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法津禅师墓志铭、塔铭研究

姚波

唐代法津禅师墓志铭、塔铭研究

赵青山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20)

原载：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一期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摘要：1980年西安东郊席王乡卞家村西原出土了唐代法津禅师的一方墓志和一方塔铭。墓志和塔铭的内容可以相互补充。其中，塔铭对法津灵验事迹做了详细记载，考诸史料，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关键词：法津、神异、墓志、塔铭
中图分类号：K877．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52(2018)01-0145-11
收稿日期：2017-09-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敦煌写本疑伪经整理与研究”(17YJA770024)；2017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YB029)
作者简介：赵青山(1982-)，男，山西忻州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佛教史和敦煌学研究。






1980年，西安市东郊席王乡卞家村西原出土了唐代法津禅师的一合墓志和一方塔铭。墓志首题：“大唐荷恩寺故大德敕谥号法津禅师墓志铭并序”，由法津禅师从孙前太常博士姚骥撰文并书写。志石与志盖均高45．5厘米，宽44厘米，双面楷书，正面22行，背面11行。禅师圆寂于唐大历五年(770)八月十七日，同年九月二十六日下葬。塔铭首题：“大唐荷恩寺故大德法津禅师塔铭并序”，由“门人供奉谈论大德沙门锐璨述”，塔铭高74厘米，宽I18厘米。塔铭是元和二年(807)四月八日，即法津圆寂37年后，由弟子荷恩寺大德沙门法开建立。


法津禅师的墓志铭和塔铭记述的内容基本一致，但详略各异，部分内容只有相互参阅才能弄清各自所记所指。王世平、朱捷元两位先生曾撰文就法津父祖宦历及墓志塔铭反映的寺院经济问题做了详细考证，②本文就二位先生未申之义做进一步探讨。


①法津禅师的墓志和塔铭拓片图版见：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524—526、616页。
②王世平、朱捷元《西安东郊新发现的唐法津墓志及塔铭》，《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1983年，第211-221页。


一、录文


(一)《大唐荷恩寺故大德敕谥号法津禅师墓志铭并序》


志盖：大唐故法津禅师墓志。


墓志铭：大唐荷恩寺故大德敕谥号法津禅师墓志铭并序／


从孙前太常博士骥撰并书／


大德讳常一，俗姓姚氏，其先冯翊莲芍人也。大舜之后，源／流且长，冠冕相承，事传谱牒，枝叶浸远，因宦东周，今为河／清人也。曾祖绰，隋中散大夫、忻州刺史；祖奔信，皇任秦／州成纪令；父恭，皇任成州刺史。大德受口独灵，禀性或／异，聚沙之岁，性□出家，父兄相训外书，大德□□□异，香／象之力，壮而不羁，贞松之枝，色不可□，□弃俗依襄阳真／律师，又于江陵受具戒，旋至长安花严寺听经，后隐灵鹫／山修诸佛事。七岁诵经，廿持律，遁迹高蹈，宴居山林，日就／月将，多历年祀，能修妙果，□献诸天，□□往来，积而能散。／天宝中，玉真公主因访古□山，仰其业艺，屈膝邀请，闻于／玄宗，乘传去□□荣俞其德，一从入侍，纲纪于兹，居安虑／危，幸无他故。及肃宗抚军北巡，大德平凉扈跸，累／进衣马，襄助王师，虽非手执干戈，岂异躬卫社稷，又奉／诏所修功德，皆应祯祥，屡降丝纶，图诸史册。不然，岂寝／疾之时，御医在门，谢世之日，呜呼彻膳。六根断灭，／三朝一心，终始不渝，生死无替，大渐之日，陈表告终，累足／枕肱，归全于牖，知去来之非我，岂生灭之在心。大历五年／八月十七日般涅椠于本寺院，享年七十二，僧腊四十五。／临终辞表，批云：师久修八政，历事三朝，至行淳深，精勤不／替。比闻疹疾，寻冀痊除。何期电露不留，忽随逝水，奄从迁／化，轸悼良深，锡束帛，兼致斋祭。表其故也。又降紫泥之／书，复施黄金之地，用崇身塔，以旌德也。以其年九月廿六日／葬于滋川乡横霸原，从释教也。弟子思偘等，若丧所天，因／心而泣，无违孝敬，有慕师资，凡曰缁流，莫不哀恸。常住丰屋，／大师力焉。粤有将军段公、内给事刘公，皆御庖近臣，弥敦／久要，凡所举措，靡不演成，神理昭彰，岂无报应。骥忝宗族诸／孙，敢记事而述德，遂为铭日：／


