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梁书》《陈书》的文学性

姚波

试论《梁书》《陈书》的文学性

邓武蓉，史素昭

(湘南学院 中文系，湖南 郴州423000)

摘要：姚察、姚思廉父子二人所撰的《梁书》、《陈书》不仅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还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其文学性已不能与“四史”相比，但将其部分篇章立于“史传文学”之列，亦当之无愧。《梁》、《陈》二书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姚氏父子以质朴散文写史实为古文运动的先声；叙事简严，文笔洗炼；写人善写“独至”。


关键词：《梁书》;《陈书》;文学性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09)09-0014-04


收稿日期：2009-04-16
作者简介：邓武蓉(1965一),女，湖南椰州人，湘南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史素昭(1970-),女，湖南宜章人，湘南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梁书》56卷、《陈书》36卷，是记载南朝时期梁陈二代史事的纪传体史书，两书无表无志。二书旧题作者为姚思廉，实则为姚察、姚思廉父子二人所合撰，是我国史学史上自《史记》《汉书》之后又一个父子相传、累代耕耘的巨著。《梁书》《陈书》不仅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还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其文学性虽已不能与“四史”相比，但将其部分篇章立于“史传文学”之列，亦当之无愧。


一、“古文自姚察始”


我国古代的历史著作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亦文亦史，修史与作文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尚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史乘的修撰。六朝尤其是梁、陈以降，至于唐初，骈文非常流行。“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是那个时代的风气。骈文讲骈偶，重声律，注重雕章琢句，追求形式技巧之美，对六朝直至唐初史家无不发生深刻的影响。初唐史家多为词人文士，他们不仅难以摆脱齐梁绮艳文风的影响，有时甚至是有意识地以藻丽的形式来表现历史。正如《史通·序例》所说：“爰自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炫文采。后来所作，他皆若斯。”浦起龙释云：“此言繁缛是尚，自范而开。”闻一多也在《唐诗杂论》里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好尚词采，以华美骈文修史，几乎是唐初史书的总特色。我们来看《隋书·炀帝纪赞》炼冶辞句的功夫：“于是相聚萑蒲，蝟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泽，死人乱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异子。茫茫九土，并为麋鹿之场；惵惵黔黎，俱充蛇豕之饵。四方万里，简书相续，犹谓鼠窃狗盗，不足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乱。振蜉蝣之羽，穷长夜之乐。土崩鱼烂，贯盈恶稔。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终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亿兆靡感恩之士，九牧无勤王之师。”这段史论“编字不只，捶句皆双”，多用对语俪辞及四六句；平仄相对，音律谐美，处处都体现了史家的文采和着意修饰。


难能可贵的是，姚氏父子撰史，开始对六朝文体文风作变革。或许是缘于姚氏父子尚质实、薄淫丽的写作观，或许是由于复杂多变的史实很难完全依赖骈四俪六的刻板句式表达清楚，《梁书》《陈书》抛弃当时以骈文写史的做法，代之以质朴自然的散文叙事、写人、议论，显得劲挺流美，不同流俗。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条说：


《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梁书》则多以古文行之。如《韦叡传》叙合肥等处之功，《昌义之传》叙钟离之战，《康绚传》叙淮堰之作，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南史》虽称简净，然不能增损一字也。至诸传论，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郑公《梁书总论》犹用骈偶，此独卓然杰出于骈四俪六之上，则姚察父子为不可及也。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


赵氏的评价是极有见地的。从中国文学史上讲，散文和古文的倡导与重振，以唐中叶和北宋为主，而由陈子昂开其滥觞。事实上，姚氏父子早在隋唐以前就开创了古文先河，在古代文学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的确，《梁书》《陈书》不仅叙事文字全属简约质朴的散文，而且史论文字也大致避免用骈体。如《梁书》卷17、卷35、卷37、卷42、卷48、卷52以及《陈书》的卷24、卷25、卷34等史论不含任何骈四俪六，都是用纯粹的散体写成。试看《陈书》卷24的史论：“梁元帝称士大夫中重汝南周弘正，信哉斯言也！观其雅量标举，犹善玄言，亦一代之国师矣。袁宪风格整峻，徇义履道。韩子称为人臣委质，心无有二。宪弗渝终始，良可嘉焉。”文笔平和简洁，语言明白晓畅，持论公允；不似骈文虽辞藻华丽，却往往不知所云。我们可以把姚氏父子的史论与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相比较。魏徵用政治家的眼光来评论历史，在见识上要高于姚氏父子；但是在文体上，魏徵史论仍用骈体，而姚氏父子却能在骈文盛行之时坚持以散文写史论，这是他们在文风上超出魏徵的地方，对唐代的文学革新运动无疑具有开创之功。


