以晚宋名臣姚希得为研究对象,正是顺应这一趋向的。


    姚希得(?—1269),字逢原,一字叔刚,潼川府(治今四川三台)人,南宋晚期的重要官员。他是嘉定十六年(1223年)进士,一生仕履丰富。初授小溪县(今属四川遂宁)主簿,待次三年,调盘石县(今属四川资中)令,历嘉定府(治今四川乐山)司理参军、知蒲江县(今属四川)。后入朝任职于行在都进奏院,不久出为福州(今属福建)通判。接着召为国子监臣,迁太府寺臣,兼沂靖王府教授。又迁知大宗正丞兼权金部郎官。后出任江西提举常平、提点刑狱,知赣州(今属江西)。宝祐二年(1254年),姚希得转任知静江府(治今广西桂林)、主管广西经略安抚司公事兼转运判官。景定元年(1260年),任知庆元府(治今浙江宁波)、沿海制置使。次年十月,改知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度宗即位,除参知政事。后以言罢,授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起知潭州(治今湖南长沙)、湖南安抚使,以疾辞。咸淳五年(1269年)卒,赠少保。其著述有《续言行录》、《奏稿》、《橘州文集》等,均佚,《宋代蜀文辑存校补》录其文11篇,《(万历)宜兴县志》载其诗一首《题大芦寺南山堂》。


    ①黄宽重:《“嘉定现象”的研究议题与资料》,《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191页;包伟民:《新世纪南宋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2016年,第310页;李华瑞:《近二十年来宋史研究的特点与趋势》,《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6期,第122页。
    ②胡昭曦《略论晚宋史的分期》(载《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将晚宋史界定于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至帝昺祥兴二年(1279年)南宋灭亡,共72年。本文论述即以此为准。
    ③张其凡、赵冉:《二十世纪以来晚宋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4期,第28页。
    ④张其凡、赵冉:《二十世纪以来晚宋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4期,第34—35页;黄宽重:《“嘉定现象”的研究议题与资料》,《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205页。





    姚希得为官“忠亮平实”,①颇有政绩。立身朝廷,常直言进谏,如《论外若清明内有危亡之证疏》、《论君子为国计小人为身计疏》、《乞移不急之费以实军储疏》、《论养兵之奏疏》,主张“早建储”、“斥女冠”、“远权奸”、增军费等,其言切中事理,其目的为规劝君主亲君子、远小人;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实军储、厚民生;节财用、救钱楮。这些见解深得君主赏识,以为可用。为官地方,“清俭自将”,②广施仁政。知蒲江县时,当地豪绅挟势不法,县邑号令不从,希得公正执法,抑强扶弱;任江西提举常平,整顿役法,“临川富室有赂吏求免者,希得竟罪之”;知静江府,以布易锦,曰:“吾起身书生,安用此”;知庆元府,广募水军、造战舰、蓄粮食,“去官,库余羡悉以代民疏”;知建康府,创宁江军、买战马,蠲免苗税,经略民田;溧阳饥荒,“发廪劝分,全活者众”;③创建蜀三大神庙,将蜀地信仰传播至东南地区,促进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人是时代的产物,人生脱离不了时代风云变幻的影响。姚希得历南宋后期宁宗、理宗、度宗三朝,主要活动在理宗朝、度宗朝。当时,国内外矛盾日益激化。国内,权相专制,政争频繁。而理宗“在位既久,嬖宠浸盛”。④生活在此时的罗大经叹曰:“王荆公论末世风俗云:‘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嗟夫!荆公生于本朝极盛之时,犹有此叹,况愈降愈下乎?”⑤与此同时,北方新兴的蒙古政权对于南宋的进逼日益增加,多次大举攻宋。姚希得的一些言论和举措,既是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反映,也对时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姚希得针对包括权相史嵩之起复在内的用人问题而奏上《论外若清明内有危亡之证疏》后,理宗即刻回应道,“朕决不用史嵩之”。⑥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90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90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9—12590页。
    ④(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五《理宗政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9页。
    ⑤(宋)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乙编卷三《末世风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5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8页。



    与南宋晚期很多历史人物一样,有关姚希得生平事迹的资料颇有不足之慨,除了《宋史》有一千多字的传记外,他的碑铭行状无一留存,他自己的诗文也不过十余篇传世,故一直以来学界对他的认识非常有限。但他仕历丰富,宦绩突出,才望卓著,官至副相,是晚宋政坛不可轻忽的重要官员,是观察晚宋历史走向和晚宋政治文化的一扇窗口。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广泛搜集各种散见资料,将姚希得置于当时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当中,考述其生平事迹,分析其与晚宋政治走向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其作为蜀人活跃于东南地区对于巴蜀文化传播的影响,以期对姚希得这一重要历史人物及其所处的南宋晚期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研究现状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姚希得,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直接、专门涉及姚希得本人的成果较少,多是一些论著提及他,主要集中在生平事迹、蜀三大神庙的创建、奏疏及其建康之政等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生平事迹方面的研究。朱瑞熙的《再谈宋墓出土的太学生牒》依据《宋史·姚希得传》、《江苏金石志》卷八十一《景定敕书》、《宋史》卷四十五、《宋季三朝政要》卷三以及《宋史全文》卷三十六等史料,证实该牒上签押的国子监丞为姚希得。①熊燕军的《南宋沿海制置司考》中根据《宋史·理宗五》、《宋史·姚希得传》,考证姚希得景定元年五月任沿海制置使、知庆元府。②于士倬的《宋代宰辅僚吏研究》据《宋史·姚希得传》以及《南宋馆阁续录》,说明宝祐二年谢方叔为宰臣、姚希得为检正;再而按《宋史·理宗纪》、《宋史·牟子才传》、《宋史全文》考证姚希得宝祐三年任检正,并在同年由宰属转官。③张远欢的《宋代广西知州研究》考证淳祐十年至淳祐十一年(1250—1251)姚希得知静江府。④杨国珍的《南宋执政官仕途迁转研究》总结了姚希得担任执政官的原因,其个人才能突出,尤其表现在勇于建言献策、言时政得失等方面,被罢免的原因为被言官弹劾攻击。


    ①朱瑞熙:《再谈宋墓出土的太学生牒》,《考古》1979年第3期,第277—283页。
    ②熊燕军:《南宋沿海制置司考》,《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47—55页。
    ③于士倬:《宋代宰府僚吏研究》,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④张远欢:《宋代广西知州研究》,2018年河南大学硕士论文。



    该文统计了姚希得担任签署枢密院事,迁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寻迁参知政事的时间线为从理宗景定五年辛卯(1264年6月13日)至度宗咸淳二年四月壬午(1266年5月25日),共拜相23个月逾12天。①申亚平《南宋沿江制置司研究》据《景定建康志》卷十四《建康表》考述姚希得理宗景定二年十月至景定五年三月任沿江制置使。该文总结了姚希得任内新造战舰、创造添修军器装备、新增军额等情况。②以上关于姚希得生平仕宦经历的研究,多是对于其某任官职任官时间的考证,尚缺少对于姚希得仕宦经历相对完整的梳理与考证。


    第二,关于创建蜀三大神庙的研究。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Hansen)《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第六章《区域性祭祀的兴起》中“梓潼”一节,通过姚希得《蜀三大神庙记》阐释四川官员如何解决遥祭神祇是否合适的问题。③陈晔《祠神、先贤、名宦:射洪神信仰的嬗变与衰落》一文考证认为,蜀籍士人、曾任职四川的官员以及转驻各地的军官是推动蜀三大神信仰在东南地区转播的中坚力量,其中便包括姚希得,他创建了抚州蜀三王行庙以及建康蜀三大神庙,并为建康蜀三大神庙作庙记。与此同时,作者提及抚州蜀三行庙因为姚希得的调离而废,所以姚希得在创建建康蜀三大神庙时,为了防止该庙因他调离被废,特在其旁建一道观,并以此说明蜀三大神庙的崇信基础在东南地区并不牢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三大神皆来自蜀中,而在东南各地的四川移民数量有限。④该作者的另一篇文章《宋代陆使君信仰研究——兼论蜀三大神合祀的区域祠神整合》与上文持同样看法,并通过姚希得《蜀三大神庙记》中三大神的记述分析三大神的神格特性。⑤


    第三,关于奏疏方面的研究。杨宇勋《宋理宗与近习:兼谈公论对近习的态度》在讨论大臣弹劾女冠吴知古和内侍陈洵益两人时,提及姚希得上呈《论外若清明内有危亡之证疏》,并对此疏进呈的时间做了大致推测,认为应与淳祐元年(1241年)李韶回朝上疏仍然弹劾吴知古和陈洵益约略同时。⑥


    ①杨国珍:《南宋执政官仕途迁转研究》,2019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②申亚平:《南宋沿江制置司研究》,2018年河北大学硕士论文。
    ③[美]韩森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
    ④陈晔:《祠神、先贤、名宦:射洪神信仰的嬗变与衰落》,《兰州学刊》2017年12期,第73—85页。
    ⑤陈晔:《宋代陆使君信仰研究——兼论蜀三大神合祀的区域祠神整合》,《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16—123页。
    ⑥杨宇勋:《宋理宗与近习:兼谈公论对近习的态度》,《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65—81页。





    第四,关于建康之政的研究。姚希得在任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淮西总领时,实施了一系列的军事、民生政策。诸多论著都曾述及姚希得所实施的这些举措,其中涉及最多的是姚希得在此任上曾创置宁江新军、增修战船、添置兵器、增创转般仓等。如粟品孝等《南宋军事史》一书在讨论地方新军组建、战船修建时提及了姚希得任建康府时创建的宁江新军以及姚希得在此任创修战船的情况。①母敬民《宋代建康府研究》和马杰《南宋建康府军事防御若干问题研究》亦如此。②黄纯艳《南宋江防体系的构成及职能》一文进一步讨论了姚希得创建宁江新军的数量和布防情况。③徐磊《宋代转般仓与国家财政关系》和杨芳《宋代仓廪制度研究》在论述南宋转般仓时,均曾提及姚希得任知建康府时增创转般仓的事实。④杨杨《<景定建康志>研究》则论及姚希得重修明道书院、创建宁江新军等情况,并注意到《景定建康志》记载了《宋史·姚希得传》未曾记载的姚希得任职建康府的一些作为。⑤上举母敬民《宋代建康府研究》在讨论建康府的税收情况时,还曾论及姚希得任内添置兵器的耗资情况。


    除上述论著外,唐春生《流寓生活与文化变迁:宋末元初出峡避乱的巴蜀士人》曾述及在东南地区做官的姚希得是其姻亲故旧投奔之人;⑥雷桓《宋元战争时期的东迁蜀人研究》一文则将姚希得作为东迁蜀人中的一员进行考察,考述了姚氏一族的东迁路线及目的地、流寓生活以及姚希得为东迁蜀人乡党人际网络建构的参与与贡献,并认为推动蜀三神在东南合祀最为悉心者是姚希得。⑦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于姚希得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受研究角度的限制,还缺少将姚希得作为独立的个体而进行的专门研究,因而对姚希得生平仕宦经历的梳理、对姚希得的奏疏及其一系列政治活动的考察与分析、对姚希得的交游特别是与蜀士的交游及其蜀乡情结,都仍有开拓的空间。


    ①粟品孝等:《南宋军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②母敬民:《宋代建康府研究》,2014年河南大学硕士论文;马杰:《南宋建康府军事防御若干问题研究》,2014年河北大学硕士论文。
    ③黄纯艳:《南宋江防体系的构成与职能》,《河北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10—17页。
    ④徐磊:《宋代转般仓与国家财政关系》,2013年云南大学硕士论文;杨芳:《宋代仓廪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8页。
    ⑤杨杨:《<景定建康志>研究》,2013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⑥唐春生:《流寓生活与文化变迁:宋末元初出峡避乱的巴蜀士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5—8页。
    ⑦雷桓:《宋元战争时期的东迁蜀人研究》,2020年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三、主要内容及章节安排


    任何人都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因此认识和研究历史人物就不能脱离他生活的时代和环境。秉此理念,本文尽力结合姚希得所处的南宋晚期历史文化,在搜集和辨析有关史料的基础上,考述姚希得的生平事迹、政治作为和蜀乡情结,以期能够比较全面和立体地揭示姚希得的形象,推进南宋晚期历史的深入研究。正文部分主要由四章组成。


    第一章考证姚希得的若干生平事迹和仕宦时间。首先对姚希得生平事迹的若干记载进行梳理辨析,匡谬正误;接着依据《宋史·姚希得传》的记载顺序,逐段考述姚希得的任官时间,兼及其官职迁转的缘由和任职时的政治作为。


    第二章主要通过分析姚希得的庙堂之议来考察他在朝廷任职时的政治活动。姚希得的奏疏大体可分为用人之议和养兵之策两方面,本章即分两节加以考述。首先通过他淳祐年间的《论外若清明内有危亡之证疏》、宝祐年间的《论君子为国计小人为身计疏》以及咸淳年间的上表(表文已佚),结合当时的朝政局势,分析姚希得如何反对权相史嵩之起复、弹劾女冠吴知古、直斥监察御史萧泰来,以及扳倒权相谢方叔、挽留权相贾似道等大事。接着立足其《乞移不急之费以实军储疏》和《论养兵之策疏》,结合时局发展,分析姚希得面对蒙古军队的全面进攻以及理宗朝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劝谏理宗节用以实军储、扩大军费来源等情况。


    第三章主要考述景定年间姚希得的建康之政。首先考述姚希得任职四川、江西、京湖、沿海等地的政治作为和声望,以此明了他何以能够主政军事和政治重镇的建康府。接着以三节的篇幅,分别从军事、祠庙、民生建设等方面考察姚希得在建康为政期间的举措及其成效。


    第四章重点考察作为蜀籍官员的姚希得的蜀乡情结。首先考述姚希得与蜀籍士大夫的交游,接着对姚希得帮扶出蜀避乱的亲族、崇尚苏轼及其诗文、在东南地区创建蜀三大神庙等情况予以阐述。


    本人才疏学浅,文中错误在所难免,恳请方家指正,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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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11 13:50:3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 姚希得生平与宦迹时间考述


    人物研究需先梳理人物的生平事迹。有关姚希得生平事迹最集中的记载见于《宋史·姚希得传》,其他散见的资料亦不少。这些不同的记载存在若干出入、歧异,影响到人们对姚希得的准确认识,因此有必要进行比勘、考辨。笔者还注意到,《宋史·姚希得传》对姚希得仕宦经历的记载较为全面(当然还有一些遗漏),但往往缺少明确的时间对应。为此,本章就先对有关记载进行辨误,再对姚希得的宦迹时间加以考述,希望由此更加清楚地释读《宋史·姚希得传》,更加准确地了解姚希得的一生行实,并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


    第一节 若干记载辨误


    在关于姚希得生平事迹的若干记载中,有不少失误之处,涉及姚的字籍、进士及第时间、生卒年、部分仕宦经历以及家世等方面,这里首先做些辨误,以期对姚希得其人其事有更准确的认识。


    一、关于姚希得的字籍


    对于姚希得的字,《宋史·姚希得传》记载,“姚希得字逢原,一字叔刚”。①其后史料多延此说,如《蜀中广记》、《续通志》等等。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记载,比如明代《续宋宰辅编年录》卷十八:“姚希得,字逢源,一字叔刚”。②“原”、“源”音同,字形亦接近,后者当是误抄或误刻所致。


    对于姚希得的籍贯,也存在不同的记载。《宋史·姚希得传》明确记其为潼川人。③这一记载在宋人史料中可以得到佐证。如《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有南宋时人陆景思所作的《重建吴晋二帝两庙庙记》,该记写道:“景思将漕之明年,是为刑部尚书、潼川姚公希得尹釐之三年”,④由此可知陆景思此时应与姚希得为同僚关系,他的这一记载当是准确的。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7页。
    ②(明)吕邦耀:《续宋宰辅编年录》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第317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7页。
    ④(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重建吴晋二帝两庙庙记》,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年,第1101页。




    《南宋馆阁录续录》亦记姚希得为潼川人。①但清代一些文献则有不同的记载,如《(嘉庆)余杭县志》卷二十二记载姚希得为江川人,②《(光绪)广西通志辑要》记载希得为漳川人。③江川,属今云南玉溪,南宋时属大理国步雄部,隶善阐府。漳川,属今甘肃定西。《水经注》载盐川即漳川。《金史·地理志》载,“巩州,下,节度。宋通远军,皇统二年升军事为通远军节度使。户三万六千三百一。县五、寨四、镇一,……镇一盐川”,④亦不属于南宋。因此姚希得不可能是这两地之人。“江”、“漳”与“潼”字形相似,所以这两处的记载也应是后人误抄或误刻所致。


    二、关于姚希得进士及第时间及生卒年问题


    关于姚希得登进士第的时间,诸家所言不一,大致有四种不同的记载。第一种便是《宋史·姚希得传》中所记的嘉定十六年(1223年)进士。《南宋馆阁录续录》的记载与之相同,称姚希得为“癸未”进士,⑤即嘉定十六年进士。第二种,《(万历)四川总志》载姚希得为嘉定元年(1208年)进士,⑥《(雍正)四川通志》等从之。⑦第三种,清代《闽中金石志》载姚希得为嘉定十七年(1224年)进士。⑧第四种是一种较为笼统的记载,称姚希得是嘉定进士。明代《蜀中广记》,⑨以及《明一统志》,⑩便是采取此说法。


    第四种记载太过笼统,因此需要辨别的是嘉定元年、嘉定十六年、嘉定十七年究竟哪一年是姚希得登进士第的时间。笔者认为应以“嘉定十六年进士”为准。


    ①(宋)陈骙、(宋)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续录》卷七《官联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68页。
    ②(清)张吉安修、朱文藻纂:《(嘉庆)余杭县志》卷二十二,民国八年重刊本。
    ③(清)沈秉成修、苏宗经纂:《(光绪)广西通志辑要》卷一,清光绪十七年刊本。
    ④(元)脱脱等:《金史》卷二十六《志第七·地理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54-655页。
    ⑤(宋)陈骙、(宋)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续录》卷七《官联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68页。
    ⑥(明)虞怀忠修、郭棐纂:《(万历)四川总志》卷十一,明万历刻本。
    ⑦(清)黄廷桂纂修、张晋生编纂:《(雍正)四川通志》卷九上,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5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2页。
    ⑧(清)冯登府:《闽中金石志》卷十,第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94页。
    ⑨(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四十四,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9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15页。
    ⑩(明)李贤:《明一统志》卷七十一,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7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05页。


    首先,《宋史·宁宗本纪》载嘉定元年和嘉定十六年是贡举年份,但嘉定十七年没有赐及第、出身的记载。①何忠礼著《南宋科举制度史》之《南宋进士科取士一览表》统计宁宗嘉定年间取士年份为:元年、四年、七年、十年、十三年、十六年,②并未记载嘉定十七年。且按照三年一贡举的惯例,嘉定十六年已举行过贡举,嘉定十七年便不会再次举行。因此,《闽中金石志》记载有误。其次,虽然“嘉定元年”或者“嘉定十六年”均有贡举,但姚希得为“嘉定元年进士”不符合逻辑。这不合逻辑之处应从姚希得的生卒年谈起。


    关于姚希得的生年,《宋史·姚希得传》并未记载,宋人的其他资料也未见提及。清人编的《历代名人生卒录》有这样的记载,“姚希得,嘉定十六年进士,咸淳五年卒,年六十余”。③此处所记姚希得咸淳五年(1269年)卒或是本于《宋史·姚希得传》,该传明确记载姚希得“咸淳五年,卒”。④与上述记载不同的是,《续宋宰辅编年录》卷二十一记载:“德祐元年乙亥,二月丁未姚希得除参知政事……五日卒,赠少保。”⑤这一记载是不可信的,清代考据名家钱大昕已有反驳,“(德祐元年)二月丁未姚希得除参知政事,案:《希得传》,咸淳五年卒,安得德祐初尚存!此必误也,《瀛国公纪》亦无此事。”⑥按照姚希得卒年六十余推算,姚希得1269年去世时为60余岁,尚未到70岁,可推测他的出生年份应是在1199年至1209年之间,即庆元五年至嘉定二年之间。民国时所修的江阴《蓉江姚氏宗谱》有载“姚希得生于庆元己未年”,⑦即庆元五年。如依此则史料,姚希得去世时应为70岁。两则史料记载有所出入,但两相对比,可以确定,嘉定元年(1208年)时,姚希得应是十岁以内的幼童,此时及第不符合逻辑。所以有关姚希得“嘉定元年进士”的记载有误,应是“嘉定十六年进士”。


    在提及姚希得卒年后,理应关注到姚希得葬于何处?《(光宣)宜荆续志》载:“宋参政姚希得墓,旧志载在龙耳山,距大芦山寺西半里许,即大芦山也。其裔孙姚国㟆等图说可据”,⑧可知,姚希得应是葬于大芦寺(今属江苏宜兴)。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十九《宁宗三》、卷三十四《宁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50页、第779—781页。
    ②何忠礼:《南宋科举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4—335页。
    ③(清)钱保塘:《历代名人生卒录》卷四,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405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7页。
    ⑤(明)吕邦耀:《续宋宰辅编年录》卷二十一,《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38页。
    ⑥(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卷七十四《宋史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47页。
    ⑦1929年江阴《蓉江姚氏宗谱》第四卷,摘自此网址http://www.yaogens.cn/?p=1779
    ⑧参见(民国)徐保庆修、周志靖纂:《(光宣)宜荆续志》卷十二,宜兴旧志整理丛书(宜兴市史志办公室编),北京:方志出版社,2018年。


