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书考释

姚波

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书考释

谢葵、谢宜修

（荆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室，湖北荆州４３４０００）

原载：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４３卷第３期２０２０年５月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摘要：清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上旬（１８４２年９月初），林则徐在遣戍伊犁途中，路过兰州时，致函时在湖北荆州任教的友人姚椿和王柏心，详述了禁烟和抗英战斗的经过，表达了对投降派的愤慨，并根据实践斗争经验，总结出“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御敌八字方针。此信今存三个版本，通过比勘分析，可见林则徐始终如一的禁烟思想，忧国忧民的士人情怀，科学务实的抗英策略，即使遭贬后仍然毫不气馁，愈挫愈奋。同时，他交游广泛，笃于友情，下笔严谨，属稿审慎，体现出浓郁的文人气质和杰出的政治家风范。


关键词：林则徐；姚椿；王柏心；书信；考释


分类号：Ｇ２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３９５（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５６－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８
基金项目：荆州智库２０２０年度项目“清代荆州学者研究”（ＪＺＳＫ－ＺＫ２０２０）
第一作者简介：谢葵（１９７１—），男，湖北石首人，研究员，主要从事荆楚文化研究。


海峡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出版的《林则徐全集》（以下简称《林集》）第七册信札卷收录的《致姚椿、王柏心书》（以下简称《致姚、王书》），是一封向在野老友倾诉衷肠，吐露积愫的２４００余字的长信，在林则徐传世的众多书札中并不引人注目，但此信作于林则徐禁烟受挫，遣戍伊犁行次兰州之时，且收信人有二人，均是布衣之交，双方地位悬殊。此信既体现了林则徐抵御外侮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念，也反映了他交游广泛，不弃葑菲，徵及刍荛的亲民作风。“由于这是私人往来的函件，所以内容较少顾忌，可以看到林则徐在政治上失败之后的愤懑心情。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林则徐根据实践斗争经验，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剿夷八字真言。”［１］（Ｐ３６２）


此信今存三个版本，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虽然文本出入不大，但细微差异处仍透露出许多信息。笔者拟仔细比勘分析，考索其时代背景和内容，梳理其人物关系，解读其疑难之处，以期对学界研究林则徐生平、交游及其政治军事思想提供一些帮助。


一、《致姚、王书》的写作背景与主要内容


（一）《致姚、王书》的写作背景


林则徐（１７８５～１８５０）于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授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从英国人手里收缴全部鸦片近２万箱，约２３７万余斤，于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１８３９年６月３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他抵抗西方的侵略，坚决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壮举深受国人的敬仰。次年６月，英国侵华远征军入侵澳门海口。７月６日，攻陷浙江定海，再北侵天津大沽口，直隶总督琦善向英军妥协。道光帝迫于英军气焰，竟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以琦善署两广总督。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初，琦善擅自与义律订定《穿鼻草约》，私许割让香港，开放广州，赔偿烟价。英军攻陷虎门沙角、大角炮台，道光帝被迫下诏向英军宣战，派奕山为靖逆将军，赴广东主持战事。６月，林则徐以“办理殊未妥协，深负责任”和“废弛营务”的罪名被“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２］（Ｐ２２）。９月，又奉旨到河南祥符工地协助王鼎办理堵口工程。


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３月，堵口竣工，林则徐乃复西行，９月３日抵达兰州。在兰州，他会晤了陕甘总督富呢扬阿、甘肃布政使程德润等，并从兰州道员唐树义处得知湖北友人姚椿、王柏心近况。


林则徐曾两度为官湖北，第一次是道光十年（１８３０）秋，任湖北布政使，数月后即调任河南布政使；第二次是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出任湖广总督。次年６月，林则徐上呈《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提出禁烟六策，并在省城武昌和汉阳、汉口等地设立禁烟局，采取“宽猛兼施，呈缴者姑许自新，隐匿者力加搜捕，不究既往，严儆将来”［３］（Ｐ１１５８）的政策，先后在汉阳、汉口搜出烟土万余两，烟具６７００余副，于当年１０月２７日在武昌阅马场当众焚毁，投入江心。武汉禁烟，开虎门销烟之先声，但短短三年后，林则徐却因禁烟而遭贬斥，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遂作此信，并委托唐树义转寄荆南书院。