噫欤大德，七岁从师。法传要妙，道契希夷。慈云所覆，谁不／咏思。其一；
帝念精诚，威仪匪忒。出入皇家，纪纲净域。逝／水不留，象罔何得!其二；
好才不遗，秉志尚贤。清证果，菩提应缘，宝塔沙界，松门署烟。其三。




(二)《大唐荷恩寺故大德法津禅师塔铭并序》


大唐荷恩寺故大德法津禅师塔铭并序／


门人供奉谈论大德沙门锐璨述／


日月华丽于天，山河光纪于地。观象作则，惟人独灵。荷恩寺故大／德讳常一，谥曰法津禅师，俗姓姚，河南河清人也。曾祖绰，朔方节／度；祖信，秦州成纪县令；考恭，陇右南使飞驎监。和上即监之仲／子也。体质爽悟，精明独在。性惟仁孝，行实温恭。开元中，依襄阳明／律师所出家受具，旋至长安花严法师所听《花严经》，又于东京大／照禅师所习定宴座，遂隐迹秦州灵鹫山，卧石席茅，松萝为宇。至／天宝中，采药崆峒。遇逢天使，道与时会，名称／上闻，征入京师，住宝台寺。加以悬鉴来事，见重时君，得大／总持，固能摄护，外假药妙，内实知人。寻丁家衅，表请归葬。奉／敕，知师忠孝，赐绢五十匹。自卫神榇，至于陇阴。遇／肃宗皇帝巡狩朔裔，师次平凉。吾师独出州城，远迎法驾。／肃宗一见，命曰宗师，仍令招慰州县官吏。河洛既清，飞锡上国，权／住荷恩寺。奏免常住两税，至今不易，又还官收地廿二顷。／恩命令立丰碑在于寺普润庄也。至德中，为／肃宗皇帝设斋，庆云晨见。诏曰：卿云在天，纷郁呈瑞。允符／降诞之日，更启光宅之时。表师之精诚也，赐绢一百匹、香一合。师／为朕精诚，广修功德。所至之处，必有祯祥。更此设斋，尤加惬愿。上／元年中，奉敕于三原县化城寺修功德。芝生于廊柱，从末／及脯，渐长数倍。诏曰：莲宫效异，芝菌发祥。岂唯图牒可披，／固是神明所祐。又奉敕于化度寺修功德，文殊菩萨忽见／神光。诏云：至诚所感，神应如答。师精诚恳发，灵贶遂彰。景／福延长之征，袄氛必灭之兆。宝应年中，蒙赐紫袈裟及金钩。／诏曰：师蕃邸畴旧，早悟菩提，志行既精，胜因斯著。端午之节，宜赐／宠章。屡奉诏书，频蒙厚命。加以斋唯一食，谛念六时。存四／摄以利人，弃匹夫之独善。前后奏置寺一十二所，度僧一千余人。／忽焉示疾弥留，会缘将毕。奉敕令有司造檀像宝幡，送至／院内。以大历五年八月十七日，隐化于京师荷恩寺，春秋七十二，／僧腊五十一。临终表辞，诏曰：师久修八正，历事三朝。志行／醇深，精勤不替。何期奄从迁化，轸悼良深。赠绢卌匹、布卅端。赐塔／院于万年县洛女原，遣将军段物华备陈奠祭曰：万化应变，百龄／有涯。未际真常，咸归生灭。惟师平昔，早悟香缘。青春舍家，白月护／戒。岂谓悟生若幻，知阅逝川。俾中菲奠，歆此行潦。谥曰法津禅师，／仍配荷恩寺。未踰岁时，／代宗皇帝以万方为心，忧劳兴疾。梦寐之际，遂见吾师奉献神膏。／未踰翌日，厥疾乃瘳。遂赐院额号医王寺。令将军段公等就寺为／师设千僧会。其夜昏后，寺中圣容忽见，毫相直照茔门，卷而又舒，／凡廿四度。又闻天乐响空，得未曾有。诏曰：释门梵宇，福庇／人寰，爰赐嘉名，用旌法界。师等勤于护念，持有感通。光相昭然，深／可叹异。赐砖五万口，为师造身塔，高卅尺。实为殁而不朽，终承／宠光。感而克通，生灭自在。乃为铭日：／


