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舒仪｜姚僧垣《集验方》研究

姚波

姚僧垣《集验方》研究

何舒仪

按：此文是目前所见研究姚僧垣及其《集验方》最全面、最深入、质量较高的一篇学术论文。也是去年12月举办《纪念姚僧垣逝世144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重要收获。意义有五：一、从学术的高度，为吴兴姚氏重要历史人物姚僧垣正名。二、明确了：太医而称大夫，姚僧垣史上独首 。三、姚大夫所著《集验方》对唐宋医学及日本医学具有重要影响。在北宋，姚僧垣的《集验方》与张仲景的著作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四、北周武康名医姚僧垣，在朝两度封爵，是历代医家爵位最高者二人之一 。五、此文让我们更加深刻了解姚僧垣光辉的一生及其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同时，感谢何舒仪同学以姚僧垣及其《集验方》为题，撰写了高质量的论文；感谢郑洪老师的精心指导。祝贺何舒仪同学因此被上海中医药大学录取，成为学术权威王兴伊老师的博士生。


中文摘要
姚僧垣《集验方》研究
【目的】本课题拟在文献整理研究的基础上，考证南北朝浙江名医姚僧垣的生平，整理与研究姚僧垣著作《集验方》的成书经过与版本情况。归纳姚僧垣在《集验方》中体现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总结其中蕴含的浙派医学的地方特色。
【方法】通过文献调查和实地考察，研究姚僧垣的生平事迹：利用文献调查法整理并研究《集验方》的成书经过与辑佚本的版本情况：研读《集验方》，运用总结分析法，归纳姚僧垣的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分析其包含的地方医学特色。
【结果】通过整理发现姚僧垣系南北朝时期浙江吴兴武康人士，为历代医家中官职较高者。《集验方》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约在南宋时亡佚，经现代学者范行准、高文铸、严世芸等人辑佚出版，其中以高文铸版本最为多用。《集验方》载方800余首，涵盖内、外、妇、儿、五官、急救等多个领域，所施方药简、便、廉、验，在继承前代医家如张仲景、葛洪、范汪、胡洽、陈延之等人医学经验的基础上，对药方的组成、应用范围、使用方法均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治法上长于寒热并用、攻补兼施以应对复杂的症状表现，用药多轻灵少厚重，普用竹沥、芦根、桑白皮等凉润之物，为南北朝时期浙江地区独特的用药经验。
【结论】姚僧垣的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与时医有异，颇具地方特色，值得后世借鉴．（集验方》中的医学经验还需进一步挖掘，以造福世人。
主题词：姚僧垣，《集验方》，南北朝，经验方
前言
（一）研究背景
北周名医姚僧垣，在朝两度封爵。其所著《集验方》是我国晋唐时期的重要方书，《集验方》中既有抄录的前人成方，又有搜集的民间验方，还有姚氏本身的医疗经验总结，在当时广为流传。《集验方》的内容丰富详实，囊括了临床各科的诸多病症，并摘录医经理论，所载治法方药十分细致。作为晋唐方书的代表之一，《集验方》反映了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医学特色，对唐宋时期的医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可与同时代其他医学著作及仲景医方相辉映，是一部在历史上有一定学术地位的方书。
此书虽然己于南宋时期亡佚，但后世专家学者如范行准、高文铸、严世芸等几位先生根据《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医心方》《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针灸甲乙经》《刘涓子鬼遗方》《东医宝鉴》《幼幼新书》《太平圣感方》《经效产宝》《证类本草》《本草纲目》《大观木草》等医书辑复，分别于1986年、2009年、 2019年出版了三种不同的辑佚本，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通过查阅近30 年来与本课题相关研究的文献资料发现，关于姚僧垣及其著作 《集验方》的系统性研究尚相对欠缺。近年来，以姚僧坦《集验方》为主题进行研究的主要有崔为、姚佳音、亢淼等几位专家学者，研究内容大体涉及以下三个方面：① 作者生平； ②《集验方》的辑佚与基本内容研究；③《集验方》的比较研究。