（二）《致姚、王书》的主要内容


《致姚、王书》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概述禁烟原委，回顾三年大略踪迹，介绍了他虎门禁烟、领旨谴戍、戴罪治水、扶病西行的艰辛历程。林则徐自１８３８年与姚、王二人在湖北分别，到１８４２年作此书时正好四年，故书信第一句就是“别已四载，思何可言”［３］（Ｐ３５８４），接着通报了由鄂赴粤办理禁烟之原委：“及至羊城，以一纸谕夷，宣布德威，不数日即得其缴烟之稟……收缴之后，并未罪其一人。它国均已遵具……惟义律与积贯卖烟者十余人，屡形反复，致与舟师接仗。”［３］（Ｐ３５８５）然后，简述抗击英军的经过：“添船雇勇，日在虎门操练，以资堵剿……迨和议不成，沙角、虎门先后失守，不得已仍自雇水勇千人，拟别为一队。未几奉有赴浙之命，遂以离粤。”［３］（Ｐ３０６）


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夏，林则徐离开广东赴戍所。７月，他经过扬州，将自己收藏的《炮书》抄本付刊，这就是信中说的“扬州有刊本，惜鱼豕尚多，未识两君曾见之否？”［３］（Ｐ３５８６）８月，他经过镇江时，将《四洲志》资料赠与魏源，希望他编辑《海国图志》。当年夏天，河南祥符三十一堡（今开封张家湾）黄河决口，河南、安徽两省２３个州县受灾。林则徐在流放途中行至扬州府仪征县，接到道光帝上谕，“蒙恩改发河工效力”［３］（Ｐ３０４）。


第二，讨论剿夷方略，辩水战与陆守得失。此信第二部分，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并提出了研制大炮、编练海军的计划。流放途中，林则徐时刻心系国家危难，对“彼此不见面而接仗”的现代战争模式深感忧虑，认为“剿夷而不谋船、炮，是自取败也”［３］（Ｐ３５８４）。有人说英军长于水战，短于陆战，提出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的战术，林则徐反驳道：“此说在前一二年犹可，今则岸兵之溃更甚于水，又安所得其短而攻之？”［３］（Ｐ３５８６）１８４１年，道光帝任命奕山到达广州。当时已被革职的林则徐，不计得失荣辱，向奕山提出《御夷六策》：“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如夷船逃出虎门外，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上年曾经商定式样，旋因局面更改，未及制办。其船样尚存虎门寨，如即取来斟酌，赶紧制造，分路购料，多集近人，大约四个月之内，可成二十船，以后仍陆续成造，总须有船一百只，始可敷用。此系海疆长久之计，似宜及早筹办。”［２］（Ｐ７）他总结抗英的经验教训，将造船铸炮和建立海军提到战略的高度，认为“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３］（Ｐ３５８６）。这八字要诀言简意赅，洞彻精微，堪称经典。他强调武器装备的改进，更重视提高士气和研究战术，掌握情报，提出征用民船，招募水性娴熟、斗志旺盛的漳州、泉州、潮州等沿海渔民编练海军。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八（１８４２年６月１６日），英军攻陷长江吴淞炮台，两江总督牛鉴临阵脱逃，江南提督陈化成力战牺牲，上海沦陷。七月二十四日（８月２９日），英国军舰侵入南京江面，道光帝批准钦差大臣耆英与英驻华全权公使璞鼎查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答应割地、赔款、五口通商。