    之所以会葬于宜兴,是因为宜兴是姚希得家族自蜀地迁出后的居住地。不仅姚希得葬于宜兴,其父亲瑞珪也葬于该地。①


    三、关于姚希得的部分仕宦经历


    除了上述字籍、进士及第时间以及生卒年外,后世记载与《宋史·姚希得传》的记载不同之处还体现在姚希得仕宦经历方面。


    《宋史·姚希得传》记载,姚希得在任国子监丞之后,迁任太府寺丞。②而后来的文献《历代名臣奏议》记载此时姚希得担任官职为太常寺丞。③两官只一字之差,何者为是?宋代太府寺主要掌库藏、出纳、商税、度量、市易、平准、店宅之事;④太常寺掌礼乐之事,举凡大朝会、祭祀所用雅乐、及器服,郊祀、宗庙、社稷、陵寝、牺牲、籍田、祭祀、医药等,均得管领。⑤《宋史·姚希得传》在“迁太府寺丞”后,有“时暂书拟金部文字”的记载,⑥其中“金部”指尚书省户部。因此,此处应该是与“金部”职责相匹配的“太府寺丞”,《历代名臣奏议》的记载应是误抄误记。


    姚希得在任太府寺丞一职时,曾上疏劝谏理宗不用史嵩之,即《论外若清明内有危亡之证疏》。在后世记载中,未有文献明确表明姚希得此奏疏的上书时间,但今人根据文献的记载对其有一定的判断。首先,《宋代蜀文辑存校补》据《续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八、《资治通鉴后编》卷一四二,补署姚希得上奏疏时间为“淳祐二年六月”。⑦杨宇勋在其文《宋理宗与近习:兼谈公论对近习的态度》一文中讨论劾女冠吴知古和内侍陈洵益两人时,提及了姚希得《论外若清明内有危亡之证疏》对于吴知古和陈洵益的弹劾,并推测姚希得此奏疏的上疏时间应与淳祐元年(1241年)李韶回朝上疏仍然弹劾吴知古和陈洵益约略同时。⑧这值得商榷。在该奏疏后,理宗的批复为“朕绝不用史嵩之”,⑨因此史嵩之在该奏疏后应是不被任用。但据《宋史·史嵩之传》记载淳祐二年(1242年)时,史嵩之因“进高、孝、光、宁帝纪,孝宗经武要略,宁宗实录、日历,会要、玉牒,进金紫光禄大夫,加食邑。


    ①1929年江阴《蓉江姚氏宗谱》第四卷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7页。
    ③傅增湘原辑、吴洪泽补辑:《宋代蜀文辑存校补》,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32—2733页。
    ④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29页。
    ⑤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71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7页。
    ⑦傅增湘原辑、吴洪泽补辑:《宋代蜀文辑存校补》,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33页。
    ⑧杨宇勋:《宋理宗与近习:兼谈公论对近习的态度》,《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67页。
    ⑨(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8页。


    是冬,封永国公,加食邑”。①无论是进金紫光禄大夫,还是封永国公,均表明淳祐二年史嵩之仍在朝,所以《宋代蜀文辑存校补》署的时间节点以及杨宇勋在其文中推测的时间节点是有误的。


    姚希得的劝谏之言以及理宗的答复之语可表明该奏疏与史嵩之起复之事有关。史嵩之起复之事始于淳祐四年(1244年)九月初三史嵩之丧父,终于淳祐六年(1246年)十二月理宗下诏“史嵩之依所乞守金紫光禄大夫、观文殿学士、永国公致仕”。②因此,该奏疏的时间段可大致圈定在淳祐四年九月至淳祐六年十二月之间。再而,奏疏中有一些关键时间点的描述,可进一步圈定时间范围。该奏疏上疏的前提是“时帝斥逐权奸,收召名德,举朝相庆”。③该句所描述的情形与杜范为相“条革时弊,善类相庆,都人欢呼载道,天下方欣欣望太平”相似。④淳祐四年(1244年)十二月,理宗提拔范钟为左丞相兼枢密使、杜范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游似知枢密院事,刘伯正参知政事兼签书枢密院事,并“许右丞相史嵩之终丧”。⑤在史嵩之起复之事中,许多官员参与其中,各种言论或出于公怨,或出于私仇,都声言起复不可。⑥理宗同意史嵩之服丧三年,并且提拔了理学之士杜范、游似,当然会使得众臣庆贺。但随着徐元杰、刘汉弼“以暴疾亡”,⑦且史嵩之服丧期将满,反对史嵩之起复之声更盛,因此纷纷上疏言明此事,这与该奏疏最后之言相吻合,“陛下明于知人,公于用人,固无权奸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窃议,此元祐、绍圣将分之机也。祸根犹伏而未去,不几于安其危乎?”⑧虽然理宗已表明不用史嵩之,但是仍有很多人在谈论此事,害怕史嵩之有重起之可能,所以姚希得上疏希望理宗断绝起复史嵩之的念头。因此,该奏疏的上疏时间可圈定为淳祐四年(1244年)十二月至淳祐六年(1246年)十二月之间。又据《虚斋资政赵公》载,赵以夫提携姚希得为沂靖王府教授时,赵任刑部侍郎一职,其任职的时间范围在淳祐四年十一月至淳祐五年(1245年)六月之间。⑨由此可知姚希得“迁太府寺丞,时暂书拟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的时间范围为淳祐四年十一月至五年六月之间,至于其上疏论奏史嵩之的时间,自然不是淳祐元年、淳祐二年,而应是在淳祐四年末至六年期间。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一十四《史嵩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425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三《理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36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7页。
    ④(宋)黄震:《黄氏日抄古今纪要逸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三《理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31页。
    ⑥伍纯初:《宋理宗亲政时期的君权与相权关系探析》,2005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4页。
    ⑦(宋)周密撰,王根林点校:《癸辛杂识》别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4页。
    ⑧(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8页。
    ⑨(宋)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一四二《虚斋资政赵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662、5672页。




    四、关于姚希得的家世


    值得注意的是,《宋史·姚希得传》虽然记载了姚希得的大多事迹,却未提及姚希得的家世情况。其实,历来文献中,除了1929年编的《蓉江姚氏宗谱》外,对于姚希得家世情况介绍并不系统。但是,作为后来的家谱,《蓉江姚氏宗谱》对于姚希得家世的记载存在一些问题。


    在《蓉江姚氏宗谱》中记载姚铁山为第一世,姚希得为第七世。铁山,字景彻,隋长安人(今陕西西安人),系隋晋陵郡忠武王嫡裔。①隋时,夷人攻普、昌、泸三州,文帝派都统姚景彻征讨,待平定后,擢升普州刺史。兵乱后老百姓大多流离失所,景彻设法招来令其安居乐业。百姓深感其德,在安岳县北铁峰山建铁山神祠(又名福济祠)祭祀他。后卒于任上,葬韩朋镇石城山。②姚铁山为隋时之人,姚希得出生于庆元五年至嘉定二年(1199—1209年)之间。暂且不算隋朝,也暂且将姚希得出生年份定于最早的1199年,从唐至姚希得出生时,一共581年。581年历七代,平均每代生子大致推算应是80岁左右,这在当时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该宗谱记载的姚希得家世情况应是有误,或漏记,或误抄。


    该宗谱记载姚希得父亲的名字也是有误的。《蓉江姚氏宗谱》载希得父亲名为“瑞桂”。但据南宋人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十三《大中大夫敷文阁待制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姚希得得封父妻故父瑞珪增通奉大夫》,其父名为“瑞珪”。③《蓉江姚氏宗谱》为民国十八年(1929年)所修,应以《后村先生大全集》为准。且“桂”与“珪”音同,字形接近,《蓉江姚氏宗谱》应是误抄或误刻所致。




    ①1929年江阴《蓉江姚氏宗谱》第四卷,摘自此网址http://www.yaogens.cn/?p=1779
    ②(清)李元:《蜀水经》卷十一,清嘉庆传经堂刻本。
    ③(宋)刘克庄著,王蓉贵等点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十三《外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31页。


    《蓉江姚氏宗谱》并未记载希得的妻子。《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十三《大中大夫敷文阁待制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姚希得得封赠父妻》中《妻令人贾氏封硕人》记其妻为“贾氏”。①贾氏,具体不详。


    在宗谱中,记载无误,但在此处需要提及的一人便是姚訔。姚訔,“乃希得之子”。②訔,字季和,号蒙泉,行登六,宋咸淳元年(1265年)进士,任福建泉州司理等。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围攻常州,知州赵舆鉴弃城而逃,被元军攻破。訔与陈炤等起兵收复常州,事闻于朝,訔知常州。伯颜率元军攻城,訔与刘师勇、王安节等力战固守,十一月乙酉日城陷,十二月初八日纵火自焚而死,赠龙图阁待制学士,谥忠毅,官其三子。妻余氏,生三子:巽翰、维翰、书翰。


    第二节 宦迹时间考述


    《宋史·姚希得传》对姚希得的仕宦经历有详细记载,但限于体例,基本上没有标明时间。实际上,依据其他有关资料的记载,可以大体确知其任官时间及其迁转缘由,并补充一些记载的不足。下面我们就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姚希得传》的记载为基础,结合其他相关史料考证姚希得宦迹时间。


    嘉定十六年(1223年)姚希得在登进士第后,初授小溪县(今属四川遂宁)主簿一职,但他并未上任,而是待次了三年,时间约是嘉定十七年至宝庆二年(1224—1226年)。


    待次三年之后,即约在宝庆二年(1226年),姚希得调任盘石县(今属四川资中)令。在其任职时,“会蜀有兵难”。③此次祸乱当是指宝庆三年(丁亥年,1227年)十二月,用兵西夏的一支蒙古军向南抄掠,攻入四川边地,制造震惊南宋朝野的“丁亥之变”。在此次纷乱中,姚希得未惊扰百姓便调度好军需。藉此优异表现,姚希得升任嘉定府(治今四川乐山)司理参军。此任之后,改知蒲江县(今属四川成都下辖县),其中的时间、缘由,已不可考。雷桓在其论文《宋元战争时期的东迁蜀人研究》中考证姚希得因蜀乱而失知蒲江县一职,不知何据。④


    ①(宋)刘克庄著,王蓉贵等点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十三《外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32页。
    ②(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七《五木之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3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7页。
    ④雷桓:《宋元战争时期的东迁蜀人研究》,2020年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93页。


    其后,姚希得“召审察,迁行在都进奏院”。①据《宋史·姚希得传》记载,姚希得官职得以迁转是因为同知枢密院事游似的提拔。②换言之,游似任同知枢密院事的时间范围便是姚希得升迁的时间范围。《宋史·游似传》记载,嘉熙三年(1239年)正月,游似任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八月,拜参知政事。③据此,似乎可以确认姚希得“召审察”的时间。但是《宋史·姚希得传》记载的此时游似的官职与《宋史·游似传》的记载有所不同,前者记载游似的官职为“同知枢密院事”,后者记为“同签书枢密院事”,这就需要进一步辨别。《宋史·理宗本纪》记载,嘉熙三年正月,游似任同签书枢密院事。④这与《宋史·游似传》记载的官职相符。而且,在《宋史·游似传》中并未记载游似有担任过同知枢密院一职。因此,笔者认为《宋史·姚希得传》的记载有误,此处应是“同签书枢密院事游似”,进而可判定姚希得升迁时间应是在嘉熙三年正月至八月之间。


    其后,姚希得通判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但他并未到任,而是直接改任通判福州(今属福建)。在姚希得被任命通判太平州时,“太守邓泳拒其来”,于是姚希得拜托高斯得与其季父高定子,在他们的帮助下,姚希得改任通判福州。⑤《闽中金石志》曾载,淳祐三年(1243年)闰八月,姚希得与友人同游鼓山(今福建福州鼓山)。⑥因此,姚希得淳祐三年闰八月时已到任福州通判。


    淳祐四年(1244年)十一月至淳祐五年(1245年)六月之间,姚希得任国子监丞,迁任太府寺丞,时暂书拟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在该任职时,他曾上奏疏《论外若清明内有危亡之证疏》。上一节已有详细阐述,此处便不再赘述。


    其后,姚希得任知大宗正丞兼权金部郎官。虽然姚希得此次任职的起始时间未见明确记载,但根据姚希得在此任曾上疏留李韶这一情况可大致推测。据《宋史·李韶传》载,淳祐七年(1247年)春,李韶十次上疏辞官。⑦又据《宋史全文》卷三十四,淳祐七年三月甲子,姚希得拜疏请求留李韶于内祠。⑧由此可知,淳祐七年春姚希得已上任。在该任上,姚希得曾上《乞移不急之费以实军储疏》一疏以及“钱楮三策”。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7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7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一十七《游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497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二《理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18页。
    ⑤(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客悼》,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97页。
    ⑥(清)冯登府:《闽中金石志》卷十,第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93—94页。
    ⑦(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三《李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634页。
    ⑧(元)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十四《宋理宗四》,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787页。


    淳祐七年(1247年)四月,姚希得进秘书丞。《南宋馆阁续录》记载,“淳祐七年四月,(姚希得)以知大宗正丞兼权金部郎官兼沂靖惠王府教授,除秘书丞,兼职依旧”。①


    不久后,姚希得迁著作郎。此处迁转的具体时间未见确载,但可根据此时理宗派遣姚希得留徐霖一事推知。据《宋史·徐霖传》,淳祐七年(1247年)夏,天气大旱,徐霖借此上书弹劾谏议大夫和京兆尹,未成。徐霖便上言离开朝廷,于是“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②《宋史·理宗纪》载淳祐七年三月、五月均有祈雨之事,直至八月才下雨,③证实了该年四、五、六月大旱。徐霖弹劾的谏议大夫为郑宷,他的弹劾未成,与“(淳祐七年)秋七月丁卯,以谏议大夫郑宷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相符合。④因此,可判断徐霖上书应是在淳祐七年七月之前,进而可推断,姚希得任著作郎的时间为淳祐七年四月至七月之间。


    姚希得接着连任江西提举常平、江西提点刑狱两职,并加直秘阁,“未几,加度支员外郎,寻直宝章阁,移治赣州”。⑤姚希得何时“移治赣州”?似可根据下文其在此任时擒伪号“崔太尉”者来判断。明人宋濂所撰《江东庙记》有载:“(淳祐)九年,安远崔文广为变,倚石壁作窟穴,潼川姚希得来持宪节,驻兵守之,久之弗拔,寇见云中若旗帜飞翻,其胆遂落,渠魁乃擒。”⑥由此可知,姚希得淳祐九年(1249年)已知赣州。


    之后姚希得任广西转运判官兼权静江府,据张远欢《宋代广西知州研究》考证,其时在淳祐十年至淳祐十一年(1250—1251年)。⑦姚希得随后便以直徽猷阁、知静江府、主管广西经略安抚司公事兼转运判官,不久因母亲去世而离职。




    ①(宋)陈骙、(宋)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续录》卷七《官联一》,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68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五《徐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679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三《理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37—838页。
    ④(元)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十四《宋理宗四》,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790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9页。
    ⑥(明)康河、董天锡纂修:《(嘉靖)赣州府志》卷十一,明嘉靖刻本。
    ⑦张远欢:《宋代广西知州研究》,2018年河南大学硕士论文,第116页。


    至宝祐二年(1254年)四月,姚希得被召赴行在奏事。此据《南宋馆阁录续录》卷七,“姚希得(宝祐)二年四月以直徽猷阁、前知静江府、主管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公事服阕从吉,令赴行在奏事”。①《宋史·姚希得传》载,“母丧,免”。②官员丁忧持丧服三年满,称“服阙”,服阙满月称“从吉”,即服阙从吉,此后可穿常服,然后赴阙参选复官。


    其后,姚希得便回朝任职。希得入朝后任职的具体时间,《南宋馆阁录续录》卷七有确切记载:宝祐二年(1254年)五月,任秘书少监。服阙满月之后,六月到任。其后以秘书少监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十月迁任宗正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权给事中,兼权刑部侍郎、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③


    宝祐二年七月,姚希得上疏言《论君子为国计小人为身计疏》。关于此时间的论证,详见于下:
    《癸辛杂识》别集下《李伯玉》中有与该奏疏相似的内容:
    又明年七月,姚希得引对,直指赵汝腾为君子之宗,萧泰来为小人之宗,诸公多为之言叙复者。④


    《论君子为国计小人为身计疏》主要谈论君子与小人的思想行为模式不同,《李伯玉》中姚希得的上书则是直指赵汝腾是君子之典范,萧泰来为小人之模样,因此笔者判断两则记载应是出自同一奏疏。


    《癸辛杂识·李伯玉》中记载此次入对为“又明年七月”。“明年”指的是何年并未直说,但有可参照的记载。前文记载“明年,萧泰来除左史,牟子才亦作右史,潘凯除都丞,并有疏辞免,以为耻与哙伍”,⑤因此判断萧泰来与牟子才此时的任职时间便可推知该年年份。




    ①(宋)陈骙、(宋)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续录》卷七《官联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56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9页。
    ③(宋)陈骙、(宋)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续录》卷七《官联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56页。
    ④(宋)周密撰,王根林点校:《癸辛杂识》别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9—170页。
    ⑤(宋)周密撰,王根林点校:《癸辛杂识》别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9页。


    《宋史·理宗纪》载:
    (宝祐元年八月)甲寅,起居郎萧泰来出知隆兴府。先是,起居舍人牟子才与泰来并除,子才四疏辞,极陈泰来奸险污秽,耻与泰来伍。泰来不得已请祠,遂予郡。①


    宝祐元年(1253年),萧泰来除左史,牟子才作右史。牟子才数次上疏辞官称萧泰来为小人,不愿与其共事。八月,萧泰来知隆兴府。《癸辛杂识》所谓的“明年”,即是宝祐二年(1254年)。因此可判断,宝祐二年七月,姚希得上疏言《论君子为国计小人为身计疏》。


    宝祐四年(1256年)正月,姚希得与陈显伯、戚士逊同知贡举。这一点《宋史·姚希得传》未记,但《宋史全文》则有明载,(宝祐四年正月)丁巳,权刑部侍郎兼给事姚希得与礼部侍郎权吏部尚书陈显伯、国子祭酒权修注官戚士逊知贡举。②


    其后,姚希得因言被邵泽、吴衍、朱熠弹劾而免职。姚希得此次遭到弹劾与其馆人彭晋叟有关。《癸辛杂识》中有一文曾载,“正言邵泽劾姚希得,又于希得董试之时,捕其馆人,以赃黥决其人。乃已黥之人故也”。③邵泽在姚希得知贡举之时以贪污受贿之名逮捕其馆人并施之墨刑,其后此人卒。虽然此处并未指明该馆人是谁,但是《癸辛杂识》中另有一文中记载了姚希得去国之事,“橘洲入为文昌,兼夕拜,使(彭晋叟)与俱行,缴驳之章,多出其手。复出入无间,辄登市楼,恣肆无忌,为人指目。闻于当路,于是逮治填配,押回元隶所,橘洲亦以此去国”。④彭晋叟在随姚希得入京之后,为人放纵无所顾忌,常被他人所指目。因为他是希得馆人,所以他人上书弹劾也是直指希得,希得因此被罢免。


    姚希得被重新起复任职在京湖地区,其主要功劳是护卫江陵(今湖北荆州)。江陵有难应是在开庆元年(1259年),因为在该年九月,蒙古忽必烈率军突破长江防线并开始围攻鄂州(今湖北武汉)。十一月中旬,由云南方向北上的蒙古兀良合台率军包围潭州(今湖南长沙)。蒙军虽将进攻重心放在了围攻鄂州、潭州上,但对京湖战区其他地方亦有侵袭。时任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使司判官的姚希得在张惟孝的帮助下,解鼎州(今属湖南常德)、澧州(今属湖南常德)等五州之难(详见后文),宋理宗称赞他“才望可为阃帅”。正因为姚希得此时的功劳,使他重新获得入朝的机会,并升任户部侍郎,也为他之后任沿海制置使,成为封疆大吏打下了基础。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三《理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48页。
    ②(元)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十五《宋理宗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847页。
    ③(宋)周密撰,王根林点校:《癸辛杂识》别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
    ④(宋)周密撰,王根林点校:《癸辛杂识》别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9页。




    姚希得在任户部侍郎不久之后,便奉旨升焕章阁待制、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姚希得于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三十日奉圣旨升焕章阁待制、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六月十八日到任,十一月十一日奉旨转通议大夫。①


    《宋史·姚希得传》和《宝庆四明志》都曾载姚希得在焕章阁待制后升敷文阁待制,这是姚希得为了避曾祖讳而上奏恳请更改的。姚希得曾祖名为姚章,按照避讳制度,他除焕章阁待制有冒犯尊亲之意,所以需要上奏说明缘由,恳请更改,升为敷文阁待制。②而关于他何时升任敷文阁待制有不同的记载。《宋史·理宗纪》记,“(景定元年)五月壬辰,以姚希得为敷文阁待制、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③《延祐四明志》则载,“姚希得敷文阁待制、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景定元年四月”。④笔者更倾向前一种说法。因为姚希得升焕章阁待制应是四月三十日。若需更改,则必要一定的处理时间。因此,笔者认为姚希得任敷文阁待制应是在五月。


    《宋史·姚希得传》中并未记载但需要补充的是,景定二年(1261年)五月二十一日,姚希得因郊恩进封郪县开国子加食邑二百户。《后村先生大全集》载,姚希得在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任上,以郪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进封开国子,食邑加二百户。⑤《宝庆四明志》亦载“姚希得……景定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准告,以郊恩进封郪县开国子加食邑二百户”。⑥可见在景定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姚希得因为郊恩而进郪县开国子,食邑增至五百户。




    ①(宋)胡矩修,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一,宋刻本。
    ②(宋)胡矩修,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一,宋刻本。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五《理宗纪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74页。
    ④(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二《职官考》,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121页。
    ⑤(宋)刘克庄撰、王蓉贵等点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十三《外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04页。
    ⑥(宋)胡矩修,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一,宋刻本。
    ⑦(宋)胡矩修,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一,宋刻本。