皇天无亲，惟贤是遵。
邈矣吾师，淑慎其身。
遗荣世表，远彼嚣尘。
令／问令望，克宽克仁。
玉质掩彩，简牒传光。
名垂不朽，运有行藏。
刊于／贞石，用记惟良。
哀哀师宝，永永流芳。／


元和二年岁次丁亥四月八日弟子荷恩寺大德沙门法开建。


二、法津禅师生平考述


据二志文载，法津禅师，俗姓姚，法号常一，谥号法津。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八月十五日，“享年七十二”，逆推可知法津禅师生于武则天圣历二年(699)。至于法津禅师的僧腊，墓志记为“僧腊四十五”，塔铭记为“僧腊五十一”，出现差异的原因是墓志和塔铭的作者认定法津受具足戒的时间不同引起的。墓志认为法津“弃俗依襄阳真律师，又于江陵受具戒”，而塔铭则认为是“开元中，依襄阳明律师所出家受具”，因为现在没有足够的材料，无法判定哪一种记载更为可靠。


禅师于开元年中，依襄阳明律师学律，后师从长安花严法师学习《华严经》，从东京大照禅师学习禅坐，后隐居秦州灵鹫山。天宝中，因玉真公主举荐入朝，受到玄宗礼遇。安史之乱期间，在平凉“累进衣马”“招慰州县官吏”相助肃宗平息叛军，安史之乱后多次奉诏修功德，均灵验可感。代宗大历五年圆寂于荷恩寺。


1．大照禅师
大照禅师即普寂和尚，据《大照禅师塔铭》载，门人尊其为禅宗七祖，具体法系为：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大通(神秀)→大照。①大照一系门人兴盛，有辩惠、广惠、性通、灵著、慧空、法玩、宏正、如信、慧远、崇泰、昙庆、坚意、惠海②等等。


2．灵鹫山
灵鹫山很有可能指今天天水麦积山。庾信《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赞誉麦积山为河西灵岳：“麦积崖者，乃陇底之名山，河西之灵岳。高峰寻云，深谷无量。方之鹫岛，迹遁三禅，譬彼鹤鸣，虚飞六甲。鸟道乍穷，羊肠或断。云如鹏翼，忽已垂天；树若桂华，翻能拂日。是以飞锡遥来，度杯远至。”③此外，麦积山自古多有僧人隐居。如《高僧传·玄高传》：“高乃杖策西秦，隐居麦积山，山学百余人，崇其义训，禀其禅道。时有长安沙门释昙弘，秦地高僧，隐居此山，与高相会，以同业友善。”④与塔铭“隐迹秦州灵鹫山”，墓志“隐灵鹫修诸佛事”所记一致。


3．累进衣马
法津禅师在平凉与肃宗相见之时，正是安史之乱爆发之际。关键时刻，禅师一边“招慰州县官吏”，一边“累进衣马，襄助王师”。禅师从经济上资助唐军，并安抚官吏民心的举动，反映了唐廷在平反叛军时面临着军备缺乏和民心丧失等重大危机。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于范阳起兵，正式拉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对安禄山的反叛，玄宗一开始以为是“恶禄山者诈为之”，此外杨国忠又蛊惑曰：“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


①[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262李邕《大照禅师塔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57-2661页。
②韩传强《禅宗北宗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48-258页。
③[北周]庾信撰，[清]倪瑶注，许逸民校注《庾子山集注》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72页。
④[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介整理《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19-410页。




