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威威｜管同从学姚鼐考

姚波

管同从学姚鼐考

秦威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北京房山102488）

原载：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10月第42卷第5期●桐城派研究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摘要：既往研究常将管同结识姚鼐、入钟山书院及从学姚鼐视为一时之事，实则三事互有先后。管同结识姚鼐，在嘉庆七年前后；入钟山书院，在嘉庆七年至九年之间，当时山长并非姚鼐；追随姚鼐读书于钟山书院，时在嘉庆十五年至二十年。嘉庆十年至十五年，管同虽已进入姚鼐之门，因治生在外，罕归江宁，故多以书信问学。嘉庆十五年之后，管同始有机会与姚鼐朝暮相处。


关键词：管同；姚鼐；钟山书院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23）05-0010-06
收稿日期：2022-07-30DOI：10·13757/j·cnki·cn34-1329/c·2023·05·002
作者简介：秦威威，男，河南商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姚鼐（字姬传，1731—1815）生平所交多当时鸿儒巨宦，后生影从、座下弟子数更以百千计。对于姚鼐研究而言，管同（字异之，1780—1831）何时从学一事，固然无足轻重。然而若是以管同为视角，在其一生遇合中，得列姚鼐门墙，实为攀龙飞天之关键。此外，管同负箧姚门的故事，与其他姚门从学者之间当有相似之处，厘清一人，以作典型，故也不无以小见大的价值。


管同从学姚鼐的时间，管、姚双方皆未记录。唯见方东树在为管同所作墓志铭中，提及“嘉庆初，姚姬传先生主钟山书院，君与梅君伯言最受知"［1］288。管同卒于道光十一年（1831）秋，此墓志更作于三年之后，方东树所言已是二、三十年前无关紧要一小事，故而难免记忆不清，笼统言“嘉庆初”而已。后刘声木嗣方氏之说，谓“嘉庆初，姚鼐主讲钟山书院，以古文倡天下，同师事最久”［2］，亦不能根究。今日学者对此也多语焉不详①，且往往将管同结识姚鼐、游泮钟山书院、于钟山书院从学姚鼐非一时并举之三事，拉杂一谈。有鉴于此，本文将用管同“入钟山书院时间考”“结识姚鼐及从学考”二节，分而论之。


一、入钟山书院时间考


一般而言，士子欲入钟山书院读书，须为生员［3］39，管同亦不能例外。故欲知管同何时得入钟山书院，则应先考察其何时成为生员。兹从管同由江宁城西举家移居城东谈起（见图1）。


管同《严小秋诗词集序》载：“同年十四五，家于城西……其后迁居城东。［4］428知管同少年时初居江宁府城西，数年后方才移家居城东。管同及其家人为何由城西不辞劳烦迁往城东呢?


先看管同城西居所的具体方位。管同《登扫叶楼记》：“四望有扫叶楼，去吾家不一里。”扫叶楼位于江宁府城西清凉山（下图“1”处），由“去吾家不一里”，可知管同居址距清凉山甚近，或即在清凉山麓。清凉山乃江宁胜地，袁枚的随园便与之相去不远（下图1“7”处）。当时，管同正随族兄管大年读书，即所谓“先夫人延族兄云庄教以文学”。管大年“有友数人，曰：方、岳、许、庄、袁、蔡，而严君小秋往来为密”。“袁”即袁通，袁枚长子，居随园；而严小秋之父翰鸿曾从袁枚学诗［5］，且家居江宁府郡城西北［6］18。管同居所定与袁通、严小秋等人相近，方能“数日辄一至吾家”。据此，可定管同在江宁府城西的居所，大致即是图1中“1”处。


①俞樟华，胡吉省《桐城派编年》“乾隆五十八年”条：“姚鼐在钟山书院主讲。方东树、梅曾亮、管同、刘开从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93页。又“嘉庆十年”条：“梅曾亮、管同、姚椿、毛岳生先后从姚醋受业，学古文义法。”同上，第340页。前后矛盾，且不出考证，未知何据。


至于城东的居址，管同《抱膝轩记》载：“柏川桥者，与予所居后户对，其前户所临街，称名多异，或曰其地古属绵乡，名曰‘绵乡营’。”［4］442交代甚明。又，陈诒绂《钟南淮北区域志》载：“绵鞋营①有管孝廉同宅，其书室名‘因寄轩’。”［7］与管同自记正合。故可定管同移家城东后，居住在绵乡营。此后几年，管同的住址虽屡有变更，或“迁居于故居之北”，或“移于其西”［4］445，然皆是极小范围内的移动，依旧不出绵乡营一带。绵乡营，即图1“2”处，右侧之水为青溪。