    景定二年七月十六日,姚希得奉圣旨召赴行在,任工部尚书兼侍读。《宝庆四明志》载:姚希得景定二年七月十六日,奉圣旨召赴行在。⑦因此,可判定姚希得此时已离职赴行在。《宋史·理宗纪》:“(景定二年)秋七月,乙亥,以厉文翁为资政殿学士、沿海制置使、知庆元府”。①厉文翁景定二年秋七月的任职从侧面证明此时姚希得已“召赴行在”了。


    秋,入侍经筵。宋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②因此姚希得“入仕经筵”应在八月之后,具体时间不可知。


    之后,姚希得以华文阁直学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行宫留守。由于《景定建康志》存世较为完整,所以姚希得在此任的官职迁转变化、政治作为等方面内容留存较为丰富。这里笔者主要是对姚希得的官职迁转变化进行梳理,其政治作为则单列一章另做分析。


    《景定建康志》卷十四载:“(景定)二年,十月五日(马光祖)奉御笔召赴行在。是月姚希得除华文阁直学士、通议大夫、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主管行宫留守司公事、知府事”。③


    十一月十三日,姚希得开阃到任。《景定建康志》卷十四载:“姚希得于景定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开阃到任”。④张铉纂修《(至大)金陵新志》卷三:“(开庆)二年庚申【政事】十一月十三日姚希得开阃以到任,例册钱银,支犒军民,赈济贫民,倚阁句容、溧水、溧阳三县苗税,造多桨战船并修旧战船”。⑤这里记载的时间与《景定建康志》记载的年份不同,具体月日相同。根据《宋史·理宗纪》,开庆年号只用了一年,之后用的年号为景定。但在《至大金陵新志》该卷中,开庆之后便是咸淳,缺少景定这一年号。因此可判断,此处年份记载有误。


    据《景定建康志》卷十四,景定三年(1262年)八月,姚希得除宝章阁学士,十一月,暂兼权淮西总领。次年三月初四日,姚希得卸淮西总领一职,将职事交割于吴革。三月七日,依旧任,除刑部尚书。⑥《宋史·理宗纪》有相同记载:景定四年三月丁亥,“加授姚希得刑部尚书”。⑦三月二十八日,姚希得再次兼权淮西总领。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五《理宗纪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77—878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职官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813页。
    ③(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四《建康表十》,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335页。
    ④(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四《建康表十》,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335页。
    ⑤(元)张铉:《至大金陵新志》卷三,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9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6页。
    ⑥(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四《建康表十》,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336页。
    ⑦(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五《理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84页。


    十一月十九日,姚希得因为明堂礼成而进郪县开国伯,加食邑三百户。①此次明堂礼成应是指是年九月辛卯,“祀明堂,大赦”。②


    又据《景定建康志》卷十四,景定五年(1264年)正月,姚希得乞免兼淮西总领。二月二日,姚希得奉旨将淮西总领事交割于江东转运副使陆景思。三月六日,姚希得奉旨赴行在。③马光祖的任职时间能从侧面证明该时间的准确性。《宋史·理宗纪》载,景定五年三月,马光祖依旧观文殿学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行宫留守。《通鉴续编》卷二十三载,甲子五年(蒙古至元元年,1264年)春三月以马光祖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④马光祖三月任职可从侧面证明姚希得在该年三月已离任。


    据《景定建康志》卷十四记载,景定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姚希得奉御笔除兵部尚书兼侍读,⑤这可补《宋史·姚希得传》只记年份而无具体时间之缺。至于《宋史·姚希得传》所记其他任官的时间,也可根据有关文献考知。


    据《宋史·理宗纪》载,景定五年五月辛卯,姚希得任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⑥


    据《宋史·宰辅表》记载,景定五年八月乙丑,姚希得兼权参知政事。⑦


    据《续宋宰辅编年录》卷十八,姚希得于景定五年十一月乙未除同知枢密院事。⑧


    据《通鉴续编》卷二十四,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二月,姚希得除参知政事。⑨


    咸淳二年(1266年)四月,姚希得因言罢,以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续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九载:“咸淳二年丙寅,四月壬午姚希得罢参知政事。希得为言者论罢,以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宵宫”。⑩《通鉴续编》也载:


    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四《建康表十》,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336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五《理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85页。
    ③(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四《建康表十》,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
    ④(元)陈桱:《通鉴续编》卷二十三,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3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45页。
    ⑤(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四《建康表十》,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五《理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85—886页。
    ⑦(元)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一十四《宰辅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645页。
    ⑧(明)吕邦耀:《续宋宰辅编年录》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2页。
    ⑨(元)陈桱:《通鉴续编》卷二十四,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3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47页。
    ⑩(明)吕邦耀:《续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九,《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5页。


    “(咸淳二年)夏四月,姚希得、王伦罢”。①希得此时因言被罢的本质是他与贾似道之间存在矛盾。从姚希得的庙堂之议可看出姚希得希望朝廷能用君子而远小人,贾似道却意图专政,执政思想的不同势必引起两人的争论,所以姚希得会因言而罢。


    至于姚希得以资政殿大学士、金紫光禄大夫、潼川郡公致仕的时间,《宋史》卷二百一十四《表第五·宰辅五》有明确记载:“(咸淳三年)六月己巳,姚希得依旧职资政殿学士,特与宫观致仕”。②即姚希得是在咸淳三年(1267年)六月致仕。


    综上考述,我们可对姚希得进士及第和历任官职的时间情况归纳总结如下(其中时间不明确者标注不详):


    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登进士第。授小溪县(今属四川遂宁)主簿。


    约嘉定十七年至理宗宝庆二年(1224—1226年),居家待次。


    约宝庆二年(1226年),任盘石县(今属四川资中)令。


    时间不详,任嘉定府(治今四川乐山)司理参军。


    时间不详,知蒲江县(今属四川成都)。


    嘉熙三年(1239年)正月至八月,收召审察,迁行在都进奏院。


    淳祐三年(1243年)闰八月,福州(今属福建)通判任上。


    约淳祐四年(1244年),入朝任国子监丞。


    淳祐四年(1244年)十一月至淳祐五年(1245年)六月,迁任太府寺丞,时暂书拟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


    淳祐七年(1247年)春,迁知大宗正丞兼权金部郎官;四月,除秘书丞;不久迁任著作郎。


    淳祐七年(1247年)五月后,出任江西提举常平、江西提点刑狱(治所均在今江西南昌),并加授直秘阁。加度支员外郎,不久直宝章阁,移知赣州(今属江西)。


    淳祐九年(1249年),知赣州任上。


    淳祐十年至淳祐十一年(1250—1251年),任广西转运判官兼权静江府(今广西桂林)。不久以直徽猷阁、知静江府、主管广西经略安抚司公事兼转运判官。


    ①(元)陈桱:《通鉴续编》卷二十四,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3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48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一十四《表第五·宰辅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649页。


    宝祐二年(1254年)四月,服阙从吉;五月,入朝为秘书少监;六月,到任;六月至十月,以秘书少监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十月,迁任宗正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权给事中,兼权刑部侍郎、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


    宝祐四年(1256年)正月,知贡举;不久被弹劾罢官。


    时间不详,以集英殿修撰提点千秋鸿禧观。不久依旧职两淮宣抚使司判官,又加宝谟阁待制,移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司判官。


    约开庆元年(1259年),召为户部侍郎。


    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三十日,进焕章阁待制、知庆元府(治今浙江宁波)、沿海制置使;五月,升敷文阁待制;六月十八日,到任;十一月十一日,转通议大夫。


    景定二年(1261年)五月二十一日,进封郪县开国子,加食邑二百户;七月十六日,奉圣旨赴行在,任工部尚书兼侍读;十月,除华文阁直学士、通议大夫、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主管行宫留守司公事、知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十一月十三日,到任。


    景定三年(1262年)八月,除宝章阁学士;十一月,暂兼权淮西总领。


    景定四年(1263年)三月四日,卸任淮西总领;七日,加授刑部尚书;二十八日,再次兼权淮西总领;十一月十九日,进郪县开国伯,加食邑三百户。


    景定五年(1264年)二月,卸任淮西总领;三月六日,赴行在;二十四日,任兵部尚书兼侍读;五月,任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八月,兼权参知政事;除同知枢密院事。


    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二月,除参知政事。


    咸淳二年(1266年)四月,因言罢,以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咸淳三年(1267年),起知潭州、湖南安抚使,以疾辞。六月,以资政殿大学士、金紫光禄大夫、依旧潼川郡公致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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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Master]伴坛终老

     楼主| 发表于 2024-4-11 17:50:5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 姚希得庙堂之议考论

    在姚希得的仕宦经历中,他多次自地方调任中央。在其任职朝廷的过程中,积极建言献策。其中有三个阶段比较重要。一是淳祐年间,自姚希得任国子监丞、太府寺丞、沂靖王府教授始,至他调任为江西提举常平止。此次任职时,他呈上《论外若清明内有危亡之证疏》、《乞移不急之费以实军储疏》两篇奏疏,反对权相史嵩之的起复,弹劾女冠吴知古,劝谏理宗通过减少宫室神像建造的开支来充实军费。二是宝祐年间,自姚希得任秘书少监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起,至他因言而罢止。在此次任职时,他上疏《论君子为国计小人为身计疏》、《论养兵之策疏》指斥御史萧泰来,讨论扩充军费之法。第三阶段以景定五年(1264年)姚希得任兵部尚书兼侍读始,至咸淳三年(1267年)姚希得致仕。在这一阶段中,他曾升任参知政事,对于时局应有不少建言,但是该阶段遗留的资料较少,有关言行知之较少。


    归纳姚希得上呈奏疏的内容,可知他的谏言主要集中在用人之奏和养兵之策两个方面。其中用人之奏包括《论外若清明内有危亡之证疏》、《论君子为国计小人为身计疏》以及第三阶段上表留任权相贾似道(表文已佚)。养兵之策主要包括《乞移不急之费以实军储疏》以及《论养兵之策疏》。通过分析姚希得的用人之奏、养兵之策,可辨明姚希得在南宋晚期跌宕起伏政局中的位置,有助于了解南宋晚期的政治军事走向。


    第一节 姚希得的用人之奏


    从淳祐年间的《论外若清明内有危亡之证疏》,到宝祐年间《论君子为国计小人为身计疏》,再至咸淳年间上表留任权相贾似道,都展现了姚希得的用人观念,即亲“君子”而远“小人”。当然这里所言的“君子”与“小人”并非常见意义上的君子与小人,而是宋朝朋党之争中常言的“君子小人之辩”,是用于区分己派与他派之语,从而用于指导用人之争。①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姚希得的奏疏便不单是他自己观念的表达,还是当时激烈的党派斗争的展现。通过考察姚希得奏疏中所反映出的他在庙堂之上的政治活动,有助于分析姚希得在政局变动中的个人选择对于他仕宦生涯的影响,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南宋晚期的政局变动。


    一、反对史嵩之起复


    淳祐四年(1244年)十一月至淳祐五年(1245年)六月之间,姚希得自国子监丞,迁太府寺丞、暂书拟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此时,朝中大臣的视线多聚焦于权相史嵩之起复之事。淳祐四年九月,史嵩之的父亲史弥忠去世,按礼史嵩之应服丧三年,但理宗欲夺情起复,遂招致朝臣的不满。朝臣纷纷上疏反对史嵩之起复。朝臣们之所以会反对史嵩之起复,除了礼制因素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对史嵩之的不满积蓄已久。他们对于史嵩之的不满主要是因为史嵩之家族势力庞大,家风又趋于谋权嗜利。在此事发生时,姚希得亦就此事曾上疏,即《论外若清明内有危亡之证疏》,他先是讨论了君子与小人之于国家的关系,进而谈论用人之策,最后将话题转向了史嵩之起复之事,劝谏理宗不仅要罢免史嵩之也要铲除他的党羽。


    在该奏疏中,姚希得数次劝谏理宗要用君子、远小人。在该奏疏的开始之处,姚希得便言:


    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犹未调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犹未痛断。大权若操握,而不能无旁蹊曲迳之疑;大势若更张,而未见有长治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讽谏,封囊之所奏陈,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甘蹈危亡之机,非独闇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惧。朝廷者,万化所自出也,实根于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当天,犹有可议者?②


    这一部分从君子与小人之争论述他们对国家安危的影响。如若君子与圣上意向不一,小人党派并未铲除,纵使圣上为明君,也无法阻止国家衰亡的颓势。这是姚希得所害怕的地方,所以希望君臣一心,铲除小人,使得“大明当天”。在该奏疏的结尾部分,姚希得又言:


    ①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4—285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8页。


    国有善类,犹人有元气,善类一败一消,元气一病一衰。善类能几,岂堪数消?消极则国随之矣。陛下明于知人,公于用人,固无权奸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窃议,此元祐、绍圣将分之机也。祸根犹伏而未去,不几于安其危乎?①


    将君子比为善类,君子之于国家,如元气之于人体。善用君子有助于国家的发展。一旦相反,祸根深种,国家便陷入危亡之境。


    在此用人观念的基础上,姚希得转向当时最为引人关注之事,即史嵩之起复之事。姚希得在奏疏中言:“祸根犹伏而未去,不几於安其危乎?”②他认为铲除权奸不仅要罢免权奸自身,亦要铲除其党羽。因此,他上疏谏言,除了罢免史嵩之外,亦要清除其党羽。


    当时不止姚希得有此言论,侍御史刘汉弼及右正言郑宷、监察御史刘应起亦有相似言论。在范钟、杜范并相之后,汉弼数次上疏弹劾金渊、郑起潜、陈一荐、谢达、韩祥、濮斗南、王德明,言及他们为史嵩之党羽,“皆畴昔讬身私门,为之(史嵩之)腹心,盘踞要路,公论之所切齿者”。③《宋史全文》亦载,淳祐五年(1245年)七月己酉,理宗因为刘应起的弹劾,下诏罢免了刘伯玉与金渊。是年九月,理宗因为郑寀弹劾濮斗南、项容孙等人依附于权相史嵩之,所以下诏“濮斗南更降两官,文虎、叶贲各降一官,项容孙落职、罢祠”。④


    在他们的弹劾之下,理宗将依附于史嵩之的臣僚或免职,或降职:
    签书枢宻院事金渊、谏议大夫刘晋之、兵部尚书郑起濳、吏部侍郎濮斗南、陈一荐、起居舍人韩祥、国子祭酒项容孙、起居即叶蕡、主管侍卫歩军司王徳明及知州杜光谦等皆附丽史嵩之,为之腹心,盘踞要路,公论之所切齿。诏金渊罢政予祠,余各贬官有差。⑤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8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8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六《刘汉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276页。
    ④(元)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十四《宋理宗四》,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279—2780页。
    ⑤(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一百四十三,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4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17页。


    若从《论外若清明内有危亡之证疏》的内容看,姚希得的重点并非对于史嵩之及党羽的批判,而在劝谏理宗用人之策上。这就使得从表面上看,姚希得似乎并未过多牵扯进该事件之中,但事实并非如此。


    史嵩之起复事件并非单纯为守礼制与否,是借礼制之争的外衣而行政治斗争之实,各方势力利用“三学生”的反对,不断阻止史嵩之起复。“三学生”是指太学生、武学生、京学生,南宋时他们在议政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①这就使得他们成为当时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某党派一旦获得了代表正义与“正论”的三学生的支持,就首先在舆论上占据了上风。三学生群体如果先发制人,直攻另党,或紧随党派人士上书后,联名支持,就会为该党派增加一股强大的力量。②淳祐四年(1244年)九月,理宗下诏起复史嵩之后,三学生便联名上书表示反对。③他们的行为使得当时的政治社会舆论向史嵩之不利的方向发展,从而掀起了反对史嵩之的浪潮。④因此,三学生在史嵩之起复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比较重要的。在此次事件中,三学生站在反对史嵩之起复的党派,即理学之士一派的立场。三学生为何会如此选择?以太学生为例,他们在党争中会站在在朝为官的太学先达一侧,这是由于已经在朝为官的太学先达与太学生之间关系密切,如庆元党争中太学生拥护赵汝愚贬韩侂胄是由于章颖、李祥、杨简为太学先达。⑤在史嵩之起复事件发生之时,姚希得为国子监丞,参领本监事。太学、武学隶属于国子监,属姚希得管辖范围之内。因此,姚希得当时的主张与行为应是会影响到学生的判断。除了姚希得之外,当时反对史嵩之起复言辞激烈的徐元杰曾担任国子祭酒一职,与太学生、武学生的关系应是较为密切。姚希得对于史嵩之起复的反对一直持续到宝祐年间。宝祐四年(1256年),“西方用兵,有为嵩之复出计者,谓非此人不能办”,理宗此时也有意复起史嵩之,姚希得毅然上疏密奏反对此事。⑥


    姚希得此奏疏虽然对于史嵩之起复事件的讨论更偏向于希望理宗能够惩处史嵩之的党羽,但是他的目的还是落在史嵩之本身,通过瓦解史嵩之的在朝势力,降低史嵩之起复的可能。据前文考证,此奏疏的上奏时间是在淳祐四年(1244年)末至淳祐六年(1246年)之间。


    ①丁建军、贾亚芳:《宋朝丁忧制度与政治斗争——以“李定匿丧”与“史嵩之起复事件”为例》,《保定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61页。
    ②牛思仁:《南宋后期太学生参与党争的群体心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65页。
    ③(元)佚名撰,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二《理宗·淳祐四年》,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51—161页。
    ④田志光、刘斌:《宋代宰相丁忧起复考论》,《宋史研究论丛》2020年第1期,第48页。
    ⑤牛思仁:《南宋后期太学生参与党争的群体心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65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9页。


    淳祐四年十二月,在理学之士、三学生等势力的逼迫下,理宗“许右丞相史嵩之终丧”。①前文已提及史嵩之起复事件是借着礼制之争的外衣行政治斗争之实。因此,此次事件想达到的目的并非是让史嵩之服丧期满,而是想借此机会,驱逐史嵩之在朝势力,使其远离朝政。虽然史嵩之服丧三年的目的达成,但是服丧期满之后,史嵩之仍有复起的可能,所以,反对其起复的势力进一步的目标便是驱逐其党羽,减弱史嵩之对于朝政的把控,从而降低史嵩之服丧期满被重新起用的可能性。故而,姚希得此封奏疏的内容虽是偏向于惩处史嵩之的党羽,但其目的还是针对史嵩之,使其不能被起复。


    姚希得将奏疏的重点放在劝谏理宗用人之策上,一是为了给他劝谏理宗惩处史嵩之及党羽提供依据,二是暗合了理宗淳祐年间四明之士与理学之士之间的权利竞争。四明指的是宋代明州(后升庆元府,今浙江宁波一带)。南宋时明州是士人活动的中心场所之一,该地区的学者与官僚在南宋中后期的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中产生了重要影响。②理宗朝前期以史弥远、史嵩之为首的四明人士相继把控朝政。理学之士,主要是以奉行程朱理学的理学家为主,代表人物有魏了翁、真德秀、杜范等。理宗拔用理学之士不仅是因为理宗对于理学的重视与崇尚,还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提拔他们有利于控制社会舆论、笼络人心、稳定政局。③理宗宝庆、绍定年间,以史弥远为首的四明人士主导朝政;端平更化后,理宗擢用理学之士,理学之士在朝政上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四明势力减弱;淳祐前期,史嵩之等四明人士重新主导政权,至中期则理学之士再度成为朝廷的主角。淳祐前期与中期权利的交替变化便是以史嵩之起复作为分界线的。史嵩之因父丧离职,理学之士借此发动了此次事件,力阻史嵩之起复。随着局势的愈发失控,为了稳定局势与人心,理宗擢用杜范为右丞相,使得理学之士成为朝廷的主角。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三《理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31页。
    ②游彪、龙耀祥:《由“鄞县”到“临安”:两宋之际四明史氏的崛起道路》,《人文》2020年第1期,第18页。
    ③胡昭曦、蔡东洲:《宋理宗·宋度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135—143页。


    淳祐五年(1245年)四月,杜范去世,其后范钟独相,理学之士渐有失势之状,于是理学之士开始反击。是年末,史嵩之即将服丧期满,理学之士的紧张感日益加剧,三学生、理学之士渐次奏言此事,局势动荡不安。是年十二月,理宗拜理学之士游似为相,稳固了理学之士在朝堂上的地位。①在这件事中,理学之士把握朝政之后,为了进一步稳固自己的势力,自是希望理宗提拔、重用理学之士。姚希得此奏疏中的用人之策应是来源于此,他将理学之士称为“善类”“君子”,并言其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希望理宗能够“公于用人”、“明于用人”。


    姚希得之所以站在“理学之士”的角度上书劝谏,是因为他自己就是理学之士,也深受理学之士的提携。虽然目前并未发现姚希得师从源流的史料,但从一些相关史料,笔者认为他是理学之士,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姚希得曾表明应向程颢、张九成等理学名士学习。姚希得在《创修建康府都佥厅记》中曾表明,要学习程颢、张九成的尽心尽力处理诸事务,以民为本的理念,从而能够惠及一方百姓,“抑吾闻之,明道程子之掾镇宁也,筦库西务,无不尽心,事小未安,必与守辩。张子韶大书镇东佥厅之壁曰:‘此深苟一日之闲,百姓罹无涯之苦。’先儒奉厥职,若是其忠且敬也。居是幕者,能以二公之心为心,岂独为守者嘉赖,将见惠政被江左,声实流天朝,诸君自此外矣,谢、欧、尹、梅独何人哉”!②第二,姚希得喜读理学著作。如果说在其刚刚进士及第、授小溪县(今属四川遂宁)主簿而待次三年之时,姚希得“朝夕讨论《六经》、诸子百家之言”,③还不能明确其理学倾向的话,那么在景定四年(1263年)三月,姚希得收集到理学名士徐侨《尚书括旨》原稿,潜心研读,并为之作《尚书括旨序》,还将其收藏至家塾之中,④就说明他是倾心理学思想的。第三,姚希得与诸多理学之士往来密切,如游似、牟子才、李韶、杨栋、徐霖、杨文仲、赵汝腾等人,他们均为理学之士。⑤他们之间的往来,笔者将会在后文进一步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述。正是由于他们之间来往密切,所以姚希得在之前的仕途中受到理学之士的提拔。比如,得益于游似的提拔,姚希得才在知蒲江(今属四川成都)县后升任京官;再如,姚希得之所以能从通判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改任福州(今属福建)通判,是因为高斯得的帮助。在史嵩之起复事件中,曾


