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姚察、姚思廉散文特点及其对古文运动的影响

姚波

姚察、姚思廉散文特点及其对古文运动的影响

毛振华

(浙江外国语学院中文系,浙江杭州310012)

原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2卷第2期·2011年3月


收稿日期:2010-11-24
基金项目:浙江省2009年度高校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侯景之乱与南北朝文学走向研究”。
作者简介:毛振华(1978-),男,河南沈丘人,讲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摘  要：姚察、姚思廉父子所撰《梁书》、《陈书》等，文字简洁，散体单行，文风质实，具有很强的叙事与写人能 力，这与当时流行的骈丽化文风迥异。他们所倡导的散体化写作于陈、隋之际已启古文之风，为这一时期的文坛注 入了较多新鲜气息，在古文运动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关键词：姚察；姚思廉；《梁书》；《陈书》；古文；骈丽化


中图分类号：I262/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1)02-0116-05


自史汉以来，文章渐趋骈化，“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1］（p4 078)。学界普遍认为陈子昂开古文运动之滥觞，时至韩愈、柳宗元，古文才得到倡起与重振。然，陈隋之际的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续所撰《梁书》《陈书》等，文字简洁，散体单行，文风质实，具有很强的叙事与写人能力，对当时散文的发展和后来的古文运动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姚氏父子所撰的《梁书》《陈书》等散文，在当时影响很大，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一)行文散体单行，不拘格式


《梁书》《陈书》行文自然明快，不拘格式，散体化倾向非常明显，已显古文之风貌。作者借古朴晓畅的散体形式来记事、明理、达意，对于当时流行的骈偶文字具有很大的纠正作用，体现了他们一定程度的古文革新意识。如《梁书·张齐传》曰：
齐在益部累年，讨击蛮獠，身无宁岁。其居军中，能身亲劳辱，与士卒同其勤苦。自画顿舍城垒，皆委曲得其便，调给衣粮资用，人人无所困乏。既为物情所附，蛮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于庸、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当东道冲要，刺史经过，军府远涉，多所穷匮。齐沿路聚粮食，种蔬菜，行者皆取给焉。其能济办，多此类也。


《张齐传》中无一骈偶句式，特别是本段对张齐在益部与士卒同甘共苦的描写，有叙有议，语言简洁凝练，自然流畅。这在《梁书》《陈书》的人物传记中有突出表现，如《梁书·昭明太子传》《梁书·王茂传》《梁书·范云传》《陈书·陆子隆传》《陈书·顾野王传》等，多是如此。


《梁书》《陈书》中有许多关于战争之事的记载，其中记梁与魏间的大型战事10余起，在战争场面的描绘中作者注重句式的长短结合，言辞详尽质直，剋切沉痛。如《陈书·吴明彻传曰：
琳至，与刺史王贵显保其外郭。明彻以琳初入，众心未附，乘夜攻之，中宵而溃，齐兵退据相国城及金城。明彻令军中益修治攻具，又迮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湿，多腹疾，手足皆肿，死者十六七。会齐遣大将军皮景和率兵数十万来援，去寿春三十里，顿军不进。诸将咸曰：“坚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审明公计将安出？”明彻曰：“兵贵在速，而彼结营不进，自挫其锋，吾知其不敢战明矣。”于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克，生禽王琳、王贵显、扶风王可硃浑孝裕、尚书庐潜、左丞李驹駼，送京师。景和惶惧遁走，尽收其驼马辎重。


作者对吴明彻的北伐战争场面的描写情节曲折，文中运用灵活多样的句式，注重人物的语言情态等细节化的描写，用语无不浅显明白，行文简洁平实。梁、陈二书在梁魏战争、陈代北伐战争等的描绘中或叙写史实，或评价人物，或抒发感情，句式灵活多样，体现了清新流动之美，与整个史传散文风格相一致。