或言“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①。在最高统治者错误的形势评估下和唐军轻敌心理作祟下，对于安禄山的反叛，唐廷早期消极应对。然而叛军势如破竹，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唐众防御使见叛军至皆弃城而逃。第二年六月，哥舒翰二十万大军惨败，关中门户潼关失守，在叛乱发生八个月之后，玄宗才意识到形势严峻，但并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有效的反击，而是在杨国忠建议下决定入蜀避祸，仓皇而逃。当天西逃至咸阳望贤宫时，已经窘态百出，粮食供给严重不足，“杨国忠自市胡饼”“军士散诣村落求食”。


缺兵短粮也是李亨当时遇到的重要制约。在建宁王李倓等人及父老力谏之下，玄宗临时决定由太子李亨收合散卒，东讨叛军，“乃命分后军二千人及龙厩马从太子”，太子可谓势单力薄。“时从上惟广平、建宁二王及四军将士，才二千人。”自奉天至新平途中“士卒、器械失亡过半，所存之众不过数百”②。


李亨军队到平凉后，情况稍有好转，“辛丑，至平凉郡，搜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官军益振”③。此外，民间也从物质上赞助官军，包括法津禅师，如墓志所言：“累进衣马，襄助王师，虽非手执干戈，岂异躬卫社稷。”至于，法津如何有能力从经济上资助唐军，“与其父担任的牧职直接有关系的。他的祖父皆仕于秦陇一带，本来已经树大根深，是完全可能拥有私人马场的(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而姚恭又任牧职，掌握有大量马匹(天宝时每监养马数，不计其隐瞒，平均数达六千匹之多)，即应是法津所进马匹的主要来源”。④


4．招慰州县官吏


在叛军打击下，唐廷溃不成军，民心丧失殆尽。随着叛军的西进，“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鼠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⑤。玄宗的逃跑，显示了唐军的软弱，给京城百姓带来恐慌，“士民四出逃窜”⑥，“士庶各避贼求生”⑦。此种情形随处可见，包括玄宗身边的内侍。至咸阳望贤宫，玄宗遣宦官王络卿前行告谕郡县备食，结果“络卿与县令具逃。中使征召，吏民莫有应者”⑧，“至金城，县令亦逃。县民皆脱身走”。⑨玄宗“从者多逃，内侍监袁思礼亦亡去”⑩。面对朝廷弃宫阙、舍陵墓而西逃人蜀，民间产生了“中原百姓谁为之主”的疑虑。面对此种动荡局面，太子李亨北上讨伐叛军，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便是安稳人心，向百姓昭示朝廷平息叛乱的决心。太子平凉见法津禅师后，并“令招慰州县官吏”，就植根于此种历史背景之下。


①[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7玄宗天宝十四载，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054页。
②[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载，第7096页。
③[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0《肃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1页。
④王世平、朱捷元《西安东郊新发现的唐法津墓志及塔铭》，第219页。
⑤[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7玄宗天宝十四载，第7054页。
⑥[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载，第7090．
⑦[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载，第7091页。
⑧[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载，第7091页。
⑨[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载，第7092页。
⑩[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载，第7092页。


5．法津先祖
墓志铭的作者是法津禅师的从孙姚骥，撰写墓志时署“前太常博士”，为从七品，品阶不高。迟至贞元十二年(796)，已迁升为信州刺史。①与塔铭相比，墓志的作者更重视家族姓氏来源，追溯其祖至舜。攀附历史名人或者虚造世系是墓志普遍现象。墓志资料显示，隋唐之时，以舜为先祖似乎是姚姓家族的集体认识，也是墓志撰写时的基本程式。如隋大业十年(614)《姚太墓志》“君讳太，字拔江，河南河南人也。前虞之苗，后秦之裔。”②唐贞观十七年(643)《姚孝宽墓志》：“君讳孝宽，字德博，南安人也。即帝舜有虞之裔。”③唐贞观十八年(644)《姚畅墓志》“君讳畅，字士荣，陇西南安人也。皇轩出震，令绪华滋，帝舜居宸，崇基迥构，莫不芝兰间植，杞梓俱神，名烈丹青，功标史册。”④开元二十年(732)《姚迁墓志》：“公讳口，字迁，吴兴郡人也。昔黄神执契，始轩台而派族；妫舜受图，因姚墟而命氏。”⑤等等。但姚姓墓志“又因志主籍贯不同略有差异，可分为非河东籍与河东籍两类。其中，非河东籍姚氏墓志仅泛称其为舜之后裔，或述其迁籍之因，并不列举与大舜有关的历史掌故。”⑥


