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祥银｜姚永概的阅读实践与思想变迁

姚波

姚永概的阅读实践与思想变迁

范祥银

（亳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亳州246011）

原载：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桐城派研究·2023年8月·第42卷第4期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摘要:姚永概生于桐城文化世家，以读书、教授为业，文本的阅读及写作是其生活中最主要的活动。从16岁开始，姚永概用日记记录阅读实践活动:阅读文本的来源、阅读的感受、阅读的方式、阅读结构的改变等。日记彰显出社会风潮、地域知识资源等对阅读选择的限制，阅读对知识结构、学术思想变迁的影响，以及传统士绅在转型时代于守旧和趋新之间徘徊的矛盾心态。

关键词:姚永概；阅读史；阅读实践；慎宜轩日记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23）04-0017-07

收稿日期:2022-06-20DOI:10·13757/j·cnki·cn34-1329/c·2023·04·003

作者简介:范祥银，男，安徽亳州人，亳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硕士。

20世纪80年代前后，阅读史在年鉴学派、新文化史和书籍史的影响下悄然兴起，并逐渐成为西方史学界的学术热点。罗伯特·达恩顿等文化史专家不满于书籍史的研究方式，提出“阅读史转向”，“把阅读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将焦点转移到读者身上，既探讨书籍的生产流通，也关注阅读的目的、心态以及阅读行为对阅读者的影响［1］。但阅读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部分，是非常私密的个人行为，难以留下踪迹。而学人日记则为阅读史研究提供了绝佳的材料。

生活于晚清民初的姚永概，在日记中详细记录着读书、钞书、买书、借书的活动，也记录着读书的感受、体悟和思想的变迁。他关于阅读的记载，以更细微的视角展现了甲午战争、清末新政等重大事件对中国知识阶层思想上的刺激。在民族危机的压力下，中国知识阶层不得不关注西学、阅读西学，他们的阅读结构、知识结构因而发生快速的转变。在这一时期，不同地域知识阶层感受到的社会思潮、能获得的知识资源各有不同，他们思考的问题以及回答问题所依据的背景知识也大相径庭。

一、阅读文本的来源

姚永概阅读的书籍范围较为广泛，既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道教佛教典籍、也包括新传入的西学书籍、各类报刊等新式知识资源。阅读文本的来源渠道众多，概括而言有三个主要途径:家中所藏、亲朋间的馈赠和借阅、个人购买所得。麻溪姚氏的藏书是姚永概少年时代的知识仓库，是他阅读结构中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为其学术生涯提供着持续的养料，对他的政治态度、思想倾向有着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桐城麻溪姚氏，是清朝著名的文学世家，读书风气甚盛，藏书种类丰富，这为他少年时代的阅读提供了便利。姚永概的十五世祖姚范，学术博大，“不可涯涘窥”“自经史百家、天文地支、小学训诂，一逮二氏之说，无不贯综”“于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通鉴、文选，尤所深嗜”，藏书十万余卷［2］291。17世祖姚觐阊“生平爱书籍，家多善本，披阅未尝释手”（卷十六《人物志·文苑》）［3］，18世祖姚元之藏书丰富，书斋名称有竹叶亭、小红鹅馆等。姚家先祖的藏书，因散失、购置，数量时有变化，但总体来说维持在一个较大的规模上。如姚濬昌曾将姚范亲手批点的书籍分藏于中复堂和牧祺堂，牧祺堂的藏书全部毁于1853年的战火，而中复堂的藏书虽然转移到了山中，“又为人窃去其半，今所存者盖仅十一耳”［4］443，到丙戌年（1886）7月，姚永概整理家中所藏之书时，还有2万卷［4］264。

姚永概对姚氏先祖的著作、日记、批点校订的“手阅本”特别关注。桐城读书世家有批点古籍的传统，如姚范在阅读之时对所阅典籍进行校勘、评点，“蓄书十余万卷，手自勘校”,“凡堕简、讹音、乖义，一一是正，朱墨不去手”［2］291；姚觐阊、姚鼐、姚莹都留下大量书籍评点。在姚永概少年之时，这类书籍存者尚多。在戊子年（1888）4月，姚永概整理家中先世手校书，有3篋之多。姚永概在日记中记下了其中的8类60种，薑坞公手阅本27种、薑坞公评点本3种、惜抱公手阅本2种、幸斋公手阅本2种、清寐轩手抄本5种、清寐轩手阅本5种、先人要件4种、先人交往朋友手写本12种。在先祖的“手阅本”书籍中，以诗文集最多，史书和儒家、道家经典次之，佛教、道教信仰的数目则较少。