东晋、南朝所撰史书的论、赞受到骈文影响而呈现出骈化倾向，但姚氏父子却独用散体史论行文，与当时盛行的文风不同。今《梁书》中题“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者凡26篇，《陈书》中题此名号者凡2篇，皆是论、赞体之文。如《梁书·列传第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
王茂、曹景宗、柳庆远虽世为将家，然未显奇节。梁兴，因日月末光，以成所志，配迹方、邵，勒勋钟鼎，伟哉！昔汉光武全爱功臣，不过朝请、特进，寇、邓、耿、贾咸不尽其器力。茂等迭据方岳，位终上将，君臣之际，迈于前代矣。


此文虽为论议，句式却运用自如，不拘形式，无一骈对之迹。又如《梁书·列传第十九》“陈吏部尚书姚察曰”:
自侯景寇逆，世祖据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辩将率之任。及克平祸乱，功亦著焉，在乎策勋，当上台之赏。敬帝以高祖贻厥之重，世祖继体之尊，泊渚宫沦覆，理膺宝祚。僧辩位当将相，义存伊、霍，乃受胁齐师，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义，何忠义之远矣？树国之道既亏，谋身之计不足，自致歼灭，悲矣!


这样的论议亦无骈偶之句，句式错落有致，纵横驰骋，与这一时期文坛盛行骈俪之风不同。


《梁书》《陈书》在人物传记的结尾注重对人物进行简要评价，虽未标明“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史臣曰”等，但其文体近似于论、赞形式，这些文字也多为散体形式。如《梁书·昭明太子传》“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赏。于时东宫有书几云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陈书·江总传》“总笃行义，宽和温裕。好学，能属文，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故为后主所爱幸。多有侧篇，好事者相传讽玩，于今不绝。后主之世，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共陈暄、孔范、王珪等十馀人，当时谓之狎客。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之者，辄以罪斥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有文集三十卷，并行于世焉”等。


姚氏父子的古文之风不限于历史散文，今存其文章《乞终丧表》《遗命》柄篇也是新人耳目的。如其临终之书《遗命》曰：
吾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吾意敛以法服，并宜用布，土周于身。又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尔，松板薄棺，才可周身，土周于棺而已。葬日，止粗车，即送厝旧茔北。吾在梁世，当时年十四，就锺山明庆寺尚禅师受菩萨戒，自尔深悟苦空，颇知回向矣。尝得留连山寺，一去忘归。及仕陈代，诸名流遂许与声价，兼时主恩遇，官途遂至通显。自入朝来，又蒙恩渥。既牵缠人世，素志弗从耳。吾习蔬菲五十余年，既历岁时，循而不失。瞑目之后，不须立灵，置一小床，每日设清水，六斋日设斋食果菜，任家有无，不须别经营也。


此文文风质朴，形式自由，完全是散文的句式。聂石樵先生对此文评价甚高：“文章内容无多大意义，不过是遗命家人要丧葬从俭。但文风朴实，绝无华词丽藻，句法散行，更无骈偶体式，这种文体对唐古文运动之勃兴产生了重大意义。”[2]（P461）


总之，姚氏父子在史传人物的描写、战争场面的描绘、史传后的论赞及其他文体如表、书等方面，多用散体单行的文体，其古文风格自然明快，生动活泼，不拘格式，是有异于当时骈文的散体形式。


(二)文风质朴明畅，具有很强的叙事与写人能力


姚氏父子具有深厚的史学修养，其梁、陈二书“直欲远追班、马”［3］（P196）。姚察对《汉书》甚有研究，著有《汉书训纂》30卷、《汉书集解》1卷、《定汉书疑》1卷。他出使北周时，“江左耆旧先在关右者，咸相倾慕。沛国刘臻于公馆访《汉书》疑事十余条，并为剖析，皆有经据。臻谓所亲曰：‘名下定无虚士’”［4］《p348》。姚察之子姚思廉亦承其父之好，“学兼儒史”,“少受汉史于其父，能尽传家业”［5］（p3 489）。