关于法津禅师的曾祖绰，祖信，父恭，墓志与塔铭记载基本一致。唯塔铭云：“祖奔信。”这与唐代简略名字习惯有关。⑦关键的分歧是有关曾祖官职的记载。塔铭云：“曾祖绰，朔方节度。”墓志云：“曾祖绰，隋中散大夫、忻州刺史。”很明显墓志的记载是可靠的。其一，墓志是家人追忆先祖的记述，对于姚骥而言追溯三代之事并非难事，且有族谱为凭。而塔铭是由法津的弟子锐璨记述的，这种由外人追溯的家族史远远没有家人记载值得信赖，而且这种追溯是在法津圆寂三十七年之后所写的，其可靠性就更值得怀疑。其二，塔铭所载职官与史实不符。节度使是唐代官职名，据《新唐书·方镇表》《资治通鉴》记载，朔方节度使始置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⑧因此隋代并无朔方节度使。


①相关记载可见《旧唐书》《册府元龟》《唐会要》，其中《唐会要》59载：“贞元十二年五月，信州刺史姚骥举奏员外司马卢南史赃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16页。
②王其祎、周晓薇编著《隋代墓志铭汇考》，北京：线装出版社，2007年，第5册，第61-64页。
③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贞观。0九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6页。
④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贞观一0一，第72页。
⑤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三五四，第1400页。
⑥侯彩玲《舜记拾遗》，《文物世界》2011年第3期，第30-31、56页。
⑦陈国灿《武周瓜、沙地区的吐谷浑归朝事迹——对吐鲁番墓葬新出敦煌军事文书的探讨》，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22页。郑炳林《论晚唐敦煌文士张球即张景球》，《文史》第4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11-119页。又收入同作者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7—129页。
⑧王永兴《唐代经营西北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5-236页。


关于法津禅师之父的官职，墓志载：“父恭，皇任成州刺史。”塔铭载：“考恭，陇右南使飞驎监。”其中，成州在今天甘肃礼县、西和县之间。南使一职，据李济阻先生研究，是唐代掌管陇右养牧工作的称谓，秦州北部就是南使的养牧基地。①雍际春先生进一步考证，南使地望在原州西南180里处，大约今天甘肃静宁县一带。②南使飞驎监很有可能是姚恭卸任成州刺史后担任的职务。


三、墓志、塔铭所记法津禅师的神异之举


关于法津禅师的神异之举，墓志仅言“奉昭所修功德，皆应祯祥”，具体内容不详，而塔铭对此则进行了详细记述：1．玄宗时，悬鉴来事；2．肃宗时，庆云晨见、灵芝生廊、文殊显圣；3．代宗时，梦献神膏、白毫显像，共6件之多。从宗教立场而言，僧人具有神异灵验的功能，是其修行虔诚、品德高尚的外在表现。因此，撰写塔铭时，弟子们对法津禅师的神异事件大书特书。将神异之事刊于贞石，一来可将法津嘉行流芳百世，二来可激励后辈弟子见贤思齐，潜心修行。最后，通过标榜法津，可抬升所属寺院在僧俗界的威望，无疑是一种极为珍贵的舆论资源。