结合所搜集的文献资料来看，目前对姚僧垣医案的研究较少，对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总结几乎空白，对于《集验方》中有关理法方药等具体内容的学术特色与学术经验的挖掘不够，比较研究基本局限于与仲景医方进行对比，并未涉及同时代其他医方方书或是前后时代的传世文献。并且比较的内容基本局限于条文对读，关于不同疾病的治法以及组方、用药的总体思想方面几乎没有涉及。将《集验方》置于晋唐时期的时代背景下，与各类传世文献进行不同角度的比较，讨论《集验方》中学术思想蕴含的地方特色，及其对后来明清时期浙派中医形成的影响，可以作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日前国内外学者对姚僧垣《集验方》的研究比较欠缺，方向单一，尚未进行系统的整理，在其他方向发表的系统性研究论文较少，也未有相关研究著作出版，导致对浙江地区晋唐时期医学研究始终处于相对不足的境况，不利于医学、史学研究与临床实践的长远发展。因此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姚僧垣及其著作《集验方》各方面的学术价值，以飨同道参考。
（二）研究目的
本课题拟在文献整理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吴兴姚氏家族的历史，以及南北朝浙江名医姚僧垣的生平，为现代医学流派、医学家族、社会发展史等研究提供参考借鉴，传承、丰富、弘扬浙江中医药文化。
整理与研究姚僧垣著作《集验方》的成书经过与辑佚本的版本情况。归纳姚僧垣在《集验方》中体现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总结其中蕴含的浙派医学的地方特色，展现魏晋南北朝医学发展的历史风貌，弥补魏晋南北朝时期浙江地区医家与医学学术思想相关研究上的不足，进一步挖掘相关的医学价值，为当前的医学学术研究、临床治疗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三）研究方法
1、实地考察法：前往姚僧垣籍贯所在地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进行考察，搜集姚氏家族以及姚僧垣家族成员的墓志铭、家谱、传说等资料，考证姚僧垣的名讳、生平事迹、医学文献等内容。
2、文献分析法：对现存三个辑佚本《集验方》的目录进行校勘，并对其中高文铸辑佚本《集验方》中相关各科临证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归纳姚僧垣的学术思想及其临证经验，分析其包含的地方医学特色。
3、比较分析法：将《集验方》与其他方书如仲景医方或《小品方》《千金要方》等相关篇章进行对比，再对具体文本内容进行分析，总结《集验方》的学术特点和学术经验。
一、姚僧垣生平考述
姚僧垣出生于吴兴武康，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位名医，一生治验颇丰，声誉远闻。他主要生活在北周，先后担任多个官职，最高职位是北绛郡公，从一品。乃历代名医中爵位最高者。姚僧垣编撰的《集验方》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部重要方书，对唐宋医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关于姚僧垣，《周书》及《北史》皆有姚僧垣传记，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等诸多史志书目中皆有载其作《集验方》十二卷。考察《周书》《北史》中的姚僧垣传记及近年发现的石刻文献，略述其家世与生平，井就相关问题进行考证。
（一）吴兴姚氏家世