姚永概列出的60种书籍，虽不是先人“手阅本”的全部［4］521，数量上也远远少于家中藏书的“两万卷”，却具有代表性。列举的60种“手阅本”书籍，以诗文集、史书、儒家经典为主，道家经典次之，而少有佛典和汉学类书籍。这与姚永概日记中所展示的少年时代居家读书的阅读结构相符，也代表着姚家的藏书结构。

桐城地域有钞阅批点本的风气，桐城子弟对姚范、姚鼐、姚莹在学术方面的成就极其推崇，经常请求过录姚氏先人的评点本书籍作为学习范本，姚永概成为他们获得姚家所藏批点本书籍的重要媒介:

敬丈言将以《汉书》一部寄予，托为照编修公点阅者录之［4］159。

先编修公有圈评东雅堂韩文，今归二兄珍藏，予取来，以今苏局翻本过录之［4］521。

过录惜翁《礼记》评点。过录惜翁《诗经》评点毕［4］535。

借惜翁评点《法言》传录之［4］610。

通伯又有惜抱公阅本《三昧集》，亦借来传录焉［4］610。

姚永概有长期阅读、钞录姚文然、姚范、姚鼐等人批点本的经验，对姚氏先人的著作非常熟悉，能够轻松甄别真伪。从姚永概几次关于先祖书籍的评判中，可以看出他对先祖著作、手阅本的熟悉程度。庚子年（1900）8月，马其昶传录一本圈评本《震川集》，认为是姚鼐亲笔。吴汝纶等则认为是方苞所圈评，理由是姚鼐不轻改古人原文，而这本圈评中“窜易原文至多”［4］781。姚永概虽看到“圈评全主义法，又连点之中杂以坐圈，皆极似望溪手笔，不与惜抱阅他书相类”，却也举出姚鼐在点校“渔洋《故明景帝陵怀古》亦尝钩乙，或以其时代较近，不似八家以前过事矜慎，亦未可知”［4］781。姚永概通过圈评的方法，看出“不与惜抱阅他书相类”，举出常规“未肯轻改古人”之外“渔洋《故明景帝陵怀古》亦尝钩乙”的特殊案例，可见他对姚鼐的评点非常熟悉［4］781。若是原本，姚永概或许仅凭手迹即可能判断出是否为姚鼐亲笔。如己酉年（1909），马其昶在外收得姚文然（先端恪公）日记原本，其

签乃姚鼐所题写，但姚永概经常抄阅《端恪公日

记》，所以看出“笔迹可疑”“似非亲写”［4］1113。

姚永概阅读的书籍除了家中藏书外，还有部分借阅于桐城其他读书世家的藏书。桐城地域除了麻溪姚氏之外，方、张、马、刘各大家族藏书亦不在少数，且文人名士代不乏人，撰述丰富。他们的藏书、著述，也成为姚永概阅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姻亲、师生、年谊、朋友等线索，桐城地域文化将桐城文化世家编织成一个书籍流通网络［5］。作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姚永概为其他各家族提供书籍资源的同时，也得以借阅书籍网络内部其他各家的藏书。如癸未年（1883）年9月他娶徐宗亮之女后，岳父徐宗亮的书籍资源为姚永概的阅读提供了诸多便利。甲申年（1884）1月，徐宗亮“许以方息翁批本《汉书》相假”，并将徐家所藏书籍的书目相赠，让姚永概随时前往借阅［4］158。徐宗亮常年在外游幕，所见之书籍、所得之版本较为丰富，应姚永概的请求，多次购买相赠:

外舅寄在粤西所刊《惜抱轩文集》相赠［4］161。

予去年抄古文约选目录、评点，尚余三家未毕，适外舅赠予此书，遂辍［4］163。

外舅以望溪原刻《文集》假予，内有评点，云是望

溪自定也，予久求此本不得，今获见之，为之欣然［4］203。

得外舅书，并以《曾文正家书》翠柳叶封套来，予托购者也［4］291。

过外舅，留谈至夜，赠余顾、阎二谱［4］791。

外舅藏浙本《朱子全集》一百卷，为许醇者过录，杨园先生圈点。吾借来以闽中新刊本传录之［4］792。

方守彝，字伦叔，方宗诚之子，出于桐城大族方氏。方氏与麻溪姚氏关系密切、学术交流频繁。姚永概在为方守彝母亲所作的寿序中谈及与方家的交往:“永概与伦叔、常季交垂二十年，又受业于先生（方宗诚）之门，申之以婚姻。岁时道郡城，必主其家，升堂拜太宜人。”［6］272方守彝家的图书资源也为姚永概的阅读提供着方便:

