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华｜他仍属于河洛这片土地——姚拓创作简论之一

姚波

他仍属于河洛这片土地——姚拓创作简论之一

黄万华

原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三期一九九四年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1993年12月11日，第三届马华文学奖在吉隆坡揭晓，著名作家姚拓获此殊荣。评委们在《评审报告》中评介其“在个人文学创作上成就非凡，对推动马华文学发展有卓越的贡献”，并“以豁达的胸襟与执着的爱护，栽培不少杰出的马华作家，使马华文学更具内涵，更富姿采，将马华文学的境界与地位提升至更高的层次”，因此，“可为写作界楷模”。

姚拓，本名姚天平，1992（应该是1922年——编者注）年生于中国河南省巩县，1950年至香港，1957年移居马来西来亚，历任马来西亚《学生周报》、《蕉风》杂志社社长、主编达30余年。他1950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有小说集5种，散文集2种，戏剧集5种。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吴岸先生评论姚拓创作时曾说：“姚先生在文学语言与艺术手法上具有浓厚的华族民族特性。虽然他本身亦是现代文学的倡导者。”大马华文作协出版主任、著名杂文家甄供先生在论及姚拓的文学生涯时也说：“姚拓虽然是马华现代文学的提倡者，但他的创作思想仍然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他的文学思想属于开放型，即不囿于一门一户之见，可以归纳和接受文学艺术各种不同样式的呈现……。”这些评述不约而同道出了姚拓创作的魅力所在；一种根植于中华传统而又呈开放型的文化内蕴。

姚拓曾自叙其散文集《美丽的童年》(马来西亚蕉风出版社1990年版)是“记下一点土包子的回忆”，以“能够在混浊的日子里，保有一点点乡下人的气质”(《美丽的童年·自序》)。姚拓生于中原之地，长于洛水之畔，那是一块“没有这块地方，真不知道中国的历史应该怎样写下去”(《美丽的童年·黄思骋序》)的土地，历朝建都，人杰地灵，内孕着无限深邃浩渺的河洛文化。然而近数百年来却又“风尘万里昏”。姚拓寄情于这片土地，并不只缘于浓郁的血缘家族观念，更出于传统文化精神和人文内涵的渗透、濡染。且不论他的众多散文大多在家史身世的回顾中，把个人离愁、心灵乐园的追寻同民族历史遭遇揉合在一起而体现出丰富的传统文化意蕴，即便是原本擅长艺术虚构的小说，姚拓写的也“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真的故事，甚至写作时原稿中的名字都是真姓”，为的是“好让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的子孙们，多知道他的祖先们的实际生活，其中包括喜乐，悲伤或苦辣酸甜的滋味”(《姚拓小说选·再版序》，马来西亚蕉风出版社1981年初版，1992年再版)。这种近于纪实的小说笔法，更是以体现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心态文化生命力为指归。

姚拓小说的背景大致分两类。《二表哥》(香港学生周报社1954年版)、《弯弯的岸壁》(香港友谊出版社1958年初版，马来西亚蕉风出版社1992年再版)、《四个结婚的故事》(马来西亚图书公司1961年版)、《五里凹之花》(马来西亚蕉风出版社1992年再版)等4本小说集，其“故事的背景，多数是在中国”(《四个结婚的故事·再版序》);而《姚拓小说选》的“故事内容完全以马来西亚为背景”。在前一类小说中，姚拓的笔触表现出中国文化人伦相亲的醇厚意味。《四个结婚的故事》讲述了抗战末期云南驻军某连4个军人的战场和家庭生活。拿破仑型的王连长在大别山廛战日寇时，打得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竟一口气投掷了一百多枚手榴弹”，独身守住了阵地。但就是这么一个硬汉子，成家后却“退役”同妻子卖桔子去了。一排长张德明虽也儿女情长，但抱着“日本人不走，我永不回家”的情怀不离疆场，最后撇下“等候了十余年，而新婚的妻子”，撒手人世。小说结束于“在人面前.我将说：‘我要学张德明!’，但在我的心内，我却对我自己说：‘卖桔子去!’”，传递出一种包含有浓厚儒家传统思想的人生困惑和追求。人伦和谐的道德文化，历来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命脉的一种精神内核。身居异邦的姚拓，或是落笔于对故国旧居风土人情的深情回忆，如《不哭——打到你哭》写“丧父”、“葬父”乡俗礼仪中的至情真性或是表现于对历史离乱造成的睽别家园生存环境的强烈否定，如《黑而亮的眼晴》写19岁的女孩司徒明离家流浪于广州、香港、新加坡的生涯；这些作品中呈现的内涵，都有着对人伦和谐关系的向往。但姚拓着墨最多的，仍是直接描写主人公身上那些体现亲亲敬爱、重义轻利等传统道德观念的品格。《五里凹之花》叙述了一段温婉动人的恋情。从军西南的“我”同五里凹村寨的小芳姑娘相爱，历经磨难，终成眷属，促成这段姻缘的是“我”的同乡勤务兵阿塞。这个衣衫褴褛的穷汉子，冒险屡进五里凹，使“我”最后“智娶”小芳。“我”和小芳视他为再生恩人，但“他仍然是那么平静而安闲地笑着”，什么报答也不要。《丘陵上》则借“爸爸”和“阿旺伯”在风雪之夜的不同遭遇，道出了“乡下人”“帮助人，也帮助了自己”的朴素人生观。当姚拓身居他国写下这些小说时，其心理世界追寻的指向是很明晰的，那便是对人伦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眷恋。