图1江宁省府图
注：今日可见清嘉庆、道光时期南京城地图漫滤不清，此据1898年江宁府城图，并参考1911年金陵省城古迹全图。地名前后有所变更²。


如图1所示，与绵乡营约隔几百步之遥，即为钟山书院（即图1中“3”示处）、上元县学及江南贡院所在地（即图1中“4”示处，两地相邻，合为一处标示），乃教育资源辐揍之地。管同原来的居所，则僻处城西，去此地甚远，虽为读书佳所，却不便入学上课。每逢月朔，儒学学官有点卯、课读之责。既为生员，则须应卯，与之居近，无疑较为便利，亦利于与他人互相切磋。


①笔者按：“绵鞋营”，盖“绵乡营”的异名。
②两图高清版，见网站：http：//blog·sina·com·cn/s/blog406290f50102w6w8·html。


管同好友黄以旋、陈兆麒等也居住在这一带①（为图1中“8”处所示），而陈兆麒本是安徽休宁人，“以休宁山县寡见闻，乃渡江至江宁，读书钟山书院”，［8］492读书钟山，恰居此所，益可证明僦居书院、学宫附近，乃当时士子普遍的选择，非管同创举。此外，道光四年（1824），管同从居住了二十余年的绵乡营，又移居至城北老浮桥一带，“道光四年，予迁居城北老浮桥”［8］474。“老浮桥”当时已不存，管同乃沿用旧名，其位置在地图“成贤街西”，即图1“5”标示处。管同并未交代此次移居的原因，观此地图，发现管同城北的居所，距江宁府学（图1中“6”示处）极近。两次移居，一近县学，一近府学，恐非巧合，当即管同入县学或府学后的举措。据此，可推断管同从城西移居城东，是为了入县学的方便。《登扫叶楼记》作于嘉庆六年（1801）秋，此时管同尚居城西，无移居城东之事，进学当在其后。


嘉庆十一年（1806）春、夏，姚鼐寄信鲍桂星、陈用光，曾谈及“江宁有一秀才管同”［9］61，“近江宁有管同秀才”［9］99，知此时管同已是生员。而嘉庆九年（1804）秋至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管同客游在外，未曾归乡②。故管同不可能在此期间获得生员资格，定当在嘉庆九年（1804）秋之前。嘉庆九年（1804）春，江宁府同知尝延请管同为弟子师［4］455。若此时管同连生员这一初阶功名也没有，似乎也难以为人所邀以教弟子。由此，管同进学似在嘉庆九年（1804）之前。如此，管同入县学，成秀才，应在嘉庆六年（1801）秋至嘉庆八年（1803）年底之间。若要成为生员，则须经学政院试，录取后，方有资格入学读书。童生院试乃学政岁试之一事，而“学政到任第一年为岁考，第二年为科考”［10］。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知平恕嘉庆六年（1801）八月任江苏学政，嘉庆九年（1804）正月卒于任［11］。则其岁考之年为到任次年，即嘉庆七年（1802），此亦是管同成为生员的时间。


既定管同成为生员时在嘉庆七年（1802），入钟山书院自在其后。姚鼐两次执教钟山书院，先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三月至嘉庆五年（1800）十月，次是嘉庆十年（1805）夏至嘉庆二十年（1815）九月［12］。既然嘉庆七年（1802）之后，管同始有资格进入钟山书院，则其从学姚鼐必不在第一段，而只能在第二段。亦有旁证：梅曾亮为管同之母邹氏所作《邹孺人墓表》引管同自述：“先母邹氏……延师于家，教同读书，至十七岁而后止。”［6］84知管同家中读书直至十七岁，即嘉庆元年（1796），此前无入钟山书院的可能。嘉庆元年（1796）至嘉庆二年（1797）冬，方东树肄业钟山书院［13］184，但方、管相识却不在此时。可见嘉庆二年（1797）前，管同亦未入钟山书院。嘉庆三年（1798），管同授学姻党H③。若入钟山书院，则不应再有此事。嘉庆四年（1799），邓廷桢入钟山书院，修举业，嘉庆五年（1800）九月中式，读书其中一年有余［14］。邓氏自称“异之于余为邑子，又先后同学于桐城姚姬传先生之门”［1］187，知邓、管读书钟山书院的时间也无交集。至此，嘉庆五年（1800）十月姚鼐辞钟山书院教职前的所有时段，皆排除了管同入学的可能性。由此，益证管同从学姚鼐于钟山书院，必在嘉庆十年（1805）夏姚鼐重掌钟山书院后，而非方东树所谓“嘉庆初”。