因材料所限，我们只讨论塔铭中提到的两件神异事件。第一件：


至德中，为肃宗皇帝设斋，庆云晨见。诏曰：卿云在天，纷郁呈瑞。允符降诞之日，更启光宅之时。


庆云，又名景云、卿云。《汉书·天文志》对其外在特征及其象征意义做了如下说明：


“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庆云。庆云见，喜气也。”③


对于塔铭中“庆云晨见”，读者一般会将其单纯地视为法津众多神异事件中的一件。但是，如果把以下四件事结合起来综合考察：①肃宗与法津禅师的密切往来；②肃宗即位方式的特殊性；③肃宗朝对符瑞，特别是对景云、庆云的收集及宣扬；④塔铭所记“庆云晨见”出现的时间。那么，我们就很自然地想到，“庆云晨见”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意义。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五日，太子李亨与玄宗在马嵬坡别离，不足一月，即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称帝，改元至德，是为肃宗皇帝，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时隔三十天后，在蜀地避难的玄宗才获知此事。从历史传统来看，肃宗登基实属朝廷革命，不具合法性。宋代著名史学家范祖禹就此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肃宗以皇太子讨贼，至灵武遂自称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讨禄山也。”④认为李亨灵武登基与纲常名分不合。而范氏所说非一家之言，实际上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而且早在唐代，民间对肃宗登基之事已有非议。


①李济阻《“南使”考》，天水师专中文系编《杜甫陇右诗研究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2页。
②雍际春《南使(市)城考》，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15-22页。
③[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6《天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98页。
④[宋]范祖禹《唐鉴》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49页。


唐柳祥《潇湘录》中借鬼魂之口，就此提出质疑：“今太子传位，上皇犹在。君以为天下有主耶?有归耶?然太子至灵武，六军大臣推戴，欲以为天下主。其如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为天下主也。”①客观地讲，面对叛军攻势，玄宗一心西逃人蜀的情况下，李亨果断地于灵武自立即位，对平息叛军，扭转溃败局势乃至延续李唐祚命，均具有极为重要意义。但在固守君臣父子纲常人的眼里，李亨灵武自立实属叛父逆君之举。


或许，从始至终肃宗自觉灵武登基不合礼法，亦或许他对民间的非议早有耳闻。那么，肃宗采取何种手段来抚平内心的波动以及封堵悠悠之众口呢?纵观历史，能够南面称孤者，一是才略，二是天命。在舆论宣传方面，后者无疑更具说服力。肃宗借用“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的符瑞，通过史官之笔，将各类灵瑞之象填充于登基前后的历史时序中，以此证明自立称帝的合法性来自于天，为新政权的建立寻找依据。


李亨极为注意渲染他在登基之前出现的各类符瑞，以此表明灵武登基只是顺应天意而已，而非临时起意，更非乘虚而为。如天宝十四载，身为太子的李亨自奉天至永寿，“有白云起西北，长数丈，如楼阁之状，议者以为有天子之气。”②这是太子李亨在马嵬坡与玄宗别离后出现的第一次祥瑞景象，此时已经将太子和天子已经联系在一起，虽然作为储君的李亨必然是未来的天子，但此时出现天子之气无疑是为灵武登基作铺垫。之后，太子兵马行至平凉，在河西行军兵马使裴冕等人的劝说下，意图治兵于灵武以图进取，“上初发平凉，有彩云浮空，白鹤前引，出军之后，有黄龙自上所憩屋腾空而去。上行至丰宁南，见黄河天堑之固，欲整军北渡，以保丰宁，忽大风飞沙，跬步之间，不辨人物，及回军趋灵武，风沙顿止，天地廓清。”③彩云、白鹤、黄龙等祥瑞的出现，史官对李亨上位前夕种种符瑞的描写，无非是告诉世人天命在斯，肃宗代替玄宗合乎天道。


在种种符瑞现象中，肃宗对景云的宣扬值得注意。肃宗登基不久景云频现：
唐肃宗以天宝十五载七月，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是年九月三日，帝降诞之辰，有庆云属天，白鹤飞舞于上所居殿宇，翱翔二十余匝而去。十一月辛未，长安云气如衣冠备具，太史奏天下和平之象。④


①[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335，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663-2664页。
②[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0《肃宗纪》，第239页。
③[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0《肃宗纪》，第240-241页。
④[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25《帝王部·符瑞四》，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65页。


