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雪涛｜齐白石与姚华关系考

姚波

齐白石与姚华关系考

顾雪涛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科学研究院，贵州贵阳550025）

原载：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总第140期）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收稿日期：2013－06－04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国时期贵州中国画研究”［编号：12JD085］；贵州省艺术科学规划资助项目“贵州国画史”［编号：11FB09］。
作者简介：顾雪涛，男，土家族，贵州贵阳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摘要：齐白石和姚华都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文化名人，他们生前交往密切而关系微妙，其间有合作也有矛盾，这在当时文艺界是很平常的事。但一些学者出于“为尊者讳”的考量，往往否认和掩饰他们的矛盾，这种做法有悖于学术研究的准则。文章对齐白石和姚华的复杂关系作详细考证和客观评述，旨在还原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真相，以促进学术发展。


关键词：齐白石；姚华；关系考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13）04－00134－05


齐白石是中国近现代绘画大师、享誉世界的艺术巨匠，姚华是民初北京画坛领袖、中国罕见的艺术通才。从1917年齐白石和姚华相识到1930年姚华病逝，二人交往达13年，其间他们常参加各种文人雅集，在一起谈艺论文，共绘丹青；私下里齐白石曾为姚华刻过印章，画过扇面，姚华曾为齐白石画过佛像，并有书信往还，应当说他们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但由于齐白石和姚华出身、经历、性格和艺术观念的差异，他们在交往中也产生过一些矛盾，这在当时文艺界是很平常的事，不必惊讶，更无需回避。然而一些学者却不顾客观事实，或对齐白石和姚华的矛盾讳莫如深，或根本否认这种矛盾的存在，甚至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转嫁他人，这种“为尊者讳”的做法实有悖于学术研究的准则。有鉴于此，笔者在阅读大量有关齐白石和姚华材料的基础上撰成本文，旨在还原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真相，并对之作出客观、公正的评述，以促进学术发展。


一


1917年农历五月中旬，齐白石为避家乡兵匪，只身来到北京，先住在友人郭葆生家，后移居法源寺，至十月初始返回湘潭，他与姚华便是在这期间认识的，时间大约在六月到八月之间，相识经过未见文字记载，推测可能是由于陈师曾的引荐。齐白石到京之初，陈师曾在琉璃厂见到他刻的印章，十分赞赏，特地到法源寺寻访齐白石，晤谈之下，遂成莫逆。而在此之前四年，陈师曾便与姚华相识了，陈师曾、姚华均博学多才，精于书画，二人又都曾留学日本，并同为民初北京画坛领袖，并称“姚陈”，共同的爱好和相似的经历，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陈师曾既对齐白石十分赏识，把他引荐给挚友姚华乃属必然。1917年农历八月，齐白石、陈师曾、姚华曾合作六开册页《秋馆论诗图》，这时距齐白石到京只有三个月，可见继陈师曾之后，姚华亦是齐白石在北京最早结识的朋友之一。齐白石和姚华相识后，二人交往十分频繁，下面列举一些见诸文字记载的例子。


1921年农历六月九日，齐白石为姚华画扇32柄，六月二十四日，齐白石招陈师曾、姚华、凌植之等庆祝荷花生日，众人挥毫吟诗，兴致极高。齐白石画荷花30余幅，其中一幅系为凌植之而作，姚华在画上题诗一首，齐白石次其韵和诗曰：“衰颓何苦到天涯，十过卢沟两鬓华。画里荷花应笑我，五年不看故园花。”［1］


1922年农历十二月十九日，画家罗雁峰在其居所“罗园”举行雅集，纪念苏东坡诞辰885周年，参加者有齐白石、陈师曾、姚华、金城、王梦白、凌植之、周肇祥、肖谦中、江南蘋等十数人。集会从下午三时到晚上八时，宾主尽欢而散，会上众画家合作绘画多幅，其中《山茶腊梅水仙图》为齐白石、陈师曾、王梦白合作，姚华为之题记；姚华又另作七言古诗《罗雁峰集寿苏和陶凫芗先生又字韵》以记其盛。［2］P182－183