为研究吴兴姚氏家世，采取实地考察的方法，前往湖州德清进行考察，访问郭肇村姚氏文化展馆和“姚里”文化公园，对吴兴姚氏的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如图 l 一图 4 。湖州郡治始于吴末帝孙皓在三国时期的吴宝鼎元年（266年）设立吴兴郡，旨在保护其父陵墓而镇守山越。在晋宋时期，吴兴区域已汇聚了沈、姚、丘、钮等四大显赫家族。尽管吴兴的姚氏家族在政治影响力方面与其他三家存在明显差异，但家族中偶尔涌现出杰出人物。特别是在南朝末期至隋唐年间，姚氏家族逐渐崛起，最终成为唐朝江东四大士族之一。
姚氏姓氏的历史悠久，其起源可大约追溯至四千年前。《说文解字》中有“姚，虞舜居姚墟，因以为姓．从女，兆声。或以为姚，娆也。”当前，对姚氏起源的探讨还局限于几种历史资料的粗略分析。《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载姚氏的起源“姚，姓。虞舜生于姚墟，因以为姓．陈胡公裔孙敬仲仕齐为田氏，其后居鲁，至田丰，王莽封为代睦侯，以奉舜后。子恢避莽乱，过江居吴郡，改姓为妫。五世孙敷，复改姓姚，居吴兴武康。敷生信，吴选曹尚书。八世孙僧垣，隋开府仪同三司，北隆公。二子：察、最。”
《浙江通志》中有关于吴兴姚氏的记载“姚氏出于虞帝，生姚墟，以地为氏。汉有青州刺史恢、尚书左仆射皓，吴有太常卿信，晋有九江太守渠，墓皆在郡境，碑碣尚存。则姚氏之居吴兴也久，故望出吴兴。”姚氏家族将吴兴作为郡望的起点是从青州刺史姚恢开始的，自那时起，姚氏的后代在南方的各朝代中担任要职，形成了显赫的家族。姚氏在吴兴的政治影响始于孙吴时期的姚信，并在其后九代人中持续发展，直到南北朝时期，由于姚僧垣、姚察、姚最等人的涌现，姚氏家族才逐渐在政治上崛起。
姚僧垣，东昏侯永元元年（499）生，隋开皇三年（583）卒，享年85岁。根据《后周书》记载，他诞于吴兴武康，即现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来自一个江南地区世代为官的贵族家庭，八世祖姚信曾任吴太常，曾祖父姚郢，仕南朝刘宋王朝，官至员外散骑常侍，受封五城侯。父亲姚菩提，曾为梁高平县令，由于长期疾病，钻研医药，梁武帝萧衍与之“谈论方术，言多会愈”。
从上述记载来看，姚僧垣出身于一个通于经术同时精于医术的家族。
（二）姚僧垣生平
根据文献记载，在姚菩提的熏陶下，姚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于章句，时商略今古，则为学者所称”。姚僧垣 24 岁就继承家业，梁武帝召其入宫中“面加讨试，僧垣酬对无滞”。直到 22年后，姚僧垣45岁时，他才成为“殿中医师”, 47岁时“转领太医正”。从36岁直到 56 岁，姚僧垣在梁朝先后担任多职，他曾施医于梁武帝和梁元帝，并与两位皇帝共同经历了侯景之乱和荆州的困境等重大变故。在后周他两度封伯， 559年姚僧垣61岁时，他医燕公于谨之疾，抵达长安后被任命为小畿伯，到了571年又被封为遂伯。578年，姚僧垣以80岁高龄“致仕”, 579年被封为长寿县公，581年姚僧垣 83 岁时，隋文帝封他为北绛郡公．其医术高超，其医名远播，宋·郑樵《通志》载其行事，称“医术高妙，为当世所推，前后效验，不可胜纪”，并“远闻边服”。
现根据以上史迹概括，可以整理出姚僧垣生平年谱见表l 。




（一）姚僧垣任官考
从史书中姚僧垣传记所载的文献资料来看，姚僧垣爵位之高在历代医家中十分罕见，其受封的爵位有中书舍人、开府仪同三司、长寿县公、北绛郡公等等，崔为等学者还提出：“姚僧垣是我国历史上唯一出身贵族，又以医术获得贵族头衔的人”。历史上太医而称大夫，自姚僧垣始。那么姚僧垣一共受封过哪些官职呢？下面对姚僧坦受封的历任官职进行简要介绍：
左常侍：为“左散骑常侍”官名。三国时期合散骑与中常侍为之，置四员，比二千石，三品。南朝宋隶集书省，掌图书文翰之事，为闲散职，资望渐轻。齐为东省官。梁初别！散骑省，后复为集书省，为十二班。陈复为三品。北魏置六人，初为二品下，后为从三品，掌讽议左右，从容献纳，兼以出入王命。北齐沿之，另有起居省亦设散骑常侍一人．北周亦有，为加官。
殿中医师：即“殿中太医”，南朝梁置，掌内宫医药。
太医正：根据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中提到“太医正，不见于百官志，当是太医令属官”，太医令即为“古医官之最尊者。其名称始于秦代，汉、魏、六朝均仍之”。