不过，嘉庆十一年（1806）姚鼐写给吴鼒的信中，谈到肄业钟山书院的诸生，“钟山书院诸生作时文，差可观者，固尚有人。若作诗，则梅总宪一曾孙名曾荫者为佳。作古文，则有管同者为佳”［9］29。知管同当时已入钟山书院。然而嘉庆九年（1804）秋至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管同一直在河南坐馆，未曾归乡。


①黄以旂的住所，管同《黄蛟门传》载：“古青溪之水，出竹桥而东流，过复成桥，与淮水合。其势清阔，旁有竹林蔬圃，予始与君皆家桥南。”见管同《因寄轩文二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1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0页；陈兆麒的居所，管同《陈仰韩生圹铭》载：“市宅近青溪，构日涉园，植果树数十株，读书其中，同尝于元旦日未出·过其门……”见《因寄轩文二集》卷六，第492页；又，陈诒绂《金陵园墅志》：“日涉园。在青溪侧，休宁陈仰韩茂才兆骐居金陵所构者。植果树数十株，有轩曰‘兰轩’，读书其中。”见陈诒绂《金陵园墅志》卷上，《金陵琐志九种》本，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年，第446页。
②嘉庆九年秋，管同赴商丘坐馆，嘉庆十二年年中方归江宁参加江南乡试。嘉庆十年岁试，未见其归乡。
③管同《送姚石甫序》：“吾师姚先生为予言桐城之士，曰方植之、刘明东，予首识明东。”见《因寄轩文初集》卷五，第429页。知管同先结识的刘开，后才结识方东树。又，《刘明东诗文集序》：“予年二十余，见明东于江宁，与略论《古文尚书》。”见《因寄轩文二集》卷四，第483页。知管同于二十多岁时结识的刘开，时已在嘉庆五年后。据马秀娟《刘开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所附刘开年谱，知刘开曾在嘉庆十二年至江宁，管同初识刘开或许即在此时，识方东树则在其后。总而言之，管同绝不可能在嘉庆二年前结识方东树。


则其入钟山书院必在嘉庆九年（1804）秋之前，嘉庆七年（1802）之后，此时姚鼐尚在敬敷书院。换言之，管同入学钟山书院时，书院的山长并非姚鼐。钟山书院执东南书院之牛耳，于江宁一地更是翘楚，无论此时山长是否为姚鼐，管同皆有可能入此书院。梅曾亮入钟山书院之时为嘉庆八年（1803）［15］，当时的山长亦非姚鼐。不过，钟山书院“每月初一、十五为会讲之期，初六、十二为会课定期……肄业诸生有事离开书院，需要请假。请假一两天，诸生应禀明掌教、副掌教，注册后方准出院。如告假半月以上，副掌教还需禀明江宁府，并转报两江总督，批准后方可离院。否则，诸生会受到严厉惩罚”［3］43。若书院制度尚严格执行，管同如此长久地离开书院，殊不可解。考嘉庆八年（1803）梅曾亮入钟山书院后的数年间，亦长期不在江宁”①。或许，钟山书院诸多督查条款只是具文而已。要之，管同入钟山书院的时间，在其嘉庆七年（1802）成为生员之后，嘉庆九年（1804）秋往河南坐馆之前，时姚鼐尚执教于敬敷书院，山长另有其人。