不过，这种对人伦相亲的传统文化的眷恋并未削弱作者的伦理思考。同30年代京派小说一些作者囿于保守的男性趣味来描写铸入伦理结构中的中国世俗历史有所不同，姚拓在那些中国大陆背景的小说中，写伦理现实而又超越了伦理眼界。《德中哥与德中嫂》称得上其中的震撼人心之作。“这样和气，这样爱说爱笑，而又这样喜欢孩子的德中哥与德中嫂，却从来没见他们这两口子当面彼此讲过一句话”，这谜一样的根由，“除了德中哥和德中嫂以外，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他们的秘密，也许连上帝，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但读者仍能隐约感觉到了其中的缘由。小说的成功，在于作者揭示男女主人公在无言剧痛中煎熬的心灵时，展示了积淀在乡村琐细生活俗务上的伦理情调，一种由零碎而又具体实在的“家长里短”构成的文化氛围。这种伦理情调、文化氛围一方面使家庭长幼有序、不乏温馨，另一方面却以牺牲个性、个人需求为代价换取着家庭形态的平稳。这种家族文化中的伦理痛苦被作者表现得含蓄而又使人有切肤之痛，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这对互相沉默了30年的夫妇向对方发出的第一声呼唤给了德中嫂。她在弥留之际，对德中哥竭尽全力进出了一句话：“他……他……他表哥!你……你……你来了!”此时德中哥失声痛哭泪如泉涌，大喊：‘我……我们……为啥……为啥不讲话……不早一点讲话……’。打破沉默的是德中嫂这一女性，足见作者在伦理思考视角上对传统男性趣味的突破，而他对伦理关系中两性关系的观察、也使他创作有可能切入人性、生命的深度。眷恋人伦相亲的传统文化，但并不沉醉其中，大概正是姚拓创作的文化心态。

从河洛之地走出来，而又久居海外的姚拓，其小说描绘的是一种视野不断变动中的伦理文化，其中有血缘亲族的乡土情结，有同一祖先的文化认同感，也有更为广阔的，非地缘关系的人类相亲之情。《奇迹》写抗战胜利前夕，“我”在云南怒江畔的一次战斗中，俘虏了藏身坟茔中的日军重伤员黑木广良。“我”仇恨日军，欲手刃黑木。但黑木随身所藏的一张家人照片感动了“我”;他的家人不也“日夜祈求着他平安归来”?“我”不仅未杀黑木，而且输血活了他。20年后，黑木任职于日本驻新加坡大使馆，他每年同妻子一起为当地华裔病人输血两次，以“作为他们心灵上的补偿”。小说所描写的人伦之情、突破了地域、亲族之爱，升华到了一种人类相亲相爱的层面。但这种升华仍使人感到孕于河洛文化，因为“我”正是以一个中原之子的心灵来推及他人，而获得一种广阔的胸襟。

姚拓那些以马来西亚为背景的小说，并不使人能感受到多少异质文化的意味。这其中固然有东方文化圈内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仍是姚拓笔下的马来西亚华裔同样深深漫染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其中让人过目难忘的是显示了中华民族乐天气质的幽默。