直閤将军：南北朝将军名称。直阁，意指值勤于殿阁。南朝宋孝武帝始置，后被吸收进北魏的禁卫武官制度中，北魏时从三品下，位居中垒将军之上。
记室参军：官名，南朝宋太宗以来，皇子皇弟虽非都督，亦置记室参军。梁皇弟皇子府置中录事参军与录事参军，陈沿置。北魏诸王府亦置记室参军，北齐皇子王府所置同梁。  
戎昭将军：南朝梁置，陈沿置，统兵征战，拟八品，比秩六百石。北齐为无职事的武职，七品上。
中书舍人：官名，魏晋之际，于中书省设中书通事舍人，掌诏命传宜。南朝因级之，至梁时，去“通事”之名，唯称中书舍人，负起草诏令之贵，涉机密，势力渐增。
畿伯下大夫：地官府民部中大夫属官，佐畿伯中大夫掌本方事务，下设小畿伯上士，小畿伯中士。正四命，隋文帝开皇元年（581）罢。
车骑大将军：车骑将军是西汉时期重要的武官，身佩金印紫绶，位次于大将军及骠骑将军，而在卫将军及前、后、左、右将军之上，执掌四夷屯警、京师兵卫、征伐背叛、出使宣语、荐举官史、重要的迎来送往礼制性活动等。南北朝时车骑将军中地位高者为车骑大将军。
开府仪同三司：官名，开府，乃指依个人之名设幕府及幕僚。获仪同三司之封，享三公等礼遇。自魏晋至元，朝廷以此重赏有功之臣。《晋书·职官志》中有相关记载“开府仪同三司，汉官也。殇帝延平元年，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黄权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之名，起于此也。”
遂伯中大夫：官名，西魏恭帝三年（556）仿《周礼》遂人置，北周沿置。地官府民部中大夫属官，分置左右遂伯中大夫，每方置一人，掌本方行政事务，下设小遂伯下大夫，小遂伯上士、小遂伯中士以佐其职，领遂大夫下大夫等官属而置。
骠骑大将军：为古代高级军职，起源于西汉，各朝代继续沿用。在唐宋时期，此职位属于从一品，代表最高的武官等级。宋徽宗政和年间，武官系统进行调整，太尉成为项级职位，其余军职则以大夫、郎等称谓区分。
刺史：汉置，专职监察官，有的为行政长官兼监察之职，有的仅属虚衔。两汉和隋朝为专职监察官。从东汉末年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之后，历魏晋南北朝，州为地方一级政府，故州的长官刺史或州牧，领行政、军事和监察三职。而且刺史或州牧一般由都督兼领，并加将军之号。
长寿县公：魏末、两晋南朝时期，县公是公爵等级中的第二等级，位于郡公之下。每个县公都获得实封，拥有自己的封国和领土，可以设立国家官员，这一身份具有世袭的特点。领土的户数通常达到数千户。县公的制度是以县作为封国的基础，设立国相，相的角色和职责等同于现在的县令或县长。
太医下大夫：官名，西魏恭帝三年（556）置，北周沿置。天官府太医司长官，小医下大夫、小医上士、医正上士，疡医上士、主药下士等官属。由精通医道者担任。不一定为品阶所限。
北绛郡公：郡公是非同姓功臣中的最高等级封爵（禅代之前的权臣除外），每位郡公都获得实封，包括封国和领土，可以设立国家官员．且这种封爵具有世袭性。其领土的规模从数千户到万户不等。郡公以郡立国，封国置相，其职责相当于太守。
根据以上职官级别情况，姚僧垣爵位之高确实为历代医家少见，同一时代只有出身丹阳“东海徐氏”的名医徐之才其爵位能与之相较，徐之才仕北魏，官至西阳王，应该是历代名医中爵位最高者。然而历史上太医而称大夫，却是自姚僧垣始。
姚僧垣生平三受大夫之衔。初授于公元五百五十九年，当时他62岁，被任命为小畿伯下大夫；次迁于公元五百七十一年，他74岁时，晋升为遂伯中大夫；末于公元五百八十年，他83岁时，被赋予太医下大夫的职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太医下大夫”的称号．下大夫官名。西魏恭帝三年（ 556 ）置，北周沿置。天官府太医司长官，领小医下大夫、小医上士、医正上士，疡医上士、主药下士等官属。由精通医道者担任，不一定为品阶所限，姚僧垣即自遂伯中大夫、长寿县公除此职。姚僧垣，太医而称大夫，史上独首。宋人洪迈《容斋三笔·医职冗鉴》有载，北宋有“和安大夫”“史诏大夫”“和平大夫”等职称。通常认为医生被称为“大夫”始于北宋。清代梁章银的《称谓录》也记载了北宋时期医生已经被称为大夫。但将“大夫”头衔用于医生，可以说始于六世纪的姚僧垣。
（二）“僧垣”与“僧坦”考辨