二、结识姚鼐及从学考


管同初入钟山书院时，山长并非姚鼐；其结识姚鼐，也非在钟山书院之中。管同初识姚鼐的时间及其细节，因无当事双方的有关文字记录，故已不可详考。姚鼐《惜抱轩尺牍》所收《与管异之书》七通，除《补编》一通外，其余六通皆以时间先后为序²。然则第一通的写作时间去两人初识最近，是考证此事的重要史料，兹将全文迻录如下：
前月得寄书并诗文，快慰不可胜。相别三年，贤乃如此进邪！古文已免俗气，然尚未造古人妙处。若诗则竟有古人妙处，称此为之，当为数十年中所见才俊之冠矣。老夫放一头地，岂待言哉！吾向教后学为诗，只用王阮亭《五七言古诗钞》，今以加于贤，却犹未当。盖阮亭诗法，五古只以谢宣城为宗，七古只以东坡为宗。贤今所宗，当正以李、杜耳，越过阮亭一层。然王所选，亦不可不看，以广其趣。《崆峒集》亦正为子选导，红豆老人谬说，勿听之也。古文若更欲学，试更读韩、欧，然将来成就，终不逮诗。诗文皆已评阅，兹寄还，以“三隅反”，贤必能之矣。年谊疏而师生重，以后书札勿以年谊称也。吾所著未刻者难钞寄，已刻而贤未得者，可指明以便觅寄。余不具［9］66-67。（《与管异之书（一）》）


《与管异之书（一）》未署明写作时间，略考之。


姚鼐在此通书信中，评价了管同诗文的短长，以为其古文“将来成就，终不逮诗”。然而在《与管异之书（三）》中，姚鼐阅过管同所寄新作诗文后，却谓“贤今岁必是专于文大用功，故文进而诗退；有文若此，何必能诗哉，况后尚未可量邪”［9］67-68，已以为其文过诗，诗不必能矣。可见，姚鼐对管同诗文优劣的认识发生过一次转变。嘉庆十年（1805）秋，姚鼐在《与陈硕士书（四二）》中提及“此间作古文有荆溪吴仲伦，作诗有江宁管同”［9］96，以古文属吴德旋，以诗属管同。而嘉庆十一年（1806）夏，《与陈硕士书（四八）》谓“近江宁有管同秀才，其古文殊有笔力……寄数文来，今时中所希见”［9］99，已只言其文不言其诗。由此可以推测，《与管异之书（一）》的写作时间，应在姚鼐《与陈硕士书（四八）》之前，即嘉庆十一年（1806）夏之前。又，《与管异之书（二）》中有“今岁已暮”［9］67之说，而《与管异之书（三）》有“得四月十六日书”“今岁”等字样，知两书并非写于一年，故知《与管异之书（二）》的写作必不在嘉庆十一年（1806），时间更早，故可推知《与管异之书（一）》作于嘉庆十一年（1806）之前。嘉庆十年（1805）四月，姚鼐应两江总督铁保之邀，重赴江宁，再掌钟山书院［13］206-207。而嘉庆九年（1804）下半年，管同已前往河南坐馆，此时并不在江宁。故《与管异之书（一）》的写作时间，极可能在嘉庆十年（1805）下半年，当时身在河南的管同听闻姚鼐重返钟山书院的消息，来信一封，略表心曲，于是姚鼐作回信以复。同时可知，《与管异之书（二）》作于嘉庆十年（1805）末，《与管异之书（三）》作于嘉庆十一年（1806）上半年。




①据吴孟复《梅郎中年谱》，嘉庆八年，梅曾亮肄业钟山书院，嘉庆九年时却从其父客居江西，知其长期不在书院。
②姚鼐写给管同的六通书信虽然皆未署明时间，但是考虑到陈用光辑录的这几封书信，来自管同本人，日期应该甚为明确，其排列也必然以时间先后为序。陈用光编排姚鼐给自己的书信，即以时间为序，可资佐证。其实，对这六封书信详加考察之后，也能看到其内容的先后之别，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以上考《与管异之书（一）》作于嘉庆十年（1805）下半年，但这并非二人初次接交的时间。因书中有“相别三年”之语，若非虚数，则三年之前即嘉庆七年（1802）下半年时，两人曾经晤面。然考姚鼐嘉庆七年（1802）前后数年行迹，不出安庆、桐城、六安数地［13］199-205，而管同此间踪迹缺少材料支撑，故不能确定嘉庆七年（1802）两人相别时的具体地点以及相见的缘故。不过，直到姚鼐写作《与管异之书（一）》的嘉庆十年（1805）时，管同与姚鼐的关系似尚未明确。因为在这封嘉庆十年（1805）的书信中，姚鼐诫以“年谊疏而师生重，以后书札勿以年谊称也”，知管同来信以年谊称呼姚鼐，未明执弟子之礼。而管同与姚鼐之间的所谓年谊，一是管同伯祖管叙为乾隆十五年（1750）顺天乡试举人①，而姚鼐是年举江南乡试，两人为乡举同年；二是管同祖父管霈乾隆九年（1744）举顺天乡试副榜贡生②，而姚鼐的伯父姚范为此年顺天乡试同考官［16］，管霈或出自其房，亦未可知。另外，清代学政岁、科两试常聘请各地教官、山长入幕阅卷。或许嘉庆七年（1802）的岁试，江苏学政平恕曾邀请姚鼐来协助评阅试卷，而管同恰于是年入学，故攀援年谊而结识姚鼐③。要之，嘉庆七年（1802）前后，管同已结识姚鼐，嘉庆七年（1802）的岁试或是两人得以相识的机缘，而管同祖、父辈与姚鼐家族之间的科举年谊，也起到了纽带作用。