《姚拓小说选》中的12篇作品，几乎篇篇都带既缘于汉民族历史生活，也染有华侨身居异邦的现实境遇色彩的喜剧风格。《义务媒人》的诙谐幽默久为马华文坛称道。小说写“我”平生第一次做媒，为阿英表妹物色了一位意中人，小学教员夏大福。老夏的“吃苦节俭”，“除非一百年前来马来西亚开天辟地的华人祖先们，才具有这种精神”。未料老夏未来的岳母金家阿姨悭吝刁钻，把女儿的出嫁当作摇钱树，再三施展“诡计”，不仅“逼得”老夏负债累累，得以完婚，还连累“我的太太全部典卖了她的首饰，用去了她的所有积蓄——这是她多少年来在买菜时五分一角节省下来的”。小说以幽默调侃的笔调写来，化解了小说情节中原本包含的激愤不平。这篇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生动展示了老夏婚事的戏剧性、喜剧性和“我”在冷眼看世相中讽世自嘲的心态，而且在于它揭示了幽默何以成为作者的创作心态。姚拓的幽默，不仅来自于汉民族传统的智慧形态，如在历史久远的政治专制威摄下形成的讽世玩世的幽默才能，更来自于他对百年来迁居东南亚的华裔久历艰辛而求解脱的集体心态的体悟。《义务媒人》中的老夏和“我”的太太，都特别被赋予了“吃苦节俭”到了对自己“狠心”地步的品质，从中完全可以窥见华侨筚路蓝缕，开辟荆荒的历史。他们领略、承受着生活的沉重感，又力图在自娱娱人中求得解脱，幽默便是他们此时拥有的财富。

所以，姚拓创作中的幽默是有着自觉的美学追求的，他所写也许是平凡细微处的喜剧性，但并不缺乏对生活的理性评价；他嘲讽社会，调侃自我，同时也有着洞明世事后的温和。《保险生意》让人感受到了瞬息万变的都市商业气氛，领悟到了金钱主宰的现代人际关系，但“我”五做保险生意回回“破产”的自我调侃更让人领略到作者在挖掘生活和人性中的喜剧意味时的宽容体谅。《走死运的人》中的小说家周自奋以殉道者的精神用笔扬善惩恶，生活境遇却每况愈下。而他被人误认“亡于车祸”却给他”遗属”的生活带来了戏剧性转机：报馆、书局以“死者已矣，生者何依”的募捐呼吁来使出版物销路激增，倒也使周志奋的妻儿免除死于冻馁。当周志奋伤势痊愈出院时，尽管他“怀念他的太太和孩子们，但他想到这个意外之‘死’对他们有这么多的好处时”，他独自出走东海岸渔村，在那里安然过余生了。小说对社会极尽讽刺之能事，而交织着凄凉的社会气氛，又不乏柔和、温煦的人物心理的结尾是有着熟于世情、深味人生的智慧的。至于《东床快婿》中，“我”用4年大学生涯的“缓兵之计”来斩断女儿佟华同花匠刘健风的情丝，反倒成全了他们天长地久的婚姻，其喜剧性行文间的暖意就更浓郁了。

姚拓小说的幽默并非出于对现实痛苦的逃避，相反倒有着生命创造、艺术创造的热情。《降头》用一种交织着滑稽和严肃感的笔调来写素芬、菁菁、志文两女一男间的恋情“悲剧”，降头师傅“捉鬼”以求破镜重圆的情节更增加了小说的戏谑意味。但这些并非让人物摆脱其所扮演角色引起的缺憾感，而求得心理补偿。小说一本正经地展开男女主人公近于荒唐的举止，又一本正经地结束于素芬、志文夫妇重归于好，菁菁也怀着“我会活下去的，我欠了孩子们的债还没有还完”的心思出走他乡。苦中作乐的笔调中并无多少夕阳情调。其他如《九个字的情书》用简洁而不失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示“亲爱的不知名的小姐”和“亲爱的不知名的先生”恋情，男主人公那些使人哑然失笑的举止、心理，也使人感觉到满溢着生命活力；《职业病》在对教师“职业病”的自我调侃中抨击社会，呼唤爱心。姚拓小说对生活的痴情，对生命活力的沉酣，使我们从一个艺术的角度体会到了东南亚华裔漂泊他乡而不失中华民族乐天气质的历史。

如果说，对大陆作家的评析，过多地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多多少少会隐伏着视文学为“文化”载体而限制文学向更深邃的精神领域和更广阔的艺术空间开拓的危险，那么，对姚拓创作的评剖，我仍不能不取民族文化的视角，因为姚拓创作让人感到异常亲切的便是他在马来西亚那块土地上保存、传播着中原乡土气息，而这正是海外华文文学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姚拓创作的民族文化内涵还表现在语言特征、叙事视角等诸多方面，笔者还会在其他文章中一一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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