姚氏父子以散文写史，与他们的文学观有关。《梁书》卷37后论指出，魏晋时，“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降至东晋、南朝，这种不良风气更加严重，甚至有人身为宰臣，“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以至于“朝径废于上，职事隳于下”。这段史论概括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具有历史的纵深感。时俗亦包括文风，由于鄙薄庶务、尚于玄虚的时代风气，致使当时文学重视形式而轻视内容；“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陈书》卷6后论），而终日“以文学相处”的君臣们，有许多闲暇讨论音律及文字技巧，从而形成了以骈文为代表的浮艳文风。姚氏父子不满这种缛丽文风，主张文学典实雅正。《梁书·文学传序》说：“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陈书·文学传序》也认为文学有“裨赞王道”的作用。可见，姚氏父子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这种社会功用要求文学摈弃浮艳，好尚典实。因此，《梁书》卷55称赞武陵王萧纪“属辞不好轻华，甚有骨气”，同书卷30称赞裴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辞”，《陈书》卷34称赞杜之伟“不尚浮华，而温雅博赡”，称赞褚介“博学能属文，词义典实，不好艳靡”。与此同时，《梁书》卷4批评简文帝萧纲“文则时以轻华为累，君子所不取焉”，指出其诗“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陈书》卷27则指责号称陈朝文坛领袖的江总“属文伤于浮艳，故为后主所爱幸”。在文风靡艳的梁陈唐初，姚氏父子的见解不仅眼光独到，而且切中时弊，显得难能可贵；姚氏父子尚质实、薄淫丽的文学观，早于陈子昂在《修竹篇序》提倡的“风骨”“兴寄”，虽是散见于《梁书》《陈书》各篇的零星表述，但对陈子昂文体文风改革思想无疑是具有启发作用的；姚氏父子在梁陈唐初骈体最风行的时候，以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脱其窠臼，对唐中叶古文运动的兴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行墨最简”、文字“爽劲”


赵翼在《陔余丛考》卷7《梁、陈二书》条说：“（姚氏父子）叙事之简严完善，则李延寿不能过。”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10《南史增删梁书处》条又说：“《梁书》本据国史旧文，有关系则书，无关系则不书，即有关系而其中不无忌讳，亦即隐而不书，故行墨最简，遂觉《南史》所增益多也。”赵氏还于同书卷11《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条云：“（《南史》）诸如此类，必一一装入，毋怪行文转多涩滞，不如《梁书》之爽劲也。”这些评论，都称誉姚氏父子善于叙事，其叙事特点是“行墨最简”、文字“爽劲”。


“尚简”，是中国古代史传的优良叙事传统，刘知幾的《史通》特别强调了这方面的经验，他在《史通·叙事》中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这既是对史传作者的要求，也是评价史传著作是否优秀的最主要的标准。姚氏父子皆饱学之士，俱擅长文学。姚察与当时著名学者徐陵、江总齐名。隋文帝对姚察的才学很赞赏，曾说：“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平陈唯得此一人。”《陈书》本传说姚察文章“精彩流赡”，时人称为“宗匠”；姚思廉则被李世民列于“十八学士”，无怪乎《梁》、《陈》二书叙事简严，文笔洗炼，体现出深厚的文学功底，以至于久享美誉。所以当代学者张志哲说：“《梁书》、《陈书》胜于同时其他各史。”姚氏父子叙事文笔精约，往往寥寥数语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们看《梁书》卷47所叙“徐普济被火伏棺”、“宛陵女子博虎救母”：