    ①廖寅:《“小元祐”考——论南宋后期学术对政治的影响》,《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7页。
    ②(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宫守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654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7页。
    ④傅增湘辑、吴洪泽校补:《宋代蜀文辑存校补》卷第八十三《姚希得》,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36页。
    ⑤胡昭曦、蔡东洲:《宋理宗·宋度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138—140页。


    经提携过他的游似、高斯得都是站在反对史嵩之起复的立场上,这可能就会影响姚希得在此事中所处的立场。第四,姚希得的思想与理学思想较为相似。在修身律己方面,姚希得提倡臣民应以忠孝仁义为准绳。他认为“仁,人心也。心主是则仁,不主是则欲。去仁存欲,富贵所充诎也,嗜好所哜啜也,夜气不梏亡者几何?圣贤论存与不存,惟于多欲寡欲上秤亭分数。盖欲寡则虚,虚则明,明则油然而生者皆仁矣”。①仁是需要一心追求的,要善于认知内心的欲望并克制之。这与程朱理学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较为相似。第五,姚希得为潼川人。在他及第之前,魏了翁曾在潼川府任职。魏了翁在潼川府任职时,积极讲传理学。②因此,姚希得可能会听过魏了翁的讲学。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姚希得应为理学之士,至少应是站在理学之士立场行事的。


    二、弹劾女冠吴知古


    姚希得《论外若清明内有危亡之证疏》中不仅弹劾了史嵩之及其党羽,也借此机会弹劾了理宗宠信的女冠吴知古,劝谏理宗应依律法惩治吴知古等人。对于吴知古其人,张悦《略论宋理宗与道教》已考证并未有史料记载其生平,但可从《南村辍耕录》的记载,推测其在理宗朝时主要掌管宫中焚香祝天等宗教事宜,并分析了理宗崇信吴知古与他崇信道教有一定的关联。③


    姚希得在该奏疏中写道:


    邸第之盛,人皆知笃于亲爱也,然依凭者众,轻视王法,请托之行,捷于影响。杨干,晋侯弟也,乱行于曲梁,而魏绛戮其仆,晋侯始怒而终悔,晋卒以霸。平原君,赵王弟也,不出租税,而赵奢刑其用事者,赵王贤而用之,赵卒以强。皆足以兴人之国也。陛下何为而不少伸国法?今女冠者流,众所指目,近璫小臣,时窃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岂不谓之危乎?④


    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一《城阙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
    ②胡昭曦、刘复生、粟品孝:《宋代蜀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第154页。
    ③张悦:《略论宋理宗与道教》,《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100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8页。


    姚希得运用历史上杨干乱行、平原君(赵胜)家人抗税的典故来证实遵循国法的重要性。杨干乱行,是指杨干在曲梁扰乱晋军行列,晋中军司马魏绛杀其驾车者以示惩戒;平原君家人抗税,是指平原君家中不肯缴纳赋税,负责征收租税的赵奢以国法惩处了平原君家中管事之人。正是由于他们遵循国法办事,他们的国家才越来越兴盛。反观当时,吴知古等人凭借理宗的宠信作威作福,在朝堂之上招权纳贿、以权谋私、干扰朝政,理宗这一宠信小人的作法会使得国家处于危亡之地。正因如此,姚希得上疏劝谏理宗惩治吴知古等人。


    除了姚希得,当时还有不少大臣因不喜宋理宗宠信吴知古而上疏劝谏理宗。


    李韶不止一次上疏谏言,希望理宗能够惩治吴知古。端平三年(1236年),殿中侍御史李韶曾弹劾吴知古在宫中招权纳贿,出入禁庭,“帝怒,韶还笏殿陛乞归”。①此时,李韶弹劾吴知古使得理宗大为生气,李韶亦因此而想辞官。嘉熙三年(1239年),李韶的上书中有表达其有辞官之意的一个重要来源,即他之前弹劾吴知古不应干政,而遭到吴知古的报复:


    又臣昨弹内侍女冠,不行,退惟圣主高明,必不容其干政。然未几首相去位,臣亦出台,传闻其人谓臣受庙堂风旨,故决意丐外。今臣言迄不行,苟贪君命,窃恐或者讥臣向何所闻而去,今何所见而来。此臣重不敢进者四。②


    虽然这般上奏,但李韶并不畏惧强权,在其后的奏疏中仍涉及到宫闱、女冠等言论。除此之外,宗正少卿杨栋也曾通过外廷大臣对于吴知古的不满而上疏理宗劝其不再用吴知古:


    时有女冠出入宫禁,颇通请谒,外廷多有以为言者。栋上疏曰:“陛下何惜一女冠,天下所侧目而不亟去之乎?”帝不谓然。③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三《李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630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三《李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631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杨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6页。


    权吏部侍郎兼侍讲杜范也曾上书劝谏理宗:
    窃意陛下宵旰忧惧,宁处弗遑。然宫中宴赐未闻有所贬损,左右嫱嬖未闻有所放遣,貂珰近习未闻有所斥远,女冠请谒未闻有所屏绝,朝廷政事未闻有所修饬,庶府积蠹未闻有所搜革。秉国钧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国家大政则相持而不决,司存细务则出意而辄行。命令朝更而夕变,纪纲荡废而不存,无一事之不弊,无一弊之不极。陛下盍亦震惧自省。①


    宝祐二年(1255年)兵部侍郎、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牟子才弹劾吴知古因自己受宠,从而为侄子吴子聪谋取官职一事,进而劝谏皇帝整饬朝政:


    吴子聪之姑知古为女冠得幸,子聪因之以进,得知閤门事。子才缴之曰:“子聪依凭城社,势燄熏灼,以官爵为市,搢绅之无耻者辐凑其门,公论素所切齿,不可用。”帝曰:“子聪之除,将一月矣,乃始缴驳,何也?可即为书行。”子才曰:“文书不过百刻,此旧制也。今子聪录黄二十余日乃至后省,盖欲俟其供职,使臣不得缴之耳。给、舍纪纲之地,岂容此辈得以行私于其间。”于是子聪改知澧州,待次。子才力辞去,帝遣检正姚希得挽留之,不可。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②


    诸位大臣弹劾吴知古,一是因为她“出入宫禁”、“颇通请谒”并以此招权纳贿、以权谋私、干扰朝政,不利于当时摇摇欲坠的南宋王朝。《钱塘遗事》便记载了“宦寺之谋”对于南宋朝政的介入:“(理宗)在位即久,嬖宠浸盛,中贵卢允升、董宋臣、女冠吴知古等荐引奔竞士,骤致通显,贿赂公行”。③二是因为祖宗之法,女冠一向被宋廷禁止,“北宋仁宗在宝元二年(1039年)五月己亥,曾下令禁皇族及诸命妇、女冠、尼等非时入内”。④三是诸位大臣希望通过弹劾吴知古劝谏理宗整饬朝政。但是他们的劝谏,理宗并未接受。理宗对吴知古的宠信时间比较长,至少有二十年之久。⑤这可能与理宗对于道教的崇奉、执政后期怠于政事以及求子心态有关。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七《杜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286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一十一《牟子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358-12359页。
    ③(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五《理宗政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9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十《仁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05页。
    ⑤张悦在《略论宋理宗与道教》中根据李韶上书大约在理宗端平元年至嘉熙三年(1234—1239年)之间,而杜范上书大约在嘉熙四年至淳祐二年(1240—1242年)之间,再而考虑到吴知古在李韶上书之前就已经受宠,而且在杜范上书之后仍有继续,所以大致推测吴知古事件前后持续至少有十年之久。但笔者持有不同的看法。根据第二章的考证,牟子才上书时间大约是在宝祐二年(1255年)。从李韶上书至牟子才上书,再考虑到之前之后吴知古仍受宠的情况,可推断理宗崇信吴知古长达二十年之久。


    三、指斥御史萧泰来


    宝祐二年(1254年)六月姚希得才回朝任职,七月便奏上《论君子为国计小人为身计疏》,指斥监察御史萧泰来,这与当时朝局变化有关。此次变化应从淳祐十一年(1251年)十一月谈起。


    淳祐十一年十一月,朝廷任命谢方叔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吴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十二月,理宗下御笔告诫他们应同心辅政,不可出现朋党相争的场面,“自来并命二相,本欲协济,缘各任己见,且因宾客交斗,遂成党与,不可不戒,卿等宜同心辅政,深矫前人之失”。①但事态并未按照理宗的想法发展,很快谢方叔与吴潜就因宰执的职责划分产生了矛盾。淳祐十二年(1252年)正月,理宗命吴潜专任救楮之事。为了缓和与谢方叔之间的矛盾,吴潜上书“辞专任救楮之责”,并上言“请以方叔提其纲,清叟(徐清叟)、槐(董槐)赞其任,而臣服其劳”。②但双方的矛盾并未因此而消除。


    身为台谏官的萧泰来等人依附于谢方叔,他们抛弃了台谏应秉持公正的原则,常以朋党之论攻击他人,这招致时任秘书少监的高斯得等人的不满。高斯得数次上疏言明他们如此行径不利于缓和矛盾,“纤芥之隙不杜,佩剑之风浸成,谗人交乱其间,将至不可复合”。③


    随后,高斯得便因其言被“监察御史萧泰来论罢”。④此时,吴潜与谢方叔之间的矛盾也由于言官的弹劾而逐渐明朗化。淳祐十二年(1252年)十一月,时任尚书省右司员外郎的李伯玉引北宋神宗朝张商英的故事,弹劾御史萧泰来。因李伯玉以都司之职弹劾身为御史的萧泰来不符合当时的规章法制,有轻视朝廷之心,被理宗罢职。《癸辛杂识》别集下《李伯玉》有详细记载:


    ①(元)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十四《宋理宗四》,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810—2811页。
    ②(元)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十四《宋理宗四》,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811—2812页。
    ③(宋)高斯得著:《耻堂存稿》卷一《直前奏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0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九《高斯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326页。


    以萧泰来附谢丞相,伤残善类,继弹高斯得,伯玉乃援神宗朝张商英故事,有都司可以按台臣之条,历数泰来之过,封章以劾之。穆陵大怒,乃降御笔云:“国家置御史,所以纠正官邪,置宰属,所以俾赞机务。御史乃天子耳目之官,宰掾不过一大有司耳,未闻以庶寮而劾纠御史者。近有以都司而按大有,言徐霖也。今伯玉以都司而按泰来,阴怀朋比之私,蔑视纪纲之地,是所以轻台谏,乃所以轻朝廷也。今伯玉且复援张商英事,以文其过,且郭磊卿以正言而按李遇英,吴当可翁甫以博士而按刘之杰,以其职事之阙系也。若都司可以按台谏,则台谏反将听命于都司矣。朝纲不几紊乱乎?李伯玉可降两官,放罢。①


    李伯玉此番弹劾萧泰来不仅使得自己被罢黜,也使得萧泰来将矛头直指吴潜。是月,萧泰来上书弹劾吴潜,论吴潜奸诈十罪,“如王安石而又过之也”。随后,吴潜便被罢相,授观文殿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②李伯玉弹劾萧泰来的直接原因是身为御史的萧泰来曾弹劾高斯得、徐霖,并使得两人被罢职。③随着李伯玉与吴潜的罢免,此次党争便以谢方叔胜利而告终。但事态发展并未止步于此。


    李伯玉因为弹劾萧泰来被罢职,致使著作郎牟子才上书言,“陛下更化,召用诸贤,今汝腾、斯得、霖相继劾去,伯玉又重获罪,善人尽矣”。④因此,理宗迁萧泰来为起居郎时,萧泰来遭到牟子才的弹劾:


    行都大火,子才应诏上封事,言甚切直,兼直舍人院。会泰来亦迁起居郎,耻与泰来同列,七疏力辞,上为出泰来,而子才亦请去不已,曰:“泰来既去,臣岂得独留。”上不允。⑤


    牟子才此次弹劾萧泰来上文已有提及,即宝祐元年(1253年),牟子才与萧泰来需要共事时,牟子才因不满萧泰来奸险污秽、趋炎附势的德行,拒绝与之共事,数次上疏言明此事。八月,萧泰来改知隆兴府(今江西南昌)。牟子才又上疏,希望自己也能与萧泰来一样,离开都城,理宗并未允准。萧泰来被贬黜出京,但谢方叔仍未下台,所以此事件仍在继续向前推进。


    ①(宋)周密撰,王根林点校:《癸辛杂识》别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9页。
    ②(元)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十四《宋理宗四》,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818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一十四《牟子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357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一十四《牟子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357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一十一《牟子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357页。


    上述事件发生之时,姚希得仍在外任职,对于他的影响并不大。但当宝祐二年(1254年)他回朝任官之时,他应是注意到牟子才所言的“善人尽矣”的局面,且先前被罢免的高斯得、李韶、徐霖等人均为姚希得好友。因此,姚希得便奏上《论君子为国计小人为身计疏》,劝谏理宗亲“君子”而远“小人”。


    为研究方便,今将《宋史·姚希得传》节录的《论君子为国计小人为身计疏》转录如下:


    君子犯颜敢谏,拂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乃为国计,非为身计也。小人自植朋党,挤排正人,甘言佞语,一切顺陛下之意,遂取陛下官爵,此乃为身计,非为国计也。①


    姚希得认为君子宁愿忤逆圣意,罢官后自谋出路,也敢于直言纳谏。而小人则站党立派,排挤君子,一切顺从圣意,从而得到升迁与财富。据第一章关于此奏疏的考证,可了解到,姚希得在该奏疏中明确指出萧泰来为小人,赵汝腾为君子,从而劝谏理宗不要重用萧泰来等人,一旦重用,朝堂将会变得小人盛行,日趋混乱,不利于国家的发展。换句话说,姚希得此次上疏不仅是为了弹劾萧泰来,也是为被罢职的赵汝腾等人打抱不平,显露出他对于当时朝政的不满。


    此时的萧泰来已经出知隆兴府(今江西南昌),为什么姚希得仍要指斥他?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萧泰来本身,而在于姚希得对萧泰来依附当时的丞相谢方叔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理宗此时用人之策的改变的不满。姚希得等人对谢方叔的不满主要是因为其利用党羽萧泰来排挤“善类”,且谢方叔本人也是如此。谢方叔是一位老臣,其私心甚重,担任宰相之时,常结交内臣固宠,“子弟干政,若馋余玠之类是也”。②宝祐元年(1253年),谢方叔子弟招权,误用余晦帅蜀,使得王惟中遭迫害。只是此时姚希得、牟子才等人的谏言并未直指谢方叔,所以暂未波及到谢方叔。但他们并未放弃,他们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这个时机便出现在洪天锡与董宋臣、卢允升之间的政治斗争之中。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590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一十七《谢方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12页。


    宝祐三年(1255年)六月,御史洪天锡弹劾内侍董宋臣、卢允升等人,希望理宗能够罢黜他们。关于此事的经过,无论是《齐东野语》的记载,①还是今人的研究,②均很明确,故而此处仅大致分析。在洪天锡弹劾董、卢二人之事中,朝堂上大致分为三股势力:一是以洪天锡为首的公论派,姚希得与牟子才均属于此派别;二是以董、卢为首的派别,相较于其他两派,理宗更为袒护他们;三是以谢方叔为首的派别。起初只是洪天锡与董宋臣、卢允升双方的交锋,谢方叔并未偏袒任何一方。但随着事态的进一步扩展,谢方叔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支持洪天锡等人。与此同时,有人传言洪天锡上书弹劾内侍是得到谢方叔的授意,并借此在理宗面前诋毁谢方叔,使得理宗逐渐丧失了对于谢方叔的信任。是年七月在朱应元的弹劾下,理宗罢免了谢方叔。蒲圣在其文《论谢方叔与宋理宗朝后期的政治进程》中言明,散布谢方叔指示洪天锡弹劾内侍这一言论的群体为内侍及贵戚,因为他们曾被谢方叔所打压。③但笔者认为,在谢方叔被罢之事中,并不仅限于内侍、贵戚的作用,洪天锡、姚希得等人也有参与。第一,《宋史·谢方叔传》记载,“而馋者又曰,‘天锡之论,方叔意也’。及天锡之去,亦曰,‘方叔意也’。”④除了有谣言传播洪天锡弹劾之言是受谢方叔指示,洪天锡本人也曾这么说过。相对于谣言传播,洪天锡本人的言论更具有说服力,更能影响理宗的判断。第二,姚希得在此事中曾抑制谢方叔党羽的升任,“姚宗卿希得暂兼夕郎,遂缴吴燧仪曹之除”。⑤吴燧,泉州(治今福建泉州)人。绍定二年(1229年)进士,历任威武军节度推官、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广东提刑、秘书少监等职。吴燧党附于谢方叔、丁大全,曾论四川制置使余玠有聚敛罔利七罪,兴王惟中冤狱。⑥如若不是有何缘由,暂兼给事中(夕郎)的姚希得为何会插手吴燧礼部郎官(仪曹)的除命呢?故而笔者认为,姚希得此举应是与其弹劾萧泰来的目的一样,基于对谢方叔执政的不满,削弱谢方叔的势力,减少他对于朝政的影响。此事的最后,董宋臣、卢允升两人权势受到了抑制,谢方叔被罢。谢方叔被罢之后,董槐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主持朝政。董槐有诸多政绩,是位能臣,且他为理学之士。他的继任为相应是会得到姚希得、牟子才等理学之士的支持。


    ①(宋)周密撰,朱菊如等校注:《齐东野语校注》卷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32页。
    ②杨宇勋:《宋理宗与近习:兼谈公论对近习的态度》,《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65—81页。
    ③蒲圣:《论谢方叔与宋理宗朝后期的政治进程》,《哈尔滨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100—101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一十七《谢方叔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511页。
    ⑤(宋)周密撰,朱菊如等校注:《齐东野语校注》卷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9—136页。
    ⑥杨倩描主编:《宋代人物辞典》下册,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84页。


    从表面上看,姚希得等人在此次事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内侍、外戚擅权之事并未解决,而造成他们擅权的根本原因在于理宗此时用人政策的改变。无论是姚希得上疏言“君子”与“小人”之于国家的不同意义,从而劝谏理宗用君子而远小人,还是牟子才的上书言“陛下更化,召用诸贤,今汝腾、斯得、霖相继劾去,伯玉又重获罪,善人尽矣”,①均反映出的理宗此时用人之策的改变。这主要是由于“端平—淳祐更化”的失败,使得理宗一改先前的励精图治,变得昏庸贪欲。自淳祐末年开始,理宗完全抛弃了之前选择贤相,注意人才,进行整治革新的做法,只信任善于拍马奉承、蒙上欺下的佞臣。②姚希得纵然对此局面表示不满,但他又无法改变理宗的态度,只能看着在理宗亲小人而远君子的用人态度之下,政治逐渐变得黑暗、混乱。


    四、挽留权相贾似道


    景定五年(1264年)姚希得任兵部尚书兼侍读始,至咸淳三年(1267年)姚希得致仕,是姚在朝廷任职的一个重要阶段。虽然姚希得在该阶段的言论留存较少,但亦有值得探讨与思考之处,比如该阶段已是贾似道擅权时期,姚希得为何会数次升迁?姚希得又为何上表留贾似道?