由第一节及以上所论，可知直到嘉庆五年（1800）十月，姚鼐结束执掌钟山书院的第一次任期时，管同并无从学姚鼐于钟山书院的机会；而从嘉庆七年（1802）两人一别之后的二三年间，彼此亦无书信来往；至嘉庆十年（1805）夏，姚鼐再掌钟山书院，才重新建立书信往返。虽然姚鼐重返江宁，为管同带来问学的地理之便，然而为生活所迫，管同不得已长期坐馆异地，起初数年当面问学的机会亦属寥寥。


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管同从河南归乡参加秋闱④，始初次拜访再返江宁的姚鼐，并携带鲍桂星送姚鼐银十六两［9］62。此时距嘉庆十年（1805）夏两人间的信笺往来，又是二年矣。不过，这次回乡，管同在家至多半年。因其嘉庆十三年（1808）春，已在宝山县坐馆，“嘉庆戊辰，予客宝山，巨野田仲衡为县令，荆溪周保绪弃官来游，三人者相欢无间也”［8］487。嘉庆戊辰，即嘉庆十三年（1808）。管同在其《宝山记游》一文中，亦曾忆及是年四、五月间，同周济、田钧游乐之事［4］442。故而，假使嘉庆十二年（1807）管同曾于钟山书院问学姚鼐，前后止半年而已。而自嘉庆十三年（1808）至嘉庆十五年（1810）年中，管同一直未在江宁⑤。至嘉庆十五年（1810）年中，为应江南乡试，管同方归江宁⑥。此后五年，直至嘉庆二十年（1815）九月姚鼐逝世，再未见管同离乡之事。此时，管同或得常随姚鼐左右，亲聆其謦欬。


①管叙，字须舟，一字宅揆，江宁府上元县人，贯籍顺天府。乾隆十五年举人。曾任云南嶍峨、永平两地县令。乾隆三十一年卒。见
《（道光）上元县志》卷十、《（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十四、《（嘉庆）临安府志》卷十一、《（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八十四、《（光绪）永昌府志》卷三十四等。
②管霈，字晴云，一字沛然，又字晴川，江宁府上元县人，贯顺天府宛平籍。乾隆九年副贡。曾任安徽颍上、风阳等地学官。乾隆五十二年卒，年六十二。见管同《先大父家传》、《（乾隆）上元县志》卷十等。
③平恕，字宽夫，浙江山阴人。嘉庆三年，平恕任江南乡试主考官，当时姚鼐为钟山书院山长。又，二人皆列名于《《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单》之中。两人或相识。嘉庆六年平恕任江苏学政之后，岁、科两试请朋友而有文名之姚鼐来帮助阅卷，亦未尝不可能。
④姚鼐《与管异之同（五）》：“前作寄书未两月，而复函至，甚可喜。秋凉想佳适。今既未能去此馆，明年又是场期须归，若主人留过上半年，亦勿取更动矣。”见姚葡《惜抱轩尺牍》卷四，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9页。按：嘉庆十五年年中，管同由山东归江宁，得亲炙姚鼐，再无书信往来之必要，故姚鼐此书定作于嘉庆十五年前，且不晚于嘉庆十年。由“明年又是场期须归”，知姚鼐所谓的“明年”定是乡试年，符合者为嘉庆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则其作此回信的年份可能是嘉庆十一年或十四年。由“秋凉想佳适”，知时已届秋。不过，嘉庆十四年秋，管同在德州，至嘉庆十五年初姚鼐方获悉其行迹，“待至今正（笔者按：嘉庆十五年正月），鼐乃以书复之，适得异之之书，乃知在德州也”见姚鼐《与管异之同（六）》，《惜抱轩尺牍》卷四，第69页。若此信作于嘉庆十四年秋，便与之抵捂，故可排除。要之，可定此番通信在嘉庆十一年秋，时管同尚在商丘坐馆。由此可推测，管同于嘉庆十二年年中归乡，参加是秋乡试。而由嘉庆十年至此时共两载，皆谋食于河南商丘，并无入钟山书院的可能。
⑤嘉庆十三年年中管同由宝山归江宁，参加恩科乡试，是年九月二日，姚鼐回桐城，明年方至。嘉庆十四年秋，管同赴山东德州，入孙星衍幕府，嘉庆十五年年中，复归江宁。
⑥臧庸《与姚姬传郎中书》：“管君南还乡试……”（臧庸：《拜经堂文集》卷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5页。）姚鼐《与管异之同（六）》：“想六月必归赴乡试，吾在此尚可以一晤。”（《惜抱轩尺牍》卷四，第69页。）两书皆作于嘉庆十五年。