由于路途遥远，信息不便，林则徐９月初在兰州写此信时尚未得知这些“江左军情”，但仍策划如果东南被敌久踞，“则恢复之策，扼要首在荆、襄，须连结秦、蜀以为之”［３］（Ｐ３５８７），即以湖北、湖南、陕西、四川为战略后方，进行持久抗战，直至驱逐敌寇。林则徐为了禁止鸦片荼毒国人，已将自身安危置之度外。他义无反顾地说：“贱子一身休咎，又奚足道？”“自念福生死，早已度外置之，唯逆焰已若燎原，身虽放逐，安能诿诸不闻不见？……愈行愈远，徒觉忧心如焚耳！”［３］（Ｐ３５８４）


第三，交流亲友近况。为了回应老友的关切，他逐一问候刘孝长、张蔗泉、龚木民、建木、诗舲诸友人近况，并介绍两个儿子聪彝、拱枢的学业情况，对长子汝舟不能随行表示无可奈何。考释详见下文。


第四，关心湖北防汛。署款之后，他忽然想起湖北的汛情，又附上一段话：“顷闻荆州又被大水，万城堤有漫口，不知视前年何如？念甚，念甚。”［３］（Ｐ３５８８）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六月二十五日起至十月十五日，林则徐离省视察水情，并周历湖广地区，考察吏治、武备、民情等事”［１］（Ｐ１７６）。因措施得力，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江汉数千里长堤无一处溃口，避免了泛涨之患，为数十年未有的现象，显示出举办水利的成效”［１］（Ｐ１８１）。万城堤即荆江大堤，指荆江左岸江堤，上起江陵县枣林岗，下抵监利县城南，长１８２公里。林则徐写信的当年（１８４２）“五月二十五日，江陵张家堤溃，大水灌城，西门外冲成潭，卸甲山及白马坑城崩。越数日，文村堤溃”［４］（Ｐ３００５）。公安、松滋、枝江均有溃口，怎能不令这位前任湖广总督忧心忡忡。


二、《致姚、王书》的版本


《致姚、王书》目前已知有三个版本，即正本、副本和稿本。


（一）正本


正本即《百柱堂全集》本（以下简称《王集》本），载湖北人民出版社《百柱堂全集》第六册附录三。２００９年，监利县重刊王柏心《百柱堂全集》时，根据王柏心第七世孙王绳福收藏的原件录入，题为《遣戍伊犁行次兰州致姚春木、王冬寿书》。此件发给收信人，至今仍为收信人后代持有，故称之为正本。


（二）副本


《林集》本《致姚、王书》录自《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卷一手迹影印件，此件与王氏后人持有的原件有细微差别，可能是林则徐本人录副存档的，故可称为副本。


正本和副本相比较，基本一致，但有数处差异，可以肯定不是同一个本子。《林集》本“训诲”，《王集》本作“训谕”。《林集》本“大作未及尽知”，《王集》本作“大作未及尽和”。《林集》本“乃复西行”，《王集》本作“仍复西行”。《林集》本“定位”，《王集》本作“定住”，草书“住”与“位”形似，是校勘者误识所致。《林集》本“深巧”，《王集》本作“谬巧”。以上数处差异，除“定位”与“定住”是校勘者辨识错误之外，“诲”与“谕”、“乃”与“仍”、“知”与“和”、“深巧”与“谬巧”在原稿中语义皆可通，不属于作者笔误，而且这些字笔划简单，刊印时误认的可能性也较小。其次，《道咸同光名人手札》初版刊行于１９２４年，而林则徐手札至今仍由王氏后人收藏，从未供人照相制版。由此推断，《林集》本与《王集》本的底本并非同一份手稿，也就是说，此信林则徐至少写了三份。


（三）稿本


《致姚、王书》稿本载《林集》，附于《致姚、王书》之后，并注明“录自林维和藏原信稿复印件”。１９８５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林则徐书札手稿》第一册亦影印收录此底稿。