    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1264—1267年),身为理学之士的姚希得之所以能够数次升迁,并非是由于姚希得是贾似道的亲信,而是因为姚希得有辅佐之才且奉行中庸之道。姚希得任职兵书尚书兼侍读时的诏令言,“具官某,机猷硕肤,风概方整。儒宗堂堂不饶,尚于中行;介臣休休有容,可以大受”;③任职同知枢密院兼权参知政事的授官诏令言,“具官某,德全方大,望著颙卬。参帷幄之谋,先帝早加於大用;伟衣冠之侍,冲人尚及於从游”。④姚希得无论是任职中央还是地方,尤其是他任职建康府时,“两都相望,坐底江淮之晏清”,⑤使得他备受重用。除了政绩之外,他品性方正、为人宽容有气量,奉行中庸之道。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一十四《牟子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357页。
    ②何忠礼:《南宋全史》2《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68页。
    ③(宋)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四《姚希得除兵部尚书兼侍读制》,民国豫章丛书本。
    ④(宋)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三《签书枢密院事姚希得除同知兼参政制》,民国豫章丛书本。
    ⑤(宋)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四《姚希得除兵部尚书兼侍读制》,民国豫章丛书本。


    在史嵩之起复事件中,他站在理学之士的角度反对其起复;在谢方叔罢相时,他亦是支持谢方叔罢相,这不仅是因为党派相争的缘故,也是因为史嵩之、谢方叔为相时的作为作风为姚希得所不喜。而且姚希得并非是按照党派而划分自己的社交圈,比如他与贾似道亲信杨栋的关系便十分友好,可能这便是《宋史》评价其为“蔼然君子”的原因。①


    在这一时期内,姚希得曾与贾似道有所往来。景定五年(1264年),彗星出柳,姚希得与贾似道等人共同上书奏事:


    乙卯,丞相贾似道、参政杨栋、同知叶梦鼎、佥书姚希得奏事。上曰:“彗出于柳,朕彰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惧。”宰臣奏:“陛下勤于求治,有年于兹,宁有阙失?实臣等辅政无状所致,上贻圣忧。臣见其疏,乞罢免,庶可以上弭天灾。”上曰:“正当相与补承阙失,上回天意。”②由于此为姚希得与其他执政官一同上疏言彗星出柳是宰执辅政有过失,并不能说明姚希得与贾似道来往较为密切。


    咸淳二年(1266年)春,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士人叶李、萧至等人上书弹劾贾似道专政害民误国。为应对此事,贾似道一方面指使士人林德夫到京兆尹刘良贵处告叶李等“泥金饰斋扁不法”,将他们“黜窜远州”;③另一方面上书请求退相位,度宗并未答应。④在他此次请退相位时,姚希得上表留贾似道:


    (咸淳二年春)似道因(叶李、萧至等上书弹劾贾似道专政)求退相位,上勉留之。……参政姚希得亦上表留似道,奉御笔曰,“辅臣列衔请留师相,议论其可畏,当破千载谬论之非也,此与予同一爱国之心。至于典礼,固为后世故事,然有时异事殊,不可同日语。师相勉为国事,留而辅予,以秉庶政,此亦可为后世法也,愿毋固执。”于是似道又上表乞并相,上复之不许……⑤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603页。
    ②(元)佚名撰,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三《理宗·景定五年》,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11页。
    ③(元)佚名撰,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四《度宗·咸淳二年》,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23页。
    ④(宋)佚名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咸淳遗事》卷上,《全宋笔记》第八编(六),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319—320页。
    ⑤(宋)佚名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咸淳遗事》卷上,《全宋笔记》第八编(六),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319—320页。


    贾似道数次请求退相位只是权益之计,并非真心所想,实际上他只是借此名义要挟度宗,达到他控制度宗、专擅朝政的目的。在姚希得上表表示留贾似道后,度宗专门下御笔谈及该事。度宗在该御笔中传达的思想有二:一是姚希得所言留似道在朝主政契合他的心意;二是表达贾似道留朝主政虽不合祖宗典章,但与时局相符合,希望贾似道不要固执地求退。度宗通过此次御笔达到了他的目的,即贾似道暂未言求退相位一事。而度宗之所以能够劝服贾似道,不仅是因为贾似道求退相位只是权益之计,而且还因为度宗此次的御笔为贾似道的独掌朝政找到了借口,即他是顺应时局才独掌朝政的。姚希得秉持的“亲君子而远小人”的用人观念,与贾似道的执政理念是相悖的,但姚希得此次却上表帮助挽留贾似道,这是出于他的真心还是假意?


    姚希得在此事之后的官职迁转便能体现出他上表留贾似道并非出自他的真心。在此事发生不久后的四月,姚希得因言被罢,授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此后,姚希得不仅推辞再度出仕,还数次上书请求致仕,终于在咸淳三年(1267年)六月致仕。贾似道为了巩固他独掌执政大权的地位,在朝堂之上,他不仅培植私党,提拔亲信居于朝廷要职,还排斥忠贤,贬逐反对他所作所为的贤良之辈,“一时正人端士,为似道破坏殆尽”。①通过上文阐述可知晓姚希得常劝谏君主用君子而远小人,并且也会提拔“善类”进入朝堂。姚希得的这般作风显然是阻碍贾似道的独相之路。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由于贾似道的迫害,姚希得终究离开了政治舞台。这也从侧面显示出姚希得上表挽留贾似道并非出于本心。


    既然姚希得并非出自本心,那么他为何还要作出这样的举动呢?这就要从贾似道多次上书请求退相位说起。在度宗即位的十年间,贾似道为了独揽朝政数次以辞官归乡要挟度宗,度宗对其百般挽留,每次都给予他特权、爵禄。咸淳二年春这次辞官,是贾似道第二次以归乡要挟度宗。在此次御笔之前,为了恳求贾似道留朝主政,度宗不顾及君臣地位之别,欲下拜于贾似道。在其后贾似道第三次辞官威胁度宗时,度宗更是鼓动了在朝的文武百官都去劝说贾似道。为了能够挽留贾似道,度宗竟做到如此地步,那么他要求姚希得上表留似道并非不可能之事。


    通过此段时期姚希得的经历,可体现贾似道主宰了度宗朝的朝政。他长期把持朝政,玩弄权术,排斥忠贤,骄奢淫逸,使得朝政愈发黑暗浑浊,南宋王朝大厦将倾。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七十四《贾似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783页。


    第二节 姚希得的养兵之策


    南宋社会民族矛盾尖锐,外患严重,因此朝堂讨论最多的便是军政事务,士大夫们也热衷于上书讨论边防之事。姚希得任职朝廷之时,也常上书言边防之事。其中《乞移不急之费以实军储疏》、《论养兵之奏疏》均涉及到了当时南宋对于军队补给等方面的支出,他认为朝廷应当节省不必要的支出以补充军费,甚至倾国力以养兵。


    一、节省开支以实军储


    淳祐七年(1247年)姚希得任知大宗正丞兼权金部郎官时,曾上奏疏劝谏理宗减少创建宫宇、制造神像等钱财,并将节省下来的钱财用于实军储、厚民生:


    财用困竭,民生憔悴,移此不急之费,以实军储,以厚民生,敬天莫大於此,岂在崇大宫宇、庄严像设哉!①


    接着姚希得又上书言“钱楮三策”,请置惠民局等,“帝皆以为可行”。②但是否具体实施,无从考证。


    姚希得之所以上书言节用与钱楮之事,其根本原因是当时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三大战区的战争经费、统治者的奢侈靡费等都需要庞大的开支。但理宗在任之时国家财政状况,相对于之前宋宁宗时更为严重,楮币大幅贬值,国家财政空前困难。③面对严峻的财政形势,“端平—淳祐更化”之时,理宗实施了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如在救楮一事上,朝廷采取的措施有任命专人负责;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9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9页。
    ③何忠礼:《南宋全史》2《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5—129页。


    回收楮币,提高信誉;节用;计亩纳会等。①这些举措有一定的成效,但收效甚微。且随着宋蒙战争的推进,军费支出更加浩繁,财政愈加入不敷出。②面对如此境况,在淳祐末年,理宗却丧失了更化之时的野心与毅力,开始怠于政事,贪图享乐。贪图享乐的一个方面便是耗费巨资,大兴土木,创修宫观、神像等,比如淳祐四年至七年建造的龙翔宫。


    淳祐四年(1244年),理宗下诏将位于中瓦街的沂王府改建成道观,赐名“龙翔宫”。由于这座道宫工程浩大,沂王府故第面积不足,所以理宗命人拆毁了中瓦街民舍三分之二,造成近千户、万余人无家可归。③该道宫建造耗时三年,耗资巨大。改建完成后,又在其旁边建立南真馆,作为道士居住之地,赐田约一千顷。④姚希得上书劝谏理宗减少创修宫观、神像应是与此直接相关。针对此事,牟子才也曾上书批评说,“今日蘸内廷,明日祷新宫。今日封神祠,明日迎佛像。依靠于衲子,听命于黄冠,是皆无益之举”。⑤


    对于理宗的大兴土木、奢侈行事,除了姚希得、牟子才,亦有很多官员上书进谏。监察御史吴昌裔上书,希望理宗“克己节用,以爱养邦本。罢营缮土木之费,专以修车备器为事”。⑥著作佐郎高斯得也曾上奏曰:“臣观自顷以来,祖宗典则之旧,浸以隳废,坏法乱纪之风渐不可制,窃为陛下忧之。宫邸无故而妄求进秩,不问也;嬖宠恃恩而豪隳人田,不问也……而宗藩之横,则又甚焉”。⑦诸位大臣的劝谏一方面是为了让理宗减少不必要的支出,这有利于稳定楮币和当时愈发严峻的财政状况;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为了唤起理宗更化之初的雄心,整顿财政。


    虽然不阻止他们上书劝谏,但理宗并不理会他们的谏言,依然耽于享乐。宝祐年间,为了建造游玩的楼榭亭阁,理宗设置了专门机构“修内司”。自宝祐至景定时期,理宗所建禁苑、芙蓉阁、武林园等亭台楼阁都华丽宏伟,非常壮观。


    ①段玉明、胡昭曦:《宋理宗“端平—淳祐更化”刍论》,《宋史研究论文集》,1989年,第161—162页。
    ②葛金芳:《南宋全史》5《社会经济与对外贸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4—70页。
    ③胡昭曦、蔡东洲:《宋理宗·宋度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167页。
    ④(明)田汝成:《西湖游览记》卷一七《南山分脉城内胜迹·道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27页。
    ⑤(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一《牟子才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025页。
    ⑥(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〇〇《吴昌裔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62页。
    ⑦(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一《论对奏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页。


    景定二年(1261年)理宗以杨太后有拥立功,将公主下嫁其侄孙杨镇,进封周国公主。为了能时时见到公主,特别为她在嘉会门内盖起豪华宅第,“飞楼阁道,密迩宫苑”,①负责建造宅第的官员以及每个工匠都得到了犒赏。除了建造楼阁亭台,理宗不顾朝臣劝谏,依旧大兴土木建造佛寺道观,如淳祐十年(1250年)修复报恩光孝观、创建献慈集庆教寺等。


    通过上述举措可以看出理宗热衷于道观的兴建,前文也曾提到理宗对于女冠吴知古的宠信长达二十年之久,这些都是理宗崇奉道教的体现。而理宗之所以会崇奉道教,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他即位之后,无力克服摆在自己面前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企图通过依赖宗教起到劝善佐治、防治灾害的作用;二是对于日渐衰老的理宗而言,道教所宣扬的长生不老之药、白日升天之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②三是“恭祈嗣续”,祈求生子。③由于理宗对于道教的崇奉,所以姚希得上疏言此事应也有劝谏理宗远离女冠之意,崇信女冠与姚希得在《论外若清明内有危亡之证疏》中所表达的危国之事相对应,间接表达出姚希得在劝谏理宗用君子而远小人。


    而理宗之所以不顾朝臣劝谏实施上述举措,是因为他的心态发生了改变。淳祐末年,由于“端平—淳祐更化”的失败,理宗逐渐丧失了内心的锐气,也逐渐丧失了“中兴宋室”的信心,开始怠于政事,追求个人享乐,在用人问题上也显得糊涂,使得宠妃、内侍、佞臣乘机而入,将南宋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二、倾尽国力以养众兵


    淳祐七年(1247年),姚希得上书劝谏理宗节宫室、神像建造之费以实军储的建议,并未得到实施。但他并未放弃劝谏理宗实军储之事。宝祐四年至宝祐五年(1256—1257年),由于朝廷并未将“兵额日亏”当做重要的事情来解决,④所以时任给事中的姚希得上《论养兵之策疏》,劝谏理宗应拨付经费用来养兵,并给出他的具体建议:


    ①何忠礼:《南宋全史》2《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73页。
    ②何忠礼:《南宋全史》2《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74—175页。
    ③张金岭:《宋理宗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0页。
    ④(明)陶宗仪等编:《说郛》卷三十八《清夜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738页。


    朝廷近调江淮一万三千人赴上流,仅取都吏姓名,曾未有即日就道者。军将希留,在所必诛也。而朝廷乃倥偬他务,视此为万事中之一事,若有若无,且作且止。是必待闭城门而后开言路,见胡骑而后括金银也。窃怪今日合三卫与东南之兵,犹调遣不应。蜀之见兵仅八千人,虏入动数万,其何以支?若以招兵易,养兵难,臣则有倾国力一策。范镇曰:“欲备云南,莫若宽两河之民。”今朝廷若只欲取办于诸阃,诸阃又不过取办于民,民力竭矣。臣谓今牙契一局及江水分司,岁可得三千六百余万,即可养六万兵。岁币银绢,岁二十万匹两,本以和虏,今既不用,即可养一万兵。内帑六设,本以备边,金帛充斥,岁绢二十万,即可养一万兵。不知朝廷吝此何为?商亡而鹿台在,秦亡而敖仓在,汉亡而西园在,隋亡而洛口在,适足为寇资尔。①


    姚希得之所以如此重视“养兵”的事情,是因为淳祐七年至宝祐二年(1247—1254年),姚希得在任职地方时逐渐认识到军队数量的重要性,但最重要的原因应是蒙军攻宋政策的转变。


    淳祐十一年(1251年),蒙古蒙哥即汗位。其后,蒙哥汗一方面为大举进攻南宋做准备。他改变了蒙军对宋实施的单一的攻掠战法,他不仅大规模的扩充军队,还在与南宋邻近的边境地区修筑城池寨堡、部署重兵、实施屯田。另一方面又命忽必烈、兀良合台等将领采取迂回的战术,绕道西南,远征大理,进而攻宋侧背。宝祐三年(1255年)秋,兀良合台奉命自云南攻入四川,与陕、蜀蒙军配合,夹击宋军,意欲拔除钓鱼城,但蒙军并未达到目标。次年正月,三路蒙军纷纷撤退。此次战役,蒙军虽被击退,但暴露出南宋在阻遏自云南方向蒙军防务上的缺漏,因此南宋朝廷开始重视该地区的城防建设,增强防御。宝祐五年(1257年)春,蒙哥汗下令诸王出师攻宋。九月,蒙哥汗率西路军出发,以四川为主攻方向;另命塔察儿率东路军进攻京湖;另命兀良合台自云南北上进攻南宋腹地。蒙古的进攻使得南宋王朝,尤其是川陕地区,腹背受敌。川陕地区“东彻陕、华,西极洮、岷,北临三秦,南压九江,表里山河,可战可守,乃天下之脊也”,②坚守此地有助于捍卫南宋的半壁江山。虽然朝廷征调江淮一万三千兵力奔赴上流支援,却未见较快动身者。更不用说,三衙与东南诸兵不听从调遣。此时的蜀地仅有八千兵力,如何能够抵御上万蒙军的侵袭。姚希得认为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是招兵容易、养兵较难。


    ①(明)陶宗仪等编:《说郛》卷三十八《清夜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738页。
    ②(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卷二百十,绍兴十二年八月十日,引《王庶家集·定倾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16页。


    南宋战乱频仍,军费压力甚大。在南宋政府财政开支中,军费开支占了很大的比例。军费开支除了进行战争的费用,还包括养兵费用,即军人的俸禄、军需品的供给、制造武器等费用。而且,与汉代及汉以前不同的是,宋代沿用中唐逐渐推行的募兵制。募兵制下,士兵包括粮食在内的一切费用开支均由国家负担。不仅士卒自身如此,就连其家人的生活也通过士卒的军饷而间接地取之于国家,加上宋朝长期推行一种灾年募民为兵的特殊养兵政策,使军粮的供给不断膨胀,因此,朝廷每年承受的军需粮草供给任务非常繁重。①南宋的军事国防十分依赖于国家财政。为此,南宋采取多种渠道筹集军费,主要包括增印钱引与发行货币、截留上供、中央赐予度牒与告身、酒盐茶税收入等。②宋理宗亲政之后,面临经济萧条、财政困难的国家境况,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其中便包括关闭各个印造局,既不回收旧楮,也不印造新楮,③这使得筹措军费的渠道缩小。而且,长期的战乱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自然会导致经济的衰退,必然会带来赋税减少、国家财政收入缩减。譬如,蒙古攻打蜀地后,蜀地经济发展缓慢,自身供给并不能支撑对蒙战争,只能依靠国家其他地区,如京湖地区的支持援助。


    针对这一现象,姚希得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将牙契税用来养兵。宋时,典卖土地、房产,买卖双方契约需要官府盖章,官府盖章收取的一定费用即为牙契税。二是将岁币银绢用于养兵。嘉定四年(1211年),宋、金遣使不通,宋朝岁币便未输出给金。嘉定七年(1214年),金督促南宋缴纳岁贡,南宋朝廷因此展开了激烈讨论,结果为绝币,再也不给金岁贡。姚希得希望理宗能用这部分本应缴纳岁贡的钱用来养兵。三是从内藏库拨出一部分用来养兵。他认为若是采取这些措施不仅可以保证人民的利益,即不会因为扩充军费而剥削百姓,也能供养大致八万兵。但无论是牙契税,还是岁币、内藏库,根本来源还是百姓。平常年份,南宋的军费支出已占到全年财政支出的十分之八九。如果遇到战争年份,军费支出就会更多,再加上常年的养兵费用,全年军费支出往往会超过国家当年的全部财政收入。④


    ①郑壹教:《南宋货币与战争》,2012年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43页。
    ②何玉红:《南宋川陕战区军费的消耗与筹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33—36页。
    ③胡昭曦,蔡东洲著:《宋理宗宋度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74页。
    ④何忠礼:《南宋全史》2《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87


    再加上,官吏冗滥,以及理宗生活奢靡,常常对后宫、宗室的赏赐无度,营建宫宇、道观等,更是加重了南宋的财政危机。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其办法之一便是加重赋税,以至南宋苛捐杂税越来越严重,时人有“民穷似虮,赋毒于蛇”的比喻。①


    此次上书显露出姚希得对于军队数量之于战争的重要性的认识,虽然他的举措并未被实施,但是他在知建康府时,贯穿了此想法。在知建康府时,他不仅重视军队兵力的扩充,也关注到士兵的日常生活,给予他们诸多补贴,有利于稳定军心,增强建康府的军事实力(详后)。


    从淳祐至咸淳年间,纵观姚希得在朝廷任职的言论与经历,可发现在淳祐前中期,姚希得的言论尚能影响理宗对于政事的判断,如在姚希得上呈《论外若清明内有危亡之证疏》无论是立储,还是罢免史嵩之,理宗均采纳并将其付诸于实践。尤其史嵩之起复之事,理宗批复姚希得曰:“朕决不用史嵩之”。②此一“决”字展现出理宗态度之坚定,间接证明理宗颇为信任姚希得。淳祐末年至宝祐年间,姚希得上疏所言用人之策,虽然萧泰来与谢方叔被罢免,但是内侍擅权的局面并未完全改变。与此时姚希得用人之谏言还达到了一定目的相比,他关于养兵的策疏却没有被理宗采纳,尤其是“节用”之言。随着时间的发展,理宗更加奢侈行事。至度宗时,姚希得与贾似道之间用人之理念不尽相同,这就使得姚希得在面对贾似道独掌相权时会有所不满,进而被贾似道逐出朝堂。


    纵观姚希得在中央任职的言论与经历,从侧面反映出理宗的思想变化以及度宗朝的怠荒。理宗从励精图治、“中兴宋室”有抱负的君主逐渐变成了一位消极怠事、奢侈贪欲的昏君。度宗继位之后,热衷于追求享乐、荒嬉酒色、怠于政事,将军政大权拱手让于权相贾似道。内政无有起色,而强敌蒙古对南宋的威胁日甚一日,姚希得与诸位大臣只能眼睁睁望着南宋的根基逐渐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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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12 10:21:0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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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姚希得建康之政述评


    建康之政是指景定二年(1261年)十月至景定五年(1264年)三月,姚希得以华文阁学士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淮西总领时所实施的各项政策,大致包括军事、民生、祠庙修缮等方面。这些举措的实施,从外部来讲,增强了建康府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从内部讲,缓和矛盾,降低民变发生的可能,激发民众的爱国思想,增加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因为姚希得任职建康府留下的资料最富,其政绩也最为突出,所以将其单列一章专门阐述。需要指明的是,虽然题目用“建康之政”来总结,但姚希得这些政策所覆盖的地区既包括建康府也包括其周边地区。


    第一节 任职建康府之前的地方政绩


    建康府“外连江淮,内控湖海,负山带海”,①早在宋朝之前,就因其重要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北宋时,建康府处于统治腹地,政治地位相对于军事地位更为突出一些。南宋时,建康府不仅是当时重要的政治枢纽,也是重要的军事要塞,是仅次于国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重镇。中书舍人季陵曾言:“国家之根本在东南,东南之根本在建康。雄山为城,长江为池,舟车漕运,数路辐辏,正今日之关中、河内也”。②南宋时,随着南宋朝廷与金以及之后与蒙元之间矛盾的日渐激化,建康城成为抗金以及之后抵挡蒙元进攻的重要屏障。张浚曾曰:“东南形势,莫重于建康,实为中兴根本”。③蒙古大将阿里海牙也承认:“金陵宋之巨镇,地居大江上流,屯精兵不下数十万,若非乘此破竹之势取之,江水泛滥,鄂汉之城难守”。④因此,南宋统治集团对建康府地区的掌控非常重视,官员选任多以能臣干吏为主,需要任职官员有多年地方行政甚至御边经验。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建炎元年七月癸丑,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88页。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四,建炎三年八月甲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01页。
    ③(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八《武卫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60页。
    ④(明)宋濂:《元史》卷八《世祖五》,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84页。


    姚希得之所以能够在建康府任职,便是得益于他之前在四川、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区的历练,在这些地区的行政举措为他任职建康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本章首先有必要论述姚希得在知建康府前的地方政绩。


    一、任职四川州县,“声闻著闻”


    宝庆三年至嘉熙三年(1227—1239年),姚希得曾在四川任盘石县令、嘉定府司理参军以及知蒲江县。在姚希得任职四川的时间段内,四川的情况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端平二年(1235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宋蒙已经在四川地区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蒙古借此了解四川的地理、军事等情况,为长驱入蜀做前期准备;第二阶段是端平二年,窝阔台汗分兵三路,向宋发动全面进攻之后。是年八月,由皇次子阔端及大将塔海率领的西路军由大散关攻入蜀地。至端平三年,川陕四路“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①四川地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