可见，嘉庆十五年（1810）年中至嘉庆二十年（1815）九月，是管同真正入钟山书院、亲炙姚鼐之时，此前数年则以书信讨教为主。梁启超曰：“清儒既不喜效宋明人聚徒讲学，又非如今之欧美有种种学会学校为聚集讲习之所；则其交换智识之机会，自不免缺乏；其赖以补之者，则函札也。”［17］管同当时虽未经耳提面命，然书信往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言传身教。


嘉庆十五年（1810）之后，管同虽时间充裕，可尽情徜徉于钟山书院的春风之中，然其真正游处其间的时光或也不多。譬如，嘉庆十六年（1811）姚鼐总纂之《新修江宁府志》开局，管同曾参与此次府志修撰，前后将及半年①。又，嘉庆十八年（1813）、嘉庆十九年（1814），管同分别作《上方制军论平贼事宜书》《同梅葛君上方制军论赈金事宜书》，见其此二三年内，或曾追随直隶总督方维甸左右，而非一直在书院从姚鼐问学。另外，山长虽为书院掌教之人，但并不能一一指点所有士子，还需要其他辅佐人员。邓廷桢就学钟山书院时，山长虽为姚鼐，但其科举成功，却得益于当时的监理教官毛藻，“上元教谕毛俟园先生藻，泗州人……尝监理钟山书院，姚惜抱山长、康茂园方伯极推重之。邑人从游者多所成就，邓懈筠制军其尤著者也”［18］。或许，在桐城派甚至整个清代学术传衍中，书院的角色大多近乎授学者与求学者相识的桥梁，一旦通过书院取得联系，书院本身已可有可无。学问之事尚须其它途径进行不间断的交流，远逾书院这一固定的空间。古之书院，毕竟与今日学校不同。


三、余论


姚鼐既已建构出心目中的古文统系，寻觅衣钵传人自是应有之义。在此文统尚未正始创立之前，姚鼐已时常留意志同道合、可堪传法的后学，“冀世有英异之才，可因之承一线未绝之绪，倔然以兴”。只不过斯人难遇，“此间闻言相信者，间有一二，又恨其天分不为卓绝，未足上继古人，振兴衰敝。不知四海之内，终将有遇不邪?”［9］5而后姚鼐执掌东南各地书院数十年，声誉日隆，慕名来学者渐多，天资卓绝、足以继古的学生间亦出现，管同即列其中，甚至有人以之为姚氏“最欣赏、最看重的才俊”［19］。至于管同能否称得上姚鼐最为器重的学生，暂且勿论，然彼作为姚鼐古文与学术重要的传人则是共认的事实。而管同又“师事姚鼐最久”，故发掘其结识、从学姚鼐的历史细节，不仅有助于认识管同本人，对还原姚鼐弟子群（特别是身后声名不彰者）的整体面貌，也具有典型意义。此外，当将研究视角从姚鼐一身，转移至姚门弟子身上之后，才能发现高树与高树阴影下的矮草筋脉相连，一同绘出完整的历史画面。




①姚鼐《新修江宁府志序》：“嘉庆辛未三月开局，八月成书，又三月而镌之版。”（《（嘉庆）重刊江宁府志》卷首，清嘉庆十六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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