1924年10月，京剧大师梅兰芳为庆祝30岁生日，邀请齐白石、姚华、王梦白、凌植之到其居所缀玉轩做客，四人合作了一幅花鸟画赠给梅兰芳。凌植之、姚华先在纸上画了枇杷、蔷薇、竹子等花卉，王梦白接着画了一只八哥，齐白石最后落墨，他想了一下，在八哥张开的嘴前补了一只蜜蜂，使之成了八哥捕食的对象，这生动的一笔犹如画龙点睛，大家看了不由齐声喝彩。［3］P31


1927年夏，齐白石带着自己创作的两幅山水画，到姚华寓居的莲花寺向他求教。齐白石擅长画条幅花卉，对画横幅山水不太见长，姚华对他说：画横幅不仅要注意纵深，而且要讲究场面的宏大，边讲边在宣纸上示范。后来齐白石拿出他带去的一幅画请姚华斧正。临别时齐白石将姚华改过的画细心卷好带回珍藏，而将那幅未改过的画揉成一团扔进字纸篓中。［4］


20世纪20年代，齐白石与姚华时有书信往还，兹举两封姚致齐的信如下，其一曰：“昨使回，小意仍未见纳，不敢再渎，惟有谢谢而已。兹画成一枯木禅一纸，聊以奉答，幸即存而教之……”另一封信曰：“昨日归晚，已见刻印，至为古雅，感荷之至。润金仍奉上四元，祈察纳。客中略助茶点，不足数也，万勿客气。余不一一。手颂白石先生刻安。弟姚华顿首。”


除了上引文字资料，今天我们尚能看到许多齐白石和姚华合画的作品，其中仅近年来国内各大拍卖公司上拍的作品便有：《清心图》（齐白石、姚华、金城、肖谦中1922年合作）、《荷花蜻蜓》（齐白石、姚华1925年合作）、《棕树双鸡图》（齐白石、姚华、王梦白1929年合作）、《书画合璧扇面》（齐白石画菊花，姚华书简斋诗，创作年代不详）。


另据邓见宽《莲花庵茫父》一文载：“民初陈师曾在教育部主管全国美术事业，姚华从旁协助。陈、姚将齐白石的画送往日本展览，一举成名，使齐白石终身难忘。”［6］P384过去美术界把齐白石在日本的成名都归功于陈师曾的帮助，齐白石亦曾说：“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7］P78不知邓文所论依据何在，倘为事实，则可在齐白石和姚华的交往史上增添浓重的一笔。


综上所述，从1917年齐白石和姚华相识到1930年姚华病逝，二人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交往内容包括书画合作、诗歌唱和、画艺切磋、书信往来等，都是文人之间的风雅韵事，显得浪漫而融洽。然而这只是一种表象，在他们看似和睦的关系中，不时发出阵阵不和谐的杂音。


二


1922年，齐白石在其画的一幅《牵牛花》上题道：“京华伶界梅兰芳尝种牵牛花万种，其花大者过于碗，曾求余写真藏之。姚华见之以为怪，诽之。兰芳出活本与观，花大过于画本，姚华大惭。以为少所怪也。白石。”［8］P255这是已知暴露齐白石和姚华矛盾的最早文字，文中“诽之”和“大惭”二语下笔极重，“诽”者，诽谤、污蔑也；“惭”者，惭愧之意，“大惭”，极其惭愧之谓也。齐白石为何要在画上题写这样充满火药味的文字不得而知，但反映了他对姚华成见甚深却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认为该题字表现了齐白石的大度和姚华的虚心，是一段“千古佳话”，实属南辕北辙的误读。