时有徐普济者，长沙临湘人。居丧未及葬，而邻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济号恸伏棺上，以身蔽火。邻人往救之，焚炙已闷绝，累日方苏。宣城宛陵有女子与母同床寝，母为猛虎所博，女号叫拿虎，虎毛尽落，行十数里，虎乃弃之，女抱母还，犹有气，经时乃绝。太守萧琛赙焉，表言其状，有诏旌其门闾。


这两个小故事，每个小故事才五六十字，却写得层次清晰，情节完整，且有声有色，故事性强，简直有点像小小说，非精于文章之道者不能至此。


姚氏父子善于叙事，在描写战争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梁书》里的著名战役有小岘城之战、合肥之战、邵阳之战、堰淮之战、钟离之战、涡阳之战、台城守卫战、建康增援战、巴陵之战等，《陈书》则记载了发生在交州、冶城、莫府山、兽槛洲、秦郡诸地的战争。这些战争被姚氏父子写得极有声色，颇为精彩，如赵翼所说，“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在五代史中属少见的佳作，较之《左传》《史记》里的文字亦毫不逊色。


《左传》特别善于描写战争。但《左传》写战争，一般着眼于战争的背景介绍和成败分析。诸如民心向背、实力对比、外交活动、战术运用以及战争的后果等，都不惜笔墨。至于战争场面则着墨不多。因而在谋篇布局上，往往详于战前及战后，而略于战争本身，如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等。《史记》写战争，则善于描写宏大的战争场面，如巨鹿之战、垓下之围等。而姚氏父子写战争，能综合《左传》、《史记》的写法，既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战争场面的描写也非常精彩。


例如，《梁书·韦叡传》写邵阳之役，作者以简洁生动的语言，把战争的全过程叙述得有条不紊。梁天监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众号百万，连城四十余”，高祖萧衍遣征北将军曹景宗、豫州刺史韦叡会师于邵阳洲，欲解钟离之围；梁、魏在邵阳洲附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我们来看作者腾踔飞扬的文字：


景宗见叡，礼甚谨。高祖闻之，曰：“二将和，师必济矣。”叡于景宗营前二十里，夜掘长堑，树鹿角，截洲为城，比晓而营立。元英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明旦，英自率众来战，叡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麾军，一日数合，英甚惮其强。魏军又夜来攻城，飞矢雨集，叡子黯请下城以避箭，叡不许。军中惊，叡于城上厉声呵之，乃定。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叡装大舰，使梁郡太守冯道根、卢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为水军。值淮水暴长，叡即遣之，斗舰竞发，皆临敌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拨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元英见桥绝，脱身遁去。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


作者先写战前形势，虽然危急但“二将和，师必济矣”以及“元英大惊，以杖击地”等描写，预示着萧梁必胜的结局；接着写激烈的战争场面，最后写战绩，井然有条；“风怒火盛”的战斗场面描写惊心动魄，我们把它与《史记》战争场面的描写相对比。《史记·项羽本纪》写巨鹿之战气势腾踔跌宕、场面宏阔壮观：“当是时，楚兵冠诸候。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可见，姚氏父子描写战争场面，颇得《史记》之精髓；那惨烈的攻守场面，跌宕飞扬的笔势，爽劲流美的文辞，较之《史记》，毫不逊色。这类文字还有很多，例如《陈书·高祖纪》叙写“冶城之战”可谓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丙辰，高祖尽命众军分部甲卒，对冶城立航渡兵，攻其水南二栅。柳达摩等渡淮置阵。高祖督兵疾战，纵火烧栅，烟尘涨天。贼溃，争舟相排挤，溺死者以千数。时百姓夹淮观战，呼声震天地。军士乘胜，无不一当百，尽收其船舰，贼军慑气。”不足百字的篇幅，使当时的激战场面仿佛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屏障，立于我们眼前，历历如画。


三、写人善写“独至”