予前托伦叔代购《十八家诗钞》，今伦叔遂购以赠予，甚可乐也［4］130。

伦叔藏有惜翁圈点黄诗，予向伊借之，伊只以半部见假，俟录毕寄还，再假其半［4］160。

伦叔假我《诗韵》一册［4］197。

予假伦叔韩文，拟过望溪圈点，因过望溪文，欲俟其毕，乃从事焉［4］239。

得伦叔信，赠旧本《东坡集》卅六册，惜多缺页，需抄补之，然《八家集》得此乃全［4］774。

伦叔藏一《心经》，注甚详明，上有批，亦可观，借得令人抄成，因校读一过［4］1073。

居家读书之时，姚永概阅读的书籍主要源于家中藏书和桐城地域各乡贤的借阅。此后，他在南京、北京、日本等地游学考察，在高校、史馆任职，书籍资源的获得更为容易，阅读视野也进一步拓展。他阅读书籍的来源也从桐城一隅拓展到在京津沪宁的亲朋师友网络:

招陆令君、尹丞来观家藏书画，因治酒饷之［4］832。

往尹丞处观其所藏有殿本《春秋汇纂》《知不足斋丛纂:籍纂诂》、秀野草堂《温飞卿集》、一隅草堂白集、浦刻《史通通释》，皆初印，可爱［4］83。

姚永概家中收藏的2万多卷书，在父亲姚濬昌死后，分散于他们兄弟5人之手，姚永概所得不多。但到辛亥年（1911），姚永概整理个人书籍时，发现已得47箱有余［4］1194。这些书籍除部分是由师友、亲朋所赠，大部分是在南京、北京等地购买所得。在姚永概丰富的购书经历中，不同时期购买的图书类型也有很大不同，反映出不同时期他的阅读倾向和阅读特点。

丙戌年（1886）11月外出谋职前，姚永概大部分时间都是居家读书、应对科举考试。他所读书籍以家藏的经史子集类书目为主，偶尔购买图书，也限于科举考试所需的时文制艺如《目耕斋三集》［4］111，以及家中藏书所不及者，如戊子年7月在南京参加科举考试，“买得石印本《通鉴辑缆》《康熙字典》《古事比》《经学纂要》《策学备篡》，小木本《灵棋经》，又见有旧本《东坡集》《汪钝翁集》《诗广诂》，皆思买之，而价昂从缓”［4］357。姚永概游学于保定、京津时，开始大量接触西学，对西方史学、西方医学有较多认识，开始购买、阅读相关书籍。购西医所著《卫生要旨》《妇科精蕴》观之［4］713。在安徽办学期间，因为新式学堂有西学倾向，购买、阅读西学书籍成为学堂管理者的职责之一。姚永概晚年居于京津，周围谈佛氛围甚盛，遂耽于佛学，前后多次前往卧佛寺购买佛教典籍。

我们从姚永概研究《诗》时获得知识资源的途径，可以大体窥见其阅读材料的来源:

同二兄、厚培访张亦峰，借得通志堂翻本成伯玙《毛诗指说》、欧阳公《诗本义》、李樗《黄櫄集解》、蔡卞《毛诗名物解》、许谦《诗集传名物钞》、朱悼《诗经疑问》、朱善《诗解颐》。前日在郡，向伦叔亦借得张末《诗说》、王柏《诗疑》、朱鉴《诗传遗说》。予家藏有通志堂原本大半，惜《诗》类只范氏补传而已。广东既有翻本，会当求大人续置之也［4］434。

在这份阅读书籍的来源自述中，可以看到，他的书籍来源为家中所藏、同乡之间的借阅和赠送、书籍市场上的购买，大体也反映了姚永概阅读文本的来源。

二、阅读与思想的互动

中国近代知识和思想的发生有两个主要路径，即西学的输入和传统文化资源的复现。西学的输入是知识变动最突出的特征，在知识层面则表现为西学类书籍、报刊杂志逐渐受到阅读者的重视，西方自然、社会、历史人文知识，成为中国文化阶层共同的思想背景。西学的输入，也导致儒家文化权威的动摇，以往处于传统资源中“边缘”地位的佛学也作为理解西学的知识背景而走向思想史的“中心”，出现了近代佛学复兴［7］。知识结构的变动在姚永概的阅读实践中有清晰的体现，他对西学和佛学的阅读也深刻改变了他的思想世界。

