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第鸿人生三部曲

姚波

姚第鸿人生三部曲

（山西）◇王乃德◇孟庆雯

原载：□一代风流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姚第鸿是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捐躯的一位烈士。他的一生十分短暂，革命业绩鲜为人知。他把青春贡献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将生命无私地奉献给伟大的抗日战争，以27岁的青春年华谱写了自己人生的三部曲。


富家宠儿


公元1911年，姚第鸿出生在山西河东的一个村庄——西毋庄，时属山西省绛州河津县，今属山西省万荣县。姚第鸿的父亲姚以价，1902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后被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留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姚以价回国后在山西督练公所等处任职，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义时任总指挥．率领起义的山西部分新军攻打巡抚衙门和满州城取得胜利并光复太原，以后辗转赴汉口担任李烈钧的参谋长等要职。


姚第鸿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虽早年丧母，但继母对他极其关爱。1926年春天，姚第鸿随父到北京．考入汇文中学。15岁的他．被闻名中外的古都北京所吸引。尤其是这里荟萃古今中外的文化，给以他深刻的影响。在这里他度过了初中生涯。1929年，姚第鸿按照父亲的要求．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设在济南的山东省立高中。次年春．姚以价以中将军事参议身份举家南迁，到济南秘密协助山东军阀韩复榘进行反对阎锡山的活动，很受韩的重视，被尊为“姚将军”。韩复榘把济南市经三路185号四合院拨给姚以价作为公馆，又拨给两节客车作为姚以价的专列，专列平时停在铁路尽头，外出时挂上机车即可开行。由于父亲的身份地位，姚第鸿从小便生活在优裕的家庭中。到济南后，姚以价一家更可谓当地屈指可数的豪门贵族。姚第鸿1931年升入山东齐鲁大学之后，广泛的兴趣和爱好使其更有展示才华的机会。他不仅酷爱文学艺术，对琴棋书画也无不通晓，学业成绩非常突出，在师生中树起了很好的形象，为其开展革命活动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姚家父子均爱好京剧，家中京剧的道具和戏装等一应俱全，其父还广请名家，潜心指点姚第鸿的唱、念、作、打等表演技巧，希望他在勤奋读书、钻研学问之余，对京剧能有进一步的练习与研究。姚第鸿天资聪颖，加上名师指点，很快便在济南小有名气，20岁时就登上了济南大戏院的舞台。有一次，他扮演京剧《借东风》中的周瑜，台下观众连连叫好，其父因此颇为自得。


地下尖兵


然而对于姚第鸿来说，做“富家宠儿”并不是他的理想，他所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名利和享乐．忧心的是当时正处于黑暗中的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危机。他在山东省立高中读书时就秘密加入了共青团，当他在齐鲁大学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之后，就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从事革命工作方面，很少再登台演戏。


由于姚第鸿的出身背景，在刚刚考入齐鲁大学的时候，一些进步同学对他心存戒备，不愿与他接触，甚至把他与姚以价、韩复榘等同视之，认为他是统治阶级的少爷公子，纨绔子弟，把他视为异己分子。对于这些有意无意的不正确看法和说法，姚第鸿毫不介意．依然忘我地从事革命工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得到了革命同志的信任。除了认真学习和研读马列主义理论外．他还很注意从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做起，衣食住行与普通群众没有两样，丝毫没有少爷的架子，贵族的习气，很受进步师生的尊敬。为了防止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以及同志和党的组织，姚第鸿在家或陪父亲参加社交活动时，仍为西装革履，扮足公子的风流潇洒；到了学校或深入群众时，他再换上便服，好与大家打成一片。但由于姚第鸿常常早出晚归，其父对此似有觉察，姚第鸿深感住在家中的不便，因而向父亲提出搬到学校去住。姚以价开始表示反对，但最终拗不过姚第鸿的反复要求，转而一想，认为儿子所说“住到学校能够安心读书，于学业颇有益处”的话也有道理，于是同意儿子住校。


1931年3月，中共山东省委派胡萍舟（又名胡允恭）到济南，负责整顿济南特支，并担任特支书记，要求胡在适当时候恢复济南市委。胡萍舟到济南后，找来找去，只有姚第鸿等10位党的负责干部是党员。由此可见在白色恐怖下的济南中共组织遭受到何等严重的破坏！对此，胡萍舟不免焦急。姚第鸿看出胡萍舟的这种忧虑情绪，非常冷静地对他说：“人少不要紧，只要心齐就能办成大事。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能担负起重任，解放民族和人民，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姚第鸿的革命激情坚定了胡萍舟的信心，他极其重视发挥姚第鸿的骨干作用。他们决定将济南分为几个区，所有党员分头深入各区，设法寻找失散的共产党员。采取个别谈话、实地考察等方式，对于表现积极、立场坚定，只是苦于无法找到组织的人，立即为其接上组织关系，进而重新成立支部或小组；对那些态度犹豫、徘徊不定的党员，则先酌情帮助，并暂缓其组织关系的恢复。经过姚第鸿等人的不懈努力和艰苦细致的工作，济南各区的党组织很快得到了恢复，各学校的学生支部和铁路工人支部也组织起来，发展新党员40名，而且还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对一些被破坏的团组织进行了恢复，并于同年4月和6月先后恢复了共青团济南特委和中共济南市委。姚第鸿担任济南市委委员兼任共青团特委书记。除恢复党团组织外，他还直接成功领导了济南正谊中学、爱美中学等校学生反对当局增收学费的斗争，以及济南铁路工人反对开除刘凤来等3名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还使一批铁路工人和进步学生加入到党团组织中来，使中共组织和共青团在济南的队伍得到扩大。