因此，他们在叙事写人上深得史汉之笔意，文风质朴明畅，平和简洁。如《梁书·韦睿传》曰：
四年，王师北伐，诏睿都督众军……遂进讨合肥。先是，右军司马胡略等至合肥，久未能下，睿按行山川，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绛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亲自表率，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魏初分筑东西小城夹合肥，睿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将扬灵胤帅军五万奄至，众惧不敌，请表益兵。睿笑曰：“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临难铸兵，岂及马腹？且吾求济师，彼亦征众，犹如吴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师克在和不在众’，古之义也。”因与战，破之，军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魏攻陷怀静城，千余人皆没。魏人乘胜至睿堤下，其势甚盛，军监潘灵祐劝睿退还巢湖，诸将又请走保三叉。睿怒曰：“宁有此邪！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伞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睿素赢，每战未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厉众军。魏兵来凿堤，睿亲与争之，魏军少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睿起斗舰，高与合肥城等，四面临之。魏人计穷，相与悲哭。睿攻具既成，堰水又满，魏救兵无所用。魏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中弩死，城遂溃。


韦睿“多建策，皆见用”［6］（p1 426）深受梁武帝器重，是一位能攻善守、英勇果断的军事全才，在描绘其作战形态时，文中屡屡提及其“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麾军”,一个潇洒倜傥的形象跃然纸上。文中重点描绘了其指挥战争挥洒自如，在敌众我寡、将士“皆有退意”之时，他却“取伞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显现了其临危不惧的英勇气概，为军队树立了巨大威信。在钟离之战中，韦睿能自信说道：“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魏人已堕吾腹中，卿曹勿忧也。”显现了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信心和勇气。在描述敌军畏惧韦睿时，文中“魏元英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是时元英复追仙琕，将复邵阳之耻，闻睿至，乃退”等句从侧面烘托了韦睿的智勇之处。在生活中，韦睿又是一个清正廉洁之人、仁爱无私、豁达大度之人，凡“所获军实，皆无所私焉”“俘获万余级，牛马万数，绢满十间屋，悉充军赏”。这篇传记把韦睿古之儒将之风、武人之胆略、儒者之雅量等描绘得淋漓尽致，文中叙事处简洁明畅，写人处生动形象。此文不重华丽而求平实，其所引典处皆通俗易懂，如“师克在和”语出《左传·桓公十一年》“汾水可以灌平阳，绛水可以灌安邑”语出《韩非子·难三第三十八》这样的典事质朴自然，浅显易懂。又如《梁书·昌义之传》曰：
是冬，英果率其安乐王元道明、平东将军杨大眼等众数十万，来寇钟离。钟离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阳洲西岸作浮桥，跨淮通道。英据东岸，大眼据西岸，以攻城。时城中众才三千人，义之督帅，随方抗御。魏军乃以车载土填堑，使其众负土随之，严骑自后蹙焉。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堑满。英与大眼躬自督战，昼夜苦攻，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又设飞楼及冲车撞之，所值城土辄颓落。义之乃以泥补缺，冲车虽入而不能坏。义之善射，其被攻危急之处，辄驰往救之，每弯弓所向，莫不应弦而倒。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者万计，魏军死者与城平。


钟离位于淮水南岸，是梁军都城建康的前线重镇，也是魏军南攻的首要目标，因此钟离之战是梁、魏间的重大战役。魏兵力达数十万之众，而钟离城内仅有守军三千人，魏军昼夜攻城，梁将昌义之英勇应战。作者重点描绘了战争场面的激烈和凶残，魏将领元英为攻城做了充分的准备，如“以车载土填堑”“冲车撞城墙”等；魏军将领是极其残暴的，“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昼夜苦攻，分番相代，坠而复升”等。而梁军的应战聊聊数语，“每弯弓所向，莫不应弦而倒。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者万计，魏军死者与城平”等，生动地描画了梁军同仇敌忾、睿智善战的激烈场面。此后，梁军在后援韦睿的帮助下，适时反攻，大败魏军。整个战争的描绘言事详备，跌宕起伏，自然朴实，灵活畅达。