在日本学者丹波元胤编写的《中国医籍考》中姚僧坦被写为姚僧坦。这本《医籍考》是引用了《太平御览》中的《北史》文字。《北史》和《南史》都记载的是“姚僧坦”，只有 《周书》中是写作“姚僧垣”。近年来，在众多书籍和刊物中经常可以看到《姚僧坦集验方》 的引用，例如贾得道撰写的《中国医学史略》和《中药大辞典》中多次引用此名。孙启明等多位学者认为，有必要明确区分“姚僧垣”与“姚僧坦”,并进行正确的归属。“垣”和“坦”之间只有一横的差别，这可能是传写时的错误。考察姚僧垣，他的字是法卫，“垣”意味着墙，与“卫”这一字义相匹配。应以《周书 姚僧垣传》的记载为准确。崔为认为，南北朝时，佛教兴盛，多人名含“僧”字，例如梁朝平定侯景之乱的著名将军王僧辩，以及胡僧、左僧庆、吕僧珍、朱僧勇、文僧明、元法僧、王僧贵等人。佛教中“僧”与“法”语义相通。
为了找寻更多史料，我们前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进行考察，与浙江吴兴郡姚氏文化研究会筹备会会长吴建国同志取得联系，在吴建国同志的帮助下，我们获得了三张唐代姚氏家族姚珽、姚珝、张晕夫人姚氏的墓志铭的拓片，均与姚僧垣相关。除此之外，陕西咸阳礼泉县出土的解斯政则墓志铭和位于河北唐县的“大唐中山法果寺碑”文中亦有姚僧垣的相关记载：
1979 年在陕西咸阳礼泉县出土的唐总章年间凉州都督、清河恭公解斯政则（ 590 一 670 ）的墓志铭中提到了姚僧垣。因解斯政则妻吴兴姚氏，为姚俭之女，姚僧垣之曾孙。虽然解斯政则墓志铭拓片没有找到，但是在《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有其墓志内容“夫人吴兴郡君，吴兴姚氏，即周上开府仪同三司、长寿公僧垣之曾孙，隋蜀王司马最之孙，秘书学士俭之女也”，如图 5 。
位于河北省唐县中山法果寺的“大唐中山法果寺碑”中亦有姚僧垣的记载。据宋赵明诚撰 《金石录》卷第四载“唐 《中山法果寺碑》 ，姚璹撰，鞠处信正书，垂拱二年（686 ) 四月”。睿宗垂拱三年 687 年，时任检校定州刺史姚璹奉武后圣旨到寺刻碑立碑，圣旨内容在末尾，缺字多，内容不清。但是在人名列表中有撰文者姚璹家族简历。姚璹为姚思廉之孙，姚僧垣的玄孙，在碑文中有“高祖僧垣，梁中书舍人”字样，如图 6。
姚珽（641 —714 年），唐朝大臣，官至户部尚书，宣城郡开国公。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唐初史学家姚思廉之孙，姚僧垣的玄孙。在姚蜒墓志铭的拓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高祖僧垣，梁中书舍人”字样，如图 7 —图 8 。
姚珝（667 —735年）与姚珽同辈，官至朝议大夫，杭州长史，为姚思明之孙，姚僧垣之玄孙。在姚用墓志铭的拓片上可以看到“高祖僧坦，梁中书舍人、宣文殿学士”字样，如图 9 。
张晕夫人姚氏（722—788年），张晕为唐大历年间金提府左果毅都尉，夫人姚氏为丹州司马姚珪之孙女，姚珪应与姚珽、姚珝同辈。姚氏墓志铭拓片上可以看到“夫人自六代祖僧垣，典郡关中，今为华阴人也”字样，如图10 。
上述史料年代跨度约唐总章至大历之间，其年代距离南北朝不甚久远，且均为姚氏家族中与姚僧垣有不同程度亲缘关系的人物墓志铭，可信程度较高。根据四方墓志、一方碑记，德清姚氏故里文化馆的展示，以及浙江吴兴郡姚氏文化研究会筹备会会长吴建国的意见，足见姚氏后人均认为其名讳为“僧垣”。因此，可知当以《周书·姚僧垣传》中所载“僧垣”为正。
（三）姚僧垣医案及其诊病特色
在《北周书》姚僧垣传记中，载有十二则与医疗活动相关的事件，其中八则明确描述了姚僧垣对梁武帝、梁元帝、伊楼穆、贺兰隆、窦集等人的诊疗过程，三则是姚僧垣对文宣太后、永世公叱伏列椿、周武帝等人病情预后的判断。此外《集验方》中也仅有一则：平公于礼患气兼水案。医案虽少，但是从中可以窥察姚僧垣行医特色。
1 、察微知著
《北周书》姚僧垣传记中所载的两则医案，说明姚僧垣精于诊察：
当大将军乐平公窦集突然遭受风寒、精神混乱并失去意识时，先前的医生们都认为他己经无药可救。但是，姚僧垣在诊脉后判断，尽管病情严重，但并非不可治愈。因此，他为乐平公开出了一剂合汤散的药方，乐平公服药后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大将军永世公叱伏列椿因长期患有痢疾而深受困扰，但仍坚持朝见。燕国公于瑾观察到虽然乐平公和永世公都有旧疾，但永世公的病似乎较为轻微。然而，姚僧垣认为病情的严重程度和紧急性各不相同。乐平公的疾病虽然难以治疗，最终仍有治愈的可能，而永世公的疾病虽看起来轻微，却可能不免一死。于是，燕国公询问死期，姚僧垣回答说：“不出四月。”结果确如其预言。