    关于此时姚希得任职四川的情况,《宋史·姚希得传》记载:


    调盘石令。会蜀有兵难,军需调度不扰而集,更调嘉定府司理参军。改知蒲江县。巨室挟势,邑号难治。希得绥强扶弱,声闻著闻。同知枢密院事游似以希得名闻,召审察……②


    据第一章考述可知,姚希得任职四川的时间段为宝庆二年至嘉熙三年(1226—1239年)。宝庆三年(丁亥年,1227年),成吉思汗派遣一支蒙军以“取金、夏”的名义,攻入四川边地,制造了震惊南宋朝野的“丁亥之变”。此时,姚希得任盘石县令,为了抵抗蒙军的入侵,姚希得积极谋划,在军需调度方面“不扰而集”。这一政绩使得他得以升任嘉定府(治所在今四川乐山)司理参军。


    姚希得任嘉定府司理参军之时有何作为,因何升任蒲江县(今四川蒲江)知县已不可考。但在知蒲江县时则颇有政绩。他面对“巨室挟势,邑号难治”的不利局面,敢于公正执法,“绥强扶弱”,结果声名远播。同签书枢密院事游似听闻其政绩之后,召其审察,姚希得得以顺利升迁。


    ①(元)佚名撰;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一《理宗·端平三年》,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94-95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7页。


    游似(?一1252年),字景仁,号克斋,南充(今四川南充)人。师从魏了翁、刘光祖。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进士,①与姚希得属于同年关系。嘉熙三年(1239年)正月,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封南充县伯。八月,拜参知政事。嘉熙四年(1240年)闰月,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淳祐五年(1245年),拜右丞相兼枢密使。②游似提携姚希得应该不单是由于姚希得的政绩,可能存在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游似与姚希得均为嘉定十六年(1223年)进士,是为同年关系。第二,游似与姚希得应有私交。游似中进士前,曾在潼川(今四川绵阳三台)游学,并拜魏了翁为师。③而且两人有共同好友,如牟子才、杨栋等人,因此两人应是有过私下往来。第三,游似与姚希得均为蜀人,是为同乡关系。游似在培植自己势力的时候,喜培植蜀之乡党。游似由于援引蜀人较多,还曾被弹劾:“端揆以来,以即数月矣,惟闻荐引蜀彦四十有余辈,……夫宰相者,天下之宰相,则天下之士皆宰相之门下士也,量材授能,何见川南,既廪称事,奚分贵贱”。④第四,姚希得与游似,或者可以说是理学之士的政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合的。理宗“小元祐”指的是理学之士自比元祐派上台执政,“元祐”被赋予了仁义之政、君子之政的内涵。⑤姚希得常言“君子”、“善类”之于国家的重要性,这与理学之士的观念是相符合的。


    由于资料有限,姚希得任职四川的事迹仅余这些,因此并不能全面了解其在面对蒙军入侵时的举措。姚希得此时担任的官职又是为小官,人微言轻,并不能改变整体局势。不过虽任小官,但他亦兢兢业业,作出了一番“声闻著闻”政绩,并得以入朝,迁行在都进奏院。其后又得益于高定子、高斯得的提携,出任福州(今属福建)通判。




    ①《宋史·游似传》载游似为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进士,不确。该年并非贡举之年,且游似在《鹤山师友雅言序》(《宋代蜀文辑存》卷七十九)中自称,“尚忆嘉定十有四载,余方家居”,可知游似不可能是嘉定十四年进士。据《南宋馆阁录续录》卷七,游似为嘉定十六年(1223年)进士。参见顾吉辰:《<宋史>考证》,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66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一十七《游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497—12498页。
    ③胡昭曦、刘复生、粟品孝:《宋代蜀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第154页。
    ④(宋)阳枋:《字溪集》卷五《代赵大宁上游丞相劄子》,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22页。
    ⑤廖寅:《“小元祐考”——论南宋后期学术对政治的影响》,《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9页。


    二、任职福建、江西与广西,清正干练


    淳祐三年(1243年)左右,姚希得任福州(今属福建)通判。现有史料并未记载其政绩,但有关于其品性以及交游的一些记载。《宋史·姚希得传》载:“改(通判)福州,徒步至候官,吏不知其为通判也”,①从侧面反映出姚希得为官清正廉洁的一面。


    虽然当前史料并未记载姚希得在任福州通判时的政治作为,但他在此任职后,升任国子监丞,这就间接表明姚通判福州时应有一定的作为。迁任国子监丞之后,姚希得又数次迁官,先是迁任太府寺丞、时暂书拟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教授。在此次任职时,他曾上疏极力阻止史嵩之起复,并得到理宗的采纳,他也借此迁知大宗正丞兼权金部郎官。此时,他上疏言救楮之策并请置惠民局,理宗认可他的想法,他也借此升迁为秘书丞,其后又迁著作郎,授江西提举常平(治所今江西南昌)一职。


    淳祐七年(1247年),姚希得任江西提举常平(治今江西南昌)。自此,姚希得开始了长达两三年的任职江西的为官生涯。此处江西,并非指现今江西省,而是指南宋的江南西路。江南西路位于南宋国境范围的中部地区,相对于四川、京湖、两淮来讲,较少直面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对外环境相对平稳一些。但是,其内部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民变频仍。据《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统计,江南西路为民变高发地区,其中以虔州(赣州)最为突出。南宋以前,虔州也有寇乱,但并不突出,“虔寇”、“虔贼”、“虔盗”此类称呼甚是少见,但是到了南宋,虔州的寇乱不断发生,“虔寇”等称呼便常常为官僚文人所道。②江南西路,尤其是虔州地区,地方豪族的势力相当强大,曾有人讲:“(江西之赣的民众)不畏天子之官吏,而畏乡里之豪强,是以不服官吏之约束,而服豪强之号令”。③这对姚希得显然是严峻的考验。


    姚希得任江西提举常平时,发现“役法久坏,临川富室有赂吏求免者”。④即临川(今江西抚州)地区的地方豪族时常通过贿赂官吏从而免服徭役,进而使得该地役法遭到破坏。姚希得在知晓该情况后,无所畏惧,“竟罪之”,⑤不仅惩治了涉事官员,也处罚了这些豪门大族。姚希得此举有利于树立官府的威严,向群众表明,朝廷凌驾于地方豪强之上,可以对其进行制约。而且,豪族免除自身徭役之后,官吏只能盘剥普通百姓,长久以往,会激发百姓的不满情绪,从而引发民变。可见,姚希得打击豪强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民变发生的可能。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7页。
    ②粟品孝等:《南宋军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3页。
    ③(宋)王质:《雪山集》卷三《论镇盗疏》,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67—368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9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9页。


    在其后知赣州(今属江西)时,姚希得于淳祐九年(1249年)镇压了以崔文广、刘老龙为首的两起民变。“盗有伪号‘崔太尉’者,据石壁,连结数郡;刘老龙等聚众焚掠,一方绎骚。希得指授方略,不五旬平之”。①伪号“崔太尉”者应是安远(今属江西)崔文广。《江东庙记》曾载,“(淳祐)九年,安远崔文广为变,倚石壁作窟穴,潼川姚希得来持宪节,驻兵守之,久之弗拔,寇见云中若旗帜飞翻,其胆遂落,渠魁乃擒”。②依据目前笔者掌握的史料来看,虽然这两次民乱相关史料较少,甚至不清楚崔文广、刘老龙的生平事迹,但是他们所煽动的民乱影响甚大,崔文广“连结数郡”、刘老龙使得“一方绎骚”,这与“虔寇”规模较大、波及范围较广的特点相符合。③


    在这两次任职的过程中,姚希得秉持忠正之心,不畏豪强大族势力,惩治了违法的豪族,并“指授方略”,平息了崔文广、刘老龙的变乱活动,展现了出色的军政才能。正因为此,随后他改任广西转运判官兼权知静江府(治今广西桂林),不久知静江府、主管广西经略安抚司公事兼广西转运判官。他在该任上展现了其清廉自持的风貌,“广西官署以锦为帟幕,希得曰:‘吾起身书生,安用此!’命以缯缬易之”。④可惜任官未满,就因为母丧离职。


    服完母丧后,姚希得先是被召为秘书少监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后又迁任宗正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权给事中等职。在担任这些官职时,他先后参与到左右丞相吴潜与谢方叔的政治斗争、洪天锡与董宋臣、卢允升之间的政治斗争以及谢方叔罢相等事件之中。其后,他因其馆人彭晋叟而遭到台谏官的弹劾,因而罢官,以集英殿修撰提点千秋鸿禧观。之后姚希得被重新起复,先是“依旧职两淮宣抚使司判官”,不久“加宝谟阁待制,移京西、湖南北、四川”,⑤活跃于京湖战区。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9页。
    ②(明)康河、董天锡纂修:《(嘉靖)赣州府志》卷十一《江东庙记》,明嘉靖刻本。
    ③粟品孝等:《南宋军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7—278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90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90页。


    三、任职京湖与沿海,才望卓著


    在京湖战区,姚希得因护卫江陵有功,被理宗赞其“才望可为阃帅”。①


    据史载,宝祐六年(1258年)初,蒙哥汗再次分三路进攻南宋:蒙哥汗亲自率领西路军进攻四川;塔察儿率领东路军进攻京湖战区;已在云南的兀良合台率军北上攻潭州(今湖南长沙),拟与东路军一同对京湖战区形成夹击之势。蒙哥汗计划在取得对长江上中游的控制之后,沿江东下,进攻临安,灭亡南宋。


    在实际的攻宋过程中,塔察儿所率的东路军以樊城(今属湖北襄阳)作为进攻目标,却因为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致使蒙古东路军的进攻一时陷入停滞。为了打破僵局,蒙哥汗改命忽必烈掌东路蒙军。宝祐六年(1258年)十一月,忽必烈率领东路军再次发动进攻,以鄂州(今属湖北武汉)为主要进攻方向。开庆元年(1259年)九月,忽必烈突破长江防线并开始围攻鄂州。鄂州与江陵府唇亡齿寒,而且此时江陵府是京湖战区的中心,因此江陵府的防卫亦不能松懈。枢密使、兼任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湖广总领、知江陵府的贾似道支援鄂州之后,应是将防卫江陵府等地的任务交托于其属官,时任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使司判官的姚希得。此时不仅需要时刻警惕忽必烈率军围攻江陵府,也需要警惕自云南攻入湖南的兀良合台的进攻。十一月中旬,兀良合台率军包围潭州。潭州在江陵、鄂州的南部,由于蒙古“斡腹之谋”的推行,成为护卫长江防线南部安全的的重要地区。


    蒙军虽将进攻重心放在了围攻鄂州、潭州上,但亦有对于京湖战区其他地方的侵袭。姚希得在张惟孝的帮助下,解鼎、澧五州之难。《宋史·张惟孝传》曾载:


    逾旬,与三十骑俱拥甲士五千至,旗帜鲜明,部伍严肃,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继。希得大喜,请所统姓名,惟孝曰:“朝廷负人,福难祸易,聊为君侯纾一时之难耳,姓名不可得也。”时鼎、澧五州危甚,于是击鼓耀兵,不数日,众至万人,数战俱捷,江上平。②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90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一十二《张惟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387—12388页。


    张惟孝,字仲友,襄阳人,具体生平事迹不详。开庆元年(1259年),张惟孝卜居江陵,国家有难,张惟孝组织近万兵力帮助宋军,解鼎、澧等五州之难,协助姚希得成功地护卫江陵。闰十一月,忽必烈撤军,南宋朝廷摆脱了一场近似亡国的危机,因此理宗奖赏参与开庆之役的内外诸军。姚希得因护卫江陵有功,迁为户部侍郎,宋理宗更是称赞其“才望可为阃帅”,这为姚希得之后任沿海制置使,成为封疆大吏打下了基础。


    鼎、澧五州之难应是开庆之役的一部分,姚希得护卫江陵成功的原因也应与开庆之役胜利的原因相近。首先,这也是主要原因即忽必烈得知蒙哥汗去世之后,需返回漠北争夺汗位。闰十一月,忽必烈率领部分蒙军北返,兀良合台一同北返。此举使得京湖暂时免受蒙军的侵扰。其次,蒙军并未将进攻重心放在江陵府,鄂州及潭州吸引了蒙军绝大多数的战力,使得蒙军无法集中兵力去进攻防守完备的江陵。再而,姚希得自身的军事能力。由于资料的缺失,并不知晓姚希得在该战役中是如何统筹各方以抵御蒙军的进攻,但理宗“可为阃帅”之言可证其一系列军事举措有利于战区的防御。最后,军民一心。不止军队在此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普通民众亦贡献自己的力量帮助国家渡过此次难关。张惟孝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姚希得此次的任职相对于先前的地方职位而言,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便于施展他的军事谋略,展现他的军事才能。通过此次任职,他更能了解南宋与蒙古之间实力的对比,蒙军以骑兵为优势,但南宋密布的河流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此优势。因此,在他今后地方任职中,不断提升所处地的水军实力,增加江防海防优势,比如说他在知庆元府时广募水军、造战舰;在知建康府时,维修添置战船。也正因为他在此次任职时的突出表现,姚希得得以知庆元府。


    景定元年(1260年)五月至景定二年(1261年)七月,姚希得以敷文阁待制知庆元府(今浙江宁波)兼沿海制置使。沿海制置使,常以庆元府(旧称明州)守臣兼任,以浙东沿海四郡(温、台、明、越)为辖区,其主要职责是“肃清海道,节制水军”。①浙东沿海四郡属于围绕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的最后防区,与四川、京湖、江淮相比,该地区在南宋时相对平静,但也面临一些来自海洋方向的猖獗的海盗以及蒙古军队的威胁。因此,该地区在南宋边防中亦具有重要地位。庆元府与建康府有相似之处,且建康府之于南宋更为重要,所以此次姚希得任职庆元府应是为他随后任职建康府做历练。


    ①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2003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67页。


    在任职庆元府时,姚希得“广募水军,造战舰,蓄粮食,蠲米一万二千石、旧逋一百万”,在其任期结束之后,“库余羡悉以代民输”。①其后,姚希得入侍经筵,理宗问其庆元之政,姚希得甚为详细汇报庆元府各方面的情况。他在知庆元府时的政绩以及他对于庆元府的了解,再加上他在护卫江陵的功绩,他的治民理军的才能得以展现,因此理宗将其调任更为重要的江淮战区,任知建康府、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


    第二节 强化军事防卫


    建康府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重要屏障,不止需要保护自身及其周边地区居民的安全,也要护卫着都城临安及江浙一带的安全。建康府拥有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清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就曾总结其地理形势,“前据大江,南连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②优越的地理优势,需要搭配不断强化的军事势力,才足以护卫边疆,使得南宋朝廷有与北方政权抗衡的条件。姚希得在任之时,建康府所处的江淮地区基本没有发生战事,处于相对缓和的态势。③这主要是因为,此时蒙(元)并未将此战区作为进攻的重点。江淮战区河道密布,坞堡较多,作为防御体系的核心区域,南宋将精锐之师驻扎于此,蒙军以骑兵见长的优势得不到发挥,且水军较弱,很难对抗南宋水军。双方在此处维持相持态势,再加上忽必烈将进攻重心放在襄樊,所以此时的建康府外部形势较为平缓。姚希得曾在《创修建康府都佥厅记》中曰,“景定二年冬,余承乏居守,幸当边尘晏清,食焉而怠,则余岂敢”,④虽然此时蒙古与南宋处于相对缓和的态势,但姚认为自己并不能因此而懈怠,所以他实施一系列军事举措,增加军队储备,以备战时之需。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90页。
    ②(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〇《江南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29页。
    ③胡昭曦主编、邹重华副主编:《宋蒙(元)关系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94页。
    ④(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宫守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654页。


    一、创建宁江新军


    建康府军队主要由屯驻大军(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三衙正军(侍卫马军司移驻建康府)、地方新军以及禁军、厢军组成。南宋前期的主要武装力量为屯驻大军以及三衙正军,中期以后,随着地方新军的迅速发展,逐渐取代了屯驻
    大军、三衙正军的地位,成为正规军的主力。地方新军主要是指绍兴十一年(1141年)各屯驻大军、三衙正军格局完全形成后建立、或者保留的主力部队系统外的地方军。新军就是地方化军队,它由各战区宣抚使、制置使自己组建并领导,备受信赖。①自淳熙十三年(1186年)靖安塘湾水军建立起,至姚希得上任之前,建康府共有十四支地方新军。②姚希得上任后,于景定四年(1263年)建立宁江新军,主要为抗敌防御而建,“准朝廷行下沿江建屯防捍,务使声势连属”。宁江新军为水军,其分屯建寨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太平(今安徽当涂)、池州(今安徽池州)三地,“建康、太平、池州三郡,江面计一千零七十一里,共建大小二十九屯。其中建康八屯、太平七屯、池州十四屯”。③根据这些数据,可看出此时的水军规模较大,④这与宋理宗后期重视水军建设相关。


    南宋背海立国,在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强大的骑兵时,利用襟江带海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水军,加强江防、海防实力。宋蒙(元)之间战事日益频繁,使得水军建设更为重视。淳祐五年(1245年),理宗曾下诏让“沿江、湖南、江西、湖广、两浙制、帅、漕司及许浦水军司,共造轻捷战船千艘,置游击军壮士三万人,分备捍御”。⑤南宋朝廷十分重视建康府的江防,不止创建水军,还抽调下游、沿海水军“前去建康,直至江、池、鄂渚,应援防护江面”。⑥


    之所以将宁江新军分布于建康、太平州、池州三地,是因为三地与镇江、九江(江州)、武昌(鄂州)构成了南宋江防要塞第一层的重镇。建康府作为江东路帅府治所,在南宋江防上被认为是首要之地,“上接荆鄂,下连海道,守卫至重,安危所关”。⑦池州和太平州北对无为军(治所在今安徽无为)及和州(今安徽和县),合肥到巢湖入长江是北方之敌经淮西南侵最便捷的水路,因此,池州和太平州有防御淮西方向的重要作用。⑧因此,姚希得选取此三地建立宁江新军。




    ①粟品孝等:《南宋军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7—38页。
    ②马杰:《南宋建康府军事防御若干问题研究》,2014年河北大学历史学硕士论文,第49—50页。
    ③(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八《武卫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71—972页。
    ④黄纯艳:《南宋江防体系的构成及职能》,《河北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13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三《理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31—832页。
    ⑥(宋)范成大:《(绍定)吴郡志》卷五《营寨》,择是居丛书景宋刻本。
    ⑦(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八《武卫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59页。
    ⑧黄纯艳:《南宋江防体系的构成及职能》,《河北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14页。




    二、增添军需装备


    军队的后勤补给对于军队的运行有着重要的影响,《孙子兵法》曾总结后勤补给之于军队的重要性,“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宾客之用,胶漆之才,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①建康府是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重要防线,常年驻扎的军队有十几万,供应这么多军队的补给十分困难,但是历任建康府长官仍会不遗余力的增添军队补给。


    姚希得认为“器械之备,不厌其多”,因此命项置局造万人兵器。自景定四年(1263年)十月起,项置局造铁甲、胖袄、帽子、衲袄、腿裙、长枪、大朴刀、枪手刀、手斧、角弓、木弩、旗帜等兵器,共二万七千一百九十六件。②


    建康府依靠长江天堑,要发挥其优势,不止需要强大的水军,也需要强大的作战武器即战舰、战车。王彦恢曾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内以大江为之控扼,外以淮甸为之藩篱,又必措置兵食以赡国费,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决欲控扼,非战舰不可;大江以北,万里坦途,欲扼长驱,非战车不可。”③因此,建康府历任长官都很重视战船的修建,姚希得也不例外。兹据《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九《武卫志·战舰》,将姚希得任职建康府对于战舰的维修与添置情况列表于下:


    表1




    ①(春秋·吴国)孙武撰,任浩等注:《孙子兵法》卷二,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②(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九《武卫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91-992页。
    ③(元)张铉:《至大金陵新志》卷十,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9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7页。


    其中,水哨马船从姚希得前任建康府长官马光祖始造,此后不断增添新造数量,这是因为当时小船相比于大船更占优势,“江防要务,战舰为先。旧来多是大舟,缓急难于运棹。自开庆贼骑渡江,我师尝以水哨马小船破贼取胜,诚为便利,时虽无虞,备岂容弛”。①吸取开庆元年(1259年)鄂州之战的经验,水哨马船相对较为便捷,因此可多建造一些水哨马船以备战时之需。


    虽然江防以水军防御为主,但仍不能忽视骑兵之于战争的重要性,“沿江守备虽以舟楫为要,然上流万一有警,牵溯必迟,非得精骑疾驰,巡连江面”。姚希得考虑到“边备所关,岂容偏废”,因此“拨壹百万贯专委都统赵纪祥收买战马,以备调用,自景定三年节次收买,及解阃之日共买到三百一十四匹余”。在南宋战马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这是很不容易的。“有马无屋,寒暑非便”,虽然姚希得即将卸任,也坚持“措置度地建寨以便牧养”马匹。姚希得与其后建康府长官马光祖一起创建马寨,于景定五年(1264年)九月二十四日建成。②


    三、强化后勤保障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亦是军队后勤补给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孙子兵法》曾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为了大量储备军粮,姚希得增创转般仓。景定三年,“制使姚公希得任内增创转般仓……制置司及本府共创修三十座廒屋。制司修一十五座……应副盛贮朝廷所拨米解……本府创修一十五座,其鼎新创盖一十一座廒眼……”。③