唐代将各类符瑞分大、上、中、小四等，景云在大瑞之列。古人以为，景云是天下大治之象，“其政和平，时则景云至”。与此同时，景云所出还有另外一层寓意，也是肃宗特别在意之处，即天子孝则景云出，如《春秋运斗枢》：“天子孝，则景云出游。”①《瑞应图》：“天子德孝，则庆云出。”②联系肃宗登基的历史背景不难发现，对符瑞景云的宣扬，是肃宗为其政权合法性所做的努力，也是对非议其登基者的回应。肃宗敕令法津禅师设斋祈福，时间上塔铭泛言“至德中”，至德(756年7月一758年2月)是肃宗在灵武登基后启用的新年号，前后使用不过两载。进言之，至德年间，正是民众热议肃宗代父而立之际。在此关键时刻，法津禅师不负肃宗之托，设斋期间道场“庆云晨见”，在“天子孝”则景云出的古人观念里，景云的出现让肃宗灵武登基具有了权威性和神圣性，身上背负的“叛父”和“自立不孝”的质疑不攻自破。因此，法津禅师在紧要关头给肃宗提供了的宝贵的政治资源。


第二件：
上元年中，奉敕于三原县化城寺修功德。芝生于廊柱，从未及脯，渐长数倍。诏曰：莲宫效异，芝囷发祥。岂唯图牒可披，固是神明所佑。


三原县因其地西有孟侯原、南有丰原、北有白鹿原而得名，唐时属京城所置之县，列为次赤。③因资料有限，三原县化城寺不可考。


考诸史书，上元年间灵芝符瑞多次出现。《旧唐书·肃宗纪》：“(上元二年，761)秋七月⋯⋯甲辰，延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茎三花，上制《玉灵芝》诗。”④《唐会要》卷30所记基本相同。肃宗极为喜悦，作诗咏之：


玉殿肃肃，灵芝煌煌。重英发秀，连叶分房。宗庙之福，垂其耿光(此章缺二句)。元气产芝，明神合德。紫微间采，白葬呈色。载启瑞图，庶符皇极。天心有眷，王道惟直。幸生芳本，当我扆旒。效此灵质，贲其王猷。神惟不爱，道亦无求。端拱思惟，永荷天休。⑤


此次祯祥出现于延英殿，此殿置于玄宗时期，僖宗乾符中，改名灵芝殿⑥，或许与上元二年殿生灵芝有关。玄宗朝之后，延英殿逐渐成为宰相和皇帝商议军国大事的地方⑦。可以说，上元二年军国大臣在此共同见证了肃宗登基的“受命之符”。


两个月后，含辉院灵芝再现。《旧唐书·五行志》：“(上元)二年九月壬午朔，皇后奏含辉院生金芝。”⑧上元年间灵芝频繁出现，而肃宗敕令法津做功德，灵芝便生于廊柱，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二人表演的双簧。实际上，芝草与上文讨论的庆云一样，是肃宗重塑自我形象，缓和与玄宗之间的矛盾，刻意宣扬的另一符瑞。当然，与肃宗兴致勃勃地以为灵芝出现是“宗庙之福”的认识相反，《旧唐书·五行志》载：


①[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98《祥瑞部上·庆云》，第1697页。
②[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243李峤《为百寮贺日抱戴庆云表》，第2456页。
③[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页。
④[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0《肃宗纪》，第261页。
⑤[宋]王溥《唐会要》卷30，第646页。又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册，第43页。
⑥[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⑦魏向东《论中晚唐宰相制度》，氏著《走过历史：魏向东学术论文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6-71页。
⑧[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37《五行志》，第1372页。




“上元二年七月甲辰，延英殿御座生白芝，一茎三花，肃宗制玉灵芝诗三篇，群臣皆贺。占曰：“白芝主丧。”明年，上皇、肃宗具崩。”①很显然，所谓占曰云云是宝应元年(762)，即灵芝显现第二年，玄宗、肃宗相继去世后，朝廷占卜者事后诸葛的表现。


早在肃宗乾元二年(759)，已有灵芝在大臣中书侍郎王玙家中出现，王维贺言：“至孝所感，物为之祥。”王玙则将此等符瑞的出现归功于肃宗，“公(王玙)尤不敢当，归美于今上，以为震位先兆，孝德动天，至乾元二年，乃图画以进。”②这是否暗示着王玙已经觉察到肃宗需要灵芝来作为舆论宣传的资源呢?