上引题字并非齐白石对姚华不满的孤例，他写下那段文字不久，意犹未尽，又作了如下一首七绝：“作画半生刚易米，题诗万首不论钱。城南邻叟才情恶，科甲矜人众口喧。”［9］这首诗的要害是后面两句，“城南邻叟”系指姚华，因为齐白石初到北京时暂居城南之法源寺，与姚华的寓居之所莲花寺相邻；“科甲”亦是指姚华，因为他系前清进士，乃科甲中人。诗中用“才情恶”和“矜人”形容姚华，是评价他才情平庸，诗画水平不高，且骄矜自大、目中无人，这与后来齐白石在其“自述”中对姚华的评价如出一辙。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总是双向的，对齐白石多次恶言相加，姚华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在1926～1929年间，他写了《再复邓和甫论画书》，该信先论述绘画不是术，而是学，是性灵与文章，随即笔锋一转曰：“然一言突破藩篱，以不美为美，则犷悍、粗豪、恶作皆可托之以雄一时，如时人齐山民之流也。”［10］P51此处的齐山民即齐白石，姚华指斥其画“犷悍、粗豪、恶作”，并用“齐山民之流”来指代齐白石，下笔亦很重，可见二人矛盾由来已久，结怨甚深。


除了上引书信，姚华《齐山人紫藤萝》一诗也透露了二人不和的消息，诗云：“绕径花开若若垂，最难颓干竞生枝。山人画得吾能状，编爆悬门压岁时。”［11］P405紫藤花成串状，每串花有一细柯贯穿其间，花朵两两相对，姚华用“编爆（鞭炮）悬门”形容齐白石画的紫藤，既抓住了紫藤的外形特征，同时也暗含揶揄之意。该诗写作时间不详，推测应作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当时齐白石和姚华的矛盾尚不尖锐，故诗中虽有弦外之音，用词却比较委婉。


以上四则资料都写于1929年以前，1930年6月姚华因脑溢血复发而辞世，按照常情，二人的恩怨总该化解了吧，然而齐白石心中的怨忿似乎仍未消散，他又多次在诗文中论及姚华，把他们之间的矛盾公诸于世。


姚华去世不久，齐白石便写了《题姚华画幅》一诗：“百年以后见公论，玉尺量来有寸分。死后是非谁管得，倘凭笔墨最伶君。”［12］P59此诗为七言绝句，由于字数的限制，意思只能点到为止，因此一般人读起来犹如雾里看花，难以探究其中的深意。但若把它同《白石老人自述》结合起来品鉴，便不难窥见齐白石写作此诗时的心态，以及他对姚华的“盖棺定论”。


《白石老人自述》是齐白石1933年计划请金松岑为他写传记，由自己口述生平，门人张次溪笔录后寄给金氏，作为写传记的素材，其间时述时辍，止于1948年；后因金去世，传记未写成，张次溪的笔录被编为《白石老人自述》出版。该书记述齐白石1917年初到北京时，有如下一段文字：我这次到京，除易实甫、陈师曾外，又认识了凌植之、罗瘿公、罗敷庵、汪霭士、王梦白、萧龙友、陈半丁、姚华等人，“凌、汪、王、陈、姚都是画家……新知旧雨，常在一起聚谈，客中并不寂寞。不过新交之中，有一个自命科榜的名士，能诗能画，以为我是木匠出身，生来就比他低一等，常在朋友家遇到，表面上虽与我周旋，眉目之间，终不免流露出倨傲的样子。他不仅看不起我的出身，尤其看不起我的作品，背地里骂我粗野，诗也不通，简直是一无可取，一钱不值……文人相轻，是古今通例，这位自称有书卷气的人，画得本极平常，只靠他的科名，卖弄身份……况且画好不好，诗通不通，谁比谁高明，百年后世，自有公论，何必争此一日短长，显得气度不广。”［13］P71－72