《梁书·陈庆之传》描述一系列陈庆之作战中的神勇之事，如在与北魏陟口之战中，双方的兵力对比是两千对两万，然“庆之进薄其垒，一鼓便溃”;与北魏涡阳之战中“与麾下二百骑奔击，破其前军，魏人震恐”“魏人掎角作十三城，庆之衔枚夜出，陷其四垒，涡阳城主王纬乞降。所余九城，兵甲犹盛，乃陈其俘馘，鼓噪而攻之，遂大奔溃，斩获略尽，涡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万余口”。此后，陈庆之率兵克荥城、下睢阳、夺考城，挥军疾进，连克虎牢、轘辕等地，直逼洛阳，“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如”。这一个个神奇的故事共同勾勒了一个“深思奇略”、“扬声名于竹帛”［7］（p460）的大丈夫形象。作者以古朴的笔法刻画了形象生动的人物，剪裁得宜，富有情感，使所写之人充满活力。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9《古文自姚察始》曰：“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梁书》则多以古文行之。如《韦睿传》叙合肥等处之功，《昌义之传》叙钟离之战，《康绚传》叙淮堰之作，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南史》虽称简净，然不能增损一字也。”［3］（p196）梁、陈二书中不仅以上诸事，它如梁与北魏义阳之战、寿阳之战、洛阳之战、涡阳之战、梁州之战、武兴之战、朐山之战、益州之战、钟离之战、合肥之战、邵阳之战，梁与西魏成都之战，陈代吴明彻的北伐战争等皆是质朴明畅，真切动人，具有很强的叙事能力与写人能力。


姚氏父子的史传文风格质朴，明快流畅，不事藻绘，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的畅达意理的文体形式，这种文体形式是辞藻绮丽、对仗谨严的骈体文所无法担负的。因此，清人赵翼《陔余丛考》称其“叙事之简严完善，则李延寿不能过”［8］(P130)


二


诚如上述，姚氏父子不拘格式的行文、质朴明畅的文风，的确为当时的文坛注入了新鲜的气息，从而开启了唐代古文革新之风。


两晋时，骈文正式成体。陆机《文赋》曰：“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9］（p132）南朝时，骈文地位进一步提升，可说是一切韵文与散文的骈偶化的时代［10］（(P75）。梁陈之际的徐陵，其骈文对偶之精工，辞藻之绮靡，用典之繁富，声律之和谐，达到了“此种文体的极高境界”［11］（p128）。这一时期的史传文学具有明显的骈偶倾向，对句更趋凝练工巧，具有雕饰之美。《宋书》、《南齐书》等史传中的论赞部分是比较成熟的骈文，如《宋书·谢灵运传论》《宋书·恩幸传论》,《文选》“史论”类加以选录，这些专论基本上是整齐的四言句式和对偶句式，是比较典型的骈体文。萧子显《南齐书》中的论赞出现了大量的对偶句式和排比句式，已是较为成熟的骈文。曾巩认为：“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12］（p188）刘知几认为史书“论赞”部分“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13］（p238）陈代何之元《梁典总论》傅 縡《明道论》等也多用骈体。而初唐时期的文章依然沿袭六朝骈丽之风，奏疏、章表、论说等多用骈文，这一风尚一直延续到盛唐。


姚察、姚思廉等人的史论文散体单行，风格质朴，与当时盛行的骈俪文风迥异，其散体之文为这一时期的文风注入了较多新鲜气息。隋文帝对姚察评价甚高，其文曰：“文帝知察蔬菲，别日独召入内殿，赐果菜，指谓朝臣曰：‘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4］（p353）隋文帝极为推崇姚察，颇为欣赏其史书。《陈书·姚察传》曰：“察所撰梁、陈史虽未毕功，隋文帝开皇之时，遣内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进上，今在内殿。”［4］（353）隋文帝的欣赏与姚察的创作才能不无关联。《陈书·姚察传》载陈后主赞曰：“姚察达学洽闻，手笔典裁，求之于古，犹难辈匹，在于今世，足为师范。”［4］（354）因此，方北辰先生说：“北周曾经大力提倡古文，后来隋文帝对姚察才学评价很高，大约与姚察文风的质朴有关。”［14］（p170）