传记文学写人，应该紧紧抓住人物的特点进行深入细致地描写刻画，塑造出真正属于“这一个”的形象。魏际瑞在《伯子论文》中说：“人之为人，有一端独至者，即生平得力所在。虽曰一端，而其人之全体著矣。小疵小癖反见大意，所谓颊上三毫、眉间一点是也。今必合众美以誉人，而独至者反为浮美所掩。人之精神聚于一端，乃能独至；吾之精神亦必聚于此人之一端，乃能写其独至。太史公善识此意，故文极古今之妙。”梁启超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也说：“凡足以表现传中人个性的言论行事，无论大小，总要淋漓尽致委屈详尽的极力描写，令那人人格跃然纸上。”


他认为传记作品写人的关键就在于写出“这个人与别人不同之处”，也就是写出个性，写出“独至”，一切以“令那人人格跃然纸上”为指归。《史记》运用这种方法写人物传记写得最为成功，《李将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郦食其列传》、《信陵君列传》等便是突出例子。


《梁书》写人亦善写“独至”。同是开国之君，萧衍文武兼备，陈霸先勇武果断；同为亡国之君，萧方智胆小怯懦，陈叔宝醉生梦死；同是武将，曹景宗急躁好动，吕僧珍肃恭禁省，侯安都纵诞轻佻，萧摩诃谨厚恭顺。人物性格各异，形象栩栩如生。


姚氏父子善用轶事或小故事刻划传主风貌，饶有趣味。《陈书》卷21写孔奂“謇谔在公”的为官风格，卷34写阴铿授酒炙于行觞者的同情心，都有较强的故事性：


（孔奂除晋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并不之官，唯以单船临郡，所得秩俸，随即分赡孤寡，郡中大悦，号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绮，见奂居处素俭，乃饷衣一袭，毡被一具。奂曰：“太守身居美禄，何为不能办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独享温饱耳。劳卿厚意，幸勿为烦。”


天寒，铿尝与宾友宴饮。见行觞者，因回酒炙以授之。众坐皆笑。铿曰：“吾侪终日酣饮，而执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乱，铿尝为贼所擒，或救之获免。铿问其故，乃前所行觞者。


以小故事写人，既增强了史传的可读性，又很好地揭示出人物的独特性格和神情风貌。


姚氏父子还善用典型的言行刻划人物形象。萧摩诃是陈朝名将，作战勇敢，勇力过人，在战场上有关羽、张飞之威，《陈书》本传说他“果毅有勇力”“临戎对寇，意气风发”“气冠三军”。作者写他在秦郡之战的表现：


（宣帝）太建五年，众军北伐，摩诃随都督吴明彻渡江攻秦郡，时齐遣大将尉破胡等率众十万来援，其前队有“苍头”“犀角”“大力”之号，皆身长八尺，膂力绝伦，其锋甚锐。又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无虚发，众军尤惮之。及将战，明彻谓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诃曰：“愿示其形状，当为公取之。”明彻乃召降人有识胡者，云胡着绛衣，桦皮装弓，两端骨弭。明彻遣人觇伺，知胡在阵，乃自酌酒以饮摩诃。摩诃饮讫，驰马冲齐军，胡挺身出阵前十余步，彀弓未发，摩诃遥掷铣鋧，正中其额，应手而仆。齐军“大力”十余人出战，摩诃又斩之，于是齐军退走。


萧摩诃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很好的突出了他骁勇善战的名将风范。


姚氏父子还善用个性化的语言来刻划历史人物的独特性格。《陈书》卷26写文学家徐陵“纵横有口辩”：“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骑常侍使魏。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者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徐陵作为陈朝的使节回敬魏收的讥嘲，不仅绵里藏针，意味深长，很好地维护了陈朝的尊严，而且诙谐有致，幽默风趣，传主捷敏辩给的风神气韵如在眼前。《梁书》卷9写曹景宗“躁动，不能沉默”的性格：“性躁动，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裴松之曾说：“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这段话便是地道的“若出其口”的曹氏之语。曹景宗的语言，直爽、洒脱、比方土俗、无忸怩之态，生动地展现了一个粗豪、狂放、躁动的武将性格，毛泽东读了这段文字，也深为感动，加批语说：“景宗亦豪杰哉！”这段生动传神的个性化语言常被后世文人用为典故。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岳飞《满江红》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刘克庄《贺新郎·送陈真州骅》的“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等有名的词章警句，都出自此处，足可证明这段文字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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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