此段文字录于何年已难确考，但肯定比《题姚华画幅》的时间晚，可以把它看作是该诗的注脚。文中那位“科榜名士”齐白石虽未点名，但指向非常明确，简直是呼之欲出。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一直讳莫如深，一本流传很广的齐白石传记甚至绘声绘色地虚构了一个自命不凡的“李先生”，做为那位“科榜名士”的替身。［14］P270－273这一结论很难使人信服，因为20世纪一二十年代齐白石在北京新交的朋友中，并没有一个姓李的能诗能画且中过科榜的人。不过纸糊的窗户总有被捅破的时候，最近朱京生先生根据齐白石和姚华留下的诗文，互相印证，指出那位“科榜名士”即姚华，［15］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不为尊者讳的胆识令人钦佩。为了证明此说之不谬，笔者再补充一则史料。


1943年，京华美术专门学校校长邱石冥举办画展，自日军占领北平后便闭门拒客、谢绝应酬的齐白石，破例地为邱的画展题了一段长词，其文曰：“画家不要能诵古人姓名多为学识，不要善道今人短处多为己长。总而言之，要我行我道，下笔要有我法，虽不得人欢誉，亦可得人诽骂，自不凡庸。借山之门客邱生之为人与画，皆合予论，因书之。”［16］P89文中“不要善道今人短处多为己长”、“虽不得人欢誉亦可得人诽骂”等语，同前引《白石老人自述》中的激愤之词一脉相承，显然别有所指，只是欲说还休，仍未点名。邱石冥是贵州石阡县人，与姚华是同乡，他又同为齐白石和姚华的学生，齐白石选择为邱石冥画展题词来宣泄他对姚华的积怨，可谓用心良苦。


齐白石最后一次在诗文中论及姚华是1944年所作之《哭凌直之》：“地方无鬼君何害，泉下新邻君又愁。倘若陈姚知识在，相逢应续旧风流。”［17］P77凌直之名痒，字文渊，号直之、植之，以字行，1876年生于江苏泰县（今姜堰）；系清末民初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书画家；1944年5月病逝。凌直之生前与齐白石、陈师曾、姚华交往密切，常在一起参加各种文人雅集，合作书画。凌病故后，齐白石十分悲痛，作诗以哭之。诗的后两句说：假如陈师曾、姚华地下有知，凌直之同他们相逢后，应在一起吟诗作画，共续当年的风流。诗中把姚华同陈师曾相提并论，表现了齐白石对历史的尊重，因为姚华、陈师曾同为民初北京画坛领袖，并称“姚陈”，齐白石并未因他同姚华的矛盾而否认其在民初北京画坛的地位，说明他心中仍未忘却与姚华的朋友之情。


三


上引大量资料表明，齐白石与姚华确实有较深的矛盾，他们的矛盾产生于何时?最初的导火线源于何事?现已无从考证。但齐白石和姚华不和的原因却有迹可寻，下面试做分析。


（一）社会地位的悬殊


齐白石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在家砍柴、放牛，后改学木匠，27岁拜胡沁园、陈少蕃为师研习诗画，此后一直以卖画刻印为业；平生未参加过科举考试，在1930年姚华辞世以前，他除了被林风眠、徐悲鸿先后聘为国立北京艺专教授和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外，未担任过任何显赫的社会职务。姚华出生于一个小商家庭，5岁发蒙，后入严修主持的学古书院攻读，从22岁至29岁，他连中秀才、举人、进士；1904年被保送入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深造，学习期满回国任职于邮传部，民国初年被选为临时参议院贵州参议员，后相继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和京华美术专门学校校长。悬殊的社会地位犹如一道鸿沟横在齐白石和姚华之间，使他们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姚华身为前清进士、民国参议员和大学校长，对木匠出生的齐白石难免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某种优越感，而齐白石为了捍卫他的自尊心，必然会把姚华的优越感放大并做出过激的回应，而这种潜意识和心理上的反映有时是很难准确把握的。据《白石老人自述》，那位科榜名士（应指姚华）“以为我是木匠出身，生来就比他低一等，常在朋友家遇到，表面上虽与我周旋，眉目之间，终不免流露出倨傲的样子”，［18］P72用眉目之间的表情来认定姚华“科甲矜人”，未免过于敏感，显然带有猜测的成分。