姚氏父子在其史论中显现了一定的古文主张。《梁书》卷40赞刘之遴“好属文，多学古体，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常共讨论书籍”［7］（p574）;《梁书》卷55赞武陵王萧纪“属辞不好轻华，甚有骨气”［7］（p825）;《陈书》卷34赞褚玠“能属文，词义典实，不好艳靡”［4］（p460）;《陈书》卷16赞蔡景历“属文，不尚雕靡，而长于叙事”［4］（p228）《梁书》卷30赞裴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辞，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7］（p443）。裴子野在沈约《宋书》基础上更删撰为《宋略》20卷。《梁书》评其曰：“叙事评论多善。”［7］（p442）沈约慨叹弗逮也。因此，蒙文通《中国史学史》评裴子野曰：“盖深疾流俗藻绘之文，故取法经传质直之笔。虽乖时尚，庶亦独立不惧耶?”［15］（p45）姚氏父子在推扬“有骨气”、“典而速”文风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丽靡、清绮文风的批判，指斥萧纲、陈后主等所倾心的轻丽之文为君子不取的小道。如《梁书》卷4评简文帝萧纲“文则时以轻华为累，君子所不取焉”,诗则“伤于轻艳”［7］（p1096）;《陈书》卷27指斥江总“属文伤于浮艳”“多有侧篇”［4］（p347）。《梁书·文学传》曰：“文者妙发性灵，独拔怀抱。”［7］（p727）总之，姚氏父子在提倡风骨的同时也主张文学创作应具备情感性，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姚氏父子的古文革新主张对后世古文运动具有深远影响。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曰：“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李嘉言先生亦认为：“唐之文章，在韩以前已有二变。陈子昂始脱恶习为第一变；元结以还，萧、李、独孤及又发扬光大为第二变，及韩愈固已成熟，可谓第三变。”［16］（p482）姚氏父子尚质实、轻艳靡的文学主张“对陈子昂文体文风改革思想无疑是具有启发作用的”[17]，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对陈子昂提倡的“风骨”、“兴寄”具有一定影响。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批判六朝“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绮靡纤弱的弊端，提倡“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质朴疏朗的文风，他的这些观点与姚氏父子提倡的“有骨气”、“典而速”的文风一脉相承。姚氏父子在反对浮靡、规模史汉上对后世古文学家具有重要启示。萧颖士《赠韦司业书曰：“魏晋以来，未尝留意。”李华《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曰：“反魏晋浮诞，合立言于世教。”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评孤独及曰：“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乐为冠带……论人无虚美，,比事为实录。天下凛然，复睹两汉之遗风。”韩愈《答李翊书》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读。”柳宗元《柳宗直西汉文类集序》曰：“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李舟《独孤常州集序》曰：“先大夫尝因讲文，谓小子曰：‘吾友蔺陵萧(颖士)茂挺、肖郡李(华)遐叔、长乐贾(至)幼几，泊所知河南独孤(及)至之，皆宪宗文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贾(至)为玄宗巡蜀令之诏，历历如西汉时文。’”唐代以来这种反对重形式、轻内容的骈文，呼吁恢复秦汉以前散体单行古文的主张与姚氏父子的理论与实践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这些主张与实践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构建与逐渐系统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后世古文创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总之，从后人对姚氏父子古文的评价并结合他们的古文创作实践来进行考察，姚氏父子已先于陈子昂，在古文革新运动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因此，赵翼《廿二史札记》赞曰：“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3］（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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