与正本比较，稿本除了遣词造句更考究之外，尚有如下区别。一是称谓不同。稿本称收信人为“阁下”，正本和副本称“师席”，可见林则徐对二人的尊重。正本和副本自称“徐”，稿本自称“弟”。正本和副本称“臣下”，稿本称“微臣”。这些细微的差别反映出作者谨小慎微的心态。［５］（Ｐ４）二是稿本不完整。稿本只有正本和副本内容前面的三分之二，重要的是缺少正本和副本中的八字真言，应该是散落了一页。三是稿本删改很多，措辞更谨慎，感情更压抑。底稿“独不见近日岸兵之溃尤甚于水军乎？”“庚秋变局之后，弟惟杜门省愆，焉敢过问？”［３］（Ｐ３５８９）这些感情强烈的反诘句在定稿中变成陈述句：“今则岸兵之溃更甚于水”，“于是在羊城杜门省愆，不敢过问”［３］（Ｐ３５８６）。寓激愤于谦抑，令人叹惋。底稿在论水战之后有一句：“前事可悲，后患尤大，每一思之，心肝欲裂。天佑我国家，或当有伟人出而殄灭此虏，而不知其谁也。奈何，奈何！”［３］（Ｐ３５８９）定稿则删除此句。由此可见林则徐属稿谨严，而且事必恭亲，不假手他人。


三、《致姚、王书》涉及的人物


此信第三部分提到姚、王二人来函涉及的人事，并询问新知故旧八人，有著名者，亦有湮没无闻者。了解这些人生平行状对解读此信亦十分必要，故引用一段原文并略加考证。


孝长先生作亦所深佩，张蔗泉孝廉向所未识，承摘示名句，实堪心写。龚木民已调上元令，不知履任否？渠上年在丹徒相晤，尚有到兴化后再约春翁之语，今非其时，只可事定再说。建木兄事，因上年祥符工员皆不出东南河之人，故无可图。曾与诗舲兄商明，由渠奉复，谅早鉴及矣。


子寿仁兄抱道藏器，不患不传，寻常科名奚足为君重？亦为其可传者而已。三四两儿年已渐长，而连岁奔波，学俱不进。三儿于已亥岁乘便在里中小试，谬掇一衿。现在却携此两儿出关，缘大儿汝舟不能擅自随去，须奏明请旨。而大府均惮于代奏，是以随至关中，仍不能赴关外耳。诸叨注问，故以附陈。［３］（Ｐ３５８７）


托寄者唐树义，是通信双方的共同友人。唐树义（１７９３～１８５４），贵州遵义人，字子方，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５）举人。道光六年（１８２６），任咸丰县知县。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调任监利县知县，次年调任江夏县知县。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晋升汉阳府同知，次年得林则徐等保荐，升甘肃巩昌府知府，代理道员。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调任甘肃兰州府知府，三年后擢升兰州道道员。唐树义与林则徐及姚椿、王柏心均为至交，因此是邮寄此信的最佳人选。故信中说：“子方观察诚意慨挚，心甚感之。此函托其代寄，谅不浮沉。”［３］（Ｐ３５８７）


姚椿（１７７７～１８５２），字春木，一字子寿，号樗寮生、蹇道人，松江娄县（今上海金山）人。屡试不中，遂绝意科举，师从桐城派三祖之一姚鼐。其父姚令仪官至四川布政使。姚椿曾随父宦游多地，深知百姓疾苦，颇有匡时济世之志。道光三年（１８２３）起，主持河南开封夷山书院。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姚椿应林则徐之聘，执教湖北荆南书院，前后七年有余。林则徐奉旨赴粤禁烟，姚椿曾作诗加以勉励。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其父闻林则徐虎门销烟，作《喜闻粤东大捷》诗，后林则徐禁烟受到挫折，又作《捷音不果志闷》等诗。鸦片战争爆发，有《海上杂诗》记闽浙抗英战事。其诗文合辑为《樗寮先生全集》。


王柏心（１７９９～１８７３），字子寿、冬寿（与姚椿同字，同在荆南书院任教，故林则徐分别称二人为春木、冬寿，以示区别），湖北监利人，晚清学者、治水专家，曾作《导江三议》，提出治水策略，得到林则徐赏识。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三月，王柏心曾到武昌“谒林则徐于汉皋”［６］（Ｐ１４５２）。林则徐的赏识对王柏心的一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收到此信时王柏心已４３岁，久困场屋，屡试不中，故林则徐在信中说：“子寿仁兄抱道藏器，不患不传，寻常科名奚足为君重？”［３］（Ｐ３５８７）表达了他的遗憾，并加以劝勉和鼓励。果然，次年（１８４３）王柏心参加武昌乡试中举，之后参加会试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因无心仕进，任职一年即辞官返乡，终生执教于荆南书院。其诗文合辑为《百柱堂全集》。