（二）艺术观念的差异


齐白石是来自民间的艺术家，他的诗歌和绘画虽然也有师承，但更多的是源于生活，出自性灵；其诗歌很少用典，格调清新，语言率真，直抒胸臆，宛如天籁；其绘画不拘成法，富有创新精神，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大胆吸取民间绘画元素，风格天真质朴，雅俗共赏，在民初画坛独树一帜。姚华是学者型艺术家，他的诗歌和绘画虽然也重视师法造化，抒发性灵，但更强调须以学问为根基；其诗歌喜欢用典，意象丰富，语言典雅，旁征博引，熔铸古今；其绘画从沈周、石涛、石谿、吴历一脉化出，所作多有题跋，或诗或词或曲或文，动辄数十上百字，画与题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使作品弥漫着浓郁的书卷气。简言之，齐白石的诗画重性灵，贵独创，多民间味，姚华的诗画重传统，贵学问，多书卷气。由于艺术观念不同，加上二人原本就有成见，便容易互不服气，互相贬损，姚华评论齐白石的画“犷悍、粗豪、恶作”，齐白石嘲讽姚华“这位有书卷气的人，画得本极平常，只靠他的科名。卖弄身分”，均非公允之论，而夹杂了个人意气。


除了上述原因，不排除有人在齐白石和姚华之间拔弄是非，对此《白石老人自述》透露出一些消息：“他不仅看不起我的出身，尤其看不起我的作品，背地里骂我粗野，诗也不通……”这段文字表明姚华的“诽言”并非齐白石亲耳听见，而是他人转告的，所以用了“背地里”三字。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喜欢“过话”者，大多有添油加醋、挑拨离间之嫌，所谓“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也。有关资料证明，齐白石衰年变法之初，除了陈师曾、林纾、林风眠、徐悲鸿外，北京绝大多数画家对齐白石的画均不以为然，例如周肇祥曾指斥齐白石“不守古法”，属“野狐参禅”，［19］P50余绍宋在1922年4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九时到师曾处，看各家送往日本求售之画……最恶者为林纾、齐璜，而齐尤为荒谬，令人作恶。”［20］P533齐白石也深知同辈画家对他多有恶评，曾在《画山水题句》中写道：“山外楼台云外峰，匠家千古此雷同。卅年删去雷同法，赢得同侪骂此翁。”［21］P39他还在一幅人物画上题曰：“人骂我我也骂人。”本来画家之间互有议论是很正常的事，即使意见尖锐一点也不足为奇，但有人特地把姚华“背地里”的议论转告齐白石，就属于别有用心了。


以上对齐白石和姚华的关系作了详细考证，在齐白石和姚华十三年的交往中，既有友谊也有矛盾，既有合作也有恩怨；虽然他们在各自的诗文中都诋毁过对方，但二人的关系始终没有破裂，这说明他们十分重视彼此的友谊，对矛盾采取了克制的态度。随着岁月的流逝，齐白石和姚华的友谊和矛盾已被定格在了中国近代绘画史中，今天我们研究这一段尘封的往事，既不应回避齐白石和姚华的矛盾，也不应夸大这种矛盾。笔者撰写此文，旨在实事求是地分析齐白石和姚华矛盾的原因及其对民初北京画坛的影响，因为一个时代的人文生态环境很大程度是由人际关系构成的。就绘画史而言，如果没有无数具有鲜活个性的画家活跃其间，那么它将变得枯燥乏味、苍白无力，而载入绘画史的画家和普通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和恩怨情仇，也会听信谗言和意气用事，唯其如此，绘画史才会变得生动、丰富和真实。以故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应当尊重历史、还原历史，而切忌过滤历史、掩盖历史，这是每一个严肃的学者必须遵循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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