这两则医案中，姚僧垣以小见大，察微知著，他通过望诊和脉诊获得的病理信息准确推断出疾病的状态和预后，其诊断均得到了验证，展现了他高超的诊察水平。
2 、用药精熟
在姚僧垣八则医案中，有两则明确提到了，姚僧垣根据诊察病情的不同，对大黄应用有所取舍。
梁武帝曾因发热想要服用大黄，姚僧垣诊断后建议说：“大黄是一种‘下利药，但鉴于皇上年事己高，不宜服用。”然而，武帝没有采纳这一建议，结果病情恶化。
同样，梁元帝曾患心腹疾病，因此召集医生讨论治疗方法。医生们都认为，考虑到皇上的尊贵地位，应该小心谨慎，适宜使用温和的药物，缓慢地促进脏腑的通畅。姚僧垣在诊断后表示：“脉象既洪又坚，这是积食的迹象。如果不使用大黄，病情是难以痊愈的。”元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服用了大黄汤，成功地排除了积食，随后病情得到了恢复。
此二案虽均是记载姚僧垣对于不同情况下服用大黄的取舍，但从中足见其意在突出姚僧垣对药物的应用技巧之纯熟。面对不同患者，姚僧垣将体质与疾病状态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判断，对年高的梁武帝所患“发热”之疾禁用大黄，而对元帝的“心腹疾”却力主用大黄，后均被事实所验为正确的判断。姚僧垣应用大黄的医案吸引后来学者的研究目光：段逸山侧认为由此二案可见姚僧垣“用药精当，注重因人因病而异”，许敬生侧也从中得出“姚氏善于辨证施治，对症下药”的结论。
3、祛病有度
除了对大黄的应用十分精熟外，传记和《集验方》中还记载了几则精彩的医案。
北周武帝保定四年，时任金州刺史的伊娄穆因病回京，请姚僧垣为其诊治。他说：从腰部到脐部，好像身体上中下有如三条绳索紧束缚绑，两腿痪痹疼痛，不能行走。姚僧坦为其切脉诊察后，开了三副药剂。伊娄穆刚服了第一剂，上缚即解．服罢第二剂，中缚也解。再服第三剂，上中下三缚全都解除了。但两腿仍然痹痛，挛弱无力。姚氏改用一散剂，服用之后，双腿便稍能屈伸，伊类穆甚是高兴。姚僧垣告诉他：终待霜降，此患当愈。果不其然，箱降之后，伊娄穆便能够行走自如。
建德四年，高祖御驾东征，部队行至河阴时，高祖患上了一种怪病。不能说话，眼睑下垂遮住了眼睛，看不见东西。一条腿也有点短缩，不能行走，急召姚僧垣。姚僧垣诊察后认为，体内诸脏皆有损伤，不可以一齐并治。而军队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授言军令指示，于是姚僧垣便处方药，武帝服后，很快便可以开口讲话。然后治眼睛，最后治腿。之后高祖的怪病逐渐好转。现在看来，高祖所患怪病有可能是中风。当军队抵达华州时，高祖己完全康复。因此，封姚僧垣为华州刺史，但同时令其跟随皇帝进京，无需留在华州守城。
《集验方》治诸水肿病篇中有两则医案：
“周大候正大将军平公于礼患气兼水，身面肿，垂死，长寿公姚僧坦处二方，应手即差，先服汤方：
桑根白皮（四两）、橘皮（二两）、海藻（三两，洗去咸）、获羊、郁李人（碎，各四两）、赤小豆（一升）
右六味，切，以水八升，煮取二升半，分三服，甚效。
又方：
桥皮（五分）、郁李人（十分）、获羊（八分）、苹芳（六分，热）、防己桑根白皮（各五分）、甘遂（四分，热）、苏子（四合）
右八味，捣下筛，蜜和丸，取毅白皮火炙焦黄煮饮，服十丸知梧子，日再服，若不得宣通，稍稍加，常以宣为度。渴者饮此方。忌醉物。
《古今录验》治气水身肿胀满。姚大夫治燕公雍州录事于志光送云：从来知不能服汤，事较急，勿不努力服之。服此汤若徽觉为益，倾服三、两剂，勿不服。此药甚易，必无逆许，如不能服，可服后丸，丸迟不应急耳。”
与上两案运用的分步治疗法类似。一是治疗周大候正大将军平公于礼案，大将军于礼患气兼水，水肿身面肿满，几近死亡，姚僧垣处二方分别服用，都用到了橘皮、郁李仁、桑白皮三味药物，两方皆为行气利水的药方。本案中所用的分先后次序服用不同药方的治疗方法与姚僧垣传记中对伊娄穆和周武帝案一致，不同的是本案中记载了具体药方，且运用相似的药物治疗。另外，在《古今录验》中所记载的姚大夫治燕公雍州录事于志光医案，同样也是治疗气水，身肿胀满的情况，所用方药应与于礼案中先服汤方相同。
这三则医案中，姚僧垣展现出对病程的精准控制与高明的治疗手段，既可以对整体的病理状态进行分步、分区治疗，也可以根据病情的轻重与不同需求的缓急，优先解决部分症状。足见姚僧垣祛邪愈病依法守数，有度有节，尽在掌握。