孝长即刘淳（１７９２～１８５０），字孝长，号莘农，湖北天门人，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举人。官远安县教谕。著有《云中集》《龚木民诗序》《送巩守唐子方序》等。王柏心曾作《刘孝长传》，载《王集》卷４０。张蔗泉即张启鹏（１８０７～１８８３），字幼溟，一字蔗泉，自号丽江居士，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举人。曾任教荆南书院，后为湖南澧州（今澧县）澧阳书院山长多年。工于诗文，著有《梅墅诗钞》《友石词》，《清诗汇》收有其作品。晚清名臣郭嵩焘曾为其作《诰封朝议大夫张君墓志铭》。


木民即龚润森（１８０７～？），字木民，又字小云。湖北监利人，道光五年（１８２５）拔贡，历官江苏兴化、上元、金坛等知县，署苏州府知府。著有《大螺山人集》。龚润森母殁，林则徐曾撰《挽龚木民润森继母段太君》联，载《林集》第六册。


建木即姚楗（１７８６～１８５４），字建木，又字子枢。先以廪生为江苏宝应县教谕，后官河北卢氏知县。为官清廉，又严禁吸食鸦片。归里后，其与兄姚椿杜门讲学，时称“二姚”。著有《归云堂诗稿》《双红豆馆词》。姚楗曾拜托林则徐在河南祥符谋取一职位，但河工多为当地人，不容外人插足，对此林则徐表示了歉意。


诗舲即张祥河（１７８５～１８６２），字元卿，号诗舲、鹤在、法华山人，江苏娄县（今上海松江）人，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进士。历官户部主事、河南接察使、广西布政使、陕西巡抚、吏部侍郎、工部尚书。诗宗清初娄东诗派。著有《小重山房全集》，《清史稿》有传。张祥河在河南任上曾与林则徐共事。


三四两儿：林则徐生有四子四女，长子汝舟（１８１４～１８６１）、次子秋柏（早殇），“三四两儿”即林聪彝（１８２４～１８７８）和林拱枢（１８２７～１８８０）。林则徐贬谪新疆时二人随侍在旁，聪彝曾写有《西行日记》。“谬掇一衿”指林聪彝１８３９年考中秀才（郡庠生）。［３］（Ｐ３５８７）


四、《致姚、王书》附录诗及有关唱和


诗简释


此信起首说“先后奉到春翁三书、冬兄二札，并各赠谪戍诗及附录数首”，末尾又说“大作未及尽和，惟谪戍五律，专为徐而作，谨次韵各一章，附请削正”［３］（Ｐ３５８４）。但是随信附录的诗作《林集》《王集》二书均未附载。这些诗对解读此信内容颇有帮助，现收集如下并略加解说。


“各赠谪戍诗及附录数首”指王柏心作的《闻侯官林公谪伊犁》：


万里伊吾北，孤臣鬓已霜。
奏书无耿育，持节少冯唐。
曲突谋犹在，高墉射易伤。
鼓鼙思将帅，终望埽欃枪。［７］（Ｐ１１７）


此诗说林则徐早已发出曲突徙薪的警报，但未引起朝廷重视，反而遭到贬斥，如今国难当头，自当尽释前嫌，乃兴王室，表达了王柏心对林则徐的勉慰和期许。


林则徐“谨次韵各一章”，其一为《次韵答姚春木》：


时事艰如此，凭谁议海防。
已成头皓白，遑问口雌黄？
绝塞不辞远。中原吁可伤。
感君教学《易》，忧患固其常。［３］（Ｐ３０８３）


其二为《次韵答王子寿柏心》：


太息恬嬉久，艰危兆履霜。
岳韩空报宋，李郭或兴唐。
果有元戎略，休为谪宦伤。
手无一寸刃，谁拾路旁枪。［３］（Ｐ３０８４）


这两首诗表达了林则徐对时事蜩螗、海防危急及朝廷文恬武嬉局面的忧虑，于是他借抗金英雄岳飞、韩世忠遭受投降派打击之事，抒发报国无门的愤懑之情，并以中兴唐室的李光弼、郭子仪自诩，渴望驱逐侵略者，重振清室。