《马关条约》签订后，姚永概对中国战败有深刻的反思，他赞同从朋友处听闻的李提摩太的观点，认为“中国之仇敌不在泰西各国，亦不在俄”，甚至不在于要求中国割地赔款的日本，中国真正的仇敌是“清议诸公”。因为朝廷的“清议”派，顽固守旧，提倡“法古攘夷之论，百端以沮挠成事，致令三十年来明知西法之不可不用，而卒边有名无实”［4］619。姚永概认为中国的失败在于西学的未兴，在于“清议诸公”师古攘夷的言论阻碍了西学的进程。中日战争结束后，姚永概已想放弃科举考试，开始阅读西学类书籍，并对西学有强烈的认可。如乙未年（1895）6月18日，姚永概拿起家人的合照，以慰藉旅居扬州的思乡之情，看到照片中家人“皆在目前”，也忍不住感叹“西人各法精妙，此其一验也”［4］620。

姚永概的思想变化也影响着他对阅读书籍的选择，在乙未年（1895）5月到6月，姚永概阅读薛福成《出使日记》4次，《盛世危言》3次，《泰西新史揽要》8次。自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姚永概对西学始终保持浓厚兴趣，阅读西学类书籍至少30多种，大体包含3类:西方理论，外国史学，翻译的小说。西方理论方面，以严复的译著为主，如《天演论》《原强》《群学肄言》《人己权界》《论法意》等。外国史学在姚永概的西学结构中占有重要比重，这与他酷爱史学的倾向有关。在甲午战争前，他阅读过《万国史记》《万国史纲》，此后又阅读过《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西史纲要》《埃及近世史》《东洋史要》等。

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这段时期，报纸成为姚永概了解西学、关注时事的重要窗口。甲午战争中，姚永概开始阅读多种报纸，如乙未年（1895）3月，姚永概通过报刊了解李鸿章在日本谈判时被刺伤的情况，“闻合肥在日本为刺客用枪击伤面颊，《申报》则言已死，《新闻报》则言未死”［4］608。乙末年（1895）8月，姚永概在朋友处见到《万国公报》，借六七月二册阅读，并打算订阅，“余亦拟看之”“每年只费鹰钱一枚余，而所载甚实，较之申沪新闻各报均详确也”［4］626。此后《万国公报》常出现在姚永概的日记中。丙申年（1896）9月姚永概对梁启超鼓吹维新变法的《时务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时务报》，七月新出报也，甚好，可与《公报》参看”［4］661。此后一个月，姚永概阅读《时务报》8次。戊戌年（1898）8月姚永概阅读《时务报》7次。

随着西学知识的增加，姚永概对西学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西学西政，亦具本末，无本不足以立国”。他对中国的现状颇为担忧，“今者五洲交通，天下处竞争之势，以静当动，辟羊御狼，且更革损益，非静所宜，是又利在鼓之使动”［4］828。姚永概也以兼通中西之学而自命，从丙午年（1906）他撰写的新春门联中可以窥见其愿望，“人读中西儒文字，世称清白吏子孙”［4］974。

辛亥革命发生时，姚永概对西学、对新事物还保持着热情。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姚永概的日记也顺乎潮流，采用公元纪年来记录。但民初的政治乱象让他很快对民国失望。民国二年（1913）后，他的日记又恢复了传统农历纪年。这仿佛是他思想上回归传统的一个征兆。在民国二年（1913）后，对于世界大势、国家命运、社会民生等，他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关注，但报纸、西学书籍在他的日记里却很少出现。甲寅年（1914）7月，他在日记里写道:“访伯岂，询欧战及青岛事。余不阅报，故从彼观之。”［4］1275

一战的爆发和对世界的破坏，打破了中国社会各界对西方文明的幻想。姚永概对西学的态度也逐渐淡漠，甚至比传统儒家学者持更为严厉的批评态度:“百余年来，外国之士殚其精神，震骇宇宙，号为文明者，杀人之术，居其大端，唯恐不速，唯恐不惨。次者奢侈之物，引天下无涯之欲而放之，所稍利者，交通之便而已。”［6］234此时，在姚永概眼中，西方文明除了交通之便外，剩下的尽是“杀人之术”、引人放纵的“奢侈之物”。