4、疗效显著
姚僧垣传记有的医案体现出其疗效迅速显著。
大将军襄乐公贺兰隆先是患上了气疾，随后出现了水肿，喘息急促，无法安静地坐卧。有人向他推荐使用决命大散药，但是他的家人对此持疑态度，犹豫不决，便派人去咨询姚僧垣．姚僧垣经过诊断后认为这种病症与决命大散药的主治范围不太匹配，并表示如果他们决定使用，可以再来询问。之后，贺兰隆的儿子诚心地访问姚僧垣，希望他能全心全意地治疗襄乐公。姚僧垣确认这种病是可以治愈的，于是开出了药方并要求他立即服用。襄乐公服用第一剂后，气顺多了；服用第二剂后，其他不适也全部消失了。
由以上这些医案可看出姚僧垣医术之精深。亢淼分析姚僧垣医案后总结出其“临证施治，诊断准确，疗效神速”。
二、姚僧垣著作《集验方》
《集验方》是姚僧垣多年累积临床经验，通过搜集独特的治疗方法、参考和校对，验证其效果，“搜采奇异，参校征效”而编撰成的。 《 集验方 》 不仅包括了对前人成熟处方的抄录，还融合了姚氏自己的医疗经验，以及搜集来的民间验方。其内容涵盖了临床各个科的多种病症治疗方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极为重要的医学著作，并对唐宋时期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集验方》流传与影响
1、《集验方》在史志书目中的记载与流传
《集验方》书名卷数，自古以来，说法纷纭。现在，我们根据历代的史书和书目资料，对有关姚僧垣《集验方》的记录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整理，列举如下：
《周书》是由唐代令狐德棻等撰。该书成书于贞观十年。《北周书》“列传三十九”中，中有姚僧垣的传记，记述颇为详细，文末有：
僧垣医术高妙，为当世所推。前后效验，不可胜记。声誉既盛。远闻边服，至于诸蕃外域，咸请托之。僧垣乃搜采奇异，参校征效者，为《集验方》十二卷，又撰《行记》三卷，行于世。
《隋书·经籍志》中对姚僧垣《集验方》的相关的记载见于子部医方类：
医方：姚大夫《集验方》十二卷。
《集验方》十卷，姚僧垣撰。
《集验方》十二卷。
《北史》是唐高宗·显庆四年（659）经唐朝政府批准刊行的。书内载有姚僧垣传，其《集验方》卷数与《周书》所载一致：
僧垣著《集验方》十二卷，参考校验其效，复撰行记三卷，流布于世。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又名《本朝现在书目录》，乃日本所存最古之汉籍目录学之著。其内第三十七类为医方家，载有姚僧垣《集验方》之记：
医方家：《杂药方》一姚大夫撰。
《集验方》十二姚僧垣撰。
《集验》十二姚大夫撰。
《旧唐书·经籍志》中记载，姚僧垣《集验方》相关之文，见于丙部子录之医术类：
在医术类别中，《集验方》共有十卷，由姚僧垣编撰。
《新唐书》作为一部纪传体历史书籍，主要记录了唐代的历史事件。对姚僧垣《集验方》的记载在《新唐书·艺文志》的医术类：
医术类：姚僧垣《集验方》十卷。
《通志·艺文略》在医方类中有关于姚僧垣《集验方》 的记载：
医方类：姚僧垣《集验方》十卷。
《太平御览》卷七二三：后周书日：姚僧垣，字法卫，昊兴武康人也。及静帝嗣位，迁上开府仪同大将军，隋开皇初卒。僧垣撰（集验方》二十卷，（行纪）三卷，行于世。
《东医宝鉴》卷一：
历代医方：《集验方》后周姚僧垣所著。
观诸史志书目所载，可以推测姚僧垣的（集验方》初成时为十二卷。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到了唐高宗时期，十卷本和十二卷本同时存在。而从（新唐书·艺文志》中我们可以知道，到了北宋时期，流传下来的是十卷本。到了南宋时期，除了《通志。艺文略》 之外，其他的目录学典籍中都没有关于《集验方》的记录，因此推测该书可能在南宋时期就己经散失。根据《日本国见在书目》的记载，可以知道该书后来传到了日本，且是十二卷的版本。《集验方》之散佚，学者以为首因书本散失，次则新方书之用，致旧方书废弃．日本丸山裕美子根据林亿《备急千金要方校定后序》中推测，开元七年( 719 年）的令中包含了 《集验方》，但到了开元二十五年（737年）重新修订令时，该方书己被删除。这很可能是因为《集验方》本身己经散佚了。然而程锦并不同意此说，他根据《唐会要》七月五日的诏令记录推断，可以确定至少到那一年，《集验方》在各地仍然受到重视并被广泛使用。李明文中亦提及此书，谓其在靖康之难后亡佚。