“附录数首”指王柏心《喜闻粤东大捷，奉寄前制府林公三首，同樗翁作》：


智略裴中立，清名宋广州。
骐骥仍在驭，蛟鳄不须忧。
坐策无遗算，登坛已伐谋。
貂蝉原异数，况乃出兜鍪。［７］（Ｐ１１６）


诗中将林则徐比作唐代政治家裴度（７６５～８３９）和晋宋之际以廉洁著称的广州刺史吴隐之。兜鍪是头盔，貂蝉为近侍贵臣的帽饰。此指林则徐成为封疆大吏是靠功劳，不是靠恩宠。


姚椿亦作《喜闻粤东大捷》三首五律志贺。后来，禁烟运动受挫，又作《嗣闻捷音不果志闷》。另外姚椿还有几首重要的赠诗如下。


《林公奉使粵东，督师海上，因再次韵送别一首》：
海上威棱驰仗钺，天涯消息望行幨。
仲宣楼下来依表，子美诗中遽别严。
穷岛波声靖蛟蜃，广轮妖气斫蝦蟾。
故知智勇功名外，儒将风流更尚廉。


《林公奉命经理海口事务，先以檄谕外夷，令其自止烟造，感叹斯意，因赋是诗》：


上公声望慑蛮夷，一檄贤于十万师。
会见溟洋恬飓鳄，真成谈笑却熊羆。
能兼群策斯为大，欲示天威更以慈。
幕府陋儒何术效，只将歌咏答明时。①


“仲宣楼下来依表”将自己投奔林则徐比作王粲依刘表，“子美诗中遽别严”则以杜甫与严武之关系自喻。将林则徐比作刘表、严武，严格地说，拟非其伦，此处仅指其地位声望类似。


道光三十年二月（１８５０），林则徐作《答春木寄怀原韵》：


雪窖投荒荷赐环，劳薪依旧逐尘寰。
筹边乏策惭持节，却病无方合闭关。
敢喜雁门踦渐复，终愁虎旅技谁娴。
归田转幸无田好，岂必桑麻十亩闲。［３］（Ｐ３１３４）


此诗表达了林则徐不计毁誉、矢志报国的精神。１８５０年林则徐在广西普宁病逝，为感激知遇之恩，王柏心作五首七律《挽侯官林公》，姚椿作《哭侯官林尚书二十二韵》，均极沉痛。此仅录王作一首，以窥一斑。


推毂频阳起将兵，元戎舆疾赴南征。
方看甲洗天河水，谁道星沉汉相营。
剑气蛟龙犹郁勃，阵云蛇鸟尚纵横。
天涯遥哭严公榇，闽海悲风卷旆旌。［７］（Ｐ２６０）


综上所述，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９月，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书》充分展示了他与姚椿、王柏心二人的深厚友情，对考察林则徐交游，了解其禁烟思想脉络、抗英策略和遭贬后的精神状态，以及其撰稿习惯、行文风格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①参见姚椿《通艺阁诗三录》卷六，清咸丰二年娄县姚氏刊本，１８５２年刊刻。


参考文献：
［１］来新夏．林则徐年谱［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２］齐思和，等．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４．
［３］林则徐．林则徐全集（第七册）［Ｍ］．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倪文蔚，顾嘉蘅．光绪荆州府志［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林则徐．林则徐书札手稿（第一册）［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
［６］林则徐，等．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Ｍ］．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２．
［７］王柏心．百柱堂全集［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