从思想倾向和阅读结构看，民国初年，姚永概已从新派人士的阵营逐渐转回到传统士绅的行列。丙辰年（1916）10月，姚永概在正志学堂存放的书籍共有44种类，除《欧洲战纪本末》外，皆为传统的经史子集类书籍。晚年时期，他的日记中，也再难见到阅读西学文本的记载。与少年时代的阅读结构明显不同，晚年姚永概的阅读结构里佛学书籍占了相当的比重。

姚永概研究佛学，是从丁巳年（1917）开始。在此之前，姚永概对佛教虽不陌生，但却很少阅读佛典、研究佛学。姚家有朴素的佛教信仰，每年除夕都要拜佛、拜观音。姚家的先祖对佛学经典曾有过深入的研究，姚永概摘录的先祖端恪公的日记中，有很多研读佛学的记载。但丁巳年之前，姚永概对佛教典籍没有深入阅读，更少有学理的认同。他对普及度较高的《大悲咒》《金刚经》等类“消灾祈愿类”佛经的诵读，更多是实用主义的信仰心态，临时抱佛脚式的阅读。如甲申年（1884），姚永概因“近来心不清闲，欲借佛氏之教以定其纷扰，兼有消灾种福之意”，向姐夫马通伯借《大悲咒》。两日之后，姚濬昌归家，“为永概借得《大悲咒》来”［4］189。此后对《金刚经》《心经》也多有诵读，但多是“消灾祈愿”之用。

姚永概在甲午年（1894）3月的日记中，记载了他以正统儒家卫道士的姿态，对同乡举人马月樵以禅学教人的不满，可以代表这一时期他对佛学的态度。马月樵专心研读禅学，“时以《坛经》《楞严》《法华》及憨山、莲池诸僧之书教人”，甚至以禅理批评儒家“克己复礼”的修养方式，被姚永概指责为“玩物丧志”、异端邪说［4］570。姚永概以传统儒学的视角，阐述了“读书人”当为之事:

大要吾人号称读书人，经、史二端万不可忽，馀事则兼习文词，以博其趣，是为本业。至于身心之际省察克治，又焉可少耶。若卖弄知识，凭虚无漂渺之灵光，而曰此为至精、至微、至广、至大之道，虽言辩而坚，其为异端也何疑。我虽不肖，不敢出此耳［4］670。

姚永概对正统儒学的维护，对佛学的批评于此可见一斑。但丁巳年（1917）开始，姚永概阅读佛经的热情逐渐增加，晚年甚至“耽于内典”。丁巳年（1917）2月29日，马其昶赠送姚永概佛教净土宗典籍两种，姚永概“归读之”。闰二月，姚永概发愿诵《观音经》千遍为“康子求福”。是年闰二月至六月，他时常诵读，6月8日终于诵读“千遍”。在丁巳年（1917）6月后的半年里，姚永概的日记中也多记有读经数十遍、祀观音、至寺庙焚香、赠和尚衣物等与佛教相关事宜。无论是诵经，还是祀观音，都是一种为家人健康而进行的实用主义的行为，对于佛典的学理研究，姚永概依然少有涉及。

姚永概在戊午年（1918）6月经历了一次特殊体验，此后他开始热心于佛学。6月6日，姚永概前往大侄处探望，“大侄教念佛，魂已出舍，见一老人拦回，遂合掌含笑而苏。”经过这样的神秘体验，姚永概忍不住感叹，“佛法神通可信。”此后，无论是南归安庆之时，还是旅居京师，阅读佛典、购买佛经、讨论佛法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从戊午年（1918）6月6日这次神秘体验后，至是年12月，姚永概记载阅读佛教书籍《报恩论》《向果微言》《西归直指》《起信论》《八识规矩颂浅说》《地藏本愿经》《维摩诘经》《入佛问答》及《紫柏老人集》9种佛经。

姚永概在这段时间所阅读的佛教经典远不止这些，从他几次前往卧佛寺购买经书的书目，便可以窥见一斑:8月8日，往卧佛寺购买《极乐世界图》及经论数种。十月初八日，至卧佛寺买经。10月13日，到卧佛寺购经象，此次共买经书31种。

戊午年（1918）开始，姚永概除了多次购买佛经外，还经常与马其昶、姚永朴等前往卧佛寺向得道高僧请教、学习，仅在戊午年（1918）10月就有5次记载:

戊午年十月初七日至卧佛寺买经，过诗庐，留午饭，诗庐传准提咒［4］1403。

戊午年十月十二日夜与通伯、怙庭、二兄同访浙江徐蔚如，蔚如家世修净土，蔚如得密宗经纶法，静坐诵咒，能于旋光至壁悬白纸上现出字形［4］1404。

戊午年十月十三日到卧佛寺购经象，访广汉张君问八识［4］1404。

戊午年十月十四日诗庐来传准提手印［4］1405。

戊午年十月二十九日往卧佛寺访张克成［4］1406。

对佛典的阅读、佛学的研究影响着他的学术思想倾向和日常交往。姚永概自小崇尚宋明理学，对修养心性要求较为严格，有不合于儒家圣贤之处，辄自我反省。但在戊午年（1918）12月，遇到烦心之事，却转向了佛教式的自我要求。因兑款事，姚永概连日心中闷躁，事后，姚永概反思“得兑款收条心乃定，以此见持心无功”。姚永概在自己阅读佛经的同时，也向家人推荐、寄送佛经，并用佛经劝慰家人:

戊午年十月二十一日与二姊书，寄《弥勒经》去［4］1405。

戊午年十一月初四日复二姊书，寄《净土十要》《孟子》二部［4］1406。

戊午年十二月十二日作书慰大姊，谈佛理甚切［4］1409。

戊午年（1918）后，因忙于事务，且疾病缠身，姚永概的日记已较为简略，对佛经的阅读、佛学的探讨，却能经常看到。如己未年（1919）的日记中，记有“病重读《阿弥陀经疏钞》《遗教经论疏节要》《主窗三笔》一周”“连日读《楞严正脉》至二十一卷，较前读纂注为明”“思缄赠《一行居集》，是日阅毕”“读《楞严》至答阿难地狱诸趣，理极精微，悚然久之”等读佛经的记载；也有“与怙庭诸人受静坐法于永靖徐君”“赴观音寺听省元长老说法”“至卧佛寺访张克成小谈”等向佛学大家请教的记载。庚申至于去世前日记为第36册，这一时期，姚永概日记缺记之处颇多，且记录较为简单，也较少谈及阅读书籍及阅读感受。他对佛经的阅读方式，延续着少年时阅读儒家经典的方式，即有计划地深入阅读，他常常记录阅读的起毕:

庚申正月二十五日读《楞严指掌》毕［4］1444。

庚申正月二十七日读《法华会义》起［4］1444。

庚申三月二十日读《法华》一周毕［4］1449。

庚申八月二十日读《裂网疏》二遍毕［4］1454。

对新阅读的佛教典籍，姚永概会予以评点，道明由来。如庚申年（1920）10月“在通伯处见《省庵语录》，甚佳”［4］1458，辛酉年（1921）3月“阅《北山录》，唐神清和尚著，凡十六篇，似子书，殊雅博，近人石印宋刻，伯纲新赠”［4］1466。姚永概从对佛教的宗教信仰引发他阅读佛经、研究佛理，进而提升了他对佛学的认同。在《辛酉论·儒释》中，他对佛学的态度有较大改变，认为儒家和佛教目的一致，只是路径不同，“孔子、释迦之学也同”［6］231-232。

三、地域差异对阅读的影响

从时间上看，姚永概的人生横跨晚清和民国，置身于中国思想学术的转型时代，他的阅读结构和思想倾向，在时代风潮的推动下，也因应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从地理空间上看，姚永概足迹遍及桐城、南京、扬州、北京、天津、保定、东京等多个地区，感受着不同地域知识资源的限制、地域文化的碰撞。桐城派崇奉宋明理学的传统，让他在汉宋之争中右宋而左汉；保定和天津的西学之风，开启了姚永概的西学之路；扬州关于晚明的历史记忆、东京社会所提供的世界知识、民初北京的佛学氛围都深刻影响着姚永概的阅读结构、知识结构以及思想取向。

少年之时，姚永概居于故乡桐城，深受桐城派崇奉宋明理学传统的影响，在汉宋之争中对汉学家多有批评。如壬午年（1882）8月7日，记其祖父姚莹对汉学家纪晓岚的批评:“《提要》皆纪氏一人核定，专以邪说害正”“以其读书稍多，权位复重，使寡学寒俭之士，夺气噤声，莫能一言”“风俗人心大坏，所谓社鼠城狐者”［4］78。姚永概在日记中紧接着说道:“晓岚尚书生平所为，诞妄邪淫”“徒窃荣宠，舞弄笔墨”“其于宋明诸儒，大者语含讥谤，小者妄肆抵排，为名教罪人”［4］78。