自汉以来，“世人以芝草为孝思所致感”⑧，唐人也有“芝草明于敬老”④的观念，认为芝草的出现是孝感动天的结果。唐寿州安丰百姓李兴父恶疾而终，兴“坟左作小庐，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顿踊，昼夜哭诉。孝诚幽达，神为见异，庐上产紫芝、白芝，庐中醴泉涌”⑤。玄宗朝张九龄“以母丧解，毁不胜哀，有紫芝产坐侧”⑥。杨炎“父丧，庐墓侧，号慕不废声，有紫芝白雀之祥，诏表其间。炎三世以孝行闻，至门树六阙，古所未有。”⑦朝臣们也往往将灵芝的出现与帝王的德行联系起来，李义府《宣政殿芝草》：“明王敦孝感，宝殿秀灵芝。”⑧洛阳太原寺生灵芝，崔融《代皇太子贺天后芝草表》言：“道贯神明，孝之所寘也极。”⑨


在灵芝象征孝行的集体认识中，肃宗以灵芝来塑造自我形象，缓和与玄宗之间的矛盾，无疑是绝佳的选择。至德二载(757)，唐廷收复东西二京，是年十二月肃宗迎玄宗回长安，肃宗居大明宫，玄宗居兴庆宫，表面上二人似乎父慈子孝，“时太上皇居兴庆宫，帝自复道来起居，太上皇亦间至大明宫，或相逢道中”⑩，在世人面前上演着一场温情脉脉的“政治秀”。事实上，宫廷内暗流汹涌，彼此相互制衡，形成所谓的“二元政治”。而这场权利斗争早在肃宗即位起就开始上演。玄宗得知肃宗在灵武即位，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一方面昭告天下退位让贤，另一方面却任命诸王分兵，派宰相到肃宗身边，节制肃宗。肃宗一方，则逐步打击玄宗势力，最终于上元元年(760)七月丙辰(二十八日)将玄宗心腹“高力士配流巫州，内侍王承恩流播州，魏悦流溱州；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致仕”⑪，玄宗势力至此清扫殆尽。


①[后晋]刘晌等撰《旧唐书》卷37《五行志》，第1372页。
②[唐]王维撰，[清]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第379页。
③[唐]李德裕撰《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81页。
④[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279萧嵩《请宣示祥瑞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31页。
⑤[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95《孝友传》，第5589页。
⑥[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26《张九龄传》，第4428页。
⑦[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45《杨炎传》，第4722页。
⑧[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5，第2册，第468页。
⑨[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218，第2201页。
⑩[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08《李辅国传》，第5880页。
⑪[后晋]刘晌等撰《旧唐书》卷10《肃宗纪》，第259页。


特别是肃宗借李辅国对玄宗的打压，玄宗曾言：“吾儿用辅国谋，不得终孝矣。”①可以说，在玄宗和肃宗权力交替过程中，肃宗一方面承受着巨大的伦理压力，另一方面又需要同玄宗势力争斗，特别是玄宗在民间和宫内的威望犹存，②在此情况下，肃宗急需对外树立一种奉天承运、孝德动天的合法继位者的形象。法津禅师受命于三原县化城寺做功德，所现的灵瑞便是在此种政治背景下产生的。


①[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08《李辅国传》，第5880—5881页。
②[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08《李辅国传》，第5880页。


四、结语
对于法津禅师塔铭中所记种种神异，不能简单地看做弟子们的溢美之词，而应该将其放置于法师所处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中，如此才能窥探到塔铭书写背后的历史。塔铭所记的几则神异类型恰好与当年朝廷符瑞类型一致，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塔铭所记灵瑞是否是僧人们附和朝廷政治宣扬而创造出来的。而朝廷对法津禅师每次上报的灵瑞均积极回应，并下诏褒奖，可以说朝廷对于僧人的创造是欣然接受的。因此，我们说塔铭中所记神异是僧人和朝廷互动的产物。


附记：本文曾提交2017年8月由日本白鹤美术馆主办的“神异僧图像与文物传播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宣读后，得到百椅明穗、佐藤智水、落合俊典等诸位先生的指正，在此谨致谢忱!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