    除了武器装备、粮食的补给外,姚希得亦十分重视士兵的日常生活等方面。在创建宁江新军之后,官府不止提供新军军器衣甲,也照顾到他们从军后的日常生活。“新军着屯,自制领将佐以至官兵等第支犒,共四万五千二百二十五贯”,除此之外,还提供各屯寨所需生活用具,如床、荐蓆、锅、盆、桶等;给单身人士提供冬衣白布棉袄等;提供碓臼、菜种等农耕之物;医治新军水土不服病患者;提供新军老小路费、安家路券等。④因此宁江新军在在日常生活方面的补给较有保证。景定三年(1262年),因“阅武所在,军务系焉,屋老且狭,弗称大阅”而重修中军教场亭,“比旧展阔增高,为屋二十四间,结筑将坛,布甃阶面,廊墙回合,丹雘圆备”。


    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九《武卫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95页。此处原文为“缓急难于运掉”,笔者据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景定建康志》改为“缓急难于运棹”。联系上文意思,可知棹应与船只相关。棹是一种划船工具,而掉未有与船只相关的意思,因此,此处应该是“棹”。
    ②(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八《武卫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75页。
    ③(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三《城阙志四》,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577页。
    ④(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八《武卫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73-974页。


    重修中军教场亭不仅美化了阅兵的环境,也显露出当时的建康军人数相较之前有增加。景定四年十一月,由于“诸营寨甃井少,土井多,土堙水浑,汲水不便”,姚希得下令修甃诸营寨水井,以期“军中省远汲之劳,来春免疠疫之疾”。①这对保障军队的战力是很好的举措。


    第三节 修建神祠庙宇


    宗教是构建神圣空间不可或缺的要素。宗教设施的存在有利于激发群众的爱国思想,增加认同感。建康地区一直受佛教及道教的影响,南宋之时,虽然时常伴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但群众对于宗教的膜拜有增无减。②姚希得任职之时,多次修建庙宇古刹。


    一、创建蜀三大神庙


    蜀三大神主要是指清源君、梓潼君和白崖君。姚希得在《蜀三大神庙记》中言:“清源君之凿离避沫,驱除罔象,西人永赖,功不细矣;梓潼君之雪母雠耻,职是文人;白崖君之谏君泽民,之死靡二。”他信奉三大神,是因为清源君,即二郎神君,可以驱灾安民,功垂久远。梓潼君,即文昌神,不仅是儒家忠孝的实践者,也是全国闻名的科举之神。白崖君,即射洪神,是直言受谪,造福一方百姓的杰出官员。姚希得认为在东南之地供奉蜀三大神庙,可以使得数十州无所忧虑,那么“宁神之宇,孤寄委陋”的建康府也可通过供奉蜀三大神而安定富足,所以他下令在青溪之阳创建蜀三大神庙,“以(景定三年)季秋经始……越中冬落成”。③


    建康府蜀三大神庙的修建,不仅是为了蜀三大神保佑建康府,也是姚希得的蜀乡之思的反映。姚希得曾在抚州(今属江西抚州)修建蜀三王行庙,但由于他的调离,未成而废。在创建建康蜀三大神庙时,姚希得在其旁特意建立了一所道观即洞神宫,并遣道士王道立主蜀三大神庙之香火。如此作为,显露出姚希得害怕建康蜀三大神庙会如抚州蜀三王行庙一样,因他调离而废。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蜀三大神在东南地区的崇信基础并不牢固。④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蜀三大神皆来自蜀中,神庙在东南地区的建造多依托于来自四川的官员,⑤


    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九《武卫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84-985页。
    ②母敬民:《宋代建康府研究》,2014年河南大学硕士论文,第48页。
    ③(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祠祀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099页。
    ④陈晔:《祠神、先贤、名宦:射洪神信仰的嬗变与衰落》,《兰州学刊》2017年12期,第78页。
    ⑤[美]韩森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143页。


    三大神的传播与信仰群体则是东南各地的包括蜀籍官员在内的四川移民,①而东南地区的四川移民毕竟是少数人群,由他们促成的信仰传播力量较为薄弱。


    二、重修晋都督谢将军庙


    谢将军庙,又名康乐公祠,是谢公祠的俗称。此处谢将军指的是康乐公谢玄。太元二年(377年),为抵御前秦的袭击,谢安荐谢玄为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他招募民众中的骁勇之士,组建训练一支精锐部队,即“北府兵”。太元八年(383年),谢玄统帅“北府兵”在淝水之战取得了以少胜多的巨大战果。太元九年(384年),谢玄率兵为前锋,乘胜北伐,把边界线推进到了黄河南部。不仅使南方人民避免了前秦统治者的蹂躏,保障了南方经济和中原文化的传承发展,也保护了东晋在此后数十年再无外敌侵略。嗣后,谢玄因病改授会稽(今浙江绍兴)内史。他逝世后葬于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花露岗之麓。唐朝咸通九年(868年),后人崇其战绩煊赫,功勋卓著,在墓冢东南之戒坛院(即戒坛寺)侧,兴工构筑祠堂,名“谢公祠”,以示虔诚纪念,深表缅怀之情。景定四年,姚希得“拨钱米付都统司,重行整葺(晋都督谢将军庙)。自二月二十九,至六月初九毕工,计费旧楮四千余缗,米九石六斗有奇”。②


    三、重修社坛


    社坛,即古代祭祀土神之坛。景定四年,由于“坛壝斋庐岁久颓敝”,姚希得“鼎新修创祭坛四座、斋厅一所、棂星门及前后左右挟屋、看守宿屋,大小总一十有七间。周回界墙屋下装摺一园备”。③


    四、重修卞忠烈庙


    忠烈庙主要祭祀的人物为卞壸及其二子。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卞壸及其二子带兵平定苏浚作乱,以身殉国。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为表彰他们而建此庙。元祐八年(1093年)又进行了重修,胡铨为之作记,高度赞扬了卞氏父子在国家危难之时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壮举。绍兴八年(1134年),叶梦得重建此庙,并且请求高宗赐庙名“忠烈”。④景定五年(1264年),姚希得重新修葺该庙,不止供奉卞壸父子,也将卞壸妻子裴氏纳入该祠,共享祭祀。姚希得为之作记《重修卞忠烈庙记》,他在文中高度褒奖了卞壸及其二子的忠孝大义。


    ①陈晔:《宋代陆使君信仰研究——兼论蜀三神合祀的区域祠神整合》,《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21页。
    ②(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祠祀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102页。
    ③(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祠祀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081页。
    ④(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祠祀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091页。


    五、重建吴、晋二帝庙


    吴、晋二帝分别指的是吴大帝孙权、晋元帝司马睿。吴大帝庙与晋元帝庙本分别处在石头山的西麓和东麓。嘉定五年(1212年),黄公度重新修建了晋元帝庙,添置了26位东晋时期的名臣像,并邀叶适为之题记。相比之下,吴大帝庙至景定五年(1264年)姚希得重建之前,因时久未修缮,仅余荒基,且此地基位置太过偏僻,不方便祭祀。又恰逢晋元帝庙“侧有废寺基,颇堪改造”,为了便于奉祀,便将吴大帝庙迁至此与晋元帝庙一起重建。①


    除此之外,姚希得也重修了忠节王将军庙、姚显王庙以及东南两岳庙,由于史料不足,尚不知晓这些庙宇所祭祀的人及其发展历程。


    建康府的神祠主要受众以民为主,是人民的主要精神支柱之一。②姚希得重新修建这些神祠,不仅是为了官民的祭祀,也与当时宋元之间紧张的军事斗争形势相关。南宋在受到北方金朝的军事讹诈和骚扰掠夺之后,又面临着更为强大的蒙元政权的侵略。在姚希得看来,此时的南宋与东吴、东晋所面对的问题相似,蒙元军队对于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的虎视眈眈,如同当初东吴面临来自曹魏政权的威胁、东晋面临前秦(氐族)的威胁。因此,姚希得重修谢将军庙,不止是为了纪念谢玄,也是为了表达东晋在淝水之战可以以少胜多,击败前秦,收回失地,那么南宋亦可以做到。这不仅是姚希得对于当时南宋的期盼,对百姓的鼓舞,也是百姓内心深处对于南宋政府的期望,是他们忠孝崇敬理念的表现。


    姚希得重修卞忠烈庙,不止是为了纪念卞壸与其二子,也是为了向大家宣扬卞壸父子忠孝之义值得赞扬与效仿。在陆景思撰的《重建吴、晋二帝庙记》中便记载了姚希得在观二卞庙时曰:“吾修此以劝忠孝焉”。③


    姚希得重建吴、晋二帝庙,记载吴大帝与晋元帝的事迹,可供后人知晓。这与叶适《重修晋元帝庙记》中表达的含义相同,“邦人不记其王此土,矧能记吴大帝邪,骚人怀古,徒有悲吟,如曾景建‘芦花枫叶几年无’之句,如后村刘公‘今人浑忘却,江左是谁开’之句,犹数十年前事,后是可想矣”。同时也反映了姚希得对于收复失地的期盼。


    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祠祀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100页。
    ②母敬民:《宋代建康府研究》,2014年河南大学硕士论文,第49页。
    ③(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祠祀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101页。


    姚希得认为偏安一隅的南宋与东吴、东晋有着相似的境况,但始终是不同的,“当日之偏安,指神州之鹘没忘,其为吴、晋之异,今昔之非也”。①东吴、东晋虽然也面临军事威胁,但是并未固守不前。东吴与蜀联盟共抗曹魏,东晋淝水之战收回失地、击败前秦,但南宋以议和为主,以防御为主,没有强烈收复中原之心。此言此语反映出姚希得对于收复失地的期盼,也从侧面反映出姚希得对于南宋朝廷主和派占先的无奈。第四节重视民生建设除了加强军事防御体系、构建神圣空间之外,姚希得还重视民生建设。


    一、救济贫困


    自姚希得到任建康府起,他常常蠲免赋税、赈济贫民、犒劳军民,以宽民力。


    景定二年(1261年)十一月十三日,姚希得开阃到任之时,专门拨付银钱用来犒劳军民,“例册钱银支犒军民”。景定五年(1264年)姚希得解阃之时,又专门拨付银钱犒劳军队家属,“例外支犒诸军孤遗、贫乏军妇米酒有差”。②


    在他任职期间,每到冬至、岁节等日,他便会赈济贫民。在遇到灾荒之事时,他更是如此,如溧阳饥荒之时,姚希得“发廪劝分”,使得“全活者众”。③据《景定建康志》统计,他任职时,支济钱共花费“七十三万九千一十二贯,米凡三千九百八十二石有奇,赈粜米凡一万六千石六斗”。④


    除了上述举措之外,姚希得也重视社会福利机构的修缮。景定五年(1264年),他下令重修养济院。南宋养济院糅合了安济坊与居养院的功能,主要是收养流民乞丐,会给他们提供饮食、住宿、医疗等,有固定的收养时间,带有临时性救济的特点。建康府养济院创于嘉定年间(1208—1224年),姚希得曾记述,“院创于嘉定,其来已久。事关赒恤,当加之意”,应重新修葺,以厚民生。自五年二月十三日开始修缮,总花费“壹万壹千贰百余缗,米捌拾贰石叁斗有奇。”⑤


    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祠祀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101页。
    ②(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四《建康表十》,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336—337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90页。
    ④(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四《建康表十》,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
    ⑤(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三《城阙志四》,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594-595页。


    二、蠲免赋税


    在姚希得任职建康府期间,他还多次蠲免句容、溧水、溧阳三县苗税,上元、江宁二县县税。据统计,自他开阃以来,五县共蠲免“绢一千八百四十五匹有奇,䌷二十五匹有奇,丝三两九钱有奇,绵七千九十八两有奇,折帛钱二万一千六百七十六贯有奇,布一十二匹,折豆钱二百二十一贯有奇,并钱会中半”。①另外,景定三年(1262年),姚希得下令蠲放和州水退,并租米一万五千余石,永远筑坝壅水,以限戎马。姚希得之前的官员在和州筑坝壅水之后,将土地分给居民租种,并向他们征税,此税名为水退。其后因为防御工事的建立,百姓无法耕种,但却一直征收该项赋税,导致百姓经常诉诸于官府。景定三年姚希得知此事之后,言:“今和州之坝以备御言,则此坝当与国相为悠久哉。此坝即无可撤之日,则此租终无可入之日,不永免而何待哉”,于是永久蠲免水退租。②


    救济贫困、蠲免赋税、修缮社会福利机构等举措,不仅有利于缓和百姓与官府之间的矛盾,也有利于抑制民乱的产生。除了上述措施之外,姚希得还比较重视建康府的教育。


    三、重修学校


    建康府是六朝古都,文化底蕴深厚,文风鼎盛,是江南地区的文化中心之一。这与当地良好的教育环境有关。建康府与官方有关的学校主要由府学、县学和书院三部分组成。姚希得上任之后,曾重修府学与明道书院。北宋天圣七年(1029年),丞相张逊奏请建立建康府学。南宋建炎年间,府学毁于兵火。绍兴九年(1139年),叶梦得重建府学。其后建康府学不断重修添建。景定四年(1263年),姚希得差总管曹臻将府学殿堂、斋舍、学门、棂星门、仓屋等处以及两教官廨舍修葺一新。③


    嘉定年间,建康府长官刘珙立精舍,得真德秀之助,奉祀曾任江宁上元主簿的理学家明道先生程颢,因此该书院被命名为明道书院。该书院建立的目的是“刊其遗书,崇其仪型,使天下后世之学者收其心之所思,而明先生之教”,④即刊印程颢的著作,使得后世学者理解和继承程颢的学术思想。景定四年(1263年),姚希得重修“门楼厅廊墙壁”,使得书院“粲然一新”。⑤


    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四《建康表十》,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
    ②(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一《田赋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027页。
    ③(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八《儒学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748页。
    ④(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九《儒学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760页。
    ⑤(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九《儒学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769页。


    明道书院不仅拥有教化、研习理学的教育功能,而且具有祭祀功能。书院设有掌仪和掌祠,主祭祀之事,祭祀对象是程颢。为了避免“先贤无或废祀”,官府选其弟程颐五世孙程偃孙立为后裔,“迎就教育”;可惜不到两年,程偃孙亡,“曾母无依,先贤弗嗣,委为可念”。景定三年(1262年),姚希得“据学官申,遂再行下池州,访问别无本宗嫡派可以昭穆,遂牒郡庠及书院,择同姓而可教者保明申”,选十岁幼童程子材立为偃孙之子,命名幼学,“俾职掌祠”,就学于叔父程掌仪必贵,其祖母曾氏,一同奉养,以不失祖孙相依之义。①姚希得撰《再为明道立继榜》记载此事。


    四、改善设施


    姚希得的民生建设还体现在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方面。


    他任职之初,便下令甃砌城内道路。景定三年(1262年)三月,因为锦绣坊及经武坊一带道路“多有损坏缺陷,去处不便往来”,②所以重新修缮,并从此开始甃砌城内道路,方便民众的出行。同月,姚希得下令重修诸城门、税亭、备屋廊宇等。③


    在此任时,姚希得还曾下令修缮官守建筑。景定四年(1263年)四月,由于抚司佥厅、制司佥厅较为破旧,姚希得下令始创修抚司佥厅(安抚司佥厅)、④重建制司佥厅(制置使佥厅)。⑤五月二十五日,姚希得购买内西夹道民庐一区永充官宇,创置了一所官舍,为“今添差节推居焉”。⑥虽然修缮了多处建筑,但其所需的修缮费用并非直接取之于民,这也是姚希得注重民生建设的一种体现,他在《创修建康府都佥厅记》中提及,创修建康府都佥厅时,其经费缘于节省其他开支:


    景定二年冬,余承乏居守……越二载,百废粗举。学校既修,社庙既葺,因念是邦临护之大,而议舍湫底庳仄,非所以重宾筵、敬民事也。于是节浮费之不经者,省冗役之不亟者,因故地撤而新之。⑦


    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九《儒学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769页。
    ②(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六《疆域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373页。
    ③(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城阙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
    ④(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宫守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650页。
    ⑤(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宫守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654页。
    ⑥(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四《宫守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621页。
    ⑦(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宫守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654页。


    除了修缮官守建筑外,姚希得在任时还修缮过其他建筑。如,景定三年(1262年),姚希得奉旨修葺行宫,共修葺二十六处,“其诸殿透换梁栋,须使巨材,多方经营,以供其用。”景定三年六月开始兴工,是年冬暂停修缮,次年四月继续开工,至八月完工。除了朝廷拨付的一十万贯外,建康府总计增用了一十一万五千四百余缗,米四百二十三石。行宫整葺完成后,朝廷奖赏姚希得“一千两镀金香合,一具龙涎香,一百饼缬罗,二十匹拣芽,小龙茶四斤,清馥香三十贴”。①再如,景定五年(1264年),姚希得重建江宁馆。建康府“旧有是馆”,由于较长时间没有整修,所以比较颓圮,因此姚希得下令整修该馆。自“景定五年二月七日兴工,至四月初七毕,重建厅堂、廊宇、门楼,小大咸具,总费钱一十三万六千余缗,米三百一十二石有奇”。②


    姚希得任职建康府所采取的措施不仅增强了建康府的军事实力,也有利于稳定该地区的政局。他在建康府任内的一系列举措,得到了朝廷的充分肯定,“一再降诏奖谕”。③《碧梧玩芳集》卷二所载的《姚希得乞归不允诏》也显露出朝廷对于姚希得任职的肯定,“卿二年制阃,一意公家,知无不为。迨天之未阴,雨事乃有备,如人之护风寒。式资允文允武之才,兼任足食足兵之寄。师屯联络,天堑奠安。有穑人之成功,无疆吏之来告。顾如绩用,良所叹嘉”。④凭借任职建康府的政绩,后来姚希得得以升迁至执政官。


    从景定元年到咸淳三年(1260—1267年)八年之间,宋蒙双方在军事上处于相对缓和的状态。由于忽必烈汗的进攻重点逐渐转向京湖地区,因而蒙军在两淮战场只做牵制和惊扰。⑤为此,姚希得在建康府任职,建康府的外部环境相对平和,为姚推行政策提供了方便,也使得他所实施的举措一方面是以备战时之需,另一方面可以暂缓先前战时的紧张情绪,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


    纵向上看,姚希得在建康府的任职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在任职过程中所采取的诸多政策与此前长官所实施的政策一脉相承,他们致力于通过制造军器、维修添置马船、创建新军等军事措施加强建康府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他们也重视建康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民生建设,尤其表现在蠲免赋税以宽民力以及发展建康府的教育事业等方面。姚希得卸任之后,马光祖继任。马光祖延续了姚希得的一些举措,如创建马寨、建设宁江新军、蠲免赋税等。虽然姚希得与其他长官的执政措施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他所实施的措施也具备一定的独特性。比如说,姚希得在任内新造水哨马船。这种军事措施之间的不同是由于每任长官所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姚希得的独特性还表现在他创建了蜀三神庙,这是他思乡情结的寄托,也是他留给建康府的属于蜀文化的文化印记。横向上看,正是由于包括姚希得在内的建康府历任长官的不懈努力,再加上建康府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建康府及其周边地区防御体系严密。南宋晚期,蒙(元)将进攻重点转移至京湖地区,这与建康府及其周边地区防御体系严密,成功防御敌军是密不可分的。


    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一《留都录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②(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一《城阙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532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90页。
    ④(宋)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二《姚希得乞归不允诏》,民国豫章丛书本。
    ⑤胡昭曦、邹重华等:《宋蒙(元)关系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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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13 07:40:5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24-4-13 07:48 编辑

    第四章 姚希得的蜀乡情结

    士人的完整生存状态并不仅限于朝堂之内,士人在朝堂之外的活动空间更为广阔,活动内容更为丰富。①四川人的乡土观念较强,身为蜀人的姚希得自不免俗,他在朝堂之外的诸多活动都与“蜀”相关,譬如与蜀士交游、帮扶蜀乱后出蜀避乱的亲族、尊崇苏轼及其诗文、建造蜀三大神庙等,这些都显露出他浓郁的蜀乡情结。姚希得的这些活动或多或少都作用或反作用于他在庙堂之上的选择与位置。

    第一节 姚希得与蜀士的交游

    交游是士大夫在朝堂之外的重要活动。②姚希得于嘉定十六年(1223年)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开始了他长达四十余年的政治生涯。他曾担任地方与中央多种职务,这就为其广结朋友提供了条件。由于姚希得为蜀人,所以在他的交游中,蜀籍好友占有相当的比例,他们不仅在朝堂上互相提携,日常也多有互动。

    游似(?一1252年),字景仁,号克斋,又号果山,南充(今四川南充)人,《宋史》卷四一七有传。前文已明其与姚希得同为嘉定十六年(1223年)进士,又在嘉熙三年(1239年)将政声卓著的姚希得推荐入朝,“召审察,迁行在都进奏院”。③两人必定早有交谊。只是限于文献不足,今天无法知其详情罢了。


    ①梁建国:《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页。

    ②梁建国:《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87页。

    高斯得,字不妄,号耻堂,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县)人,师从李坤臣、李心传。《宋史》卷四〇九有传。绍定二年(1229年)进士,授利州路观察推官。在史嵩之、范钟、丁大全、贾似道相继执政期间,高斯得多次任职中央和地方,官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后因弹劾贾似道忤丞相留梦炎,被罢。所著今存《耻堂存稿》八卷。据目前笔者所掌握的史料,他与姚希得之间的往来可追溯至姚希得通判福州之前。高斯得《耻堂存稿》载:
    又一日有徒步冲雨而来者,予视之,姚公希得也,时自秦邸出倅当涂,太守邓泳拒其来。予言之季父,季父言之时相,易倅他郡。①