丙戌年（1886），姚永概到王先谦的学署中承担《皇清经解续编》的校勘工作。江阴学署中人多支持汉学，这与姚永概崇奉宋儒的学术倾向深相抵触，引发了汉宋之争。丁亥年（1887）:“夕与人争汉、宋之说，火气太盛，王君力劝予，谓争之于口舌，不如争之于笔墨。”姚永概虽对王先谦等人“主张汉学太过”，多有不满，但也被动阅读、校勘了不少汉学书籍，包括《尚书今古文集》《夏小正分笺》等三十多部。姚永概对汉学书籍的阅读、校勘，在汉宋之争中的学术观点碰撞，在客观上促进了思想的交流。甚至，晚年他回顾学术路径时，也不得不承认，这段时间汉学熏陶对他的影响，“客王益吾祭酒江阴署中，校勘《续皇清经解》，因窥乾、嘉诸老考证之学”［6］279。

在晚清之际，天津、保定是西人在中国较为集中的城市，也是中国接受西学程度较深的地区。姚永概对西学认真而深入地阅读，应该从他前往保定师从吴汝纶算起。辛卯年（1891）会试落榜后，姚永概受吴汝纶之聘馆于保定莲池书院，5月10日的日记，表达了他对吴汝纶的崇敬之情，“十余年怀思之人，一旦得亲风采，殊足乐也”［4］499。吴汝纶当时居于保定，任莲池书院山长。他学术体系庞大，古今中西皆有涉猎，对姚永概的治学路径有深刻的影响。在《吴先生行状》中，姚永概追忆吴汝纶道“先生博极古今中外之学”，且交游广泛，“外国名士每过保定，必谒吴先生进有所扣，退无不欣然推服，以为东方一人也”［6］47。姚永概随吴汝纶曾多次接待、拜访外国人士，并为此后了解西学提供了基础:

五月二十八日陪至丈携幼甫、孝伯、玉度出南城，访美国人闵西林，小坐。闵为鼓洋琴一曲，听之而返［4］500。

六月二十七日至丈来谈时事，令人惋惜，欲作十余策言之，以儆当世［4］502-503。

八月十四日早起随先生出南门，至张某处小坐，见其藏西洋人图，作数十层，皮肉、骨血、筋管历历在目。今之学医者，似不可不置一分而细考之也［4］512。

八月十九日随先生出南门，绕至东门返院。途中访英国胡教士，小坐［4］513。

九月初五日出南门，小憩于美国闵教士处，遂返［4］514。

九月初六日出南门，访美国清教士，久坐。其人甚通中国文理，在彼国为最博者矣［4］514。

九月初十日出北门，在天主教堂小坐。林教士言近读《大学》，甚觉有意思。吾意彼人既入中国，必有志士，一旦翻然悟其教习之陋，而归吾儒者，特不知在何年耳［4］514。

癸巳年三月二十六日偕挚丈贺苏生翁，出南门，访英国人胡德安，小坐而归［4］533。

在保定这样西学氛围浓厚的环境下，姚永概开始关注西学，阅读《万国史记》，并产生了编写一本囊括中西方历史的史学巨著《中外会盟记》的想法，“以中国会盟为主”“次及各种学问、教法，皆叙其源委利弊”“次及各国史事”［4］546。在这一想法的催动下，姚永概以《万国年表》为参考，持续阅读、钞录《万国史记》《五代史》《吕览》《逸周书》等。

甲午战争爆发后，姚永概为躲避战争纷扰，离开京津地区来到扬州教书谋生。扬州独特的历史传统、家国记忆，为姚永概提供了不同于京津的思想资源。最为明显的是扬州对明末清初的记忆，在晚清内外交困的局面中，这种混杂着民族情绪的历史记忆尤其引人注目。姚永概在乙未年（1895）6月较为集中地读了《明季稗史汇编》这套记载满清入关和屠戮南方地区历史的丛书。日记中记载，十三日，看《幸存录》三卷、《求野录》一卷，十五日看《青燐屑》三卷、《扬州十日记》一卷，十六日看《烈皇小识》三卷，十八日看《嘉定屠城纪略》一卷，十九日看《江南闻见录》《粤游纪闻》各一卷，二十日看《也是录》一卷，二十五看《江南闻见录》《粤游见闻》《赐姓始末》《两广纪略》《东明闻见录》各一卷。与后来反清思想广泛传播的辛亥革命时期不同，甲午前后，全国各地还少有反清情绪。《青燐屑》《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于全国而言并不是常见的知识资源，它们是扬州特有的历史记忆，是地域性的思想资源。姚永概并未记下他阅读这些知识资源的感受，但若不是身处扬州，很难设想笃信程朱理学的传统士绅，会连续阅读这些晚明扬州的记忆。