那时，济南党组织大都在夜间开展工作，多数党团员能严守纪律，行动缜密，特务很难找到党团组织活动的踪迹。然而，面对反动政府的高压政策，仍然有一些意志不坚定者叛变投敌，致使组织遭到破坏，同志被捕。每当这时，姚第鸿总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把平素与告密者、叛变者有来往的市委负责人转移到他认为安全可靠的地方。他把党的重要干部安排隐蔽在齐鲁大学自己的宿舍里。因为齐鲁大学属贵族学校，每个学生都住单人房间，未经房主同意，他人不得入内。将党的负责同志转移到这里，敌人是搜捕不到的。他还经常利用父亲的特殊地位和待遇掩护同志，常常让市委负责同志去姚以价的专列上住宿，以躲避敌特的追捕，有时还把胡萍舟、陈桓乔等济南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领到其舅父的公馆小住。


不仅如此，姚第鸿还密切关注家中的动态。有一次，韩复榘到姚公馆和姚以价密谈了很久，姚第鸿监听到韩已派人侦察出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些情况，他立即向市委作了汇报，从而抢在敌人动手之前撤走了已经暴露的组织和同志，避免了一次难以预料的损失。


1931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陈逵在青岛主持调整中共山东省委的会议，姚第鸿当选为省委委员。此时，姚第鸿已经大学毕业，但他不愿在济南任教，决意当一个职业革命家，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革命工作上。在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中，姚第鸿是一位最年轻的负责干部。次年1月，共青团山东特委成立，姚第鸿任书记。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姚第鸿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到6月，共青团山东特委所属团员已发展到近300人。


姚第鸿大学毕业后不就业也不在家，整天在外边东奔西忙，姚以价对此不禁产生了怀疑。一次，他单刀直入地问儿子：“你是不是参加了共产党？”姚第鸿当即否认。接着父亲又对儿子讲：“如果你要参加共产党，我看还是等几年再说。假如将来共产党真的胜利了，你能在共产党里有一定的地位，我也不反对。可是，韩复榘要全力经营山东，把山东搞成他的领地。现在他手里有军队六七万人，还在招兵买马扩大队伍，一方面要防备蒋介石，但更重要的是防范共产党在山东搞暴动，闹红军。此人可不讲情面，如果你不是共产党也就算了，若是共产党，你就回山西老家躲躲，不要留在山东。”姚第鸿听完父亲的话后告诉姚以价：“我不是共产党。但天下乌鸦一般黑，蒋介石、阎锡山、韩复榘是一丘之貉，都是祸国殃民的人，他们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回到山西，阎锡山虽然下台了，但他的代理人照样统治着山西。我在山东就好，我不回山西去！”姚以价听了儿子的话后，只好取消了让他回家乡山西的打算。姚第鸿遂将此事向胡萍舟如实汇报。胡问姚第鸿：“你是不是想回山西去，摆脱这里的白色恐怖？”姚第鸿说：“我在山东有很多熟悉的同志，情况了解得多，工作有基础。而我从小就离开老家山西，在那儿没有一点基础。我不回山西！”1931年12月，根据党的要求，姚第鸿与其他同志发动、组织和领导济南与青岛等地学生2500余人联合到南京请愿，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推动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抗日爱国运动的高潮。


鉴于济南形势的日益紧张，报经省委同意，姚第鸿将省委印刷文件和宣传的机关安排在他父亲姚以价的专列上。一开始姚第鸿带着人在专列出出进进，因其是姚将军的公子，无人敢盘问，但时间一长便引起敌特的怀疑和注意，事情终于暴露。敌人从专列上搜出党的秘密文件、传单和油印机等物品。姚第鸿立即被韩复榘逮捕。韩把姚第鸿交给姚以价，要其按家法处理。气急败坏的姚以价讯问姚第鸿：“你是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的？”姚第鸿答道：“共产党里有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和他们有来往，但我确实没有参加共产党。”恼怒的父亲再也不相信儿子的辩解，遂令人将姚第鸿关押在家中的一间小屋里，并派副官和卫士日夜轮流看守。就在当年的秋冬季节，姚以价强迫姚第鸿留学日本。至此，姚第鸿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无论走到哪里，境遇如何，绝不会忘记革命的信念，就像那生命力极强的小草种子，只要有生存的土壤，就会生根发芽。很快，他和一同留日的中国学生中的进步分子王家棣、胡育德相遇，又与王阑亚结识。这些满怀救国救民的热情，在异国他乡不忘祖国兴衰的革命青年走到了一起。经王阑亚等人介绍，姚第鸿参加了由雷任民等人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他还积极参加了东京中华留日同学会组织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活动。