2、《集验方》对后世的影响
《集验方》是姚僧垣多年来积累的临床经验，通过搜集独特的方法，对比和校正，以及验证效果，“搜采奇异，参校征效”而编写成的，其中既有抄录前人的成方，又有姚氏本身的医疗经验，还有搜集的民间验方，其内容囊括临床各科的诸多病证用方，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重要方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唐宋医学的发展有甚深的影响，可与仲景 《伤寒杂病论》相辉映。
唐·孙思邀《千金要方》中有不少内容采自姚氏《集验方》：武则天时尚药奉御张文仲的《张文仲方》中，也多引录姚大夫方;王焘《外台秘要》更载录了《集验方》的很多内容。在教煌文书《张仲景五脏论》（《张仲景五脏论·甲本》法国编号：P . 2115 )中提到“僧垣《集验》之方，人间行用”。与之并列提及的还有扁鹊、仲景、华佗、刘涓子、葛洪、陶弘景等著名医家及他们的著作。《张仲景五脏论》 的传抄年代在初唐七世纪左右，可见《集验方》自撰成至初唐都极负盛名并且在民间和上流社会流传广泛，在六朝、隋唐时期很受我国和日本医家的重视网。《唐会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断代典制体史籍，它是基于唐代的官方记录和文件编纂的，系统地记录了唐朝的各种制度及其发展过程。根据《唐会要》卷八十二《医术》中载：“开元十一年七月五日，诏曰：远路僻州，医术全无，下人疾苦，将何恃赖。宜令天下诸州，各置职事医学博士一员，阶品同于录事．每州《本草》及百一《集验方》 ，与经史同贮。”由此可见，在唐开元十一年（723）《集验方》 仍是在地方上受到重视并被普遍使用的。不仅如此，日本现存最早的医学巨著，丹波康赖所撰《医心方》中引用《集验方》条文多达191条。据《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医疾令卷第二十六》中记载“诸医及针学，各分经受业。医学习《甲乙》《脉经》《本草》，兼习张仲景、《小品》《集验》等方，针学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偃侧》等图，《赤乌神针》等经。”可知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修成的《天圣令》中明确规定，《集验方》为医生兼习之书。在日本文武天皇于大宝元年（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中的《疾医令》部分，也明确记载了医生必须学习《集验方》的规定。宋臣孙兆在《 校正王焘先生外台秘要方序》中亦云“古之如张仲景、《集验》《小品方》，最为名家”。可见，在北宋时期，《集验方》曾与仲景著作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集验方》映照南北朝医学之特色，尽管这本书己经失传，但是后人根据《外台》《肘后方》《医心方》《证类本草》等医学著作的辑录，其内容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二）《集验方》的辑佚本
《集验方》己于南宋时散佚，近年来范行准、高文铸、严世芸等学者根据传世文献对《集验方》进行辑复。
梁峻等主编的《范行准辑佚中医古文献丛书》载范行准依《医心方》《大观本草》《外台秘要》辑佚的《集验方》 。这个版本共分为十六卷，另有一些未分卷的内容，但缺少第十卷、第十二至第十五卷，该书于2019 年出版。
1986 年，高文铸根据《本草纲目》《肘后备急方》《医心方》《证类本草》《千金要方》《经效产宝》《外台秘要》 《东医宝鉴》等古籍辑录校勘《集验方》，并出版了这一版本。
2009年，严世芸依据《备急千金要方》《肘后一百方》《外台秘要》《医心方》所辑录的《集验方》 稿本，被收录在其出版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中。
三位学者对《集验方》内容的辑校大致相同，只有对《集验方》十二卷每卷中内容的分布差异较大，即对《集验方》中不同病症治疗方的分类情况有较大差异。关于三个辑佚本目录的对比见附表。
从附表中可以看出三位学者在《集验方》十二卷中医方的分类上有明显的差异，目前难以确证何本最符合原貌。