晚年时，姚永概曾自述他的思想变化，从中可以窥见地域文化的影响:

永概少喜读宋、元、明儒者之言，年二十一，客王益吾祭酒江阴署中，校勘《续皇清经解》，因窥乾、嘉诸老考证之学。及计偕入都，同里马君月樵仕于京师，方提倡陆、王学说，不讳言禅，劝余舍文字业从之。既别，复抵书千言，申其说，余愧未能也。其后贫，游江宁，从魏君季词，稍稍问学佛门径。季词之言曰:“佛之教人无方，从入之途亦各别，而唯净土可据依”，因求经论数种读之，茫昧不甚晓，旋即弃去。久之再入京师，时国事已变更。曩时故人多宿草，而京师方盛谭佛，乃复取而穷焉，始略通其大旨［6］279。

这段夫子自道，既道出了不同时间段个人学术思想的转变，也道出了不同地域知识资源的差异，以及不同地域文化对思想的影响。桐城与江阴的学术趋向差异鼓动着汉宋之争；天津与保定的西学资源则使其享有获得世界知识的便利；江浙关于晚明的记忆则滋养着反清革命思潮的暗流。以读者的视角观之，这种地域文化的差异表现为书籍类型的差异，这种差异影响着一般大众的阅读选择，进一步影响着他们的知识结构，甚至是民众的思想倾向。

四、结语

晚清至民国是我国思想学术的转型时代［8］，大量西学知识的涌入改变了社会的知识结构，为阅读者提供着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知识资源。但每个阅读者能够获得的知识资源和获得知识资源的方式却千差万别。时代风气、地域社会所能提供的知识仓库、阅读者个人的思想倾向和经济条件等都是制约阅读选择的重要因素。在得风气之先的通衢大邑，购买新书、阅读新报甚至到西方社会去留学，成为获得新知识的重要途径。但在内陆消息闭塞的偏远地区，从传统社会传承而来的儒家知识体系还是阅读的主要内容，文化世家的家中藏书和相互借阅依然是士绅子弟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

知识的储备是思想接受的前提［9］，文本的阅读则是获得知识的重要方式。姚永概在不同时期阅读文本的变化，反映着他阅读结构、知识结构的变迁，也反映着以姚永概为代表的传统士绅在应对文化危机时所作出的调整和选择。在阅读结构和知识结构的不断更新中，姚永概的思想倾向和对待汉学、西学、佛学的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思想的倾向又反过来影响着阅读的选择，姚永概于家学庭训中传承的对宋明理学的信仰、在时代风气鼓动下产生的对西学的热情、在社会环境和个人际遇的影响下对佛教的接受，都制约着阅读文本的选择，改变着他的阅读结构。

姚永概是晚清桐城派的殿军人物，他的阅读结构和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桐城地域特征。梳理姚永概的个人阅读史，探讨其阅读文本的来源、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域阅读结构的差异，不但能彰显时代风气和地域文化对阅读选择的影响、知识与思想的互动关系，也能展现以姚永概为代表的桐城士绅，在转型时代于守旧和趋新之间徘徊的矛盾心理、由传统士绅到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转变的曲折历程。

［参考文献］

［1］韦胤宗·阅读史:材料与方法［J］·史学理论研究·2018（3）:109-117·

［2］马其昶·桐城耆旧传［M］·合肥:黄山书社,2015·

［3］金鼎寿·道光续修桐城县志［M］·廖大闻,修·清道光七年（1827）刊本:1210·

［4］姚永概·慎宜轩日记［M］·合肥:黄山书社,2010·

［5］徐雁平·批点本的内部流通与桐城派的发展［J］·文学遗产·2012（1）:100-112·

［6］姚永概·姚永概文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

［7］葛兆光·论晚清佛学复兴·学人:第十辑［M］·南京:江苏文义出版社,1996:89-119·

［8］张灏·时代的探索［M］·台北:联经出版社,2004:37·

［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29·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