抗日英雄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姚第鸿由日本回国。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他赴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干部训练班工作，以满腔豪情战斗在新的岗位上。不久，中共鲁西北特委根据姚第鸿的一贯表现，并与已在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的王阑亚取得联系，恢复了姚第鸿的党组织关系。10月，山东省委派姚第鸿与张维翰等人率领训练班学员240余人，到山东省第六行政区专员范筑先部工作。随后，山东省委派张霖之、张郁先、张承先、任仲夷等共产党人到范部工作。在姚第鸿等人的积极推动下，范筑先通电全国，宣布誓死坚持鲁西北抗战，并在姚第鸿等的帮助下，陆续组织武装力量，先后编成了30余支抗日支队。姚第鸿等共产党员直接成立了堂邑县第一游击大队，成为范筑先第10支队的主体。他们还向范筑先推荐了一批坚决抗日、爱国爱民的进步人士（其中有不少人是共产党员），分别被范先后任命为寿张、冠县、莘县、濮县、范县、馆陶、丘县、齐河、高唐、汶上等县的县长，打开了鲁西北地区的抗战局面，使鲁西北民众的抗战情绪空前高涨，群众运动如火如荼。1938年5月，山东省第六行政区保安司令部政训处在聊城召开政治扩大会议，决定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姚第鸿被任命为副主任。会后，姚第鸿带领政治部人员，深入到民众中，宣传抗日，鼓舞士气。


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陷，日军暂时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集中兵力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1月中旬，日军分3路进犯鲁西北地区，重点目标是聊城。13日上午，姚第鸿等人参加了范筑先召开的军事会议，商讨迎击日军的作战方案。张霖之、姚第鸿等人提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应当将部队转移到城外同日军开展游击战，逐步消灭其有生力量。范筑先赞成这一意见，决定把各机关、学校全部转移到农村，并鸣锣动员群众出城疏散，商定采用席卷战术，即留少数部队守城，范筑先率大部队在城外迎击日军。会后，姚第鸿等人留在城内，随范筑先准备行动。14日，日军逼近聊城。因顽固分子的故意拖延，范筑先等人失去出城的机会，日军的火力封锁了出路。范遂与姚第鸿、张郁先率少数部队守城作战。当日下午4时以后，日军首先从聊城南门方向攻城，守城的游击营与日军激战。当日军攻城之际，姚第鸿和范筑先等率手枪连和传令队的50余人赶来增援，连续打退敌军数次进攻，毙伤日军数十人，守城部队伤亡30余人。黄昏后，东关失守。日军在其猛烈炮火配合下，由东门等3个方向攻城。范筑先、姚第鸿急率传令队奔赴东门援助。在两个多小时内，打退日军的3次进攻。15日，攻城日军增至7000余人，在飞机配合下，猛烈攻击东门。姚第鸿和范筑先又一次率传令队急赴东门督战，指挥部队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范筑先、姚第鸿壮烈牺牲。姚第鸿时年27岁。日军于下午5时侵占了聊城。在这次守卫聊城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还有张郁先、郑佐衡等700余人。


为了纪念范筑先、姚第鸿、张郁先等烈士，12月15日，中共鲁西特委在冠县举行追悼大会，延安《解放》周刊、重庆《新华日报》和其他一些报刊、通讯社，还分别发表短评、纪念文章和消息。12月23日，重庆为这些烈士举行追悼大会，朱德、彭德怀和吴玉章、董必武分别送了挽联。朱德、彭德怀送的挽联是：“战事方酣，忍看多士丧亡，显其忠勇；吾侪尚在，誓必长期抵抗，还我河山。”重庆《新华日报》送的挽联是：“杀敌挺身甘一死，裹尸还葬足千秋。”国民政府“特令褒扬”，“通令全国下半旗三天”。1939年11月15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重庆举行纪念会，纪念范筑先、姚第鸿等牺牲一周年，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和史良、刘清扬等人送了花圈，冯玉祥和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送了挽联。董必武、徐冰等近百人参加了纪念会。张友渔等在会上介绍了烈士的生平事迹。1940年11月15日，华北旅渝人士集会，将11月15日定为“华北抗战烈士纪念日”。




参考资料：
1．《山西文史资料》第一辑。
2．《胡允恭回忆录》。
3．《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
4．《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组织史资料（1920年一198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5．《鲁西北革命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