    姚希得之所以如此匆忙地拜访高斯得,是因为他被任命通判太平州(治所为当涂,今安徽马鞍山)一事遭到了太守邓泳的反对,希望能得到高斯得的帮助。高斯得将此事告知其季父高定子。在高定子的帮助下,姚希得得以改任福州(今属福建)通判。高定子,字瞻叔,号著斋。《宋史》卷四〇九有传。嘉泰二年(1202年)进士,授郪县(今属四川绵阳)主簿。调中江县(今属四川德阳)丞,知丹棱县(今属四川眉山),改监资州(治今四川资中)酒务。官至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后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姚希得通过拜访高斯得从而求助于高定子,这既体现了高定子与高斯得喜欢提携有才之士,也显露出姚希得与高斯得此前已有深交,否则不可能匆忙登门求荐。


    杨文仲,字时发,号见山,眉州彭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宝祐元年(1253年)进士,著有《见山文集》。《宋史》卷四二五有传。在朝任官时,他不畏权贵,常极力进谏。对于姚希得与杨文仲之间的关系,《宋史·杨文仲传》载:“姚希得、江万里合荐文仲学为有用。辟四川宣抚司准备差遣,添差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②姚希得荐拔杨文仲,固然有文仲“学为有用”的因素,但更关键的恐怕是因为杨文仲为杨栋堂侄,而杨栋与姚希得私交甚笃。


    杨栋,字元极,眉州青神(今属四川眉山)人,绍定二年(1229年)进士。《宋史》卷四二一有传。官至参知政事。著有《崇道集》、《平舟文集》。姚希得与杨栋有过多次私下往来。


    姚希得任职建康府,创建蜀三大神庙时,曾邀请杨栋为之书。《蜀三大神庙记》也载“蜀三大神庙……参知政事杨栋□书”。③在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此处“参知政事杨栋书”作“参知政事杨书”。这里的缺字应为“栋”字。


    ①(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客悼》,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97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五《杨文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685页。
    ③(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祠祀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099—1100页。

    据《宋史·理宗纪》载,“景定二年四月乙未,皮龙荣除参知政事,沈炎除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十二月甲午,皮龙荣除兼权知枢密院事,何梦然除参知政事,……景定三年十月甲子,以杨栋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叶梦鼎除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①景定三年,正是蜀三大神庙落成之时,因此这里所谓的“参知政事杨□”,当是“参知政事杨栋”。


    杨栋在四川平都山探访周敦颐遗事时,发现《咏阴仙丹诀》与《观丹诀》。咸淳元年(1265年),与前事已隔三十余年,杨栋在杭州洞霄宫遍览道家典藏,发现周敦颐在其作品中已将道家思想的精义发挥殆尽。杨栋凭借记忆,将平都山所览周敦颐著作的主旨重新表述,作《东阳楼记》。“咸淳元年中春资政殿学士、宣奉大夫眉山杨栋记并书,光禄大夫、参知政事姚希得篆盖”。②杨栋邀姚希得为其《东阳楼记》篆盖,表明二人交谊不浅。


    杨栋与姚希得的交情甚至延至后代,姚希得的曾孙女嫁给了杨栋的曾孙。(详见下文)


    牟子才,字荐叟,号存斋,井研(今属四川)人,师从魏了翁。《宋史》卷四一一有传。嘉定十六年进士,与姚希得同年。累官权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国史实录院修撰,以资政殿学士致仕。著有《存斋集》,已佚。他与姚希得之间交情匪浅,常有互动。宝祐三年(1255年),子才弹劾吴知古因自己受宠,从而为侄子吴子聪谋取官职一事,进而劝谏皇帝整饬朝政:


    吴子聪之姑知古为女冠得幸,子聪因之以进,得知閤门事。子才缴之曰:“子聪依凭城社,势焰熏灼,以官爵为市,搢绅之无耻者辐凑其门,公论素所切齿,不可用。”帝曰:“子聪之除,将一月矣,乃始缴驳,何也?可即为书行。”子才曰:“文书不过百刻,此旧制也。今子聪录黄二十余日乃至后省,盖欲俟其供职,使臣不得缴之耳。给、舍纪纲之地,岂容此辈得以行私于其间。”于是子聪改知澧州,待次。子才力辞去,帝遣检正姚希得挽留之,不可。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③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五《理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77—882页。

    ②(宋)邓牧:《洞霄图志》卷六,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一十一《牟子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358—12359页。

    理宗并未惩处吴知古,仅是将“子聪改知澧州”,这就招致牟子才的不满,上疏“力辞去”,于是理宗派遣时为检正的姚希得前去挽留子才,并未成功,牟子才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治今安徽马鞍山)。


    理宗派遣姚希得挽留牟子才应是由于姚希得与牟子才私交甚好。并未成功的原因不在于他与姚希得的关系亲密与否,而在于牟子才自身的政治诉求。笔者之所以会如此判断,是因为在此之后两人亦有往来。


    姚希得任职建康府时,曾多次创修祠庙,也数次邀请牟子才为之篆盖,牟子才也欣然应允。景定三年(1262年),姚希得主持修建蜀三大神庙,为此作记,“朝请大夫、试尚书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牟子才篆盖庙额”。①景定五年(1265年)春,姚希得主持重建吴大帝庙,再次邀请牟子才篆盖,“太中大夫、权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兼给事中、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牟子才篆盖”。②足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杨应善,临邛(今属四川邛崃县)人,《宋史》无传。《景定建康志》载,“存心堂在上元县廨西偏,景定三年知县事临邛杨应善创建,取程纯公语为扁”。姚希得所撰《存心堂记》载,“景定三年,临邛杨君应善莅事未期月……撤故以新,易明‘存心’,其义一也”,“杨君晞贤志可尚已。堂成,属记於予”,“通直郎、特差知建康府上元县、主管劝农营田公事兼弓手寨兵军正、赐飞鱼袋杨应善立石”。景定三年(1262年),杨应善以通直郎知建康府上元县、主管劝农营田公事兼弓手寨兵军正。杨应善此次任职得益于姚希得的提拔。杨应善重修存心堂后,其兄杨应己为之铭,其中有言,“吾弟应善志元以大帅尚书姚公之辟,出宰上元”。③


    由于同为蜀籍,他们在朝堂上相互提携,游似、高定子、高斯得提携姚希得,姚希得又提拔杨文仲、杨应善,这是蜀籍士大夫相互提携的一种延续。这种政治上的互相提携,有助于保障蜀籍士大夫的政治地位,有利于他们在迁居地立足,进而有可能在将来的关键时刻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除了同乡关系之外,姚希得与游似、牟子才还存在着同年关系,与上述诸位人士还存在着同僚关系。基于他们同处风云变幻的政局之中,深受政治局势的影响,他们之间的交游也会作用于朝堂之上,如在弹劾史嵩之、吴知古、萧泰来等人时,他们意见相似,相互扶持;再如牟子才弹劾吴知古失利请求去官时,理宗遣姚希得劝其留下。庙堂之议所显露出的政治态度的相似与他们的私交相辅相成,彼此影响。


    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祠祀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099—1100页。

    ②(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祠祀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100—1101页。
    ③(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一《城阙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525—527页。

    第二节 姚希得的蜀乡情结

    姚希得的蜀乡情结较为浓厚,其具体表现形式并不限于与蜀士的交游,至少还体现在帮扶亲族、尊崇苏轼以及建造蜀三神庙三个方面。

    一、帮扶亲族

    南宋晚期,蒙古将攻蜀作为攻破南宋的前哨。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军队侵扰四川利州路开始,到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军占领四川全境止,宋蒙(元)在四川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长期战乱的荼毒使得蜀地已非安居之地,蜀中之人纷纷举家出逃,大多迁徙至“东南”,即长江中下游地区,避难的目的地多是族人、姻亲等所在地。①参与东迁的蜀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亲身遭受过战争荼毒的幸存者,包括在蜀任职的蜀籍官员及其亲眷和族人,也包括平民。另一类是蒙军入蜀前已离开蜀地,在京或其他地方为官的蜀人。②姚希得属于第一类,蜀乱之初,姚希得在蜀地任官。因蜀乱失官之后,他被调任至东南地区继续任职,因此其亲族、姻亲避难东南时不少投靠于他。姚希得分外关照投靠他的亲族姻亲,不止负责他们婚丧之事,还按人口数分给他们土地,“蜀之亲族姻旧相依者数十家,希得廪之终身,昏丧悉损己力,晚年计口授田,各有差”。③

    在朝廷的帮扶之外,东迁的蜀地士人常会通过科举出仕、互为姻娅、群聚而居等方式形成亲情与乡情人际网络,从而寻求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安身立命。④姚希得也不免于此。《赵夫人岳氏墓志铭》有记载姚希得后辈的婚姻状况:


    ①唐春生:《流寓生活与文化变迁:宋末元初出峡避乱的巴蜀士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6页。②雷桓:《宋元战争时期的东迁蜀人研究》,2020年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26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90—12591页。
    ④唐春生:《流寓生活与文化变迁:宋末元初出峡避乱的巴蜀士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5—7页。

    夫人讳惟德,徽州路绩溪县主簿岳君浚之女,平江路儒学正赵君橚之妻,合州路儒学教授君辰孙之冢妇也。岳望安阳,常州宜兴人,赵本蜀故家,今居杭,学正故宋参知政事杨公栋之曾外孙,夫人故宋参知政事姚公希得之曾外孙,是以合二家之好焉。①


    姚希得的曾外孙岳惟德嫁给了杨栋的曾外孙赵橚,合两家之好。两人的婚配加深了眉山赵氏、眉山杨氏、潼川姚氏与安阳岳氏之间的联系。从该段史料中也可反映出姚希得的孙女嫁给了岳浚,而岳氏与姚氏都是自外地侨寓至宜兴(今江苏宜兴)。虽然其孙女所嫁之人并非蜀籍,但此类婚姻有利于促进与当地人士的交流,有利于文化传播,也可更好的融入至新的社会环境中。②


    南宋政府对于四川多采取特殊政策,突出四川的特殊性,使得南宋四川人的乡土观念较之北宋时进一步增强,在外地碰到老乡,会使他们倍感亲切。③因此,东迁的蜀地士人常通过构建亲密的蜀人群体逐渐融入迁入地的社会生活。当然,这种乡土观念不仅体现在人际关系之间,也体现在他们自身对于蜀地意识的表达。姚希得的蜀地意识主要表现在他对于苏轼及其诗文的崇尚和创建蜀三大神庙两个方面。


    二、崇敬苏轼及其诗文

    姚希得对于四川眉山大文豪苏轼及其诗文的崇尚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姚希得作《苏东坡祠记》。淳祐九年(1249年)正月,南安郡博士李大有在南安创建苏东坡祠。该祠建成之后,李请姚希得为之作记,姚欣然同意。在该祠记中,姚以夸张的手法多次赞扬苏轼及其诗文,如“希得读公文,如观洪河,如泛沧海,惊波怒涛,奔放冲突,使人慄失色,果何足以记之”。除此之外,姚希得还提及元祐党禁对于苏轼诗文的禁锢并赞美苏轼在期间表现出的忠心,“夫以王氏之学炽然,上下从风而靡,公独昌言排之,流离困折,之死靡悔。……公之文与日月而争光,公之忠贯金石而不变,诗可诬而神宗‘奇才’之叹不可泯,集可毁而孝宗‘帅模’之赞不可磨”。④在该文中,姚希得亦有“人传元祐之学,家诵眉山之书”语,显露出当时苏轼文集广为传播,深受士人爱戴。


    ①(元)虞集撰,王文治等校对:《道园学古录》卷十九《赵夫人岳氏墓志铭》,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33页。

    ②唐春生:《流寓生活与文化变迁:宋末元初出峡避乱的巴蜀士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7页。
    ③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6—68页。
    ④(明)刘节:《(嘉靖)南安府志》卷十二,引自《宋代蜀文辑存校补》卷第八十三,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39—2740页。

    第二,姚希得知建康府时,曾用苏轼诗文为建康府都佥厅上的题额取名。景定四年(1263年)姚希得主持创修建康府都佥厅,“堂榜曰‘此奇’,取坡公‘贤哉江东守,收此幕中奇’之句也”,①该句诗取自苏轼《送程之邵签判赴阙》。


    第三,姚希得上书请求将苏轼增祀于青溪先贤祠。青溪先贤祠为马光祖所建,所祭祀的先贤共有四十一人,他们“或生於斯,或仕於斯,或居且游於斯”,姚希得任知建康府时因苏轼曾“游金陵赋咏之事”,上书请求将苏轼增入其间,并建议苏轼之位“当在程纯公之下”。明万历年间重建青溪先贤祠,“不闻其增祀文忠(苏轼)也”,②似乎姚希得所请并未允准。


    姚希得对于苏轼及其诗文如此崇尚应有多方面原因。苏轼自身及其诗文均十分优异,且姚希得与苏轼同为蜀地之人,所以姚希得对他的崇尚应是有一定的家乡情怀。除此之外,姚希得的这种崇尚应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关。南宋时,随着对以王安石、蔡京为首的新党集团的声讨,在高宗“最爱元祐”的导向下,苏轼与其他元祐党人一并从“崇宁党禁”中解脱出来,政治地位不断提升,这就使得苏轼成为士人顶礼膜拜的对象,而且对于苏轼的崇拜,几乎达到了一种狂热的境地。③这股“崇苏热”对姚希得崇尚苏轼及其诗文应是有一定的影响。


    三、建造蜀三神庙
    姚希得的蜀乡情结还表现在建造蜀三大神庙、传播蜀三神信仰。陈晔《祠神、先贤、名宦:射洪神信仰的嬗变与衰落》、《宋代陆使君信仰研究——兼论蜀三神合祀的区域祠神整合》以及雷桓《宋元战争时期的东迁蜀人研究》已经将南宋末年蜀人在东南地区所建的蜀三神庙梳理考证得十分清楚,我们在上一章也做了论述,故这里不再详述。已有研究表明,除姚希得外,亦有其他蜀地士民建造蜀三神庙。从1236年至1279年,东南地区建造梓潼神祠或蜀三神祠共16座,④其中除姚希得创建了两座之外,牟子才也创建了两座,1236年在杭州主持建造梓潼祠,1261年在湖州又创建一座。⑤


    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五《宫守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654页。

    ②(明)顾起元撰,孔一校点:《客座赘语》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0—181页。
    ③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9—341页。
    ④雷桓:《宋元战争时期的东迁蜀人研究》,2020年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100—101页。
    ⑤[美]韩森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142页。

    无论是合祀祠,还是专祠,他们在东南地区延续蜀地信仰,一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为了突破“祭不越望”的传统观念,姚希得先是言“蜀三大神庙食东南,无虑数十州”,证明在东南地区祭祀蜀三神可以受到蜀三神的护佑,其后他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场,“或曰:‘楚祠睢漳,广祭南海,古者各以其地祭。三神显灵于蜀,固也,其歆祀于邺乎?’”姚希得用《诗》中“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回应,随后他解释这两句话的含义为“谓其变动难测,无方可泥尔……天地间容有闭塞不通之脉?心诚求之,盖有不疾而速者”,从而证明神灵越界的合法性。二是祈求蜀三神能够驱逐蒙军、护卫四川。姚希得在祠记中言,“是顷狺鞑吠蜀,为梁于涪,中外束手,惟神之归,皇武惟扬,酋㱲而遁”。①自1236年蒙军破蜀之后,蜀地遭到大肆破坏,生灵涂炭,所以姚希得祈求蜀三神显灵驱逐蒙军、护佑四川。三是祈求蜀三神能够护佑南宋。宋蒙(元)之间的局势愈发紧张,蒙军不断侵扰南宋边境,南宋王朝岌岌可危。梓潼神除掌士禄外还主掌兵革,②清源君也在主掌祈水疗病外被赋予破敌守土的战神功能,③所以蜀籍士人应会祈求他们能够驱逐蒙军、护佑南宋。四是通过创修蜀三神庙,为蜀籍士人提供了交流的机会,维持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比如在姚希得创建建康府蜀三大神庙时,牟子才为之篆盖,杨栋为之书庙额。④神庙修建完成后,每年二月三日梓潼君诞辰之日,蜀籍士人就会汇集到他的庙宇,建会庆贺。⑤在蜀籍士人的推动下,蜀地神祠信仰在全国传播开来,促进了文化之间的传播与交流。


    政治之外,姚希得的活动较多围绕着蜀人蜀事,这是他蜀乡情结、乡土观念的表现。姚希得与蜀籍士大夫之间交往密切,甚至与一些蜀士互为姻娅。同时,他也与诸多蜀籍士大夫一样,致力于创建蜀三神庙,除此之外,他还崇尚苏轼并致力于传播苏轼诗文,增加苏轼的影响力。得益于他与诸多蜀士的这般举动,增强彼此之间的认同感,并将这种认同作用于庙堂之上。在朝堂之上,他们相互提携,互相支持。这有利于保障蜀籍士大夫的政治地位,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东南地区的生活,也促进了蜀地文化在东南地区的传播。


    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祠祀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099页。

    ②唐代剑:《试论梓潼神在宋代的发展》,《中国道教》1995年第4期,第27页。
    ③胡小伟:《宋代的二郎神崇拜》,《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第33—35页。
    ④(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祠祀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099页。
    ⑤(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社会》,《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9—181页。


    结语

    姚希得是南宋晚期政治舞台的一位重要官员。在他主要活动的理宗和度宗朝,内外矛盾尖锐突出,外有蒙古强敌压境,多次南攻,导致宋之境土日蹙;内有史弥远、贾似道先后专权,政争激烈,局势江河日下。面对如此复杂危乱的衰世,姚希得“忠亮平实,清俭自将”,①从地方小官做起,步伐稳健,最后官至参知政事,成为朝廷重臣。他的治民理军的才能和清正廉洁的作风,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理宗誉其“才望可谓阃帅”,②度宗赞其为“当代钜臣,两朝硕德”。③对这样一位重要官员进行专门研究,不论对他个人是非功过的准确评价,还是对他所处时代、环境的深入理解,都是十分必要的。

    经由本文研究,我们对姚希得及其时代的认识有了明显进展。


    第一,《宋史·姚希得传》对姚希得生平事迹的记载较为准确,其宦迹时间也大体可以辨明。通过比勘各种文献,我们发现《宋史·姚希得传》对其字号、籍贯、卒年、进士及第时间的记载都是准确的,反而其他的特别是后世的相关记载多有失误。当然,《宋史·姚希得传》疏于对其家世的记载,而民国时期编的江阴《蓉江姚氏宗谱》则可以弥补这一缺憾。不过《蓉江姚氏宗谱》关于姚希得一世祖和父亲名讳的记载,则有明显疏误,使用时需要谨慎。而且,《宋史·姚希得传》虽然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姚希得的仕宦经历,但往往缺乏时间对应。本文结合姚希得生活的时代,广搜书证,详加考析,基本上弄清了他主要的宦迹时间,并纠正了一些学者的误判。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90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姚希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90页。
    ③(宋)佚名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咸淳遗事》卷上,《全宋笔记》第八编(六),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320页。

    第二,对姚希得与晚宋政坛一些重要活动的互动关系,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笔者结合南宋晚期的政治、军事和财政形势,对姚希得参与晚宋政坛的一些重要活动特别是人事和养兵方面的言行,做了较为深入的论析。人事方面,主要涉及反对权相史嵩之起复、反对理宗宠信女冠吴知古、指斥监察御史萧泰来及其背后的权相谢方叔、上书挽留权相贾似道等。这些人事关系相当复杂,绝非简单的君子小人问题。笔者注意结合当时的朝政形势,包括其他朝臣的有关论议,追源溯流,透过现象察其本质,不仅深化了《宋史·姚希得传》对其“忠亮平实”评价的理解,也对南宋晚期的政治走向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养兵方面,主要是姚希得劝谏理宗节省开支以充实军费,劝谏朝廷扩大军费来源以供养更多的军队。笔者也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是非评价层面,而是注意结合蒙古强邻压境的现实处境,结合南宋晚期入不敷出的财政局面进行分析,从而对其养兵之策也有了更明晰的理解。


    第三,姚希得的建康之政是南宋建康府治理和江淮战区防卫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晚宋江防体系的构建和王朝延续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针对过去学界对姚希得建康之政研究较为分散的特点,笔者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军事局势和社会文化情势,对姚希得的建康之政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论析。首先分阶段和地区对其主政建康府之前的地方政绩做了论述,从而明白了朝廷何以要把守卫建康府和江淮战区的重任交给这位才望俱佳的阃帅。接着从军事、宗教和民生三个方面,梳理论析了姚希得在建康府的所作所为及其成效,发现姚希得主政时期显著提升了建康府及其周边地区的防卫能力,从而更加明白后来姚希得何以能够升任参知政事、蒙古(元)军队何以不敢将其进攻重点放在江淮地区的缘由。


    第四,对姚希得的蜀乡情结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作为蜀籍士大夫,姚希得有着浓郁的蜀乡情结。过去的论著虽有涉及,但并不全面。为此,笔者单列一章,对其与蜀士的交游情况(重点在朝堂之外),帮扶避乱的亲族、崇敬苏轼及其诗文、构建蜀三大神庙等情况,进行了专门的梳理论析。这不论对姚希得本人形象的认识,还是对宋末东迁蜀人群体的认识,似乎都有增进。甚至对巴蜀文化在东南地区的传播融合的认识,也有一定价值。


    在南宋史研究领域建树颇丰的黄宽重先生多年前曾撰有《南宋史研究与教学的几个问题》,将“人物研究”作为当时“尚须扩展、充实的三个课题”之一,并特别指出要“全面而多样性的研究历史人物”,而不是过于“偏重在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人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切的掌握政局变动的轨迹、政权特质与时代意义,同时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也才有比较客观的评估”。①姚希得虽然位至参知政事,但绝不是晚宋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不过通过对姚希得的研究,确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晚宋历史走向,更好地认识晚宋政治文化。只是笔者才疏学浅,研究还不够深入,可能还有一些疏误,恳请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①黄宽重:《宋史丛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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